二八 蔣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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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自己不好，不該在廣都縣縣長任上大喝其酒，給了劉備以極惡劣的印象。
劉備當了皇帝，諸葛亮做了丞相，蔣琬這才有了相當好的轉機。
被諸葛亮邀入丞相府，由區區一個尚書郎一躍而為丞相府的“東曹掾”（勉強可以稱為人事處處長），蔣琬倒也在修養上大有進步，居然謙虛起來，承認自己的學問道德不夠，請諸葛亮改派廖化，或就三位與廖化差不多的人之中選擇一位：劉邕、陰化、龐延。
廖化在當時名叫廖淳，其後改名為化。
讀過《三國演義》的人，每每以為廖化是一個年輕的三等角色。
我們也常常聽到一句“俗語”，說“蜀中無大将，廖化作先鋒”。
其實，廖化年紀大，有相當能力，并不“窩囊”。
他是襄陽縣人，當過關羽的主簿（秘書長）；于關羽兵敗之時流落在東吳官吏之手，他用裝死的方法逃出東吳官吏的掌握，陪了母親向西邊走，在秭歸縣遇到來伐東吳的劉備。
其後先後做了宜都郡太守、諸葛亮的丞相府參軍、廣武駐軍的督（當時稱為“督廣武”），最後升到“右車騎将軍”，遙領并州刺史，封為中鄉侯。
他為人富于決斷，作戰很勇敢：“以果烈稱”。
諸葛亮回給了蔣琬一封“教”，安慰他，說這東曹掾的職務，必須有你這樣肯“背親舍德”的人（不私于親戚與有德于自己的人），才可以擔任。
因為，東曹掾有保舉“茂才”的權力。
諸葛亮又在他的“教”裡面說：“衆人既不隐于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
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
” 丞相的命令，在當時稱為“教”。
諸葛亮的意思是說：蔣琬，你也不必再謙辭了。
别人做事，常常不能“隐于心實”，不能擺脫心裡的情感，又不能保守辦事的秘密，而且，保舉出來的人，每每叫遠近的老百姓莫名其妙，何以保舉出那樣的人。
因此之故，我希望你就東曹掾之職。
你應該把保舉人才的事，做得像樣，使得老百姓知道這件事的重要性，使得老百姓知道你的這個東曹掾的地位，是既清且貴的。
諸葛亮的文筆，除了《出師表》那一篇寫得十分流暢以外，在其他公私文件中是以難解著名。
這大概是由于他事情太忙，想說的話又很多，于是就不知不覺創出了一種過于簡練，而失之于有一點兒堆砌的文體。
所以，我才每每不怕讀者嫌我噜蘇，甘冒畫蛇添足的批評，反複解釋他老人家的若幹節語重心長的話。
與陳壽很多同時的人，也感覺到諸葛亮的“文采不豔而過于丁甯”。
陳壽替諸葛亮解釋，說《尚書》之中周公的幾篇訓诰，也很繁瑣。
“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
” 蔣琬做了丞相府的東曹掾，表現得很不錯，不負諸葛亮的知遇，諸葛亮在《出師表》裡面把他與郭攸之、費祎、張裔這三個并列，稱他們四人為“貞良死節之臣”。
那時候，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蔣琬已經由東曹掾改任“參軍”。
郭攸之是後主在宮内的“侍中”，費祎是“尚書郎”，張裔是丞相府的“長史”（秘書長）。
諸葛亮率領十萬兵北駐漢中，叫張裔與蔣琬留在成都，“統留府事”（統管丞相留在後方的辦事處的事務）。
