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唐代長安--各國文化交流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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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國威強盛、經濟繁榮，在中國封建時代是空前的、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僅有的。
在這個基礎上，承襲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輝煌燦爛，蔚成中國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當時世界文化中的高峰。
大抵一個朝代，每當國内混亂、統治動搖的時候，對内越是惴惴不得自保，對于外來文化越是頑固地排斥拒絕，不敢有所觸發。
天寶之亂以前的唐朝，處在強固穩定的時期，在政治上有自信心奉行“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針，在文化上也有足夠的自信心，并蓄兼收，群花同放。
因為唐代的中國文化已經發展到昌盛成熟的階段，任何外域文化傳入中國，都沒有可能消溶唐文化，而隻能作為一種新養料注入唐文化的整體内。
盾代外域文化在中國流行，并不是因為中國的封建文化已然衰老沒落，相反，是因為它正在高度繁榮，具有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
唐文化依據本身發展的需要，對于外來的新成分，有抉擇地損益取舍，經過汲取發揚，愈益顯得豐富多彩。
唐文化遠播到東西方各國，各國也依據自己的文化傳統，斟酌吸收，使本國文化得以獲取助益，加速發展。
唐代确實是中外文化交流極盛的時代。
唐朝境内的文化交流活動，遍及于廣州、揚州、洛陽等主要都會，而以長安最為集中、最為繁盛。
這是因為長安具備如下的一些特具條件：（一）長安是唐朝的國都，全國的政治中心。
各國使者賓客都需要到長安來進行政治活動。
出國使者或外來使人，從這裡輸出唐朝的文化典籍和器物，同時也傳外國文化到長安。
（二）長安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國的文化中心。
武德三年，太宗在秦王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即位後又置弘文學館，精選天下文儒。
《舊唐書》說：“是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
弘文殿聚集群書，多至二十餘萬卷，是全國藏書最富的中心圖書館。
太宗以後，曆代在唐朝廷供職或不供職的文儒多在長安來往或居住，一直保持着“四方儒士，雲會京師”的盛況。
由于朝廷的提倡，每逢節日，朝士詞人，遊宴吟詠，佳句美篇，不久即傳入宮禁，流布遠近。
長安有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
外域傳來新聲曲，一經教坊摹演，全城藝人，遂相仿效。
音樂歌舞在唐代極為發達，而長安又是樂舞的勝地。
唐代重要仕途之一是以經學為手段的明經科。
唐太宗诏顔師古定五經，孔穎達撰正義，長安成為經學的中心。
史學也是一門卓有成就的學問，自長安設史館後，開官修前代史的新風。
每有外國使者來到，鴻胪詢問土地風俗，道裡遠近，報送史館。
長安又是全國的教育中心，國子監總設七學館（國學、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各置博士。
經唐太宗倡導，國子監添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收中外生員多至八千餘人。
