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個死者
關燈
小
中
大
要去銀座的一家公司辦事，就去那裡好嗎？”
此時酒勻拉過一把椅子坐了下來，仿佛很有興趣地盯着阿惠。
“嗯，臉色還可以，比以前也漂亮多了，看樣子生活不太艱辛吧。
” 阿惠覺得酒勻多少比以前又胖了一些，看上去本來就像兒童那樣年少的圓臉比以前也又圓了一些。
剛剛三十五六歲就這樣，真是個容易發福的年代呀！沒什麼變化的是他那一口潔白的牙齒，任何時候總是樂呵呵地讓人看得一清二楚。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兒了，咱們在赤坂一塊兒吃的飯？” “去年10月初是第一次。
在我辭去‘黃金廣朝桑拿浴室工作前的兩個月。
那次承蒙您的款待。
” 哪裡哪裡。
你也常常給我打來電話，托你的福，工作還是挺順利的……“這時，過來了一位女服務員，酒勻給自己和阿惠要了同樣的混和果汁。
于是阿惠記起來了，酒勻和他的名字不一樣，他一滴酒都沾不得。
“是的……我聽從了先生的忠告，對我養父那個人，請一家有名的興信所進行了調查，結果沒有發現任何問題……”“是那家叫‘國際數據調查公司’的？” “是的。
” “如果是那家公司，應當是沒有問題的。
” “而且後來我們在11月15日‘大安’的那一天正式辦理了入籍手續。
” “啊，我記得當時你給我打電話說了。
後來不久你就辭了工作，搬到了三田。
” “是的。
白天我每天去‘好時代’元麻布。
” “……” “——的确，我在時間上、經濟上都十分寬裕……可是不知為什麼我總有心事，一種使人擔心的心事……所以前天就這麼急地給你打電話……”一見到酒勻，阿惠倒不知道怎麼說好了，她的臉一下子紅了起來。
“埃前天你說的那件事，我給池袋署打了個電話，大緻情況我都知道了。
” “哎呀，您還特意……您又那麼忙。
” “沒什麼，正好我有個熟人在池袋署當警察。
看來那個案子還沒有什麼線索。
——是不是因為那件事，警察找到你了？” “是的。
死的那個土佐山田來的人，過去和我是鄰居。
” 于是，阿惠便對酒勻講，鹽尻是和自已丈夫北村昭雄一個村的，又是小學同學，他于去年10月份左右開始，經常來東京。
由于沒聽說他在東京還有其他熟人，于是警方認為他會不會是來找阿惠的。
吃茶店中有暖氣，空氣十分幹燥，酒勻喝了一口果汁後問道：“但你實際上從來沒有和他見過面，對吧？” “那當然了。
好像鹽尻先生也不知道我的住址和電話号碼呀。
” “如果那樣，不就沒有問題了嗎？” “是埃可是……警察問我那一天的‘不在現場證明’。
可那天晚上我是一個人呆在三田的公寓裡，沒有人能證明這一點……聽說警察去了高知，在那兒調查完之後還要來找我，我心裡有點兒害怕……”“可這件事……”酒勻微微有點猶豫。
“别的沒有什麼特别的吧？比方說，如果你這方面有殺害鹽尻先生的理由，警方在任何時侯都會追查作的‘不在現場證明’的；但如果僅僅是過去是鄰居，而最近又沒有什麼接觸……”“是呀，這個……我們真的一點兒接觸都沒有。
隻是，鹽尻先生對我說過一句關于前年事故的話，很奇怪的……”“噢？” 酒勻稍稍皺了皺眉，然後盯着阿惠等着她的下文。
去年秋天，阿惠和酒勻在赤坂的北歐風味餐館會面時，她隻是說了爆炸事故使家中的四個人不幸全部遇難。
而這次她不得不對酒勻講，其實在爆炸現場沒有找到自己丈夫的遺體痕迹，目前警方下的結論仍是“調查中”。
由于看到酒勻對此井不感到意外，于是阿惠心中不覺一驚。
“那鹽尻先生說了一句什麼令人奇怪的話？” 酒勻認真地問道。
