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近代時期下（1901—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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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20世紀初年革命形勢的發展和資産
階級革命政黨的成立（1901&mdash1905年）
20世紀開頭的十年中，中國人民群衆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清王朝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愈來愈激化了。
帝國主義加緊控制清政府和加緊掠奪通商、路、礦等利權 自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辛醜條約》訂立以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外國軍隊駐紮北京，并可在從北京到大沽口和山海關的各戰略要地駐兵，把清中央政府放在他們的軍事控制之下。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英、美、日三國在《辛醜條約》的基礎上，和清政府分别訂立了新的《通商行船條約》[1]，這些條約規定開放長沙、萬縣、安慶、惠州、江門（英約）和東北的沈陽、大東溝兩處（日約）作為通商口岸，并且整頓内河水道以便外商輪船通行。
此外，還規定了中國民間使用機器進行紡織和制造一切有外國進口貨的工業品，都要和洋商在口岸設廠一樣，由海關征收加倍于洋貨進口稅的所謂“出廠稅”。
英、美商約中還規定了清政府應“招徕華洋資本興辦礦業”，以便于帝國主義加緊掠奪中國礦權。
從1902年起兩三年中，英、法在隆興公司的名義下聯合奪取雲南省七個府的礦權（1902年），英國奪取安徽銅官山礦權（1902&mdash1904年），法國奪取四川巴縣、萬縣油礦權（1902年）和福建建甯等三府礦權（1902年），比利時奪取順德、内丘、臨城各地的礦權（1902年）。
帝國主義劃分地區進行礦權的争奪，嚴重地蹂躏了中國主權。
同一時期（1902&mdash1903年），就鐵路方面說，正太（俄，後歸法）、滬甯（英）、汴洛（比）三條重要路線都被大買辦盛宣懷在“借款官辦”的名義下陸續出賣了。
路、礦利權的不斷喪失，是20世紀初年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嚴重問題。
同時，帝國主義加緊在中國投資設廠和擴張銀行活動範圍。
美國的花旗銀行和比利時的華比銀行這時也在上海開業。
中國的經濟命脈和财政金融進一步被帝國主義控制了。
日、俄争奪東三省 這一時期，帝國主義列強間對中國若幹地區控制權的争奪更趨激烈。
東北在《辛醜條約》後成為英、美、日對沙俄激烈争奪的場所。
沙俄企圖獨占東北，妄想建立所謂“黃俄羅斯”，拒絕從東北撤兵。
中國人民要求收回東北，在各地掀起拒俄運動，留日學生也組織了“拒俄義勇隊”，準備開往東北。
日本在英日同盟（1902年1月）和美國“門戶開放”侵略政策的支持下，于1904年2月在中國領土東北地區發動了日俄戰争，把沙俄勢力打退到東三省北部，自己控制了南部。
1905年9月的日俄分贓條約是在美國樸次茅斯（Portsmouth）地方由美政府居中訂立的。
對于日、俄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内進行戰争，清政府居然宣布“中立”，不加幹涉，而且在戰後承認“旅（順）大（連）租借地”和南滿鐵路及其有關的一切權利全部由沙俄轉讓給日本。
這引起各階層人民極大的憤怒。
英軍侵藏 英國乘東北局勢緊張的機會，在1903年12月派遣軍隊侵入西藏地方，1904年8月英國侵略軍攻陷拉薩。
達賴十三世事先離開拉薩經青海北上。
但西藏地方軍民堅決抵抗英國侵略軍，沿途截擊英軍，江孜保衛戰尤其激烈。
英國侵略軍大掠拉薩，強迫三大寺負責人等簽訂所謂《拉薩條約》。
通過這個條約，英國在西藏取得了許多政治、經濟特權。
這個條約遭到全國人民首先是藏族人民的堅決反對。
英國在1906年就轉而和清政府重新談判，談判的結果英帝國主義仍然攫取許多權利，包括江孜、噶大克兩處開放為商埠。
清政府的所謂“新政” 在20世紀初年民族危難深重的局勢下，清政府為了保住自己的統治，從光緒二十六年底即1901年初西太後在西安宣布“變法”開始，清政府陸續推行了一系列所謂“新政”。
“新政”的一部分措施，是以緩和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矛盾為目的，因而是具有改革性質的措施，如廢科舉、設學校，派留學生、裁冗員、設立商部（1903年9月）、頒布提倡和保護民族工業的一些辦法（如《獎勵公司章程》、《商會簡明章程》和鐵路、礦務章程）之類。
在另一方面，“新政”的整個精神則是賦予中國政治以更多的買辦性，更适應帝國主義侵略的需要。
“新政”的有力主張者湖廣總督張之洞說過：“非變西法不能化中國仇視外國之見，不能化各國仇視朝廷之見。
”[2]又說：“變法則事事開通，各國商務必然日加暢旺。
”[3]當時所頒布的鐵路章程和礦務章程，表面上聲稱對于“華洋官商”一體“保護”，實際上更有利于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資本輸出。
“新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練兵籌饷以鞏固統治。
1903年北京設立練兵處，地方成立督練公所，開始改革軍制。
1905年北京設立巡警部，舉辦警政，地方也開始編練警察。
無論中央地方，每項“新政”都是以加重舊捐稅或另增新捐稅來充經費，其中以練兵款項為最大。
各省陸續招練新軍的結果就是一些新軍閥的産生。
北洋新軍到1905年達六鎮（師）之多，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勢力最大，成為新興軍閥的最有力者。
他同時奪取盛宣懷長期壟斷的招商局和電報局（1903年），并通過商部，派買辦官僚唐紹儀接收盛宣懷的“鐵路總公司”（1905年），這樣使自己成為新興的大買辦官僚。
袁世凱也是“新政”的積極主張者和推行者，他此時已成為封建勢力的主要支柱和帝國主義的主要代理人。
當時清政府中樞力量日益衰微，慶親王奕劻主政，賄賂公行，一切聽袁世凱擺布。
北京新成立的外務部、練兵處等機構實際都在袁世凱掌握之中。
階級矛盾在新形勢下迅速發展 這樣的政權當然不能應付民族危機，也無法緩和國内階級矛盾。
以封建制度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已在迅速趨于崩潰，這加速了廣大農民群衆的貧困化并促使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
中小工商業者受到大買辦官僚的壓迫，也急切要求新的出路。
握有一部分經濟實力并和清政府關系密切的資産階級上層要求直接分享政權，和清政府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
階級矛盾的發展是帝國主義加緊從政治、經濟各方面控制中國的結果，也是封建政權寄生于侵略勢力之下而日益腐敗反動的必然結果。
農民抗捐鬥争和舊式武裝起義 農民一直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主力軍。
從1901年到1905年，農民群衆的鬥争表現為兩種主要形式。
一種是遍及全國的抗捐鬥争。
這是各地在舉辦“新政”名義下增加捐稅所直接引起的。
其中規模較大的是1904年7月江西樂平反對靛捐的鬥争。
當地官吏以興辦學堂為名，增加靛捐。
種靛農民由會黨夏廷義率領沖入縣城，搗毀學堂以及鹽卡、厘卡，焚燒縣署，打毀教堂，和清政府軍隊相持多日。
