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清朝封建專制統治的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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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巡撫）奪職免死。
囚隆科多隆科多是佟國維之子，康熙帝孝懿仁皇後之弟，雍正帝稱舅舅。
康熙帝病死，隆科多傳遺诏雍正帝繼位，為雍正帝所倚重，曾任為總理事務大臣，兼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銜。
一七二五年，王大臣議年羹堯之罪“罷任留爵”，雍正帝大為惱怒，疑隆科多有意徇庇，削太保銜，以示警告。
并诏谕說：“朕禦極之初，隆科多、年羹堯皆寄以心膂”，“伊竟有二心，朕予以寵榮，伊幸為邀結，招權納賄，擅作威福”。
“隆科多、年羹堯若不知恐懼，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之故習，則萬不能也。
殊典不可再邀，覆轍不可屢陷，各宜警懼，無得自幹誅滅。
”（《東華錄》卷二十六）隆科多被撤銷總理事務大臣。
一七二六年，又因家仆牛倫挾勢貪髒，刑部議斬隆科多。
雍正帝命斬牛倫，罷隆科多尚書之職，發往阿爾泰料理邊務。
一七二七年六月，因私藏玉牒，被召回京師。
王大臣等議隆科多罪四十一款，當斬。
雍正帝免其正法，于暢春園外造屋三楹，“永遠禁锢”。
次年，死于禁所。
文士三獄雍正帝處治年羹堯、隆科多案，涉及曾經依附于他們的一些漢人文士。
雍正帝羅織他們文字之罪，指為譏謗朝政，嚴加懲治。
其中汪景琪、錢名世、查嗣庭三案，成為文士中震動一時的大獄。
浙江錢塘文士汪景琪，曾為年羹堯記室。
一七二五年搜查年羹堯家文書，内有汪景琪所寫《西征随筆》。
雍正帝指責其中記事文字是譏讪康熙，诋诽雍正年号，所撰“功臣不可為論”尤為大逆不道。
将汪景琪處斬，枭首示衆，妻子發黑龍江為奴。
江蘇武進人翰林院侍講錢名世，曾作詩頌揚年羹堯，雍正帝指為“以文詞谄媚奸惡”，“行止不端，立身卑污”，革職發回原籍。
雍正帝并親書“名教罪人”四字匾額，令地方官懸挂錢氏宅門。
又谕令在京現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仿詩人刺惡之意，各撰詩文，紀錢名世的劣迹進呈。
雍正帝閱後，交付錢名世刊印（《世宗實錄》卷四十二）。
翰林院侍讀吳孝登、陳邦彥等，作“刺惡”詩不合雍正帝意。
吳孝登被發往甯古塔給披甲人為奴，陳邦彥落職（《永憲錄》卷四）。
禮部侍郎浙江海甯人查嗣庭，曾由隆科多薦引。
一七二六年出任江西考官，以“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命題考試（見《槐廳載筆》）。
一說出題“維民聽止”，被指為“雍正”二字去首（見《掌故拾零》卷二）。
雍正帝指責他心懷怨望，有意謗讪君上，又在其寓所搜出日記二本，被指為有譏謗用人行政之語。
雍正帝将查嗣庭革職囚禁，瘐死獄中。
其子坐死，家屬流放。
查嗣庭兄、翰林院編修查慎行，曾在康熙時入值南書房，是一代名士，也因嗣庭罪被逮，放回原籍。
弟查嗣■，也為翰林院編修，因嗣庭罪被逮，谪遣關西。
一七三四年死于戍所。
康熙時期，曾經極力争取江南名士，以穩定清王朝的統治。
雍正帝嚴懲汪、錢、查等之獄，說是為了“儆戒士人”，特别是江南士人。
