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五代十國宋遼金元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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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 雜劇是元朝文學的主流。
元代雜劇是在宋金以來民間講唱文學的基礎上，綜合了宋詞的成就，并直接發展了金代諸宮調而成的一種歌舞劇。
雜劇一般分為四折，個别的有五折，在各折之前或各折之間多加有“楔子”。
每折内又有十個以上的小曲，每一組小曲稱作一套，一套内的小曲，都限于同一宮調，使用同一音韻。
演時除歌唱外，還伴以言語和動作，言語叫“白”，動作叫“科”，“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為代言”[386]。
元代雜劇的興起，與宋金以來城市經濟的繁榮有密切的聯系。
雜劇作家很多都是大都人或平陽人。
大都和平陽都是以工商業發達、人口殷繁、文化昌盛而著稱的城市，大都在元朝統一後更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這些北方的城市在金元之際也曾遭受兵火的洗劫，廣大農民和城市居民在民族和階級壓迫下過着痛苦的生活，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都很尖銳，這種社會的環境又給劇作家提供了思想的源泉。
元朝政府規定了“諸妄撰詞曲誣人以犯上惡言者處死”，“諸亂制詞曲為譏議者流”的法令[387]，但是大多數的作品仍然表達了人民的感情，對當時黑暗的社會給以無情的揭露。
在元代，出現了大批優秀的劇作家和劇本。
鐘嗣成《錄鬼簿》著錄元雜劇458種，朱權《太和正音譜》著錄535種，這些雜劇流傳至今的還有一百幾十種。
又據《錄鬼簿》的記載，當時知名的雜劇作家共達79人，其中生活在金末至元世祖統一時期的作家即有56人[388]。
他們大都是北方人，不是“布衣”，便是“省掾令史”，社會地位不高。
關漢卿是元朝最傑出的劇作家。
他出生于金元之際，入元為太醫院尹。
他長期居留大都，晚年到過杭州，與當時的劇作家、曲家楊顯之、梁進之和王和卿等是莫逆之交。
關漢卿又能深入被壓迫的社會下層，與教坊、勾欄的歌伎、演員也有聯系，所以稱他為“雜劇班頭”，“梨園領袖”。
關漢卿畢生寫過60多種劇本，保存下來的還有18本。
其中《窦娥冤》、《魯齋郎》、《拜月亭》、《救風塵》、《單刀會》、《望江亭》等都是最為社會人群喜聞樂見的作品。
這些作品痛快淋漓地揭發了蒙古貴族、漢族官僚地主的殘暴黑暗統治和罪惡活動，充分表現了作者向惡勢力戰鬥的精神和強烈的正義感。
元代著名的劇作家還有馬緻遠、王實甫、白樸、宮天挺、紀君祥、鄭光祖等人。
馬緻遠的《漢宮秋》、王實甫的《西廂記》、宮天挺的《範張雞黍》、白樸的《牆頭馬上》和紀君祥的《趙氏孤兒》，都是數百年來脍炙人口的名著。
四 兩宋的史學 通史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我國古代的一部傑出編年史。
司馬光用了19年的時間，并在史學家劉放、劉恕、範祖禹等人的幫助下，寫成了這部上起戰國、下迄五代的包括1362年史事的巨著。
他的取材範圍極廣，凡正史、雜史、筆記、小說、地志、文集等等，無不“左右采獲，錯綜铨次”。
司馬光認為，“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389]。
他編寫此書的目的，是要為統治者提供統治人民的經驗，所以，他用較多的篇幅記述曆代的“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迹”，也搜采了曆代的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與社會經濟發展有關的資料。
《通鑒》采用《左傳》的叙事之體，而不着重于“春秋義法”[390]，對于所引史料一般都不大加竄改。
對于原來記載中分歧較大的事項，則隻選擇其“證據分明、情理近實者修人正文”，其餘的則另行編錄，辨其謬誤，說明其舍此取彼之故，别成《通鑒考異》一書，以解讀者之疑。
在《資治通鑒》刊布之後，編年體成為曆史編纂者們最喜歡采用的體裁；司馬光在編寫《通鑒》時所創立的各種體例，例如别成《考異》的辦法，也成為後來編寫編年體史書的典範。
不采用編年體而着重叙述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有南宋初鄭樵編撰的《通志》和宋末元初馬端臨編撰的《文獻通考》。
鄭樵博學多聞，他反對斷代為史，力主編寫通史。
他所著《通志》中，雖有曆代君臣的本紀和列傳，但其精華所在則是天文、地理、都邑、職官、選舉、刑法、食貨等20略。
《文獻通考》全書分田賦、錢币、戶口、職役等24考。
杜佑《通典》隻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等8典，《通考》卻大加擴充，單把《通典》的食貨一門就分作田賦、征榷、市籴、土貢、國用等8考。
書中叙述曆代制度的演變，不但采用經史中的文字，而且摘錄唐宋諸臣的奏疏和士大夫的議論，夾叙夾議，使讀者對于一事之本末利弊能得到比較概括的知識。
書中各“考”都記述到南宋末年為止，而對于南北宋典章制度的因革損益所記特詳。
元代所修《宋史》中的各志，例如《職官志》、《兵志》、《食貨志》等，有很多部分都是抄《文獻通考》的。
當代史 宋政府設置史官，分别纂修實錄、國史、會要等類史書，内容都較前代的同類書詳備得多。
北宋以前，從來沒有設官編修本朝會要的。
現在流傳的《宋會要輯稿》，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一部殘缺不全的書，而其内容已極為繁富。
兩宋史學家私人編寫的當代史書，數量尤多。
其中比較傑出的巨著，流傳到今天的有：李焘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是專記北宋一代史事的，其書今隻有清人輯本，内容已多殘缺，然所存尚有520卷。
《長編》采摭廣博，考論詳悉，并把異同諸說附注于正文之下，與《通鑒》的《考異》略相似。
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是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的。
此書是為接續李焘的《長編》而作，其采摭之廣博與内容之詳備，也都和《長編》不相上下。
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是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國的和戰關系的。
書中廣泛地搜羅了當時官府和私人有關宋金交涉與議和作戰的言論和記述，按照年月日的順序加以編次。
其中引用的史料，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對金和戰的決策人、外交使臣以及各種當事人親手記錄下來的，徐夢莘在引用時一律照錄原文，不加更改，使其“是非并見，同異互存”，不以己意有所取舍，也不以己意為之折衷。
這樣就保存了大量的直接史料，因而它是一部史料價值很高的書。
北宋末年方臘領導的一次農民起義，在《泊宅編》和《容齋逸史》兩書中都有較詳細的記載；南宋初年鐘相、楊幺領導的一次農民起義，鼎澧逸民在《楊幺事迹》一書中詳為記述。
這些著述雖對這兩次起義都不免有所誣蔑，但都對宋朝統治者的腐朽黑暗加以揭露，多少流露着對起義者的同情，在宋代浩繁的曆史著作當中，它們都應算别開生面之作。
金石學 金石學是宋代學者在史學領域中開辟的一個新園地。
它把曆史學研究的範圍從古典文獻擴大到古金石器物。
歐陽修的《集古錄》和趙明誠的《金石錄》，都是根據商周銅器銘文和秦漢以至隋唐的石刻碑志拓本，審定考釋，寫為題跋，荟萃編次而成的。
洪适的《隸釋》和《隸續》，搜集了漢魏碑刻的文字，附以解說和論證。
歐陽、趙、洪諸人，利用搜集到的大量金石拓片，“抉剔幽隐，考核舊聞”，對于考訂史事提供了新的資料。
北宋時呂大臨著的《考古圖》、《續考古圖》，王黼編著的《宣和博古圖》，摹繪當時所見商周彜器的形制，并摹寫器上的款識，再附以釋文和考說。
對于商周典章制度的研究，是極有用的參考資料。
地方史志 專記一州一縣曆史和風土人情的地方志書，在宋代，特别是南宋，也大量出現。
每一部地方志當中，大都包括城邑、山川、物産、風俗、學校、人物、仕宦以及名勝、古迹等門類，且多把當地的城鎮和山川形勢繪制為圖，列在書的最前面。
範成大編纂的《吳郡志》，梁克家編纂的《三山志》，羅願編纂的《新安志》，施宿編纂的《會稽志》，高似孫編纂的《剡錄》等等，是當時人所編寫地方志當中比較出名的幾種。
其總志全國州縣地理的，有樂史的《太平寰宇記》，王存的《元豐九域志》，祝穆的《方輿勝覽》，王象之的《輿地紀勝》等，采摭都很繁富，叙事也很詳贍。
另外，如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專寫北宋末年開封的繁華景象，周密的《武林舊事》專寫南宋時杭州的繁華景象，也都富有史料價值。
五 五代十國和宋元的繪畫 山水花鳥畫 從唐以來就開始獨立發展的山水畫和花鳥畫，到五代兩宋時期便出現了繁榮的局面。
10世紀前半的北方山水畫家，重要的有荊浩和關仝二人。
荊浩的畫皴染并用，濃淡分明，自稱是采唐代吳道子和項容二家之所長而成一家之體的。
關仝的畫，“石體堅凝，雜木豐茂”，雖師荊浩而能“青出于藍”[391]。
南唐畫家董源用“披麻皴”法畫山水，長于描繪秋岚遠景。
他的畫“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392]。
巨然是董源派的傳人，後來随李後主一同到開封，作畫極負盛名。
蘇轼以為他的畫淡墨輕岚，自成一體。
北宋的山水畫家李成、範寬和郭熙，都是屬于荊浩一派的。
李成是北宋初年人，善于畫平遠寒林的山水。
郭熙是北宋中葉人，長于寫實，注意意境、色澤明暗和山石樹木遠近大小的比例。
北宋中晚期米芾和米友仁父子，運用水墨渲染的所謂潑墨法，畫出一些籠罩在雲煙中的山岚樹木。
十國的花鳥畫家，以西蜀的黃筌和南唐的徐熙最為著名。
黃筌對于山水、竹石和人物畫無所不能，而最負盛名的則是他的花鳥草蟲畫。
他的這類畫都是根源于寫生而來，筆法工整，神采生動。
徐熙“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翎毛形骨貴輕秀而天水通色”。
當時有“黃家富貴、徐熙野逸”之說[393]。
北宋的花鳥畫是從黃徐二家發展來的。
富貴與野逸的不同作風，在北宋中葉已逐漸趨于融合。
從北宋初，在宮廷中就成立了翰林圖畫院，凡要進入畫院的先須經過繪畫考試，而試題則是前代人的詩句，如“亂山藏古寺”、“踏花歸去馬蹄香”之類。
這就誘導了當時的畫家在平時也都着意去玩味古人描寫景緻的詩句，因而就推動了他們向山水花鳥畫方面發展。
宋徽宗時畫院發展到極盛，而畫院衆工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也都能“種種臻妙”。
宋徽宗是一個昏君，但他在繪畫方面造詣很深，而以花鳥畫最為上乘。
現尚存世的《柳鴉蘆雁圖》和《芙蓉錦雞圖》，都是用精練的筆墨，準确地畫出了花鳥的外形，而又能在工整之中達到形神俱妙的境地。
從北宋末年就已成為畫院中出名畫家的李唐，南渡後依然為畫院待诏。
李唐對于山水、人物畫都很擅長，又善畫牛。
他好作長圖大障，風格雄偉有氣勢。
他作山水畫，先施墨色，再着青綠，這種畫風，對于南宋一代的山水畫家的影響極大。
南宋後期的山水畫家，最主要的是馬遠和夏珪二人。
馬遠是一個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畫家，而以山水畫為最工。
他的山水畫的特點是：構圖簡率峻刻，作風淋漓灑脫。
夏珪的山水畫，在構圖和運用筆墨方面都和馬遠相似，而筆墨精工勁爽，更發展了馬遠的畫風。
他有很多長卷大幅作品，流傳下來的也不少，從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寫實工夫和雄偉魄力。
宗教、人物畫 南唐畫院中的周文矩和顧闳中，都是以善畫人物著名的。
顧闳中的著名作品《韓熙載夜宴圖》，現在尚可看到北宋人的臨摹本。
周文矩的仕女畫繼承唐代畫家周昉的風格，作風卻更加纖麗。
他的著名作品《重屏會棋圖》現尚存在，圖寫數人圍坐下棋，其中所畫南唐中主李璟的肖像，富有個性特征。
後蜀畫家石恪，善于用簡筆畫人物和佛道。
他喜歡畫一些寓有諷刺性的作品，并“多為古僻人物，詭形殊狀，以蔑侮豪右”[394]。
北宋中葉的李公麟，初以畫馬得名。
後來，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畫佛道宗教畫和人物故實畫方面，而尤以後者最為傑出。
他畫人物，對于不同階級、不同地區、不同職業的人物性格及其動作态度的特點，都能夠刻畫出來[395]，這表現出他所具有的高度寫實技巧，深刻的觀察、體驗，和多方面的修養。
他是北宋一代最卓越的現實主義藝術大師。
張擇端是北宋晚年畫院中人，他所畫的《清明上河圖》，在當時的風俗畫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這幅畫，描寫清明時節開封城汴河上店鋪林立、市民熙來攘往的熱鬧場面，突出地表現了運載東南糧米财貨的漕船通過汴河橋梁的緊張繁忙情況，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忠實記錄，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
南宋一代的人物畫家，最著名的有李嵩、劉松年等人。
李嵩曾根據南宋民間流行的梁山泊英雄好漢的傳說，畫出宋江等36人的像，實際上等于對反抗統治者的英雄們的贊歌。
他的作品流傳下來的有一幅《貨郎圖》，生動真切地描繪出幾個兒童及其母親被貨郎擔所吸引的神情和動态。
劉松年的重要人物故事畫是宋的《中興四将像》圖。
另外還有《便橋見虜圖》，是借用唐太宗在渭河便橋上斥退突厥颉利可汗的故事，對南宋時事暗示諷谕的。
他和李唐、馬遠、夏珪，被稱為南宋四大畫家。
元代的繪畫，以山水畫為大宗，一方面繼承了宋畫的流派，一方面創立了新派。
新派以黃公望、王蒙、吳鎮、倪瓒等人為代表，對于景物的描寫更加提煉概括，但另一方面又側重筆墨情趣，影響了明清畫風。
他們的作品成了“文人畫”的範本。
六 五代十國宋遼金元的科學技術 火藥、火器的發明和發展 904年，楊行密的軍隊圍攻豫章（江西南昌），部将鄭瑤“以所部發機飛火，燒龍沙門，率壯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體”[396]。
所謂“飛火”，就是“火炮、火箭之類”[397]。
“火炮”是把火藥制成球狀，把引線點燃後，用抛石機抛擲出去。
“火箭”則是把火藥球縛于箭镞之下，将引線點燃後用弓射出。
據此可知，至晚在9、10世紀之交，火藥就已經被使用在軍事上了。
宋太祖開寶二年（969年），馮繼升等向北宋政府獻火藥箭法，并經試驗成功。
到開寶八年（975年）北宋攻打南唐時，就把火箭、火炮一齊使用上了。
後來北宋政府在首都設置了“廣備攻城作”，其中即有專管制造火藥的部門。
宋仁宗時編成的《武經總要》一書中說到當時有火箭、火藥鞭箭、火球和霹靂火球等，并詳細開具了三種火藥方子。
北宋末年，金人圍攻開封，李綱擔任軍事防禦總責，他下令發“霹靂炮”，曾一度把敵人打退。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亮企圖在采石渡長江，南宋軍隊又曾使用“霹靂炮”把金兵打退。
“霹靂炮”[398]是用紙管、石灰和火藥做成的，是一種爆炸性的火器。
金人在和北宋交戰的過程中，很快就把宋人制造火藥、火器的方法全部學會。
1126年冬，金人圍攻開封，就曾使用飛火炮燔燒開封城的樓橹[399]，并使用火箭把開封城東南的敵樓燒壞[400]。
1221年，金兵攻打南宋的蕲州（今湖北蕲春），用抛石機發射了一種叫做“鐵火炮”的火器，其形似瓠，口小身粗，系用生鐵鑄成，厚可二寸[401]。
1232年，蒙古圍攻開封，金哀宗又從城内發射了一種叫做“震天雷”的鐵火炮，轟炸蒙古的軍隊。
震天雷是“以鐵罐盛藥，以火點之，其聲如雷，聞百裡外。
所爇圍半畝之上，鐵甲皆透，人與牛皮迸破無遺”[402]。
在南宋、金、蒙古三方長期交戰的過程中，管形火器也逐步出現了。
1132年陳規守德安（今湖北安陸），曾發明了一種叫做“火槍”的管狀火器。
其法是把火藥裝在巨竹之内，臨陣交鋒時将其點燃，用以焚燒敵方的人和物資。
1232年金哀宗在開封和歸德抗拒蒙古兵時，曾使用過“火槍”。
其制造方法是：“以敕黃紙十六重為筒，長二尺，實以柳灰、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
