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南朝的經濟狀況
關燈
小
中
大
甯令屬官說，“土紙不可以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
藤角紙即藤紙。
東晉末，桓玄選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寫在帛上和紙上的字迹，各裝成一帙，常置手邊。
南朝書家寫字多用麻紙，麻紙别稱布紙，就是用破舊麻布制造的紙。
麻紙可供二王寫字，精美可以想見。
王羲之曾一次贈送謝安紙九萬張，當是這種麻紙。
在紙上塗黃色防蠹藥物稱為黃紙。
當時好紙已能大量生産，因之桓玄下令廢竹簡，用黃紙代竹簡。
隋滅陳，獲得大量陳朝藏書。
這些書籍多是陳宣帝時用紙抄寫。
紙到南朝完全代替了竹帛的地位，是和造紙技術的發展相适應的。
制瓷術--實物證明，商和西周的帶釉硬陶器，可說是最原始的瓷器。
兩漢瓷器雖然還沒有完全脫離原始狀态，但制作技術繼續在提高。
三國西晉制瓷術又有進境，脫離原始狀态轉入成熟的初期。
西晉文士作賦，茶、酒和瓷器聯系起來，說明瓷器已是日常生活的用具。
現在發見的瓷器，三國以迄南北朝都是青瓷，出土地點遍及南北。
不過，制瓷術最高的地方還是在會稽郡。
據現有的發掘資料，孫吳西晉，會稽制瓷業已漸發達。
東晉和南朝将近三百年，會稽遭受戰亂較少，是一個士族聚居地。
士人享樂生活裡飲茶也是享樂的一種，講究茶具，對制瓷技術起着推動作用。
茶具以外，日常生活用具及特制殉葬的明器，種類也很多，越窯和各地窯業成為一種重要的手工業。
到唐朝，越窯聲名更大，陸羽《茶經》說，“瓷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
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
照陸羽的比較，越窯所制茶具是最好的。
陸龜蒙贊美越瓷詩，有“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句，大抵青瓷的制作，越窯确已達到最高境。
唐時越瓷無疑是東晉南朝時越瓷的繼續發展。
商業通暢 東晉和南朝時期，長江流域經濟開始發展，以皇室和百家士族為首的統治階級，在這個經濟基礎上過着奢侈腐朽生活。
一般他說來，統治階級用政治勢力從農民手工業者搜刮得錢，通過商業用錢取得各種消費品，消費品的大部分是由農民手工業者生産出來的（小部分是奴婢、罪徒等人的無償生産），通過商業，農民手工業者得以收回一部分錢來進行再生産。
因之，社會經濟在政治較好、剝削較輕、商業通暢的情況下，可以有緩慢的進展；在政治苛暴，但商業仍能流通的情況下，也還不至于全部窒息；隻有遭受破壞性特别強烈的戰争，商業完全停頓的時候，社會經濟才呈現崩潰現象。
梁末侯景大亂，就是這樣的一個時候，其餘大體上屬于前兩種情況，也就是長江流域經濟上升的趨向，其中商業起着一定的流轉作用。
建康是最大的商業城市。
城中有四個市，又秦淮河北岸有大市，還有小市十餘所。
建康以外，京口、山陰（會稽郡治）、壽陽、襄陽、江陵、成都、廣州等地也是商業城市。
史稱建康“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于官祿，市廛列肆，埒（音劣liè相等）于二京（長安、洛陽）”。
商業主要為官人供給消費品，所有商業城市都是和建康一樣。
齊朝暴君東昏侯，極其淫侈，妃妾服裝，都選用最珍貴的材料，向商市購買金寶，付錢比普通價高數倍。
他甯願用其他方法去搜括民間錢物，卻不敢不付給商人所索的高價，這說明官和商相互依存，誰也缺少不了誰。
士人向來有免稅權，因之士人多兼營商業。
東晉王彪之整頓商市令裡說，近查山陰市多有不法商人，或随地開設店肆，或隐漏估稅，假冒豪強的名号，擁有貿易的厚利，淩踐無勢力的平民，獨占居要害的地點。
其他城市，情形大緻相同。
這裡所說不法商人，或者就是兼營商業的士人，或者是和士人勾結、仗勢橫行的奸商，普通商人是不敢這樣做的。