外國貴族子弟來中國，多入國學留學。
“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此外佛教的傳布，對文化交流影響不小。
自玄奘回國，在慈恩寺譯經。
長安成為全國佛教的重地。
（三）長安是東西方交通的樞紐。
西漢以來，東西方的交通主要是經由陸海兩條路。
一條是海路，南海聯接東南亞諸國以至天竺，東海可通日本與新羅。
南海路以廣州為出入的要沖。
廣州北與洛陽、長安相聯，交通穩便。
另一條是通西域的陸路。
隋時西域諸國在張掖互市。
出玉門關有三條大道。
北道自伊吾經突厥汗庭遠達拂菻。
中道起高昌、龜茲、疏勒、逾蔥嶺，經康、曹、安等昭武九姓國，至波斯。
南道起鄯善、于阗，經吐火羅，至北天竺。
三道入玉門關，經蘭州，歸于長安。
所以，柳宗元說“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于邦畿之内”。
西域諸國來唐必須經由長安，東亞和南亞諸國經唐朝陸路與西域交通，也必須經由長安，并且往往在長安停留。
長安是文化繁榮的都市，也是交通頻繁、賓客輻湊的都市。
由于這三個獨具的優越條件，使唐代長安不能不超越其他都會，成為東西方各國文化交流的集中點。
長安城是一座規模宏偉的大城。
據近年考古工作者對遺址的實測，城南北長八千四百七十米，東西長九千五百五十米，周長約三十五公裡有餘，大于現在的北京舊城，相當現在明建西安舊城的五倍。
隋朝定都于此，開皇間開始興建，店朝又屢加修築，城内景物，更臻完美。
全城布局嚴整可觀，顯然是事先經過周密的設計。
皇族居住的宮城位于全城最北部的中央，東西五裡餘，南北二裡餘，城高三丈五尺。
城南正門名承天門。
凡元正冬至，陳樂設宴或接見外國賓客，都在這裡舉行。
官城之南聯接皇城（又名子城），東西同于宮城，南北長五裡許。
城内布列宗廟社稷，百官廨署，不使雜人居住。
皇城正南門名朱雀門，北與承天門相對，南望外廓城的正南門明德門。
兩門之間一條長九裡寬百步的朱雀門大街縱貫南北，把全城分為東西兩半。
東部設萬年縣，西部設長安縣，分轄兩地的居民。
東西兩部各有周遭六百步的大商市，稱東市和西市。
全城的居住區共建一百零六坊，各坊間形成東西大街十四條，南北大街十一條。
街道寬闊，道旁植樹成蔭。
坊呈長方形，結構劃一，布列勻整。
宋敏求《長安志》說：“棋布栉比，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
”是符合實情的描述。
像長安這樣精心規劃、氣象宏偉的大部城，在隋唐以前的中國不曾有，在當時的世界上也不曾有。
日本模拟長安的建制，先後興建平城京和平安京。
中亞伊斯蘭諸教國以至拂菻、天竺，也都流傳着長安的盛名。
随着唐朝國威的遠播，長安揚名于世界，強烈地吸引着各國人來觀光。
下面叙述僑居長安和往來長安的各類外國人士。
一、來往使臣我國境内的某些少數族，在唐代曾一度自立邦國，但和唐朝廷保有密切的聯系。
如西南的吐蕃、南诏，西北的回鹘、高昌，東北的契丹，曆代前來長安的使者，絡繹不絕，加強着各民族間的文化流通。
至于亞洲、非洲諸國，遠至歐洲的拂菻，也都不斷有使臣來往，長安城内外國使者之多，為前代所未有。
西方諸國--建國中亞的昭武九姓國：康國、史國、曹國、支國、石國等自唐初至開元間，屢有使者來長安。
唐太宗時康國獻金桃銀桃、植于苑囿。
開元時，康國、史國又遣使獻納胡旋舞女。
大食遣使來唐，進馬匹方物。
使者谒見，立而不拜。
唐太宗以“大食殊俗”，特予準許。
波斯國也在貞觀間與唐通使，“獻活褥虵（同蛇）”，能入穴取鼠。
開元天寶間，前後遣使者來唐十餘次，帶來波斯的方物。
當時溝通東西方商業來往的東羅馬（拜占庭），唐代史書上稱為拂菻。
據《舊唐書》記，自貞觀至開元，拂菻國前後五次遣使來唐。
此外，《冊府元龜》還有景雲二年拂菻國“獻方物”的記事。
東亞諸國--唐朝初年，天竺戒日王建立大帝國、貞觀十五年，遣使來唐，建立友好關系，唐太宗答書慰問，此後不斷有使者來到長安。
開元間，南天竺、北天竺和中天竺也各遣使來唐“朝獻”。
泥婆羅國貞觀二十一年遣使來唐，帶來菠绫菜、渾提蔥。
