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近代時期中（1864—18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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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訟棍、地痞。
他們在外國教士的包庇下“作奸犯科，無所不至”，訛詐善良，欺淩孤弱，強占人妻，橫侵人産。
教會的橫暴引起人民的反抗，外國教士又乘機以“教案”為名，勒索巨款，責令當地人民攤派。
因此鄉間群衆衆口一聲說外國教堂是萬惡之源。
民謠道“不下雨，地發幹，全是教堂遮住天”。
德帝國主義在山東修造膠濟鐵路，所過之處恃強逞兇，在高密一地就槍殺農民二十餘人，起因是占地釘地柱和農民沖突。
農民看到鐵路不但影響自己生計，而且帶來侵略壓迫，因此反對鐵路和反對教會就成為各地農民自發反侵略鬥争的兩個具體内容。
義和團的性質和特點 1898年，義和團在山東河北交界地區起義。
義和團運動是以農民為主體的群衆反帝運動，民族危機促成了運動的爆發，因此農民群衆鬥争的鋒芒更鮮明地朝向帝國主義。
義和團本稱義和拳，義和拳和白蓮教有源流上的關系，它和白蓮教的支派八卦教在嘉慶十三年（1808年）同被清政府禁止，但它仍在山東、直隸、豫東、蘇北、皖北等地繼續發展。
它繼承了白蓮教的戰鬥傳統，但本身不是一個教門。
它以設廠練拳作為組織群衆的方法，但同時宣傳持符念咒可以“降神附體、刀槍不入”，希望用這樣的方法來鼓舞鬥志。
到了19世紀末葉，面對着擁有近代武器的侵略者，義和拳就把“刀槍不入”改為“槍炮不傷”。
義和團也采取“乾字号”（以黃布為标志）、“坎字号”（以紅布為标志）等名稱組織隊伍，但和八卦教是有區别的。
當時山東、河北的反動官吏，如蔣楷、勞乃宣等，誣蔑義和拳是“邪教”，慫恿清政府嚴厲鎮壓，以斬首和淩遲處死等刑律對付參加鬥争的群衆。
義和拳的參加者，絕大部分是農民，另一部分是失業的城市勞動者和運輸工人。
階級成分本來比較單純，反封建性質也很鮮明。
但在中華民族和外國侵略者矛盾激化、農民鬥争鋒芒朝向帝國主義的時候，鬥争的反封建性質逐漸被掩蓋下去了。
義和團在山東的鬥争 1898年夏間，山東、河北交界各地農民紛紛組織拳會反對帝國主義。
山東巡撫張汝梅派員到冠縣一帶調查，并和地方主要官吏，包括曾在曹州府屠殺大刀會的毓賢[94]商議，然後上奏說，“直隸山東交界各州縣人民多習拳勇，創立鄉團，名曰義和。
&hellip&hellip如任其自立私會，官不為理，不但外人有所借口，并恐日久别釀事端。
&hellip&hellip應請責成地方官谕饬紳衆，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既順輿情，亦易钤束”[95]。
張汝梅、毓賢等看到群衆聲勢浩大，陰謀對義和拳進行暗中控制，同時又提出“分别良莠”加以迫害[96]。
北京政府給張汝梅的命令也是“密饬地方文武加意彈壓”[97]。
但義和拳在不斷鬥争中得到發展。
1898年秋末，河北威縣趙三多領導的義和拳在冠縣18村發動起義，攻打教堂，遭到河北、山東反動軍隊的聯合鎮壓。
1899年春，德帝國主義借口沂州教案，派兵侵入沂州（今臨沂一帶），占據日照縣城。
1899年3月，清政府以毓賢代張汝梅任山東巡撫。
1899年秋末和冬間，平原縣人民在義和拳領導下，進行反對“教民”乘災囤積居奇的鬥争。
他們擊退了平原知縣蔣楷的進攻。
參加起義的有在茌平設拳廠的朱紅燈和本明和尚等教門頭目。
他們鬥争很勇敢，但給運動增加了不少迷信落後的色彩。
毓賢派兵鎮壓，捕殺朱紅燈、本明等。
但他不同意對未參加起義的義和拳實行一律嚴厲鎮壓的政策。
帝國主義對毓賢不滿，要求清政府派媚外官員袁世凱代替毓賢。
袁世凱從直隸帶新軍7000人到山東，并就地擴充軍隊。
他一面以武力緝捕堅持鬥争的義和拳首領，一面嚴令地方官和地主團練加強防範，防止義和拳鬧事。
山東義和拳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義和團在直隸的發展 直隸義和拳早已十分活躍。
1899年下半年逐漸由東南部向北推進。
1900年三四月間，保定以北的定興、涞水、易州、固安、涿州一帶和天津以西的文安、霸縣等地，已經受到義和團的控制。
清政府一再命令直督裕祿“派兵彈壓”、“嚴行禁止”。
裕祿也一再增調軍隊進行鎮壓。
但義和團卻越剿越多。
5月底6月初，義和團破壞保定到北京之間的鐵路和若幹車站。
涿州被義和團占領。
帝國主義者在五六月之交，派遣侵略軍隊在塘沽相繼登陸。
美、英、法、意、日、俄、德軍隊，以保護使館為名強進北京。
帝國主義的公開挑釁，激起人民更大的憤怒。
西太後處于兩面受敵的困境，一時舉棋不定。
義和團在清軍暫時放松鎮壓的形勢下，大量進入北京和天津城内。
帝國主義開始武裝幹涉 帝國主義指責清政府鎮壓不力，決定直接出兵，組成英、美、日、俄、德、法、奧、意八國的侵略聯軍來鎮壓中國人民。
義和團群衆以舊式武器甚至赤手空拳和敵人搏鬥。
他們從6月13日到18日，在落垡、廊坊等地堵擊由英國海軍少将西摩（EdwardSeymour）率領的各國侵略軍2000人。
6月18日，董福祥部甘軍也投入阻擊戰，迫使侵略軍沿運河向天津退卻。
6月17日，帝國主義軍隊攻占大沽炮台并向天津進攻，八國聯軍戰争正式爆發。
統治者的兩面手法 清政府在得到外國進攻大沽的報告後，于6月21日，被迫向帝國主義宣戰。
清政府一方面調兵遣将，勉強抵抗，另一方面又一再向外國求和。
駐守天津的直隸提督聶士成部和由山海關調來的馬玉昆部在曹福田、張德成等率領的義和團積極配合下，與侵略軍激戰多日，聶士成在戰鬥中英勇犧牲。
7月14日，天津被外國侵略軍攻陷。
清政府在被迫繼續抵抗的同時，進一步加緊求和。
東南互保 東南各省督撫，在英、美、日、德勢力的操縱下，和帝國主義者磋商妥協條件，訂立了所謂“東南互保章程”（6月26日），保證在“長江及蘇滬内地”替侵略者維持秩序。
