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編藥典百折不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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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頭苦幹傳票飛來
重要文件意外得來
一堂了案化險為夷
幫助同道取回執照
編修藥典名流序跋
出版前後枝節橫生
民國時期，上海聖三一大教堂
我在蕲州，除了憑吊李時珍的墳墓之外，又搜集了不少新鮮原株藥材标本，同時還知道了許多種藥材在市場上的别名，這是本草書上所沒有的。
此外再拿到許多藥材的價目單，其時當歸的價格，每斤隻賣銀元二元四角，防黨參每斤不過銀元一元二角，而至現在握管時，每斤當歸已賣到港币一百十二元，每斤潞黨參已漲到港币一百十二元，每斤防黨參已漲到港币八十元，比之其時的售價，真有天淵之别。
要是那時的藥物價目單我還保存着的話，互相比較一下，真是叫人難以置信。
埋頭苦幹傳票飛來 我從蕲州歸來後，診務之暇，都在寫述醫藥文稿和編著《中國藥學大辭典》。
這一段時期，真可以說是閉門謝客，埋頭苦幹，外間什麼事都不加聞問，仿佛與世隔絕一般。
忽然有一天，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送來一張傳票，我一看之下，原來是一位同道陸淵雷控訴我诽謗罪，要我賠償名譽損失二萬四千元。
我對着這張傳票呆了半天，心想法院中大小刑事案件，總不過二三千元，已是少見的大案件；即使遭遇到一件轟動社會的大刑事案，也不會超過四五千元，怎麼我會犯上這般滔天大禍，真使我好似堕入五裡霧中，百思而不得其解。
我和淵雷，向來無冤無仇，有時相見，無非寒暄客套，從來不曾有過言語上的沖突。
這次接到傳票之後，我想了又想，足足想了一晚，找不出原因，不如直接到他的診所，當面問他一個究竟。
淵雷那時的診所，設在白克路（今鳳陽路）一條陋巷之中，找了好久才找到。
他租的是一個亭子間，不過十尺乘十二尺的地方，裡面除了一張破舊的寫字台之外，地上都堆滿了書，旁邊有一隻卧榻，此外還有些鍋爐雜物，原來他是居于斯食于斯的一個“孤家寡人”。
淵雷見我突然莅止，覺得很詫異，讷讷然不知如何應付。
我就開口請問他：“我幾時曾經诽謗過你，何以要控訴我賠償二萬四千元？況且你我同為醫界中人，有什麼事可以當面商量，何必要驚動法院告我一狀呢？” 淵雷聽了我的話，呆了好久，才說：“你在你的《康健報》上刊過一段醫界短訊，說我要同我的醫校女學生沈本琰結婚，而且加上些師生戀愛字樣。
要知道我是靠教書過活的，經你這樣渲染，描寫得我人格掃地，由下學期起，我已被學校解雇，所以我要你賠償我二萬四千元損失。
因為你業務很好，聽說從書局方面收到稿費近萬元，還購屋買地，着實多了些錢，所以告你一狀，要你花一些錢，也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
老實說，我一貧如洗，這個亭子間，已欠了九個月租金，天天被房東要趕走，現在我已看定了牯嶺路（今黃河路）人安裡一間新屋，隻好要老兄破鈔了。
假使你不肯的話，上了堂你也是必輸無疑的，不如大家談談，數目是可以商量的。
” 我聽了他的話，也記不起《康健報》上登的短訊究竟是怎樣寫法。
因為那時風氣很古老，師生相戀在那時算是驚世駭俗的。
我知道陸淵雷向來是川沙的一個小學教員，國學根底好得很，後來他又參加恽鐵樵的中醫函授學校，畢業之後，就在函授學校中負責改課卷，不久就轉輾受國醫學院聘請，擔任該校教務主任。
但是他書呆子氣息很重，想出來的念頭，都是書生之見。
他以為這條短訊，可以入我于罪，要多少錢就可以得到多少錢了。
當時的法院控票，隻要由一位律師買一張法定的“狀紙”，這種狀紙每份連印花稅在内收工本費大洋三元，而索償的數目，成千成萬可以任意填寫，不像現在香港，小錢債案要繳多少訟費，大錢債案要繳多少訟費，所以那時興訟是比較輕易的事。
我聽淵雷的話之後，隻覺他的書生之見太重，求财之欲太高。
本來讀書人輕易不肯言錢，但是他卻癡心妄想得厲害，因此思想便鑽進了牛角尖中，以為一紙入公門，就可以手到錢來。
我見到他起居上這般窘迫，深知他窮是實在的。
我凝神想了半天說：“大家打開天窗說亮話，你既然為了想搬家，牯嶺路房屋的租值每月不過一百多元，先付三個月租金也不過四百元，再加上一些搬遷費，大概六百元就能如願了，何必獅子大開口呢？要知道一個人賺錢，一千元與兩千元就有很大的距離，何況上萬的數目更是談不到。