以繩系槍端。
軍士各懸小鐵罐藏火，臨陣燒火，焰出槍前丈餘，藥盡而筒不損。
”[403]1259年壽春（今安徽壽縣）軍民創造了一種叫做“突火槍”的管形火器：其法以巨竹為筒，筒中實以火藥，再安上“子窠”，火藥點燃後即将“子窠”發射出去[404]。
這種“子窠”即後世子彈的前身。
管形火器的出現，标志着火器制造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進步。
因為前此用抛石機投射燃燒性或爆炸性的火藥，不但不能準确，且易傷及射者；使用管形火器之後，這一毛病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避免了。
13世紀，蒙古軍西征中亞各國，火藥、火器的制造方法亦随之而傳入伊斯蘭教各國。
13世紀末葉，伊斯蘭教各國人所著兵書中多有“契丹火輪”、“契丹花”、“契丹火箭”等名稱，都是指中國人發明的火藥與火器而言。
伊斯蘭教各國人學會制造火藥火器的方法後，又加以改進，再把改進後的制造方法傳回南宋和蒙古。
《宋史&bull兵志》記載，南宋于1273年曾頒布制造“回回炮”的法式給沿邊州郡，有人觸類巧思，所制炮能超出“回回炮”之上。
刻版印書的盛行和活字版的發明 刻版印刷術自從唐代中期出現以來，對于文化的傳播、普及和提高，都起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10世紀前半，後唐國子監曾刻印過《貞觀政要》[405]和儒家的《九經》[406]，後蜀也刻印過《九經》和《昭明文選》[407]。
在上舉諸書之外，吳蜀地區的人專為出賣而刻版印刷的書籍，“色類絕多”。
到北宋初年，佛教經典五千多卷也在成都刻印，太宗時新編成的《太平廣記》等書，也都是刻版印刷頒行各州郡的。
在此以後，官府與私家之刻書事便日益盛行。
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mdash1048年），布衣畢昇發明了制造活字的辦法，其法是：用膠泥刻字，使字筆畫凸出，每字均為獨立的一顆，用火燒之使堅硬。
另以鐵闆，上敷用松脂、蠟和紙灰制成的藥品，要印時便把活字鑲入鐵闆，以火烤之，待藥熔化、凝固之後，即用以印刷。
畢昇的這種發明，在宋代不曾廣泛利用，後來元代人發明的木活字及稍後所使用的銅活字，卻都是在畢昇泥活字的啟發下創制出來的。
歐洲在15世紀中葉才創制活字版，比畢昇的發明晚400年。
指南針 北宋學者沈括，是一個富有科學知識的人。
在他撰寫的《夢溪筆談》中有一條記載說，當時以“看風水”為業的“方家”，已經普遍使用磁石磨針鋒，使之指南。
使用時有的把磁針浮于水上，有的放在指爪或碗唇上，最好的一種辦法則是“縷懸”&mdash&mdash取新纩中獨繭縷，用芥子般大小的蠟綴于針腰，于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
這裡所記述的磁針，就是稍後出現的羅盤針的雛型。
北宋末年朱或所寫的《萍洲可談》，記述了他于11世紀末年在廣州的見聞，其中有一條說，當時中國海舶上的舟師都“識地理”，他們在海上航行，“晝則觀日，夜則觀星，陰晦則觀指南針”。
在同一時期出使高麗的徐兢，在其所撰《高麗圖經》中也說到海船舟師使用指南針事。
根據這些記載可以斷言，至晚在11世紀的後半期，我國人民已經把指南針應用于航海業了。
指南針之用于航海，對于此後海上交通事業的發展，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天文鐘（水運儀象台） 從唐到北宋，農業生産不斷發展，促進了天文學的進步。
同時，水利灌溉事業也日益發展，排灌機械和齒輪應用的技術創造也有所提高。
11世紀後半期的蘇頌和韓公廉等人，吸取了天文學方面的知識和齒輪應用技術上的成就，創制成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台“天文鐘”（水運儀象台），并寫成《新儀象法要》一書，把“天文鐘”的全部結構，用圖和文字記載下來。
蘇頌和韓公廉都是精通律算和天文學的，他們創制的“水運儀象台”是利用水輪為原動力的自動運轉的天文鐘，其中有類似鐘表中擒縱器的機械裝置。
儀象台的創制者通過秤杆和水車輪的結合，第一次悟出了構成擒縱器的基本原理。
這種具有擒縱器裝置的天文鐘，很可能就是在幾百年後才出現于歐洲的天文鐘的直接祖先。
蘇頌和韓公廉所創制的水運儀象台和他們編寫的《新儀象法要》，反映出11世紀我國在天文學和技術科學方面的偉大成就。
郭守敬的授時曆 元代的科學家郭守敬在天文、曆法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
他特别重視實際的觀測和儀器的運用，認為“曆之本在于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
他創造、改進的儀器近20種，其精确程度在當時技術條件下是十分可貴的。
在他的主持下，全國建立了27個天象觀測所，從事曆法的改訂工作。
至元十七年（1280年）新曆告成，名為“授時曆”，以365.2425日為一年，比地球繞日一周的周差隻有26秒，與現行的格利高裡曆相等，但比它早出現300年。
北宋的醫學 從宋太祖開寶年間開始，北宋政府和私人都編輯和刊印了一些醫藥學或醫方的書籍：屬于醫藥學方面的有幾次增訂的《本草》等，屬于醫方的有《太平聖惠方》、《蘇沈良方》和《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等。
從唐代以來，中國和阿拉伯之間的交通貿易日趨頻繁，外國的香藥如乳香、龍腦、薔薇水等都先後傳入中國，因而在宋代官私編刻的醫藥學書籍當中，新藥品種得以不斷增加。
宋太祖時所編刻的《開寶本草》較《唐本草》已增加新藥133種，仁宗時所修《嘉祐補注本草》又增藥82種，到北宋末所編刻的《政和經史證類本草》又新增藥品628種。
《政和經史證類本草》還彙錄北宋一代的醫方數十種。
它是一部科學價值很高的醫藥書，被以後的醫藥學界沿用了近500年。
醫藥學書籍以及醫方書籍刊行日多，醫藥學的知識得以普及于多數人，這對于醫學的發展和進步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在臨症醫學方面，北宋一代所取得的進步是很多的，其中尤以兒科的進步為最大：在診察疾病方面，不但已能把麻疹與其他熱病區别開來，而且還能區别天花、麻疹和水痘是三種不同的病症，病原各不相同[408]。
針灸和銅人。
北宋初年的醫書都是輾轉傳抄的，其中所載經絡俞穴部位很紊亂，仁宗初年，醫官王惟一設計用銅鑄成人體模型，刻畫經穴，标注名稱，更寫成《銅人俞穴針灸圖經》一書，使此後學習針灸的人對俞穴部位能有正确的知識。
當時湖南耒陽更為針灸特制一種精巧刺針，減輕了針刺的痛苦。
銅人的鑄造是北宋醫生在醫學上的一大貢獻。
膏丹丸散等熟藥的大量制作和應用，酒浸劑（當歸酒、虎骨酒等）的大量流行，也都是從北宋初年開始的。
熟藥的應用較湯藥大為便利，所以這也是中國醫學上的一大進步。
王祯農書 王祯所編的《農書》是一部農業科學著作。
這部書總結了從《齊民要術》以來我國人民在農業生産上取得的成就，包括宋金時期南北方在農業生産技術和工具方面的創造。
王祯，山東東平人，元初先後作過安徽旌德、江西永豐的縣官。
在他任縣官時期，汲汲以農桑為務。
每年“教民種桑若幹株。
凡麻芒禾黍牟麥之類，所以莳藝芟獲，皆授之以方。
又圖畫所為錢镈耰耧耙諸雜用之器，使民為之”[409]。
有名的《農書》就是在這時編成的。
王祯不僅在農具上有過不少新的創造，還有其他的發明。
《農書》末所附的“活字版韻輪法”，也是他對活字印刷術的一個新發展。
《農書》之外，在元代有關農業科學的專著還有十來種之多。
其中較著名的是由政府編行的《農桑輯要》。
這部書幾次由政府刊行，頒發各地，對當時農業生産的恢複起過一定的作用。
七 宋元的宗教 佛教 在唐武宗毀禁佛教以後，佛教禅宗一派仍然廣泛流傳。
到了五代，禅宗南嶽派分為沩仰、臨濟二宗；青原派分為曹洞、雲門、法眼三宗[410]宋初，禅宗五宗并盛。
宋真宗時編寫的《景德傳燈錄》是最初的一部禅宗史。
佛教對宋代理學的影響極大，理學家的哲學思想，修養工夫以及語錄體裁，都受有佛教的影響，朱熹的《伊洛淵源錄》就是仿照《景德傳燈錄》寫的。
元代重視佛教，特别尊崇喇嘛，喇嘛信奉密宗。
元世祖尊喇嘛八思巴為國師，命他制蒙古新字，當時凡有诏旨，都用蒙古新字，而以各地區原來文字為副。
至元十六年（1279年），八思巴卒，賜号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以後相繼為帝師的有十餘人。
“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後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于坐隅。
”[411]元代統治者在修寺院、作佛事各方面浪費了大量的财富。
至于番僧的驕橫不法，在《元史》中記載極多。
元世祖時，楊琏真加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南宋在錢塘、紹興的陵墓和大臣塚墓，戕殺平民，攘奪财物，引起當地人民很大的憤恨。
佛教有藏經，來源已久，目錄也較完備。
自五代雕刻《九經》以後，佛經刊印漸多。
宋太祖于開寶四年（971年）派人到成都，依《開元釋教錄》所載藏經，次第刊行，在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完成，約5000卷，共13萬版，為刊印全部藏經之始。
以後各代又陸續刊印。
遼、金、元亦刻藏經。
遼藏始刊于重熙初，迄鹹雍時，完成了579帙，校勘、雕印都很精緻，近年在山西應縣木塔的佛像中發現了部分經卷，皆在燕京印造。
金刻藏經始刊于皇統八年（1148年），完工于大定十三年（1173年），山西趙城縣廣勝寺舊藏，是現存唯一的一部。
宋元藏經約有七八種，流傳亦不多，曾經影印過的《碛砂藏》，刊印在宋元之交，是其中較重要的一種。
大藏經的刊印，不僅對佛教的研究有用，也豐富了我國文化寶庫。
道教 北宋重視道教，自真宗時僞造天書，誇大宣傳，道教在政治上的勢力超過佛教。
宋徽宗更加尊崇道教，要群臣推戴他為道君皇帝。
他信任道士林靈素，奉之如神明。
又将佛教的“沙門”改為道教的“德士”，連《漢書·古今人表》上原來列在第四等的老子，也被提升到第一等。
至南宋道教稍衰。
但道教宮觀已遍于名山，文官依靠主管宮觀名義領取半退休的祠祿，終宋一代，并未改變[412]。
道教的舊派正一教，亦稱天師道，天師世住江西龍虎山，實際道教流傳最廣的地方也在南方。
金兵入中原後，黃河以北出現了三個新的道教，即全真教、大道教（亦稱真大道教）、太一教。
這三個新的道教和正一教無直接關系，彼此間也無關系，他們都是北宋遺民在金人統治之下，隐居不仕，逐漸聚徒講道而形成的。
全真教祖師王喆，鹹陽人；大道教初祖劉德仁，滄州人；太一教初祖蕭抱珍，衛州人；這三個新道教的創始人又恰好在陝西、河南、河北三處同時并出。
金對全真、太一兩教，一度禁止。
及蒙古滅金前後，北方地區長期陷入戰亂中，人們多用宗教作精神麻醉劑，道教遂更為興盛，全真教的流傳也更廣。
王喆的弟子丘處機，号長春真人，曾受成吉思汗的尊崇，被召至中亞等地，丘處機弟子李志常撰有《長春真人西遊記》，以記其事。
元并江南後，正一教的天師也被召入京城。
元朝對四個道教，兼容并蓄，其政治地位僅次于佛教[413]。
《道藏》是一部内容豐富而又龐雜的書，自宋代開始刊印，北宋亡時散佚。
金明昌（1190&mdash1196年）年間，在燕京重刊，是為金藏，金亡又佚。
元太宗時，又重刊于平陽，是為元藏。
基督教 景教自唐代傳人中國，宋以後寂然無聞。
到元代，有所謂也裡可溫，實即基督教。
蒙古西侵歐洲，北抵俄羅斯，基督教徒被擄和随使節至和林的日多。
羅馬教皇也派柏朗嘉賓等教士至和林。
燕京既下，蒙古人、色目人随便居住，基督教徒遂入居内地，當時稱為也裡可溫，亦稱也立喬，意思是奉基督教的人[414]。
元代基督教徒中如馬祖常、闊裡吉思已經以儒學著稱。
至明初，也裡可溫衰落，史書就沒有記載了。
伊斯蘭教 宋遼金元各朝，與伊斯蘭教各國的關系也很密切。
遼史稱伊斯蘭為阿薩蘭。
宋、遼與中亞的大食國，自遼天贊三年（924年）至宋開禧（1207年），這284年内，正式遣使見于記載的有39次。
遼與大食通使，多由陸路，宋與大食通使，多由海道。
到了元代，大食人入中國的更多，載于元史氏族表的多至百餘人。
伊斯蘭教徒如落戶真定的瞻思，為元好問的再傳弟子，以漢文著書十餘種，并文集30卷；丁鶴年是詩人；也黑疊兒是北京宮城的創始人。
元人稱回鹘為畏兀兒，而稱伊斯蘭教徒為答失蠻。
元代诏書常以和尚、先生、也裡可溫、答失蠻并稱，可惜關于答失蠻的記載太少了[415]。
*** [1] 《舊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貨志》。
[2] 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卷二《齊王張令公外傳》。
[3] 《舊五代史》卷一三四《楊行密傳》。
[4] 《舊五代史》卷一三六《王衍傳》。
[5] 《蜀禱杌》卷之上。
[6] 《蜀禱杌》卷之上，張唐英《自序》。
[7] 《蜀禱杌》卷之下。
[8] 《通鑒》卷二七四《後唐紀》三。
[9] 《舊五代史》卷一三四《王審知傳》。
[10] 路振《九國志》卷十《留從效傳》。
[11] 《九國志》卷十二。
[12] 《楊文公談苑》；《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二，淳化二年八月。
[13]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九《原弊》。
[14] 《長編》卷三六四載王岩叟元祐元年（1086年）正月所上疏，謂安喜縣共一萬三千餘戶，熙甯推行役法時，自第五等戶升三千四百餘戶人第四等。
疏中未明言該縣原來共有若幹第五等戶，但升入第四等戶之數目，估計最多不能超過原第五等戶數的五分之二。
依此推算，則原來應有第五等戶八千五百左右，相當于全縣戶數三分之二。
[15]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四八《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16] 《長編》卷三六四，王岩叟元祐元年正月所上奏疏。
[17] 《韓魏公家傳》卷九。
[18] 《文獻通考&bull田賦考四》。
[19] 《夢溪筆談》卷九《人事&bull兩浙田稅畝三鬥》；王之道《相山集》卷二四《論增稅利害書》。
[20] 《包孝肅奏議》卷七《請免除陳州折納見錢疏》。
[21] 《朱子語類》卷一一〇《論兵篇》。
[22] 《通考》卷一二《職役考》。
[23] 《長編》卷二四九，熙甯七年正月丙寅條沈括疏中語。
[24] 《宋史&bull食貨志&bull賦稅》；《長編》卷三〇〇，元豐二年九月癸酉注。
[25] 蘇轼《東坡全集》卷二二《秧馬歌小序》。
[26] 《宋史&bull食貨志&bull農田》。
[27]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八三《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28] 《宋史&bull食貨志&bull茶（上）》；《長編》卷一〇〇，天聖元年正月癸未。
[29] 《通考》卷九《錢币考》二，載宋仁宗時李昭遘上言，謂“河東民燒石炭，家有囊橐之具”。
[30] 《宋史》卷二八四《陳堯佐傳》。
[31] 莊季裕《雞肋編》卷中有雲：“昔汴京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
” [32]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五五《燈火門》。
[3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鶴壁市古煤礦遺址調查簡報》，《考古》1960年第3期。
[34] 《宋史》卷二八四《陳堯佐傳》。
[35] 任志遠《沙河縣的古代冶鐵遺址》，《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6期；唐雲明《河北邢台發現宋墓和冶鐵遺址》，《考古》1959年第7期；胡悅謙《繁昌縣古代煉鐵遺址》，《文物》1959年第7期；陳仲光《同安發現古代煉鐵遺址》，《文物》1959年第2期。
[36] 據蘇轼《東坡全集》卷一〇《石炭詩&bull小引》。
[37] 《李直講文集》卷一六《富國策》三。
[38] 呂大防《錦官樓記》，見扈仲榮等編《成都文類》卷二六。
[39] 谷應泰《博物要覽》卷二。
[40] 《宋會要輯稿&bull食貨》四六之一，《通考》卷二五《漕運》。
[41] 《東坡全集》卷二四《籴米》。