“啊，是這樣的……” 阿惠真不想從頭說起，但事到如今，她也隻好問到哪兒就回答哪兒了。
“——從事故的前一天晚上北村先生就不見了？那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 “他當然在家裡呀！事故發生的當天早上，我丈夫還和平常一樣開着我家那輛輕型客貨兩用汽車把全家拉到了礦山呢！” “那麼你沒有注意到他與平時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嗎？” 酒勻又問道。
“那全都是警察的胡亂猜測吧。
他們說北村和我合謀，他頭天晚上去了什麼地方，讓我特意呆在家裡，然後他在炸藥裝置上做了手腳，把我家三口人全部炸死……”“他們找到了什麼根據？” “沒有，什麼根據都沒有……” 阿惠反駁道。
“是不是那座礦山的采掘權是你們夫婦兩人？那座礦山是不是儲存量很大？” “不，采掘礦山的權利是我們五個人共同的。
” “事故之後就封閉了礦山？” “是啊，我一個人哪有力量和心思呀！就那麼扔着，我一個人來到了東京。
” “你丈夫和你父母關系不好？” “不，關系還是可以的……” “你們夫妻之間呢？” “我覺得……還可以吧。
” 阿惠的目光向一邊望着答道。
“你父母有人壽保險嗎？” “有。
父親是200萬日元，母親和弟弟……”“嗯——就你講的這些，我覺得還不足以讓人懷疑你與爆炸事故有什麼關系。
你對鹽尻先生有什麼懷疑的地方嗎？” “這個……” “你沒有直接聽過鹽尻先生講過什麼嗎？” “沒有……” 大概酒勻不希望聽到這句否定的話吧，他還是直呆呆地盯着阿惠。
“不過……隻是去年我和相庭先生、阿俵先生三個人回高知老家時，我去掃墓時他突然出現在墓地，然後說了好些不好聽的活。
” “他懷疑北村先生的行動？” “對，他說昭雄那家夥不定躲在那兒，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出來了……”“當時他就說了這些話嗎？” “是的……” “那你在高知停留期間，他給你打過電話、見過面或以什麼名義敲詐過你嗎？” “沒有，他倒沒幹這些……” “别的還有什麼？” 聽到這兒，阿惠不禁歎了一口氣。
前天她心裡發慌，沒有底兒，便連忙給酒勻打了電話，約他和自己談談，然而關于高知和矽石礦山的事她并不想涉及。
但她被酒勻“巧妙”地“誘供”了，結果自己不得了一點點“上了鈎”，把這些事情都說了出來。
如果想徹底隐瞞，就不應當和他商量了吧……“實際上，我住在高知的旅館時，一個叫土井的人打來過電話，說有一件必須隻對我一個人說的事情。
但當時我心情不好就挂斷了，而第二天那個人就……”于是阿惠便對酒勻講。
在第二天的礦山舊址的懸崖下找到一具摔死的屍體。
經查，死者系叫土井元次的東京的一名礦山工程師。
這次酒勻明顯地顯出感到意外的樣子，他微微張着嘴，緊緊地盯着阿惠。
“那是去年9月作第一次回高知時的事？” “是埃來東京後我是第一次回老家。
” “我和你談話，在赤坂那次，也是第一次，是去年10月的事兒。
我記得那時你說過帶着阿俵他們一塊兒去了高知，可關于死人的事情你一點沒有說呀！” 阿惠點了點頭。
每天要處理那麼多案子，可這名律師卻對這麼一件小事都記得如此清楚……“那時死者的身份還沒有弄清楚，所以警方當時認為也許是一名旅行的人不慎失足摔下懸崖身亡的……我和先生見面是2日吧，在那兩個星期後才弄清楚了身份，是南國署的警官打來的。
” “你不認識土井這個人？” 酒勻又問下去。
“不認識，一點都不認識。
