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農民戰争與明朝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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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年間，在清軍不斷南下侵掠的同時，陝西、河南地區爆發了李自成、張獻忠等領導的大規模的農民戰争，在一六四四年三月，推翻了明朝的統治。
天啟年間，山東、河北地區以徐鴻儒為首的農民起義，曾經發展為頗大的規模。
崇祯時，農民戰争的巨大風暴，逐漸轉移到陝西、河南。
這是因為：（一）徐鴻儒起義遭到明朝的殘酷鎮壓，農民群衆付出巨大的犧牲，鬥争轉入低潮。
清朝建号後，連年出兵河北、山東地區侵擾，這一地區廣大農民抵抗清軍的搶掠，成為主要的鬥争目标。
（二）陝西地區是明朝西北的邊防地區。
駐在這裡的明皇室藩王貴族，占據大量田地，攫括巨大的财富。
史稱：“秦藩富甲天下，擁資數百萬。
”（《平寇志》卷七）早在洪武時，明太祖封第二子樉為秦王，就藩西安。
以後秦王子孫曆代相承，成為一方的豪富。
一六六三年（清康熙二年）賈漢複《陝西通志》載明末陝西占田狀況，秦王府占有田地八千九百九十二頃，山坡、山場四百八十三處。
此外還占有竹園、栗園數處。
秦王所占田地，分布在西安、鳳翔兩府所屬各縣及鄠縣、商州等地。
平涼的韓王、漢中的瑞王等宗室藩王，共占王田近萬頃，山坡、山場及果園等五百餘處。
陝西東布政使轄西、延、鳳、漢、興四府一州耕地，約有三十八萬九千餘頃，藩王即占去百分之五左右。
在平、慶、臨、鞏四府，肅、韓等王占地一萬六千餘頃，占這一地區總耕地面積二十五萬三千餘頃的百分之六強。
藩王憑借權勢，向佃戶收租，不準拖欠。
王侯都成巨富，“珠玉貨賂山積”。
河南地區有藩王八人，号為“八王”。
也各占良田數萬頃。
李自成農民軍進入河南時，即向老百姓宣告說：“王侯貴人剝窮民，視其凍餒，吾故殺之，以為若曹”（《綏寇紀略》卷八）。
（三）陝西、河南地區是農業生産落後的地區，也是階級壓迫嚴酷的地區。
宗王以下，各地官僚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
韓城占有萬畝田的大地主有數十百人，廣大農民幾乎沒有土地。
渭南南氏是世代為官的大族，農民軍曾向南氏索要饷銀一百六十萬兩。
長安縣薛氏、華州郭氏、米脂李氏、艾氏，都是一方的大地主，并且役使着大批的家奴世仆。
農民破産無告，即投充到大地主家作奴仆，世代相承為奴。
華州郭氏有家仆投身的契卷百餘紙，米脂李氏奴仆甚多，艾氏奴仆均改為艾姓。
奴仆或從事生産，或負擔家内勞役，地位低于農民。
河南地區有大地主曹氏、諸氏、苗氏、範氏四家，各占有千頃良田，稱霸一方，号稱“四兇”。
農民遭受地主的敲剝，還要承擔官府的壓榨。
一五九八年（萬曆二十六年）至一六二七年（天啟七年），因抵禦金兵，多次加派稅銀，稱為“遼饷”。
遼饷按照畝數加征稅，不問産量的多少和年歲的豐歉。
因而地多産少的陝西、山西和河南、湖廣等省，較地少産多的省份，實際負擔遠為繁重。
山西地瘠民貧，一年加派近四十萬兩，超過閩廣的兩三倍。
陝西的情況也和山西差不多。
河南省新舊稅銀多至一百六十多萬兩。
湖廣土地遼闊，照畝加派，是全國加派最多的一省。
農民起義爆發于陝西、河南，發展到山西和湖廣，明朝賦稅剝削的繁重是原因之一。
禦史姜思睿曾經認為“剝民以養兵，是驅民而為盜也。
”（《啟祯野乘》一集卷三）官員們多次指出，加派稅銀，等于剜肉醫瘡，人民的皮骨被剝盡，隻有起來造反。
（四）陝西地處西北，榆林、綏德、延安均設軍衛，軍戶耕種屯田，極為困苦。
軍官奴役兵丁和耕種的佃客人丁，稱為“奴客”。
他們遭受着比一般農戶更為嚴酷的壓榨。
農民起義爆發後，即紛紛參加起義。