[42] 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卷四《洛陽染工見冤鬼》條，謂開寶中洛陽即有夜市賣熟食等物。
[43] 《宋史》卷二六八《張遜傳》。
[44] 自此以下，主要依據《遼史&bull食貨志》及《百官志》、《營衛志》。
[45] 《遼史&bull地理志》。
[46]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錄》引胡峤《陷虜記》。
[47] 《遼史&bull地理志》。
[48] 路振《乘轺錄》，載《宋朝事實類苑》卷七七。
[49] 《武經總要》前集卷一六下《北蕃地理》。
[50] 王曾《上契丹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己酉條。
[51] 《遼史&bull太宗本紀》、《耶律羽之傳》。
[52] 《宋史》二六四《宋琪傳》。
[53] 《遼史&bull食貨志》；參見《遼史&bull聖宗紀》八，太平九年八月。
[54] 《遼史&bull地理志》說：鎮州在遼的上京西北三千餘裡，為回纥可敦城舊址。
今按其地當為蒙古國境内之青托羅蓋城，在東經104度、北緯48度交接點附近。
[55] 《遼史&bull食貨志》。
[56]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九，太平興國三年十月末記事。
[57] 《遼史&bull穆宗紀贊》。
[58] 寇準《論澶淵事宜疏》，見《宋文鑒》卷四二。
[59] 以下主要依據《宋史&bull夏國傳》。
[60] 田況《兵策十四事》，見《宋朝諸臣奏議&bull禦邊門》及《長編》卷一三二。
[61] 田況《兵策十四事》，見《宋朝諸臣奏議&bull禦邊門》及《長編》卷一三二。
[62] 寶元二年九月富弼奏疏中語，見《長編》卷一二四。
[63] 《宋會要&bull刑法》二之五，至道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記事；《宋史》卷三〇四《劉師道傳》。
[64] 曾鞏《隆平集》卷二〇《妖賊》，王辟之《渑水燕談錄》卷八。
[65] 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五。
[66] 《夢溪筆談》卷二五。
[67] 《長編》卷二七，雍熙三年七月甲戌李覺奏疏中語。
[68] 《宋史&bull食貨志&bull農田》。
[69] 《宋史&bull食貨志&bull會計》。
以上均包括貫、匹、石、束之混合總數。
[70] 《宋會要&bull兵》一〇之一四“讨叛”，慶曆三年五月記事。
[71] 此下皆依據《宋史》卷四九三《西南溪峒諸蠻傳》、《長編》卷一四七慶曆四年三月記事及《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〇五諸奏章。
[72] 《長編》卷二一三，熙甯三年七月癸醜條。
[73] 這一子目皆依據《長編》慶曆三年和四年諸卷記事。
[74]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九七《再論按察官吏狀》。
[75]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自熙甯至靖康用人》。
[76]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五《熙甯初富公再相》條。
[77] 《溫公集》卷六〇《與王介甫第一書》。
[78] 《臨川文集》卷一《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卷四一《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79] 王安石所說的“農民”，包括中小地主的。
[80] 《長編》卷二二三，熙甯四年五月丙午條；卷二三七，五年八月辛醜條。
[81] 《臨川文集》卷四一《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82] 《長編》卷二一三，熙甯三年七月癸醜條。
[83] 《長編》卷二二〇，熙甯四年二月庚午條。
[84] 《宋會要&bull食貨》一之二七至二八。
[85] 《文獻通考&bull田賦考》六《水利》。
[86] 《宋會要&bull食貨》四之一六至一七。
[87] 同上。
[88] 《宋史&bull食貨志&bull常平義倉》。
[89] 《長編》卷二二三，熙甯四年五月庚子記事。
[90] 《宋史&bull食貨志&bull役法上》。
[91] 蘇轍《栾城集》卷四三《三論分别邪正劄子》。
[92] 《通考&bull田賦考》四。
[93] 《宋會要&bull食貨》三七之一四、一五；《長編》卷二三一，熙甯五年三月丙午記事。
[94] 《長編》卷二一三，熙甯三年七月丙申記事。
[95] 《長編》卷二五六，熙甯七年九月癸醜記事。
[96] 呂祖謙《曆代制度詳說》卷十一《兵制》。
[97]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五九《原弊》。
[98] 《宋會要&bull兵》二之五至七；《宋史&bull兵志》六。
[99] 《長編》卷二三〇，熙甯五年二月甲寅記事。
[100] 《文獻通考》卷一六〇《兵考》一二《馬政篇》。
[101] 《長編》卷二二〇，熙甯四年二月庚午記事。
[102] 《宋史》卷三二八《安焘傳》。
[103] 司馬光《傳家集》卷五〇《論西夏劄子》、卷五三《乞不拒絕西人請地劄子》。
[104]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九，宣和三年罷蘇杭造作局條。
[105] 《宋史》卷四七〇《朱勔傳》。
[106] 朱弁《曲洧舊聞》卷十。
[107]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四《總論東南茶法》。
[108] 《文獻通考》卷二〇《市籴》一。
[109] 《文獻通考》卷七《官田》，《宋史&bull楊戬傳》。
[110] 《玉照新志》卷四。
[111] 《宋史》卷四七〇《朱勔傳》。
[112] 《雞肋編》卷上《事魔食菜》。
[113] 方勺《青溪寇軌》。
[114] 《獨醒雜志》卷七《方臘家有漆林》條。
[115] 《青溪寇軌》。
[116] 《宋史》卷四六八《童貫傳》。
[117] 《朱子語類》卷一三三《本朝盜賊》篇。
[118] 《獨醒雜志》卷七《方臘家有漆林》條。
[119] 《獨醒雜志》卷七《童貫之讨方臘》條。
[120] 《讀史方輿紀要》卷二三《壽張縣梁山泺》條，《日知錄》卷一二。
[121] 《宋史》卷四六八《楊戬傳》。
[122] 《揮麈後錄》卷二《人不堪命皆去為盜》條。
[123] 《皇宋十朝綱要》卷十八。
[124] 北宋京東東路治所在青州，領有濟南府，青、密、沂、登、萊、濰、淄七州和淮陽軍。
京東西路治所在東平府，領有郓、兖、亳、曹、濮、濟、單、拱、徐等州和廣濟軍。
[125] 《宋史》卷二二《徽宗本紀四》。
[126] 《東都事略》卷一〇三《侯蒙傳》。
[127] 李若水《忠愍集》卷二《捕盜偶成》詩。
[128] 《宋史》卷三五三《張叔夜傳》及汪應辰《文定集》卷二三《王師心墓志銘》。
《張叔夜傳》說宋江等人要乘舟下海，與事理不合，今不取。
[129] 《宋會要·刑法》七之二七。
[130] 見1939年陝西府谷縣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銘。
[131]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引《北征紀實》。
[132] 水鼓、望仙、集路諸山，均不知在今何地。
[133] 《琬琰集删存》卷一，趙雄撰《韓世忠神道碑》。
[134]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
[135] 同上。
[136] 《金史·世紀》、《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引《神麓記》。
[137] 《金史·世紀》。
[138] 同上。
[139] 《金史》卷六七《留可傳》。
[140] 《金史》卷四五《刑法志》，參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
[141] 自此以下，皆據《松漠紀聞》、《契丹國志·天祚紀》及《三朝北盟會編》卷三。
[142]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五，唐重《論攻守利害劄子》。
[143] 參據李綱《靖康傳信錄》，《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三所載《鄭望之奉使錄》的附注及《許翰上書》條的附注。
[144]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九，楊時《論三鎮利害書》。
[145] 《大金弔伐錄》卷上“靖康元年七月宋再遣使乞免割三鎮、增歲币書”。
[146]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四引《中興遺史》，謂城下之盟雖許割三鎮，而三鎮之人均“為國堅守”，朝廷知三鎮人心不願割地，乃降诏令其固守。
又，同書卷一七二載秦桧奏疏亦有雲：“金虜入寇之初，廟堂太怯，遽以三鎮許之，不知民不肯為夷狄，雖欲割棄而不可。
” [147] 《宋會要·兵》一三之一。
[148] 《大金國志》卷七《太宗紀》。
[149] 《宋會要·方域》一九之二二。
[150] 《新安文獻志》卷九六《英烈錢氏二侯傳》。
[151]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七引《金虜節要》。
[152]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三，建炎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記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八《八字軍》條。
[153]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乙醜記事。
[154] 《金史·斜卯阿裡傳》。
[155] 《金史·赤盞晖傳》。
[156]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三，紹興元年三月壬子記事。
[157]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六，紹興十一年八月八日記事。
[158] 《容齋續筆》卷四《淮南守備錄》。
[159] 楊萬裡《誠齋集》卷一二〇《虞允文神道碑》。
[160] 《宋史》卷三七四《胡铨傳》。
[161] 《南渡十将傳·魏勝傳》。
[162] 《金史·海陵紀》。
[163] 《金史·兵志》。
[164] 《大金國志》卷八《太宗紀》。
[165]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四引張棣《金虜圖經》“屯田”條。
[166] 《金史·唐括安禮傳》。
[167]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〇，梁淮夫《上兩府劄子》。
[168] 《金史·食貨志》“田制篇”。
[169] 《金史》卷九三《宗浩傳》。
[170] 此從《金史·納合椿年傳》，《食貨志》謂七十餘家。
[171] 《金史·食貨志》“通檢推排”。
[172] 《金史·食貨志》“戶口”。
[173] 《中州集·李晏小傳》，《金史·食貨志》“戶口”及《李晏傳》。
[174] 《宋會要·食貨》一之三六。
[175] 《文獻通考》卷六《水利田門》。
[176] 《宋會要·食貨》六一之一〇九至一一二。
[177] 《文獻通考》卷六《水利田門》。
[178] 《宋會要·食貨》六之二六、二七。
[179] 李綱《梁溪全集》卷一〇六《申省乞施行籴納晚米狀》。
[180] 吳泳《鶴林集》卷三九《隆興府勸農文》。
[181] 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五《甯國府勸農文》。
[182] 葉夢得《石林奏議》卷十二《堂白收買木綿劄子》。
[183] 光緒《江西通志·陶政門》引元蔣祁所著《陶記》。
[184] 同上。
[185] 《朱文公文集》七八《建甯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186] 《宋會要·食貨》一八之二九。
[187] 《宋史·食貨志·錢币》。
[188] 《宋會要&bull食貨》六一之一〇，紹興五年四月十九日臣僚上言。
[189] 《宋會要&bull食貨》六一之七八，紹興十七年正月十五日臣僚上言。
[190]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四九，紹興十三年六月戊子王循友奏章。
[191] 《宋會要&bull食貨》六之三六，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五日李椿年奏章；《中興小紀》卷三〇，李椿年奏章及周葵與李椿年論辯語。
[192] 王十朋《梅溪文集&bull後集》卷二七《鑒湖說》上。
[193] 《宋會要&bull食貨》一之三五，紹興二年七月十七日薛徽言奏章。
[194] 《通考&bull田賦考》六《水利田》。
[195] 《通考》卷二〇《市籴考》。
[196] 《宋會要&bull食貨》六三之一三八。
[197] 《齊東野語》卷六《向氏粥田》條。
[198] 《宋會要&bull方域》四之二五。
[199] 《後村大全集》卷五一，端平元年《備對劄子》；《宋史&bull食貨志&bull農田》所載淳祐六年謝方叔奏章。
[200] 《宋史&bull食貨志&bull農田》。
[201]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二，紹興元年二月乙酉條。
[202] 《曆代名臣奏議》卷一〇八，趙汝愚《請蠲減江西月樁錢物疏》。
[203]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二，紹興元年二月乙酉朱勝非奏疏。
[204] 李綱《梁溪全集》卷一〇六《申省乞施行籴納晚米狀》。
[205]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一，紹興元年正月癸亥韓璜奏疏。
[206] 鼎澧逸民《楊幺事迹》。
以下所有關于這次起義的叙述，凡不另注出處的，都是根據《楊幺事迹》。
[207]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三七《武陵百姓鐘相反》條；《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三一，建炎四年二月甲午記事。
[208] 《梁溪全集》卷七三《乞發遣水軍吳全等付本司招捉楊幺奏狀》。
[209] 胡宏《五峰集》卷二《上光堯皇帝書》，胡寅《斐然集》卷十七《寄張德遠》。
[210]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八七引張絢奏疏。
[211] 《金佗續編》卷十九《百氏昭忠錄&bull章穎經進鄂王傳》。
[212] 《中興小紀》卷三三，紹興十七年九月載有諸路月樁錢數。
[213] 《通考·田賦考》五。
[214]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六三，紹興二十二年五月癸卯記事。
[215] 《宋會要·兵》一三之二四；《朱文公集》卷八八《劉珙神道碑》；《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五《市舶司本息》條。
[216] 《朱子語類》卷一三三《本朝盜賊》。
[217]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集》卷八九《吳獵行狀》。
[218] 《曆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九《弭盜門》所載蔡戡奏疏。
[219]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十三，端平元年《召除戶書内引劄子》。
[220] 《通考》卷九《錢币》二。