雍正帝對大臣們說：“狂妄無忌憚之徒，往往腹诽朝政。
甚至筆之于書，肆其誣謗。
如汪景琪、查嗣庭，豈能逃于天譴乎！”（《世宗實錄》卷四十九）汪、查都是浙江文士，獄後并停止浙江鄉、會試，以壓制江南士人。
謝濟世與曾靜案三獄之後不久，雍正帝又處治了廣西謝濟世獄和湖南曾靜獄。
廣西全州人謝濟世，康熙五十一年進士，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考選浙江道禦史，劾奏河南巡撫田文鏡營私貪虐等十罪。
田文鏡漢軍正黃旗人，曾受到雍正帝的嘉許。
雍正帝說謝濟世劾狀“顯與朕之明旨相悖”，奪官審訊。
廣西巡撫李绂赴任直隸總督，晉京陛見，亦劾奏田文鏡貪虐。
雍正帝說“濟世言與绂奏一一吻合”，“是其受人指使，情弊顯見”，革謝濟世官，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
謝濟世在軍中撰《古本大學注》，被劾“毀謗程朱”。
雍正帝見其中有“拒谏飾非，必至拂人之性”等語，指謝濟世“意不止毀謗程朱”，而是“借以抒寫其怨望诽謗之私”（《世宗實錄》卷八十二），下九卿議罪。
廣西舉人陸生楠選授江南吳縣知縣，晉京陛見。
雍正帝說他态度傲慢，必是謝濟世一黨，命奪官發往軍前，與謝濟世同效力。
一七二九年，陸生楠撰《通鑒論》十七篇，内中論及建儲和隋炀帝事，被劾為“非議時政”，并下九卿議罪。
謝濟世與陸生楠均議軍前正法。
雍正帝斬陸生楠，赦謝濟世，在軍中服役贖罪。
湖南靖州人曾靜案，是雍正朝震動朝野的大案。
清初，浙江文士呂留良（号晚村）隐居山林，著書宣揚夷夏之防，傳播反滿思想。
康熙時呂留良病死，弟子嚴鴻逵繼續傳播呂留良學說。
曾靜應試落第，在呂留良子呂毅中家中，得呂留良所著書，與嚴鴻逵門人沈在寬等聯絡，密謀反清。
一七二九年四月，曾靜弟子張熙被派往川陝總督嶽鐘琪處，攜帶密函勸嶽鐘琪起兵反清。
信中羅列雍正帝罪狀，稱嶽鐘琪為嶽飛後人。
嶽鐘琪将張熙拘留審訊，奏報雍正帝。
雍正帝差刑部侍郎杭奕祿等會同湖南巡撫王國棟，拘訊曾靜，解押來京。
浙江總督李衛在呂留良、嚴鴻逵家中搜出家藏書籍日記等。
雍正帝命九卿會審，将呂留良、嚴鴻逵（已死）剖棺戮屍，枭首示衆。
斬呂毅中、沈在寬等。
曾靜服罪，說“自悔從前執迷不悟，萬死莫贖。
今乃如夢初覺。
”（《世宗實錄》卷八十一）雍正帝赦曾靜、張熙死罪，命他們到江浙各地去宣講悔悟原委，以消除漢人的反滿思想。
一七二九年九月，雍正帝親自撰著長篇谕示，引據經史和清朝建國事實，對呂留良等反滿之論，逐條批駁，并頒布各府州縣，以至遠鄉僻壤，說是“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世宗實錄》卷八十六）。
雍正帝批駁的诏谕之後，附曾靜、張熙等人名為《歸仁錄》的服罪悔過文狀和呂毅中、沈在寬等人的供詞，合稱為《大義覺迷錄》頒行。
所謂“大義”指“君臣之義”，“迷”是指“華夷之說”。
雍正帝在鎮壓漢人文士後，又對漢人臣民加強了思想統治。
四、吏治的整頓 雍正帝即位後，一七二三年五月即發布上谕十一道，曆舉官場種種積弊，各級官吏貪賄無能，華而不實，一再告谕澄清吏治。
康熙末，吏治敗壞已成為危及清朝統治的嚴重問題。
雍正帝即位後的幾年間，以雷厲風行之勢，大力整頓吏治。
清除冗劣雍正帝首先罷斥各省巡撫中貪黩和庸懦不勝任的官員，親自降旨先後革除江西巡撫王企清、湖廣巡撫張連登、直隸巡撫趙之垣、山西巡撫蘇克濟、河道總督趙世顯等多人。
随令各省督撫整饬屬下官吏。
貪酷者參處，庸碌者裁汰。
各督撫不敢不遵，力行整饬。