” “電話裡他要說什麼？” “不知道。
” “能想象他會說什麼嗎？” “不能。
” 阿惠忍着酒勻那咄咄逼人的目光，無奈地搖了搖頭。
“那次的土井事件與這次的鹽尻事件有關系嗎？” “噢，這個我還沒有聽說。
不過，池袋署的警察去高知了，也許會從當地弄出什麼新的線索來……”“反正我看基本的内容都沒有必要擔心，從各方面來看都和你沒有什麼關系。
” 酒勻用十分明快而肯定的語氣對阿惠說道。
“事件發生了，對警察來說這就是他們的職責，對任何人任何事都有責任進行調查，如果一見證明了被調查人與事件無關，自然會失去興趣，那麼你還會回到和過去一樣的平靜生活中去的。
” 在阿惠成為相庭的養女之前，她也曾給酒勻打過兩次電話。
向他介紹情況，并征詢他的看法，而每次在通話的結尾，酒勻都用十分明快的語調下一個結論。
今天聽到這兒，阿惠心裡也踏實多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今天自已心中總是有着一種無端的焦躁感。
也許是對這件自己不想去觸及的曆史說得太多了吧，影響了自己平靜的心境……是不是自己本不該找酒勻來商量這件事？ 是啊，高知的事情自己也不想再知道什麼了，本來想商量的就是别的事情，誰知…… 而且自己對酒勻畢竟還缺乏了解。
不和别人說這些事情别人就不會知道，阿惠心裡對自己的魯莽生起氣來。
當酒勻低頭看了一下手表時，阿惠鬼使神差地又突然說了一句：“先生，我擔心的不是警察。
” “什麼……？” 酒勻一下子擡起頭來。
“相庭先生，以及後來的阿俵先生的情緒……”阿惠的聲音哽咽了，後半句又中斷了。
她緊緊地咬着嘴唇。
4 在那之後已四天了，再也沒有任何消息傳來。
迄今為止，相庭仍和往常一樣，每天去公司，傍晚或其它什麼時候回公寓。
他的身體一點也看不出“病情惡化”的樣子，似乎也不知道鹽尻的事情。
是不是池袋署在事件之後也傳訊了相庭？但由于他從不談及這個問題，因此阿惠也不好問，她總不能去問相庭，“是不是為了我你才去殺死了鹽尻？” 而當阿惠看到相庭一如既往、心平氣和地生活着，就越發不敢去無端地打破這個平靜了。
她希望阿俵盡快回來。
以後警察不再找上門來就好了。
阿惠十分後悔和酒勻的這次失敗的談話，對于鹽尻事件，她隻希望不要再把自己牽連進去。
阿惠也把自己心中對相庭和阿俵的不安對酒勻講了，但他隻是默默地聽了之後，沒有表示任何意見，隻放下一句“給我一段時間判斷一下”的話後，便說還要到另一個地方去辦理事先約好的事件，然後就告辭了。
阿惠覺得他這種表現是很少見的。
如此看來，酒勻沒能理解阿惠為什麼沒有被抓住什麼證據卻産生了不安和疑惑的原因。
如果結果果然是這樣的話，那麼這些足以戳傷自己内心世界的傷疤的話是不應當随便向外人吐露的……2月9日星期一下午，“好時代”元麻布公寓裡的電話鈴響了。
電話鈴固執地響個沒完——啊，一定是阿俵，阿惠心中一喜。
臨走時他說的就是今天或明天就出差回來。
但在阿惠摘下話筒的一瞬間，她的腦海裡又出現了池袋署的警察的臉，前幾天他們問過這兒的電話号碼。
“喂，喂……” “啊，是阿惠嗎？這幾天一直忙，對不起了。
” 聽不出是誰打來的。
“我在上周末去了四國。
” 原來是酒勻。
酒勻律師和他的一位朋友兩個人開的“共同事務所”，位于一座面向新橋三丁目的日比谷大街的古舊大樓的四層。
晚上7點多鐘阿惠到這兒時，事務所裡已經沒有别的人了。
酒勻把她領進了會客室。
在本不太大的房間的四個角落裡，堆着許多有關法律的書籍和各種資料，使人感到房間更加狹小和擁擠。
“白天有個女孩子，但6點鐘就走了……”酒勻言左右而顧其他地說了一句。
