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一枚銀元值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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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一般瘾君子認為日本人來了，鴉片和紅丸一定是很普遍的到處可以買到，但是事實上，戰事越緊張，鴉片等毒品越缺乏，鴉片煙膏越來越少，煙質也越來越差。
那時節嗎啡并不流行，由于鴉片缺貨，一般人都改吸紅丸，這種紅丸價格也跟着飛漲，好多人在無法可想的情形下都戒除了這個嗜好。
但有些自暴自棄的人，吃盡當光還是要吸，隻要北風一起，一夜之間，街頭巷尾都是凍死冷僵的瘾君子，數字極高。
買米是要排隊輪候的。
這時候市上發現一種斑疹傷寒（按：醫書上稱作饑餓傷寒或戰争傷寒），是由跳虱傳染的，那些排隊購米的人，很容易沾染到這一種帶菌的虱，在上海于一季之中，竟然因此死了一千多人，連我的同道中人，也死了好多個。
鈔票不值錢，但是鈔票的紙張向來是很貴的，到了此時，鈔票的紙越來越壞，又黃又皺，簡直完全不像鈔票紙。
有些人鑒于購買花紙塗牆價值太貴，爽性把從前一元五元的老鈔票替代花紙塗在牆上，倒也很好看，而且有諷刺的意味。
鈔票這般不值錢，銀行卻麻煩死了，存入付出都是大包大捆，放在大麻袋中，大家連點數都不願點。
但是印鈔票的印刷廠，實在來不及印，銀行為了便利起見，爽性由各行發行一種“撥款單”，一百萬一千萬都寫成一張撥款單，彼此支付便利得多，因此各銀行紛紛倡行撥款單。
起初限于高層階級相互使用，後來連街市都用撥款單來買菜。
舊鈔票當作糊牆紙 所謂“撥款單”，相等于銀行的本票，撥款單風行之後，好多家庭婦女連這撥款單三字都說不清楚，把它說成“八卦丹”，彼此往來就說八卦丹多少多少。
币制這樣的混亂，币值天天跌，隻有黃金與美鈔，卻相反天天漲，一個風潮一來，黃金的價格就會高了一倍，美鈔成為稀世之珍。
但是從前上海的黃金以十兩為一大條，可是要購進十兩黃金，在普通人也不是容易辦到的事。
金行中為了适應這種環境起見，另外發行一兩重的黃金條子，這種小條子俗稱“小黃魚”。
大概因為金子是黃的，所以就稱它為黃魚。
美鈔流動性比較活躍，但是購買十元美鈔，也不知用多少萬的鈔票。
總之，鈔票不值錢，大家都過着數字遊戲的籌碼生活。
戰争前期的銀行，任何存款，最多的是五年期的長期存款，到了後期，鈔票天天跌，等到期拿出來時，已經完全不值錢。
有一個朋友，按月存款已存了四年以上，到這個時候，再也沒有心情去繼續存入，有一次把存折繳銷，結算出來的錢，賬面上明明有二萬餘元，可是領出來之後，隻換到一簍枇杷，所以銀行都大大地發了财。
搗亂毒計抛售銀元 抗戰到第七年時節，日本人想搗亂上海金融，因為上海的市面可以影響到内地，上海的币制一混亂，内地的币制也會跟着混亂。
不知道哪一個人想出來，把多年儲存在日本銀行的銀元搬出來，交給小販，由小販到處設攤出售，或者抓在手中兜售。
這一個計劃，真是毒計，因為普通人黃金美鈔買不起，買一塊銀元畢竟輕而易舉，所以購買銀元的人争先恐後。
本來廢兩改元、廢元改鈔的政策實行之後，市面上的銀元早已絕迹了，而且銀元也久已不在市上通用之列。
我們隻知道日本人搶購許多銀元運回日本，其實大部分銀元，還存在上海幾家日本銀行庫中，因為數量太多，運不勝運。
正式開戰之後，日本軍艦到上海，運來的都是軍人和軍用物資，回去的時候，裝的都是傷兵和被服，最初還有些戰利品，後來連放戰利品的位置都沒有了，所以在那時節，一切日本貨也沒有運到上海，他們收購的廢鐵，也沒有運回日本，可見運輸困難，他們戰争的腳步也大亂了。
至于存在銀行中的銀元，更沒有想到繼續運回去，況且那時節，日本人需要的是米糧、棉布和煤。