張裔與蔣琬做到了“足食足兵”四個字：使得後方不缺少糧食，前方不缺乏兵源（諸葛亮所帶的兵，不是雇傭兵，而是征兵。
每次“瓜代”，有兩萬兵退役下來，另有兩萬新兵從今日的四川被送往漢中。
這種工作，是張裔與蔣琬的任務之一）。
張裔是成都人，書念得多，經驗也豐富，他在劉璋下面做過魚複縣的縣長；在劉備下面被任命為益州郡（雲南昆明一帶）的太守，成了造反者雍闿的俘虜，被雍闿送往東吳，獻給孫權。
他在中途脫逃，躲躲藏藏，到了劉、孫在章武三年言歸于好，他才被諸葛亮叫鄧芝向孫權要了回來，留在身邊做丞相府參軍兼益州牧衙門裡的“治中從事”。
諸葛亮在建興五年去漢中，把他留了下來，升他為丞相府長史，官拜“射聲校尉”，以射聲校尉的本職兼領丞相府長史，偕同蔣琬辦理“留府”（留守辦事處）的事。
張裔在章武三年已經有了五十八歲；到了建興八年，他虛歲有了六十六，病故。
蔣琬被升任為丞相府長史，也加了一個官：撫軍将軍，以撫軍将軍的本職兼領丞相府長史。
當時，諸葛亮的“丞相長史”有兩個，一個随侍在他身邊，是楊儀；一個留在成都，稱為“留府長史”，先是張裔，後為蔣琬。
蔣琬做了留府長史，在工作上與諸葛亮的接觸比以前多。
諸葛亮對他的器重不減當年，而且尤有過之（有些人起初能受到長官的識拔，過了不久，便由于成績不佳而灰了長官的心。
蔣琬和這些人相反）。
諸葛亮常常對别人說：“公琰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公琰是蔣琬的字。
“托志”的托字很費解。
這是“諸葛體”的用字法。
其實，改用一個“立”字，更妥（恕我大膽！像我這種喜歡咬文嚼字的人，大概是不會受到諸葛亮的重用的）。
我在前面說過，諸葛亮曾經在去世以前，秘密地上了一道表給後主，特薦蔣琬做他死後的職位繼承人（當時，諸葛亮下面的人才很多，諸葛亮獨獨選上了蔣琬，一定是蔣琬确有值得特别信任的地方）。
楊儀是在漢中随侍諸葛亮身邊的“丞相長史”，應該是
劉備當了皇帝，諸葛亮做了丞相，蔣琬這才有了相當好的轉機。
被諸葛亮邀入丞相府，由區區一個尚書郎一躍而為丞相府的“東曹掾”（勉強可以稱為人事處處長），蔣琬倒也在修養上大有進步，居然謙虛起來，承認自己的學問道德不夠，請諸葛亮改派廖化，或就三位與廖化差不多的人之中選擇一位：劉邕、陰化、龐延。
廖化在當時名叫廖淳，其後改名為化。
讀過《三國演義》的人，每每以為廖化是一個年輕的三等角色。
我們也常常聽到一句“俗語”，說“蜀中無大将，廖化作先鋒”。
其實，廖化年紀大，有相當能力，并不“窩囊”。
他是襄陽縣人，當過關羽的主簿（秘書長）；于關羽兵敗之時流落在東吳官吏之手，他用裝死的方法逃出東吳官吏的掌握，陪了母親向西邊走，在秭歸縣遇到來伐東吳的劉備。
其後先後做了宜都郡太守、諸葛亮的丞相府參軍、廣武駐軍的督（當時稱為“督廣武”），最後升到“右車騎将軍”，遙領并州刺史，封為中鄉侯。
他為人富于決斷，作戰很勇敢：“以果烈稱”。
諸葛亮回給了蔣琬一封“教”，安慰他，說這東曹掾的職務，必須有你這樣肯“背親舍德”的人（不私于親戚與有德于自己的人），才可以擔任。
因為，東曹掾有保舉“茂才”的權力。
諸葛亮又在他的“教”裡面說：“衆人既不隐于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
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
” 丞相的命令，在當時稱為“教”。
諸葛亮的意思是說：蔣琬，你也不必再謙辭了。