又如著名的梧州鬧捐，也屬于這一類。
另一種形式是由會黨領導的舊式武裝起義。
如直隸人民在1901年和1902年就鮮明地舉起“掃清滅洋”的大旗。
規模更大的是1903年到1905年廣西全省數十州縣人民的武裝鬥争。
統治者感到“防剿俱窮”。
廣西巡撫王之春向法國殖民主義者“乞援”，引起全國輿論的激烈反對。
清朝統治者命兩廣總督岑春煊在廣西進行殘酷的鎮壓。
由于會黨沒有統一領導，起義暫時失敗，但廣西地區的革命鬥争形勢依然繼續發展。
城鎮手工業者和商人不能維持正常的營業，不斷掀起抗捐罷市的鬥争。
中國人民鬥争的鋒芒指向官府、地主、豪商，同時也打擊教堂、洋行這些侵略勢力的據點。
反封建鬥争和反帝鬥争已經逐漸地結合起來。
收回利權運動 各階層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控制礦權、路權的收回利權運動，從1903年起就逐漸開展起來。
路權問題的鬥争尤其尖銳。
京漢、津浦、道清、滬杭甬等鐵路預定通過的省份的人民都提出了收回自辦的要求。
1904年4月，湖北、湖南、廣東三省人民進行了要求廢除1898年被美國攫取的粵漢路權的鬥争，得到其他省份的響應。
留日學生組織“三省鐵路聯合會”，力争廢約自辦。
留美學生也有類似表示。
次年，粵漢路權終于從美國手中收回了。
收回利權也是符合當時發展較速的資産階級上層的利益的。
抵制美貨運動 1905年，由于美帝國主義迫害在美華工而激起的抵制美貨運動，也是一次廣泛的群衆反帝愛國鬥争。
運動從上海開始，迅速發展到沿海、沿江如廣州、漢口、天津等各城市。
國内各地工商業者、農民、工人、學生、婦女都熱烈參加這個運動，并以演說、标語、文章進行大規模的反侵略宣傳，使運動成為一個具有鮮明的反帝色彩的群衆性鬥争。
上海的民族資産階級最先通過商會領導這個運動，但在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勢力的共同壓迫下，他們動搖妥協了，各地運動也就逐漸消沉了。
但這個運動表示了中國各階層人民的反帝情緒正在迅速高漲。
新型知識分子的出現 就在20世紀初年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經濟崩潰，農民群衆革命化和各階層人民反帝愛國情緒普遍加強這樣形勢的推動下，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出現了，他們通過愛國運動逐漸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20世紀初年各地新式學校紛紛成立，赴日本留學也成為一時風尚，這樣就産生了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
他們所接受的是資産階級文化教育，他們一般出身于社會的中下層（大多數是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家庭出身），深受社會動蕩的刺激和農民群衆革命形勢的影響，因此其中一些人就能夠從西方資産階級政治文化中吸取其曾經是革命和民主的有用部分，而使自己在當時革命潮流中，成為運動的進步力量。
資産階級的形成及分化為左右兩翼 這幾年，民族工業有了新的發展，棉紡織、缫絲、面粉、火柴各業發展最快，民族資産階級已經初步形成，并開始分化為左右兩翼。
資産階級的右翼原是官僚、地主、大商人等上層分子通過投資新式工業轉化過來的。
他們的經濟力量較大，社會地位較高，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密切聯系。
他們的政治代表者是流亡國外的維新派康梁系和國内實業界領袖人物張謇、湯壽潛等。
他們聯合一部分地主商人、紳士形成為企圖以立憲挽救清朝政權的立憲派。
左翼的基本成員是中、小工商業者，以及一些華僑中、小工商業者，即中、小資産階級。
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都很低，迫切要求政治保障和經濟發展。
他們的政治代表就是以孫中山為首的小資産階級、資産階級革命派。
新型的小資産階級、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從20世紀初年開始，逐漸擺脫康梁所主張的保皇立憲的影響而趨向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他們成為革命派中人數最多和最活躍的部分。
愛國團體的成立及其傾向革命 這時期國内愛國團體紛紛成立。
光緒二十八年即1902年，愛國知識分子蔡元培[4]等在上海組織“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
留日學生在東京組織“青年會”。
這些愛國團體已經是帶有革命傾向的組織。
他們從宣傳“愛國禦侮”進而宣傳“革命排滿”。
1903年留日學生把“拒俄義勇隊”改為反滿的“軍國民教育會”。
從1903年到1905年之間鼓吹革命的書報大量出版，正式革命團體在國内外相繼成立。
留日學生在這些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革命宣傳鼓動家章炳麟、鄒容、陳天華 在革命宣傳工作方面，章炳麟[5]、鄒容[6]和陳天華[7]是這時期的傑出人物。
章炳麟是具有熱烈愛國思想的舊知識分子，早年即以研究經學湛深著稱，文章雄厚有力。
他在1902年就在東京留學生中倡議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進行反對清政府的宣傳。
他自己不久就回國工作。
1903年5月，留日學生創辦的《江蘇》雜志第三期取消光緒年号，改用黃帝紀元，公開宣傳革命。
同時，章炳麟在上海《蘇報》上發表了傳誦一時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痛斥保皇派主張“中國隻可立憲不能革命”的謬論，揭露康有為在公羊學幌子下主張“帝王萬世、祈天永命”的反動說教。
1903年鄒容從日本回到上海，其時不滿20歲，他發表了震人耳目的《革命軍》，提出了開創“中華共和國”的号召，要求永遠根絕君主專制，反抗外人幹涉中國革命獨立。
《革命軍》在當時宣傳品中銷路最廣，影響最大。
鄒容在此書出版後遭到反動勢力的深忌，被清政府通過上海租界巡捕局拘捕監禁，于1905年因受折磨死于獄中。
陳天華在1903年發表了《警世鐘》和《猛回頭》兩個小冊子，以通俗的文字尖銳地指出帝國主義已是中國的主子，清政府隻是賣國的專制統治者。
陳天華沉痛地寫道“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
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
壓制我，衆漢人，拱手降洋”。
清楚地指出當時清政權和人民對立的關鍵所在，這就大大超過了當時一般反滿派的認識和言論。
陳天華主張以全民抵抗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幹涉。
在《警世鐘》中，他寫道：“洋兵不來便罷，洋兵若來，奉勸各人把膽子放大，全不要怕他。
讀書的放了筆，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職事，做手藝的放了器具，齊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衆直前。
”他不愧為這時期革命派中最激進的先鋒和最卓越的鼓動家和宣傳家。
這一時期各省在日本的留學生，多到八九千人。
他們之間許多人以省為名稱出版刊物如《江蘇》、《浙江潮》、《湖北學生界》等。
當時的風氣是“以不言革命為恥”。
革命思想的傳播有一日千裡之勢。
