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隋唐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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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退居次要地位。
閻立德和立本兄弟，都是初唐著名的人物故實畫家，現存閻立本的《曆代帝王圖卷》和《步辇圖》筆力剛健，線條有如屈鐵盤絲，他能以簡練的筆法傳達出人物的性格。
盛唐時期人物、山水卷軸畫興起，繪畫已經從宮廷、寺廟中走出來，成為文人士大夫抒情寫意的工具。
畫家也開始擺脫畫匠的身份，成為士大夫的一個組成部分。
吳道子年輕時做過畫工，玄宗招為内教博士，最擅長人物和寫意山水，被稱為畫聖。
他敢于大膽革新創造，在傳統畫法和從西域傳來的鐵線描之外，别創出一種圓潤的莼菜條（蘭葉描）。
他又吸取了梁代張僧繇和西域畫派的暈染法（凹凸法），而加以發展變化，于焦墨痕中别施彩色，微分淺深，使他的畫特别富有立體感。
吳道子作畫不但求其形似，且進而求其神似。
他畫人物則“虬須雲鬓，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294]；畫仙女則“竊眸欲語”[295]。
他先後在寺觀圖畫牆壁三百多間，其經變畫中的人物，奇形異狀，無一相同[296]。
盛唐、中唐之際的張萱和周昉都以畫仕女著名，他們通過描寫一些生活瑣事表現了當時貴族婦人優越、逸樂的寄生生活[297]。
張萱的《搗練圖》和《虢國夫人遊春圖》現有宋徽宗摹本。
周昉的《簪花仕女圖》是他現存作品中的代表作品。
山水畫在隋唐時期有了發展。
在現存的隋展子虔《遊春圖》中，人馬和山石樹木比例勻稱，近大遠小，合乎透視原則。
初唐、盛唐之際的李思訓以善畫金碧山水著稱，開工筆山水先聲。
他的畫貴族氣息很濃厚，藝術特點是描繪工細，設色絢麗，景物逼真。
他的兒子李昭道也善畫山水，“變父之勢，妙又過之”[298]。
吳道子對山水畫也有貢獻，他畫的怪石崩灘，“若可扪酌”[299]。
玄宗遣他在大同殿畫嘉陵江300裡山水，一日而就。
詩人王維首創水墨山水，以破墨法畫山水田園畫，宋人蘇轼說：“味摩诘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诘之畫，畫中有詩。
”[300] 唐代還有很多特具專長的畫家，如邊鸾善畫花鳥，曹霸、韓幹善畫馬，韓滉、戴嵩長于畫牛[301]。
莫高窟藝術 在敦煌莫高窟現存的480窟當中，隋窟95，唐窟213，幾乎占了全部的2/3。
唐代洞窟的規模很宏壯，石窟藝術的成就也很輝煌。
在洞窟的塑像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佛像，也有菩薩像和天王、力士像。
洞窟的四壁布滿了經變、佛傳或本生故事的輝煌絢麗的圖畫。
其中畫得最多的是西方淨土變，其次是東方藥師淨土變、彌勒淨土變、維摩變和法華經變等。
在西方淨土變的畫面中洋溢着歡樂的氣氛，這是唐代社會經濟繁榮和地主奢華生活的反映。
經變畫畫面的巨大，内容的紛繁和構圖的緊密，充分顯示出畫工們高超的設計才能，他們創作态度認真嚴肅，技巧手法也很純熟。
在描繪飛天時，他們隻用一個飛舞的姿勢和一條飄拂的長帶，就叫它們很自如地霞舉飛升在空中了。
從唐代的各種經變畫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樂舞和建築，還可以看到中華帝王和西域各族君長的形象。
在經變畫的周圍，還有許多故事畫。
裡面有耕地、收獲、飼養牲畜、伐木、射獵、拉纖等生産活動，也有角觝、百戲等藝術活動。
畫工們畫出統治階級的豪華生活，也生動地描繪了勞動人民勤勞勇敢的面貌，并表達了勞動人民的痛苦。
在甬道兩壁或經變下方，畫着供養人像。
這些像都盡态極妍，生意宛然，達到了我國古代人物畫的高度水平。
在藻井、龛頂、蓮座等處，都有豐富多彩、色彩絢麗的圖案畫。
隋代藻井上的圖案多由蓮花、飛天、小千佛等構成。
唐代圖案中應用得最廣泛的是卷草紋。
書法 隋代的書法家彙合前代碑版體的方嚴遒勁的風骨和書簡體的疏放妍妙的氣韻，創造出新的風格。
唐太宗喜好王羲之書法，他在為《晉書&bull王羲之傳》所寫的贊中從書法史角度指出：“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
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302]他極力搜求王羲之墨迹，共得王羲之真迹行草290紙，草書240紙。
他命拓書人馮承素等四人各拓《蘭亭序》數本。
歐陽詢（557&mdash641年）和虞世南（558&mdash638年）同是由陳入隋而終于唐初的大書法家。
歐陽詢以骨氣勁峭、法度嚴整為特色，代表作品有九成宮醴泉銘。
虞世南的書法“内含剛柔”，“姿榮秀出”[303]，孔子廟堂碑是他的代表作品。
褚遂良（596&mdash658年），綜合各家所長，又微參以隸書的筆法，别創一格，他的代表作品有三藏聖教序等。
盛唐的顔真卿（708&mdash784年），把篆書的中鋒和隸書的側鋒結合起來，運用到楷書上，使書法起了很大的變化。
用筆勻而藏鋒，内剛勁而外溫潤，字畫如棉裹鐵。
字的曲折處圓而有力，如折钗股。
他的書法氣勢雄渾，形體敦厚。
他的傳世作品較多，顔氏家廟碑、麻姑仙壇記、多寶塔碑等都是極著名的。
柳公權（778&mdash865年）的書法與顔真卿齊名。
他吸取了歐、顔二家之長，寫的字謹嚴而又有開闊疏朗的神緻，代表作品有李晟碑、玄秘塔等。
唐代草書也有很高成就。
孫過庭、張旭和懷素等都很著名。
樂舞 隋和唐初，宮廷樂舞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享時演奏的燕樂。
燕樂是宮廷宴會時演奏的，是宮廷禮樂的一部分。
隋炀帝定九部樂，唐太宗改為十部樂，有燕樂、清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高昌樂和康國樂。
其中燕樂和清樂是漢族的傳統音樂。
西涼樂是十六國時期在涼州一帶形成的，它融合了中原舊樂和龜茲樂，樂器有中原的鐘、磬、笙、箫，南方的法螺（貝）和西域的豎箜篌、橫笛等。
龜茲樂傳入内地後，其聲亦多變易。
它的15種樂器中有6種是鼓。
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
高宗以後，藝術家根據民族傳統，吸取了邊疆民族和鄰近國家樂舞的精華，創作了許多新的樂舞，逐漸形成了坐立二部伎，十部樂逐漸廢亡。
坐部伎舞隊規模較小，隻有3&mdash12人，樂隊在堂上坐着演奏。
立部伎舞隊規模很大，有60&mdash180人，樂隊站着演奏。
玄宗時，出現了以清樂為主，“雜用胡夷裡巷之曲”[304]，演奏新聲的法曲。
玄宗選坐部伎子弟和宮女數百人于梨園教習法曲，稱皇帝梨園弟子。
不僅是宮廷樂舞，民間樂舞也有了很大發展[305]，出現了一些著名的歌唱家、舞蹈家，還有沿街賣唱的歌者。
人們手牽着手，踏地為節，邊歌邊舞。
這種民間自娛形式的踏歌更是節慶活動乃至送别時不可缺少的節目。
隋唐舞蹈有軟舞和健舞之分。
軟舞有鳥夜啼、涼州、回波樂等；健舞有劍器、胡旋、胡騰等。
柘枝舞來自中亞的石國，本是健舞，經過長期的演變，逐漸接近軟舞。
唐代的樂曲，長的叫大曲，短的叫雜曲。
五七言詩都可以配在樂曲裡唱，新發展起來的詞就是依照樂曲的節拍而填制的。
唐代的大曲都是舞曲，每曲分12大段，結構很複雜。
參軍戲、踏搖娘、蘭陵王等具有故事情節的戲，在唐代仍舊流行，内容不斷豐富。
木偶戲也很流行，叫做窟礓子。
隋唐的雜技也很發達，除了在宮廷、城市表演，雜技藝人還巡村演出。
從唐人的壁畫中，我們可看到當時雜技表演的片斷。
五 科學技術 天文曆算 唐初王孝通的《緝古算經》，第一次運用了解三次方程式的方法來解決一些複雜的工程計算問題，是一部比較高深的數學著作。
高宗時，李淳風等人審定并注解了《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周髀算經》、《五經算術》、《緝古算經》、《綴術》十部算經。
十部算經由唐朝政府規定作為算學的教本。
隋代劉焯造皇極曆，吸取北齊張子信關于太陽視運動的不均勻性的成果而加以損益，他發明了等間距二次内插法，來推算每天的太陽視運動速度。
高宗時，李淳風造麟德曆，抛棄了以每月29日和30日相間排列的“平朔”，而采用按照太陽和月亮位置真正相合的時刻來定朔日的“定朔”。
唐玄宗命僧一行（683&mdash727年）主持改曆。
一行與梁令瓒合作，創制了能夠直接測量黃道坐标的黃道遊儀，用它測量了28宿距天球北極的度數，在世界上第一次發現了恒星位置變動的現象。
一行根據南北各地實測北極高度和冬至夏至日影短長的結果，推翻了過去“王畿千裡，影差一寸”的說法，證明影差和距離的比例并不固定。
他又根據在河南浚儀、扶溝、上蔡三地實際測量的結果，得出大率351裡80步（唐度，合現在的123.7公裡）而極差一度的結論，與現代值相對誤差11.8%。
這個數字雖不準确，但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地面實測子午線的長度。
一行的大衍曆在開元十五年作成。