浙閩總督滿保奏稱，“浙閩屬吏已劾多員，若再題參，恐至無人辦事”。
湖南巡撫魏廷珍奏稱：“屬員參劾過半，容再查奏”。
一七二五年四月，雍正帝诏谕督撫等，說“乃有庸懦無能之督撫，間有參劾，每向人雲，我若不參，恐非上意，又恐他人參劾，于我不便。
以此等語解釋于衆，似覺參劾為迎合朕意”。
他訓誡說：“凡事秉公據理，不可稍存迎合之見。
”（《世宗實錄》卷三十一）一七二六年十一月，對朝中各部官吏進行裁簡。
雍正帝傳谕說：“各部漢司官實能辦事者不過一、二人。
其餘庸碌無能之人偷惰安閑，實屬冗濫”。
“著各部堂官将所屬司官，詳加甄别。
凡有才具平常，目前不能辦事，将來不堪升用者，盡行舉出，與應留辦事人員，一同帶來請旨”。
（《世宗實錄》卷四十九）各部院遵旨甄别官吏，分為留任、改除（調任）、休緻（退休）三類，裁減了大批冗員。
清理錢糧各級地方政府經管錢糧，曆任官員侵貪肥私，已是代代相因的公開的積弊。
地方呈報積貯錢糧數字，多有虛額虧空。
虧空的緣由是經管官吏貪污，上司勒索。
前任官員将虧空移交下任，下任再加侵貪，積年累月，越虧越多。
上下欺蒙，互為掩飾，成為官場腐敗的積習，也使地方财政日益虛潰。
雍正帝即位後，即下谕指斥地方官員虧空錢糧的種種弊端，限三年之内，各省督撫将所屬錢糧嚴行稽查。
凡有虧空，三年之内，如數補足。
不得苛派民間，不得借端掩飾，如限滿不完，從重治罪。
三年補完之後，若再有虧空者，決不寬貸。
各地方清查錢糧中出現苛派掩飾諸弊，雍正帝随時予以禁止和駁斥。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閏四月，直隸州縣官與當地紳衿通同作弊，奏呈百姓願代賠州縣虧空，名為“樂捐”，實際上是勒索百姓。
雍正帝嚴谕禁止。
浙閩總督滿保奏稱前任總督任内，虧空銀六萬兩，系康熙帝南巡時積欠相沿。
雍正帝嚴加駁斥，說當年皇考南巡，屢降谕旨，絲毫不取給于地方。
命滿保具奏南巡時有何費用，虧空至二十年之久，不能消結。
滿保不能對。
山西、河南兩省奏稱虧空系應辦軍需所緻。
雍正帝駁斥說，軍需皆有正項錢糧，不曾累及地方。
虧空乃下吏侵漁，上司需索所緻。
一七二六年七月，戶部尚書徐元夢，接受虧空官員的饋送，代為掩飾。
雍正帝即将徐元夢革職。
一七二六年八月，雍正帝因三年期限已滿，各省均未奏報清理就緒，再展限三年，如到期仍不能補完，即将督撫從重治罪。
實有難于補足之處，可奏聞請旨。
一些地方在限内奏報補完，雍正帝詳加查核，嚴懲虛報。
江西巡撫裴■度奏報江西倉谷俱已補足。
一七二六年十一月，雍正帝派遣吏部侍郎邁柱（滿洲鑲黃旗人）前往查核。
邁柱查出江西虛報貯存，又虛報民間借領，多方掩飾。
雍正帝将裴■度及布政使等革職，命他們以家産買谷還倉。
虧空之州縣官解任，留在本處賠補。
福建巡撫毛文铨掩飾虧空，虛報實貯在倉。
雍正帝派員查得，福建所屬倉谷、錢糧虛懸甚多，實貯在倉者隻有十之三、四。
一七二七年六月，任命常赉（滿洲鑲白旗人）為福建巡撫，前往清查。
隻查出虧欠銀四十四萬餘兩。
江蘇省是生産發達，賦稅收入最多的省份。
一七二九年二月，雍正帝命王璣署江蘇巡撫，兼管清查錢糧。
蘇松等處即查出曆年積欠一千六百餘萬兩。
雍正帝将康熙五十年以前的積欠豁免，五十一年以後者嚴加清理。
侵貪錢糧的官吏，準自行出首，毫無隐匿者，從寬免罪。
虧欠錢糧，是康熙時期以來長期形成的積弊。
侵漁錢糧，也久已在官場上下相習成風。
要使各級官吏徹底補完，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山西巡撫諾岷（滿洲正藍旗人），河南、山東總督田文鏡，在當地清查，成績較著，但也不可能全部補完。