革命團體華興會、光複會、日知會 在組織工作方面，除了孫中山領導的以華僑工商業者為主的興中會仍在國外進行活動外，國内有1903年由黃興[8]、陳天華、宋教仁[9]等在長沙組織的“華興會”，和1904年由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10]在上海組織的“光複會”。
這兩個團體的特點在于聯絡會黨發動武裝起義，它們本身也采取類似會黨的組織形式。
華興會聯絡湖南哥老會馬福益領導的“洪江會”，并和湖北新軍中革命青年和武漢一些學生所組織的“科學補習所”取得聯系，準備在1904年11月武裝占領長沙，并計劃湘鄂同時起事。
但事前洩露失敗，馬福益被殺，黃興等潛赴日本。
光複會會員陶成章奔走聯系浙江溫州、台州、處州等地的會黨，把各府分散的秘密組織聯為一氣，計劃以浙江、福建革命力量作兩湖後援[11]。
長沙起義計劃失敗後，陶成章亦避至日本。
“科學補習所”被破壞後，湖北革命黨人劉靜庵、張難先等就借基督教的聖公會名義在武昌設立“日知會”，繼續進行革命宣傳，深入新軍士兵群衆。
同盟會的成立及其三民主義革命綱 領革命形勢的急速發展客觀上要求一個全國性的統一政黨來領導革命的進行。
地方性革命活動的受挫也促成了這個要求的實現。
1905年8月20日，以孫中山為領袖的資産階級革命政黨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
中國革命同盟會是以各革命團體的成員和留日學生為基礎組成的。
這個革命組織的成立标志着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從分散的活動走向統一的趨向。
同盟會的最初成員多數是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
在1905年到1907年3年中加入的會員，其出身可考知者有379人，其中留學生和學生354人，占93%以上。
官僚和有功名的知識分子10人，教師、醫生8人，各占2%強。
資本家、商人6人，占1%強。
貧農1人。
這些統計可以說明同盟會中比較活躍分子的出身成分。
同盟會具有近代資産階級政黨的性質，推舉了總理（孫中山）和其他工作負責人員（黃興等），也提出了資産階級革命綱領。
同盟會的綱領在同盟會成立大會上通過的行動綱領，即準備在起義時散發的《軍政府宣言》中，被概括為“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的口号。
後來，在孫中山寫的《民報發刊詞》（1905年10月）中規定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即三民主義。
在民族主義方面，同盟會綱領要求首先推翻清政府，這個要求得到最大多數人的擁護。
但它把打擊的對象集中在滿族統治者身上，沒有能夠提出從根本上推翻封建勢力，甚至沒有提出反對帝國主義。
在民族、民主的革命綱領中放過帝國主義這個最主要的敵人，是半殖民地資産階級自身的軟弱性、妥協性的表現，也是綱領的主要弱點。
更大的錯誤是同盟會在預拟的軍政府《對外宣言》中竟承認不平等條約、外債和侵略特權，希望這樣來換取帝國主義對革命保持“中立”。
在民權主義方面，同盟會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要求。
他們當時所理解的是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
就其要求推翻幾千年君主專制并在人民心目中樹立民主共和國的觀念而言，這是同盟會和孫中山的偉大貢獻，在鬥争中也起了有力的号召作用。
但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始終隻是一種幻想，根本原因就在于軟弱的資産階級沒有能力領導人民戰勝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聯合的反動勢力。
在民生主義方面，“平均地權”口号的提出，表示了孫中山和同盟會的少數會員已經看到土地問題的重要性。
他們看到歐美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極度不平等現象和無可避免的社會危機，企圖以“核定地價”、“征收單一稅”這種“平均地權”的辦法，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資産階級的“土地國有”，借以“預防”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對立和“社會革命”。
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提出了“睹其禍害于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的見解。
這種想法表明，中國年輕的資産階級希望能和農民建立良好的關系，從而維持共和國的長久壽命，避免再來一次革命。
但這隻能是一種小資産階級的主觀社會主義的空想。
因為限制地價的辦法，并不能防止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階級的對立，而更重要的問題是，不發動廣大農民群衆用革命暴力沒收地主的土地，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因而所謂“土地國有”也是無法達到的。
因此，這樣的土地綱領隻證明了中國資産階級不可能真正領導農民群衆進行反封建的鬥争。
但是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解決土地問題這三個革命要求的提出，畢竟是同盟會和孫中山對中國民主革命一個重要階段的重要貢獻。
這在當時起着很大的振奮人心的作用。
特别是堅決推翻清朝政府這個号召，把國内各階層反對清政府的力量（包括地主階級中對滿洲貴族統治不滿的一些人）彙合起來，結成革命聯合戰線。
這樣，同盟會就成為當時的革命領導力量。
第二節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形勢的發展 1905年到1911年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迅速發展達到高峰的時期。
同盟會成立之後，立即着手準備發動武裝起義，并展開宣傳，和堅持改良的君主立憲派進行政治上、思想上的論戰。
這些是同盟會對于促進革命高漲的重要貢獻。
革命派與改良派的論戰 革命派在1905年到1906年與改良派進行了激烈的論戰，這在當時具有深刻的思想影響。
康、梁等改良派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接觸愈多，就愈害怕下層群衆起來沖擊舊社會秩序。
梁啟超在日本橫濱主辦的《新民叢報》，大力鼓吹“開明專制”，以抵制民主革命思潮。
當時國内多數知識分子還不能分清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界限。
以西太後為首的清政府，一度也把康、梁等保皇黨和孫中山革命派看作同樣的危險分子。
1904年5月軍機處下令把《新民叢報》和革命書報一律查禁。
這樣，改良派的宣傳就更容易起着迷惑輿論破壞革命的作用。
1906年，同盟會在《民報》第三号的号外上，列舉12個問題，指出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根本分歧，其中要點是：“《民報》主共和，《新民叢報》主專制”；“《民報》以政府惡劣，故望國民之革命；《新民叢報》以國民惡劣，故望政府以專制”；“《民報》以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叢報》以為革命反以得專制”。
此後一年多中，雙方的争論集中于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實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變土地所有制這三個問題上。