别人做事，常常不能“隐于心實”，不能擺脫心裡的情感，又不能保守辦事的秘密，而且，保舉出來的人，每每叫遠近的老百姓莫名其妙，何以保舉出那樣的人。
因此之故，我希望你就東曹掾之職。
你應該把保舉人才的事，做得像樣，使得老百姓知道這件事的重要性，使得老百姓知道你的這個東曹掾的地位，是既清且貴的。
諸葛亮的文筆，除了《出師表》那一篇寫得十分流暢以外，在其他公私文件中是以難解著名。
這大概是由于他事情太忙，想說的話又很多，于是就不知不覺創出了一種過于簡練，而失之于有一點兒堆砌的文體。
所以，我才每每不怕讀者嫌我噜蘇，甘冒畫蛇添足的批評，反複解釋他老人家的若幹節語重心長的話。
與陳壽很多同時的人，也感覺到諸葛亮的“文采不豔而過于丁甯”。
陳壽替諸葛亮解釋，說《尚書》之中周公的幾篇訓诰，也很繁瑣。
“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
” 蔣琬做了丞相府的東曹掾，表現得很不錯，不負諸葛亮的知遇，諸葛亮在《出師表》裡面把他與郭攸之、費祎、張裔這三個并列，稱他們四人為“貞良死節之臣”。
那時候，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蔣琬已經由東曹掾改任“參軍”。
郭攸之是後主在宮内的“侍中”，費祎是“尚書郎”，張裔是丞相府的“長史”（秘書長）。
諸葛亮率領十萬兵北駐漢中，叫張裔與蔣琬留在成都，“統留府事”（統管丞相留在後方的辦事處的事務）。
張裔與蔣琬做到了“足食足兵”四個字：使得後方不缺少糧食，前方不缺乏兵源（諸葛亮所帶的兵，不是雇傭兵，而是征兵。
每次“瓜代”，有兩萬兵退役下來，另有兩萬新兵從今日的四川被送往漢中。
這種工作，是張裔與蔣琬的任務之一）。
張裔是成都人，書念得多，經驗也豐富，他在劉璋下面做過魚複縣的縣長；在劉備下面被任命為益州郡（雲南昆明一帶）的太守，成了造反者雍闿的俘虜，被雍闿送往東吳，獻給孫權。
他在中途脫逃，躲躲藏藏，到了劉、孫在章武三年言歸于好，他才被諸葛亮叫鄧芝向孫權要了回來，留在身邊做丞相府參軍兼益州牧衙門裡的“治中從事”。
諸葛亮在建興五年去漢中，把他留了下來，升他為丞相府長史，官拜“射聲校尉”，以射聲校尉的本職兼領丞相府長史，偕同蔣琬辦理“留府”（留守辦事處）的事。
張裔在章武三年已經有了五十八歲；到了建興八年，他虛歲有了六十六，病故。
蔣琬被升任為丞相府長史，也加了一個官：撫軍将軍，以撫軍将軍的本職兼領丞相府長史。
當時，諸葛亮的“丞相長史”有兩個，一個随侍在他身邊，是楊儀；一個留在成都，稱為“留府長史”，先是張裔，後為蔣琬。
蔣琬做了留府長史，在工作上與諸葛亮的接觸比以前多。
諸葛亮對他的器重不減當年，而且尤有過之（有些人起初能受到長官的識拔，過了不久，便由于成績不佳而灰了長官的心。
蔣琬和這些人相反）。
諸葛亮常常對别人說：“公琰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公琰是蔣琬的字。
“托志”的托字很費解。
這是“諸葛體”的用字法。
其實，改用一個“立”字，更妥（恕我大膽！像我這種喜歡咬文嚼字的人，大概是不會受到諸葛亮的重用的）。
我在前面說過，諸葛亮曾經在去世以前，秘密地上了一道表給後主，特薦蔣琬做他死後的職位繼承人（當時，諸葛亮下面的人才很多，諸葛亮獨獨選上了蔣琬，一定是蔣琬确有值得特别信任的地方）。
楊儀是在漢中随侍諸葛亮身邊的“丞相長史”，應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