一行比較正确地掌握了地球在繞太陽運行時速度變化的規律，提出了比較正确的“定氣”概念：在每兩個節氣之間，黃經差相同，而時間間距則不同。
由此，他還發明了不等間距二次内插法。
此外，在開元十三年，一行與梁令瓒合作，制成了以漏水轉動的渾天銅儀。
銅儀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也能運行。
儀體29轉有餘而日月會為1月，365轉而日周天為1年。
銅儀又有兩個木人，一個每刻一擊鼓，一個每辰一撞鐘。
這種既能表示天體運動，又能指示時間的儀器是後來天文鐘的前身。
醫學隋唐醫學在分科治療方面有新的發展。
當時已有體療（内科）、瘡腫（外科）、少小（小兒科）、耳目口齒科，還有針科和按摩科等。
有一些著名的醫學家寫出了很有價值的著作。
隋代巢元方等人撰寫的《諸病源候論》，共50卷，分67門，1720論，是一部研究病因、疾病分類、鑒别和診斷的巨著，對後代醫學影響很大。
隋代和唐初的孫思邈（581&mdash682年）以畢生精力貢獻于醫藥學。
他特别注意發揚我國古代醫師的優良傳統。
他認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踰于此。
”[306]他撰成《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内容豐富。
他還重視特效藥物的研究和藥物的采集方法，後人稱他為藥王。
玄宗時的王焘撰《外台秘要》40卷，分1104門，記錄單方6900多個，對前人成果“并采精英，铨其要妙”[307]。
唐高宗時，蘇敬等人受命重修《本草》，共53卷，稱《唐本草》。
《唐本草》記錄藥物844種，其中改正了陶宏景《本草經集注》裡錯誤記述的藥物400多種；在新增加的114種藥物中，有不少是從波斯和南海傳來的。
《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國家編定頒布的藥典。
建築 趙州安濟橋是現存世界最古的跨大弧平的單孔石拱橋。
這座橋由隋代匠師李春設計造成，全長約54米，跨距37.02米，券高7.23米。
在主券兩端的上方，各有兩個空腔小券，用以減輕橋身和橋基負重，增加過水面積。
這種造橋方法，在世界上是首創的。
隋、唐都城長安是經過隋代建築家宇文恺、高龍義和唐代建築家閻立德等設計建築的。
長安城建制嚴密，規模宏偉。
根據考古勘測結果，城東西長9550米，南北8470米，周圍約70裡[308]。
在分區、坊市、街道、綠化和水道等方面都有完整的規劃。
東西對稱的布局，棋盤式的街道，宮殿、衙署與坊市的分置，封閉式的裡坊和集中的市場，構成了長安和這一時期重要城市布局的特色。
長安宮城、興慶宮和外郭城北的大明宮，稱為三大内。
大明宮在唐高宗時建成。
它的正殿含元殿面闊11間，進深三間（59.2×16米），階基高出平地40餘尺[309]。
宮内的麟德殿分為前、中、後三殿，高低錯落，用重廊把大殿和左右的樓、亭連結在一起，結構複雜，規模宏壯，可以适應不同規模和性質的宮廷活動。
唐代的木構技術已經達到相當成熟的水平。
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建于建中三年（782年），佛光寺建于大中十一年（857年），是我國現存最古的木構建築物。
唐中葉以來，磚瓦建築在南方各城市逐漸推廣。
廣州、蘇州、洪州（今江西南昌）等地的竹木建築開始為瓦房所代替[310]。
成都、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的城牆開始包磚[311]。
印刷術 隋唐時候，文化繁榮，讀書識字的人增多，單靠抄寫書本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了，因此，就出現了雕版印刷術。
雕版印刷術在隋末唐初已經發明，唐初玄奘曾用來印刷佛像，但使用還很不普遍。
文宗大和九年（835年）馮宿《禁版印時憲書奏》說：“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于市。
每歲司天台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
”[312]雕印的曆書，在晚唐已廣泛流傳。
現存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鹹通九年（868年）王階印造的《金剛經》。
經券高約30厘米，長約5米，由7個印頁粘結而成。
卷首是一幅扉畫，後面是《金剛經》正文，畫和文字都刻得很精美。
刀法的純熟和印刷的清晰，足證當時的刻印技術已經很成熟。
現存的唐代印刷品實物還有乾符四年（877年）曆書和中和二年（882年）曆書等。
1953年在成都望江樓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龍池坊卞家印賣《陀羅尼經》，是國内現存的最早印本。
唐朝末年，印刷術已流行于東川、西川、淮南、江南、浙東、江西和東都等地。
出版的書有字書（如《玉篇》）、韻書（如《唐韻》）、曆書、佛經、咒本和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類的術數書。
成都是當時印刷業的一大中心，一些書肆大量出售雕版印刷的書籍[313]。
印刷術發明以後，從我國逐漸傳播到全世界。
印刷術的發明，是我國人民對世界文化的偉大貢獻。
第五節 唐代中國與亞洲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唐代中國和亞洲各國經濟文化的交流，進一步頻繁起來。
亞洲各國的商人、僧侶和學者不斷來到中國，聚集在長安、洛陽、廣州、揚州等大城市中。
當時中國成了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
當時中國與亞洲各國的交通比較發達。
陸路由今天的河西走廊經新疆至中亞、西亞和巴基斯坦、印度；由四川經西藏至尼泊爾、巴基斯坦和印度；由雲南至緬甸和印度；由河北經遼東至朝鮮。
海上交通的主要路線是從廣州通向越南、印度尼西亞、斯裡蘭卡、伊朗和阿拉伯。
唐朝中葉，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并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hellip&hellip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314]代宗時，每年來廣州的各國船隻達到四千餘艘。
唐朝末年，泉州成為一個重要的港口。
唐的商船也遠航馬來半島、阿曼灣和波斯灣一帶。
唐朝後期，由于中國水手掌握了季候風的規律，中日之間的海上交通也日益發達。
中國商船可以直航日本，新羅的船隻也時時往來于中國、朝鮮和日本之間。
唐代中國與朝鮮、日本的文化交往 隋唐時期，中國和朝鮮半島的關系更加密切了。
9世紀中葉，在今山東、蘇北沿海諸縣，有許多新羅坊，是新羅僑民聚居的地方。
僑居中國的新羅人民有的經營水運，有的務農力作，他們對中國東部沿海的經濟、文化發展，有所貢獻。
新羅商人的船隻來往于今山東、江蘇沿海之間，并常常航行到日本[315]。
在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前，新羅貴族就開始派遣他們的子弟來唐留學。
統一以後，更有大批留學生來唐。
開成五年（840年），新羅留學生和其他人員一次回國的就有105人。
有的新羅人在唐應科舉，考試及第。
其中如崔緻遠12歲入唐，18歲中進士，他的《桂苑筆耕集》，流傳到現在。
新羅國學裡，以儒家經典作為考試的項目。
新羅的士大夫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唐玄宗派使臣到新羅時，考慮到“新羅号君子國，知詩書”，特别挑選了經學家邢前去。
白居易的詩歌在新羅流傳很廣。
新羅人民在唐以前就已經利用漢字作為記事的工具。
到7世紀中葉，他們又創造出了“吏讀”，利用漢字字形作為音符，表示助詞、助動詞等，夾在漢文中間使用，以幫助閱讀漢文。
唐朝時期中國的天文、曆法和醫書傳入新羅，新羅的繪畫、雕塑和音樂也受到中國的影響。
現存慶州石窟庵的石佛和菩薩像，與唐的石刻造像，風格十分相近。
7世紀初，日本聖德太子兩次派遣小野妹子為遣隋使來中國，并開始派遣留學生和學問僧直接來隋學習中國文化。
唐朝初年，日本留學生高向玄理、南淵請安和學問僧僧旻先後回國。
他們大力介紹中國文化，對于中日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日本的養老令源出唐令，日本的平城京也是仿照長安城的設計修建的。
在唐代，日本前後共派遣了19次遣唐使，都挑選博通經史、娴習文藝和熟悉唐朝情況的人擔任。
遣唐使的随行人員中還有一些醫師、陰陽師、樂師等，是為了進一步深造和求解疑難而被派來中國的。
最近，在西安發現了一方《井真成墓志》，這是首次發現的在唐日本留學生的墓志。
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帶來彩帛、香藥、珍寶等，帶回樂器、書籍、經卷、佛像等。
留學生吉備真備把中國在科學上取得的新成就介紹到日本。
學問僧空海帶回大批真言宗（密宗）的經典，在日本建立了真言宗。