[221] 《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八《福建鹽》條；《曆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九《弭盜》門，趙汝愚《論汀贛盜賊利害疏》；《西山文集》卷十三，端平元年《得聖語申省狀》。
[222]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223] 《後村大全集》卷一四六《陳神道碑》。
[224] 《後村大全集》卷一四二《趙以夫神道碑》。
[225] 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
[226] 趙珙《蒙鞑備錄&bull軍政》。
[227]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九“鞑靼款塞”條。
[228]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九。
[229] 《蒙鞑備錄&bull國号年号》。
[230] 徐霆、彭大雅《黑鞑事略&bull差發》。
[231] 《元朝秘史》卷九。
[232] 《元朝秘史》卷八。
[233] 《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統阿傳》。
[234] 和林建于窩闊台時，是蒙古國時代的都城。
[235] 以上據《金史&bull高汝砺傳》。
[236] 見《金史&bull食貨志》“田制”所載劉元規奏章。
[237] 《金史》卷一〇二，《仆散安貞傳》，《大金國志》卷二五，貞祐四年（1216年）記事。
[238] 《元遺山文集》卷二八《完顔懷德碑》。
[239] 《金史》卷一〇二《蒙古綱傳》及《仆散安貞傳》。
[240] 此據《宋史&bull李全傳》。
磨旗山亦作馬髻山，此山上至今尚有“楊四娘子在此山下寨”的石刻。
[241] 《元遺山文集》卷二九《喬惟忠神道碑》、《趙天錫神道碑》。
[242]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天澤）事略》。
[243] 《金史&bull高汝砺傳》。
[244] 李俊民《莊靖先生文集》卷八《澤州圖記》。
[245] 《遺山文集》卷三二《趙州學記》。
[246]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
[247] 《黑鞑事略》。
[248] 《元史》卷一六七《張礎傳》。
[249] 郝經《陵川集》卷三二《河東罪言》。
[250]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
[251] 《元文類》卷五七《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252]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253]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
[254] 《宋史&bull理宗紀》，《鶴山集》卷二九《自劾》及《榜谕北軍》。
[255] 《鶴山集》卷二九《繳奏奉使複命十事》。
[256]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淳祐三年記事。
[257] 《宋史》卷四五一《張珏傳》。
[258]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傳》所載王延德《使高昌記》。
[259] 《契丹國志》卷二六《高昌國》條。
[260]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傳》所載王延德《使高昌記》。
[261] 《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傳》。
[262]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傳》所載王延德《使高昌記》。
[263] 《松漠紀聞》《回鹘》條。
[264] 《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傳》。
[265]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傳》所載王延德《使高昌記》。
[266] 《松漠紀聞》《回鹘》條及《宋史&bull高昌傳》所載王延德《使高昌記》。
[267] 同上。
[268] 《宋史》卷四九〇《于阗傳》。
[269] 《宋會要輯稿&bull蕃夷》四。
[270] 《宋會要輯稿&bull兵》二十二之六。
[271] 《大金國志》卷六。
[272] 《新唐書》卷四三《地理志七》。
[273] 韓愈《羅池廟碑記》。
[274] 範成大《桂海虞衡志&bull志蠻》。
[275] 《嶺外代答》卷一《邊帥門》。
[276] 《嶺外代答》卷三《峒丁》條。
[277] 《唐大曆平蠻碑》。
[278] 《嶺外代答》卷四《踏犁》條。
[279] 《嶺外代答》卷八《月禾》條。
[280] 《宋史》卷四九五《廣源州蠻》。
[281] 《宋史》卷四九五《撫水州蠻》。
[282] 《宋史》卷二九四《蘇紳傳》。
[283] 《嶺外代答》卷六《服用門》。
[284] 《嶺外代答》卷六《器用門》。
[285] 《嶺外代答》卷七《金石門》。
[286]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三《侬智高世為廣源州酋長》條，《宋會要輯稿&bull蕃夷》五之六一。
[287]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七二，皇祐四年五月乙巳記事。
[288] 《文獻通考》卷三三〇《四裔考七&bull西原蠻》後引《桂海虞衡志》。
[289] 《資治通鑒》卷二七四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十二月記事。
[290] 《文獻通考》卷三二九《四裔考六&bull南诏》；《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〇五，紹興六年九月癸巳朱震奏言。
[291]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六七，熙甯八年八月朔附注引宋如愚《劍南須知》。
[292] 《嶺外代答》卷五《财計門》。
[293] 同上。
[294]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序。
[295]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296] 《元文類》卷四一《經世大典&bull序錄&bull政典總序&bull屯戍》。
[297] 《元史》卷一〇一《兵志&bull站赤》。
[298] 同上。
[299]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300] 《元史》卷一二五《賽典赤贍思丁傳》。
[301] 《元史》卷一六七《張立道傳》。
[302] 參閱陳垣《元也裡可溫教考》。
[303] 《曆代名臣奏議》卷六六。
[304] 《元史》卷一三四《撒吉思傳》。
[305] 黃溍《黃金華集》卷二八《答祿乃蠻氏先茔碑》。
[306] 姚燧《牧庵集》卷二〇《宣撫使張公神道碑》。
[307] 《元史》卷一六三《張雄飛傳》。
[308] 《元史》卷八《世祖紀》。
[309] 《元文類》卷三六蔡文淵《農桑輯要序》。
[310] 王祯《農書》卷三《農桑通訣&bull鋤治篇第七》。
[311] 《元典章》卷二三《戶部》九。
[312] 《元史》卷六四《河渠志》。
[313] 《農桑輯要》王磐原序。
[314] 《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農桑》。
[315] 《元史》卷二三《武宗紀》。
[316] 王恽《秋澗大全集》卷三五《上世祖皇帝論政事書》。
[317] 陶宗儀《辍耕錄》卷五《朱張》。
[318]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
[319] 《元史》卷一七五《張珪傳》。
[320] 《元史》卷十五《世祖紀》。
[321] 王逢《梧溪集》卷三《黃道婆祠》。
[322] 徐一夔《始豐稿》卷二十三《織工對》。
[323] 《元史》卷一二〇《鎮海傳》，卷一二二《哈散納傳》。
[324] 《元史》卷一六七《張惠傳》。
[325] 王恽《秋澗大全集》卷五八《浙西道宣慰使行工部尚書孫公神道碑銘》。
[326] 《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
[327]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bull市舶》。
[328] 《元史》卷六《世祖紀》。
[329]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二《韓公神道碑銘》。
[330] 《元史》卷十五《世祖紀》。
[331] 《元史》卷二二《武宗紀》，卷二六《仁宗紀》，卷二七《英宗紀》。
[332] 《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傳》。
[333] 《元史》卷一七三《葉李傳》。
[334] 《曆代名臣奏議》卷六六《治道》趙天麟奏策。
[335] 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十七《張忠獻公神道碑》。
參考馮譯《馬可波羅行紀》。
[336] 《元史》卷一六八《陳天祥傳》。
[337] 程钜夫《雪樓集》卷八《何文正公神道碑》。
[338] 《元史紀事本末》卷一《江南群盜》。
[339] 《秋澗集》卷九二《論草寇鐘明亮事狀》。
[340] 《元史》卷二三《武宗紀》二。
[341] 至順《鎮江志》卷十一。
[342] 《道園學古錄》卷十一《建甯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343] 餘阙《青陽集》卷三《憲使董公均役記》。
[344] 危素《危太仆續集》卷九《書張承基傳後》。
[345] 《元史》卷二二《武宗紀》，《元史》卷二四《仁宗紀》。
[346] 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下《雜俎篇》。
[347] 同上。
[348] 元朝有兩個“至元”年号，一在世祖時，一在順帝時。
[349] 《元史》卷四十《順帝紀》。
[350] 《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351] 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
[352] 權衡《庚申外史》卷上。
[353] 《草木子》卷三上《克謹篇》。
[354] 朱元璋：《紀夢》，《全明文》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冊。
[355] 黃溥《閑中今古錄摘鈔》。
[356] 《辍耕錄》卷二八《刑賞失宜》。
[357] 《庚申外史》卷上。
[358] 《元史》卷一四一《察罕帖木兒傳》。
[359] 鄭麟趾《高麗史》卷三九《恭愍王世家》。
[360] 《元史》卷四五《順帝紀》。
[361] 《元史》卷一四二《答失八都魯傳》。
[362] 宋濂《宋學士文集&bull翰苑别集》卷九《陳府君墓志銘》。
[363]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八〇《回金正希館丈書》。
[364] 《罪惟錄》傳五《韓林兒傳贊》。
[365] 《庚申外史》卷下。
[366] 分見《明太祖實錄》卷六戊戌（即元至正十八年）二月，及卷十二癸卯（至正二十三年）二月。
[367] 《明太祖實錄》卷二一，吳元年十月。
[368] 舊來都把宋代的理學家體系歸納為“濂洛關閩”四字，亦即把周敦頤（湖南道州濂溪人）作為宋代理學的始祖，并謂二程均傳他之學。
今按，此說乃朱熹的《伊洛淵源錄》編造出來的，與史實并不相符。
不唯二程之學與周無關，周與北宋學術思想界中人也全無聯系。
他的著作隻應列人道家類而不應列入新儒家的理學類中，故此節未述及其人。
[369] 《嘉祐集》卷十一《上歐陽内翰書》。
[370] 《蘇東坡前集》卷二四《歐陽文忠公文集序》。
[371] 《栾城後集》卷二三《歐陽修神道碑》。
[372] 《臨川文集》卷七七《上人書》。
[373] 《蘇東坡續集》卷十一《上歐陽内翰書》。
[374] 《蘇東坡後集》卷一四《答謝民師書》。
[375] 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
[376] 胡寅《酒邊集後序》中評蘇詞語，見《斐然集》卷十九。
[377] 張端義《貴耳集》卷上。
[378] 劉辰翁《辛稼軒詞序》。
[379] 郎瑛《七修類稿》謂小說起于宋仁宗，仁宗令人每日采進一奇怪故事以自娛。
《古今小說&bull叙言》說宋高宗禅位後喜閱話本，宦官們四處去訪求先代奇迹和闾裡新聞，倩人敷衍進禦。
[380]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七，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記事。
[381] 苗耀《神麓記》，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三。
[382] 同上。
[383] 《東京夢華錄》卷七《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條。
[384] 《都城紀勝&bull瓦舍衆伎》。
[385] 《東京夢華錄》卷八《中元節》條。
[386]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八《元雜劇之淵源》。
[387] 《元史》卷一〇四、一〇五《刑法志》。
[388] 《錄鬼簿》中所載元劇作家，凡隻撰有小曲而無雜劇劇目存世的不計算在内。
[389] 司馬光《傳家集》卷六三《答範夢得書》。
[390] 南宋胡寅就認為《通鑒》“事備而義少”，并專為此而寫了《讀史管見》。
[391]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一《論三家山水》。
[392] 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七。
[393] 《圖畫見聞志》卷一《論黃徐體異》。
[394] 劉道醇《聖朝名畫評》。
[395] 《宣和畫譜&bull李伯時條》。
[396] 路振《九國志》卷二，吳臣《鄭瑤傳》。
[397] 許洞《虎钤經》卷六《火利第五十三》。
[398] 楊萬裡《誠齋集》卷四四《海鰌賦後序》。
[399] 《靖康要錄》卷十三，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十二日記事。
[400] 汪若海《麟書》記靖康元年冬金人圍攻開封時事。
[401] 趙與《辛巳泣蕲錄》。
[402] 《金史&bull赤盞合喜傳》。
[403] 《金史&bull蒲察官奴傳》。
[404] 《宋史&bull兵志》。
[405] 汪應辰《文定集》卷十《跋貞觀政要》。
[406] 《資治通鑒》卷二九一，《揮麈錄餘話》卷二《印行書籍自毋昭裔》。
[407] 同上。
[408] 《醫宗金鑒》等書都說，宋真宗時，王旦曾請到峨嵋山的神醫為其子種痘。
這一說乃是明清間人捏造的，中國之有種痘術，應為明代中葉事，宋代還沒有。
[409]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七《王伯善農書序》。
今本《農書》由《永樂大典》輯出，無此序。
[410] 參考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
[411] 《元史》卷二〇二《釋老·八思巴傳》。
[412] 參看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二五《宋祠祿之制》條。
[413] 參看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414] 參看陳垣《元也裡可溫教考》,《元也裡可溫教考》引《至順鎮江志》鎮江僑寓戶3845，也裡可溫有23口10515，也裡可溫有109亦即在167戶中有也裡可溫1戶，63人中有也裡可溫1人，可以看出也裡可溫人數的一個大概。