兩廣李鴻章、湖廣張之洞、兩江劉坤一和山東袁世凱等買辦官僚直接和帝國主義勾結起來，共同鎮壓人民的反侵略鬥争。
侵略軍的野蠻暴行 從8月4日到14日，十天之中，義和團和少數清軍英勇抗擊八國侵略軍四萬餘人的進犯。
西太後在7日電诏李鴻章任議和全權代表。
14日北京陷落，她挾着光緒帝出逃，經山西到陝西西安。
在逃亡途中，她下谕各地痛“剿”義和團。
由德國将領瓦德西統帶的八國侵略軍在北京、保定、張家口及附近地區殺人放火，奸淫搶劫，窮兇極惡，無所不為，表現了帝國主義兇殘、野蠻的本性。
北京幾世紀來的文物遇到空前的浩劫，被劫掠的重要文獻中，包括當時僅剩八百多本的《永樂大典》的大部分。
八國聯軍的将官、士兵和一些外國傳教士都參加了洗劫的行為。
在八國侵略軍強占北京、天津，實行軍事殖民統治的同時，沙俄占據東北三省的重要城市。
無論在東北、直隸和内蒙，義和團及其所号召的群衆都堅持反抗。
康梁系的“勤王”運動 1899年起，康有為和梁啟超在日本、南洋、美洲等地組織“保皇會”，宣稱奉有光緒的“衣帶密诏”，在華僑中騙取大量的款項。
1900年春夏間，康、梁派人在廣西鎮南關（今友誼關）組練武裝，在廣東聯絡會黨（并曾密謀以菲律賓人和日本人各五百名組成雇傭軍），企圖攻占兩粵，進窺湘鄂。
7月，唐才常在上海邀集改良派人士數十人（包括容闳、嚴複、文廷式、汪康年、鄭觀應等），倡議設立“中國國會”，宣稱“不認通匪矯诏之僞政府”。
唐才常又在長江一帶設立“自立會”，吸收會黨、清軍官兵和一部分知識分子為會員，組織“自立軍”，準備在兩湖、安徽等處同時起兵“勤王”。
長江一帶會黨所發的憑證“飄布”上，原來普遍印有“滅洋”、“殺盡洋鬼”等字樣，唐才常按照梁啟超的意圖，收回各種飄布而換以“富有票”，完全删去會黨所原有的反帝口号。
自立軍有日本人參與密謀，指揮起兵的總機關設在漢口英租界内，預拟的起兵宣言中着重要保護洋人、洋行、教堂。
康有為給各埠保皇會的信中說，勤王之兵是“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英既相助，則我可立于不敗之地”。
康、梁和唐才常等同時也對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大吏寄有幻想，希望他們也起兵“勤王”，反對西太後。
但當帝國主義決定仍然承認以西太後為首的清政府時，張之洞就在英國領事同意下到租界内逮捕了唐才常等人（8月21日），加以殺害。
自立軍在安徽、兩湖十餘處的零散起事也迅即被鎮壓下去。
各省自立會成員和維新人士牽連被殺者達數百人。
興中會舉行惠州起義 在義和團運動時期，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也聯絡兩湖、閩、粵的三合會、哥老會，準備武裝起義。
1900年六七月間，當義和團控制北京城時，英國曾陰謀在南方以兩廣總督李鴻章為首，制造“獨立”政府，分裂中國。
在英國影響下，興中會一度同意與李鴻章合作。
同時日本企圖占領福建（于8月底已在廈門制造借口，派遣海軍登陸），允許以軍械及軍官供給興中會。
10月初，孫中山由台灣命鄭士良在惠州率會黨群衆發動起義，并在起義後攻向廈門，以便取得接應。
起義軍在半個多月内曾經發展到兩萬多人，屢次擊敗沿途的清軍。
日本在各帝國主義牽制下，感到分割中國領土的陰謀一時不能實現，就停止對興中會接濟軍械，并迫使孫中山等離開台灣。
起義軍在彈盡援絕情況下，隻得自行解散。
資産階級革命派這時沒有能在會黨之外建立革命的群衆基礎，又對帝國主義者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惠州起義也就隻成為一次單純的軍事冒險。
帝國主義從着手瓜分到不敢瓜分中國 各帝國主義在紛紛派遣軍隊來鎮壓義和團的同時，企圖乘機搶奪地盤，擴大侵略勢力。
沙俄占據整個東北後，又控制了山海關至北京的鐵路，聲稱要将直隸全省作為俄國的勢力範圍。
德國準備攻取煙台，擴大在山東的侵略，并在南京、上海停泊戰艦，要将勢力深入長江。
英國則在上海駐重兵，并加緊控制張之洞、劉坤一[98]，力圖鞏固在長江流域的勢力；同時陰謀在兩廣制造以李鴻章為首的“獨立”政權，占據華南。
日本計劃吞并福建，8月間已派兵在廈門登陸。
法國則企圖占取雲南。
美國陰謀“租借”秦皇島、舟山、三沙灣。
各帝國主義間劍拔弩張，有發生火并的可能，為了共同鎮壓義和團運動，不能不暫時謀取妥協。
更重要的是，帝國主義在義和團群衆的打擊下，已經感受到中國人民巨大的反抗力量。
八國侵略軍統帥瓦德西說：“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
&hellip&hellip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
”1900年7月，美國向各國發出第二次門戶開放通牒，提出“保持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即要求暫時不瓜分，以防止别國占領更多的地盤。
10月16日英、德訂立協定，聲稱對華政策的原則是要将中國的河川海港向各國自由開放，“不利用現在事變為本國謀中國之領土利益”。
帝國主義不敢也不能瓜分中國，隻有仍然扶植清朝政府，通過這個共同代理人來統治中國，在形式上“保持中國的領土與行政完整”，實質上建立對中國的共管。
在這個基礎上，各帝國主義強迫清政府簽訂了1901年9月的《辛醜條約》。
《辛醜條約》 《辛醜條約》規定要清政府向帝國主義認錯道歉；懲辦“得罪”帝國主義的官員；勒索賠款4.5億兩（分39年償付，本利合計近10億兩），關稅鹽稅都由帝國主義控制，作為償付賠款之用；在北京設東交民巷使館區，使館區及北京至大沽和山海關的鐵路允外國軍隊駐守，大沽炮台完全拆毀；由清政府下令永遠禁止中國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質的各種組織，違者處死刑。
