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 秦政的“德治”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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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周諸國面對秦軍勢的崛起，曾經有“秦暴”的說法。
這是不是敵對政治力量的沒有根據的惡意攻擊呢？
似乎并不完全是。
漢世以來的曆代史家評價秦政，也往往批判其“暴虐”。
自兩漢以後，秦王朝的曆史形象，其實已經定格于“暴政”。
但是我們在考察秦政治史時可以看到，秦王朝的當政者在推行暴政的同時，則以“德政”為标榜。在“秦暴”批判的對立面，我們看到“秦德”的宣傳。
賈山《至言》寫道：秦始皇自稱始皇帝，其次稱二世皇帝，希望能夠以一至萬，“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
秦王朝“秦德”宣傳之突出實例之一，就是秦始皇東巡時在各地刻石，往往直接寫作“誦功德”，“誦皇帝功德”，“稱成功聖德”，“立石刻頌秦德”等。例如在琅邪刻石中，“德”字就出現了四次。
秦王朝執政者自以為得意的“功德”，首先在于結束了戰争狀态，實現了和平安定。這就是所謂“威德”、“武德”。總結秦實現統一的曆史意義，從我們民族文化發展的總體趨勢評價，确實應當肯定其“威德”“自上古不及”，然而秦王朝行政的特征，則與儒學理想的“德治”相距甚遠。
這正如賈誼《過秦論》中所指出的，由于沒有認識到攻和守其勢不同，取與守，應當采取不同的方法，以緻在實現統一之後沒有能夠及時實現政策調整，最終不免敗亡。
據後來的政論家分析，秦王朝其實有兩次可以切實推行“德治”的機會。一次是在秦實現統一之後。另一次是在秦始皇去世，秦二世繼位之後。
但是政論家對于秦行“德政”的可能性的分析，隻是一種假設。這種假設在曆史的實際中必然成為泡影，是因秦政治文化的特定的固有傳統和時代條件所決定的。
在先秦時代，“德治”思想是源起于東方的具有先進意義的比較成熟的政治思想。秦定都雍城的君主是秦德公，其在位時間為公元前677年至公元前676年。以“德”為谥，說明秦的主體政治思想與東方諸國的共同之處。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和《六國年表》，春秋戰國時代列國君主中以“德”為名号者僅此一例。足見秦國上層政治人士對“德”的傾心。
秦孝公下令國中，回顧秦穆公事業，有“修德行武”語。
分析活躍于秦政壇的政治評論家和政治實踐家的言論，如趙良、蔡澤、李斯等，都曾經強調過“德”的意義。可見“德”的觀念在秦國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商鞅勸說秦孝公推行變法，也曾經以“至德”作為宣傳。不過，他又明确說道：秦的“德”和殷周的“德”，是不可以相提并論的。
在戰國時期與西漢時期之間，政治觀念史存在秦王朝統治時期這一重要的中間環節。“德治”思想在這一環節中，發生了顯著的曆史變化。這一變化，是有重要文化意義的。
考察對于秦政形成顯著影響的曆史文獻，以“德”字的出現頻率計，《商君書》十四見，《韓非子》一百一十八見，《呂氏春秋》一百一十三見。可見，“德”這一成為東方地區文化熱點的政論命題，在秦國也是逐漸受到重視的。
不過，秦地通行的“德”的政治文化内容，确與東方存在着差異。例如《商君書》中有關“德”的論述，表現出對于“德”的崇拜的某種保留。《韓非子》中對“德”的理解，也與儒學正統宣傳明顯不同。《呂氏春秋·論威》還提出了“兇德”之說，認為與“義兵”相聯系的“兇德”，也具有正義的性質。
和秦政有關的“德”的理念，其實在某種意義上豐富了傳統“德”的學說，在中國“德治”史和“德治”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作為“德治”思想的曆史中繼，影響秦政的“德”的觀念雖然與其東方起源有所變異，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仍然具有值得重視的文化價值。
“秦德”的宣傳和“秦暴”的實際，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考察中國曆史文化，應當穿破表面透視其真質。分析涉及政治文化的現象更是如此。正如魯迅所說的，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處和暗處，“常常顯得兩樣”，古來帝王們炫示“德治”的種種政治宣傳，其實往往是“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秦王朝作為第一個“大一統”的專制主義政權，因“秦德”宣傳所肇始的政治虛榮、政治僞裝、政治欺騙的風氣，傳遞千百年而成為一種傳統。