[415] 參看陳垣《回教入中國史略》，《東方雜志》第25卷5号。
元曲 雜劇是元朝文學的主流。
元代雜劇是在宋金以來民間講唱文學的基礎上，綜合了宋詞的成就，并直接發展了金代諸宮調而成的一種歌舞劇。
雜劇一般分為四折，個别的有五折，在各折之前或各折之間多加有“楔子”。
每折内又有十個以上的小曲，每一組小曲稱作一套，一套内的小曲，都限于同一宮調，使用同一音韻。
演時除歌唱外，還伴以言語和動作，言語叫“白”，動作叫“科”，“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為代言”[386]。
元代雜劇的興起，與宋金以來城市經濟的繁榮有密切的聯系。
雜劇作家很多都是大都人或平陽人。
大都和平陽都是以工商業發達、人口殷繁、文化昌盛而著稱的城市，大都在元朝統一後更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這些北方的城市在金元之際也曾遭受兵火的洗劫，廣大農民和城市居民在民族和階級壓迫下過着痛苦的生活，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都很尖銳，這種社會的環境又給劇作家提供了思想的源泉。
元朝政府規定了“諸妄撰詞曲誣人以犯上惡言者處死”，“諸亂制詞曲為譏議者流”的法令[387]，但是大多數的作品仍然表達了人民的感情，對當時黑暗的社會給以無情的揭露。
在元代，出現了大批優秀的劇作家和劇本。
鐘嗣成《錄鬼簿》著錄元雜劇458種，朱權《太和正音譜》著錄535種，這些雜劇流傳至今的還有一百幾十種。
又據《錄鬼簿》的記載，當時知名的雜劇作家共達79人，其中生活在金末至元世祖統一時期的作家即有56人[388]。
他們大都是北方人，不是“布衣”，便是“省掾令史”，社會地位不高。
關漢卿是元朝最傑出的劇作家。
他出生于金元之際，入元為太醫院尹。
他長期居留大都，晚年到過杭州，與當時的劇作家、曲家楊顯之、梁進之和王和卿等是莫逆之交。
關漢卿又能深入被壓迫的社會下層，與教坊、勾欄的歌伎、演員也有聯系，所以稱他為“雜劇班頭”，“梨園領袖”。
關漢卿畢生寫過60多種劇本，保存下來的還有18本。
其中《窦娥冤》、《魯齋郎》、《拜月亭》、《救風塵》、《單刀會》、《望江亭》等都是最為社會人群喜聞樂見的作品。
這些作品痛快淋漓地揭發了蒙古貴族、漢族官僚地主的殘暴黑暗統治和罪惡活動，充分表現了作者向惡勢力戰鬥的精神和強烈的正義感。
元代著名的劇作家還有馬緻遠、王實甫、白樸、宮天挺、紀君祥、鄭光祖等人。
馬緻遠的《漢宮秋》、王實甫的《西廂記》、宮天挺的《範張雞黍》、白樸的《牆頭馬上》和紀君祥的《趙氏孤兒》，都是數百年來脍炙人口的名著。
四 兩宋的史學 通史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我國古代的一部傑出編年史。
司馬光用了19年的時間，并在史學家劉放、劉恕、範祖禹等人的幫助下，寫成了這部上起戰國、下迄五代的包括1362年史事的巨著。
他的取材範圍極廣，凡正史、雜史、筆記、小說、地志、文集等等，無不“左右采獲，錯綜铨次”。
司馬光認為，“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389]。
他編寫此書的目的，是要為統治者提供統治人民的經驗，所以，他用較多的篇幅記述曆代的“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迹”，也搜采了曆代的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與社會經濟發展有關的資料。
《通鑒》采用《左傳》的叙事之體，而不着重于“春秋義法”[390]，對于所引史料一般都不大加竄改。
對于原來記載中分歧較大的事項，則隻選擇其“證據分明、情理近實者修人正文”，其餘的則另行編錄，辨其謬誤，說明其舍此取彼之故，别成《通鑒考異》一書，以解讀者之疑。
在《資治通鑒》刊布之後，編年體成為曆史編纂者們最喜歡采用的體裁；司馬光在編寫《通鑒》時所創立的各種體例，例如别成《考異》的辦法，也成為後來編寫編年體史書的典範。
不采用編年體而着重叙述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有南宋初鄭樵編撰的《通志》和宋末元初馬端臨編撰的《文獻通考》。
鄭樵博學多聞，他反對斷代為史，力主編寫通史。
他所著《通志》中，雖有曆代君臣的本紀和列傳，但其精華所在則是天文、地理、都邑、職官、選舉、刑法、食貨等20略。
《文獻通考》全書分田賦、錢币、戶口、職役等24考。
杜佑《通典》隻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等8典，《通考》卻大加擴充，單把《通典》的食貨一門就分作田賦、征榷、市籴、土貢、國用等8考。
書中叙述曆代制度的演變，不但采用經史中的文字，而且摘錄唐宋諸臣的奏疏和士大夫的議論，夾叙夾議，使讀者對于一事之本末利弊能得到比較概括的知識。
書中各“考”都記述到南宋末年為止，而對于南北宋典章制度的因革損益所記特詳。
元代所修《宋史》中的各志，例如《職官志》、《兵志》、《食貨志》等，有很多部分都是抄《文獻通考》的。
當代史 宋政府設置史官，分别纂修實錄、國史、會要等類史書，内容都較前代的同類書詳備得多。
北宋以前，從來沒有設官編修本朝會要的。
現在流傳的《宋會要輯稿》，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一部殘缺不全的書，而其内容已極為繁富。
兩宋史學家私人編寫的當代史書，數量尤多。
其中比較傑出的巨著，流傳到今天的有：李焘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是專記北宋一代史事的，其書今隻有清人輯本，内容已多殘缺，然所存尚有520卷。
《長編》采摭廣博，考論詳悉，并把異同諸說附注于正文之下，與《通鑒》的《考異》略相似。
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是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的。
此書是為接續李焘的《長編》而作，其采摭之廣博與内容之詳備，也都和《長編》不相上下。
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是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國的和戰關系的。
書中廣泛地搜羅了當時官府和私人有關宋金交涉與議和作戰的言論和記述，按照年月日的順序加以編次。
其中引用的史料，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對金和戰的決策人、外交使臣以及各種當事人親手記錄下來的，徐夢莘在引用時一律照錄原文，不加更改，使其“是非并見，同異互存”，不以己意有所取舍，也不以己意為之折衷。
這樣就保存了大量的直接史料，因而它是一部史料價值很高的書。
北宋末年方臘領導的一次農民起義，在《泊宅編》和《容齋逸史》兩書中都有較詳細的記載；南宋初年鐘相、楊幺領導的一次農民起義，鼎澧逸民在《楊幺事迹》一書中詳為記述。
這些著述雖對這兩次起義都不免有所誣蔑，但都對宋朝統治者的腐朽黑暗加以揭露，多少流露着對起義者的同情，在宋代浩繁的曆史著作當中，它們都應算别開生面之作。
金石學 金石學是宋代學者在史學領域中開辟的一個新園地。
它把曆史學研究的範圍從古典文獻擴大到古金石器物。
歐陽修的《集古錄》和趙明誠的《金石錄》，都是根據商周銅器銘文和秦漢以至隋唐的石刻碑志拓本，審定考釋，寫為題跋，荟萃編次而成的。
洪适的《隸釋》和《隸續》，搜集了漢魏碑刻的文字，附以解說和論證。
歐陽、趙、洪諸人，利用搜集到的大量金石拓片，“抉剔幽隐，考核舊聞”，對于考訂史事提供了新的資料。
北宋時呂大臨著的《考古圖》、《續考古圖》，王黼編著的《宣和博古圖》，摹繪當時所見商周彜器的形制，并摹寫器上的款識，再附以釋文和考說。
對于商周典章制度的研究，是極有用的參考資料。
地方史志 專記一州一縣曆史和風土人情的地方志書，在宋代，特别是南宋，也大量出現。
每一部地方志當中，大都包括城邑、山川、物産、風俗、學校、人物、仕宦以及名勝、古迹等門類，且多把當地的城鎮和山川形勢繪制為圖，列在書的最前面。
範成大編纂的《吳郡志》，梁克家編纂的《三山志》，羅願編纂的《新安志》，施宿編纂的《會稽志》，高似孫編纂的《剡錄》等等，是當時人所編寫地方志當中比較出名的幾種。
其總志全國州縣地理的，有樂史的《太平寰宇記》，王存的《元豐九域志》，祝穆的《方輿勝覽》，王象之的《輿地紀勝》等，采摭都很繁富，叙事也很詳贍。
另外，如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專寫北宋末年開封的繁華景象，周密的《武林舊事》專寫南宋時杭州的繁華景象，也都富有史料價值。
五 五代十國和宋元的繪畫 山水花鳥畫 從唐以來就開始獨立發展的山水畫和花鳥畫，到五代兩宋時期便出現了繁榮的局面。
10世紀前半的北方山水畫家，重要的有荊浩和關仝二人。
荊浩的畫皴染并用，濃淡分明，自稱是采唐代吳道子和項容二家之所長而成一家之體的。
關仝的畫，“石體堅凝，雜木豐茂”，雖師荊浩而能“青出于藍”[391]。
南唐畫家董源用“披麻皴”法畫山水，長于描繪秋岚遠景。
他的畫“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392]。
巨然是董源派的傳人，後來随李後主一同到開封，作畫極負盛名。
蘇轼以為他的畫淡墨輕岚，自成一體。
北宋的山水畫家李成、範寬和郭熙，都是屬于荊浩一派的。
李成是北宋初年人，善于畫平遠寒林的山水。
郭熙是北宋中葉人，長于寫實，注意意境、色澤明暗和山石樹木遠近大小的比例。
北宋中晚期米芾和米友仁父子，運用水墨渲染的所謂潑墨法，畫出一些籠罩在雲煙中的山岚樹木。
十國的花鳥畫家，以西蜀的黃筌和南唐的徐熙最為著名。
黃筌對于山水、竹石和人物畫無所不能，而最負盛名的則是他的花鳥草蟲畫。
他的這類畫都是根源于寫生而來，筆法工整，神采生動。
徐熙“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翎毛形骨貴輕秀而天水通色”。
當時有“黃家富貴、徐熙野逸”之說[393]。
北宋的花鳥畫是從黃徐二家發展來的。
富貴與野逸的不同作風，在北宋中葉已逐漸趨于融合。
從北宋初，在宮廷中就成立了翰林圖畫院，凡要進入畫院的先須經過繪畫考試，而試題則是前代人的詩句，如“亂山藏古寺”、“踏花歸去馬蹄香”之類。
這就誘導了當時的畫家在平時也都着意去玩味古人描寫景緻的詩句，因而就推動了他們向山水花鳥畫方面發展。
宋徽宗時畫院發展到極盛，而畫院衆工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也都能“種種臻妙”。
宋徽宗是一個昏君，但他在繪畫方面造詣很深，而以花鳥畫最為上乘。
現尚存世的《柳鴉蘆雁圖》和《芙蓉錦雞圖》，都是用精練的筆墨，準确地畫出了花鳥的外形，而又能在工整之中達到形神俱妙的境地。
從北宋末年就已成為畫院中出名畫家的李唐，南渡後依然為畫院待诏。
李唐對于山水、人物畫都很擅長，又善畫牛。
他好作長圖大障，風格雄偉有氣勢。
他作山水畫，先施墨色，再着青綠，這種畫風，對于南宋一代的山水畫家的影響極大。
南宋後期的山水畫家，最主要的是馬遠和夏珪二人。
馬遠是一個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畫家，而以山水畫為最工。
他的山水畫的特點是：構圖簡率峻刻，作風淋漓灑脫。
夏珪的山水畫，在構圖和運用筆墨方面都和馬遠相似，而筆墨精工勁爽，更發展了馬遠的畫風。
他有很多長卷大幅作品，流傳下來的也不少，從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寫實工夫和雄偉魄力。
宗教、人物畫 南唐畫院中的周文矩和顧闳中，都是以善畫人物著名的。
顧闳中的著名作品《韓熙載夜宴圖》，現在尚可看到北宋人的臨摹本。
周文矩的仕女畫繼承唐代畫家周昉的風格，作風卻更加纖麗。
他的著名作品《重屏會棋圖》現尚存在，圖寫數人圍坐下棋，其中所畫南唐中主李璟的肖像，富有個性特征。
後蜀畫家石恪，善于用簡筆畫人物和佛道。
他喜歡畫一些寓有諷刺性的作品，并“多為古僻人物，詭形殊狀，以蔑侮豪右”[394]。
北宋中葉的李公麟，初以畫馬得名。
後來，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畫佛道宗教畫和人物故實畫方面，而尤以後者最為傑出。
他畫人物，對于不同階級、不同地區、不同職業的人物性格及其動作态度的特點，都能夠刻畫出來[395]，這表現出他所具有的高度寫實技巧，深刻的觀察、體驗，和多方面的修養。
他是北宋一代最卓越的現實主義藝術大師。
張擇端是北宋晚年畫院中人，他所畫的《清明上河圖》，在當時的風俗畫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這幅畫，描寫清明時節開封城汴河上店鋪林立、市民熙來攘往的熱鬧場面，突出地表現了運載東南糧米财貨的漕船通過汴河橋梁的緊張繁忙情況，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忠實記錄，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
南宋一代的人物畫家，最著名的有李嵩、劉松年等人。
李嵩曾根據南宋民間流行的梁山泊英雄好漢的傳說，畫出宋江等36人的像，實際上等于對反抗統治者的英雄們的贊歌。
他的作品流傳下來的有一幅《貨郎圖》，生動真切地描繪出幾個兒童及其母親被貨郎擔所吸引的神情和動态。
劉松年的重要人物故事畫是宋的《中興四将像》圖。
另外還有《便橋見虜圖》，是借用唐太宗在渭河便橋上斥退突厥颉利可汗的故事，對南宋時事暗示諷谕的。
他和李唐、馬遠、夏珪，被稱為南宋四大畫家。
元代的繪畫，以山水畫為大宗，一方面繼承了宋畫的流派，一方面創立了新派。
新派以黃公望、王蒙、吳鎮、倪瓒等人為代表，對于景物的描寫更加提煉概括，但另一方面又側重筆墨情趣，影響了明清畫風。
他們的作品成了“文人畫”的範本。
六 五代十國宋遼金元的科學技術 火藥、火器的發明和發展 904年，楊行密的軍隊圍攻豫章（江西南昌），部将鄭瑤“以所部發機飛火，燒龍沙門，率壯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體”[396]。
所謂“飛火”，就是“火炮、火箭之類”[397]。
“火炮”是把火藥制成球狀，把引線點燃後，用抛石機抛擲出去。
“火箭”則是把火藥球縛于箭镞之下，将引線點燃後用弓射出。
據此可知，至晚在9、10世紀之交，火藥就已經被使用在軍事上了。
宋太祖開寶二年（969年），馮繼升等向北宋政府獻火藥箭法，并經試驗成功。
到開寶八年（975年）北宋攻打南唐時，就把火箭、火炮一齊使用上了。
後來北宋政府在首都設置了“廣備攻城作”，其中即有專管制造火藥的部門。
宋仁宗時編成的《武經總要》一書中說到當時有火箭、火藥鞭箭、火球和霹靂火球等，并詳細開具了三種火藥方子。
北宋末年，金人圍攻開封，李綱擔任軍事防禦總責，他下令發“霹靂炮”，曾一度把敵人打退。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亮企圖在采石渡長江，南宋軍隊又曾使用“霹靂炮”把金兵打退。
“霹靂炮”[398]是用紙管、石灰和火藥做成的，是一種爆炸性的火器。
金人在和北宋交戰的過程中，很快就把宋人制造火藥、火器的方法全部學會。
1126年冬，金人圍攻開封，就曾使用飛火炮燔燒開封城的樓橹[399]，并使用火箭把開封城東南的敵樓燒壞[400]。
1221年，金兵攻打南宋的蕲州（今湖北蕲春），用抛石機發射了一種叫做“鐵火炮”的火器，其形似瓠，口小身粗，系用生鐵鑄成，厚可二寸[401]。
1232年，蒙古圍攻開封，金哀宗又從城内發射了一種叫做“震天雷”的鐵火炮，轟炸蒙古的軍隊。
震天雷是“以鐵罐盛藥，以火點之，其聲如雷，聞百裡外。
所爇圍半畝之上，鐵甲皆透，人與牛皮迸破無遺”[402]。
在南宋、金、蒙古三方長期交戰的過程中，管形火器也逐步出現了。
1132年陳規守德安（今湖北安陸），曾發明了一種叫做“火槍”的管狀火器。
其法是把火藥裝在巨竹之内，臨陣交鋒時将其點燃，用以焚燒敵方的人和物資。
1232年金哀宗在開封和歸德抗拒蒙古兵時，曾使用過“火槍”。
其制造方法是：“以敕黃紙十六重為筒，長二尺，實以柳灰、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
以繩系槍端。
軍士各懸小鐵罐藏火，臨陣燒火，焰出槍前丈餘，藥盡而筒不損。
”[403]1259年壽春（今安徽壽縣）軍民創造了一種叫做“突火槍”的管形火器：其法以巨竹為筒，筒中實以火藥，再安上“子窠”，火藥點燃後即将“子窠”發射出去[404]。