《辛醜條約》是帝國主義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鎖，清朝政府竟然宣稱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表示從此要忠順地做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
*** [1] 《李文忠公全書&bull朋僚函稿》卷十二，第2頁。
[2] 《李文忠公全書&bull譯署函稿》卷一，第40頁。
[3] 号稱招股12萬兩，繳款的隻有1萬兩。
[4] 徐潤《愚齋自叙年譜》（第18頁）說，1873年拟招百萬，僅得47.6萬兩，這還隻是認股，不是實繳的數字。
他又說1882年才招足額。
[5] 鄭觀應：《緻招商局總辦唐景星觀察書》，見《盛世危言後編》卷十，第1&mdash2頁。
[6] 他與鄭觀應合認五萬兩。
[7] 經元善早就指出“即如招商與怡和、太古訂立三家合同，但能壓抑華商，不能止遏外人，西人決無此措施”，見《居易初集》卷二，第42頁。
[8] 袁世凱，字慰亭（1859&mdash1916年），河南項城人。
[9] 即龔照瑗主辦的紡紗局。
[10] 孫文，字逸仙（1866&mdash1925年），廣東香山人。
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時曾以“中山樵”的假名署于寓所門首，所以人稱孫中山。
[11] 康有為，一名祖诒，字廣廈，号長素，又号更生（1858&mdash1927年），廣東南海人。
[12] 鄭觀應《盛世危言&bull議院》。
[13] 《李文忠公全書&bull奏稿》卷七二，第4頁。
[14] 《伯爵陸奧宗光遺稿》，第323頁。
[15] 《李文忠公全書&bull電稿》卷十五，第45頁。
[16] 同上書，第52頁。
[17] 同上。
[18] 俄國紅檔（《中日戰争》第七冊，第236頁）。
[19]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第30頁。
[20]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第4頁。
[21] 同上書，第27、28頁。
[22] 陸奧宗光《蹇蹇錄》第十九章。
[23]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621&mdash624頁。
[24] 同上書，第652頁。
[25] 1897年6月18日和1898年4月10日總理衙門緻法國公使照會（《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721、745頁）。
[26] 經過一年多的談判，1897年2月4日，李鴻章和英國訂立《滇緬條約附款》和《西江通商專條》（見上書，第686&mdash690頁）。
[27] 《翁文恭公（翁同龢）日記》，光緒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28]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642&mdash643頁，《英德借款詳細章程》第二款、第七款。
[29]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五，第21頁，劉坤一奏；《張文襄公全集》卷三七，第36&mdash38頁。
[30] 施阿蘭《使華記》，第175&mdash176頁。
[31] 《張文襄公全集》卷四五，第23頁。
[32] 盛宣懷《愚齋存稿初刊》卷一，第23頁。
[33]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709頁。
[34] 《英國藍皮書》1898年，中國第一号，第6頁。
[35] 《德國外交文件》(D．G．P．)第十四卷，上冊，3363号。
[36]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五，第8&mdash9頁。
[37] 《德國外交文件》第十四卷，上冊，3711号。
[38] 同上。
[39] 同上書，3734号。
[40]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754頁（1898年5月7日《續訂旅大租地條約》第三款）。
[41] 《愚齋存稿初刊》卷二十八，第13頁。
[42] 《英國藍皮書》1898年，中國第一号，第11頁。
[43]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十二月二十二日。
[44]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731&mdash733頁。
[45] 同上書，第733&mdash738頁，1898年3月1日《英德續借款合同》。
[46]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769頁，《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47]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782&mdash783頁。
[48]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898&mdash903頁。
[49]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746頁，1898年4月14日，《粵漢鐵路借款合同》。
[50] 列甯：《中國的戰争》，見《列甯全集》卷四，第335&mdash336頁。
[51] 1895年海關冊（中文本，上海口，頁32）作“五家，紗錠十二萬枚”。
