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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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制獨裁的君主，用以維持和鞏固統治權的法寶，是軍隊、法庭、監獄、特務和官僚機構，用武力鎮壓，用公文辦事。
明太祖朱元璋原來是紅軍大帥郭子興的親兵，一步步升官，作到韓宋的丞相國公，龍鳳十年（公元1364，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作吳王，四年後爬上寶座作明朝的開國皇帝。
本來是靠武力起的家，化家為國後，有的是隊伍，紅軍嫡系的，敵軍收買過來的，投降的雜牌軍，官民犯罪充軍的，不夠，再按戶口抽壯丁，總數約摸有兩百萬，編制作衛（師）所（團），分駐全國各地，執行武裝彈壓警戒的任務。
明太祖明白，武力可用以奪取政權，卻不能用以治國，而且，軍官大多數不識字，也辦不了公文。
即使有識字的，也不能作高級執政官，武人當政，曆史上的例子說明不是好辦法。
結論是要治國必須建立一個得心應手，禦用的官僚機構，而官僚必得用文人。
于是，問題來了。
從朝廷到地方，從省府部院寺監到州縣，各級官僚得十幾萬人，白手成家的明太祖，從哪兒去找這麼些忠心的而又能幹的文人？ 當然，第一個想到的是元朝的舊官僚。
除了在長期戰争中被消滅了的一部分以外，剩下的會辦事有才力的一批，早已來投效了；不肯來的，用威吓手段，說是“智謀之士”，“堅守不起，恐有後悔”，也不敢不來。
（《明史》卷二八五《張以甯傳》附《秦裕伯傳》）其餘有的是貪官污吏，有的人老朽昏庸，有的人懷念元朝的恩寵，北逃沙漠（《明史》卷一二四《擴廓帖木兒傳》附《蔡子英傳》），有的人厭惡、恐懼新朝，遁迹江湖，埋名市井（同上書卷二八五《楊維桢傳》、《丁鶴年傳》）。
盡管新朝用盡了心機，軟話硬拉，要湊齊這個大班子，人數還差得太遠。
第二想到的是元朝的吏。
元朝是以吏治國的。
從元世祖以後，甚至執政大臣也用吏來充當，造成風氣，中原一帶，稍稍識字能辦公文的，投身台閣作吏，顯親揚名。
南方的士人既不能從科舉出身，又不甘心作吏，境況日漸沒落，不免對北方的吏發生妒忌嫌恨的感情。
（餘阙《青陽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明太祖是南方人，當然不免懷有南方人共同的看法。
他又深知法令愈繁冗，條格愈詳備，一般人不會辦，甚至不能懂，吏就愈方便作弊，舞文弄法，鬧成吏治代替了官治，代替了君治，這是對皇家統治有嚴重損害的。
（《明太祖實錄》卷二六，卷一二六）而且，辦公文的訣竅，程序格式條例，成為專業，不是父子，就是師徒世傳，結成行幫，自成團體。
行幫是可怕的，把治權交給行幫，起腐蝕作用，更可怕。
以此，吏不但不能用，而且得用種種方法來防範、壓制。
在明代，吏不許作官，國子監生有罪罰充吏役，便是這個道理。
第三隻好任用沒有作過官的讀書人。
讀書人當然想作官，可是有的人也有顧忌，顧忌的是失身份：“海岱初雲擾，荊蠻遂土崩，王公甘久辱，奴仆盡同升。
”（貝瓊《清江詩集》卷八《述懷·二十二韻寄錢思複》）和奴仆同升也許還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政權還不太鞏固，對内未統一，北邊蒙古還保有強大力量。
有的人顧忌的是這個政權是淮幫，大官位都給淮人占完了：“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
”（同上卷五《秋思》）有的人顧忌的是作了官一有不是，有殺頭的，有戴斬罪辦事的，有鐐足辦事的，有罰做苦工的，有抄家的，甚至還有抽筋剝皮的刑罰。
朝官上朝，戰戰兢兢，下朝回家，這天僥幸平安，便阖家歡祝。
（詳作者《朱元璋傳》）作官固然可以發财，可是，要拼着命，甚至帶上阖家阖族的命，有一些人是要多多考慮的。
明太祖要讀書人出來作官，還是有人借故逃避，沒辦法，甚至立下“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不肯作官就要殺頭的條文，也可以看出明初官僚人才的缺乏，和需要的迫切了。
第四是任用地主作官，稱為薦舉。