這種“子窠”即後世子彈的前身。
管形火器的出現，标志着火器制造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進步。
因為前此用抛石機投射燃燒性或爆炸性的火藥，不但不能準确，且易傷及射者；使用管形火器之後，這一毛病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避免了。
13世紀，蒙古軍西征中亞各國，火藥、火器的制造方法亦随之而傳入伊斯蘭教各國。
13世紀末葉，伊斯蘭教各國人所著兵書中多有“契丹火輪”、“契丹花”、“契丹火箭”等名稱，都是指中國人發明的火藥與火器而言。
伊斯蘭教各國人學會制造火藥火器的方法後，又加以改進，再把改進後的制造方法傳回南宋和蒙古。
《宋史&bull兵志》記載，南宋于1273年曾頒布制造“回回炮”的法式給沿邊州郡，有人觸類巧思，所制炮能超出“回回炮”之上。
刻版印書的盛行和活字版的發明 刻版印刷術自從唐代中期出現以來，對于文化的傳播、普及和提高，都起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10世紀前半，後唐國子監曾刻印過《貞觀政要》[405]和儒家的《九經》[406]，後蜀也刻印過《九經》和《昭明文選》[407]。
在上舉諸書之外，吳蜀地區的人專為出賣而刻版印刷的書籍，“色類絕多”。
到北宋初年，佛教經典五千多卷也在成都刻印，太宗時新編成的《太平廣記》等書，也都是刻版印刷頒行各州郡的。
在此以後，官府與私家之刻書事便日益盛行。
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mdash1048年），布衣畢昇發明了制造活字的辦法，其法是：用膠泥刻字，使字筆畫凸出，每字均為獨立的一顆，用火燒之使堅硬。
另以鐵闆，上敷用松脂、蠟和紙灰制成的藥品，要印時便把活字鑲入鐵闆，以火烤之，待藥熔化、凝固之後，即用以印刷。
畢昇的這種發明，在宋代不曾廣泛利用，後來元代人發明的木活字及稍後所使用的銅活字，卻都是在畢昇泥活字的啟發下創制出來的。
歐洲在15世紀中葉才創制活字版，比畢昇的發明晚400年。
指南針 北宋學者沈括，是一個富有科學知識的人。
在他撰寫的《夢溪筆談》中有一條記載說，當時以“看風水”為業的“方家”，已經普遍使用磁石磨針鋒，使之指南。
使用時有的把磁針浮于水上，有的放在指爪或碗唇上，最好的一種辦法則是“縷懸”&mdash&mdash取新纩中獨繭縷，用芥子般大小的蠟綴于針腰，于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
這裡所記述的磁針，就是稍後出現的羅盤針的雛型。
北宋末年朱或所寫的《萍洲可談》，記述了他于11世紀末年在廣州的見聞，其中有一條說，當時中國海舶上的舟師都“識地理”，他們在海上航行，“晝則觀日，夜則觀星，陰晦則觀指南針”。
在同一時期出使高麗的徐兢，在其所撰《高麗圖經》中也說到海船舟師使用指南針事。
根據這些記載可以斷言，至晚在11世紀的後半期，我國人民已經把指南針應用于航海業了。
指南針之用于航海，對于此後海上交通事業的發展，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天文鐘（水運儀象台） 從唐到北宋，農業生産不斷發展，促進了天文學的進步。
同時，水利灌溉事業也日益發展，排灌機械和齒輪應用的技術創造也有所提高。
11世紀後半期的蘇頌和韓公廉等人，吸取了天文學方面的知識和齒輪應用技術上的成就，創制成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台“天文鐘”（水運儀象台），并寫成《新儀象法要》一書，把“天文鐘”的全部結構，用圖和文字記載下來。
蘇頌和韓公廉都是精通律算和天文學的，他們創制的“水運儀象台”是利用水輪為原動力的自動運轉的天文鐘，其中有類似鐘表中擒縱器的機械裝置。
儀象台的創制者通過秤杆和水車輪的結合，第一次悟出了構成擒縱器的基本原理。
這種具有擒縱器裝置的天文鐘，很可能就是在幾百年後才出現于歐洲的天文鐘的直接祖先。
蘇頌和韓公廉所創制的水運儀象台和他們編寫的《新儀象法要》，反映出11世紀我國在天文學和技術科學方面的偉大成就。
郭守敬的授時曆 元代的科學家郭守敬在天文、曆法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
他特别重視實際的觀測和儀器的運用，認為“曆之本在于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
他創造、改進的儀器近20種，其精确程度在當時技術條件下是十分可貴的。
在他的主持下，全國建立了27個天象觀測所，從事曆法的改訂工作。
至元十七年（1280年）新曆告成，名為“授時曆”，以365.2425日為一年，比地球繞日一周的周差隻有26秒，與現行的格利高裡曆相等，但比它早出現300年。
北宋的醫學 從宋太祖開寶年間開始，北宋政府和私人都編輯和刊印了一些醫藥學或醫方的書籍：屬于醫藥學方面的有幾次增訂的《本草》等，屬于醫方的有《太平聖惠方》、《蘇沈良方》和《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等。
從唐代以來，中國和阿拉伯之間的交通貿易日趨頻繁，外國的香藥如乳香、龍腦、薔薇水等都先後傳入中國，因而在宋代官私編刻的醫藥學書籍當中，新藥品種得以不斷增加。
宋太祖時所編刻的《開寶本草》較《唐本草》已增加新藥133種，仁宗時所修《嘉祐補注本草》又增藥82種，到北宋末所編刻的《政和經史證類本草》又新增藥品628種。
《政和經史證類本草》還彙錄北宋一代的醫方數十種。
它是一部科學價值很高的醫藥書，被以後的醫藥學界沿用了近500年。
醫藥學書籍以及醫方書籍刊行日多，醫藥學的知識得以普及于多數人，這對于醫學的發展和進步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在臨症醫學方面，北宋一代所取得的進步是很多的，其中尤以兒科的進步為最大：在診察疾病方面，不但已能把麻疹與其他熱病區别開來，而且還能區别天花、麻疹和水痘是三種不同的病症，病原各不相同[408]。
針灸和銅人。
北宋初年的醫書都是輾轉傳抄的，其中所載經絡俞穴部位很紊亂，仁宗初年，醫官王惟一設計用銅鑄成人體模型，刻畫經穴，标注名稱，更寫成《銅人俞穴針灸圖經》一書，使此後學習針灸的人對俞穴部位能有正确的知識。
當時湖南耒陽更為針灸特制一種精巧刺針，減輕了針刺的痛苦。
銅人的鑄造是北宋醫生在醫學上的一大貢獻。
膏丹丸散等熟藥的大量制作和應用，酒浸劑（當歸酒、虎骨酒等）的大量流行，也都是從北宋初年開始的。
熟藥的應用較湯藥大為便利，所以這也是中國醫學上的一大進步。
王祯農書 王祯所編的《農書》是一部農業科學著作。
這部書總結了從《齊民要術》以來我國人民在農業生産上取得的成就，包括宋金時期南北方在農業生産技術和工具方面的創造。
王祯，山東東平人，元初先後作過安徽旌德、江西永豐的縣官。
在他任縣官時期，汲汲以農桑為務。
每年“教民種桑若幹株。
凡麻芒禾黍牟麥之類，所以莳藝芟獲，皆授之以方。
又圖畫所為錢镈耰耧耙諸雜用之器，使民為之”[409]。
有名的《農書》就是在這時編成的。
王祯不僅在農具上有過不少新的創造，還有其他的發明。
《農書》末所附的“活字版韻輪法”，也是他對活字印刷術的一個新發展。
《農書》之外，在元代有關農業科學的專著還有十來種之多。
其中較著名的是由政府編行的《農桑輯要》。
這部書幾次由政府刊行，頒發各地，對當時農業生産的恢複起過一定的作用。
七 宋元的宗教 佛教 在唐武宗毀禁佛教以後，佛教禅宗一派仍然廣泛流傳。
到了五代，禅宗南嶽派分為沩仰、臨濟二宗；青原派分為曹洞、雲門、法眼三宗[410]宋初，禅宗五宗并盛。
宋真宗時編寫的《景德傳燈錄》是最初的一部禅宗史。
佛教對宋代理學的影響極大，理學家的哲學思想，修養工夫以及語錄體裁，都受有佛教的影響，朱熹的《伊洛淵源錄》就是仿照《景德傳燈錄》寫的。
元代重視佛教，特别尊崇喇嘛，喇嘛信奉密宗。
元世祖尊喇嘛八思巴為國師，命他制蒙古新字，當時凡有诏旨，都用蒙古新字，而以各地區原來文字為副。
至元十六年（1279年），八思巴卒，賜号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以後相繼為帝師的有十餘人。
“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後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于坐隅。
”[411]元代統治者在修寺院、作佛事各方面浪費了大量的财富。
至于番僧的驕橫不法，在《元史》中記載極多。
元世祖時，楊琏真加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南宋在錢塘、紹興的陵墓和大臣塚墓，戕殺平民，攘奪财物，引起當地人民很大的憤恨。
佛教有藏經，來源已久，目錄也較完備。
自五代雕刻《九經》以後，佛經刊印漸多。
宋太祖于開寶四年（971年）派人到成都，依《開元釋教錄》所載藏經，次第刊行，在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完成，約5000卷，共13萬版，為刊印全部藏經之始。
以後各代又陸續刊印。
遼、金、元亦刻藏經。
遼藏始刊于重熙初，迄鹹雍時，完成了579帙，校勘、雕印都很精緻，近年在山西應縣木塔的佛像中發現了部分經卷，皆在燕京印造。
金刻藏經始刊于皇統八年（1148年），完工于大定十三年（1173年），山西趙城縣廣勝寺舊藏，是現存唯一的一部。
宋元藏經約有七八種，流傳亦不多，曾經影印過的《碛砂藏》，刊印在宋元之交，是其中較重要的一種。
大藏經的刊印，不僅對佛教的研究有用，也豐富了我國文化寶庫。
道教 北宋重視道教，自真宗時僞造天書，誇大宣傳，道教在政治上的勢力超過佛教。
宋徽宗更加尊崇道教，要群臣推戴他為道君皇帝。
他信任道士林靈素，奉之如神明。
又将佛教的“沙門”改為道教的“德士”，連《漢書·古今人表》上原來列在第四等的老子，也被提升到第一等。
至南宋道教稍衰。
但道教宮觀已遍于名山，文官依靠主管宮觀名義領取半退休的祠祿，終宋一代，并未改變[412]。
道教的舊派正一教，亦稱天師道，天師世住江西龍虎山，實際道教流傳最廣的地方也在南方。
金兵入中原後，黃河以北出現了三個新的道教，即全真教、大道教（亦稱真大道教）、太一教。
這三個新的道教和正一教無直接關系，彼此間也無關系，他們都是北宋遺民在金人統治之下，隐居不仕，逐漸聚徒講道而形成的。
全真教祖師王喆，鹹陽人；大道教初祖劉德仁，滄州人；太一教初祖蕭抱珍，衛州人；這三個新道教的創始人又恰好在陝西、河南、河北三處同時并出。
金對全真、太一兩教，一度禁止。
及蒙古滅金前後，北方地區長期陷入戰亂中，人們多用宗教作精神麻醉劑，道教遂更為興盛，全真教的流傳也更廣。
王喆的弟子丘處機，号長春真人，曾受成吉思汗的尊崇，被召至中亞等地，丘處機弟子李志常撰有《長春真人西遊記》，以記其事。
元并江南後，正一教的天師也被召入京城。
元朝對四個道教，兼容并蓄，其政治地位僅次于佛教[413]。
《道藏》是一部内容豐富而又龐雜的書，自宋代開始刊印，北宋亡時散佚。
金明昌（1190&mdash1196年）年間，在燕京重刊，是為金藏，金亡又佚。
元太宗時，又重刊于平陽，是為元藏。
基督教 景教自唐代傳人中國，宋以後寂然無聞。
到元代，有所謂也裡可溫，實即基督教。
蒙古西侵歐洲，北抵俄羅斯，基督教徒被擄和随使節至和林的日多。
羅馬教皇也派柏朗嘉賓等教士至和林。
燕京既下，蒙古人、色目人随便居住，基督教徒遂入居内地，當時稱為也裡可溫，亦稱也立喬，意思是奉基督教的人[414]。
元代基督教徒中如馬祖常、闊裡吉思已經以儒學著稱。
至明初，也裡可溫衰落，史書就沒有記載了。
伊斯蘭教 宋遼金元各朝，與伊斯蘭教各國的關系也很密切。
遼史稱伊斯蘭為阿薩蘭。
宋、遼與中亞的大食國，自遼天贊三年（924年）至宋開禧（1207年），這284年内，正式遣使見于記載的有39次。
遼與大食通使，多由陸路，宋與大食通使，多由海道。
到了元代，大食人入中國的更多，載于元史氏族表的多至百餘人。
伊斯蘭教徒如落戶真定的瞻思，為元好問的再傳弟子，以漢文著書十餘種，并文集30卷；丁鶴年是詩人；也黑疊兒是北京宮城的創始人。
元人稱回鹘為畏兀兒，而稱伊斯蘭教徒為答失蠻。
元代诏書常以和尚、先生、也裡可溫、答失蠻并稱，可惜關于答失蠻的記載太少了[415]。
*** [1] 《舊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貨志》。
[2] 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卷二《齊王張令公外傳》。
[3] 《舊五代史》卷一三四《楊行密傳》。
[4] 《舊五代史》卷一三六《王衍傳》。
[5] 《蜀禱杌》卷之上。
[6] 《蜀禱杌》卷之上，張唐英《自序》。
[7] 《蜀禱杌》卷之下。
[8] 《通鑒》卷二七四《後唐紀》三。
[9] 《舊五代史》卷一三四《王審知傳》。
[10] 路振《九國志》卷十《留從效傳》。
[11] 《九國志》卷十二。
[12] 《楊文公談苑》；《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二，淳化二年八月。
[13]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九《原弊》。
[14] 《長編》卷三六四載王岩叟元祐元年（1086年）正月所上疏，謂安喜縣共一萬三千餘戶，熙甯推行役法時，自第五等戶升三千四百餘戶人第四等。
疏中未明言該縣原來共有若幹第五等戶，但升入第四等戶之數目，估計最多不能超過原第五等戶數的五分之二。
依此推算，則原來應有第五等戶八千五百左右，相當于全縣戶數三分之二。
[15]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四八《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16] 《長編》卷三六四，王岩叟元祐元年正月所上奏疏。
[17] 《韓魏公家傳》卷九。
[18] 《文獻通考&bull田賦考四》。
[19] 《夢溪筆談》卷九《人事&bull兩浙田稅畝三鬥》；王之道《相山集》卷二四《論增稅利害書》。
[20] 《包孝肅奏議》卷七《請免除陳州折納見錢疏》。
[21] 《朱子語類》卷一一〇《論兵篇》。
[22] 《通考》卷一二《職役考》。
[23] 《長編》卷二四九，熙甯七年正月丙寅條沈括疏中語。
[24] 《宋史&bull食貨志&bull賦稅》；《長編》卷三〇〇，元豐二年九月癸酉注。
[25] 蘇轼《東坡全集》卷二二《秧馬歌小序》。
[26] 《宋史&bull食貨志&bull農田》。
[27]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八三《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28] 《宋史&bull食貨志&bull茶（上）》；《長編》卷一〇〇，天聖元年正月癸未。
[29] 《通考》卷九《錢币考》二，載宋仁宗時李昭遘上言，謂“河東民燒石炭，家有囊橐之具”。
[30] 《宋史》卷二八四《陳堯佐傳》。
[31] 莊季裕《雞肋編》卷中有雲：“昔汴京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
” [32]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五五《燈火門》。
[3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鶴壁市古煤礦遺址調查簡報》，《考古》1960年第3期。
[34] 《宋史》卷二八四《陳堯佐傳》。
[35] 任志遠《沙河縣的古代冶鐵遺址》，《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6期；唐雲明《河北邢台發現宋墓和冶鐵遺址》，《考古》1959年第7期；胡悅謙《繁昌縣古代煉鐵遺址》，《文物》1959年第7期；陳仲光《同安發現古代煉鐵遺址》，《文物》1959年第2期。
[36] 據蘇轼《東坡全集》卷一〇《石炭詩&bull小引》。
[37] 《李直講文集》卷一六《富國策》三。
[38] 呂大防《錦官樓記》，見扈仲榮等編《成都文類》卷二六。
[39] 谷應泰《博物要覽》卷二。
[40] 《宋會要輯稿&bull食貨》四六之一，《通考》卷二五《漕運》。
[41] 《東坡全集》卷二四《籴米》。
[42] 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卷四《洛陽染工見冤鬼》條，謂開寶中洛陽即有夜市賣熟食等物。
[43] 《宋史》卷二六八《張遜傳》。
[44] 自此以下，主要依據《遼史&bull食貨志》及《百官志》、《營衛志》。