又如東晉謝安有一個同鄉罷官從廣州回建康，帶來蒲葵扇五萬把。
謝安取一把自用，建康人争出高價買蒲葵扇，這個同鄉獲利數倍。
宋孔道成從會稽來建康，帶貨船十餘艘，滿載綿絹紙席等物。
梁武帝弟蕭宏，貯藏布絹絲綿漆蜜纻（細麻）蠟等雜貨數十屋。
蕭宏在建康有數十處商邸，招待各路商客，廉價買進客貨，貯藏起來，待價出售。
蕭宏又用高利貸的方法，吞并别人的田、宅、邸、店，建康和三吳不少人因此喪失産業。
士人和貴族經商求富是普遍的，不過，對整個商業說來，主要經營者仍是社會地位卑微的商販。
南朝重要産鹽地，在江南是吳郡海鹽縣（浙江海鹽縣），在江北是南兖州鹽城縣（江蘇鹽城縣）。
海鹽縣海邊有大片鹽田。
鹽城縣有鹽亭（制鹽場所）一百二十三所，公私商運，每年常有船千艘往來。
經營鹽業的自然是豪強，其中有商人也有士人。
軍人（小軍官，凡小軍官都是素族，士人不作小軍官）也是一向享有免稅權，軍事重鎮壽陽、襄陽，與北方有商業上往來，在這裡軍官可以販運求富。
南朝和海南諸國通商，主要是經由廣州南海郡的番禺（廣州市），交州的龍編、西卷。
自宋朝開始，有林邑、扶南（柬埔寨）以至天竺、師子國等十餘國與南朝通商，梁時商業尤盛。
輸入貨物多是象牙、犀角、珠玑、琉璃、吉貝（又寫作古貝、木棉布）、香料等，中國輸出貨物多是绫絹絲錦等。
《宋書?夷蠻傳論》裡說外國珍貨，為富貴人所喜愛，所以“舟舶繼路，商（商人）使（使官）交屬（往來）”。
梁時，外國商船有時一年到來十幾批。
當時北魏貴族已經腐化，也需要南貨（南海貨）供消費，梁就多輸入南貨在邊鎮與魏互市，交換北方産品。
做交廣二州官，很快就緻巨富。
宋時垣闳作交州刺史，任滿回來，帶資财值錢一萬萬。
凡作廣州刺史，無不暴富，俗話有“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錢）”的說法。
從官吏貪污的錢數來看，當時中外交易的貨物，數量并不小。
南方水上交通便利，也是商業發達的一個原因。
東晉安帝時，建康一次風災，毀壞官商船多至一萬艘。
此後官商船當愈來愈多。
孫吳時，海上大船長二十餘丈，可載六七百
藤角紙即藤紙。
東晉末，桓玄選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寫在帛上和紙上的字迹，各裝成一帙，常置手邊。
南朝書家寫字多用麻紙，麻紙别稱布紙，就是用破舊麻布制造的紙。
麻紙可供二王寫字，精美可以想見。
王羲之曾一次贈送謝安紙九萬張，當是這種麻紙。
在紙上塗黃色防蠹藥物稱為黃紙。
當時好紙已能大量生産，因之桓玄下令廢竹簡，用黃紙代竹簡。
隋滅陳，獲得大量陳朝藏書。
這些書籍多是陳宣帝時用紙抄寫。
紙到南朝完全代替了竹帛的地位，是和造紙技術的發展相适應的。
制瓷術--實物證明，商和西周的帶釉硬陶器，可說是最原始的瓷器。
兩漢瓷器雖然還沒有完全脫離原始狀态，但制作技術繼續在提高。
三國西晉制瓷術又有進境，脫離原始狀态轉入成熟的初期。
西晉文士作賦，茶、酒和瓷器聯系起來，說明瓷器已是日常生活的用具。
現在發見的瓷器，三國以迄南北朝都是青瓷，出土地點遍及南北。
不過，制瓷術最高的地方還是在會稽郡。
據現有的發掘資料，孫吳西晉，會稽制瓷業已漸發達。
東晉和南朝将近三百年，會稽遭受戰亂較少，是一個士族聚居地。
士人享樂生活裡飲茶也是享樂的一種，講究茶具，對制瓷技術起着推動作用。
茶具以外，日常生活用具及特制殉葬的明器，種類也很多，越窯和各地窯業成為一種重要的手工業。
到唐朝，越窯聲名更大，陸羽《茶經》說，“瓷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
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
照陸羽的比較，越窯所制茶具是最好的。
陸龜蒙贊美越瓷詩，有“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句，大抵青瓷的制作，越窯确已達到最高境。
唐時越瓷無疑是東晉南朝時越瓷的繼續發展。