兵科給事中劉懋奏稱：“秦寇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
”（《平寇志》卷一）吏部尚書吳甡說：“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始亂，出掠米脂、綏德、清澗，脅從甚衆。
”（光緒《米脂縣志》卷十一）清初編審三衛軍戶，實在戶丁都不過二、三百人。
在明末農民戰争中，奴客與軍丁多已脫籍參加起義。
至于那些世代為軍官的世祿之家，也多已被消滅了。
（五）陝西、河南自天啟至崇祯年間，連年饑荒。
遭受地主、官府和軍官壓榨的人民，更加斷絕了生路。
陝北的延安、慶陽一帶，民間采摘山間的蓬草和樹皮作食物充饑，甚至挖掘山裡一種叫做青葉的石塊來充饑，吃下後即腹脹而死。
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四月，路經延安的官員馬懋才向崇祯帝奏上《備陳災變疏》，陳述他所見到的情景：“如安塞城西，有糞場一處。
每晨必棄二、三嬰兒于其中。
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者。
”“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影。
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
而食人之人，亦不數日面目赤腫，内發燥熱而死矣。
于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
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體。
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
而數裡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
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
”他最後說：“然則現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飄流異地，栖泊無依。
恒産既無，懷資易盡，夢斷鄉關之路，魂銷溝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為盜乎？”（康熙《陝西通志》卷三十二） （一）農民戰争的序幕 自一六二七年（天啟七年）起，陝西農民先後在王二、王嘉胤、高迎祥等領導下，舉行起義，揭開了明末農民戰争的序幕。
王二起義一六二七年春，陝西澄城知縣張鬥耀在連年災荒之後，向饑民催逼賦稅，激起人民的反抗。
三月間，農民王二聚集饑民數百人，問：“誰敢殺張知縣？”大家齊呼：“我敢殺！”饑民擁入澄城縣衙，殺死正在坐堂追比的張鬥耀，舉行起義。
起義者以王二和鐘光道為首，進而聚集饑民和逃兵，擴大隊伍，攻打蒲城的孝童村和韓城的芝川鎮。
又西去宜君縣，打開監獄，放出囚犯。
在洛河以北的山上樹旗立營，組成陝西農民起義的第一支隊伍。
王嘉胤起義在王二起義後一年，一六二八年（崇祯元年）陝西府谷縣爆發了王嘉胤領導的起義。
起義的領袖還有号稱楊六郎、不沾泥（原名張存孟）等人。
起義者聚集饑民，劫奪地主富戶的糧食。
官府前來緝捕，即與官府對抗，發動起義。
王二起義軍在這年冬季與王嘉胤部會合，有衆五、六千人，在延慶的黃龍山聚集。
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正月，王二戰死。
王嘉胤農民軍迅速發展壯大，以府谷、河曲為據點，分兵轉戰各地，西南至延安、慶陽。
一六三一年，又東向進入山西，到達陽城。
起義群衆發展到三萬多人，有将領一百餘人，并設置左丞、右丞等官職，組成一支強大的農民軍。