便讓阿惠坐在了沙發上，自已則坐在了她的對面。
“嗯，臉色還可以，比以前也漂亮多了，看樣子生活不太艱辛吧。
” 阿惠覺得酒勻多少比以前又胖了一些，看上去本來就像兒童那樣年少的圓臉比以前也又圓了一些。
剛剛三十五六歲就這樣，真是個容易發福的年代呀！沒什麼變化的是他那一口潔白的牙齒，任何時候總是樂呵呵地讓人看得一清二楚。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兒了，咱們在赤坂一塊兒吃的飯？” “去年10月初是第一次。
在我辭去‘黃金廣朝桑拿浴室工作前的兩個月。
那次承蒙您的款待。
” 哪裡哪裡。
你也常常給我打來電話，托你的福，工作還是挺順利的……“這時，過來了一位女服務員，酒勻給自己和阿惠要了同樣的混和果汁。
于是阿惠記起來了，酒勻和他的名字不一樣，他一滴酒都沾不得。
“是的……我聽從了先生的忠告，對我養父那個人，請一家有名的興信所進行了調查，結果沒有發現任何問題……”“是那家叫‘國際數據調查公司’的？” “是的。
” “如果是那家公司，應當是沒有問題的。
” “而且後來我們在11月15日‘大安’的那一天正式辦理了入籍手續。
” “啊，我記得當時你給我打電話說了。
後來不久你就辭了工作，搬到了三田。
” “是的。
白天我每天去‘好時代’元麻布。
” “……” “——的确，我在時間上、經濟上都十分寬裕……可是不知為什麼我總有心事，一種使人擔心的心事……所以前天就這麼急地給你打電話……”一見到酒勻，阿惠倒不知道怎麼說好了，她的臉一下子紅了起來。
“埃前天你說的那件事，我給池袋署打了個電話，大緻情況我都知道了。
” “哎呀，您還特意……您又那麼忙。
” “沒什麼，正好我有個熟人在池袋署當警察。
看來那個案子還沒有什麼線索。
——是不是因為那件事，警察找到你了？” “是的。
死的那個土佐山田來的人，過去和我是鄰居。
” 于是，阿惠便對酒勻講，鹽尻是和自已丈夫北村昭雄一個村的，又是小學同學，他于去年10月份左右開始，經常來東京。
由于沒聽說他在東京還有其他熟人，于是警方認為他會不會是來找阿惠的。
吃茶店中有暖氣，空氣十分幹燥，酒勻喝了一口果汁後問道：“但你實際上從來沒有和他見過面，對吧？” “那當然了。
好像鹽尻先生也不知道我的住址和電話号碼呀。
” “如果那樣，不就沒有問題了嗎？” “是埃可是……警察問我那一天的‘不在現場證明’。
可那天晚上我是一個人呆在三田的公寓裡，沒有人能證明這一點……聽說警察去了高知，在那兒調查完之後還要來找我，我心裡有點兒害怕……”“可這件事……”酒勻微微有點猶豫。
“别的沒有什麼特别的吧？比方說，如果你這方面有殺害鹽尻先生的理由，警方在任何時侯都會追查作的‘不在現場證明’的；但如果僅僅是過去是鄰居，而最近又沒有什麼接觸……”“是呀，這個……我們真的一點兒接觸都沒有。
隻是，鹽尻先生對我說過一句關于前年事故的話，很奇怪的……”“噢？” 酒勻稍稍皺了皺眉，然後盯着阿惠等着她的下文。
去年秋天，阿惠和酒勻在赤坂的北歐風味餐館會面時，她隻是說了爆炸事故使家中的四個人不幸全部遇難。
而這次她不得不對酒勻講，其實在爆炸現場沒有找到自己丈夫的遺體痕迹，目前警方下的結論仍是“調查中”。
由于看到酒勻對此井不感到意外，于是阿惠心中不覺一驚。
“那鹽尻先生說了一句什麼令人奇怪的話？” 酒勻認真地問道。
“啊，是這樣的……” 阿惠真不想從頭說起，但事到如今，她也隻好問到哪兒就回答哪兒了。