商業通暢 東晉和南朝時期，長江流域經濟開始發展，以皇室和百家士族為首的統治階級，在這個經濟基礎上過着奢侈腐朽生活。
一般他說來，統治階級用政治勢力從農民手工業者搜刮得錢，通過商業用錢取得各種消費品，消費品的大部分是由農民手工業者生産出來的（小部分是奴婢、罪徒等人的無償生産），通過商業，農民手工業者得以收回一部分錢來進行再生産。
因之，社會經濟在政治較好、剝削較輕、商業通暢的情況下，可以有緩慢的進展；在政治苛暴，但商業仍能流通的情況下，也還不至于全部窒息；隻有遭受破壞性特别強烈的戰争，商業完全停頓的時候，社會經濟才呈現崩潰現象。
梁末侯景大亂，就是這樣的一個時候，其餘大體上屬于前兩種情況，也就是長江流域經濟上升的趨向，其中商業起着一定的流轉作用。
建康是最大的商業城市。
城中有四個市，又秦淮河北岸有大市，還有小市十餘所。
建康以外，京口、山陰（會稽郡治）、壽陽、襄陽、江陵、成都、廣州等地也是商業城市。
史稱建康“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于官祿，市廛列肆，埒（音劣liè相等）于二京（長安、洛陽）”。
商業主要為官人供給消費品，所有商業城市都是和建康一樣。
齊朝暴君東昏侯，極其淫侈，妃妾服裝，都選用最珍貴的材料，向商市購買金寶，付錢比普通價高數倍。
他甯願用其他方法去搜括民間錢物，卻不敢不付給商人所索的高價，這說明官和商相互依存，誰也缺少不了誰。
士人向來有免稅權，因之士人多兼營商業。
東晉王彪之整頓商市令裡說，近查山陰市多有不法商人，或随地開設店肆，或隐漏估稅，假冒豪強的名号，擁有貿易的厚利，淩踐無勢力的平民，獨占居要害的地點。
其他城市，情形大緻相同。
這裡所說不法商人，或者就是兼營商業的士人，或者是和士人勾結、仗勢橫行的奸商，普通商人是不敢這樣做的。
又如東晉謝安有一個同鄉罷官從廣州回建康，帶來蒲葵扇五萬把。
謝安取一把自用，建康人争出高價買蒲葵扇，這個同鄉獲利數倍。
宋孔道成從會稽來建康，帶貨船十餘艘，滿載綿絹紙席等物。
梁武帝弟蕭宏，貯藏布絹絲綿漆蜜纻（細麻）蠟等雜貨數十屋。
蕭宏在建康有數十處商邸，招待各路商客，廉價買進客貨，貯藏起來，待價出售。
蕭宏又用高利貸的方法，吞并别人的田、宅、邸、店，建康和三吳不少人因此喪失産業。
士人和貴族經商求富是普遍的，不過，對整個商業說來，主要經營者仍是社會地位卑微的商販。
南朝重要産鹽地，在江南是吳郡海鹽縣（浙江海鹽縣），在江北是南兖州鹽城縣（江蘇鹽城縣）。
海鹽縣海邊有大片鹽田。
鹽城縣有鹽亭（制鹽場所）一百二十三所，公私商運，每年常有船千艘往來。
經營鹽業的自然是豪強，其中有商人也有士人。
軍人（小軍官，凡小軍官都是素族，士人不作小軍官）也是一向享有免稅權，軍事重鎮壽陽、襄陽，與北方有商業上往來，在這裡軍官可以販運求富。
南朝和海南諸國通商，主要是經由廣州南海郡的番禺（廣州市），交州的龍編、西卷。
自宋朝開始，有林邑、扶南（柬埔寨）以至天竺、師子國等十餘國與南朝通商，梁時商業尤盛。
輸入貨物多是象牙、犀角、珠玑、琉璃、吉貝（又寫作古貝、木棉布）、香料等，中國輸出貨物多是绫絹絲錦等。
《宋書?夷蠻傳論》裡說外國珍貨，為富貴人所喜愛，所以“舟舶繼路，商（商人）使（使官）交屬（往來）”。
梁時，外國商船有時一年到來十幾批。
當時北魏貴族已經腐化，也需要南貨（南海貨）供消費，梁就多輸入南貨在邊鎮與魏互市，交換北方産品。
做交廣二州官，很快就緻巨富。
宋時垣闳作交州刺史，任滿回來，帶資财值錢一萬萬。
凡作廣州刺史，無不暴富，俗話有“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錢）”的說法。
從官吏貪污的錢數來看，當時中外交易的貨物，數量并不小。
南方水上交通便利，也是商業發達的一個原因。
東晉安帝時，建康一次風災，毀壞官商船多至一萬艘。
此後官商船當愈來愈多。
孫吳時，海上大船長二十餘丈，可載六七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