立國于東南亞的骠國、真臘、扶南、林邑、瞻博（占婆）、室利佛逝、師子、盤盤、單單（今吉蘭丹）諸國，也屢有使者來到唐的國都，并且帶來本國的物産和文化。
高麗、新羅、百濟三國，唐初即有使臣來長安。
新羅統一半島後，派遣來唐的使者，絡繹不絕。
北海之北有流鬼國，距長安萬五千裡。
貞觀十四年（六四○年）遣使者餘志來長安，唐太宗以佘志為騎都尉。
流鬼國當是與唐通使的亞洲國家中最北方的一國。
日本的“遣唐使”--六○七年，日本遣大禮小野妹子使隋。
隋朝統治期間，日本前後遣使三次。
日本的使臣來隋，偕有留學生同來，使臣回國後，留學生仍留中國。
唐代，日本繼續派使臣來中國。
據日本史書所載，前後任命“遣唐使”共有十九次之多。
其中六次為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國或送還唐朝去日本的使臣，稱“迎入唐使”或“送客唐使”。
送客唐使不必送還長安，例如天智天皇六年，伊吉博德等送還司馬法聰，隻達百濟而返。
除此而外，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自六三○年至八九四年前後凡十三次。
唐中宗至唐玄宗時代，日本四次遣使，規模浩大，号為最盛。
日本的遣唐使不同于一般單純基于政治目的的遣使，而是有意識地前來觀摩攝取唐朝的中國文化。
遣唐使官一般是選擇文藝優秀通達經史的文臣，使團人員中包括醫師、陰陽師、畫師、音樂長，并有衆多的學問僧和國學生同行。
一次來長安的遣唐使，多到幾百人。
唐中宗到唐玄宗時代的幾次，都達到五百人左右。
天寶亂後，唐朝對入京人數加以限制。
每次得入長安者，限八十五人（一說六十五人）。
日本遣唐使歸國後，多位列公卿，參與國政，唐代的文化制度随之介紹到日本。
天寶之亂以前，各國使臣來往頻仍。
東起日本，西至拂菻，北有流鬼，南達室利佛逝，大批的使臣隊前後會集在長安。
他們在肩負政治使命的同時，對東西文化的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流寓長安的外國王侯唐太宗貞觀四年，擒獲突厥颉利可汗送至長安。
《通鑒》說：“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将軍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長安城中遷來這樣多的突厥王侯和居民，不能不加強着突厥文化與漢文化的交融。
史稱太子承乾“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
承乾被斥為失行，但正說明突厥文化在發生着影響。
唐高宗時，波斯薩珊王朝破敗後，王子卑路斯攜殘部逃來長安求庇護。
卑路斯在長安客死，子泥俚師又在長安謀複國。
泥俚師回國圖恢複不果，景龍間再來中國，後來也在長安客死。
韋述《兩京新記》說，卑路斯曾奏請在長安建波斯寺。
泥俚師自長安統率回國的殘部有數千人，想見随從波斯王族遷來長安的波斯人，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三、在長安供職的外國官員唐朝廷廣泛吸收各族人員充當文武官，為唐朝統治者服務。
不僅當時立國的各少數族，如契丹、回鹘、吐蕃等族，每有在長安供職的官員，而且亞洲許多國家的個别人員，例如大食、波斯、突厥、安國、康國、天竺、高麗、新羅、百濟、日本各國人，也有不少旅居長安，接受唐朝的職事。
其中一些人世代國住長安，與士人相往還，在文化交流中作出了貢獻。
大食人中，李彥升在唐及第進士，想見對漢文化造詣頗深。
波斯首領穆諾沙在開元間兩度來唐，授折沖，留宿衛。
七三七年，日本遣唐使中臣名代等歸國，仕于唐朝的波斯人李密翳随往日本。
大竺人迦葉濟，貞元間仕唐為“泾原大将試太常卿”。
又有羅（羅當是婆羅門的簡稱）好心也仕于唐。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載其官稱是“右神策軍十将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新平郡王”。