空海編寫的《文鏡秘府論》和《篆隸萬象名義》是關于中國文學批評和文字學的重要著作，對中日文化交流很有貢獻。
唐人的文集，在9世紀後大量輸入日本，白居易的詩歌尤其受到日本人的喜愛。
日本人還利用草體漢字表示聲音，創造了平假名；利用楷體漢字偏旁表示聲音，創造了片假名；這種字母一直沿用到今天。
日本正倉院現存的文具、衣飾、屏風、樂器等唐代文物，是唐代中國和日本廣泛進行文化交流的最好見證。
去日本的唐朝僧人鑒真對中日文化交流也有很大貢獻。
鑒真（688&mdash763年），姓淳于，揚州人。
他在十多年中，經過六次努力，才實現渡海的願望，于天寶十三載（754年）到達日本。
這時他已雙目失明，年近七旬了。
鑒真把戒律傳到日本，同時還把佛寺建築、佛像雕塑的藝術介紹過去。
日本現存的唐招提寺及盧舍那佛，就是鑒真及其弟子在天平寶字三年（759年）創建的。
鑒真精通醫學，尤精本草學，他以鼻嗅辨正日本藥物的真僞，對日本醫藥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唐代中國與南亞各國的文化交往 隋唐時期，中國和尼婆羅（今尼泊爾）、天竺（今印度）、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臘（今柬埔寨）、诃陵（今印度尼西亞的爪哇）、骠國（今緬甸卑謬一帶）、師子國（今斯裡蘭卡）等國建立了聯系。
許多中國僧人到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國求經禮佛，其中玄奘和義淨對中國與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文化的溝通，貢獻最為突出。
玄奘（596&mdash664年）姓陳，河南缑氏（今偃師南）人。
貞觀初年，他從長安出發西行，抱着“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316]的決心，在高昌王麴文泰的幫助下，戰勝了沿途流沙雪山、嚴寒酷暑等種種障礙，經過現在我國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亞地區和阿富汗，終于到達了巴基斯坦和印度。
他在今巴基斯坦、尼泊爾和印度北部遊學了三年，随後來到當時印度的佛教學術中心那爛陀寺（今伽雅城西北），學習《瑜伽師地論》。
在那爛陀寺刻苦學習了五年以後，玄奘繼續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地巡禮求學。
經過五六個年頭，又回到那爛陀寺，在那裡主講《攝大乘論》，發表了重要的論文《會宗論》，并在辯論中駁倒了他的論敵。
642年，戒日王為玄奘在曲女城（今印度卡諾吉城）舉行了一次佛教經學辯論大會，有五印度十八國國王和各派僧人數千人參加。
在大會上玄奘獲得了很高的榮譽。
玄奘從印度取回佛教經典657部，于貞觀十九年（645年）正月回到長安。
他在長安組織專門機構翻譯佛經。
根據他在旅行中的豐富見聞寫成的《大唐西域記》一書，記載了我國新疆以及中亞地區、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和斯裡蘭卡境内的138個古國的山川、物産、風俗、宗教和政治經濟情況，是研究這些地區和國家7世紀中葉曆史的重要文獻。
玄奘啟程返國後不久，戒日王的使臣就來到了長安。
唐太宗與戒日王互通使節。
太宗、高宗時期，唐使王玄策曾三次出使天竺和尼婆羅，訪問了許多地方。
義淨（635&mdash713年）姓張，範陽人。
他于高宗鹹亨二年（671年）從廣州乘船出國，在那爛陀寺學習了十年，又到室利佛誓、末羅瑜（均在今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繼續搜求和抄寫佛經。
證聖元年（695年）義淨回到洛陽，取回的經、律、論約有400部。
義淨寫的《南海寄歸内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介紹了當時南亞一些國家的佛教和生活、文化方面的情況，記載了當時去印度的中國僧人的經曆。
印度來唐參加譯經的僧人，見于記載的先後有二十餘人。
有一些僧人通醫學、善治眼病。
印度的天文學者在長安司天台中擔任職務，參加曆書的制訂工作，并翻譯了印度九執曆。
他們對中印文化交流，也起了促進作用。
印度梵文傳入中國後，促進了漢語音韻的研究。
隋代出現了《切韻》，唐代也有許多研究音韻的書。
僧守溫還仿拟梵文字母的體系，擇定了漢語的30個字母[317]。
德宗貞元十八年（802年），骠國的王子率領樂隊來到長安，《新唐書&bull骠國傳》詳細地記載了骠國樂的曲名和所用的樂器。
唐代中國與中亞、西亞、北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唐與中亞的康國、石國、安國等昭武諸國和西亞的波斯交往頻繁，不斷互通使節。
永徽二年（651年）唐與大食建立了聯系。
拂菻（東羅馬帝國）的使臣也曾幾次來唐。
許多波斯、阿拉伯和中亞的商人在中國定居下來，有的經營珠寶、香藥，買賣絲綢，放高利貸，也有的開店出售胡餅、畢羅和波斯名酒三勒漿。
還有許多商人來往于中國和亞洲各國之間，販運商品，進行貿易。
據開元時慧超記載，當時波斯人泛海直至廣州，“取绫絹絲綿之類”[318]。
在兩河流域和埃及的開羅附近，發現了唐代的青白瓷器。
近年在新疆還發現了公元7世紀的商人窖藏，有波斯和阿拉伯銀币947枚，金條13根。
751年怛邏斯戰役中，高仙芝軍為大食所敗，中國的戰俘把造紙法輸入撒馬爾罕。
從那以後，許多地方都造起紙來。
此後，造紙術又由中亞傳入阿拉伯國家。
中國的绫錦紡織技術也傳入阿拉伯國家，大食首都就有中國的紡織工匠[319]。
中國的陶瓷制造技術、煉丹術和硝，也在唐代傳去。
中亞石國和康國的胡騰舞、胡旋舞和柘枝舞傳到長安，中亞的音樂在長安也很流行。
*** [1] 《冊府元龜》卷四八七《賦稅》:“（開皇）二年，頒新令。
” [2] 《北史》卷一一《隋本紀》。
[3] 據唐制，18歲以上的中男，須服雜徭，雜徭有時也成為沉重的負擔。
[4] 《隋書》卷六八〇：“及頒新令，制人五家為保，保有長。
保五為闾，闾四為族，皆有正。
畿外置裡正，比闾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
” [5] 《通典》卷七《丁中》。
[6] 《隋書》卷二《高祖紀》。
[7] 《隋書》卷四二《李德林傳》。
[8]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9]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101頁。
[10] 《大業雜記》，《指海》本，下同。
[11] 《舊唐書》卷六七《李傳》。
[12] 《大業雜記》。
[13] 《隋書》卷三《炀帝紀》。
[14] 到唐朝的時候，台灣和大陸的關系繼續發展，韓愈和柳宗元在列舉海外貿易時，都提到流求。
詩人施肩吾有詩叙述澎湖人民的生活。
台灣還發現了唐宋時代的瓦瓶和古錢等器物。
[15] 《隋書》卷八一《流求傳》。
[16] 《隋書》卷四○《王誼傳》。
[17]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18] 《資治通鑒》卷一八一，大業七年。
[19]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20] 《唐律疏議》卷四《名例四》。
[21] 《唐律疏議》卷一六《擅興律》揀點衛士、征人條。
[22]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阿斯塔那100号墓文書》，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21&mdash227頁。
[23] 《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刑部》。
[24] 根據曆史記載，唐律共500條，此處系根據現存唐律律條計算。
[25] 《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刑部》。
[26] 《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刑部》。
[27] 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中華書局，1989年。
[28] 《貞觀政要》卷二《直谏篇》。
[29] 以今河北、河南，山東三省為準。
據《隋書》及《舊唐書·地理志》有關材料統計。
[30] 唐天寶三年以前的制度，男年16歲為中男，21歲為丁男，60歲為老男。
癡啞、侏儒、腰脊折、一肢廢等為廢疾，癫狂、兩肢廢、兩目盲等為笃疾。
[31] 《通典》卷二《食貨二·田制下》。
[32] 《唐律疏議》卷一三《戶婚律》占田過限條。
[33] 宋家钰《唐朝戶籍法與均田制研究》第八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34] 隋炀帝除婦人、部曲、奴婢之課，大約同時也廢除了他們受田的制度。