銀元即使運回去，也派不了用場，所以上海積存的銀元還是相當多。
日本人有棉布統制委員會、米糧統制委員會等，統制雖是統制，還是要付一些錢，鈔票既來不及印，隻有把銀元抛出來，換鈔票使用。
大家見到銀元重複上市之後，一部分人叮叮當當地敲起來，認為實物畢竟是實物，尤其是鄉下人，看到銀元就眼紅，把物品運到上海之後，就買進銀元回去。
民間的财富階級，在實行廢元改币，政府實施時，表面上拿出一些銀元去換鈔票，實際上貯藏在地下窖中還是很多不動的，埋藏了好多年，不能流通，一旦見到銀元恢複使用，有些人心也活動起來，他們把地下銀元掘出來，有些拿它來換美金美鈔，有些用來購買房屋地産。
我就有一個親戚，向來住在江蘇安亭，全家都穿得破破爛爛，務農為生，其實他們在地窖中，世代相傳，有三千塊銀元，我家的老墳在安亭，他們在上海隻認得我。
有一天，那位親戚率領了子女兒孫二十多人到上海來，他說：“我們在鄉間苦了幾十年，現在四鄉不安，銀元既可複用，我們也要到上海來謀生。
”說罷之後，身強力壯體格偉岸的青年人，腰間多纏上了二三百銀元，好幾個老年人身邊也各帶了幾十元，連小孩子身邊也塞上幾元。
我和他們是世交，我對他說：“财不可露眼，快快放進我的小房間中。
”細細地點數之後，真是三千大元。
我從這件事知道了，法令歸法令，人民的财富埋在地窖中的，還是不在少數。
銀元的市價，當時已經很高，我勸他用一小部分銀元先安置一個家，其餘的銀元，慢慢待善價而沽，一下子賣出是不合算的，我的親戚深以為然。
這時候，銀元的身價已經脫離了現實。
從前上海人租屋，很小的一個亭子間也要八元十元，一個統廂房也要三十四十元，但是這時出租房子的人，喊出很大數目的鈔票，而折合銀元隻不過六七元，所以隻有銀元的身價是平步青雲地漲起來。
在抗戰将要結束時期，儲備票不值錢，大家搶購銀元，銀元的攤檔，全上海總有幾千處，實際上并沒有什麼攤檔，隻是一個人手裡拿了幾十塊銀元，叮叮當當地敲着，就有人走近和他做交易，交易分兩種，一種叫大頭，價錢貴一些，一種叫小頭，價錢便宜些。
這時候，我每天收入的診金，雖是成捆的鈔票，但是陸續換取銀元，也不過十七八個銀元，雖然我的診金也跟着加，然而總是追不上銀元的價格。
銀元買賣的猖獗情況，震動了整個上海，大家隻要手頭有一些撥款單或鈔票（按：這時的鈔票面額是萬元），就要趕着去買進銀元，這是第一個時期的情況。
勝利來臨，儲備票以二百元折合法币一元，銀元重又銷聲匿迹，但是法币的币制也是月月低落，市面上鈔票不夠用，于是市面上又出現了一種關金券，每一張關金券換法币二十元，但是究竟戰争了八年之後，币制不易做到穩定，銀元依然蠢蠢欲動。
過了一個時期，法币、關金券都站不住，又出了一種金元券，金元券的政策是好的，可是隻維持了幾十天的正常價格，金元券又崩潰了。
金元券一崩潰，銀元又出頭了，整個上海沿街又重見賣銀元的人。
街頭上隻聽到一片叮叮當當之聲，全是做這種交易的。
從前銀元的市價，幾天一變，漸漸地成為一日一變，更進一步，成為早晚市價不同，總是漲，漲，漲！币值總是跌，跌，跌！ 銀元漲得最厲害的時期，就是一九四八年的秋間，我每天收入的診金，每隔兩小時派人出去換銀元，每次銀元的價格都不同。
有一天，我收到一筆鈔票，叫挂号先生去換銀元。
他老實得很，認為附近一個銀元攤索價太高，他走遠一些向另一個攤去買，不料這個攤檔價格更高，再走幾檔，價格更高，于是走回來仍舊向附近一個攤去買，不料這個攤的索價又高了，可以說在一個小時之内，會變幾變。
在這種千變萬化的情狀之下，許多人都勸我從速離開上海，我聽了他們的話，隻是默不作聲，依然按時臨診。
最後一天，我看了一百個病人的診金，隻換到四個大頭。