有富戶、耆民、孝弟力田、稅戶人才（納糧最多的大地主）等名目。
有一出來便作尚書府尹、副都禦史、布政使、參政、參議等大官的，最多的一次到過三千七百多人。
（《明史》卷七一《選舉志三》）可是，還不夠用，而且，這些地主官僚的作風也不完全适合新朝的要求。
舊的人才不夠用，隻好想法培養新的了。
明太祖用自己的訓練方法，造成大量的新官僚。
這個官僚養成所叫作國子監。
《明史·選舉志》說：“學校有二，曰國學，曰府州縣學。
” 二 研究明代國子監的材料，除《明史·選舉志》以外，關于南京國子監的，有黃佐的《南廱志》，北京國子監有《皇明太學志》。
此外，《大明會典》卷七十八《學校門》也有簡單的記載。
明初制度，參加科舉的必須是學校的生員，學校生員作官則不一定經由科舉。
以此，學校是作官所必由的大路，政府和社會都極看重。
可是，從明成祖以後，進士獨占了作官的門路，監生出路日壞。
從明景帝開生員納粟納馬入監之例以後，國子監成為富豪子弟的京師旅邸，日漸廢弛。
從明武宗以後，非府州縣學生也可以納銀入監，作個挂名學生，以依親為名，根本不必入學，國子監到此完全失去初創的意義，隻剩下一個招牌了。
因之，研究明代學校和政治的關系，洪武一朝是最有代表性的時期。
國子監的前身是國子學。
宋龍鳳十一年（公元1365，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以元故集慶路儒學改建。
有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典膳等官。
在建學的前一年，未有校址，先已任命了國子博士和國子助教，在内府大本堂教皇子和胄子（貴族大官子弟）。
吳元年（公元1367）定國子學官制，祭酒正四品，司業正五品，博士正七品，典簿正八品，助教從八品，學正正九品，學錄從九品，典膳省注。
洪武四年（公元1371）中書省戶部定文武官祿，祭酒二百七十石，司業一百八十石，博士八十石，典簿七十石，助教六十五石，學正六十石，學錄五十石。
十四年又更定官員品數，祭酒一人，從四品，司業二人，正六品，監丞二人，正八品，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典簿一人，俱從八品，學正十人，正九品，學錄七人，典籍一人，俱從九品。
掌馔二人，雜職。
又改建國子學于雞鳴山之南。
十五年改國子學為國子監。
二十四年，又改司業監丞各一人。
（黃佐《南廱志》卷一《事紀》）從祭酒到掌馔都是朝廷命官，任免都出于吏部。
學校官在學的職務分工，據洪武十五年欽定的監規：祭酒是正官，衙門首長，專總理一應事務，要整饬威儀，嚴立規矩，表率屬官，模範後進。
屬官赴堂禀議事務，質問經史，皆須拱立聽受，不得即便坐列，正官亦不得要求虛譽，辄自起身，有紊禮制。
祭酒和其他同僚，是長官和屬僚的關系，就國子監說，是一監之長，勉強比附現代名詞，相當于校長，但是，這個校長并無聘任教員之權，因為一切教員都是部派的。
監丞品位雖低，卻參領監事，凡教官怠于師訓，生員有戾規矩，并課業不精，廩膳不潔，并從糾舉。
務要夙夜盡公，嚴行約束，毋得徇情，以緻廢弛。
（同上書卷九《學規本末》）不但管學生規矩課業，還兼管教員教課成績，辦公處叫“繩愆廳”，器用除公案公椅以外，特備有行撲紅凳二條，撥有直廳皂隸二名，“撲作教刑”。
刑具是竹篦，皂隸是行刑人，紅凳是讓學生伏着挨打的。
（同上書卷一六《器用》）照規定，監丞立集愆冊一本，各堂生員敢有不遵學規，即便究治。
初犯記錄（記過），再犯決竹篦五下，三犯決竹篦十下，四犯發遣安置（開除、充軍，罰充吏役）。
（同上書卷九《學規本末》）監丞對學生，不但有處罰權，而且有執行刑罰之權，學校法庭刑場合而為一。
當然，判決和執行都是片面的，學生絕對沒有辯解申說和要求上訴的權利。
這職位就管束學生而論，有點像現代的訓導長。
掌馔是管師生膳食的，膳夫由朝廷撥囚徒充役，洪武十五年六月敕谕監丞等：“囚徒膳夫，俱系死囚，若不聽使令，三更五點不起，有誤生員飲食，一兩遍不聽，打五十竹篦，三遍不聽處斬。
做賊的割了腳筋，若監丞典簿掌馔管束不嚴，打一百圓棍，如不死，仍發雲南。
有通了學裡學外人偷了學裡諸物者處斬，家下人發雲南，欽此。
”（《南廱志》卷一〇《谟訓考》）這種刑法是超出當時的《大明律》之外的。
典簿職掌文案，凡一應學務，并支銷錢糧，季報課業文冊等項，皆須明白稽考。