在隋炀帝以前，一夫一婦的應受田為140畝，隋炀帝廢除婦人受田的制度，自後改為一丁受田百畝。
[35] 《唐律疏議》卷一三《戶婚律》差科賦役違法條。
[36] 《資治通鑒》卷一九二，武德九年十月。
《貞觀政要》卷一《論君道》、《論政體》，卷四《論教戒太子諸王》等。
[37] 《貞觀政要》卷一《政體》 [38] 《貞觀政要》卷七《崇儒學》。
[39] 《貞觀政要》卷五《公平》。
[40] 《資治通鑒》卷一九二。
[41] 《貞觀政要》卷五《公平》。
[42] 《舊唐書》卷一八五上《陳君賓傳》。
[43] 《唐會要》卷一〇〇《雜錄》。
[44] 《資治通鑒》卷一九八，貞觀二十年九月。
[45] 《新唐書》卷九十三《李傳》。
[46] 《新唐書》卷九十五《高儉傳》。
[47] 《資治通鑒》卷二〇〇，顯慶四年；卷二〇一，龍朔三年、麟德元年。
[48] 據《舊唐書》卷四《高宗紀》。
《資治通鑒》誤系于顯慶二年。
[49] 《新唐書》卷七十六《則天武皇後傳》。
[50] 《唐大诏令集》卷三《改元光宅诏》。
[51] 調露元年（679年）唐平定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的反叛後，唐于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以西托克瑪克城附近）築城設鎮，取代焉耆。
[52] 《舊唐書》卷八九《狄仁傑傳》。
[53] 《陳子昂集》卷八《上蜀川安危事》。
[54] 《舊唐書》卷八八《韋嗣立傳》，卷一〇一《辛替否傳》。
[55] 《舊唐書》卷一〇一《辛替否傳》。
[56] 《舊唐書》卷一〇六《王琚傳》。
[57] 《新唐書&bull選舉志下》，《冊府元龜》卷六三五《铨選部&bull考課一》。
[58] 《齊民要術》卷一《耕田》。
[59] 《太平廣記》卷二五〇《鄧玄挺》。
[60] 《元次山集》卷七《問進士第三》。
[61] 同上。
[62] 《通典》卷一二《輕重》。
[63] 《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太府卿條，《通典》卷六《賦稅下》。
[64] 《唐語林》卷四《賢媛篇》明皇柳婕妤條。
[65] 陸羽《茶經》卷中《盌》，《陶說》卷二《古窯考》，《舊唐書》卷一〇五《韋堅傳》。
[66]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100&mdash101頁。
[67]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99頁。
[68] 本段據《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右藏署令條，《舊唐書》卷一〇五《韋堅傳》，《元和郡縣志》相關卷，《通典》卷六《賦稅下》。
[69] 據《通典》卷六《賦稅下》天寶計賬計算。
[70] 《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員外郎》條，《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八《停修大明宮诏》。
[71] 《唐六典》卷六《都官郎中員外郎》條，參《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少府監條。
[72] 《資治通鑒》卷二〇三，光宅元年九月。
[73] 《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員外郎》條。
[74] 《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監》凡諸州匠人長上條，《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少府監》和《将作監》，《鳴沙石室古佚書初編·水部式》。
[75] 《長安志》卷七唐京城條所記“郭中南北十四街”，意思是從南數到北，共有十四條大街。
這些街就是今天說的東西大街。
同條所記“東西十一街”意同，也就是今天說的南北大街。
[76] 《長安志》卷八《東市》。
[77] 《唐律疏議》卷八《衛禁律》越州鎮戍等城垣條，《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兩京諸市署》。
[78] 《周禮注疏》卷一五《肆長》條賈公彥疏：“此肆長謂一肆立一長，使之檢校一肆之事，若今行頭者也。
” [79] 《太平廣記》卷四九五《鄒鳳熾》條。
[80] 《通典》卷七《曆代盛衰戶口》。
[81] 《舊唐書》卷九四《崔融傳》。
[82] 隋開皇中均田，狹鄉每丁隻有20畝；唐貞觀時，靈口每丁有田30畝。
唐儲光羲詩：“種黍三十畝。
”這是當時地狹人稠地區的一般情況。
[83] 據《通典》卷六《天寶計賬》中地稅數，可知當時唐政府所掌握的實際墾田數為620萬頃。
當時唐政府所掌握的戶數為890餘萬，平均每戶約得70畝。
[84] 《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通典》卷七《曆代盛衰戶口》，李翺《李文公集》卷三《平賦書》。
[85] 《唐大诏令集》卷八二《申理冤屈制》。
[86] 《舊唐書》卷一〇〇《畢構傳》。
[87] 《唐大诏令集》卷八二《申理冤屈制》。
[88] 《陳子昂集》卷八《上軍國利害事·人機》，參《資治通鑒》卷二〇三，垂拱元年。
[89] 《陳子昂集》卷八《上蜀川安危事》。
[90] 《唐會要》卷四十九《像》。
[91]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〇《誡勵風俗敕》。
[92]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置勸農使安撫戶口诏》。
[93]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四《處分朝集使敕之五》，《冊府元龜》卷一〇五《惠民》開元二十年二月辛卯制。
[94] 《冊府元龜》卷四九五《田制》天寶十一載诏。
[95] 《通典》卷二《田制下》原注。
[96] 據杜佑估計。
見《通典》卷七《丁中》及原注。
[97] 《舊唐書》卷一八五上《王方翼傳》，《陳子昂集》卷五《梓州射洪縣武東山故居士陳君碑》。
[98] 《通典》卷七《曆代盛衰戶口》。
[99] 《唐六典》卷三《尚書戶部》凡天下諸州稅錢各有準常條。
[100] 《通典》卷六《賦稅下》，《全唐文》卷二五玄宗《安養百姓及諸改革制》。
[101] 據《通典》卷六《賦稅下》天寶計賬計算。
[102] 《舊唐書》卷八四《劉仁軌傳》，《新唐書》卷一二三《李峤傳》，《玉海》卷一三八引《邺侯家傳》。
[103] 《舊唐書》卷一〇一《辛替否傳》。
[104] 《唐會要》卷七二《府兵》，《新唐書》卷五〇《兵志》。
[105] 《通典》卷三二《都督》原注：“初，節度與采訪各置一人，天寶中，始一人兼領之。
” [106] 《資治通鑒》卷二一六，天寶八年二月。
[107] 《通典》卷六《賦稅下》。
[108] 《唐會要》卷七二《軍雜錄》。
[109] 《舊唐書》卷一〇六《楊國忠傳》。
[110] 《資治通鑒》卷二一六，天寶十年。
[111] 《南诏德化碑》。
[112] 《唐會要》卷九四《吐谷渾》。
[113] 突厥文《阙特勤碑》，見《突厥集史》卷一六，第880頁。
[114] 《舊唐書》卷六八《張公謹傳》。
[115] 《通典》卷一九八《突厥中》。
[116] 《張曲江文集》卷一一《敕突厥苾伽可汗書》、《敕突厥可汗書》。
[117] 《冊府元龜》卷九七九《外臣部和親門》。
[118] 《資治通鑒》卷二一三，開元十五年。
[119] 回鹘即回纥，貞元五年(789年)更名回鹘。
回鹘盛時轄地甚廣，有一部分在我國境内。
回鹘人又是後來我國天山以南地區的維吾爾族的主要祖源。
[120] 《舊唐書》卷一九五《回纥傳》。
[121] 《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鹘傳》，參《唐會要》卷九八《回纥》。
[122] 《舊唐書》卷一九五《回纥傳》。
[123] 《舊唐書》卷一九四下《西突厥傳》。
[124] 唐在西突厥舊境設置的府州，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境内的有匐延都督府（以處木昆部置，在塔城一帶）、鹽泊州都督府（以胡祿屋阙部置，在烏蘇一帶）、雙河都督府（以攝舍提暾部置，在博爾塔拉河流域）、鷹娑都督府（以鼠尼施處半部置，在裕勒都斯河流域）、輪台州都督府（烏魯木齊一帶）、金滿州都督府（以處月部置，在吉木薩爾一帶）、憑洛州都督府（烏魯木齊東北）、沙陀州都督府（巴裡坤一帶）以及金附、陰山、大漠、玄池四州都督府（俱以葛邏祿部置，在額爾齊斯河、烏倫古河流域）等。
[125]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103頁。
[126] 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第36頁，第45&mdash46頁。
[127] 參考《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102頁。