首先，改良派宣傳，革命要引起“暴動”、“内亂”，要招緻外國的幹涉和“瓜分”，因此要“愛國”就不應革命。
革命派駁斥說，清政府不斷出賣土地和利權，要愛國就必須推翻清政府，而改良派所愛的“國”實際上就是這個“洋奴”政府。
革命派指出清政府是帝國主義的工具，這是他們進步之處，但沒有堅持反對帝國主義的幹涉，而希望避免“群衆暴動”，希望“有秩序”地進行革命，希望依靠單純的軍事暴動迅速推翻清政府了事，這種幻想是資産階級軟弱性的表現。
其次，改良派誣蔑中國人民沒有行使共和國公民的政治權利的能力，連實施君主立憲一時都談不到，還要經過十年以上的“開明專制”。
革命派以美、法資産階級革命的曆史證明，不革命就連立憲也得不到，同時以西方資産階級的“天賦人權說”駁斥改良派反對共和的謬論。
指出“興民權、改民主”才是中國的出路。
革命派除了搬用西方資産階級“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口号而外，并沒有可以對于廣大下層群衆發生實際影響的理論武器，因而對自己所提出的“民權”“民主”不能賦予應有的群衆性内容。
但是他們能夠指出人民群衆解脫專制壓迫之後就有能力實行民主政治，這在當時是很先進的觀點。
章炳麟在《民報》第四号上以犀利的筆鋒駁斥康、梁的論點。
他說：“夫謂國民不可革命而獨可立憲者，何也？豈有立憲之世，一人聖明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蠻者哉！”“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
”這成為一時傳誦的警句。
最後，改良派以梁啟超為代表，宣稱地主占有土地是不可剝奪的、“正義”的權利，“土地國有”是危及“國本”，并且表示對革命派所提出的其他問題還可以商量，這個問題絲毫不能讓步。
這種主張說明了資産階級右翼分子與地主階級的密切聯系。
革命派從“土地為生産要素”、“本不當有私有者”[12]，指出地主占有土地的不合理性質。
他們從地主壟斷土地、農民反而淪為佃農指出“地權失平”，從生産者遭受“徒手坐食”的“地主強權”壓迫指出“人權失平”。
急進的民主主義者把自身對于勞動群衆的熱烈同情和法律理論結合，從而提出“貧民革命”的法理根據，給改良派以一個有力的打擊。
在這兩年的論戰中，革命派以小資産階級的急進的民主主義觀點戰勝了改良派的反動理論，推動了思想潮流的進步。
但是在要不要反對帝國主義和要不要依靠農民群衆進行革命這兩個關鍵問題上，革命派在論戰中采取猶豫回避的态度，沒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也就不可能給敵人以毀滅性的打擊。
同盟會聯絡會黨力量發動武裝起義 同盟會把武裝鬥争放在革命運動的首要地位。
他們首先從聯絡會黨下手。
1906年江西萍鄉和湖南的浏陽、醴陵一帶農民群衆舉行了起義。
這次起義是由同盟會派人聯系會黨發動組織的。
起義軍迅速占領了幾個州縣，清政府調集了五六省軍隊才把起義鎮壓下去。
萍浏醴起義大大鼓舞了革命情緒。
1906年和1907年之間，光複會革命黨人陶成章、徐錫麟和女革命者秋瑾等在浙江繼續聯絡會黨。
秋瑾以紹興大通學堂為據點，招緻金華、處州、紹興三府各屬會黨首領，運動杭州軍、學兩界，約定起義，但缺乏嚴密的組織，号令也不統一。
1907年6月，紹興、嵊縣和金華各處先後單獨發動起義失敗。
徐錫麟在匆促中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希望以冒險的軍事暴動奪取安慶，結果徒以身殉。
随後秋瑾在紹興也被捕壯烈犧牲。
孫中山在不及一年的時間中，接連六次發動了兩廣和雲南沿邊的武裝起義，即潮州黃岡起義（1907年5月），惠州七女湖起義（6月），欽州、廉州、防城起義（9月），鎮南關（今友誼關）起義（12月），欽州馬笃山起義（1908年3月）和雲南河口起義（4月）。
孫中山在鎮南關起義中親自參加戰鬥。
這些起義給人民群衆以很大的鼓舞。
但起義本身基本上都是依靠地方性的會黨組織，或是通過會黨聯系自發鬥争的群衆，由同盟會派人前往領導，給予金錢和軍火的援助，如潮、惠、欽、廉諸役；或是以會黨組織小型敢死隊企圖奪取一個據點（如馬笃山和河口之役）。
這些缺乏群衆性的軍事冒險行動都隻能歸于失敗。
革命派内部的分歧 同盟會雖然在組織的形式上把各革命團體的成員統一起來，但它們的行動依然是分散的，意見也往往是分歧的。
這造成了同盟會内部的不團結。
華興會的宋教仁、劉揆一反對孫中山和胡漢民等隻注意在南部發動起義。
1907年，同盟會中四川、兩湖會黨頭目張伯祥等另組“共進會”，并把同盟會綱領的“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
陶成章也以光複會名義單獨活動。
小資産階級革命者具有滿腔的革命熱情，但是脫離群衆、急于求成、不能從失敗中吸取經驗教訓。
多數人認為會黨不足與謀事，因而主張把工作專注于聯系新軍，不知應該深入發動農民群衆。
少數人如汪精衛竟然希望以暗殺清朝親貴僥幸一逞。
人民群衆的反抗鬥争形勢正在蓬勃發展。
這些自發性的鬥争，在1906年和1907年有記錄可查的将近200次。
群衆愛國運動也在不斷發生，規模較大的如1907年江、浙人民為了滬杭甬鐵路借款而掀起的反英運動。
立憲派為了切身的利害關系，在這些運動中表現得十分活躍。
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和立憲派的立憲運動 在西太後統治的最後兩三年中（1906&mdash1908年），清政府企圖以宣布“預備立憲”來抵制革命影響，并争取資産階級立憲派和地方紳士的支持。
1906年8月，西太後根據考察憲政回國的清宗室載澤等五大臣的意見，采取“以退為進”的辦法，下诏預備立憲。
1907年，又宣布在中央籌設資政院，在各省籌設咨議局。
于是立憲派的政治團體，在各地紛紛成立，其中較大的如江、浙以張謇等為首的“預備立憲公會”，湖南的“憲政公會”，廣東的“自治會”。
這些團體是資産階級上層人物和地方封建勢力代表的集合。
他們主張用“叩頭請願”方式促使立憲實現。
康、梁的“保皇會”從1907年初改組為“帝國憲政會”。
同年7月，梁啟超在東京成立類似政黨的“政聞社”組織，向國内進行聯絡，标榜要求實行國會制度，建立責任内閣，借以抵制革命派的活動。
但他在西太後心目中仍是罪在不赦，政聞社在第二年就被查禁消滅了。
在統治力量日趨解體的形勢下，清政府利用“預備立憲”的招牌，在1907年以“改官制”為名，把權力集中在滿洲貴族手裡，同時減削地方督撫的權力，把其中最有勢力的張之洞和袁世凱内調，給予軍機大臣名義，奪去實權。
“中央集權”是革命勢力壓力下清統治集團内部呈現裂痕的一種表現。
1908年，西太後以“九年後實行立憲”答複江浙立憲派的請願運動，在同時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也是毫無誠意的表示。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即1908年11月，光緒帝、西太後在兩日之中先後死去。
溥儀繼立，改元宣統(1909&mdash1911年）。
溥儀年幼，其父載沣以攝政王監國。
以載沣為首的統治集團依然沒有改弦更張的打算。
帝國主義侵華勢力調整相互關系 日俄戰争後兩三年中，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已經有了重要的變化和調整。
一方面歐洲各帝國主義忙于準備世界大戰，急于重新調整它們之間的關系。
英國利用第二次英、日同盟（訂立于1905年8月）和英、法資本在華合作侵略的關系，促使日、法互相承認其在中國和越南的侵略地位，再以法國居中促使日、俄達成對中國東北劃分侵略範圍的諒解，最後由法國調處沙俄和英國在亞洲各地侵略勢力的關系。
因此1907年日法協定、日俄協定和英俄協定相繼成立，瓜分中國若幹地區的陰謀正在暗中進行着。
另一方面，美國從日本軍國主義的支持者變成了主要的競争者。
