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農業與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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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用耒耕田，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
這說明推行代田法，主要在關中等地區，能行代田法的又不是貧苦農民而是地方豪富。
但趙過創新法的功績無疑是重大的，因為農業開始走上新的階段，舊耕作法勢必逐漸被舍棄。
西漢三十稅一制，便利了豪強兼并。
漢武帝興修水利，提倡新田器和代田法，更增強了豪強兼并的力量，加速了農民階級的分化。
到西漢後期，土地高度集中與奴隸大量被使用，造成豪強在政治上不可抑制的勢力。
農民要逃免破産的災難，隻能在耕作技術上求生存。
漢成帝時，氾勝之總結農業經驗，作《農書》十八篇，對節候、辨土、施肥、選種、下種、禦旱等農事，各有叙述（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引氾勝之書）。
特别是區種法，為氾勝之書的新創。
區種法分上農區、中農區、下農區三種。
上農區是發土方、深各六寸為一區，每區相隔九寸，一畝得三千七百區。
壯男長女一天可作一千區。
每區下好糞一升，粟種二十粒，一畝用粟種二升。
中農區發土方七寸，深六寸，每區相隔二尺。
下農區發土方九寸，深六寸，每區相隔三尺。
用區種法的田稱為區田。
區田法可用在山陵、坡阪、城上、宅旁零星小塊土地和澆薄、未墾的土地上，農具、粟種、肥料也比較省便，遇旱災可挑水灌溉，費力雖多，收獲卻頗可靠。
一家有田十畝，便不愁餓死了。
區種法适合于最窮苦的小農經營，對豪強兼并多少起些延緩破産的作用。
漢成帝時已有溫室，種冬生蔥韭菜蔬，這當然也是農民的一種創造。
農民在開辟耕地，在改進耕作法，在增加農業生産，西漢末年，墾田多至八百萬頃，這是農民勤苦勞動的成就。
西漢社會繁榮的基礎，主要是農民造成的。
晁錯叙述漢文帝時農民的生活狀況說：農夫一家平均五口人，其中應服徭役的壯男至少有二人，一年裡有幾個月不能在自己田地上勞動。
一家人合力種田不能超過一百畝，收獲不能超過一百石。
春耕、夏耘、秋獲、冬藏、采伐薪柴、給官府服徭役，一年到頭，不得一天休息；另外還要有些耗費，如送往迎來、吊死喪、問疾病、養育孤兒幼童，實在是勤苦已極。
一遇到水旱災荒，急征暴賦，那就隻好賤賣農産品和借貸錢物，忍受商賈的盤剝，最後隻好出賣田宅子孫來還債。
晁錯所說，正是當時農民一般的普遍的生活狀況。
他們過着這樣勤苦的生活，在繼續增長的剝削下，一部分農民失去田宅，破産逃亡。
《鹽鐵論》叙述農民破産逃亡的過程說：貧苦農民不堪賦稅徭役的壓迫，大抵逃到豪強家裡供役使。
官吏不敢得罪豪強，賦稅徭役加到還沒有逃亡的中小人家，小家被迫逃亡，中家變成小家，最後也隻好逃亡。
逃亡者多數變成下列各種身分的人。
佃農&mdash&mdash董仲舒說，貧民耕豪富家田，按收獲量繳納一半作田租（“見稅什五”）。
雇農&mdash&mdash貧民受雇耕主人的田地，稱為傭耕或田客。
客與奴地位極相近，《史記》、《漢書》多是奴客并稱。
東漢崔寔《政論》說，如果沒有奴，可以用客，客庸（雇價）每月一千錢，西漢客庸可能也是一千錢。
田僮&mdash&mdash是耕田的奴隸。
漢武帝曾沒收商人的大量田地與田僮，足見一般地主（包括商人）都願意使用奴隸。
佃農要分谷物一半，田客要月錢一千，兩漢奴價普通是一萬五千錢，耕作技術最高的奴隸，買價不過二萬餞，用奴比用客便宜得太多。
因此凡是地主都希望農民破産變奴隸。
不過這種願望與地主首領的皇帝（盡管皇帝本身兼做大奴隸主）在賦稅徭役的收入上有利害的沖突。
皇帝從農民可以取得各種收入，從私家奴隸卻僅取得加倍的口算。
私家奴隸愈多，皇帝損失愈大，因此政論家和政治家有限田限奴隸的議論和措施。
西漢地主确實使用巨大數量的奴隸，但這并不能改變下列一個事實，即奴隸隻是破産農民中的一部分，構成西漢社會的主要階級，不是奴隸而是與地主對立的，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小私有生産者&mdash&mdash勤苦農民。