[128] 《隋書》卷一五《音樂志》。
[129] 《新唐書》卷二一、二二《禮樂志》。
[130] 《新唐書》卷二一六上《吐蕃傳》。
[131] 王忠《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第18頁。
[132] 同上書，第4頁。
[133] 同上書，第7&mdash8頁。
[134] 《通典》卷一九〇《大羊同》。
[135] 《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第10、19&mdash20頁。
[136] 《文物》1960年第六期，王毅《西藏文物見聞記》。
[137] 《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第55、59頁，《資治通鑒》卷二○五，萬歲通天元年。
[138] 安史之亂後，吐蕃貴族攻下了安樂州，吐谷渾的殘部再度遷徙到朔方、河東一帶。
[139] 樊綽《蠻書》卷四《名類》。
[140] 《蠻書》卷四《名類》，卷五《六臉》。
[141] 《遼史》卷二《太祖紀贊》。
[142]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契丹傳》。
[143] 《遼史》卷二《太祖紀贊》。
[144] 《遼史》卷七三《蕭敵魯傳》。
自蕭敵魯五世祖胡母裡起，世為決獄官，其時約當八九世紀之交。
決獄官即阻午可汗或略後所置。
[145] 《遼史》卷三二《營衛志上》，卷三四《兵衛志》。
[146] 《通典》卷七《曆代盛衰戶口》，按《通典》原文有誤，此處是核算後改正的數字。
[147] 《新唐書》卷一四五《楊炎傳》。
[148] 《通典》卷七《食貨七&bull丁中》。
[149] 《唐會要》卷八三《租稅上》大曆四年敕。
[150] 《舊唐書》卷一一八，《新唐書》卷一四五《楊炎傳》。
[151] 《新唐書》卷一四九《劉晏傳》。
[152] 同上。
[153] 《唐會要》卷八五《逃戶》寶應元年敕。
[154] 《新唐書》卷一四五及《舊唐書》卷一一八《楊炎傳》，《唐會要》卷八三《租稅上》建中元年正月赦文，參《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每至定戶之際”下數語。
[155] 李翺《李文公集》卷三《進士策問第一道》。
[156] 《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
[157] 《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
[158] 《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稅法》。
[159] 《唐會要》卷八四，元和十五年。
[160] 《舊唐書》卷一二〇《郭子儀傳》，卷一二三《劉晏傳》。
[161] 《元次山集》卷十《請省官狀》。
[162] 《全唐文》卷四三〇李翰《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
[163] 《全唐文》卷六八九符載《鄧州刺史廳壁記》。
[164] 《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
[165] 《韓昌黎集》卷二五《韋公墓志銘》。
[166] 《白香山集》卷六一《河南元公墓志銘》。
[167] 《全唐文》卷三一四李華《潤州丹陽縣複練塘頌》，李翺《李文公集》卷十二《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168] 《權載之文集》卷四七《論江淮水災上疏》。
[169] 《唐大诏令集》卷七二《乾符二年南郊赦》。
[170] 《元和郡縣志》卷二八《饒州浮梁縣》：“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餘萬貫。
”七百萬馱，其數過大，疑有訛誤。
浮梁茶業最盛，參白居易《琵琶行》及李肇《唐國史補》。
[171] 《全唐文》卷八〇二張途《祁門縣新修阊門溪記》。
[172] 《元和郡縣志》卷二五《湖州長城縣》。
[173] 《元和郡縣志》卷三二《雅州嚴道縣》，《唐國史補》下。
[174] 《呂和叔文集》卷六《京兆韋府君神道碑》。
[175] 《全唐文》卷五三〇顧況《韓公行狀》。
亳州治谯。
[176] 《元和郡縣志》卷二六《越州》，參白居易《新樂府&bull缭绫》。
[177] 《元和郡縣志》卷二八《宣州》，參白居易《新樂府&bull紅線毯》。
[178] 《劉夢得文集》卷一四《答饒州元使君》。
[179] 《唐國史補》下。
[180]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100頁。
[181] 《唐國史補》下。
[182]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101頁。
[183] 《容齋随筆》卷九《唐揚州之盛》，參《全唐文》卷七四四盧求《成都記序》。
[184] 《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
[185] 《元和郡縣志》，《全唐文》卷五一九梁肅《吳縣令廳壁記》。
[186] 杜牧《樊川文集》卷十《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187] 《全唐文》卷三一六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
[188] 《舊唐書》卷一四六《杜亞傳》。
[189] 《全唐詩》王建四《寄汴州令狐相公》，五《夜看揚州市》；《唐會要》卷八六《市》開成五年。
[190] 《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191] 《唐會要》卷七一《州縣改置下&bull河北道德州歸化縣》。
開元乃貞元之誤。
[192] 《劉夢得文集》卷二。
[193] 白居易《新樂府&bull鹽商婦》；《劉夢得文集》卷二《賈客詞》，《外集》卷八《夜聞船中筝》。
[194] 《太平廣記》卷四九九《郭使君》。
[195] 《樊川文集》卷五《戰論》。
[196] 牙兵即衙兵，是節度使的親兵，初，河北各鎮節度使選軍中強健者，豐給厚賜，以自衛；後來，他們父子相襲，親黨磐結，便形成為一個特殊的軍人集團，節度使的廢立，往往由他們決定。
[197] 《通典》卷六《賦稅下》。
[198] 《舊唐書》卷一七一《李渤傳》。
[199] 《唐會要》卷八八《鹽鐵》元和十五年九月條，長慶元年三月敕條；《唐大诏令集》卷七〇《長慶元年正月南郊改元赦》。
[200] 《舊唐書》卷一八四《李輔國傳》。
唐宮中習稱皇帝為大家。
[201] 《舊唐書》卷一七六《李宗闵傳》。
[202] 《舊唐書》卷一七六《楊虞卿傳》。
[203] 《舊唐書》卷一八《武宗紀》。
[204] 《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205] 《元氏長慶集》卷三八《同州奏均田》。
[206] 《全唐文》卷七八武宗《加尊号赦文》、《加尊号後郊天赦文》。
兩稅法原定“戶無主客，以現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
但不久寄住衣冠戶就又可以享收輸稅全輕和免除差役的權利。
[207] 《全唐文》卷八六六楊夔《複宮阙後上執政書》。
[208] 《全唐文》卷八〇四劉允章《直谏書》。
[209] 《全唐文》卷八二宣宗《受尊号赦文》。
[210] 《舊唐書》卷一六七《宋申錫傳》。
[211] 《舊唐書》卷十八下《宣宗紀》大中五年。
《全唐文》卷八三懿宗《勾并年終賦租委禦史郎官論奏制》。
[212] 《全唐文》卷七一五韋處厚《駁張平叔粜鹽法議》。
[213] 《舊唐書》卷一九〇下《劉傳》。
[214] 《舊唐書》卷十八下《宣宗紀》會昌六年；《唐孫樵集》卷三《書何易于》。
[215] 《全唐文》卷七八武宗《加尊号後郊天赦文》。
[216] 《全唐文》卷七八武宗《加尊号赦文》，卷八一宣宗《禁加徵熟田敕》。
[217] 《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
[218] 《全唐文》卷六六穆宗《南郊改元德音》，《唐大诏令集》卷七〇《寶曆元年正月南郊赦》。
[219] 《唐會要》卷八四《租稅下》大中四年正月制，《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
[220] 《全唐文》卷七八武宗《加尊号後郊天赦文》，《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221] 《新唐書》卷二二五《黃巢傳》。
[222] 《資治通鑒》卷二五四，廣明元年十二月。
[223] 《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第88頁、第116頁。
[224] 《唐國史補》下。
[225] 《文物》1959年第七期《跋唐蕃會盟碑》。