回顧曆史，一些距離理想的“德”十分遙遠的暴虐的帝王、昏庸的帝王、荒淫的帝王，都不願意舍棄“德”的旗幟。即使是專制時代的“英德之主”、“聖德之主”，在接近真正意義的德政之外，仍然多有有意誇飾的“德”的宣傳。所謂“德治”，長期成為千百年來封建專制制度的一種“仁慈的”政治文化的包裝。而影響政治全局的這種現象，可以說是起始于秦王朝專制主義體制的建立。
這是不是敵對政治力量的沒有根據的惡意攻擊呢？
似乎并不完全是。
漢世以來的曆代史家評價秦政，也往往批判其“暴虐”。
自兩漢以後，秦王朝的曆史形象，其實已經定格于“暴政”。
但是我們在考察秦政治史時可以看到，秦王朝的當政者在推行暴政的同時，則以“德政”為标榜。在“秦暴”批判的對立面，我們看到“秦德”的宣傳。
賈山《至言》寫道：秦始皇自稱始皇帝，其次稱二世皇帝，希望能夠以一至萬，“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
秦王朝“秦德”宣傳之突出實例之一，就是秦始皇東巡時在各地刻石，往往直接寫作“誦功德”，“誦皇帝功德”，“稱成功聖德”，“立石刻頌秦德”等。例如在琅邪刻石中，“德”字就出現了四次。
秦王朝執政者自以為得意的“功德”，首先在于結束了戰争狀态，實現了和平安定。這就是所謂“威德”、“武德”。總結秦實現統一的曆史意義，從我們民族文化發展的總體趨勢評價，确實應當肯定其“威德”“自上古不及”，然而秦王朝行政的特征，則與儒學理想的“德治”相距甚遠。
這正如賈誼《過秦論》中所指出的，由于沒有認識到攻和守其勢不同，取與守，應當采取不同的方法，以緻在實現統一之後沒有能夠及時實現政策調整，最終不免敗亡。
據後來的政論家分析，秦王朝其實有兩次可以切實推行“德治”的機會。一次是在秦實現統一之後。另一次是在秦始皇去世，秦二世繼位之後。
但是政論家對于秦行“德政”的可能性的分析，隻是一種假設。這種假設在曆史的實際中必然成為泡影，是因秦政治文化的特定的固有傳統和時代條件所決定的。
在先秦時代，“德治”思想是源起于東方的具有先進意義的比較成熟的政治思想。秦定都雍城的君主是秦德公，其在位時間為公元前677年至公元前676年。以“德”為谥，說明秦的主體政治思想與東方諸國的共同之處。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和《六國年表》，春秋戰國時代列國君主中以“德”為名号者僅此一例。足見秦國上層政治人士對“德”的傾心。
秦孝公下令國中，回顧秦穆公事業，有“修德行武”語。
分析活躍于秦政壇的政治評論家和政治實踐家的言論，如趙良、蔡澤、李斯等，都曾經強調過“德”的意義。可見“德”的觀念在秦國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商鞅勸說秦孝公推行變法，也曾經以“至德”作為宣傳。不過，他又明确說道：秦的“德”和殷周的“德”，是不可以相提并論的。
在戰國時期與西漢時期之間，政治觀念史存在秦王朝統治時期這一重要的中間環節。“德治”思想在這一環節中，發生了顯著的曆史變化。這一變化，是有重要文化意義的。
考察對于秦政形成顯著影響的曆史文獻，以“德”字的出現頻率計，《商君書》十四見，《韓非子》一百一十八見，《呂氏春秋》一百一十三見。可見，“德”這一成為東方地區文化熱點的政論命題，在秦國也是逐漸受到重視的。
不過，秦地通行的“德”的政治文化内容，确與東方存在着差異。例如《商君書》中有關“德”的論述，表現出對于“德”的崇拜的某種保留。《韓非子》中對“德”的理解，也與儒學正統宣傳明顯不同。《呂氏春秋·論威》還提出了“兇德”之說，認為與“義兵”相聯系的“兇德”，也具有正義的性質。
和秦政有關的“德”的理念，其實在某種意義上豐富了傳統“德”的學說，在中國“德治”史和“德治”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作為“德治”思想的曆史中繼，影響秦政的“德”的觀念雖然與其東方起源有所變異，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仍然具有值得重視的文化價值。
“秦德”的宣傳和“秦暴”的實際，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考察中國曆史文化，應當穿破表面透視其真質。分析涉及政治文化的現象更是如此。正如魯迅所說的，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處和暗處，“常常顯得兩樣”，古來帝王們炫示“德治”的種種政治宣傳，其實往往是“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秦王朝作為第一個“大一統”的專制主義政權，因“秦德”宣傳所肇始的政治虛榮、政治僞裝、政治欺騙的風氣，傳遞千百年而成為一種傳統。
回顧曆史，一些距離理想的“德”十分遙遠的暴虐的帝王、昏庸的帝王、荒淫的帝王，都不願意舍棄“德”的旗幟。即使是專制時代的“英德之主”、“聖德之主”，在接近真正意義的德政之外，仍然多有有意誇飾的“德”的宣傳。所謂“德治”，長期成為千百年來封建專制制度的一種“仁慈的”政治文化的包裝。而影響政治全局的這種現象，可以說是起始于秦王朝專制主義體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