1907年，清政府改變東北官制，新任東三省總督的徐世昌和奉天巡撫唐紹儀都是袁世凱系人物。
袁世凱本人當時正任外務部尚書。
于是1907&mdash1908年美國通過袁系進行東北的“新法鐵路”和“東三省銀行”的交涉，陰謀逐步控制中國。
但是由于英、法、日、俄關系的調整，1908年美國也和日本成立諒解[13]，保持其單獨進行侵略的計劃。
美帝國
帝國主義加緊控制清政府和加緊掠奪通商、路、礦等利權 自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辛醜條約》訂立以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外國軍隊駐紮北京，并可在從北京到大沽口和山海關的各戰略要地駐兵，把清中央政府放在他們的軍事控制之下。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英、美、日三國在《辛醜條約》的基礎上，和清政府分别訂立了新的《通商行船條約》[1]，這些條約規定開放長沙、萬縣、安慶、惠州、江門（英約）和東北的沈陽、大東溝兩處（日約）作為通商口岸，并且整頓内河水道以便外商輪船通行。
此外，還規定了中國民間使用機器進行紡織和制造一切有外國進口貨的工業品，都要和洋商在口岸設廠一樣，由海關征收加倍于洋貨進口稅的所謂“出廠稅”。
英、美商約中還規定了清政府應“招徕華洋資本興辦礦業”，以便于帝國主義加緊掠奪中國礦權。
從1902年起兩三年中，英、法在隆興公司的名義下聯合奪取雲南省七個府的礦權（1902年），英國奪取安徽銅官山礦權（1902&mdash1904年），法國奪取四川巴縣、萬縣油礦權（1902年）和福建建甯等三府礦權（1902年），比利時奪取順德、内丘、臨城各地的礦權（1902年）。
帝國主義劃分地區進行礦權的争奪，嚴重地蹂躏了中國主權。
同一時期（1902&mdash1903年），就鐵路方面說，正太（俄，後歸法）、滬甯（英）、汴洛（比）三條重要路線都被大買辦盛宣懷在“借款官辦”的名義下陸續出賣了。
路、礦利權的不斷喪失，是20世紀初年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嚴重問題。
同時，帝國主義加緊在中國投資設廠和擴張銀行活動範圍。
美國的花旗銀行和比利時的華比銀行這時也在上海開業。
中國的經濟命脈和财政金融進一步被帝國主義控制了。
日、俄争奪東三省 這一時期，帝國主義列強間對中國若幹地區控制權的争奪更趨激烈。
東北在《辛醜條約》後成為英、美、日對沙俄激烈争奪的場所。
沙俄企圖獨占東北，妄想建立所謂“黃俄羅斯”，拒絕從東北撤兵。
中國人民要求收回東北，在各地掀起拒俄運動，留日學生也組織了“拒俄義勇隊”，準備開往東北。
日本在英日同盟（1902年1月）和美國“門戶開放”侵略政策的支持下，于1904年2月在中國領土東北地區發動了日俄戰争，把沙俄勢力打退到東三省北部，自己控制了南部。
1905年9月的日俄分贓條約是在美國樸次茅斯（Portsmouth）地方由美政府居中訂立的。
對于日、俄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内進行戰争，清政府居然宣布“中立”，不加幹涉，而且在戰後承認“旅（順）大（連）租借地”和南滿鐵路及其有關的一切權利全部由沙俄轉讓給日本。
這引起各階層人民極大的憤怒。
英軍侵藏 英國乘東北局勢緊張的機會，在1903年12月派遣軍隊侵入西藏地方，1904年8月英國侵略軍攻陷拉薩。
達賴十三世事先離開拉薩經青海北上。
但西藏地方軍民堅決抵抗英國侵略軍，沿途截擊英軍，江孜保衛戰尤其激烈。
英國侵略軍大掠拉薩，強迫三大寺負責人等簽訂所謂《拉薩條約》。
通過這個條約，英國在西藏取得了許多政治、經濟特權。
這個條約遭到全國人民首先是藏族人民的堅決反對。
英國在1906年就轉而和清政府重新談判，談判的結果英帝國主義仍然攫取許多權利，包括江孜、噶大克兩處開放為商埠。
清政府的所謂“新政” 在20世紀初年民族危難深重的局勢下，清政府為了保住自己的統治，從光緒二十六年底即1901年初西太後在西安宣布“變法”開始，清政府陸續推行了一系列所謂“新政”。
“新政”的一部分措施，是以緩和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矛盾為目的，因而是具有改革性質的措施，如廢科舉、設學校，派留學生、裁冗員、設立商部（1903年9月）、頒布提倡和保護民族工業的一些辦法（如《獎勵公司章程》、《商會簡明章程》和鐵路、礦務章程）之類。
在另一方面，“新政”的整個精神則是賦予中國政治以更多的買辦性，更适應帝國主義侵略的需要。
“新政”的有力主張者湖廣總督張之洞說過：“非變西法不能化中國仇視外國之見，不能化各國仇視朝廷之見。
”[2]又說：“變法則事事開通，各國商務必然日加暢旺。
”[3]當時所頒布的鐵路章程和礦務章程，表面上聲稱對于“華洋官商”一體“保護”，實際上更有利于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資本輸出。
“新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練兵籌饷以鞏固統治。
1903年北京設立練兵處，地方成立督練公所，開始改革軍制。
1905年北京設立巡警部，舉辦警政，地方也開始編練警察。
無論中央地方，每項“新政”都是以加重舊捐稅或另增新捐稅來充經費，其中以練兵款項為最大。
各省陸續招練新軍的結果就是一些新軍閥的産生。
北洋新軍到1905年達六鎮（師）之多，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勢力最大，成為新興軍閥的最有力者。
他同時奪取盛宣懷長期壟斷的招商局和電報局（1903年），并通過商部，派買辦官僚唐紹儀接收盛宣懷的“鐵路總公司”（1905年），這樣使自己成為新興的大買辦官僚。
袁世凱也是“新政”的積極主張者和推行者，他此時已成為封建勢力的主要支柱和帝國主義的主要代理人。
當時清政府中樞力量日益衰微，慶親王奕劻主政，賄賂公行，一切聽袁世凱擺布。
北京新成立的外務部、練兵處等機構實際都在袁世凱掌握之中。
階級矛盾在新形勢下迅速發展 這樣的政權當然不能應付民族危機，也無法緩和國内階級矛盾。
以封建制度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已在迅速趨于崩潰，這加速了廣大農民群衆的貧困化并促使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
中小工商業者受到大買辦官僚的壓迫，也急切要求新的出路。
握有一部分經濟實力并和清政府關系密切的資産階級上層要求直接分享政權，和清政府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
階級矛盾的發展是帝國主義加緊從政治、經濟各方面控制中國的結果，也是封建政權寄生于侵略勢力之下而日益腐敗反動的必然結果。
農民抗捐鬥争和舊式武裝起義 農民一直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主力軍。
從1901年到1905年，農民群衆的鬥争表現為兩種主要形式。
一種是遍及全國的抗捐鬥争。
這是各地在舉辦“新政”名義下增加捐稅所直接引起的。
其中規模較大的是1904年7月江西樂平反對靛捐的鬥争。
當地官吏以興辦學堂為名，增加靛捐。
種靛農民由會黨夏廷義率領沖入縣城，搗毀學堂以及鹽卡、厘卡，焚燒縣署，打毀教堂，和清政府軍隊相持多日。
又如著名的梧州鬧捐，也屬于這一類。
另一種形式是由會黨領導的舊式武裝起義。
如直隸人民在1901年和1902年就鮮明地舉起“掃清滅洋”的大旗。
規模更大的是1903年到1905年廣西全省數十州縣人民的武裝鬥争。
統治者感到“防剿俱窮”。
廣西巡撫王之春向法國殖民主義者“乞援”，引起全國輿論的激烈反對。
清朝統治者命兩廣總督岑春煊在廣西進行殘酷的鎮壓。
由于會黨沒有統一領導，起義暫時失敗，但廣西地區的革命鬥争形勢依然繼續發展。