[226] 《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第146&mdash149頁。
[227] 《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第157頁。
[228] 《蠻書》卷五《六》，卷六《城鎮》。
[229] 《蠻書》卷五《六》。
[230] 《蠻書》卷九《南蠻條教》。
[231] 《新唐書》卷二二二上《南诏傳》。
[232] 《蠻書》卷六《城鎮》，卷七《雲南管内物産》。
新傳“人歲輸米二鬥”系六即六诏本部征稅之制；《蠻書》所載“其餘悉輸官”，明言“悉被城鎮蠻将差蠻官遍令監守催促”，乃城鎮即節度使管下對被征服民族剝削之制。
[233] 《蠻書》卷六《城鎮》雲南城條，參卷五《六》陽苴城條，白崖城條。
[234] 《資治通鑒》卷二五三，廣明元年。
[235]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奚傳》。
[236] 《遼史》卷二《太祖紀贊》，卷五九《食貨志》。
[237] 參看《曆史研究》1964年第5&mdash6期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組織和國家的産生》。
[238] 《新唐書》卷二一九《渤海傳》。
唐人習稱渤海國為渤海靺鞨，《冊府元龜·外臣部》各卷均以渤海靺鞨為稱，《舊唐書》卷一九九下亦以渤海靺鞨為傳題。
[239]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102頁。
[240] 《冊府元龜》卷九九九《外臣部互市門》，《冊府元龜》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貢門》。
[241] 《杜陽雜編》下。
[242] 《遼史》卷六〇《食貨志》下有“太祖始并室韋，其地産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的記載，但史學工作者多認為室韋指室韋山，即今鞍山之千山，實不在室韋諸部境内，詳陳述《契丹社會經濟史稿》第42頁。
[243] 《隋書》卷八四《室韋傳》。
[244]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室韋傳》。
[245] 《魏書》卷一百《室韋傳》。
[246] 《全唐文》卷九〇七玄奘《謝高昌王送沙彌及國書绫絹等啟》。
[247]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釋教在道教之上制》，《全唐文》卷九七《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248]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四。
[249] 湛然《金剛錍》。
[250] 宗密《原人論》。
[251] 《舊唐書》卷一八三《薛懷義傳》；陳寅恪《武曌與佛教》，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252] 道綽《安樂集》卷上。
[253] 善導集記《觀念阿彌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門》。
[254] 《資治通鑒》卷一七五，太建十三年。
[255] 《舊唐書》卷一〇一《辛替否傳》，參《新唐書》卷一二三《李峤傳》。
[256] 《資治通鑒》卷二二四，大曆二年六月丁卯條。
[257]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拆寺制》。
唐朝寺院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
[258] 《全唐文》卷七八八李節《餞潭州疏言禅師詣太原求藏經詩序》。
[259]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
[260] 《唐會要》卷四九《僧道立位》。
[261]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作文中子，誤。
[262] 《舊唐書》卷七九《傅奕傳》。
[263] 《舊唐書》卷七九《呂才傳》。
[264] 《隋書》卷七十五《儒林傳序》。
[265] 陳寅恪《論韓愈》，見《金明稿叢稿初編》。
[266] 《韓昌黎集》卷十一《原性》。
[267] 《韓昌黎集》卷十一《原道》。
[268] 《柳河東集》卷十四《天對》。
[269] 《柳河東集》卷一《貞符》。
[270] 《柳河東集》卷三《封建論》。
[271] 《劉夢得文集》卷十二《天論》。
[272] 《隋書》卷二《高祖紀》開皇十三年。
[273] 《舊唐書》卷一〇二《劉子玄傳》。
[274] 《史通》卷十八《雜說下》。
[275] 《史通》卷七《直書》。
[276] 《史通》卷五《采撰》，卷十《雜述》，卷十八《雜說下》。
《史通》卷七《鑒識》，參《探赜》。
[277] 《舊唐書》卷二十六《禮儀志六》大和六年太常博士顧德章議中所引《定開元六典敕》。
[278] 杜佑《通典》卷一。
[279] 《舊唐書》卷一三八《賈耽傳》。
[280] 《全唐詩》陳子昂《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
[281] 《全唐詩》高适《苦雨寄房四昆季》，《自淇涉黃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東平路中遇大水》等。
[282] 《全唐詩》杜甫十二《戲為六絕句》。
[283] 《元氏長慶集》五六《杜子美墓志銘》。
[284] 《全唐詩》杜甫七《寫懷二首》之一。
[285] 《全唐詩》白居易《傷唐衢二首》之二。
[286] 《韓昌黎集》卷十六《答陳生書》。
[287] 《柳河東集》卷三四《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288] 《韓昌黎集》卷十六《答李翊書》，《韓昌黎集》卷三四《南陽樊紹述墓志銘》，《韓昌黎集》卷十五《上襄陽于相公書》。
[289] 《新建設》1961年第六期湯用彤《康複劄記》四則之三《何謂俗講》。
[290] 段安節《樂府雜錄》文叙子條。
文叙，據《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開成六年正月九日作文淑。
[291] 趙璘《因話錄》四。
[292] 《才調集》八。
[293] 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
[294] 《曆代名畫記》卷二《論顧陸張吳用筆》。
[295] 段成式《寺塔記》卷上常樂坊趙景公寺條。
[296]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
[297] 《宣和畫譜》卷五《人物》張萱條，卷六《人物》周昉條。
[298] 《曆代名畫記》卷九李思訓子昭道條。
[299] 《曆代名畫記》卷一《論畫山水樹石》。
[300] 《東坡題跋》卷五《書摩诘藍田煙雨圖》。
[301] 《曆代名畫記》卷九曹霸條，韓幹條；卷十邊鸾條，韓混條，戴嵩條。
參朱景玄《唐朝名畫錄》。
[302] 《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
[303] 《張氏法書要錄》卷八張懷瑾《書斷》。
[304] 《舊唐書》卷三十《音樂志》。
[305] 參見王克芬《中國舞蹈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306] 《千金要方序》。
[307] 《外台秘要序》。
[308]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95頁。
[309]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97頁，《唐長安大明宮》三（一）。
[310] 《新唐書》卷一二四《宋璟傳》，卷一六一《王仲舒傳》，《韓昌黎集》二五《韋公墓志銘》。
[311] 《舊唐書》卷一八二《高骈傳》，《新唐書》卷一七四《牛僧孺傳》。
[312] 《全唐文》卷六二四。
參《舊唐書》卷十七下《文宗紀》及卷一六八《馮宿傳》。
[313] 《愛日齋叢鈔》卷一。
[314] 《唐大和尚東征傳》。
這裡的波斯，一般認為是蘇門答臘島北岸的Pasé。
[315]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卷二。
[316]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317] 守溫制定30字母，其後經宋人修訂為36字母。
參《東方雜志》第三十一卷第十四期，羅常培《中國音韻學的外來影響》。
[318]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
[319] 《通典》卷一九三《大秦》。