這支農民軍中的著名将領高迎祥，原在安塞起義，自号闖王，在各地流動作戰，後歸屬于王嘉胤。
另一将領張獻忠，陝西延安衛柳樹澗（今定邊縣）人。
幼年随父販棗，遭鄉紳毒打。
後在明軍中當兵。
一六三○年九月，張獻忠發動米脂十八寨農民起義，響應王嘉胤。
自号八大王，又稱“黃虎”。
各地起義王二、王嘉胤起義後，陝西各地農民紛起響應。
一六二八年，漢南王大梁，階州周大旺，宜川王左挂、飛山虎、大紅狼、苗美，洛川王虎、黑煞神，延川王和尚、混天王，慶陽韓朝宰，白水王子順等先後在各地領導起義，從四面八方沖擊着明朝的統治。
明朝派總督楊鶴前往“招撫”，又派出官軍鎮壓。
一六二九年四月，王左挂部被明洪承疇軍圍困于雲陽，王左挂突圍入神道嶺。
王大梁在略陽大石川戰死。
一六三○年，王左挂、苗美、王子順等轉戰陝西中部州縣。
鄜、雒一帶有李老柴、獨行狼等領導的起義。
甯塞一帶有神一元、神一魁等領導的邊兵起義，攻陷柳樹澗。
河西士兵在混天猴領導下起義，轉戰陝甘。
此外，還有清澗點燈子和葭州不沾泥諸部起義軍。
一六三一年，王左挂、苗美、王子順等接受明朝總督楊鶴的“招撫”，降明後被殺。
神一元敗死。
神一魁降明後，察覺中計，突圍出走，率部數萬人，敗官軍于甯夏。
點燈子、不沾泥、混天猴等先後敗降。
明軍先後捕殺起義者二萬餘人，招降三萬餘人。
王自用、高迎樣等起義一六三一年四月，王嘉胤在陽城與明延綏副将曹文诏部作戰，敗死。
起義軍推舉左丞王自用（号紫金梁）為領袖，與部将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率領部衆繼續作戰。
李自成陝西米脂人，幼時為地主放羊。
二十一歲時，應募作驿卒。
王左挂起義後，李自成投附農民軍。
王左挂降明被害，又投附不沾泥部。
不沾泥降明，部衆解體。
李自成投入王嘉胤部下，号稱闖将。
農民軍興起以來，分散各地，各自為戰，明軍易于各個擊破。
這時，明軍主力在陝甘。
王自用避開敵鋒，結集所屬三十六營起義軍轉戰山西，向晉東南發展，直到黃河以北，進入河南濟源地區。
一六三二年，山西境内的起義軍分三路進軍，東路據澤州、潞安，西路攻平陽，中路攻打汾州、太原一帶州縣。
各地饑民紛起響應。
起義烽火燃遍山西全境。
一六三三年四月，王自用與部将馬守應（老回回）被明軍戰敗，自榆社奔武鄉。
王自用在濟源戰死，起義軍失去領袖，各路軍又陷于分散作戰。
數十萬人東向攻入真定、沙河、大名、順德諸府縣，遭到明軍曹文诏和左良玉部的圍剿。
十一月，高迎祥統率張獻忠、羅汝才（曹操）、馬守應、惠登相、劉國能（闖塌天）等，合三十六營軍渡黃河，攻陷渑池，到達盧氏。
起義軍由當地礦工作向導，越過崎岖山路，經内鄉到鄖陽，分兵出擊。
張獻忠部攻信陽、鄧州，經應山至商雒。
馬守應部五營攻南陽、汝甯，經棗陽、當陽、歸州、巴東入四川，破夔州。
次年回軍鄖陽。
（二）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與明軍的反攻 一、荥陽大會 農民起義爆發以來的六年間，起義者由于在各地分散作戰而屢遭明軍的鎮壓。
明朝也由于諸鎮撫事權不一，互相推诿而使農民軍得以流動作戰，不斷發展。
起義軍攻下鄖陽後，明朝将鄖陽巡撫蔣允儀逮捕（以盧象升代），擢升延綏巡撫陳奇瑜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陝、晉、豫、楚、川諸省軍務，專事鎮壓農民起義。
陳奇瑜率師趕到均州後，檄令陝、鄖、豫、楚四撫臣領兵會讨。
陝撫練國事駐商雒遏制起義軍之西北，鄖撫盧象升駐房縣、竹溪遏制于西，豫撫元默駐盧氏遏制于東，湖廣巡撫唐晖駐南漳遏制于東南，對起義軍四面圍剿。
起義軍遭到明軍的圍剿，在平利，烏林關、乜家溝、蚋溪等戰役中連續失利，傷亡慘重。
一六三四年六月，高迎祥部農民軍誤入興安縣的車箱峽，陷于困境。
車箱峽長四十裡，四面懸崖峭壁，号為“絕地”。
起義軍誤入這個“絕地”後，地主武裝壘石斷路，從山頂投石飛擊或擲火焚燒。