城鎮手工業者和商人不能維持正常的營業，不斷掀起抗捐罷市的鬥争。
中國人民鬥争的鋒芒指向官府、地主、豪商，同時也打擊教堂、洋行這些侵略勢力的據點。
反封建鬥争和反帝鬥争已經逐漸地結合起來。
收回利權運動 各階層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控制礦權、路權的收回利權運動，從1903年起就逐漸開展起來。
路權問題的鬥争尤其尖銳。
京漢、津浦、道清、滬杭甬等鐵路預定通過的省份的人民都提出了收回自辦的要求。
1904年4月，湖北、湖南、廣東三省人民進行了要求廢除1898年被美國攫取的粵漢路權的鬥争，得到其他省份的響應。
留日學生組織“三省鐵路聯合會”，力争廢約自辦。
留美學生也有類似表示。
次年，粵漢路權終于從美國手中收回了。
收回利權也是符合當時發展較速的資産階級上層的利益的。
抵制美貨運動 1905年，由于美帝國主義迫害在美華工而激起的抵制美貨運動，也是一次廣泛的群衆反帝愛國鬥争。
運動從上海開始，迅速發展到沿海、沿江如廣州、漢口、天津等各城市。
國内各地工商業者、農民、工人、學生、婦女都熱烈參加這個運動，并以演說、标語、文章進行大規模的反侵略宣傳，使運動成為一個具有鮮明的反帝色彩的群衆性鬥争。
上海的民族資産階級最先通過商會領導這個運動，但在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勢力的共同壓迫下，他們動搖妥協了，各地運動也就逐漸消沉了。
但這個運動表示了中國各階層人民的反帝情緒正在迅速高漲。
新型知識分子的出現 就在20世紀初年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經濟崩潰，農民群衆革命化和各階層人民反帝愛國情緒普遍加強這樣形勢的推動下，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出現了，他們通過愛國運動逐漸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20世紀初年各地新式學校紛紛成立，赴日本留學也成為一時風尚，這樣就産生了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
他們所接受的是資産階級文化教育，他們一般出身于社會的中下層（大多數是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家庭出身），深受社會動蕩的刺激和農民群衆革命形勢的影響，因此其中一些人就能夠從西方資産階級政治文化中吸取其曾經是革命和民主的有用部分，而使自己在當時革命潮流中，成為運動的進步力量。
資産階級的形成及分化為左右兩翼 這幾年，民族工業有了新的發展，棉紡織、缫絲、面粉、火柴各業發展最快，民族資産階級已經初步形成，并開始分化為左右兩翼。
資産階級的右翼原是官僚、地主、大商人等上層分子通過投資新式工業轉化過來的。
他們的經濟力量較大，社會地位較高，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密切聯系。
他們的政治代表者是流亡國外的維新派康梁系和國内實業界領袖人物張謇、湯壽潛等。
他們聯合一部分地主商人、紳士形成為企圖以立憲挽救清朝政權的立憲派。
左翼的基本成員是中、小工商業者，以及一些華僑中、小工商業者，即中、小資産階級。
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都很低，迫切要求政治保障和經濟發展。
他們的政治代表就是以孫中山為首的小資産階級、資産階級革命派。
新型的小資産階級、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從20世紀初年開始，逐漸擺脫康梁所主張的保皇立憲的影響而趨向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他們成為革命派中人數最多和最活躍的部分。
愛國團體的成立及其傾向革命 這時期國内愛國團體紛紛成立。
光緒二十八年即1902年，愛國知識分子蔡元培[4]等在上海組織“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
留日學生在東京組織“青年會”。
這些愛國團體已經是帶有革命傾向的組織。
他們從宣傳“愛國禦侮”進而宣傳“革命排滿”。
1903年留日學生把“拒俄義勇隊”改為反滿的“軍國民教育會”。
從1903年到1905年之間鼓吹革命的書報大量出版，正式革命團體在國内外相繼成立。
留日學生在這些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革命宣傳鼓動家章炳麟、鄒容、陳天華 在革命宣傳工作方面，章炳麟[5]、鄒容[6]和陳天華[7]是這時期的傑出人物。
章炳麟是具有熱烈愛國思想的舊知識分子，早年即以研究經學湛深著稱，文章雄厚有力。
他在1902年就在東京留學生中倡議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進行反對清政府的宣傳。
他自己不久就回國工作。
1903年5月，留日學生創辦的《江蘇》雜志第三期取消光緒年号，改用黃帝紀元，公開宣傳革命。
同時，章炳麟在上海《蘇報》上發表了傳誦一時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痛斥保皇派主張“中國隻可立憲不能革命”的謬論，揭露康有為在公羊學幌子下主張“帝王萬世、祈天永命”的反動說教。
1903年鄒容從日本回到上海，其時不滿20歲，他發表了震人耳目的《革命軍》，提出了開創“中華共和國”的号召，要求永遠根絕君主專制，反抗外人幹涉中國革命獨立。
《革命軍》在當時宣傳品中銷路最廣，影響最大。
鄒容在此書出版後遭到反動勢力的深忌，被清政府通過上海租界巡捕局拘捕監禁，于1905年因受折磨死于獄中。
陳天華在1903年發表了《警世鐘》和《猛回頭》兩個小冊子，以通俗的文字尖銳地指出帝國主義已是中國的主子，清政府隻是賣國的專制統治者。
陳天華沉痛地寫道“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
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
壓制我，衆漢人，拱手降洋”。
清楚地指出當時清政權和人民對立的關鍵所在，這就大大超過了當時一般反滿派的認識和言論。
陳天華主張以全民抵抗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幹涉。
在《警世鐘》中，他寫道：“洋兵不來便罷，洋兵若來，奉勸各人把膽子放大，全不要怕他。
讀書的放了筆，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職事，做手藝的放了器具，齊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衆直前。
”他不愧為這時期革命派中最激進的先鋒和最卓越的鼓動家和宣傳家。
這一時期各省在日本的留學生，多到八九千人。
他們之間許多人以省為名稱出版刊物如《江蘇》、《浙江潮》、《湖北學生界》等。
當時的風氣是“以不言革命為恥”。
革命思想的傳播有一日千裡之勢。
革命團體華興會、光複會、日知會 在組織工作方面，除了孫中山領導的以華僑工商業者為主的興中會仍在國外進行活動外，國内有1903年由黃興[8]、陳天華、宋教仁[9]等在長沙組織的“華興會”，和1904年由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10]在上海組織的“光複會”。
這兩個團體的特點在于聯絡會黨發動武裝起義，它們本身也采取類似會黨的組織形式。
華興會聯絡湖南哥老會馬福益領導的“洪江會”，并和湖北新軍中革命青年和武漢一些學生所組織的“科學補習所”取得聯系，準備在1904年11月武裝占領長沙，并計劃湘鄂同時起事。