閻立德和立本兄弟，都是初唐著名的人物故實畫家，現存閻立本的《曆代帝王圖卷》和《步辇圖》筆力剛健，線條有如屈鐵盤絲，他能以簡練的筆法傳達出人物的性格。
盛唐時期人物、山水卷軸畫興起，繪畫已經從宮廷、寺廟中走出來，成為文人士大夫抒情寫意的工具。
畫家也開始擺脫畫匠的身份，成為士大夫的一個組成部分。
吳道子年輕時做過畫工，玄宗招為内教博士，最擅長人物和寫意山水，被稱為畫聖。
他敢于大膽革新創造，在傳統畫法和從西域傳來的鐵線描之外，别創出一種圓潤的莼菜條（蘭葉描）。
他又吸取了梁代張僧繇和西域畫派的暈染法（凹凸法），而加以發展變化，于焦墨痕中别施彩色，微分淺深，使他的畫特别富有立體感。
吳道子作畫不但求其形似，且進而求其神似。
他畫人物則“虬須雲鬓，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294]；畫仙女則“竊眸欲語”[295]。
他先後在寺觀圖畫牆壁三百多間，其經變畫中的人物，奇形異狀，無一相同[296]。
盛唐、中唐之際的張萱和周昉都以畫仕女著名，他們通過描寫一些生活瑣事表現了當時貴族婦人優越、逸樂的寄生生活[297]。
張萱的《搗練圖》和《虢國夫人遊春圖》現有宋徽宗摹本。
周昉的《簪花仕女圖》是他現存作品中的代表作品。
山水畫在隋唐時期有了發展。
在現存的隋展子虔《遊春圖》中，人馬和山石樹木比例勻稱，近大遠小，合乎透視原則。
初唐、盛唐之際的李思訓以善畫金碧山水著稱，開工筆山水先聲。
他的畫貴族氣息很濃厚，藝術特點是描繪工細，設色絢麗，景物逼真。
他的兒子李昭道也善畫山水，“變父之勢，妙又過之”[298]。
吳道子對山水畫也有貢獻，他畫的怪石崩灘，“若可扪酌”[299]。
玄宗遣他在大同殿畫嘉陵江300裡山水，一日而就。
詩人王維首創水墨山水，以破墨法畫山水田園畫，宋人蘇轼說：“味摩诘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诘之畫，畫中有詩。
”[300] 唐代還有很多特具專長的畫家，如邊鸾善畫花鳥，曹霸、韓幹善畫馬，韓滉、戴嵩長于畫牛[301]。
莫高窟藝術 在敦煌莫高窟現存的480窟當中，隋窟95，唐窟213，幾乎占了全部的2/3。
唐代洞窟的規模很宏壯，石窟藝術的成就也很輝煌。
在洞窟的塑像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佛像，也有菩薩像和天王、力士像。
洞窟的四壁布滿了經變、佛傳或本生故事的輝煌絢麗的圖畫。
其中畫得最多的是西方淨土變，其次是東方藥師淨土變、彌勒淨土變、維摩變和法華經變等。
在西方淨土變的畫面中洋溢着歡樂的氣氛，這是唐代社會經濟繁榮和地主奢華生活的反映。
經變畫畫面的巨大，内容的紛繁和構圖的緊密，充分顯示出畫工們高超的設計才能，他們創作态度認真嚴肅，技巧手法也很純熟。
在描繪飛天時，他們隻用一個飛舞的姿勢和一條飄拂的長帶，就叫它們很自如地霞舉飛升在空中了。
從唐代的各種經變畫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樂舞和建築，還可以看到中華帝王和西域各族君長的形象。
在經變畫的周圍，還有許多故事畫。
裡面有耕地、收獲、飼養牲畜、伐木、射獵、拉纖等生産活動，也有角觝、百戲等藝術活動。
畫工們畫出統治階級的豪華生活，也生動地描繪了勞動人民勤勞勇敢的面貌，并表達了勞動人民的痛苦。
在甬道兩壁或經變下方，畫着供養人像。
這些像都盡态極妍，生意宛然，達到了我國古代人物畫的高度水平。
在藻井、龛頂、蓮座等處，都有豐富多彩、色彩絢麗的圖案畫。
隋代藻井上的圖案多由蓮花、飛天、小千佛等構成。
唐代圖案中應用得最廣泛的是卷草紋。
書法 隋代的書法家彙合前代碑版體的方嚴遒勁的風骨和書簡體的疏放妍妙的氣韻，創造出新的風格。
唐太宗喜好王羲之書法，他在為《晉書&bull王羲之傳》所寫的贊中從書法史角度指出：“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
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302]他極力搜求王羲之墨迹，共得王羲之真迹行草290紙，草書240紙。
他命拓書人馮承素等四人各拓《蘭亭序》數本。
歐陽詢（557&mdash641年）和虞世南（558&mdash638年）同是由陳入隋而終于唐初的大書法家。
歐陽詢以骨氣勁峭、法度嚴整為特色，代表作品有九成宮醴泉銘。
虞世南的書法“内含剛柔”，“姿榮秀出”[303]，孔子廟堂碑是他的代表作品。
褚遂良（596&mdash658年），綜合各家所長，又微參以隸書的筆法，别創一格，他的代表作品有三藏聖教序等。
盛唐的顔真卿（708&mdash784年），把篆書的中鋒和隸書的側鋒結合起來，運用到楷書上，使書法起了很大的變化。
用筆勻而藏鋒，内剛勁而外溫潤，字畫如棉裹鐵。
字的曲折處圓而有力，如折钗股。
他的書法氣勢雄渾，形體敦厚。
他的傳世作品較多，顔氏家廟碑、麻姑仙壇記、多寶塔碑等都是極著名的。
柳公權（778&mdash865年）的書法與顔真卿齊名。
他吸取了歐、顔二家之長，寫的字謹嚴而又有開闊疏朗的神緻，代表作品有李晟碑、玄秘塔等。
唐代草書也有很高成就。
孫過庭、張旭和懷素等都很著名。
樂舞 隋和唐初，宮廷樂舞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享時演奏的燕樂。
燕樂是宮廷宴會時演奏的，是宮廷禮樂的一部分。
隋炀帝定九部樂，唐太宗改為十部樂，有燕樂、清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高昌樂和康國樂。
其中燕樂和清樂是漢族的傳統音樂。
西涼樂是十六國時期在涼州一帶形成的，它融合了中原舊樂和龜茲樂，樂器有中原的鐘、磬、笙、箫，南方的法螺（貝）和西域的豎箜篌、橫笛等。
龜茲樂傳入内地後，其聲亦多變易。
它的15種樂器中有6種是鼓。
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
高宗以後，藝術家根據民族傳統，吸取了邊疆民族和鄰近國家樂舞的精華，創作了許多新的樂舞，逐漸形成了坐立二部伎，十部樂逐漸廢亡。
坐部伎舞隊規模較小，隻有3&mdash12人，樂隊在堂上坐着演奏。
立部伎舞隊規模很大，有60&mdash180人，樂隊站着演奏。
玄宗時，出現了以清樂為主，“雜用胡夷裡巷之曲”[304]，演奏新聲的法曲。
玄宗選坐部伎子弟和宮女數百人于梨園教習法曲，稱皇帝梨園弟子。
不僅是宮廷樂舞，民間樂舞也有了很大發展[305]，出現了一些著名的歌唱家、舞蹈家，還有沿街賣唱的歌者。
人們手牽着手，踏地為節，邊歌邊舞。
這種民間自娛形式的踏歌更是節慶活動乃至送别時不可缺少的節目。
隋唐舞蹈有軟舞和健舞之分。
軟舞有鳥夜啼、涼州、回波樂等；健舞有劍器、胡旋、胡騰等。
柘枝舞來自中亞的石國，本是健舞，經過長期的演變，逐漸接近軟舞。
唐代的樂曲，長的叫大曲，短的叫雜曲。
五七言詩都可以配在樂曲裡唱，新發展起來的詞就是依照樂曲的節拍而填制的。
唐代的大曲都是舞曲，每曲分12大段，結構很複雜。
參軍戲、踏搖娘、蘭陵王等具有故事情節的戲，在唐代仍舊流行，内容不斷豐富。
木偶戲也很流行，叫做窟礓子。
隋唐的雜技也很發達，除了在宮廷、城市表演，雜技藝人還巡村演出。
從唐人的壁畫中，我們可看到當時雜技表演的片斷。
五 科學技術 天文曆算 唐初王孝通的《緝古算經》，第一次運用了解三次方程式的方法來解決一些複雜的工程計算問題，是一部比較高深的數學著作。
高宗時，李淳風等人審定并注解了《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周髀算經》、《五經算術》、《緝古算經》、《綴術》十部算經。
十部算經由唐朝政府規定作為算學的教本。
隋代劉焯造皇極曆，吸取北齊張子信關于太陽視運動的不均勻性的成果而加以損益，他發明了等間距二次内插法，來推算每天的太陽視運動速度。
高宗時，李淳風造麟德曆，抛棄了以每月29日和30日相間排列的“平朔”，而采用按照太陽和月亮位置真正相合的時刻來定朔日的“定朔”。
唐玄宗命僧一行（683&mdash727年）主持改曆。
一行與梁令瓒合作，創制了能夠直接測量黃道坐标的黃道遊儀，用它測量了28宿距天球北極的度數，在世界上第一次發現了恒星位置變動的現象。
一行根據南北各地實測北極高度和冬至夏至日影短長的結果，推翻了過去“王畿千裡，影差一寸”的說法，證明影差和距離的比例并不固定。
他又根據在河南浚儀、扶溝、上蔡三地實際測量的結果，得出大率351裡80步（唐度，合現在的123.7公裡）而極差一度的結論，與現代值相對誤差11.8%。
這個數字雖不準确，但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地面實測子午線的長度。
一行的大衍曆在開元十五年作成。
一行比較正确地掌握了地球在繞太陽運行時速度變化的規律，提出了比較正确的“定氣”概念：在每兩個節氣之間，黃經差相同，而時間間距則不同。
由此，他還發明了不等間距二次内插法。
此外，在開元十三年，一行與梁令瓒合作，制成了以漏水轉動的渾天銅儀。
銅儀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也能運行。
儀體29轉有餘而日月會為1月，365轉而日周天為1年。
銅儀又有兩個木人，一個每刻一擊鼓，一個每辰一撞鐘。
這種既能表示天體運動，又能指示時間的儀器是後來天文鐘的前身。