起義軍無法突圍。
高迎祥部将李自成采用謀士顧君恩策，賄賂明軍總督陳奇瑜及其部下将弁，得到出路。
陳奇瑜将起義軍每百人編為一隊，派遣安撫官護送他們回家務農。
李自成等一出棧道，就将五百多個安撫官殺掉，聯合各部起義軍接連攻下麟遊、永壽、靈台、崇信、白水、泾州等州縣。
起義軍脫離危境後，在這年冬季又分三路出擊，一路北向慶陽，一路南奔鄖陽，一路東進河南。
明朝政府逮捕陝西巡撫練國事（以李喬代任），将陳奇瑜削職聽勘，升洪承疇為兵部尚書，兼督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軍務，指揮各鎮撫鎮壓起義。
又調西北邊防兵、天津兵、關甯（山海關、甯遠）騎兵等數十萬人往河南集結，企圖以大規模的圍攻，把農民軍主力殲滅于河南境内。
據《綏寇紀略》卷三記載，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正月，各支農民軍将領曾在河南荥陽集會，商讨對付明軍重兵圍剿的作戰方案。
馬守應主張北渡黃河轉入山西，張獻忠表示反對，但又提不出确實可行的計劃，因此發生争執。
李自成提出“分兵定所向”的方案，建議将起義隊伍統一組織起來，依據作戰需要分成幾個方面軍，分頭出擊，配合對敵。
李自成的意見得到與會将領們的一緻贊同，會上議定了分兵拒敵，四路進軍的作戰方案。
賀一龍、賀錦南禦四川、湖廣敵兵；馬進忠、橫天王（後增李萬慶、許可變）西擋陝西之敵；羅汝才、惠登相扼守黃河沿線，抵擋開封、歸德、汝州方面明軍；高迎祥（李自成為其部将）、張獻忠向東出擊，插入敵後；馬守應、九條龍為機動部隊，往來策應。
無論那一路獲勝，所得戰利品各路軍統一分配。
荥陽會後，高迎祥按照大會議定的進取路線，指揮起義軍主力分三路東下。
勢如破竹，十多天之内就接連攻下固始、霍丘、壽州（壽縣）、穎州（阜陽）等數十州縣，殺死穎州知州尹夢鳌和在鄉尚書張鳴鶴，直逼鳳陽。
鳳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鄉，明朝的中都皇陵所在地。
明朝在這裡設有留守司，轄八衛一千戶所，又有班軍、高牆軍、操軍和護陵新軍六千多人，由一個巡撫、一個太監負責護衛，戒備森
天啟年間，山東、河北地區以徐鴻儒為首的農民起義，曾經發展為頗大的規模。
崇祯時，農民戰争的巨大風暴，逐漸轉移到陝西、河南。
這是因為：（一）徐鴻儒起義遭到明朝的殘酷鎮壓，農民群衆付出巨大的犧牲，鬥争轉入低潮。
清朝建号後，連年出兵河北、山東地區侵擾，這一地區廣大農民抵抗清軍的搶掠，成為主要的鬥争目标。
（二）陝西地區是明朝西北的邊防地區。
駐在這裡的明皇室藩王貴族，占據大量田地，攫括巨大的财富。
史稱：“秦藩富甲天下，擁資數百萬。
”（《平寇志》卷七）早在洪武時，明太祖封第二子樉為秦王，就藩西安。
以後秦王子孫曆代相承，成為一方的豪富。
一六六三年（清康熙二年）賈漢複《陝西通志》載明末陝西占田狀況，秦王府占有田地八千九百九十二頃，山坡、山場四百八十三處。
此外還占有竹園、栗園數處。
秦王所占田地，分布在西安、鳳翔兩府所屬各縣及鄠縣、商州等地。
平涼的韓王、漢中的瑞王等宗室藩王，共占王田近萬頃，山坡、山場及果園等五百餘處。
陝西東布政使轄西、延、鳳、漢、興四府一州耕地，約有三十八萬九千餘頃，藩王即占去百分之五左右。
在平、慶、臨、鞏四府，肅、韓等王占地一萬六千餘頃，占這一地區總耕地面積二十五萬三千餘頃的百分之六強。
藩王憑借權勢，向佃戶收租，不準拖欠。
王侯都成巨富，“珠玉貨賂山積”。
河南地區有藩王八人，号為“八王”。
也各占良田數萬頃。
李自成農民軍進入河南時，即向老百姓宣告說：“王侯貴人剝窮民，視其凍餒，吾故殺之，以為若曹”（《綏寇紀略》卷八）。
（三）陝西、河南地區是農業生産落後的地區，也是階級壓迫嚴酷的地區。
宗王以下，各地官僚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