晚上一位西醫朋友何雲鶴，仍然按時到我家來為我講述西醫的内科學，那一晚講的是心髒病，他見我神色自若，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個半鐘頭，講罷之後，他忽然淚盈于眶地說：“這樣的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你有能力的話，不如早早離開上海，我家累甚重，行不開，走不動，如此情況，真不知伊于何底？”他說罷了，我就答：“好，我們的講學就至今晚為止。
”我就拿出二十塊銀元來送給他，他面色大變，似乎又感激，又悲哀。
這位何醫生的學識豐富，講解詳細，我從他那裡獲益不少，在此以前，我已聽他講了兩年有餘。
正在這時候，又有五六個老同學來，看見我還在聽講書，他們覺得非常奇怪，見到我和何雲鶴最後的一幕，他們說：“存仁兄，你還是走吧！”這一晚我真無法入睡，眼巴巴地等待天明，整理了一下東西，覺得沒有一樣東西不想拿，也覺得沒有一樣東西可以拿，隻是走到母親身邊和兩位老師講了幾句辭别的話，拿起一個藤包，就此離開上海。
我的太太和子女，是後來到香港的。
母親堅守自建的樓宇，不肯離滬，後來仙逝，享年八十三歲，其時我已不在上海了。
我寫這篇銀元時代的文稿，自此宣告結束，不久銀元也在這個時期結束了它的使用價值。
銀元時代從此結束 我到了香港之後，依然以行醫糊口。
一九五〇年，有一天，我走過一家小兌換店，我就想起了紅極一時的銀元，在香港究竟能賣多少錢？一問之下才知道港币三元兩毫可以換到所謂大頭的銀元一個。
我為了“留念”起見，曾經買了一個，但是在任何場合，從未見有人使用這種銀元。
光陰真快，不知不覺已在香港過了二十二年。
去年八月我到美國去，在時報廣場區内，見到有許多古錢鋪，他們賣的是全世界金銀雜币。
在櫥窗中我見到中國的銀元也赫然陳列其間，我好奇心動，走進去問了一問價錢，他就取出一塊乾隆龍洋，索價美金三十元，我隻是對他笑，他說這塊錢已成為古董，這一塊賣了給你，我沒有第二塊了。
我聽了這兩句話，苦笑不已。
這篇文稿是我應《大人》雜志之請而寫的專載，每月一篇，連寫了二年，料不到頗受讀者歡迎。
其實這些事情，論年份實在很近，好像都在眼前，可是現在說來幾乎隔了一世了。
其中年月方面有些已記憶不清，要是再隔幾年，更不知要變到什麼程度。
可是知道的人，還是很多，中年以上的人都能記憶得到。
我文中有什麼錯誤，希望讀者來信為我指正，不久，可能有《銀元時代生活史》再版，可以逐一改正的。
那時節嗎啡并不流行，由于鴉片缺貨，一般人都改吸紅丸，這種紅丸價格也跟着飛漲，好多人在無法可想的情形下都戒除了這個嗜好。
但有些自暴自棄的人，吃盡當光還是要吸，隻要北風一起，一夜之間，街頭巷尾都是凍死冷僵的瘾君子，數字極高。
買米是要排隊輪候的。
這時候市上發現一種斑疹傷寒（按：醫書上稱作饑餓傷寒或戰争傷寒），是由跳虱傳染的，那些排隊購米的人，很容易沾染到這一種帶菌的虱，在上海于一季之中，竟然因此死了一千多人，連我的同道中人，也死了好多個。
鈔票不值錢，但是鈔票的紙張向來是很貴的，到了此時，鈔票的紙越來越壞，又黃又皺，簡直完全不像鈔票紙。
有些人鑒于購買花紙塗牆價值太貴，爽性把從前一元五元的老鈔票替代花紙塗在牆上，倒也很好看，而且有諷刺的意味。
鈔票這般不值錢，銀行卻麻煩死了，存入付出都是大包大捆，放在大麻袋中，大家連點數都不願點。
但是印鈔票的印刷廠，實在來不及印，銀行為了便利起見，爽性由各行發行一種“撥款單”，一百萬一千萬都寫成一張撥款單，彼此支付便利得多，因此各銀行紛紛倡行撥款單。
起初限于高層階級相互使用，後來連街市都用撥款單來買菜。
舊鈔票當作糊牆紙 所謂“撥款單”，相等于銀行的本票，撥款單風行之後，好多家庭婦女連這撥款單三字都說不清楚，把它說成“八卦丹”，彼此往來就說八卦丹多少多少。
币制這樣的混亂，币值天天跌，隻有黃金與美鈔，卻相反天天漲，一個風潮一來，黃金的價格就會高了一倍，美鈔成為稀世之珍。
但是從前上海的黃金以十兩為一大條，可是要購進十兩黃金，在普通人也不是容易辦到的事。
金行中為了适應這種環境起見，另外發行一兩重的黃金條子，這種小條子俗稱“小黃魚”。