英領事詹悟生說：《馬關條約》簽訂前，華廠有五六家，開工的紗錠15萬枚（見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上冊，第182頁）。
由盛宣懷控制的有華盛、華新、大純，裕源、裕晉五廠，見《愚齋存稿初刊》卷五，第42頁。
[52] 先由陸潤庠經理，後于1898年改由祝承桂承辦。
[53] 王先謙組織的寶善公司，仍是官督商辦，後改官辦。
[54] 《張文襄公全書》卷四五，第18頁。
這裡所舉各項企業，一部分（主要如紡紗業）是屬于官僚資本主義性質的。
[55] 《盛宣懷未刊信稿》，第73頁。
[56] 同上書，第41頁。
[57] 甲午前七八年中，楊和翁往來極密。
癸巳（1893年）春，楊告翁“上海一織布局，楊藕舫（宗瀚，宗濂弟）辦；一洋紡局，龔仰蘧（照瑗）東。
織布局現在每月出貨十二三萬，每日日用五百兩，獲利約五百兩，每月可得一萬二千利。
又雲洋紗局獲利亦厚”（《翁文恭公日記》卷三二，第21頁）。
織布局這些内幕情況是從不公開的。
[58] 翁日記雲“布局合肥派盛杏孫，藝芳（楊宗濂）兄弟無分”（《翁文恭公日記》卷三二，第78頁）。
可以看出翁代他們不平的口氣。
[59] 《劉忠誠公（坤一）奏議》卷二五，第4頁，“自開兩廠以為之倡”。
[60] 同上書，卷三二，第54頁，當時辦法，商股交商務局，開廠人向商務局出息借本。
[61] 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下冊，第687頁。
[62] 如費念慈（屺懷）就是退職官吏和富紳，也是翁系官僚。
[63] 綽号餘蠻子。
“蠻子”是勇于鬥争的美稱，并沒有“蠻不講理”的意思。
當時餘蠻子的威名傳布中外。
[64] 康有為第五次上皇帝書，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
《戊戌變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冊，第192頁。
[65] 朱次琦，字子襄（1807&mdash1881年），長期在南海縣九江鄉講學，被稱為九江先生，傳說洪秀全也曾從他受業，但不可信。
[66] “學舍”先在廣州長興裡，1892年遷衛邊街邝氏祠堂，1893年再遷至府學堂的仰高祠。
[67] 漢代以公家車馬送應舉之人赴京，故後人以“公車”為進京應試舉人的代稱。
[68] 梁啟超，字卓如，号任公（1873&mdash1929年），廣東新會人。
[69] 嚴複，本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字幾道（1853&mdash1921年），福建侯官（今閩侯）人。
[70] 譚嗣同，字複生（1865&mdash1898年），湖南浏陽人。
[71] 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和《三十自述》中都說乙未年（1895年）和譚定交。
但譚自記“乙未冬間，劉淞芙歸自上海，袖出一書雲南海贻嗣同者，并緻殷勤之歡。
若舊相識。
嗣同大驚，南海何因知有嗣同。
&hellip&hellip其明年春（1896年），〔赴北京〕道出上海，往訪，則歸廣東矣。
後得交梁（啟超）、麥（孟華）、韓（文舉）、龍（澤厚）諸君”（《湖南曆史資料》，1960年第一期）。
則二人相識應在丙申年春。
[72] 譚嗣同緻歐陽中鹄信，見《譚嗣同全集》，第332頁。
此信“乙未除夕”作于湖北。
[73] 《汪穰卿（康年）先生傳記遺文》卷二，第16頁。
[74] 原名《廣時務報》，1896年底梁啟超由上海到澳門籌辦出版。
次年陰曆正月二十一日《知新報》創刊。
[75] 曾廉《蠡庵集》卷七，第19頁。
[76] 同上書，卷一八，《論保甲》。
[77] 同上書，卷二一，《習用論》。
[78] 葉德輝《軒今語評》，見《翼教叢編》卷四，第16頁。
[79] 《嘉定先生奏議》卷下，第27頁。
[80] 《翼教叢編》卷六《嶽麓書院賓鳳陽等上王益吾（先謙）祭酒書》。
[81] 《勸學篇》内篇第六《正權》。
[82] 《翼教叢編》卷四，《軒今語評》。
[83] 梁啟超：《愛國論》，《飲冰室文集》之三，第73&mdash74頁。
[84] 詳見本書最後一節。
[85] 此折被頑固派抑壓了一個多月，到3月5日才轉到光緒手中。
[86] 《戊戌變法》第四冊，第197頁。
[87] 即滿漢尚書各一人和侍郎各二人。
[88] 福森科：《瓜分中國的鬥争和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1895&mdash1900年）》，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75&mdash76頁。
[89] 俄法兩國對美國照會有保留，不肯放棄它們在自己勢力範圍内享有的在稅收和運費方面的特殊待遇。
[90] 《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第4401頁，剛毅等奏。
[91] 《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第4389&mdash4396頁。
[92] 同上書，第4417&mdash4418頁。
[93] 津榆：天津至榆關（山海關）；榆錦：榆關至錦州。
[94] 時已升任按察使。
[95]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6頁。
[96] 《直東剿匪電存》卷一，第1、5頁，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張汝梅先後緻直督裕祿兩電。
[97] 《直東剿匪電存》卷一，第1頁。
亦見《義和團檔案史料》，第19頁。
[98] 1900年8月英外交大臣電緻劉坤一、張之洞稱：“目下北京失和，嗣後停戰議和時，他國非我所知，我英夙重兩江總督及湖廣總督，自專恃二人主議。