韓城占有萬畝田的大地主有數十百人，廣大農民幾乎沒有土地。
渭南南氏是世代為官的大族，農民軍曾向南氏索要饷銀一百六十萬兩。
長安縣薛氏、華州郭氏、米脂李氏、艾氏，都是一方的大地主，并且役使着大批的家奴世仆。
農民破産無告，即投充到大地主家作奴仆，世代相承為奴。
華州郭氏有家仆投身的契卷百餘紙，米脂李氏奴仆甚多，艾氏奴仆均改為艾姓。
奴仆或從事生産，或負擔家内勞役，地位低于農民。
河南地區有大地主曹氏、諸氏、苗氏、範氏四家，各占有千頃良田，稱霸一方，号稱“四兇”。
農民遭受地主的敲剝，還要承擔官府的壓榨。
一五九八年（萬曆二十六年）至一六二七年（天啟七年），因抵禦金兵，多次加派稅銀，稱為“遼饷”。
遼饷按照畝數加征稅，不問産量的多少和年歲的豐歉。
因而地多産少的陝西、山西和河南、湖廣等省，較地少産多的省份，實際負擔遠為繁重。
山西地瘠民貧，一年加派近四十萬兩，超過閩廣的兩三倍。
陝西的情況也和山西差不多。
河南省新舊稅銀多至一百六十多萬兩。
湖廣土地遼闊，照畝加派，是全國加派最多的一省。
農民起義爆發于陝西、河南，發展到山西和湖廣，明朝賦稅剝削的繁重是原因之一。
禦史姜思睿曾經認為“剝民以養兵，是驅民而為盜也。
”（《啟祯野乘》一集卷三）官員們多次指出，加派稅銀，等于剜肉醫瘡，人民的皮骨被剝盡，隻有起來造反。
（四）陝西地處西北，榆林、綏德、延安均設軍衛，軍戶耕種屯田，極為困苦。
軍官奴役兵丁和耕種的佃客人丁，稱為“奴客”。
他們遭受着比一般農戶更為嚴酷的壓榨。
農民起義爆發後，即紛紛參加起義。
兵科給事中劉懋奏稱：“秦寇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
”（《平寇志》卷一）吏部尚書吳甡說：“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始亂，出掠米脂、綏德、清澗，脅從甚衆。
”（光緒《米脂縣志》卷十一）清初編審三衛軍戶，實在戶丁都不過二、三百人。
在明末農民戰争中，奴客與軍丁多已脫籍參加起義。
至于那些世代為軍官的世祿之家，也多已被消滅了。
（五）陝西、河南自天啟至崇祯年間，連年饑荒。
遭受地主、官府和軍官壓榨的人民，更加斷絕了生路。
陝北的延安、慶陽一帶，民間采摘山間的蓬草和樹皮作食物充饑，甚至挖掘山裡一種叫做青葉的石塊來充饑，吃下後即腹脹而死。
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四月，路經延安的官員馬懋才向崇祯帝奏上《備陳災變疏》，陳述他所見到的情景：“如安塞城西，有糞場一處。
每晨必棄二、三嬰兒于其中。
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者。
”“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影。
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
而食人之人，亦不數日面目赤腫，内發燥熱而死矣。
于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
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體。
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
而數裡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
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
”他最後說：“然則現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飄流異地，栖泊無依。