《通鑒?唐紀》說，唐德宗避朱泚亂後，诏“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近收京城将士，皆賜名奉天定難功臣”。
羅好心可能是其中的一員。
西突厥特勤史大奈，随處羅可汗入隋，曾從唐高袒平長安，賜姓史氏。
處羅可汗子阿史那社爾，貞觀間内屬，尚衡陽長公主，授驸馬都尉。
酋長阿失思力，授左領軍将軍，尚九江公主。
始畢可汗孫阿史那忠，也娶唐宗室女，封薛國公，擢右骁衛大将軍，在長安值宿衛達四十八年。
昭武九姓國中，寓居長安的知名人物，唐肅宗時有鴻胪卿康謙。
唐玄宗時康植平六胡州，有軍功，唐玄宗曾在長安召見。
安國人李抱玉李抱真兄弟，以武勇稱“有唐之良将”，“群從兄弟，或徙居京華，習文儒，與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風”。
新羅、高麗、百濟三國仕唐的武将，如百濟的黑齒常之，高麗的泉男生兄弟，王思禮、高仙芝，新羅的張保舉，多是著名的武将。
依照唐制度，新羅士子可以參加科舉考試。
有姓名可考的有金可紀、金雲卿、崔匡裕、崔彥、崔緻遠等多人。
新羅人樸球在唐為棋待诏，張喬送樸球歸新羅詩說：“海東誰敵手，歸去道應孤，阙下傳新勢，船中複舊圖。
”樸球當是新羅仕于唐的棋藝名家。
日本供職唐朝的最著名人物是阿部仲麻呂（漢名朝衡或晁衡）。
朝衡于開元間随日本遣唐使來長安留學，學成仕于唐朝，為左補阙，在長安約五十餘年，後擢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
天寶十二載再入長安，随日本使臣歸國。
日本船中道漂流至安南，朝衡複返中國，仕于唐，大曆五年卒于長安。
朝衡在長安期間，多與中國士人友善。
天寶年間歸國時，王維、趙骅、包佶都有詩送行。
趙骅說他“來稱郯子學，歸是越人吟”。
王維詩說：“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
别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
”友情是深摯的。
朝衡歸船中道遇險漂流，當時曾訛傳他的死訊。
李白作詩哭悼說，“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遠蓬壺。
明月不歸沈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朝衡溺死是誤傳，但由此引來李白的悼詩卻是洋溢着真實的情誼。
朝衡在長安任職，同李白等大詩人有如此深厚的友情，在中日文化關系史上确是一個值得珍視的紀錄。
四、長安城内的外國留學生日本曆次遣唐使來唐，都有留學生随同前來，回國時，也每每偕同學成的留學生同返。
可以說，遣送和迎還留學生即是遣唐使的一個重要的職責。
每次随遣唐使來中國的留學生少則一二十人，多則二、三十人，都在長安國學肄業。
在長安的日本留學生，至少留住數年，多者到二十餘年、三十餘年。
他們的生活起居漸染唐風，回國後也就傳播于日本。
留學生本來擔負着傳植文化的任務，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作用十分明顯。
隋末來中國，唐初歸日本的留學生高向玄理、僧旻（一作日文）、南淵清安（一作請安）等人，把唐朝的律令制度，介紹回國，日本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顯然與此有密切的關系。
革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鐮足，都曾受教于南淵。
高向和僧曼任國博士，直接擔負着革新的任務。
移植唐文化的留學生，對大化革新的作用，是重大的。
唐德宗時（日本桓武天皇延曆時），自中國學法律歸國的大和長崗與著名的歸國留學生吉備真備，依唐制删定日本律令，矯正差誤。
大和長崗成為當時日本最負盛名的法令家。
至于中日兩國學術文化方面的相互傳流，留學生更是重要的媒介（詳後）。