“——從事故的前一天晚上北村先生就不見了？那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 “他當然在家裡呀！事故發生的當天早上，我丈夫還和平常一樣開着我家那輛輕型客貨兩用汽車把全家拉到了礦山呢！” “那麼你沒有注意到他與平時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嗎？” 酒勻又問道。
“那全都是警察的胡亂猜測吧。
他們說北村和我合謀，他頭天晚上去了什麼地方，讓我特意呆在家裡，然後他在炸藥裝置上做了手腳，把我家三口人全部炸死……”“他們找到了什麼根據？” “沒有，什麼根據都沒有……” 阿惠反駁道。
“是不是那座礦山的采掘權是你們夫婦兩人？那座礦山是不是儲存量很大？” “不，采掘礦山的權利是我們五個人共同的。
” “事故之後就封閉了礦山？” “是啊，我一個人哪有力量和心思呀！就那麼扔着，我一個人來到了東京。
” “你丈夫和你父母關系不好？” “不，關系還是可以的……” “你們夫妻之間呢？” “我覺得……還可以吧。
” 阿惠的目光向一邊望着答道。
“你父母有人壽保險嗎？” “有。
父親是200萬日元，母親和弟弟……”“嗯——就你講的這些，我覺得還不足以讓人懷疑你與爆炸事故有什麼關系。
你對鹽尻先生有什麼懷疑的地方嗎？” “這個……” “你沒有直接聽過鹽尻先生講過什麼嗎？” “沒有……” 大概酒勻不希望聽到這句否定的話吧，他還是直呆呆地盯着阿惠。
“不過……隻是去年我和相庭先生、阿俵先生三個人回高知老家時，我去掃墓時他突然出現在墓地，然後說了好些不好聽的活。
” “他懷疑北村先生的行動？” “對，他說昭雄那家夥不定躲在那兒，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出來了……”“當時他就說了這些話嗎？” “是的……” “那你在高知停留期間，他給你打過電話、見過面或以什麼名義敲詐過你嗎？” “沒有，他倒沒幹這些……” “别的還有什麼？” 聽到這兒，阿惠不禁歎了一口氣。
前天她心裡發慌，沒有底兒，便連忙給酒勻打了電話，約他和自己談談，然而關于高知和矽石礦山的事她并不想涉及。
但她被酒勻“巧妙”地“誘供”了，結果自己不得了一點點“上了鈎”，把這些事情都說了出來。
如果想徹底隐瞞，就不應當和他商量了吧……“實際上，我住在高知的旅館時，一個叫土井的人打來過電話，說有一件必須隻對我一個人說的事情。
但當時我心情不好就挂斷了，而第二天那個人就……”于是阿惠便對酒勻講。
在第二天的礦山舊址的懸崖下找到一具摔死的屍體。
經查，死者系叫土井元次的東京的一名礦山工程師。
這次酒勻明顯地顯出感到意外的樣子，他微微張着嘴，緊緊地盯着阿惠。
“那是去年9月作第一次回高知時的事？” “是埃來東京後我是第一次回老家。
” “我和你談話，在赤坂那次，也是第一次，是去年10月的事兒。
我記得那時你說過帶着阿俵他們一塊兒去了高知，可關于死人的事情你一點沒有說呀！” 阿惠點了點頭。
每天要處理那麼多案子，可這名律師卻對這麼一件小事都記得如此清楚……“那時死者的身份還沒有弄清楚，所以警方當時認為也許是一名旅行的人不慎失足摔下懸崖身亡的……我和先生見面是2日吧，在那兩個星期後才弄清楚了身份，是南國署的警官打來的。
” “你不認識土井這個人？” 酒勻又問下去。
“不認識，一點都不認識。
” “電話裡他要說什麼？” “不知道。
” “能想象他會說什麼嗎？” “不能。
” 阿惠忍着酒勻那咄咄逼人的目光，無奈地搖了搖頭。
“那次的土井事件與這次的鹽尻事件有關系嗎？” “噢，這個我還沒有聽說。