又管出納，又管教務，類似現代學校裡的總務長和教務長。
典籍是圖書館長。
祭酒同時也是教員，和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
明太祖朱元璋原來是紅軍大帥郭子興的親兵，一步步升官，作到韓宋的丞相國公，龍鳳十年（公元1364，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作吳王，四年後爬上寶座作明朝的開國皇帝。
本來是靠武力起的家，化家為國後，有的是隊伍，紅軍嫡系的，敵軍收買過來的，投降的雜牌軍，官民犯罪充軍的，不夠，再按戶口抽壯丁，總數約摸有兩百萬，編制作衛（師）所（團），分駐全國各地，執行武裝彈壓警戒的任務。
明太祖明白，武力可用以奪取政權，卻不能用以治國，而且，軍官大多數不識字，也辦不了公文。
即使有識字的，也不能作高級執政官，武人當政，曆史上的例子說明不是好辦法。
結論是要治國必須建立一個得心應手，禦用的官僚機構，而官僚必得用文人。
于是，問題來了。
從朝廷到地方，從省府部院寺監到州縣，各級官僚得十幾萬人，白手成家的明太祖，從哪兒去找這麼些忠心的而又能幹的文人？ 當然，第一個想到的是元朝的舊官僚。
除了在長期戰争中被消滅了的一部分以外，剩下的會辦事有才力的一批，早已來投效了；不肯來的，用威吓手段，說是“智謀之士”，“堅守不起，恐有後悔”，也不敢不來。
（《明史》卷二八五《張以甯傳》附《秦裕伯傳》）其餘有的是貪官污吏，有的人老朽昏庸，有的人懷念元朝的恩寵，北逃沙漠（《明史》卷一二四《擴廓帖木兒傳》附《蔡子英傳》），有的人厭惡、恐懼新朝，遁迹江湖，埋名市井（同上書卷二八五《楊維桢傳》、《丁鶴年傳》）。
盡管新朝用盡了心機，軟話硬拉，要湊齊這個大班子，人數還差得太遠。
第二想到的是元朝的吏。
元朝是以吏治國的。
從元世祖以後，甚至執政大臣也用吏來充當，造成風氣，中原一帶，稍稍識字能辦公文的，投身台閣作吏，顯親揚名。
南方的士人既不能從科舉出身，又不甘心作吏，境況日漸沒落，不免對北方的吏發生妒忌嫌恨的感情。
（餘阙《青陽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明太祖是南方人，當然不免懷有南方人共同的看法。
他又深知法令愈繁冗，條格愈詳備，一般人不會辦，甚至不能懂，吏就愈方便作弊，舞文弄法，鬧成吏治代替了官治，代替了君治，這是對皇家統治有嚴重損害的。
（《明太祖實錄》卷二六，卷一二六）而且，辦公文的訣竅，程序格式條例，成為專業，不是父子，就是師徒世傳，結成行幫，自成團體。
行幫是可怕的，把治權交給行幫，起腐蝕作用，更可怕。
以此，吏不但不能用，而且得用種種方法來防範、壓制。
在明代，吏不許作官，國子監生有罪罰充吏役，便是這個道理。
第三隻好任用沒有作過官的讀書人。
讀書人當然想作官，可是有的人也有顧忌，顧忌的是失身份：“海岱初雲擾，荊蠻遂土崩，王公甘久辱，奴仆盡同升。
”（貝瓊《清江詩集》卷八《述懷·二十二韻寄錢思複》）和奴仆同升也許還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政權還不太鞏固，對内未統一，北邊蒙古還保有強大力量。
有的人顧忌的是這個政權是淮幫，大官位都給淮人占完了：“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
”（同上卷五《秋思》）有的人顧忌的是作了官一有不是，有殺頭的，有戴斬罪辦事的，有鐐足辦事的，有罰做苦工的，有抄家的，甚至還有抽筋剝皮的刑罰。
朝官上朝，戰戰兢兢，下朝回家，這天僥幸平安，便阖家歡祝。
（詳作者《朱元璋傳》）作官固然可以發财，可是，要拼着命，甚至帶上阖家阖族的命，有一些人是要多多考慮的。
明太祖要讀書人出來作官，還是有人借故逃避，沒辦法，甚至立下“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不肯作官就要殺頭的條文，也可以看出明初官僚人才的缺乏，和需要的迫切了。
第四是任用地主作官，稱為薦舉。
有富戶、耆民、孝弟力田、稅戶人才（納糧最多的大地主）等名目。
有一出來便作尚書府尹、副都禦史、布政使、參政、參議等大官的，最多的一次到過三千七百多人。
（《明史》卷七一《選舉志三》）可是，還不夠用，而且，這些地主官僚的作風也不完全适合新朝的要求。