我希望你想得明白些，最好撤回狀紙，我送你六百元，作為了結罷！” 陸淵雷後來參加經集聚餐會，為作者題字，筆下仍多牢騷 淵雷一聽我的話，認為六百元已經垂手可得，反而堅決不肯讓步，他說：“我請了一位律師汪孟蕭，講明樹上開花（按：所謂樹上開花，即請律師時不花錢，要等案子結束之後，所得的賠償費三七分賬）。
汪孟蕭曾經表示過，他至少拿二千元，又要送法官一千元，所以即使我肯撤回傳票，汪律師也是不肯罷休的。
”他說到這裡，我再三地和他講情，他簡直不讓我插口說一句話，我也隻好懊喪而返。
當晚我查出了《康健報》短訊的原文，并沒有多大的侮辱，隻是當時的風氣不同而已。
于是拜訪姚公鶴老師，他是法權講習所所長，在司法界門生極多。
我把這件事前前後後的經過，告訴姚老師，姚老師聽了我的話，極為生氣，他說：“你初入社會就一帆風順，引起同道的嫉妒是必然的，但是你對人的态度，不能一味謙和，以懦弱示人；你一懦弱，反而促使别人來欺淩你，孔子說的中庸之道在此時此地是行不通的。
要知道中庸即是無用，這場官司要是你軟化的話，此後接踵而來不可理喻的事還會多，所以這場官司你隻能赢，不能輸。
你怎能親自去向原告講情呢？一着錯就會着着錯，我要教你做人之道：無事不生事，有事不怕事。
你不侵犯人是對的，但是人家侵犯到你頭上，你一定要有辦法去應付，那麼以後的事，就會消弭于無形了。
” 他又說：“我看這件案子，師生戀愛不過是習俗上的觀念問題，在法律上并無立足點，如果這個短訊消息完全沒有根據，诽謗罪可以成立，也可以不成立。
要是真的成立的話，按照六法全書的條文罰款大約是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
至于名譽損失是抽象空洞的，賠款不過一元而已，你絕不要怕他。
至于當面向他講情，暗地裡答應送他六百塊錢，這不但是做了瘟生，而且以後你就難以做人了。
我的主張，你盡管和他打官司，還要想辦法留心各種關節，使這案子不成立，給這種想錢想昏了的書呆子一個教訓。
” 他又說：“汪孟蕭律師是浦東人，他是兼當教員的，窮極無聊，他起訴時就要求賠償損失二萬四千元，明明是要借法院和法官的力量來榨取錢财。
法官見到這種狀子，知道是敲竹杠，反而會幫被告，不幫原告。
至于說法官要拿一千元的說法，更是信口胡言，荒謬絕倫。
你上堂時不妨把陸淵雷的話和盤托出，中其要害，那他這場官司就輸定了。
” 我聽了姚公鶴老師的話，心裡雖然安定得多，但是其時我正在展開《中國藥學大辭典》的編纂工作，哪裡有閑工夫和人家作訟事的周旋，因此
此外再拿到許多藥材的價目單，其時當歸的價格，每斤隻賣銀元二元四角，防黨參每斤不過銀元一元二角，而至現在握管時，每斤當歸已賣到港币一百十二元，每斤潞黨參已漲到港币一百十二元，每斤防黨參已漲到港币八十元，比之其時的售價，真有天淵之别。
要是那時的藥物價目單我還保存着的話，互相比較一下，真是叫人難以置信。
埋頭苦幹傳票飛來 我從蕲州歸來後，診務之暇，都在寫述醫藥文稿和編著《中國藥學大辭典》。
這一段時期，真可以說是閉門謝客，埋頭苦幹，外間什麼事都不加聞問，仿佛與世隔絕一般。
忽然有一天，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送來一張傳票，我一看之下，原來是一位同道陸淵雷控訴我诽謗罪，要我賠償名譽損失二萬四千元。
我對着這張傳票呆了半天，心想法院中大小刑事案件，總不過二三千元，已是少見的大案件；即使遭遇到一件轟動社會的大刑事案，也不會超過四五千元，怎麼我會犯上這般滔天大禍，真使我好似堕入五裡霧中，百思而不得其解。
我和淵雷，向來無冤無仇，有時相見，無非寒暄客套，從來不曾有過言語上的沖突。
這次接到傳票之後，我想了又想，足足想了一晚，找不出原因，不如直接到他的診所，當面問他一個究竟。
淵雷那時的診所，設在白克路（今鳳陽路）一條陋巷之中，找了好久才找到。
他租的是一個亭子間，不過十尺乘十二尺的地方，裡面除了一張破舊的寫字台之外，地上都堆滿了書，旁邊有一隻卧榻，此外還有些鍋爐雜物，原來他是居于斯食于斯的一個“孤家寡人”。
淵雷見我突然莅止，覺得很詫異，讷讷然不知如何應付。
我就開口請問他：“我幾時曾經诽謗過你，何以要控訴我賠償二萬四千元？況且你我同為醫界中人，有什麼事可以當面商量，何必要驚動法院告我一狀呢？” 淵雷聽了我的話，呆了好久，才說：“你在你的《康健報》上刊過一段醫界短訊，說我要同我的醫校女學生沈本琰結婚，而且加上些師生戀愛字樣。