不過，池袋署的警察去高知了，也許會從當地弄出什麼新的線索來……”“反正我看基本的内容都沒有必要擔心，從各方面來看都和你沒有什麼關系。
” 酒勻用十分明快而肯定的語氣對阿惠說道。
“事件發生了，對警察來說這就是他們的職責，對任何人任何事都有責任進行調查，如果一見證明了被調查人與事件無關，自然會失去興趣，那麼你還會回到和過去一樣的平靜生活中去的。
” 在阿惠成為相庭的養女之前，她也曾給酒勻打過兩次電話。
向他介紹情況，并征詢他的看法，而每次在通話的結尾，酒勻都用十分明快的語調下一個結論。
今天聽到這兒，阿惠心裡也踏實多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今天自已心中總是有着一種無端的焦躁感。
也許是對這件自己不想去觸及的曆史說得太多了吧，影響了自己平靜的心境……是不是自己本不該找酒勻來商量這件事？ 是啊，高知的事情自己也不想再知道什麼了，本來想商量的就是别的事情，誰知…… 而且自己對酒勻畢竟還缺乏了解。
不和别人說這些事情别人就不會知道，阿惠心裡對自己的魯莽生起氣來。
當酒勻低頭看了一下手表時，阿惠鬼使神差地又突然說了一句：“先生，我擔心的不是警察。
” “什麼……？” 酒勻一下子擡起頭來。
“相庭先生，以及後來的阿俵先生的情緒……”阿惠的聲音哽咽了，後半句又中斷了。
她緊緊地咬着嘴唇。
4 在那之後已四天了，再也沒有任何消息傳來。
迄今為止，相庭仍和往常一樣，每天去公司，傍晚或其它什麼時候回公寓。
他的身體一點也看不出“病情惡化”的樣子，似乎也不知道鹽尻的事情。
是不是池袋署在事件之後也傳訊了相庭？但由于他從不談及這個問題，因此阿惠也不好問，她總不能去問相庭，“是不是為了我你才去殺死了鹽尻？” 而當阿惠看到相庭一如既往、心平氣和地生活着，就越發不敢去無端地打破這個平靜了。
她希望阿俵盡快回來。
以後警察不再找上門來就好了。
阿惠十分後悔和酒勻的這次失敗的談話，對于鹽尻事件，她隻希望不要再把自己牽連進去。
阿惠也把自己心中對相庭和阿俵的不安對酒勻講了，但他隻是默默地聽了之後，沒有表示任何意見，隻放下一句“給我一段時間判斷一下”的話後，便說還要到另一個地方去辦理事先約好的事件，然後就告辭了。
阿惠覺得他這種表現是很少見的。
如此看來，酒勻沒能理解阿惠為什麼沒有被抓住什麼證據卻産生了不安和疑惑的原因。
如果結果果然是這樣的話，那麼這些足以戳傷自己内心世界的傷疤的話是不應當随便向外人吐露的……2月9日星期一下午，“好時代”元麻布公寓裡的電話鈴響了。
電話鈴固執地響個沒完——啊，一定是阿俵，阿惠心中一喜。
臨走時他說的就是今天或明天就出差回來。
但在阿惠摘下話筒的一瞬間，她的腦海裡又出現了池袋署的警察的臉，前幾天他們問過這兒的電話号碼。
“喂，喂……” “啊，是阿惠嗎？這幾天一直忙，對不起了。
” 聽不出是誰打來的。
“我在上周末去了四國。
” 原來是酒勻。
酒勻律師和他的一位朋友兩個人開的“共同事務所”，位于一座面向新橋三丁目的日比谷大街的古舊大樓的四層。
晚上7點多鐘阿惠到這兒時，事務所裡已經沒有别的人了。
酒勻把她領進了會客室。
在本不太大的房間的四個角落裡，堆着許多有關法律的書籍和各種資料，使人感到房間更加狹小和擁擠。
“白天有個女孩子，但6點鐘就走了……”酒勻言左右而顧其他地說了一句。
便讓阿惠坐在了沙發上，自已則坐在了她的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