一七三○年二月，雍正帝诏谕内閣大臣說：“近觀各省吏治，雖未必能徹底澄清，而公然貪贓犯法及侵盜錢糧者亦覺甚少。
”（《世宗實錄》卷九十一）命将各
囚隆科多隆科多是佟國維之子，康熙帝孝懿仁皇後之弟，雍正帝稱舅舅。
康熙帝病死，隆科多傳遺诏雍正帝繼位，為雍正帝所倚重，曾任為總理事務大臣，兼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銜。
一七二五年，王大臣議年羹堯之罪“罷任留爵”，雍正帝大為惱怒，疑隆科多有意徇庇，削太保銜，以示警告。
并诏谕說：“朕禦極之初，隆科多、年羹堯皆寄以心膂”，“伊竟有二心，朕予以寵榮，伊幸為邀結，招權納賄，擅作威福”。
“隆科多、年羹堯若不知恐懼，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之故習，則萬不能也。
殊典不可再邀，覆轍不可屢陷，各宜警懼，無得自幹誅滅。
”（《東華錄》卷二十六）隆科多被撤銷總理事務大臣。
一七二六年，又因家仆牛倫挾勢貪髒，刑部議斬隆科多。
雍正帝命斬牛倫，罷隆科多尚書之職，發往阿爾泰料理邊務。
一七二七年六月，因私藏玉牒，被召回京師。
王大臣等議隆科多罪四十一款，當斬。
雍正帝免其正法，于暢春園外造屋三楹，“永遠禁锢”。
次年，死于禁所。
文士三獄雍正帝處治年羹堯、隆科多案，涉及曾經依附于他們的一些漢人文士。
雍正帝羅織他們文字之罪，指為譏謗朝政，嚴加懲治。
其中汪景琪、錢名世、查嗣庭三案，成為文士中震動一時的大獄。
浙江錢塘文士汪景琪，曾為年羹堯記室。
一七二五年搜查年羹堯家文書，内有汪景琪所寫《西征随筆》。
雍正帝指責其中記事文字是譏讪康熙，诋诽雍正年号，所撰“功臣不可為論”尤為大逆不道。
将汪景琪處斬，枭首示衆，妻子發黑龍江為奴。
江蘇武進人翰林院侍講錢名世，曾作詩頌揚年羹堯，雍正帝指為“以文詞谄媚奸惡”，“行止不端，立身卑污”，革職發回原籍。
雍正帝并親書“名教罪人”四字匾額，令地方官懸挂錢氏宅門。
又谕令在京現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仿詩人刺惡之意，各撰詩文，紀錢名世的劣迹進呈。
雍正帝閱後，交付錢名世刊印（《世宗實錄》卷四十二）。
翰林院侍讀吳孝登、陳邦彥等，作“刺惡”詩不合雍正帝意。
吳孝登被發往甯古塔給披甲人為奴，陳邦彥落職（《永憲錄》卷四）。
禮部侍郎浙江海甯人查嗣庭，曾由隆科多薦引。
一七二六年出任江西考官，以“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命題考試（見《槐廳載筆》）。
一說出題“維民聽止”，被指為“雍正”二字去首（見《掌故拾零》卷二）。
雍正帝指責他心懷怨望，有意謗讪君上，又在其寓所搜出日記二本，被指為有譏謗用人行政之語。
雍正帝将查嗣庭革職囚禁，瘐死獄中。
其子坐死，家屬流放。
查嗣庭兄、翰林院編修查慎行，曾在康熙時入值南書房，是一代名士，也因嗣庭罪被逮，放回原籍。
弟查嗣■，也為翰林院編修，因嗣庭罪被逮，谪遣關西。
一七三四年死于戍所。
康熙時期，曾經極力争取江南名士，以穩定清王朝的統治。
雍正帝嚴懲汪、錢、查等之獄，說是為了“儆戒士人”，特别是江南士人。
雍正帝對大臣們說：“狂妄無忌憚之徒，往往腹诽朝政。
甚至筆之于書，肆其誣謗。
如汪景琪、查嗣庭，豈能逃于天譴乎！”（《世宗實錄》卷四十九）汪、查都是浙江文士，獄後并停止浙江鄉、會試，以壓制江南士人。
謝濟世與曾靜案三獄之後不久，雍正帝又處治了廣西謝濟世獄和湖南曾靜獄。