在長安的外國留學生，日本而外，最多的是新羅。
新羅沒有流傳象日本那樣詳細的曆史記錄，但據《舊唐書》記，開成五年一次歸國的新羅留學生，即有一百五人之多。
《唐會要》記貞觀時，高麗、百濟、新羅遣子弟入國學。
大抵自唐太宗時起，新羅等國即不斷有留學生來到長安。
在這個基礎上，承襲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輝煌燦爛，蔚成中國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當時世界文化中的高峰。
大抵一個朝代，每當國内混亂、統治動搖的時候，對内越是惴惴不得自保，對于外來文化越是頑固地排斥拒絕，不敢有所觸發。
天寶之亂以前的唐朝，處在強固穩定的時期，在政治上有自信心奉行“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針，在文化上也有足夠的自信心，并蓄兼收，群花同放。
因為唐代的中國文化已經發展到昌盛成熟的階段，任何外域文化傳入中國，都沒有可能消溶唐文化，而隻能作為一種新養料注入唐文化的整體内。
盾代外域文化在中國流行，并不是因為中國的封建文化已然衰老沒落，相反，是因為它正在高度繁榮，具有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
唐文化依據本身發展的需要，對于外來的新成分，有抉擇地損益取舍，經過汲取發揚，愈益顯得豐富多彩。
唐文化遠播到東西方各國，各國也依據自己的文化傳統，斟酌吸收，使本國文化得以獲取助益，加速發展。
唐代确實是中外文化交流極盛的時代。
唐朝境内的文化交流活動，遍及于廣州、揚州、洛陽等主要都會，而以長安最為集中、最為繁盛。
這是因為長安具備如下的一些特具條件：（一）長安是唐朝的國都，全國的政治中心。
各國使者賓客都需要到長安來進行政治活動。
出國使者或外來使人，從這裡輸出唐朝的文化典籍和器物，同時也傳外國文化到長安。
（二）長安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國的文化中心。
武德三年，太宗在秦王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即位後又置弘文學館，精選天下文儒。
《舊唐書》說：“是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
弘文殿聚集群書，多至二十餘萬卷，是全國藏書最富的中心圖書館。
太宗以後，曆代在唐朝廷供職或不供職的文儒多在長安來往或居住，一直保持着“四方儒士，雲會京師”的盛況。
由于朝廷的提倡，每逢節日，朝士詞人，遊宴吟詠，佳句美篇，不久即傳入宮禁，流布遠近。
長安有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
外域傳來新聲曲，一經教坊摹演，全城藝人，遂相仿效。
音樂歌舞在唐代極為發達，而長安又是樂舞的勝地。
唐代重要仕途之一是以經學為手段的明經科。
唐太宗诏顔師古定五經，孔穎達撰正義，長安成為經學的中心。
史學也是一門卓有成就的學問，自長安設史館後，開官修前代史的新風。
每有外國使者來到，鴻胪詢問土地風俗，道裡遠近，報送史館。
長安又是全國的教育中心，國子監總設七學館（國學、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各置博士。
經唐太宗倡導，國子監添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收中外生員多至八千餘人。
外國貴族子弟來中國，多入國學留學。
“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此外佛教的傳布，對文化交流影響不小。
自玄奘回國，在慈恩寺譯經。
長安成為全國佛教的重地。
（三）長安是東西方交通的樞紐。
西漢以來，東西方的交通主要是經由陸海兩條路。
一條是海路，南海聯接東南亞諸國以至天竺，東海可通日本與新羅。