[45] 《遼史&bull地理志》。
[46]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錄》引胡峤《陷虜記》。
[47] 《遼史&bull地理志》。
[48] 路振《乘轺錄》，載《宋朝事實類苑》卷七七。
[49] 《武經總要》前集卷一六下《北蕃地理》。
[50] 王曾《上契丹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己酉條。
[51] 《遼史&bull太宗本紀》、《耶律羽之傳》。
[52] 《宋史》二六四《宋琪傳》。
[53] 《遼史&bull食貨志》；參見《遼史&bull聖宗紀》八，太平九年八月。
[54] 《遼史&bull地理志》說：鎮州在遼的上京西北三千餘裡，為回纥可敦城舊址。
今按其地當為蒙古國境内之青托羅蓋城，在東經104度、北緯48度交接點附近。
[55] 《遼史&bull食貨志》。
[56]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九，太平興國三年十月末記事。
[57] 《遼史&bull穆宗紀贊》。
[58] 寇準《論澶淵事宜疏》，見《宋文鑒》卷四二。
[59] 以下主要依據《宋史&bull夏國傳》。
[60] 田況《兵策十四事》，見《宋朝諸臣奏議&bull禦邊門》及《長編》卷一三二。
[61] 田況《兵策十四事》，見《宋朝諸臣奏議&bull禦邊門》及《長編》卷一三二。
[62] 寶元二年九月富弼奏疏中語，見《長編》卷一二四。
[63] 《宋會要&bull刑法》二之五，至道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記事；《宋史》卷三〇四《劉師道傳》。
[64] 曾鞏《隆平集》卷二〇《妖賊》，王辟之《渑水燕談錄》卷八。
[65] 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五。
[66] 《夢溪筆談》卷二五。
[67] 《長編》卷二七，雍熙三年七月甲戌李覺奏疏中語。
[68] 《宋史&bull食貨志&bull農田》。
[69] 《宋史&bull食貨志&bull會計》。
以上均包括貫、匹、石、束之混合總數。
[70] 《宋會要&bull兵》一〇之一四“讨叛”，慶曆三年五月記事。
[71] 此下皆依據《宋史》卷四九三《西南溪峒諸蠻傳》、《長編》卷一四七慶曆四年三月記事及《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〇五諸奏章。
[72] 《長編》卷二一三，熙甯三年七月癸醜條。
[73] 這一子目皆依據《長編》慶曆三年和四年諸卷記事。
[74]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九七《再論按察官吏狀》。
[75]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自熙甯至靖康用人》。
[76]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五《熙甯初富公再相》條。
[77] 《溫公集》卷六〇《與王介甫第一書》。
[78] 《臨川文集》卷一《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卷四一《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79] 王安石所說的“農民”，包括中小地主的。
[80] 《長編》卷二二三，熙甯四年五月丙午條；卷二三七，五年八月辛醜條。
[81] 《臨川文集》卷四一《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82] 《長編》卷二一三，熙甯三年七月癸醜條。
[83] 《長編》卷二二〇，熙甯四年二月庚午條。
[84] 《宋會要&bull食貨》一之二七至二八。
[85] 《文獻通考&bull田賦考》六《水利》。
[86] 《宋會要&bull食貨》四之一六至一七。
[87] 同上。
[88] 《宋史&bull食貨志&bull常平義倉》。
[89] 《長編》卷二二三，熙甯四年五月庚子記事。
[90] 《宋史&bull食貨志&bull役法上》。
[91] 蘇轍《栾城集》卷四三《三論分别邪正劄子》。
[92] 《通考&bull田賦考》四。
[93] 《宋會要&bull食貨》三七之一四、一五；《長編》卷二三一，熙甯五年三月丙午記事。
[94] 《長編》卷二一三，熙甯三年七月丙申記事。
[95] 《長編》卷二五六，熙甯七年九月癸醜記事。
[96] 呂祖謙《曆代制度詳說》卷十一《兵制》。
[97]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五九《原弊》。
[98] 《宋會要&bull兵》二之五至七；《宋史&bull兵志》六。
[99] 《長編》卷二三〇，熙甯五年二月甲寅記事。
[100] 《文獻通考》卷一六〇《兵考》一二《馬政篇》。
[101] 《長編》卷二二〇，熙甯四年二月庚午記事。
[102] 《宋史》卷三二八《安焘傳》。
[103] 司馬光《傳家集》卷五〇《論西夏劄子》、卷五三《乞不拒絕西人請地劄子》。
[104]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九，宣和三年罷蘇杭造作局條。
[105] 《宋史》卷四七〇《朱勔傳》。
[106] 朱弁《曲洧舊聞》卷十。
[107]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四《總論東南茶法》。
[108] 《文獻通考》卷二〇《市籴》一。
[109] 《文獻通考》卷七《官田》，《宋史&bull楊戬傳》。
[110] 《玉照新志》卷四。
[111] 《宋史》卷四七〇《朱勔傳》。
[112] 《雞肋編》卷上《事魔食菜》。
[113] 方勺《青溪寇軌》。
[114] 《獨醒雜志》卷七《方臘家有漆林》條。
[115] 《青溪寇軌》。
[116] 《宋史》卷四六八《童貫傳》。
[117] 《朱子語類》卷一三三《本朝盜賊》篇。
[118] 《獨醒雜志》卷七《方臘家有漆林》條。
[119] 《獨醒雜志》卷七《童貫之讨方臘》條。
[120] 《讀史方輿紀要》卷二三《壽張縣梁山泺》條，《日知錄》卷一二。
[121] 《宋史》卷四六八《楊戬傳》。
[122] 《揮麈後錄》卷二《人不堪命皆去為盜》條。
[123] 《皇宋十朝綱要》卷十八。
[124] 北宋京東東路治所在青州，領有濟南府，青、密、沂、登、萊、濰、淄七州和淮陽軍。
京東西路治所在東平府，領有郓、兖、亳、曹、濮、濟、單、拱、徐等州和廣濟軍。
[125] 《宋史》卷二二《徽宗本紀四》。
[126] 《東都事略》卷一〇三《侯蒙傳》。
[127] 李若水《忠愍集》卷二《捕盜偶成》詩。
[128] 《宋史》卷三五三《張叔夜傳》及汪應辰《文定集》卷二三《王師心墓志銘》。
《張叔夜傳》說宋江等人要乘舟下海，與事理不合，今不取。
[129] 《宋會要·刑法》七之二七。
[130] 見1939年陝西府谷縣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銘。
[131]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引《北征紀實》。
[132] 水鼓、望仙、集路諸山，均不知在今何地。
[133] 《琬琰集删存》卷一，趙雄撰《韓世忠神道碑》。
[134]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
[135] 同上。
[136] 《金史·世紀》、《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引《神麓記》。
[137] 《金史·世紀》。
[138] 同上。
[139] 《金史》卷六七《留可傳》。
[140] 《金史》卷四五《刑法志》，參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
[141] 自此以下，皆據《松漠紀聞》、《契丹國志·天祚紀》及《三朝北盟會編》卷三。
[142]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五，唐重《論攻守利害劄子》。
[143] 參據李綱《靖康傳信錄》，《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三所載《鄭望之奉使錄》的附注及《許翰上書》條的附注。
[144]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九，楊時《論三鎮利害書》。
[145] 《大金弔伐錄》卷上“靖康元年七月宋再遣使乞免割三鎮、增歲币書”。
[146]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四引《中興遺史》，謂城下之盟雖許割三鎮，而三鎮之人均“為國堅守”，朝廷知三鎮人心不願割地，乃降诏令其固守。
又，同書卷一七二載秦桧奏疏亦有雲：“金虜入寇之初，廟堂太怯，遽以三鎮許之，不知民不肯為夷狄，雖欲割棄而不可。
” [147] 《宋會要·兵》一三之一。
[148] 《大金國志》卷七《太宗紀》。
[149] 《宋會要·方域》一九之二二。
[150] 《新安文獻志》卷九六《英烈錢氏二侯傳》。
[151]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七引《金虜節要》。
[152]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三，建炎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記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八《八字軍》條。
[153]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乙醜記事。
[154] 《金史·斜卯阿裡傳》。
[155] 《金史·赤盞晖傳》。
[156]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三，紹興元年三月壬子記事。
[157]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六，紹興十一年八月八日記事。
[158] 《容齋續筆》卷四《淮南守備錄》。
[159] 楊萬裡《誠齋集》卷一二〇《虞允文神道碑》。
[160] 《宋史》卷三七四《胡铨傳》。
[161] 《南渡十将傳·魏勝傳》。
[162] 《金史·海陵紀》。
[163] 《金史·兵志》。
[164] 《大金國志》卷八《太宗紀》。
[165]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四引張棣《金虜圖經》“屯田”條。
[166] 《金史·唐括安禮傳》。
[167]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〇，梁淮夫《上兩府劄子》。
[168] 《金史·食貨志》“田制篇”。
[169] 《金史》卷九三《宗浩傳》。
[170] 此從《金史·納合椿年傳》，《食貨志》謂七十餘家。
[171] 《金史·食貨志》“通檢推排”。
[172] 《金史·食貨志》“戶口”。
[173] 《中州集·李晏小傳》，《金史·食貨志》“戶口”及《李晏傳》。
[174] 《宋會要·食貨》一之三六。
[175] 《文獻通考》卷六《水利田門》。
[176] 《宋會要·食貨》六一之一〇九至一一二。
[177] 《文獻通考》卷六《水利田門》。
[178] 《宋會要·食貨》六之二六、二七。
[179] 李綱《梁溪全集》卷一〇六《申省乞施行籴納晚米狀》。
[180] 吳泳《鶴林集》卷三九《隆興府勸農文》。
[181] 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五《甯國府勸農文》。
[182] 葉夢得《石林奏議》卷十二《堂白收買木綿劄子》。
[183] 光緒《江西通志·陶政門》引元蔣祁所著《陶記》。
[184] 同上。
[185] 《朱文公文集》七八《建甯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186] 《宋會要·食貨》一八之二九。
[187] 《宋史·食貨志·錢币》。
[188] 《宋會要&bull食貨》六一之一〇，紹興五年四月十九日臣僚上言。
[189] 《宋會要&bull食貨》六一之七八，紹興十七年正月十五日臣僚上言。
[190]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四九，紹興十三年六月戊子王循友奏章。
[191] 《宋會要&bull食貨》六之三六，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五日李椿年奏章；《中興小紀》卷三〇，李椿年奏章及周葵與李椿年論辯語。
[192] 王十朋《梅溪文集&bull後集》卷二七《鑒湖說》上。
[193] 《宋會要&bull食貨》一之三五，紹興二年七月十七日薛徽言奏章。
[194] 《通考&bull田賦考》六《水利田》。
[195] 《通考》卷二〇《市籴考》。
[196] 《宋會要&bull食貨》六三之一三八。
[197] 《齊東野語》卷六《向氏粥田》條。
[198] 《宋會要&bull方域》四之二五。
[199] 《後村大全集》卷五一，端平元年《備對劄子》；《宋史&bull食貨志&bull農田》所載淳祐六年謝方叔奏章。
[200] 《宋史&bull食貨志&bull農田》。
[201]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二，紹興元年二月乙酉條。
[202] 《曆代名臣奏議》卷一〇八，趙汝愚《請蠲減江西月樁錢物疏》。
[203]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二，紹興元年二月乙酉朱勝非奏疏。
[204] 李綱《梁溪全集》卷一〇六《申省乞施行籴納晚米狀》。
[205]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一，紹興元年正月癸亥韓璜奏疏。
[206] 鼎澧逸民《楊幺事迹》。
以下所有關于這次起義的叙述，凡不另注出處的，都是根據《楊幺事迹》。
[207]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三七《武陵百姓鐘相反》條；《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三一，建炎四年二月甲午記事。
[208] 《梁溪全集》卷七三《乞發遣水軍吳全等付本司招捉楊幺奏狀》。
[209] 胡宏《五峰集》卷二《上光堯皇帝書》，胡寅《斐然集》卷十七《寄張德遠》。
[210]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八七引張絢奏疏。
[211] 《金佗續編》卷十九《百氏昭忠錄&bull章穎經進鄂王傳》。
[212] 《中興小紀》卷三三，紹興十七年九月載有諸路月樁錢數。
[213] 《通考·田賦考》五。
[214]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六三，紹興二十二年五月癸卯記事。
[215] 《宋會要·兵》一三之二四；《朱文公集》卷八八《劉珙神道碑》；《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五《市舶司本息》條。
[216] 《朱子語類》卷一三三《本朝盜賊》。
[217]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集》卷八九《吳獵行狀》。
[218] 《曆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九《弭盜門》所載蔡戡奏疏。
[219]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十三，端平元年《召除戶書内引劄子》。
[220] 《通考》卷九《錢币》二。
[221] 《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八《福建鹽》條；《曆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九《弭盜》門，趙汝愚《論汀贛盜賊利害疏》；《西山文集》卷十三，端平元年《得聖語申省狀》。