”見《劉坤一遺集》，中華書局版，第六冊，第2586頁。
八國侵略軍統帥瓦德西（A．Waldersee）在《拳亂筆記》中也一再提及英國以金錢供給劉、張。
他們在外國教士的包庇下“作奸犯科，無所不至”，訛詐善良，欺淩孤弱，強占人妻，橫侵人産。
教會的橫暴引起人民的反抗，外國教士又乘機以“教案”為名，勒索巨款，責令當地人民攤派。
因此鄉間群衆衆口一聲說外國教堂是萬惡之源。
民謠道“不下雨，地發幹，全是教堂遮住天”。
德帝國主義在山東修造膠濟鐵路，所過之處恃強逞兇，在高密一地就槍殺農民二十餘人，起因是占地釘地柱和農民沖突。
農民看到鐵路不但影響自己生計，而且帶來侵略壓迫，因此反對鐵路和反對教會就成為各地農民自發反侵略鬥争的兩個具體内容。
義和團的性質和特點 1898年，義和團在山東河北交界地區起義。
義和團運動是以農民為主體的群衆反帝運動，民族危機促成了運動的爆發，因此農民群衆鬥争的鋒芒更鮮明地朝向帝國主義。
義和團本稱義和拳，義和拳和白蓮教有源流上的關系，它和白蓮教的支派八卦教在嘉慶十三年（1808年）同被清政府禁止，但它仍在山東、直隸、豫東、蘇北、皖北等地繼續發展。
它繼承了白蓮教的戰鬥傳統，但本身不是一個教門。
它以設廠練拳作為組織群衆的方法，但同時宣傳持符念咒可以“降神附體、刀槍不入”，希望用這樣的方法來鼓舞鬥志。
到了19世紀末葉，面對着擁有近代武器的侵略者，義和拳就把“刀槍不入”改為“槍炮不傷”。
義和團也采取“乾字号”（以黃布為标志）、“坎字号”（以紅布為标志）等名稱組織隊伍，但和八卦教是有區别的。
當時山東、河北的反動官吏，如蔣楷、勞乃宣等，誣蔑義和拳是“邪教”，慫恿清政府嚴厲鎮壓，以斬首和淩遲處死等刑律對付參加鬥争的群衆。
義和拳的參加者，絕大部分是農民，另一部分是失業的城市勞動者和運輸工人。
階級成分本來比較單純，反封建性質也很鮮明。
但在中華民族和外國侵略者矛盾激化、農民鬥争鋒芒朝向帝國主義的時候，鬥争的反封建性質逐漸被掩蓋下去了。
義和團在山東的鬥争 1898年夏間，山東、河北交界各地農民紛紛組織拳會反對帝國主義。
山東巡撫張汝梅派員到冠縣一帶調查，并和地方主要官吏，包括曾在曹州府屠殺大刀會的毓賢[94]商議，然後上奏說，“直隸山東交界各州縣人民多習拳勇，創立鄉團，名曰義和。
&hellip&hellip如任其自立私會，官不為理，不但外人有所借口，并恐日久别釀事端。
&hellip&hellip應請責成地方官谕饬紳衆，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既順輿情，亦易钤束”[95]。
張汝梅、毓賢等看到群衆聲勢浩大，陰謀對義和拳進行暗中控制，同時又提出“分别良莠”加以迫害[96]。
北京政府給張汝梅的命令也是“密饬地方文武加意彈壓”[97]。
但義和拳在不斷鬥争中得到發展。
1898年秋末，河北威縣趙三多領導的義和拳在冠縣18村發動起義，攻打教堂，遭到河北、山東反動軍隊的聯合鎮壓。
1899年春，德帝國主義借口沂州教案，派兵侵入沂州（今臨沂一帶），占據日照縣城。
1899年3月，清政府以毓賢代張汝梅任山東巡撫。
1899年秋末和冬間，平原縣人民在義和拳領導下，進行反對“教民”乘災囤積居奇的鬥争。
他們擊退了平原知縣蔣楷的進攻。
參加起義的有在茌平設拳廠的朱紅燈和本明和尚等教門頭目。
他們鬥争很勇敢，但給運動增加了不少迷信落後的色彩。
毓賢派兵鎮壓，捕殺朱紅燈、本明等。
但他不同意對未參加起義的義和拳實行一律嚴厲鎮壓的政策。
帝國主義對毓賢不滿，要求清政府派媚外官員袁世凱代替毓賢。
袁世凱從直隸帶新軍7000人到山東，并就地擴充軍隊。
他一面以武力緝捕堅持鬥争的義和拳首領，一面嚴令地方官和地主團練加強防範，防止義和拳鬧事。
山東義和拳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義和團在直隸的發展 直隸義和拳早已十分活躍。
1899年下半年逐漸由東南部向北推進。
1900年三四月間，保定以北的定興、涞水、易州、固安、涿州一帶和天津以西的文安、霸縣等地，已經受到義和團的控制。
清政府一再命令直督裕祿“派兵彈壓”、“嚴行禁止”。
裕祿也一再增調軍隊進行鎮壓。
但義和團卻越剿越多。
5月底6月初，義和團破壞保定到北京之間的鐵路和若幹車站。
涿州被義和團占領。
帝國主義者在五六月之交，派遣侵略軍隊在塘沽相繼登陸。
美、英、法、意、日、俄、德軍隊，以保護使館為名強進北京。
帝國主義的公開挑釁，激起人民更大的憤怒。
西太後處于兩面受敵的困境，一時舉棋不定。
義和團在清軍暫時放松鎮壓的形勢下，大量進入北京和天津城内。
帝國主義開始武裝幹涉 帝國主義指責清政府鎮壓不力，決定直接出兵，組成英、美、日、俄、德、法、奧、意八國的侵略聯軍來鎮壓中國人民。
義和團群衆以舊式武器甚至赤手空拳和敵人搏鬥。
他們從6月13日到18日，在落垡、廊坊等地堵擊由英國海軍少将西摩（EdwardSeymour）率領的各國侵略軍2000人。
6月18日，董福祥部甘軍也投入阻擊戰，迫使侵略軍沿運河向天津退卻。
6月17日，帝國主義軍隊攻占大沽炮台并向天津進攻，八國聯軍戰争正式爆發。
統治者的兩面手法 清政府在得到外國進攻大沽的報告後，于6月21日，被迫向帝國主義宣戰。
清政府一方面調兵遣将，勉強抵抗，另一方面又一再向外國求和。
駐守天津的直隸提督聶士成部和由山海關調來的馬玉昆部在曹福田、張德成等率領的義和團積極配合下，與侵略軍激戰多日，聶士成在戰鬥中英勇犧牲。
7月14日，天津被外國侵略軍攻陷。
清政府在被迫繼續抵抗的同時，進一步加緊求和。
東南互保 東南各省督撫，在英、美、日、德勢力的操縱下，和帝國主義者磋商妥協條件，訂立了所謂“東南互保章程”（6月26日），保證在“長江及蘇滬内地”替侵略者維持秩序。
兩廣李鴻章、湖廣張之洞、兩江劉坤一和山東袁世凱等買辦官僚直接和帝國主義勾結起來，共同鎮壓人民的反侵略鬥争。
侵略軍的野蠻暴行 從8月4日到14日，十天之中，義和團和少數清軍英勇抗擊八國侵略軍四萬餘人的進犯。
西太後在7日電诏李鴻章任議和全權代表。