廣西全州人謝濟世，康熙五十一年進士，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考選浙江道禦史，劾奏河南巡撫田文鏡營私貪虐等十罪。
田文鏡漢軍正黃旗人，曾受到雍正帝的嘉許。
雍正帝說謝濟世劾狀“顯與朕之明旨相悖”，奪官審訊。
廣西巡撫李绂赴任直隸總督，晉京陛見，亦劾奏田文鏡貪虐。
雍正帝說“濟世言與绂奏一一吻合”，“是其受人指使，情弊顯見”，革謝濟世官，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
謝濟世在軍中撰《古本大學注》，被劾“毀謗程朱”。
雍正帝見其中有“拒谏飾非，必至拂人之性”等語，指謝濟世“意不止毀謗程朱”，而是“借以抒寫其怨望诽謗之私”（《世宗實錄》卷八十二），下九卿議罪。
廣西舉人陸生楠選授江南吳縣知縣，晉京陛見。
雍正帝說他态度傲慢，必是謝濟世一黨，命奪官發往軍前，與謝濟世同效力。
一七二九年，陸生楠撰《通鑒論》十七篇，内中論及建儲和隋炀帝事，被劾為“非議時政”，并下九卿議罪。
謝濟世與陸生楠均議軍前正法。
雍正帝斬陸生楠，赦謝濟世，在軍中服役贖罪。
湖南靖州人曾靜案，是雍正朝震動朝野的大案。
清初，浙江文士呂留良（号晚村）隐居山林，著書宣揚夷夏之防，傳播反滿思想。
康熙時呂留良病死，弟子嚴鴻逵繼續傳播呂留良學說。
曾靜應試落第，在呂留良子呂毅中家中，得呂留良所著書，與嚴鴻逵門人沈在寬等聯絡，密謀反清。
一七二九年四月，曾靜弟子張熙被派往川陝總督嶽鐘琪處，攜帶密函勸嶽鐘琪起兵反清。
信中羅列雍正帝罪狀，稱嶽鐘琪為嶽飛後人。
嶽鐘琪将張熙拘留審訊，奏報雍正帝。
雍正帝差刑部侍郎杭奕祿等會同湖南巡撫王國棟，拘訊曾靜，解押來京。
浙江總督李衛在呂留良、嚴鴻逵家中搜出家藏書籍日記等。
雍正帝命九卿會審，将呂留良、嚴鴻逵（已死）剖棺戮屍，枭首示衆。
斬呂毅中、沈在寬等。
曾靜服罪，說“自悔從前執迷不悟，萬死莫贖。
今乃如夢初覺。
”（《世宗實錄》卷八十一）雍正帝赦曾靜、張熙死罪，命他們到江浙各地去宣講悔悟原委，以消除漢人的反滿思想。
一七二九年九月，雍正帝親自撰著長篇谕示，引據經史和清朝建國事實，對呂留良等反滿之論，逐條批駁，并頒布各府州縣，以至遠鄉僻壤，說是“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世宗實錄》卷八十六）。
雍正帝批駁的诏谕之後，附曾靜、張熙等人名為《歸仁錄》的服罪悔過文狀和呂毅中、沈在寬等人的供詞，合稱為《大義覺迷錄》頒行。
所謂“大義”指“君臣之義”，“迷”是指“華夷之說”。
雍正帝在鎮壓漢人文士後，又對漢人臣民加強了思想統治。
四、吏治的整頓 雍正帝即位後，一七二三年五月即發布上谕十一道，曆舉官場種種積弊，各級官吏貪賄無能，華而不實，一再告谕澄清吏治。
康熙末，吏治敗壞已成為危及清朝統治的嚴重問題。
雍正帝即位後的幾年間，以雷厲風行之勢，大力整頓吏治。
清除冗劣雍正帝首先罷斥各省巡撫中貪黩和庸懦不勝任的官員，親自降旨先後革除江西巡撫王企清、湖廣巡撫張連登、直隸巡撫趙之垣、山西巡撫蘇克濟、河道總督趙世顯等多人。
随令各省督撫整饬屬下官吏。
貪酷者參處，庸碌者裁汰。
各督撫不敢不遵，力行整饬。
浙閩總督滿保奏稱，“浙閩屬吏已劾多員，若再題參，恐至無人辦事”。
湖南巡撫魏廷珍奏稱：“屬員參劾過半，容再查奏”。
一七二五年四月，雍正帝诏谕督撫等，說“乃有庸懦無能之督撫，間有參劾，每向人雲，我若不參，恐非上意，又恐他人參劾，于我不便。
以此等語解釋于衆，似覺參劾為迎合朕意”。
