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北朝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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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高隆之告發，高歡下令糾正，務求均平。
其實，一個命令不可能求得均平。
齊三長制和均田制，大體上承襲魏制。
至五六四年，齊武成帝始有改革。
三長制改為十家為比鄰，五十家為闾裡，百家為族黨。
均田制改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照良人受同數的露田。
又每夫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
租調：一床（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鬥。
未娶妻的男丁納半床租調。
受田奴婢的租調比良人減半（半床）。
《隋書?食貨志》說齊文宣帝時，豪強兼并，戶口益多隐漏，可見齊時均田制比魏末年破壞更甚。
齊武成帝改制，無非是減少三長人數以增加役夫，承認兼并（露田數比魏制加倍）并增收奴婢租調。
《隋書?食貨志》稱職事（有官職的人）及百姓（豪民）請墾田者名為受田。
這裡所謂受田，不再是國家分配耕地給農民而是兼并者向國家請墾地。
貧弱農民無力自請墾地，隻好給兼并者耕種，又回到蔭附的舊路上去。
宇文泰據關西，行《周禮》，設司均官，掌管田裡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給田一百四十畝，未娶的男丁給田一百畝；設司賦官，掌管租調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每歲納絹一匹，綿八兩，粟五石，未娶的男丁租調減半；設司役官，掌管力役的政令，民自十八歲至五十九歲，都得服役，豐年不過三十日，中年二十日，下年十日。
周男夫受田數等于齊武成帝所定的田數（一夫一婦有露田一百二十畝又加桑田二十畝），關西人口比齊稀少，均田制在周國當是實際行施的制度。
奴隸受田不見明文，按隋制，奴婢五口給園宅一畝，單丁（良人）及仆隸的租調比已娶的男夫減半，未受田的不出租調。
六○四年，隋炀帝下诏免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隋沿周制，可信周也有奴隸受田的制度。
周武帝釋放大批奴隸和雜戶為良民以後，奴隸在農業生産方面的使用，比以前大為縮小。
魏孝文帝行均田制，扶助蔭附自立門戶，推動社會生産力前進了一步，周武帝釋放奴隸，社會生産力又推進了一步，勞動群衆在十六國大亂和鮮卑拓跋部統治時期所積累起來的災禍，經兩次改革，得到頗大程度的減輕，因此，他們是這一時期中有功于勞動群衆的兩個好皇帝。
魏孝文帝立三長，行均田，隸屬在宗主勢力下的蔭附，确實被釋放了一部分，可是，寺主勢力逐漸興盛起來，又成為與朝廷争奪民戶的一個嚴重力量。
統治階級迫切需要宗教，特别是佛教，必須大力予以提倡，也就必須讓寺主分享剝削的利益，分享得過多，朝廷又感到損失太大，對自己不利，其中鬥争和聯合的情形是複雜的。
代表宗主利益的儒家和道教，參加這個鬥争，表現為儒佛道在思想上的争論，歸根還是地主階級内部（朝廷、宗主、寺主）為争奪剝削對象（勞動民衆）而發生離合變化。
寺院是佛教的塢壁，僧人是寺主的徒衆（寺主的爪牙和從事各種勞動的人），寺主是宗主，強大寺主就是世俗的塢主壁帥。
四四六年，魏太武帝伐蓋吳所率反魏軍，在長安佛寺中發現藏有弓箭矛楯，又發現釀酒器具及州郡官、富人寄藏在寺内的大量财物。
此外還有與貴家婦女淫亂的密室。
魏太武帝認為是佛寺謀反的證據，大舉滅佛。
其實佛寺就是塢壁，藏武器和代人保藏财物，都是平常事，說僧人企圖謀反，無非是滅佛的一種借口。
魏文成帝恢複佛教，四五二年，限制每年出家人數，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
允準沙門統（掌管佛教的僧官）昙曜的請求，創立僧祇戶和佛圖戶兩種名目。
所謂僧祇戶，就是平齊戶及諸民戶如能每年送給僧官（自然也是大寺主）谷六十石（稱為僧祇粟），即取得這個名義。
僧祇戶開始時可能得到僧官的一些保護，逃免官府和宗主的壓迫。
所謂佛圖戶（又稱寺戶），就是犯重罪的平民及官奴，被發給寺院，為寺院服苦役并種田地。
僧祇戶即蔭附，佛圖戶即奴隸。
寺主有爪牙（維那、典錄、典坐、香火、門師等名目）供奔走，有普通僧人供役使，從事各種勞動，又有蔭附和奴隸，寺院成為合法的大小塢壁。
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四七七年，國内寺院，平城有一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州郡有六千四百餘所，僧尼七萬七千餘人，朝廷也感到民衆逃避賦役、湧入寺院的嚴重性。
四九二年，魏孝文帝限制出家人數，每年大州準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
五一七年，魏孝明帝令每年度僧，大州保送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由僧官（州沙門統）地方官共同挑選出大州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
又禁止奴婢出家，禁止私度僧尼。