14日北京陷落，她挾着光緒帝出逃，經山西到陝西西安。
在逃亡途中，她下谕各地痛“剿”義和團。
由德國将領瓦德西統帶的八國侵略軍在北京、保定、張家口及附近地區殺人放火，奸淫搶劫，窮兇極惡，無所不為，表現了帝國主義兇殘、野蠻的本性。
北京幾世紀來的文物遇到空前的浩劫，被劫掠的重要文獻中，包括當時僅剩八百多本的《永樂大典》的大部分。
八國聯軍的将官、士兵和一些外國傳教士都參加了洗劫的行為。
在八國侵略軍強占北京、天津，實行軍事殖民統治的同時，沙俄占據東北三省的重要城市。
無論在東北、直隸和内蒙，義和團及其所号召的群衆都堅持反抗。
康梁系的“勤王”運動 1899年起，康有為和梁啟超在日本、南洋、美洲等地組織“保皇會”，宣稱奉有光緒的“衣帶密诏”，在華僑中騙取大量的款項。
1900年春夏間，康、梁派人在廣西鎮南關（今友誼關）組練武裝，在廣東聯絡會黨（并曾密謀以菲律賓人和日本人各五百名組成雇傭軍），企圖攻占兩粵，進窺湘鄂。
7月，唐才常在上海邀集改良派人士數十人（包括容闳、嚴複、文廷式、汪康年、鄭觀應等），倡議設立“中國國會”，宣稱“不認通匪矯诏之僞政府”。
唐才常又在長江一帶設立“自立會”，吸收會黨、清軍官兵和一部分知識分子為會員，組織“自立軍”，準備在兩湖、安徽等處同時起兵“勤王”。
長江一帶會黨所發的憑證“飄布”上，原來普遍印有“滅洋”、“殺盡洋鬼”等字樣，唐才常按照梁啟超的意圖，收回各種飄布而換以“富有票”，完全删去會黨所原有的反帝口号。
自立軍有日本人參與密謀，指揮起兵的總機關設在漢口英租界内，預拟的起兵宣言中着重要保護洋人、洋行、教堂。
康有為給各埠保皇會的信中說，勤王之兵是“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英既相助，則我可立于不敗之地”。
康、梁和唐才常等同時也對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大吏寄有幻想，希望他們也起兵“勤王”，反對西太後。
但當帝國主義決定仍然承認以西太後為首的清政府時，張之洞就在英國領事同意下到租界内逮捕了唐才常等人（8月21日），加以殺害。
自立軍在安徽、兩湖十餘處的零散起事也迅即被鎮壓下去。
各省自立會成員和維新人士牽連被殺者達數百人。
興中會舉行惠州起義 在義和團運動時期，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也聯絡兩湖、閩、粵的三合會、哥老會，準備武裝起義。
1900年六七月間，當義和團控制北京城時，英國曾陰謀在南方以兩廣總督李鴻章為首，制造“獨立”政府，分裂中國。
在英國影響下，興中會一度同意與李鴻章合作。
同時日本企圖占領福建（于8月底已在廈門制造借口，派遣海軍登陸），允許以軍械及軍官供給興中會。
10月初，孫中山由台灣命鄭士良在惠州率會黨群衆發動起義，并在起義後攻向廈門，以便取得接應。
起義軍在半個多月内曾經發展到兩萬多人，屢次擊敗沿途的清軍。
日本在各帝國主義牽制下，感到分割中國領土的陰謀一時不能實現，就停止對興中會接濟軍械，并迫使孫中山等離開台灣。
起義軍在彈盡援絕情況下，隻得自行解散。
資産階級革命派這時沒有能在會黨之外建立革命的群衆基礎，又對帝國主義者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惠州起義也就隻成為一次單純的軍事冒險。
帝國主義從着手瓜分到不敢瓜分中國 各帝國主義在紛紛派遣軍隊來鎮壓義和團的同時，企圖乘機搶奪地盤，擴大侵略勢力。
沙俄占據整個東北後，又控制了山海關至北京的鐵路，聲稱要将直隸全省作為俄國的勢力範圍。
德國準備攻取煙台，擴大在山東的侵略，并在南京、上海停泊戰艦，要将勢力深入長江。
英國則在上海駐重兵，并加緊控制張之洞、劉坤一[98]，力圖鞏固在長江流域的勢力；同時陰謀在兩廣制造以李鴻章為首的“獨立”政權，占據華南。
日本計劃吞并福建，8月間已派兵在廈門登陸。
法國則企圖占取雲南。
美國陰謀“租借”秦皇島、舟山、三沙灣。
各帝國主義間劍拔弩張，有發生火并的可能，為了共同鎮壓義和團運動，不能不暫時謀取妥協。
更重要的是，帝國主義在義和團群衆的打擊下，已經感受到中國人民巨大的反抗力量。
八國侵略軍統帥瓦德西說：“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
&hellip&hellip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
”1900年7月，美國向各國發出第二次門戶開放通牒，提出“保持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即要求暫時不瓜分，以防止别國占領更多的地盤。
10月16日英、德訂立協定，聲稱對華政策的原則是要将中國的河川海港向各國自由開放，“不利用現在事變為本國謀中國之領土利益”。
帝國主義不敢也不能瓜分中國，隻有仍然扶植清朝政府，通過這個共同代理人來統治中國，在形式上“保持中國的領土與行政完整”，實質上建立對中國的共管。
在這個基礎上，各帝國主義強迫清政府簽訂了1901年9月的《辛醜條約》。
《辛醜條約》 《辛醜條約》規定要清政府向帝國主義認錯道歉；懲辦“得罪”帝國主義的官員；勒索賠款4.5億兩（分39年償付，本利合計近10億兩），關稅鹽稅都由帝國主義控制，作為償付賠款之用；在北京設東交民巷使館區，使館區及北京至大沽和山海關的鐵路允外國軍隊駐守，大沽炮台完全拆毀；由清政府下令永遠禁止中國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質的各種組織，違者處死刑。
《辛醜條約》是帝國主義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鎖，清朝政府竟然宣稱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表示從此要忠順地做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