舊的人才不夠用，隻好想法培養新的了。
明太祖用自己的訓練方法，造成大量的新官僚。
這個官僚養成所叫作國子監。
《明史·選舉志》說：“學校有二，曰國學，曰府州縣學。
” 二 研究明代國子監的材料，除《明史·選舉志》以外，關于南京國子監的，有黃佐的《南廱志》，北京國子監有《皇明太學志》。
此外，《大明會典》卷七十八《學校門》也有簡單的記載。
明初制度，參加科舉的必須是學校的生員，學校生員作官則不一定經由科舉。
以此，學校是作官所必由的大路，政府和社會都極看重。
可是，從明成祖以後，進士獨占了作官的門路，監生出路日壞。
從明景帝開生員納粟納馬入監之例以後，國子監成為富豪子弟的京師旅邸，日漸廢弛。
從明武宗以後，非府州縣學生也可以納銀入監，作個挂名學生，以依親為名，根本不必入學，國子監到此完全失去初創的意義，隻剩下一個招牌了。
因之，研究明代學校和政治的關系，洪武一朝是最有代表性的時期。
國子監的前身是國子學。
宋龍鳳十一年（公元1365，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以元故集慶路儒學改建。
有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典膳等官。
在建學的前一年，未有校址，先已任命了國子博士和國子助教，在内府大本堂教皇子和胄子（貴族大官子弟）。
吳元年（公元1367）定國子學官制，祭酒正四品，司業正五品，博士正七品，典簿正八品，助教從八品，學正正九品，學錄從九品，典膳省注。
洪武四年（公元1371）中書省戶部定文武官祿，祭酒二百七十石，司業一百八十石，博士八十石，典簿七十石，助教六十五石，學正六十石，學錄五十石。
十四年又更定官員品數，祭酒一人，從四品，司業二人，正六品，監丞二人，正八品，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典簿一人，俱從八品，學正十人，正九品，學錄七人，典籍一人，俱從九品。
掌馔二人，雜職。
又改建國子學于雞鳴山之南。
十五年改國子學為國子監。
二十四年，又改司業監丞各一人。
（黃佐《南廱志》卷一《事紀》）從祭酒到掌馔都是朝廷命官，任免都出于吏部。
學校官在學的職務分工，據洪武十五年欽定的監規：祭酒是正官，衙門首長，專總理一應事務，要整饬威儀，嚴立規矩，表率屬官，模範後進。
屬官赴堂禀議事務，質問經史，皆須拱立聽受，不得即便坐列，正官亦不得要求虛譽，辄自起身，有紊禮制。
祭酒和其他同僚，是長官和屬僚的關系，就國子監說，是一監之長，勉強比附現代名詞，相當于校長，但是，這個校長并無聘任教員之權，因為一切教員都是部派的。
監丞品位雖低，卻參領監事，凡教官怠于師訓，生員有戾規矩，并課業不精，廩膳不潔，并從糾舉。
務要夙夜盡公，嚴行約束，毋得徇情，以緻廢弛。
（同上書卷九《學規本末》）不但管學生規矩課業，還兼管教員教課成績，辦公處叫“繩愆廳”，器用除公案公椅以外，特備有行撲紅凳二條，撥有直廳皂隸二名，“撲作教刑”。
刑具是竹篦，皂隸是行刑人，紅凳是讓學生伏着挨打的。
（同上書卷一六《器用》）照規定，監丞立集愆冊一本，各堂生員敢有不遵學規，即便究治。
初犯記錄（記過），再犯決竹篦五下，三犯決竹篦十下，四犯發遣安置（開除、充軍，罰充吏役）。
（同上書卷九《學規本末》）監丞對學生，不但有處罰權，而且有執行刑罰之權，學校法庭刑場合而為一。
當然，判決和執行都是片面的，學生絕對沒有辯解申說和要求上訴的權利。
這職位就管束學生而論，有點像現代的訓導長。
掌馔是管師生膳食的，膳夫由朝廷撥囚徒充役，洪武十五年六月敕谕監丞等：“囚徒膳夫，俱系死囚，若不聽使令，三更五點不起，有誤生員飲食，一兩遍不聽，打五十竹篦，三遍不聽處斬。
做賊的割了腳筋，若監丞典簿掌馔管束不嚴，打一百圓棍，如不死，仍發雲南。
有通了學裡學外人偷了學裡諸物者處斬，家下人發雲南，欽此。
”（《南廱志》卷一〇《谟訓考》）這種刑法是超出當時的《大明律》之外的。
典簿職掌文案，凡一應學務，并支銷錢糧，季報課業文冊等項，皆須明白稽考。
又管出納，又管教務，類似現代學校裡的總務長和教務長。
典籍是圖書館長。
祭酒同時也是教員，和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