寺院增加一個僧尼，朝廷便損失一個剝削對象，朝廷設立這些限制，自然是想保持自己的利益，但同時又在大興佛教，使得這些限制都歸于虛設。
五一五年，魏境内有寺院一萬三千七百餘所。
五一八
其實，一個命令不可能求得均平。
齊三長制和均田制，大體上承襲魏制。
至五六四年，齊武成帝始有改革。
三長制改為十家為比鄰，五十家為闾裡，百家為族黨。
均田制改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照良人受同數的露田。
又每夫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
租調：一床（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鬥。
未娶妻的男丁納半床租調。
受田奴婢的租調比良人減半（半床）。
《隋書?食貨志》說齊文宣帝時，豪強兼并，戶口益多隐漏，可見齊時均田制比魏末年破壞更甚。
齊武成帝改制，無非是減少三長人數以增加役夫，承認兼并（露田數比魏制加倍）并增收奴婢租調。
《隋書?食貨志》稱職事（有官職的人）及百姓（豪民）請墾田者名為受田。
這裡所謂受田，不再是國家分配耕地給農民而是兼并者向國家請墾地。
貧弱農民無力自請墾地，隻好給兼并者耕種，又回到蔭附的舊路上去。
宇文泰據關西，行《周禮》，設司均官，掌管田裡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給田一百四十畝，未娶的男丁給田一百畝；設司賦官，掌管租調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每歲納絹一匹，綿八兩，粟五石，未娶的男丁租調減半；設司役官，掌管力役的政令，民自十八歲至五十九歲，都得服役，豐年不過三十日，中年二十日，下年十日。
周男夫受田數等于齊武成帝所定的田數（一夫一婦有露田一百二十畝又加桑田二十畝），關西人口比齊稀少，均田制在周國當是實際行施的制度。
奴隸受田不見明文，按隋制，奴婢五口給園宅一畝，單丁（良人）及仆隸的租調比已娶的男夫減半，未受田的不出租調。
六○四年，隋炀帝下诏免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隋沿周制，可信周也有奴隸受田的制度。
周武帝釋放大批奴隸和雜戶為良民以後，奴隸在農業生産方面的使用，比以前大為縮小。
魏孝文帝行均田制，扶助蔭附自立門戶，推動社會生産力前進了一步，周武帝釋放奴隸，社會生産力又推進了一步，勞動群衆在十六國大亂和鮮卑拓跋部統治時期所積累起來的災禍，經兩次改革，得到頗大程度的減輕，因此，他們是這一時期中有功于勞動群衆的兩個好皇帝。
魏孝文帝立三長，行均田，隸屬在宗主勢力下的蔭附，确實被釋放了一部分，可是，寺主勢力逐漸興盛起來，又成為與朝廷争奪民戶的一個嚴重力量。
統治階級迫切需要宗教，特别是佛教，必須大力予以提倡，也就必須讓寺主分享剝削的利益，分享得過多，朝廷又感到損失太大，對自己不利，其中鬥争和聯合的情形是複雜的。
代表宗主利益的儒家和道教，參加這個鬥争，表現為儒佛道在思想上的争論，歸根還是地主階級内部（朝廷、宗主、寺主）為争奪剝削對象（勞動民衆）而發生離合變化。
寺院是佛教的塢壁，僧人是寺主的徒衆（寺主的爪牙和從事各種勞動的人），寺主是宗主，強大寺主就是世俗的塢主壁帥。
四四六年，魏太武帝伐蓋吳所率反魏軍，在長安佛寺中發現藏有弓箭矛楯，又發現釀酒器具及州郡官、富人寄藏在寺内的大量财物。
此外還有與貴家婦女淫亂的密室。
魏太武帝認為是佛寺謀反的證據，大舉滅佛。
其實佛寺就是塢壁，藏武器和代人保藏财物，都是平常事，說僧人企圖謀反，無非是滅佛的一種借口。
魏文成帝恢複佛教，四五二年，限制每年出家人數，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
允準沙門統（掌管佛教的僧官）昙曜的請求，創立僧祇戶和佛圖戶兩種名目。
所謂僧祇戶，就是平齊戶及諸民戶如能每年送給僧官（自然也是大寺主）谷六十石（稱為僧祇粟），即取得這個名義。
僧祇戶開始時可能得到僧官的一些保護，逃免官府和宗主的壓迫。
所謂佛圖戶（又稱寺戶），就是犯重罪的平民及官奴，被發給寺院，為寺院服苦役并種田地。
僧祇戶即蔭附，佛圖戶即奴隸。
寺主有爪牙（維那、典錄、典坐、香火、門師等名目）供奔走，有普通僧人供役使，從事各種勞動，又有蔭附和奴隸，寺院成為合法的大小塢壁。
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四七七年，國内寺院，平城有一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州郡有六千四百餘所，僧尼七萬七千餘人，朝廷也感到民衆逃避賦役、湧入寺院的嚴重性。
四九二年，魏孝文帝限制出家人數，每年大州準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
五一七年，魏孝明帝令每年度僧，大州保送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由僧官（州沙門統）地方官共同挑選出大州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
又禁止奴婢出家，禁止私度僧尼。
寺院增加一個僧尼，朝廷便損失一個剝削對象，朝廷設立這些限制，自然是想保持自己的利益，但同時又在大興佛教，使得這些限制都歸于虛設。
五一五年，魏境内有寺院一萬三千七百餘所。
五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