要知道我是靠教書過活的，經你這樣渲染，描寫得我人格掃地，由下學期起，我已被學校解雇，所以我要你賠償我二萬四千元損失。
因為你業務很好，聽說從書局方面收到稿費近萬元，還購屋買地，着實多了些錢，所以告你一狀，要你花一些錢，也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
老實說，我一貧如洗，這個亭子間，已欠了九個月租金，天天被房東要趕走，現在我已看定了牯嶺路（今黃河路）人安裡一間新屋，隻好要老兄破鈔了。
假使你不肯的話，上了堂你也是必輸無疑的，不如大家談談，數目是可以商量的。
” 我聽了他的話，也記不起《康健報》上登的短訊究竟是怎樣寫法。
因為那時風氣很古老，師生相戀在那時算是驚世駭俗的。
我知道陸淵雷向來是川沙的一個小學教員，國學根底好得很，後來他又參加恽鐵樵的中醫函授學校，畢業之後，就在函授學校中負責改課卷，不久就轉輾受國醫學院聘請，擔任該校教務主任。
但是他書呆子氣息很重，想出來的念頭，都是書生之見。
他以為這條短訊，可以入我于罪，要多少錢就可以得到多少錢了。
當時的法院控票，隻要由一位律師買一張法定的“狀紙”，這種狀紙每份連印花稅在内收工本費大洋三元，而索償的數目，成千成萬可以任意填寫，不像現在香港，小錢債案要繳多少訟費，大錢債案要繳多少訟費，所以那時興訟是比較輕易的事。
我聽淵雷的話之後，隻覺他的書生之見太重，求财之欲太高。
本來讀書人輕易不肯言錢，但是他卻癡心妄想得厲害，因此思想便鑽進了牛角尖中，以為一紙入公門，就可以手到錢來。
我見到他起居上這般窘迫，深知他窮是實在的。
我凝神想了半天說：“大家打開天窗說亮話，你既然為了想搬家，牯嶺路房屋的租值每月不過一百多元，先付三個月租金也不過四百元，再加上一些搬遷費，大概六百元就能如願了，何必獅子大開口呢？要知道一個人賺錢，一千元與兩千元就有很大的距離，何況上萬的數目更是談不到。
我希望你想得明白些，最好撤回狀紙，我送你六百元，作為了結罷！” 陸淵雷後來參加經集聚餐會，為作者題字，筆下仍多牢騷 淵雷一聽我的話，認為六百元已經垂手可得，反而堅決不肯讓步，他說：“我請了一位律師汪孟蕭，講明樹上開花（按：所謂樹上開花，即請律師時不花錢，要等案子結束之後，所得的賠償費三七分賬）。
汪孟蕭曾經表示過，他至少拿二千元，又要送法官一千元，所以即使我肯撤回傳票，汪律師也是不肯罷休的。
”他說到這裡，我再三地和他講情，他簡直不讓我插口說一句話，我也隻好懊喪而返。
當晚我查出了《康健報》短訊的原文，并沒有多大的侮辱，隻是當時的風氣不同而已。
于是拜訪姚公鶴老師，他是法權講習所所長，在司法界門生極多。
我把這件事前前後後的經過，告訴姚老師，姚老師聽了我的話，極為生氣，他說：“你初入社會就一帆風順，引起同道的嫉妒是必然的，但是你對人的态度，不能一味謙和，以懦弱示人；你一懦弱，反而促使别人來欺淩你，孔子說的中庸之道在此時此地是行不通的。
要知道中庸即是無用，這場官司要是你軟化的話，此後接踵而來不可理喻的事還會多，所以這場官司你隻能赢，不能輸。
你怎能親自去向原告講情呢？一着錯就會着着錯，我要教你做人之道：無事不生事，有事不怕事。
你不侵犯人是對的，但是人家侵犯到你頭上，你一定要有辦法去應付，那麼以後的事，就會消弭于無形了。
” 他又說：“我看這件案子，師生戀愛不過是習俗上的觀念問題，在法律上并無立足點，如果這個短訊消息完全沒有根據，诽謗罪可以成立，也可以不成立。
要是真的成立的話，按照六法全書的條文罰款大約是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
至于名譽損失是抽象空洞的，賠款不過一元而已，你絕不要怕他。
至于當面向他講情，暗地裡答應送他六百塊錢，這不但是做了瘟生，而且以後你就難以做人了。
我的主張，你盡管和他打官司，還要想辦法留心各種關節，使這案子不成立，給這種想錢想昏了的書呆子一個教訓。
” 他又說：“汪孟蕭律師是浦東人，他是兼當教員的，窮極無聊，他起訴時就要求賠償損失二萬四千元，明明是要借法院和法官的力量來榨取錢财。
法官見到這種狀子，知道是敲竹杠，反而會幫被告，不幫原告。
至于說法官要拿一千元的說法，更是信口胡言，荒謬絕倫。
你上堂時不妨把陸淵雷的話和盤托出，中其要害，那他這場官司就輸定了。
” 我聽了姚公鶴老師的話，心裡雖然安定得多，但是其時我正在展開《中國藥學大辭典》的編纂工作，哪裡有閑工夫和人家作訟事的周旋，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