破産農民的另一部分，即是所謂“背本趨末”“離鄉輕（棄）家”的小工商和傭工。
漢景帝時丞相周亞夫的兒子買葬具，雇了傭工搬運回家，卻不給工錢，被傭工告發。
傭工出賣勞力，比小工商更是一無所有。
這說明推行代田法，主要在關中等地區，能行代田法的又不是貧苦農民而是地方豪富。
但趙過創新法的功績無疑是重大的，因為農業開始走上新的階段，舊耕作法勢必逐漸被舍棄。
西漢三十稅一制，便利了豪強兼并。
漢武帝興修水利，提倡新田器和代田法，更增強了豪強兼并的力量，加速了農民階級的分化。
到西漢後期，土地高度集中與奴隸大量被使用，造成豪強在政治上不可抑制的勢力。
農民要逃免破産的災難，隻能在耕作技術上求生存。
漢成帝時，氾勝之總結農業經驗，作《農書》十八篇，對節候、辨土、施肥、選種、下種、禦旱等農事，各有叙述（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引氾勝之書）。
特别是區種法，為氾勝之書的新創。
區種法分上農區、中農區、下農區三種。
上農區是發土方、深各六寸為一區，每區相隔九寸，一畝得三千七百區。
壯男長女一天可作一千區。
每區下好糞一升，粟種二十粒，一畝用粟種二升。
中農區發土方七寸，深六寸，每區相隔二尺。
下農區發土方九寸，深六寸，每區相隔三尺。
用區種法的田稱為區田。
區田法可用在山陵、坡阪、城上、宅旁零星小塊土地和澆薄、未墾的土地上，農具、粟種、肥料也比較省便，遇旱災可挑水灌溉，費力雖多，收獲卻頗可靠。
一家有田十畝，便不愁餓死了。
區種法适合于最窮苦的小農經營，對豪強兼并多少起些延緩破産的作用。
漢成帝時已有溫室，種冬生蔥韭菜蔬，這當然也是農民的一種創造。
農民在開辟耕地，在改進耕作法，在增加農業生産，西漢末年，墾田多至八百萬頃，這是農民勤苦勞動的成就。
西漢社會繁榮的基礎，主要是農民造成的。
晁錯叙述漢文帝時農民的生活狀況說：農夫一家平均五口人，其中應服徭役的壯男至少有二人，一年裡有幾個月不能在自己田地上勞動。
一家人合力種田不能超過一百畝，收獲不能超過一百石。
春耕、夏耘、秋獲、冬藏、采伐薪柴、給官府服徭役，一年到頭，不得一天休息；另外還要有些耗費，如送往迎來、吊死喪、問疾病、養育孤兒幼童，實在是勤苦已極。
一遇到水旱災荒，急征暴賦，那就隻好賤賣農産品和借貸錢物，忍受商賈的盤剝，最後隻好出賣田宅子孫來還債。
晁錯所說，正是當時農民一般的普遍的生活狀況。
他們過着這樣勤苦的生活，在繼續增長的剝削下，一部分農民失去田宅，破産逃亡。
《鹽鐵論》叙述農民破産逃亡的過程說：貧苦農民不堪賦稅徭役的壓迫，大抵逃到豪強家裡供役使。
官吏不敢得罪豪強，賦稅徭役加到還沒有逃亡的中小人家，小家被迫逃亡，中家變成小家，最後也隻好逃亡。
逃亡者多數變成下列各種身分的人。
佃農&mdash&mdash董仲舒說，貧民耕豪富家田，按收獲量繳納一半作田租（“見稅什五”）。
雇農&mdash&mdash貧民受雇耕主人的田地，稱為傭耕或田客。
客與奴地位極相近，《史記》、《漢書》多是奴客并稱。
東漢崔寔《政論》說，如果沒有奴，可以用客，客庸（雇價）每月一千錢，西漢客庸可能也是一千錢。
田僮&mdash&mdash是耕田的奴隸。
漢武帝曾沒收商人的大量田地與田僮，足見一般地主（包括商人）都願意使用奴隸。
佃農要分谷物一半，田客要月錢一千，兩漢奴價普通是一萬五千錢，耕作技術最高的奴隸，買價不過二萬餞，用奴比用客便宜得太多。
因此凡是地主都希望農民破産變奴隸。
不過這種願望與地主首領的皇帝（盡管皇帝本身兼做大奴隸主）在賦稅徭役的收入上有利害的沖突。
皇帝從農民可以取得各種收入，從私家奴隸卻僅取得加倍的口算。
私家奴隸愈多，皇帝損失愈大，因此政論家和政治家有限田限奴隸的議論和措施。
西漢地主确實使用巨大數量的奴隸，但這并不能改變下列一個事實，即奴隸隻是破産農民中的一部分，構成西漢社會的主要階級，不是奴隸而是與地主對立的，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小私有生産者&mdash&mdash勤苦農民。
破産農民的另一部分，即是所謂“背本趨末”“離鄉輕（棄）家”的小工商和傭工。
漢景帝時丞相周亞夫的兒子買葬具，雇了傭工搬運回家，卻不給工錢，被傭工告發。
傭工出賣勞力，比小工商更是一無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