南海路以廣州為出入的要沖。
廣州北與洛陽、長安相聯，交通穩便。
另一條是通西域的陸路。
隋時西域諸國在張掖互市。
出玉門關有三條大道。
北道自伊吾經突厥汗庭遠達拂菻。
中道起高昌、龜茲、疏勒、逾蔥嶺，經康、曹、安等昭武九姓國，至波斯。
南道起鄯善、于阗，經吐火羅，至北天竺。
三道入玉門關，經蘭州，歸于長安。
所以，柳宗元說“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于邦畿之内”。
西域諸國來唐必須經由長安，東亞和南亞諸國經唐朝陸路與西域交通，也必須經由長安，并且往往在長安停留。
長安是文化繁榮的都市，也是交通頻繁、賓客輻湊的都市。
由于這三個獨具的優越條件，使唐代長安不能不超越其他都會，成為東西方各國文化交流的集中點。
長安城是一座規模宏偉的大城。
據近年考古工作者對遺址的實測，城南北長八千四百七十米，東西長九千五百五十米，周長約三十五公裡有餘，大于現在的北京舊城，相當現在明建西安舊城的五倍。
隋朝定都于此，開皇間開始興建，店朝又屢加修築，城内景物，更臻完美。
全城布局嚴整可觀，顯然是事先經過周密的設計。
皇族居住的宮城位于全城最北部的中央，東西五裡餘，南北二裡餘，城高三丈五尺。
城南正門名承天門。
凡元正冬至，陳樂設宴或接見外國賓客，都在這裡舉行。
官城之南聯接皇城（又名子城），東西同于宮城，南北長五裡許。
城内布列宗廟社稷，百官廨署，不使雜人居住。
皇城正南門名朱雀門，北與承天門相對，南望外廓城的正南門明德門。
兩門之間一條長九裡寬百步的朱雀門大街縱貫南北，把全城分為東西兩半。
東部設萬年縣，西部設長安縣，分轄兩地的居民。
東西兩部各有周遭六百步的大商市，稱東市和西市。
全城的居住區共建一百零六坊，各坊間形成東西大街十四條，南北大街十一條。
街道寬闊，道旁植樹成蔭。
坊呈長方形，結構劃一，布列勻整。
宋敏求《長安志》說：“棋布栉比，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
”是符合實情的描述。
像長安這樣精心規劃、氣象宏偉的大部城，在隋唐以前的中國不曾有，在當時的世界上也不曾有。
日本模拟長安的建制，先後興建平城京和平安京。
中亞伊斯蘭諸教國以至拂菻、天竺，也都流傳着長安的盛名。
随着唐朝國威的遠播，長安揚名于世界，強烈地吸引着各國人來觀光。
下面叙述僑居長安和往來長安的各類外國人士。
一、來往使臣我國境内的某些少數族，在唐代曾一度自立邦國，但和唐朝廷保有密切的聯系。
如西南的吐蕃、南诏，西北的回鹘、高昌，東北的契丹，曆代前來長安的使者，絡繹不絕，加強着各民族間的文化流通。
至于亞洲、非洲諸國，遠至歐洲的拂菻，也都不斷有使臣來往，長安城内外國使者之多，為前代所未有。
西方諸國--建國中亞的昭武九姓國：康國、史國、曹國、支國、石國等自唐初至開元間，屢有使者來長安。
唐太宗時康國獻金桃銀桃、植于苑囿。
開元時，康國、史國又遣使獻納胡旋舞女。
大食遣使來唐，進馬匹方物。
使者谒見，立而不拜。
唐太宗以“大食殊俗”，特予準許。
波斯國也在貞觀間與唐通使，“獻活褥虵（同蛇）”，能入穴取鼠。
開元天寶間，前後遣使者來唐十餘次，帶來波斯的方物。
當時溝通東西方商業來往的東羅馬（拜占庭），唐代史書上稱為拂菻。
據《舊唐書》記，自貞觀至開元，拂菻國前後五次遣使來唐。
此外，《冊府元龜》還有景雲二年拂菻國“獻方物”的記事。
東亞諸國--唐朝初年，天竺戒日王建立大帝國、貞觀十五年，遣使來唐，建立友好關系，唐太宗答書慰問，此後不斷有使者來到長安。
開元間，南天竺、北天竺和中天竺也各遣使來唐“朝獻”。
泥婆羅國貞觀二十一年遣使來唐，帶來菠绫菜、渾提蔥。
立國于東南亞的骠國、真臘、扶南、林邑、瞻博（占婆）、室利佛逝、師子、盤盤、單單（今吉蘭丹）諸國，也屢有使者來到唐的國都，并且帶來本國的物産和文化。
高麗、新羅、百濟三國，唐初即有使臣來長安。
新羅統一半島後，派遣來唐的使者，絡繹不絕。
北海之北有流鬼國，距長安萬五千裡。
貞觀十四年（六四○年）遣使者餘志來長安，唐太宗以佘志為騎都尉。
流鬼國當是與唐通使的亞洲國家中最北方的一國。