大概因為金子是黃的，所以就稱它為黃魚。
美鈔流動性比較活躍，但是購買十元美鈔，也不知用多少萬的鈔票。
總之，鈔票不值錢，大家都過着數字遊戲的籌碼生活。
戰争前期的銀行，任何存款，最多的是五年期的長期存款，到了後期，鈔票天天跌，等到期拿出來時，已經完全不值錢。
有一個朋友，按月存款已存了四年以上，到這個時候，再也沒有心情去繼續存入，有一次把存折繳銷，結算出來的錢，賬面上明明有二萬餘元，可是領出來之後，隻換到一簍枇杷，所以銀行都大大地發了财。
搗亂毒計抛售銀元 抗戰到第七年時節，日本人想搗亂上海金融，因為上海的市面可以影響到内地，上海的币制一混亂，内地的币制也會跟着混亂。
不知道哪一個人想出來，把多年儲存在日本銀行的銀元搬出來，交給小販，由小販到處設攤出售，或者抓在手中兜售。
這一個計劃，真是毒計，因為普通人黃金美鈔買不起，買一塊銀元畢竟輕而易舉，所以購買銀元的人争先恐後。
本來廢兩改元、廢元改鈔的政策實行之後，市面上的銀元早已絕迹了，而且銀元也久已不在市上通用之列。
我們隻知道日本人搶購許多銀元運回日本，其實大部分銀元，還存在上海幾家日本銀行庫中，因為數量太多，運不勝運。
正式開戰之後，日本軍艦到上海，運來的都是軍人和軍用物資，回去的時候，裝的都是傷兵和被服，最初還有些戰利品，後來連放戰利品的位置都沒有了，所以在那時節，一切日本貨也沒有運到上海，他們收購的廢鐵，也沒有運回日本，可見運輸困難，他們戰争的腳步也大亂了。
至于存在銀行中的銀元，更沒有想到繼續運回去，況且那時節，日本人需要的是米糧、棉布和煤。
銀元即使運回去，也派不了用場，所以上海積存的銀元還是相當多。
日本人有棉布統制委員會、米糧統制委員會等，統制雖是統制，還是要付一些錢，鈔票既來不及印，隻有把銀元抛出來，換鈔票使用。
大家見到銀元重複上市之後，一部分人叮叮當當地敲起來，認為實物畢竟是實物，尤其是鄉下人，看到銀元就眼紅，把物品運到上海之後，就買進銀元回去。
民間的财富階級，在實行廢元改币，政府實施時，表面上拿出一些銀元去換鈔票，實際上貯藏在地下窖中還是很多不動的，埋藏了好多年，不能流通，一旦見到銀元恢複使用，有些人心也活動起來，他們把地下銀元掘出來，有些拿它來換美金美鈔，有些用來購買房屋地産。
我就有一個親戚，向來住在江蘇安亭，全家都穿得破破爛爛，務農為生，其實他們在地窖中，世代相傳，有三千塊銀元，我家的老墳在安亭，他們在上海隻認得我。
有一天，那位親戚率領了子女兒孫二十多人到上海來，他說：“我們在鄉間苦了幾十年，現在四鄉不安，銀元既可複用，我們也要到上海來謀生。
”說罷之後，身強力壯體格偉岸的青年人，腰間多纏上了二三百銀元，好幾個老年人身邊也各帶了幾十元，連小孩子身邊也塞上幾元。
我和他們是世交，我對他說：“财不可露眼，快快放進我的小房間中。
”細細地點數之後，真是三千大元。
我從這件事知道了，法令歸法令，人民的财富埋在地窖中的，還是不在少數。
銀元的市價，當時已經很高，我勸他用一小部分銀元先安置一個家，其餘的銀元，慢慢待善價而沽，一下子賣出是不合算的，我的親戚深以為然。
這時候，銀元的身價已經脫離了現實。
從前上海人租屋，很小的一個亭子間也要八元十元，一個統廂房也要三十四十元，但是這時出租房子的人，喊出很大數目的鈔票，而折合銀元隻不過六七元，所以隻有銀元的身價是平步青雲地漲起來。
在抗戰将要結束時期，儲備票不值錢，大家搶購銀元，銀元的攤檔，全上海總有幾千處，實際上并沒有什麼攤檔，隻是一個人手裡拿了幾十塊銀元，叮叮當當地敲着，就有人走近和他做交易，交易分兩種，一種叫大頭，價錢貴一些，一種叫小頭，價錢便宜些。
這時候，我每天收入的診金，雖是成捆的鈔票，但是陸續換取銀元，也不過十七八個銀元，雖然我的診金也跟着加，然而總是追不上銀元的價格。
銀元買賣的猖獗情況，震動了整個上海，大家隻要手頭有一些撥款單或鈔票（按：這時的鈔票面額是萬元），就要趕着去買進銀元，這是第一個時期的情況。