*** [1] 《李文忠公全書&bull朋僚函稿》卷十二，第2頁。
[2] 《李文忠公全書&bull譯署函稿》卷一，第40頁。
[3] 号稱招股12萬兩，繳款的隻有1萬兩。
[4] 徐潤《愚齋自叙年譜》（第18頁）說，1873年拟招百萬，僅得47.6萬兩，這還隻是認股，不是實繳的數字。
他又說1882年才招足額。
[5] 鄭觀應：《緻招商局總辦唐景星觀察書》，見《盛世危言後編》卷十，第1&mdash2頁。
[6] 他與鄭觀應合認五萬兩。
[7] 經元善早就指出“即如招商與怡和、太古訂立三家合同，但能壓抑華商，不能止遏外人，西人決無此措施”，見《居易初集》卷二，第42頁。
[8] 袁世凱，字慰亭（1859&mdash1916年），河南項城人。
[9] 即龔照瑗主辦的紡紗局。
[10] 孫文，字逸仙（1866&mdash1925年），廣東香山人。
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時曾以“中山樵”的假名署于寓所門首，所以人稱孫中山。
[11] 康有為，一名祖诒，字廣廈，号長素，又号更生（1858&mdash1927年），廣東南海人。
[12] 鄭觀應《盛世危言&bull議院》。
[13] 《李文忠公全書&bull奏稿》卷七二，第4頁。
[14] 《伯爵陸奧宗光遺稿》，第323頁。
[15] 《李文忠公全書&bull電稿》卷十五，第45頁。
[16] 同上書，第52頁。
[17] 同上。
[18] 俄國紅檔（《中日戰争》第七冊，第236頁）。
[19]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第30頁。
[20]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第4頁。
[21] 同上書，第27、28頁。
[22] 陸奧宗光《蹇蹇錄》第十九章。
[23]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621&mdash624頁。
[24] 同上書，第652頁。
[25] 1897年6月18日和1898年4月10日總理衙門緻法國公使照會（《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721、745頁）。
[26] 經過一年多的談判，1897年2月4日，李鴻章和英國訂立《滇緬條約附款》和《西江通商專條》（見上書，第686&mdash690頁）。
[27] 《翁文恭公（翁同龢）日記》，光緒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28]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642&mdash643頁，《英德借款詳細章程》第二款、第七款。
[29]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五，第21頁，劉坤一奏；《張文襄公全集》卷三七，第36&mdash38頁。
[30] 施阿蘭《使華記》，第175&mdash176頁。
[31] 《張文襄公全集》卷四五，第23頁。
[32] 盛宣懷《愚齋存稿初刊》卷一，第23頁。
[33]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709頁。
[34] 《英國藍皮書》1898年，中國第一号，第6頁。
[35] 《德國外交文件》(D．G．P．)第十四卷，上冊，3363号。
[36]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五，第8&mdash9頁。
[37] 《德國外交文件》第十四卷，上冊，3711号。
[38] 同上。
[39] 同上書，3734号。
[40]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754頁（1898年5月7日《續訂旅大租地條約》第三款）。
[41] 《愚齋存稿初刊》卷二十八，第13頁。
[42] 《英國藍皮書》1898年，中國第一号，第11頁。
[43]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十二月二十二日。
[44]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731&mdash733頁。
[45] 同上書，第733&mdash738頁，1898年3月1日《英德續借款合同》。
[46]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769頁，《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47]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782&mdash783頁。
[48]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898&mdash903頁。
[49]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746頁，1898年4月14日，《粵漢鐵路借款合同》。
[50] 列甯：《中國的戰争》，見《列甯全集》卷四，第335&mdash336頁。
[51] 1895年海關冊（中文本，上海口，頁32）作“五家，紗錠十二萬枚”。
英領事詹悟生說：《馬關條約》簽訂前，華廠有五六家，開工的紗錠15萬枚（見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上冊，第182頁）。
由盛宣懷控制的有華盛、華新、大純，裕源、裕晉五廠，見《愚齋存稿初刊》卷五，第42頁。