日本的“遣唐使”--六○七年，日本遣大禮小野妹子使隋。
隋朝統治期間，日本前後遣使三次。
日本的使臣來隋，偕有留學生同來，使臣回國後，留學生仍留中國。
唐代，日本繼續派使臣來中國。
據日本史書所載，前後任命“遣唐使”共有十九次之多。
其中六次為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國或送還唐朝去日本的使臣，稱“迎入唐使”或“送客唐使”。
送客唐使不必送還長安，例如天智天皇六年，伊吉博德等送還司馬法聰，隻達百濟而返。
除此而外，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自六三○年至八九四年前後凡十三次。
唐中宗至唐玄宗時代，日本四次遣使，規模浩大，号為最盛。
日本的遣唐使不同于一般單純基于政治目的的遣使，而是有意識地前來觀摩攝取唐朝的中國文化。
遣唐使官一般是選擇文藝優秀通達經史的文臣，使團人員中包括醫師、陰陽師、畫師、音樂長，并有衆多的學問僧和國學生同行。
一次來長安的遣唐使，多到幾百人。
唐中宗到唐玄宗時代的幾次，都達到五百人左右。
天寶亂後，唐朝對入京人數加以限制。
每次得入長安者，限八十五人（一說六十五人）。
日本遣唐使歸國後，多位列公卿，參與國政，唐代的文化制度随之介紹到日本。
天寶之亂以前，各國使臣來往頻仍。
東起日本，西至拂菻，北有流鬼，南達室利佛逝，大批的使臣隊前後會集在長安。
他們在肩負政治使命的同時，對東西文化的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流寓長安的外國王侯唐太宗貞觀四年，擒獲突厥颉利可汗送至長安。
《通鑒》說：“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将軍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長安城中遷來這樣多的突厥王侯和居民，不能不加強着突厥文化與漢文化的交融。
史稱太子承乾“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
承乾被斥為失行，但正說明突厥文化在發生着影響。
唐高宗時，波斯薩珊王朝破敗後，王子卑路斯攜殘部逃來長安求庇護。
卑路斯在長安客死，子泥俚師又在長安謀複國。
泥俚師回國圖恢複不果，景龍間再來中國，後來也在長安客死。
韋述《兩京新記》說，卑路斯曾奏請在長安建波斯寺。
泥俚師自長安統率回國的殘部有數千人，想見随從波斯王族遷來長安的波斯人，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三、在長安供職的外國官員唐朝廷廣泛吸收各族人員充當文武官，為唐朝統治者服務。
不僅當時立國的各少數族，如契丹、回鹘、吐蕃等族，每有在長安供職的官員，而且亞洲許多國家的個别人員，例如大食、波斯、突厥、安國、康國、天竺、高麗、新羅、百濟、日本各國人，也有不少旅居長安，接受唐朝的職事。
其中一些人世代國住長安，與士人相往還，在文化交流中作出了貢獻。
大食人中，李彥升在唐及第進士，想見對漢文化造詣頗深。
波斯首領穆諾沙在開元間兩度來唐，授折沖，留宿衛。
七三七年，日本遣唐使中臣名代等歸國，仕于唐朝的波斯人李密翳随往日本。
大竺人迦葉濟，貞元間仕唐為“泾原大将試太常卿”。
又有羅（羅當是婆羅門的簡稱）好心也仕于唐。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載其官稱是“右神策軍十将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新平郡王”。
《通鑒?唐紀》說，唐德宗避朱泚亂後，诏“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近收京城将士，皆賜名奉天定難功臣”。
羅好心可能是其中的一員。
西突厥特勤史大奈，随處羅可汗入隋，曾從唐高袒平長安，賜姓史氏。
處羅可汗子阿史那社爾，貞觀間内屬，尚衡陽長公主，授驸馬都尉。