但事前洩露失敗，馬福益被殺，黃興等潛赴日本。
光複會會員陶成章奔走聯系浙江溫州、台州、處州等地的會黨，把各府分散的秘密組織聯為一氣，計劃以浙江、福建革命力量作兩湖後援[11]。
長沙起義計劃失敗後，陶成章亦避至日本。
“科學補習所”被破壞後，湖北革命黨人劉靜庵、張難先等就借基督教的聖公會名義在武昌設立“日知會”，繼續進行革命宣傳，深入新軍士兵群衆。
同盟會的成立及其三民主義革命綱 領革命形勢的急速發展客觀上要求一個全國性的統一政黨來領導革命的進行。
地方性革命活動的受挫也促成了這個要求的實現。
1905年8月20日，以孫中山為領袖的資産階級革命政黨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
中國革命同盟會是以各革命團體的成員和留日學生為基礎組成的。
這個革命組織的成立标志着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從分散的活動走向統一的趨向。
同盟會的最初成員多數是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
在1905年到1907年3年中加入的會員，其出身可考知者有379人，其中留學生和學生354人，占93%以上。
官僚和有功名的知識分子10人，教師、醫生8人，各占2%強。
資本家、商人6人，占1%強。
貧農1人。
這些統計可以說明同盟會中比較活躍分子的出身成分。
同盟會具有近代資産階級政黨的性質，推舉了總理（孫中山）和其他工作負責人員（黃興等），也提出了資産階級革命綱領。
同盟會的綱領在同盟會成立大會上通過的行動綱領，即準備在起義時散發的《軍政府宣言》中，被概括為“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的口号。
後來，在孫中山寫的《民報發刊詞》（1905年10月）中規定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即三民主義。
在民族主義方面，同盟會綱領要求首先推翻清政府，這個要求得到最大多數人的擁護。
但它把打擊的對象集中在滿族統治者身上，沒有能夠提出從根本上推翻封建勢力，甚至沒有提出反對帝國主義。
在民族、民主的革命綱領中放過帝國主義這個最主要的敵人，是半殖民地資産階級自身的軟弱性、妥協性的表現，也是綱領的主要弱點。
更大的錯誤是同盟會在預拟的軍政府《對外宣言》中竟承認不平等條約、外債和侵略特權，希望這樣來換取帝國主義對革命保持“中立”。
在民權主義方面，同盟會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要求。
他們當時所理解的是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
就其要求推翻幾千年君主專制并在人民心目中樹立民主共和國的觀念而言，這是同盟會和孫中山的偉大貢獻，在鬥争中也起了有力的号召作用。
但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始終隻是一種幻想，根本原因就在于軟弱的資産階級沒有能力領導人民戰勝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聯合的反動勢力。
在民生主義方面，“平均地權”口号的提出，表示了孫中山和同盟會的少數會員已經看到土地問題的重要性。
他們看到歐美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極度不平等現象和無可避免的社會危機，企圖以“核定地價”、“征收單一稅”這種“平均地權”的辦法，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資産階級的“土地國有”，借以“預防”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對立和“社會革命”。
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提出了“睹其禍害于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的見解。
這種想法表明，中國年輕的資産階級希望能和農民建立良好的關系，從而維持共和國的長久壽命，避免再來一次革命。
但這隻能是一種小資産階級的主觀社會主義的空想。
因為限制地價的辦法，并不能防止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階級的對立，而更重要的問題是，不發動廣大農民群衆用革命暴力沒收地主的土地，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因而所謂“土地國有”也是無法達到的。
因此，這樣的土地綱領隻證明了中國資産階級不可能真正領導農民群衆進行反封建的鬥争。
但是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解決土地問題這三個革命要求的提出，畢竟是同盟會和孫中山對中國民主革命一個重要階段的重要貢獻。
這在當時起着很大的振奮人心的作用。
特别是堅決推翻清朝政府這個号召，把國内各階層反對清政府的力量（包括地主階級中對滿洲貴族統治不滿的一些人）彙合起來，結成革命聯合戰線。
這樣，同盟會就成為當時的革命領導力量。
第二節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形勢的發展 1905年到1911年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迅速發展達到高峰的時期。
同盟會成立之後，立即着手準備發動武裝起義，并展開宣傳，和堅持改良的君主立憲派進行政治上、思想上的論戰。
這些是同盟會對于促進革命高漲的重要貢獻。
革命派與改良派的論戰 革命派在1905年到1906年與改良派進行了激烈的論戰，這在當時具有深刻的思想影響。
康、梁等改良派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接觸愈多，就愈害怕下層群衆起來沖擊舊社會秩序。
梁啟超在日本橫濱主辦的《新民叢報》，大力鼓吹“開明專制”，以抵制民主革命思潮。
當時國内多數知識分子還不能分清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界限。
以西太後為首的清政府，一度也把康、梁等保皇黨和孫中山革命派看作同樣的危險分子。
1904年5月軍機處下令把《新民叢報》和革命書報一律查禁。
這樣，改良派的宣傳就更容易起着迷惑輿論破壞革命的作用。
1906年，同盟會在《民報》第三号的号外上，列舉12個問題，指出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根本分歧，其中要點是：“《民報》主共和，《新民叢報》主專制”；“《民報》以政府惡劣，故望國民之革命；《新民叢報》以國民惡劣，故望政府以專制”；“《民報》以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叢報》以為革命反以得專制”。
此後一年多中，雙方的争論集中于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實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變土地所有制這三個問題上。
首先，改良派宣傳，革命要引起“暴動”、“内亂”，要招緻外國的幹涉和“瓜分”，因此要“愛國”就不應革命。
革命派駁斥說，清政府不斷出賣土地和利權，要愛國就必須推翻清政府，而改良派所愛的“國”實際上就是這個“洋奴”政府。
革命派指出清政府是帝國主義的工具，這是他們進步之處，但沒有堅持反對帝國主義的幹涉，而希望避免“群衆暴動”，希望“有秩序”地進行革命，希望依靠單純的軍事暴動迅速推翻清政府了事，這種幻想是資産階級軟弱性的表現。