恒産既無，懷資易盡，夢斷鄉關之路，魂銷溝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為盜乎？”（康熙《陝西通志》卷三十二） （一）農民戰争的序幕 自一六二七年（天啟七年）起，陝西農民先後在王二、王嘉胤、高迎祥等領導下，舉行起義，揭開了明末農民戰争的序幕。
王二起義一六二七年春，陝西澄城知縣張鬥耀在連年災荒之後，向饑民催逼賦稅，激起人民的反抗。
三月間，農民王二聚集饑民數百人，問：“誰敢殺張知縣？”大家齊呼：“我敢殺！”饑民擁入澄城縣衙，殺死正在坐堂追比的張鬥耀，舉行起義。
起義者以王二和鐘光道為首，進而聚集饑民和逃兵，擴大隊伍，攻打蒲城的孝童村和韓城的芝川鎮。
又西去宜君縣，打開監獄，放出囚犯。
在洛河以北的山上樹旗立營，組成陝西農民起義的第一支隊伍。
王嘉胤起義在王二起義後一年，一六二八年（崇祯元年）陝西府谷縣爆發了王嘉胤領導的起義。
起義的領袖還有号稱楊六郎、不沾泥（原名張存孟）等人。
起義者聚集饑民，劫奪地主富戶的糧食。
官府前來緝捕，即與官府對抗，發動起義。
王二起義軍在這年冬季與王嘉胤部會合，有衆五、六千人，在延慶的黃龍山聚集。
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正月，王二戰死。
王嘉胤農民軍迅速發展壯大，以府谷、河曲為據點，分兵轉戰各地，西南至延安、慶陽。
一六三一年，又東向進入山西，到達陽城。
起義群衆發展到三萬多人，有将領一百餘人，并設置左丞、右丞等官職，組成一支強大的農民軍。
這支農民軍中的著名将領高迎祥，原在安塞起義，自号闖王，在各地流動作戰，後歸屬于王嘉胤。
另一将領張獻忠，陝西延安衛柳樹澗（今定邊縣）人。
幼年随父販棗，遭鄉紳毒打。
後在明軍中當兵。
一六三○年九月，張獻忠發動米脂十八寨農民起義，響應王嘉胤。
自号八大王，又稱“黃虎”。
各地起義王二、王嘉胤起義後，陝西各地農民紛起響應。
一六二八年，漢南王大梁，階州周大旺，宜川王左挂、飛山虎、大紅狼、苗美，洛川王虎、黑煞神，延川王和尚、混天王，慶陽韓朝宰，白水王子順等先後在各地領導起義，從四面八方沖擊着明朝的統治。
明朝派總督楊鶴前往“招撫”，又派出官軍鎮壓。
一六二九年四月，王左挂部被明洪承疇軍圍困于雲陽，王左挂突圍入神道嶺。
王大梁在略陽大石川戰死。
一六三○年，王左挂、苗美、王子順等轉戰陝西中部州縣。
鄜、雒一帶有李老柴、獨行狼等領導的起義。
甯塞一帶有神一元、神一魁等領導的邊兵起義，攻陷柳樹澗。
河西士兵在混天猴領導下起義，轉戰陝甘。
此外，還有清澗點燈子和葭州不沾泥諸部起義軍。
一六三一年，王左挂、苗美、王子順等接受明朝總督楊鶴的“招撫”，降明後被殺。
神一元敗死。
神一魁降明後，察覺中計，突圍出走，率部數萬人，敗官軍于甯夏。
點燈子、不沾泥、混天猴等先後敗降。
明軍先後捕殺起義者二萬餘人，招降三萬餘人。
王自用、高迎樣等起義一六三一年四月，王嘉胤在陽城與明延綏副将曹文诏部作戰，敗死。
起義軍推舉左丞王自用（号紫金梁）為領袖，與部将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率領部衆繼續作戰。
李自成陝西米脂人，幼時為地主放羊。
二十一歲時，應募作驿卒。
王左挂起義後，李自成投附農民軍。
王左挂降明被害，又投附不沾泥部。
不沾泥降明，部衆解體。
李自成投入王嘉胤部下，号稱闖将。
農民軍興起以來，分散各地，各自為戰，明軍易于各個擊破。
這時，明軍主力在陝甘。
王自用避開敵鋒，結集所屬三十六營起義軍轉戰山西，向晉東南發展，直到黃河以北，進入河南濟源地區。
一六三二年，山西境内的起義軍分三路進軍，東路據澤州、潞安，西路攻平陽，中路攻打汾州、太原一帶州縣。
各地饑民紛起響應。
起義烽火燃遍山西全境。
一六三三年四月，王自用與部将馬守應（老回回）被明軍戰敗，自榆社奔武鄉。
王自用在濟源戰死，起義軍失去領袖，各路軍又陷于分散作戰。