[52] 先由陸潤庠經理，後于1898年改由祝承桂承辦。
[53] 王先謙組織的寶善公司，仍是官督商辦，後改官辦。
[54] 《張文襄公全書》卷四五，第18頁。
這裡所舉各項企業，一部分（主要如紡紗業）是屬于官僚資本主義性質的。
[55] 《盛宣懷未刊信稿》，第73頁。
[56] 同上書，第41頁。
[57] 甲午前七八年中，楊和翁往來極密。
癸巳（1893年）春，楊告翁“上海一織布局，楊藕舫（宗瀚，宗濂弟）辦；一洋紡局，龔仰蘧（照瑗）東。
織布局現在每月出貨十二三萬，每日日用五百兩，獲利約五百兩，每月可得一萬二千利。
又雲洋紗局獲利亦厚”（《翁文恭公日記》卷三二，第21頁）。
織布局這些内幕情況是從不公開的。
[58] 翁日記雲“布局合肥派盛杏孫，藝芳（楊宗濂）兄弟無分”（《翁文恭公日記》卷三二，第78頁）。
可以看出翁代他們不平的口氣。
[59] 《劉忠誠公（坤一）奏議》卷二五，第4頁，“自開兩廠以為之倡”。
[60] 同上書，卷三二，第54頁，當時辦法，商股交商務局，開廠人向商務局出息借本。
[61] 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下冊，第687頁。
[62] 如費念慈（屺懷）就是退職官吏和富紳，也是翁系官僚。
[63] 綽号餘蠻子。
“蠻子”是勇于鬥争的美稱，并沒有“蠻不講理”的意思。
當時餘蠻子的威名傳布中外。
[64] 康有為第五次上皇帝書，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
《戊戌變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冊，第192頁。
[65] 朱次琦，字子襄（1807&mdash1881年），長期在南海縣九江鄉講學，被稱為九江先生，傳說洪秀全也曾從他受業，但不可信。
[66] “學舍”先在廣州長興裡，1892年遷衛邊街邝氏祠堂，1893年再遷至府學堂的仰高祠。
[67] 漢代以公家車馬送應舉之人赴京，故後人以“公車”為進京應試舉人的代稱。
[68] 梁啟超，字卓如，号任公（1873&mdash1929年），廣東新會人。
[69] 嚴複，本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字幾道（1853&mdash1921年），福建侯官（今閩侯）人。
[70] 譚嗣同，字複生（1865&mdash1898年），湖南浏陽人。
[71] 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和《三十自述》中都說乙未年（1895年）和譚定交。
但譚自記“乙未冬間，劉淞芙歸自上海，袖出一書雲南海贻嗣同者，并緻殷勤之歡。
若舊相識。
嗣同大驚，南海何因知有嗣同。
&hellip&hellip其明年春（1896年），〔赴北京〕道出上海，往訪，則歸廣東矣。
後得交梁（啟超）、麥（孟華）、韓（文舉）、龍（澤厚）諸君”（《湖南曆史資料》，1960年第一期）。
則二人相識應在丙申年春。
[72] 譚嗣同緻歐陽中鹄信，見《譚嗣同全集》，第332頁。
此信“乙未除夕”作于湖北。
[73] 《汪穰卿（康年）先生傳記遺文》卷二，第16頁。
[74] 原名《廣時務報》，1896年底梁啟超由上海到澳門籌辦出版。
次年陰曆正月二十一日《知新報》創刊。
[75] 曾廉《蠡庵集》卷七，第19頁。
[76] 同上書，卷一八，《論保甲》。
[77] 同上書，卷二一，《習用論》。
[78] 葉德輝《軒今語評》，見《翼教叢編》卷四，第16頁。
[79] 《嘉定先生奏議》卷下，第27頁。
[80] 《翼教叢編》卷六《嶽麓書院賓鳳陽等上王益吾（先謙）祭酒書》。
[81] 《勸學篇》内篇第六《正權》。
[82] 《翼教叢編》卷四，《軒今語評》。
[83] 梁啟超：《愛國論》，《飲冰室文集》之三，第73&mdash74頁。
[84] 詳見本書最後一節。
[85] 此折被頑固派抑壓了一個多月，到3月5日才轉到光緒手中。
[86] 《戊戌變法》第四冊，第197頁。
[87] 即滿漢尚書各一人和侍郎各二人。
[88] 福森科：《瓜分中國的鬥争和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1895&mdash1900年）》，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75&mdash76頁。
[89] 俄法兩國對美國照會有保留，不肯放棄它們在自己勢力範圍内享有的在稅收和運費方面的特殊待遇。
[90] 《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第4401頁，剛毅等奏。
[91] 《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第4389&mdash4396頁。
[92] 同上書，第4417&mdash4418頁。
[93] 津榆：天津至榆關（山海關）；榆錦：榆關至錦州。
[94] 時已升任按察使。
[95]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6頁。
[96] 《直東剿匪電存》卷一，第1、5頁，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張汝梅先後緻直督裕祿兩電。
[97] 《直東剿匪電存》卷一，第1頁。
亦見《義和團檔案史料》，第19頁。
[98] 1900年8月英外交大臣電緻劉坤一、張之洞稱：“目下北京失和，嗣後停戰議和時，他國非我所知，我英夙重兩江總督及湖廣總督，自專恃二人主議。
”見《劉坤一遺集》，中華書局版，第六冊，第2586頁。
八國侵略軍統帥瓦德西（A．Waldersee）在《拳亂筆記》中也一再提及英國以金錢供給劉、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