其次，改良派誣蔑中國人民沒有行使共和國公民的政治權利的能力，連實施君主立憲一時都談不到，還要經過十年以上的“開明專制”。
革命派以美、法資産階級革命的曆史證明，不革命就連立憲也得不到，同時以西方資産階級的“天賦人權說”駁斥改良派反對共和的謬論。
指出“興民權、改民主”才是中國的出路。
革命派除了搬用西方資産階級“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口号而外，并沒有可以對于廣大下層群衆發生實際影響的理論武器，因而對自己所提出的“民權”“民主”不能賦予應有的群衆性内容。
但是他們能夠指出人民群衆解脫專制壓迫之後就有能力實行民主政治，這在當時是很先進的觀點。
章炳麟在《民報》第四号上以犀利的筆鋒駁斥康、梁的論點。
他說：“夫謂國民不可革命而獨可立憲者，何也？豈有立憲之世，一人聖明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蠻者哉！”“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
”這成為一時傳誦的警句。
最後，改良派以梁啟超為代表，宣稱地主占有土地是不可剝奪的、“正義”的權利，“土地國有”是危及“國本”，并且表示對革命派所提出的其他問題還可以商量，這個問題絲毫不能讓步。
這種主張說明了資産階級右翼分子與地主階級的密切聯系。
革命派從“土地為生産要素”、“本不當有私有者”[12]，指出地主占有土地的不合理性質。
他們從地主壟斷土地、農民反而淪為佃農指出“地權失平”，從生産者遭受“徒手坐食”的“地主強權”壓迫指出“人權失平”。
急進的民主主義者把自身對于勞動群衆的熱烈同情和法律理論結合，從而提出“貧民革命”的法理根據，給改良派以一個有力的打擊。
在這兩年的論戰中，革命派以小資産階級的急進的民主主義觀點戰勝了改良派的反動理論，推動了思想潮流的進步。
但是在要不要反對帝國主義和要不要依靠農民群衆進行革命這兩個關鍵問題上，革命派在論戰中采取猶豫回避的态度，沒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也就不可能給敵人以毀滅性的打擊。
同盟會聯絡會黨力量發動武裝起義 同盟會把武裝鬥争放在革命運動的首要地位。
他們首先從聯絡會黨下手。
1906年江西萍鄉和湖南的浏陽、醴陵一帶農民群衆舉行了起義。
這次起義是由同盟會派人聯系會黨發動組織的。
起義軍迅速占領了幾個州縣，清政府調集了五六省軍隊才把起義鎮壓下去。
萍浏醴起義大大鼓舞了革命情緒。
1906年和1907年之間，光複會革命黨人陶成章、徐錫麟和女革命者秋瑾等在浙江繼續聯絡會黨。
秋瑾以紹興大通學堂為據點，招緻金華、處州、紹興三府各屬會黨首領，運動杭州軍、學兩界，約定起義，但缺乏嚴密的組織，号令也不統一。
1907年6月，紹興、嵊縣和金華各處先後單獨發動起義失敗。
徐錫麟在匆促中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希望以冒險的軍事暴動奪取安慶，結果徒以身殉。
随後秋瑾在紹興也被捕壯烈犧牲。
孫中山在不及一年的時間中，接連六次發動了兩廣和雲南沿邊的武裝起義，即潮州黃岡起義（1907年5月），惠州七女湖起義（6月），欽州、廉州、防城起義（9月），鎮南關（今友誼關）起義（12月），欽州馬笃山起義（1908年3月）和雲南河口起義（4月）。
孫中山在鎮南關起義中親自參加戰鬥。
這些起義給人民群衆以很大的鼓舞。
但起義本身基本上都是依靠地方性的會黨組織，或是通過會黨聯系自發鬥争的群衆，由同盟會派人前往領導，給予金錢和軍火的援助，如潮、惠、欽、廉諸役；或是以會黨組織小型敢死隊企圖奪取一個據點（如馬笃山和河口之役）。
這些缺乏群衆性的軍事冒險行動都隻能歸于失敗。
革命派内部的分歧 同盟會雖然在組織的形式上把各革命團體的成員統一起來，但它們的行動依然是分散的，意見也往往是分歧的。
這造成了同盟會内部的不團結。
華興會的宋教仁、劉揆一反對孫中山和胡漢民等隻注意在南部發動起義。
1907年，同盟會中四川、兩湖會黨頭目張伯祥等另組“共進會”，并把同盟會綱領的“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
陶成章也以光複會名義單獨活動。
小資産階級革命者具有滿腔的革命熱情，但是脫離群衆、急于求成、不能從失敗中吸取經驗教訓。
多數人認為會黨不足與謀事，因而主張把工作專注于聯系新軍，不知應該深入發動農民群衆。
少數人如汪精衛竟然希望以暗殺清朝親貴僥幸一逞。
人民群衆的反抗鬥争形勢正在蓬勃發展。
這些自發性的鬥争，在1906年和1907年有記錄可查的将近200次。
群衆愛國運動也在不斷發生，規模較大的如1907年江、浙人民為了滬杭甬鐵路借款而掀起的反英運動。
立憲派為了切身的利害關系，在這些運動中表現得十分活躍。
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和立憲派的立憲運動 在西太後統治的最後兩三年中（1906&mdash1908年），清政府企圖以宣布“預備立憲”來抵制革命影響，并争取資産階級立憲派和地方紳士的支持。
1906年8月，西太後根據考察憲政回國的清宗室載澤等五大臣的意見，采取“以退為進”的辦法，下诏預備立憲。
1907年，又宣布在中央籌設資政院，在各省籌設咨議局。
于是立憲派的政治團體，在各地紛紛成立，其中較大的如江、浙以張謇等為首的“預備立憲公會”，湖南的“憲政公會”，廣東的“自治會”。
這些團體是資産階級上層人物和地方封建勢力代表的集合。
他們主張用“叩頭請願”方式促使立憲實現。
康、梁的“保皇會”從1907年初改組為“帝國憲政會”。
同年7月，梁啟超在東京成立類似政黨的“政聞社”組織，向國内進行聯絡，标榜要求實行國會制度，建立責任内閣，借以抵制革命派的活動。
但他在西太後心目中仍是罪在不赦，政聞社在第二年就被查禁消滅了。
在統治力量日趨解體的形勢下，清政府利用“預備立憲”的招牌，在1907年以“改官制”為名，把權力集中在滿洲貴族手裡，同時減削地方督撫的權力，把其中最有勢力的張之洞和袁世凱内調，給予軍機大臣名義，奪去實權。
“中央集權”是革命勢力壓力下清統治集團内部呈現裂痕的一種表現。
1908年，西太後以“九年後實行立憲”答複江浙立憲派的請願運動，在同時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也是毫無誠意的表示。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即1908年11月，光緒帝、西太後在兩日之中先後死去。
溥儀繼立，改元宣統(1909&mdash1911年）。
溥儀年幼，其父載沣以攝政王監國。
以載沣為首的統治集團依然沒有改弦更張的打算。
帝國主義侵華勢力調整相互關系 日俄戰争後兩三年中，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已經有了重要的變化和調整。
一方面歐洲各帝國主義忙于準備世界大戰，急于重新調整它們之間的關系。
英國利用第二次英、日同盟（訂立于1905年8月）和英、法資本在華合作侵略的關系，促使日、法互相承認其在中國和越南的侵略地位，再以法國居中促使日、俄達成對中國東北劃分侵略範圍的諒解，最後由法國調處沙俄和英國在亞洲各地侵略勢力的關系。
因此1907年日法協定、日俄協定和英俄協定相繼成立，瓜分中國若幹地區的陰謀正在暗中進行着。
另一方面，美國從日本軍國主義的支持者變成了主要的競争者。
1907年，清政府改變東北官制，新任東三省總督的徐世昌和奉天巡撫唐紹儀都是袁世凱系人物。
袁世凱本人當時正任外務部尚書。
于是1907&mdash1908年美國通過袁系進行東北的“新法鐵路”和“東三省銀行”的交涉，陰謀逐步控制中國。
但是由于英、法、日、俄關系的調整，1908年美國也和日本成立諒解[13]，保持其單獨進行侵略的計劃。
美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