勝利來臨，儲備票以二百元折合法币一元，銀元重又銷聲匿迹，但是法币的币制也是月月低落，市面上鈔票不夠用，于是市面上又出現了一種關金券，每一張關金券換法币二十元，但是究竟戰争了八年之後，币制不易做到穩定，銀元依然蠢蠢欲動。
過了一個時期，法币、關金券都站不住，又出了一種金元券，金元券的政策是好的，可是隻維持了幾十天的正常價格，金元券又崩潰了。
金元券一崩潰，銀元又出頭了，整個上海沿街又重見賣銀元的人。
街頭上隻聽到一片叮叮當當之聲，全是做這種交易的。
從前銀元的市價，幾天一變，漸漸地成為一日一變，更進一步，成為早晚市價不同，總是漲，漲，漲！币值總是跌，跌，跌！ 銀元漲得最厲害的時期，就是一九四八年的秋間，我每天收入的診金，每隔兩小時派人出去換銀元，每次銀元的價格都不同。
有一天，我收到一筆鈔票，叫挂号先生去換銀元。
他老實得很，認為附近一個銀元攤索價太高，他走遠一些向另一個攤去買，不料這個攤檔價格更高，再走幾檔，價格更高，于是走回來仍舊向附近一個攤去買，不料這個攤的索價又高了，可以說在一個小時之内，會變幾變。
在這種千變萬化的情狀之下，許多人都勸我從速離開上海，我聽了他們的話，隻是默不作聲，依然按時臨診。
最後一天，我看了一百個病人的診金，隻換到四個大頭。
晚上一位西醫朋友何雲鶴，仍然按時到我家來為我講述西醫的内科學，那一晚講的是心髒病，他見我神色自若，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個半鐘頭，講罷之後，他忽然淚盈于眶地說：“這樣的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你有能力的話，不如早早離開上海，我家累甚重，行不開，走不動，如此情況，真不知伊于何底？”他說罷了，我就答：“好，我們的講學就至今晚為止。
”我就拿出二十塊銀元來送給他，他面色大變，似乎又感激，又悲哀。
這位何醫生的學識豐富，講解詳細，我從他那裡獲益不少，在此以前，我已聽他講了兩年有餘。
正在這時候，又有五六個老同學來，看見我還在聽講書，他們覺得非常奇怪，見到我和何雲鶴最後的一幕，他們說：“存仁兄，你還是走吧！”這一晚我真無法入睡，眼巴巴地等待天明，整理了一下東西，覺得沒有一樣東西不想拿，也覺得沒有一樣東西可以拿，隻是走到母親身邊和兩位老師講了幾句辭别的話，拿起一個藤包，就此離開上海。
我的太太和子女，是後來到香港的。
母親堅守自建的樓宇，不肯離滬，後來仙逝，享年八十三歲，其時我已不在上海了。
我寫這篇銀元時代的文稿，自此宣告結束，不久銀元也在這個時期結束了它的使用價值。
銀元時代從此結束 我到了香港之後，依然以行醫糊口。
一九五〇年，有一天，我走過一家小兌換店，我就想起了紅極一時的銀元，在香港究竟能賣多少錢？一問之下才知道港币三元兩毫可以換到所謂大頭的銀元一個。
我為了“留念”起見，曾經買了一個，但是在任何場合，從未見有人使用這種銀元。
光陰真快，不知不覺已在香港過了二十二年。
去年八月我到美國去，在時報廣場區内，見到有許多古錢鋪，他們賣的是全世界金銀雜币。
在櫥窗中我見到中國的銀元也赫然陳列其間，我好奇心動，走進去問了一問價錢，他就取出一塊乾隆龍洋，索價美金三十元，我隻是對他笑，他說這塊錢已成為古董，這一塊賣了給你，我沒有第二塊了。
我聽了這兩句話，苦笑不已。
這篇文稿是我應《大人》雜志之請而寫的專載，每月一篇，連寫了二年，料不到頗受讀者歡迎。
其實這些事情，論年份實在很近，好像都在眼前，可是現在說來幾乎隔了一世了。
其中年月方面有些已記憶不清，要是再隔幾年，更不知要變到什麼程度。
可是知道的人，還是很多，中年以上的人都能記憶得到。
我文中有什麼錯誤，希望讀者來信為我指正，不久，可能有《銀元時代生活史》再版，可以逐一改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