酋長阿失思力，授左領軍将軍，尚九江公主。
始畢可汗孫阿史那忠，也娶唐宗室女，封薛國公，擢右骁衛大将軍，在長安值宿衛達四十八年。
昭武九姓國中，寓居長安的知名人物，唐肅宗時有鴻胪卿康謙。
唐玄宗時康植平六胡州，有軍功，唐玄宗曾在長安召見。
安國人李抱玉李抱真兄弟，以武勇稱“有唐之良将”，“群從兄弟，或徙居京華，習文儒，與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風”。
新羅、高麗、百濟三國仕唐的武将，如百濟的黑齒常之，高麗的泉男生兄弟，王思禮、高仙芝，新羅的張保舉，多是著名的武将。
依照唐制度，新羅士子可以參加科舉考試。
有姓名可考的有金可紀、金雲卿、崔匡裕、崔彥、崔緻遠等多人。
新羅人樸球在唐為棋待诏，張喬送樸球歸新羅詩說：“海東誰敵手，歸去道應孤，阙下傳新勢，船中複舊圖。
”樸球當是新羅仕于唐的棋藝名家。
日本供職唐朝的最著名人物是阿部仲麻呂（漢名朝衡或晁衡）。
朝衡于開元間随日本遣唐使來長安留學，學成仕于唐朝，為左補阙，在長安約五十餘年，後擢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
天寶十二載再入長安，随日本使臣歸國。
日本船中道漂流至安南，朝衡複返中國，仕于唐，大曆五年卒于長安。
朝衡在長安期間，多與中國士人友善。
天寶年間歸國時，王維、趙骅、包佶都有詩送行。
趙骅說他“來稱郯子學，歸是越人吟”。
王維詩說：“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
别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
”友情是深摯的。
朝衡歸船中道遇險漂流，當時曾訛傳他的死訊。
李白作詩哭悼說，“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遠蓬壺。
明月不歸沈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朝衡溺死是誤傳，但由此引來李白的悼詩卻是洋溢着真實的情誼。
朝衡在長安任職，同李白等大詩人有如此深厚的友情，在中日文化關系史上确是一個值得珍視的紀錄。
四、長安城内的外國留學生日本曆次遣唐使來唐，都有留學生随同前來，回國時，也每每偕同學成的留學生同返。
可以說，遣送和迎還留學生即是遣唐使的一個重要的職責。
每次随遣唐使來中國的留學生少則一二十人，多則二、三十人，都在長安國學肄業。
在長安的日本留學生，至少留住數年，多者到二十餘年、三十餘年。
他們的生活起居漸染唐風，回國後也就傳播于日本。
留學生本來擔負着傳植文化的任務，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作用十分明顯。
隋末來中國，唐初歸日本的留學生高向玄理、僧旻（一作日文）、南淵清安（一作請安）等人，把唐朝的律令制度，介紹回國，日本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顯然與此有密切的關系。
革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鐮足，都曾受教于南淵。
高向和僧曼任國博士，直接擔負着革新的任務。
移植唐文化的留學生，對大化革新的作用，是重大的。
唐德宗時（日本桓武天皇延曆時），自中國學法律歸國的大和長崗與著名的歸國留學生吉備真備，依唐制删定日本律令，矯正差誤。
大和長崗成為當時日本最負盛名的法令家。
至于中日兩國學術文化方面的相互傳流，留學生更是重要的媒介（詳後）。
在長安的外國留學生，日本而外，最多的是新羅。
新羅沒有流傳象日本那樣詳細的曆史記錄，但據《舊唐書》記，開成五年一次歸國的新羅留學生，即有一百五人之多。
《唐會要》記貞觀時，高麗、百濟、新羅遣子弟入國學。
大抵自唐太宗時起，新羅等國即不斷有留學生來到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