他訓誡說：“凡事秉公據理，不可稍存迎合之見。
”（《世宗實錄》卷三十一）一七二六年十一月，對朝中各部官吏進行裁簡。
雍正帝傳谕說：“各部漢司官實能辦事者不過一、二人。
其餘庸碌無能之人偷惰安閑，實屬冗濫”。
“著各部堂官将所屬司官，詳加甄别。
凡有才具平常，目前不能辦事，将來不堪升用者，盡行舉出，與應留辦事人員，一同帶來請旨”。
（《世宗實錄》卷四十九）各部院遵旨甄别官吏，分為留任、改除（調任）、休緻（退休）三類，裁減了大批冗員。
清理錢糧各級地方政府經管錢糧，曆任官員侵貪肥私，已是代代相因的公開的積弊。
地方呈報積貯錢糧數字，多有虛額虧空。
虧空的緣由是經管官吏貪污，上司勒索。
前任官員将虧空移交下任，下任再加侵貪，積年累月，越虧越多。
上下欺蒙，互為掩飾，成為官場腐敗的積習，也使地方财政日益虛潰。
雍正帝即位後，即下谕指斥地方官員虧空錢糧的種種弊端，限三年之内，各省督撫将所屬錢糧嚴行稽查。
凡有虧空，三年之内，如數補足。
不得苛派民間，不得借端掩飾，如限滿不完，從重治罪。
三年補完之後，若再有虧空者，決不寬貸。
各地方清查錢糧中出現苛派掩飾諸弊，雍正帝随時予以禁止和駁斥。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閏四月，直隸州縣官與當地紳衿通同作弊，奏呈百姓願代賠州縣虧空，名為“樂捐”，實際上是勒索百姓。
雍正帝嚴谕禁止。
浙閩總督滿保奏稱前任總督任内，虧空銀六萬兩，系康熙帝南巡時積欠相沿。
雍正帝嚴加駁斥，說當年皇考南巡，屢降谕旨，絲毫不取給于地方。
命滿保具奏南巡時有何費用，虧空至二十年之久，不能消結。
滿保不能對。
山西、河南兩省奏稱虧空系應辦軍需所緻。
雍正帝駁斥說，軍需皆有正項錢糧，不曾累及地方。
虧空乃下吏侵漁，上司需索所緻。
一七二六年七月，戶部尚書徐元夢，接受虧空官員的饋送，代為掩飾。
雍正帝即将徐元夢革職。
一七二六年八月，雍正帝因三年期限已滿，各省均未奏報清理就緒，再展限三年，如到期仍不能補完，即将督撫從重治罪。
實有難于補足之處，可奏聞請旨。
一些地方在限内奏報補完，雍正帝詳加查核，嚴懲虛報。
江西巡撫裴■度奏報江西倉谷俱已補足。
一七二六年十一月，雍正帝派遣吏部侍郎邁柱（滿洲鑲黃旗人）前往查核。
邁柱查出江西虛報貯存，又虛報民間借領，多方掩飾。
雍正帝将裴■度及布政使等革職，命他們以家産買谷還倉。
虧空之州縣官解任，留在本處賠補。
福建巡撫毛文铨掩飾虧空，虛報實貯在倉。
雍正帝派員查得，福建所屬倉谷、錢糧虛懸甚多，實貯在倉者隻有十之三、四。
一七二七年六月，任命常赉（滿洲鑲白旗人）為福建巡撫，前往清查。
隻查出虧欠銀四十四萬餘兩。
江蘇省是生産發達，賦稅收入最多的省份。
一七二九年二月，雍正帝命王璣署江蘇巡撫，兼管清查錢糧。
蘇松等處即查出曆年積欠一千六百餘萬兩。
雍正帝将康熙五十年以前的積欠豁免，五十一年以後者嚴加清理。
侵貪錢糧的官吏，準自行出首，毫無隐匿者，從寬免罪。
虧欠錢糧，是康熙時期以來長期形成的積弊。
侵漁錢糧，也久已在官場上下相習成風。
要使各級官吏徹底補完，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山西巡撫諾岷（滿洲正藍旗人），河南、山東總督田文鏡，在當地清查，成績較著，但也不可能全部補完。
一七三○年二月，雍正帝诏谕内閣大臣說：“近觀各省吏治，雖未必能徹底澄清，而公然貪贓犯法及侵盜錢糧者亦覺甚少。
”（《世宗實錄》卷九十一）命将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