[222]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223] 《後村大全集》卷一四六《陳神道碑》。
[224] 《後村大全集》卷一四二《趙以夫神道碑》。
[225] 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
[226] 趙珙《蒙鞑備錄&bull軍政》。
[227]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九“鞑靼款塞”條。
[228]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九。
[229] 《蒙鞑備錄&bull國号年号》。
[230] 徐霆、彭大雅《黑鞑事略&bull差發》。
[231] 《元朝秘史》卷九。
[232] 《元朝秘史》卷八。
[233] 《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統阿傳》。
[234] 和林建于窩闊台時，是蒙古國時代的都城。
[235] 以上據《金史&bull高汝砺傳》。
[236] 見《金史&bull食貨志》“田制”所載劉元規奏章。
[237] 《金史》卷一〇二，《仆散安貞傳》，《大金國志》卷二五，貞祐四年（1216年）記事。
[238] 《元遺山文集》卷二八《完顔懷德碑》。
[239] 《金史》卷一〇二《蒙古綱傳》及《仆散安貞傳》。
[240] 此據《宋史&bull李全傳》。
磨旗山亦作馬髻山，此山上至今尚有“楊四娘子在此山下寨”的石刻。
[241] 《元遺山文集》卷二九《喬惟忠神道碑》、《趙天錫神道碑》。
[242]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天澤）事略》。
[243] 《金史&bull高汝砺傳》。
[244] 李俊民《莊靖先生文集》卷八《澤州圖記》。
[245] 《遺山文集》卷三二《趙州學記》。
[246]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
[247] 《黑鞑事略》。
[248] 《元史》卷一六七《張礎傳》。
[249] 郝經《陵川集》卷三二《河東罪言》。
[250]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
[251] 《元文類》卷五七《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252]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253]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
[254] 《宋史&bull理宗紀》，《鶴山集》卷二九《自劾》及《榜谕北軍》。
[255] 《鶴山集》卷二九《繳奏奉使複命十事》。
[256]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淳祐三年記事。
[257] 《宋史》卷四五一《張珏傳》。
[258]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傳》所載王延德《使高昌記》。
[259] 《契丹國志》卷二六《高昌國》條。
[260]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傳》所載王延德《使高昌記》。
[261] 《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傳》。
[262]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傳》所載王延德《使高昌記》。
[263] 《松漠紀聞》《回鹘》條。
[264] 《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傳》。
[265]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傳》所載王延德《使高昌記》。
[266] 《松漠紀聞》《回鹘》條及《宋史&bull高昌傳》所載王延德《使高昌記》。
[267] 同上。
[268] 《宋史》卷四九〇《于阗傳》。
[269] 《宋會要輯稿&bull蕃夷》四。
[270] 《宋會要輯稿&bull兵》二十二之六。
[271] 《大金國志》卷六。
[272] 《新唐書》卷四三《地理志七》。
[273] 韓愈《羅池廟碑記》。
[274] 範成大《桂海虞衡志&bull志蠻》。
[275] 《嶺外代答》卷一《邊帥門》。
[276] 《嶺外代答》卷三《峒丁》條。
[277] 《唐大曆平蠻碑》。
[278] 《嶺外代答》卷四《踏犁》條。
[279] 《嶺外代答》卷八《月禾》條。
[280] 《宋史》卷四九五《廣源州蠻》。
[281] 《宋史》卷四九五《撫水州蠻》。
[282] 《宋史》卷二九四《蘇紳傳》。
[283] 《嶺外代答》卷六《服用門》。
[284] 《嶺外代答》卷六《器用門》。
[285] 《嶺外代答》卷七《金石門》。
[286]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三《侬智高世為廣源州酋長》條，《宋會要輯稿&bull蕃夷》五之六一。
[287]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七二，皇祐四年五月乙巳記事。
[288] 《文獻通考》卷三三〇《四裔考七&bull西原蠻》後引《桂海虞衡志》。
[289] 《資治通鑒》卷二七四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十二月記事。
[290] 《文獻通考》卷三二九《四裔考六&bull南诏》；《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〇五，紹興六年九月癸巳朱震奏言。
[291]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六七，熙甯八年八月朔附注引宋如愚《劍南須知》。
[292] 《嶺外代答》卷五《财計門》。
[293] 同上。
[294]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序。
[295]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296] 《元文類》卷四一《經世大典&bull序錄&bull政典總序&bull屯戍》。
[297] 《元史》卷一〇一《兵志&bull站赤》。
[298] 同上。
[299]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300] 《元史》卷一二五《賽典赤贍思丁傳》。
[301] 《元史》卷一六七《張立道傳》。
[302] 參閱陳垣《元也裡可溫教考》。
[303] 《曆代名臣奏議》卷六六。
[304] 《元史》卷一三四《撒吉思傳》。
[305] 黃溍《黃金華集》卷二八《答祿乃蠻氏先茔碑》。
[306] 姚燧《牧庵集》卷二〇《宣撫使張公神道碑》。
[307] 《元史》卷一六三《張雄飛傳》。
[308] 《元史》卷八《世祖紀》。
[309] 《元文類》卷三六蔡文淵《農桑輯要序》。
[310] 王祯《農書》卷三《農桑通訣&bull鋤治篇第七》。
[311] 《元典章》卷二三《戶部》九。
[312] 《元史》卷六四《河渠志》。
[313] 《農桑輯要》王磐原序。
[314] 《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農桑》。
[315] 《元史》卷二三《武宗紀》。
[316] 王恽《秋澗大全集》卷三五《上世祖皇帝論政事書》。
[317] 陶宗儀《辍耕錄》卷五《朱張》。
[318]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
[319] 《元史》卷一七五《張珪傳》。
[320] 《元史》卷十五《世祖紀》。
[321] 王逢《梧溪集》卷三《黃道婆祠》。
[322] 徐一夔《始豐稿》卷二十三《織工對》。
[323] 《元史》卷一二〇《鎮海傳》，卷一二二《哈散納傳》。
[324] 《元史》卷一六七《張惠傳》。
[325] 王恽《秋澗大全集》卷五八《浙西道宣慰使行工部尚書孫公神道碑銘》。
[326] 《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
[327]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bull市舶》。
[328] 《元史》卷六《世祖紀》。
[329]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二《韓公神道碑銘》。
[330] 《元史》卷十五《世祖紀》。
[331] 《元史》卷二二《武宗紀》，卷二六《仁宗紀》，卷二七《英宗紀》。
[332] 《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傳》。
[333] 《元史》卷一七三《葉李傳》。
[334] 《曆代名臣奏議》卷六六《治道》趙天麟奏策。
[335] 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十七《張忠獻公神道碑》。
參考馮譯《馬可波羅行紀》。
[336] 《元史》卷一六八《陳天祥傳》。
[337] 程钜夫《雪樓集》卷八《何文正公神道碑》。
[338] 《元史紀事本末》卷一《江南群盜》。
[339] 《秋澗集》卷九二《論草寇鐘明亮事狀》。
[340] 《元史》卷二三《武宗紀》二。
[341] 至順《鎮江志》卷十一。
[342] 《道園學古錄》卷十一《建甯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343] 餘阙《青陽集》卷三《憲使董公均役記》。
[344] 危素《危太仆續集》卷九《書張承基傳後》。
[345] 《元史》卷二二《武宗紀》，《元史》卷二四《仁宗紀》。
[346] 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下《雜俎篇》。
[347] 同上。
[348] 元朝有兩個“至元”年号，一在世祖時，一在順帝時。
[349] 《元史》卷四十《順帝紀》。
[350] 《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351] 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
[352] 權衡《庚申外史》卷上。
[353] 《草木子》卷三上《克謹篇》。
[354] 朱元璋：《紀夢》，《全明文》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冊。
[355] 黃溥《閑中今古錄摘鈔》。
[356] 《辍耕錄》卷二八《刑賞失宜》。
[357] 《庚申外史》卷上。
[358] 《元史》卷一四一《察罕帖木兒傳》。
[359] 鄭麟趾《高麗史》卷三九《恭愍王世家》。
[360] 《元史》卷四五《順帝紀》。
[361] 《元史》卷一四二《答失八都魯傳》。
[362] 宋濂《宋學士文集&bull翰苑别集》卷九《陳府君墓志銘》。
[363]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八〇《回金正希館丈書》。
[364] 《罪惟錄》傳五《韓林兒傳贊》。
[365] 《庚申外史》卷下。
[366] 分見《明太祖實錄》卷六戊戌（即元至正十八年）二月，及卷十二癸卯（至正二十三年）二月。
[367] 《明太祖實錄》卷二一，吳元年十月。
[368] 舊來都把宋代的理學家體系歸納為“濂洛關閩”四字，亦即把周敦頤（湖南道州濂溪人）作為宋代理學的始祖，并謂二程均傳他之學。
今按，此說乃朱熹的《伊洛淵源錄》編造出來的，與史實并不相符。
不唯二程之學與周無關，周與北宋學術思想界中人也全無聯系。
他的著作隻應列人道家類而不應列入新儒家的理學類中，故此節未述及其人。
[369] 《嘉祐集》卷十一《上歐陽内翰書》。
[370] 《蘇東坡前集》卷二四《歐陽文忠公文集序》。
[371] 《栾城後集》卷二三《歐陽修神道碑》。
[372] 《臨川文集》卷七七《上人書》。
[373] 《蘇東坡續集》卷十一《上歐陽内翰書》。
[374] 《蘇東坡後集》卷一四《答謝民師書》。
[375] 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
[376] 胡寅《酒邊集後序》中評蘇詞語，見《斐然集》卷十九。
[377] 張端義《貴耳集》卷上。
[378] 劉辰翁《辛稼軒詞序》。
[379] 郎瑛《七修類稿》謂小說起于宋仁宗，仁宗令人每日采進一奇怪故事以自娛。
《古今小說&bull叙言》說宋高宗禅位後喜閱話本，宦官們四處去訪求先代奇迹和闾裡新聞，倩人敷衍進禦。
[380]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七，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記事。
[381] 苗耀《神麓記》，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三。
[382] 同上。
[383] 《東京夢華錄》卷七《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條。
[384] 《都城紀勝&bull瓦舍衆伎》。
[385] 《東京夢華錄》卷八《中元節》條。
[386]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八《元雜劇之淵源》。
[387] 《元史》卷一〇四、一〇五《刑法志》。
[388] 《錄鬼簿》中所載元劇作家，凡隻撰有小曲而無雜劇劇目存世的不計算在内。
[389] 司馬光《傳家集》卷六三《答範夢得書》。
[390] 南宋胡寅就認為《通鑒》“事備而義少”，并專為此而寫了《讀史管見》。
[391]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一《論三家山水》。
[392] 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七。
[393] 《圖畫見聞志》卷一《論黃徐體異》。
[394] 劉道醇《聖朝名畫評》。
[395] 《宣和畫譜&bull李伯時條》。
[396] 路振《九國志》卷二，吳臣《鄭瑤傳》。
[397] 許洞《虎钤經》卷六《火利第五十三》。
[398] 楊萬裡《誠齋集》卷四四《海鰌賦後序》。
[399] 《靖康要錄》卷十三，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十二日記事。
[400] 汪若海《麟書》記靖康元年冬金人圍攻開封時事。
[401] 趙與《辛巳泣蕲錄》。
[402] 《金史&bull赤盞合喜傳》。
[403] 《金史&bull蒲察官奴傳》。
[404] 《宋史&bull兵志》。
[405] 汪應辰《文定集》卷十《跋貞觀政要》。
[406] 《資治通鑒》卷二九一，《揮麈錄餘話》卷二《印行書籍自毋昭裔》。
[407] 同上。
[408] 《醫宗金鑒》等書都說，宋真宗時，王旦曾請到峨嵋山的神醫為其子種痘。
這一說乃是明清間人捏造的，中國之有種痘術，應為明代中葉事，宋代還沒有。
[409]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七《王伯善農書序》。
今本《農書》由《永樂大典》輯出，無此序。
[410] 參考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
[411] 《元史》卷二〇二《釋老·八思巴傳》。
[412] 參看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二五《宋祠祿之制》條。
[413] 參看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414] 參看陳垣《元也裡可溫教考》,《元也裡可溫教考》引《至順鎮江志》鎮江僑寓戶3845，也裡可溫有23口10515，也裡可溫有109亦即在167戶中有也裡可溫1戶，63人中有也裡可溫1人，可以看出也裡可溫人數的一個大概。
[415] 參看陳垣《回教入中國史略》，《東方雜志》第25卷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