數十萬人東向攻入真定、沙河、大名、順德諸府縣，遭到明軍曹文诏和左良玉部的圍剿。
十一月，高迎祥統率張獻忠、羅汝才（曹操）、馬守應、惠登相、劉國能（闖塌天）等，合三十六營軍渡黃河，攻陷渑池，到達盧氏。
起義軍由當地礦工作向導，越過崎岖山路，經内鄉到鄖陽，分兵出擊。
張獻忠部攻信陽、鄧州，經應山至商雒。
馬守應部五營攻南陽、汝甯，經棗陽、當陽、歸州、巴東入四川，破夔州。
次年回軍鄖陽。
（二）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與明軍的反攻 一、荥陽大會 農民起義爆發以來的六年間，起義者由于在各地分散作戰而屢遭明軍的鎮壓。
明朝也由于諸鎮撫事權不一，互相推诿而使農民軍得以流動作戰，不斷發展。
起義軍攻下鄖陽後，明朝将鄖陽巡撫蔣允儀逮捕（以盧象升代），擢升延綏巡撫陳奇瑜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陝、晉、豫、楚、川諸省軍務，專事鎮壓農民起義。
陳奇瑜率師趕到均州後，檄令陝、鄖、豫、楚四撫臣領兵會讨。
陝撫練國事駐商雒遏制起義軍之西北，鄖撫盧象升駐房縣、竹溪遏制于西，豫撫元默駐盧氏遏制于東，湖廣巡撫唐晖駐南漳遏制于東南，對起義軍四面圍剿。
起義軍遭到明軍的圍剿，在平利，烏林關、乜家溝、蚋溪等戰役中連續失利，傷亡慘重。
一六三四年六月，高迎祥部農民軍誤入興安縣的車箱峽，陷于困境。
車箱峽長四十裡，四面懸崖峭壁，号為“絕地”。
起義軍誤入這個“絕地”後，地主武裝壘石斷路，從山頂投石飛擊或擲火焚燒。
起義軍無法突圍。
高迎祥部将李自成采用謀士顧君恩策，賄賂明軍總督陳奇瑜及其部下将弁，得到出路。
陳奇瑜将起義軍每百人編為一隊，派遣安撫官護送他們回家務農。
李自成等一出棧道，就将五百多個安撫官殺掉，聯合各部起義軍接連攻下麟遊、永壽、靈台、崇信、白水、泾州等州縣。
起義軍脫離危境後，在這年冬季又分三路出擊，一路北向慶陽，一路南奔鄖陽，一路東進河南。
明朝政府逮捕陝西巡撫練國事（以李喬代任），将陳奇瑜削職聽勘，升洪承疇為兵部尚書，兼督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軍務，指揮各鎮撫鎮壓起義。
又調西北邊防兵、天津兵、關甯（山海關、甯遠）騎兵等數十萬人往河南集結，企圖以大規模的圍攻，把農民軍主力殲滅于河南境内。
據《綏寇紀略》卷三記載，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正月，各支農民軍将領曾在河南荥陽集會，商讨對付明軍重兵圍剿的作戰方案。
馬守應主張北渡黃河轉入山西，張獻忠表示反對，但又提不出确實可行的計劃，因此發生争執。
李自成提出“分兵定所向”的方案，建議将起義隊伍統一組織起來，依據作戰需要分成幾個方面軍，分頭出擊，配合對敵。
李自成的意見得到與會将領們的一緻贊同，會上議定了分兵拒敵，四路進軍的作戰方案。
賀一龍、賀錦南禦四川、湖廣敵兵；馬進忠、橫天王（後增李萬慶、許可變）西擋陝西之敵；羅汝才、惠登相扼守黃河沿線，抵擋開封、歸德、汝州方面明軍；高迎祥（李自成為其部将）、張獻忠向東出擊，插入敵後；馬守應、九條龍為機動部隊，往來策應。
無論那一路獲勝，所得戰利品各路軍統一分配。
荥陽會後，高迎祥按照大會議定的進取路線，指揮起義軍主力分三路東下。
勢如破竹，十多天之内就接連攻下固始、霍丘、壽州（壽縣）、穎州（阜陽）等數十州縣，殺死穎州知州尹夢鳌和在鄉尚書張鳴鶴，直逼鳳陽。
鳳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鄉，明朝的中都皇陵所在地。
明朝在這裡設有留守司，轄八衛一千戶所，又有班軍、高牆軍、操軍和護陵新軍六千多人，由一個巡撫、一個太監負責護衛，戒備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