醫學隋唐醫學在分科治療方面有新的發展。
當時已有體療（内科）、瘡腫（外科）、少小（小兒科）、耳目口齒科，還有針科和按摩科等。
有一些著名的醫學家寫出了很有價值的著作。
隋代巢元方等人撰寫的《諸病源候論》，共50卷，分67門，1720論，是一部研究病因、疾病分類、鑒别和診斷的巨著，對後代醫學影響很大。
隋代和唐初的孫思邈（581&mdash682年）以畢生精力貢獻于醫藥學。
他特别注意發揚我國古代醫師的優良傳統。
他認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踰于此。
”[306]他撰成《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内容豐富。
他還重視特效藥物的研究和藥物的采集方法，後人稱他為藥王。
玄宗時的王焘撰《外台秘要》40卷，分1104門，記錄單方6900多個，對前人成果“并采精英，铨其要妙”[307]。
唐高宗時，蘇敬等人受命重修《本草》，共53卷，稱《唐本草》。
《唐本草》記錄藥物844種，其中改正了陶宏景《本草經集注》裡錯誤記述的藥物400多種；在新增加的114種藥物中，有不少是從波斯和南海傳來的。
《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國家編定頒布的藥典。
建築 趙州安濟橋是現存世界最古的跨大弧平的單孔石拱橋。
這座橋由隋代匠師李春設計造成，全長約54米，跨距37.02米，券高7.23米。
在主券兩端的上方，各有兩個空腔小券，用以減輕橋身和橋基負重，增加過水面積。
這種造橋方法，在世界上是首創的。
隋、唐都城長安是經過隋代建築家宇文恺、高龍義和唐代建築家閻立德等設計建築的。
長安城建制嚴密，規模宏偉。
根據考古勘測結果，城東西長9550米，南北8470米，周圍約70裡[308]。
在分區、坊市、街道、綠化和水道等方面都有完整的規劃。
東西對稱的布局，棋盤式的街道，宮殿、衙署與坊市的分置，封閉式的裡坊和集中的市場，構成了長安和這一時期重要城市布局的特色。
長安宮城、興慶宮和外郭城北的大明宮，稱為三大内。
大明宮在唐高宗時建成。
它的正殿含元殿面闊11間，進深三間（59.2×16米），階基高出平地40餘尺[309]。
宮内的麟德殿分為前、中、後三殿，高低錯落，用重廊把大殿和左右的樓、亭連結在一起，結構複雜，規模宏壯，可以适應不同規模和性質的宮廷活動。
唐代的木構技術已經達到相當成熟的水平。
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建于建中三年（782年），佛光寺建于大中十一年（857年），是我國現存最古的木構建築物。
唐中葉以來，磚瓦建築在南方各城市逐漸推廣。
廣州、蘇州、洪州（今江西南昌）等地的竹木建築開始為瓦房所代替[310]。
成都、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的城牆開始包磚[311]。
印刷術 隋唐時候，文化繁榮，讀書識字的人增多，單靠抄寫書本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了，因此，就出現了雕版印刷術。
雕版印刷術在隋末唐初已經發明，唐初玄奘曾用來印刷佛像，但使用還很不普遍。
文宗大和九年（835年）馮宿《禁版印時憲書奏》說：“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于市。
每歲司天台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
”[312]雕印的曆書，在晚唐已廣泛流傳。
現存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鹹通九年（868年）王階印造的《金剛經》。
經券高約30厘米，長約5米，由7個印頁粘結而成。
卷首是一幅扉畫，後面是《金剛經》正文，畫和文字都刻得很精美。
刀法的純熟和印刷的清晰，足證當時的刻印技術已經很成熟。
現存的唐代印刷品實物還有乾符四年（877年）曆書和中和二年（882年）曆書等。
1953年在成都望江樓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龍池坊卞家印賣《陀羅尼經》，是國内現存的最早印本。
唐朝末年，印刷術已流行于東川、西川、淮南、江南、浙東、江西和東都等地。
出版的書有字書（如《玉篇》）、韻書（如《唐韻》）、曆書、佛經、咒本和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類的術數書。
成都是當時印刷業的一大中心，一些書肆大量出售雕版印刷的書籍[313]。
印刷術發明以後，從我國逐漸傳播到全世界。
印刷術的發明，是我國人民對世界文化的偉大貢獻。
第五節 唐代中國與亞洲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唐代中國和亞洲各國經濟文化的交流，進一步頻繁起來。
亞洲各國的商人、僧侶和學者不斷來到中國，聚集在長安、洛陽、廣州、揚州等大城市中。
當時中國成了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
當時中國與亞洲各國的交通比較發達。
陸路由今天的河西走廊經新疆至中亞、西亞和巴基斯坦、印度；由四川經西藏至尼泊爾、巴基斯坦和印度；由雲南至緬甸和印度；由河北經遼東至朝鮮。
海上交通的主要路線是從廣州通向越南、印度尼西亞、斯裡蘭卡、伊朗和阿拉伯。
唐朝中葉，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并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hellip&hellip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314]代宗時，每年來廣州的各國船隻達到四千餘艘。
唐朝末年，泉州成為一個重要的港口。
唐的商船也遠航馬來半島、阿曼灣和波斯灣一帶。
唐朝後期，由于中國水手掌握了季候風的規律，中日之間的海上交通也日益發達。
中國商船可以直航日本，新羅的船隻也時時往來于中國、朝鮮和日本之間。
唐代中國與朝鮮、日本的文化交往 隋唐時期，中國和朝鮮半島的關系更加密切了。
9世紀中葉，在今山東、蘇北沿海諸縣，有許多新羅坊，是新羅僑民聚居的地方。
僑居中國的新羅人民有的經營水運，有的務農力作，他們對中國東部沿海的經濟、文化發展，有所貢獻。
新羅商人的船隻來往于今山東、江蘇沿海之間，并常常航行到日本[315]。
在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前，新羅貴族就開始派遣他們的子弟來唐留學。
統一以後，更有大批留學生來唐。
開成五年（840年），新羅留學生和其他人員一次回國的就有105人。
有的新羅人在唐應科舉，考試及第。
其中如崔緻遠12歲入唐，18歲中進士，他的《桂苑筆耕集》，流傳到現在。
新羅國學裡，以儒家經典作為考試的項目。
新羅的士大夫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唐玄宗派使臣到新羅時，考慮到“新羅号君子國，知詩書”，特别挑選了經學家邢前去。
白居易的詩歌在新羅流傳很廣。
新羅人民在唐以前就已經利用漢字作為記事的工具。
到7世紀中葉，他們又創造出了“吏讀”，利用漢字字形作為音符，表示助詞、助動詞等，夾在漢文中間使用，以幫助閱讀漢文。
唐朝時期中國的天文、曆法和醫書傳入新羅，新羅的繪畫、雕塑和音樂也受到中國的影響。
現存慶州石窟庵的石佛和菩薩像，與唐的石刻造像，風格十分相近。
7世紀初，日本聖德太子兩次派遣小野妹子為遣隋使來中國，并開始派遣留學生和學問僧直接來隋學習中國文化。
唐朝初年，日本留學生高向玄理、南淵請安和學問僧僧旻先後回國。
他們大力介紹中國文化，對于中日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日本的養老令源出唐令，日本的平城京也是仿照長安城的設計修建的。
在唐代，日本前後共派遣了19次遣唐使，都挑選博通經史、娴習文藝和熟悉唐朝情況的人擔任。
遣唐使的随行人員中還有一些醫師、陰陽師、樂師等，是為了進一步深造和求解疑難而被派來中國的。
最近，在西安發現了一方《井真成墓志》，這是首次發現的在唐日本留學生的墓志。
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帶來彩帛、香藥、珍寶等，帶回樂器、書籍、經卷、佛像等。
留學生吉備真備把中國在科學上取得的新成就介紹到日本。
學問僧空海帶回大批真言宗（密宗）的經典，在日本建立了真言宗。
空海編寫的《文鏡秘府論》和《篆隸萬象名義》是關于中國文學批評和文字學的重要著作，對中日文化交流很有貢獻。
唐人的文集，在9世紀後大量輸入日本，白居易的詩歌尤其受到日本人的喜愛。
日本人還利用草體漢字表示聲音，創造了平假名；利用楷體漢字偏旁表示聲音，創造了片假名；這種字母一直沿用到今天。
日本正倉院現存的文具、衣飾、屏風、樂器等唐代文物，是唐代中國和日本廣泛進行文化交流的最好見證。
去日本的唐朝僧人鑒真對中日文化交流也有很大貢獻。
鑒真（688&mdash763年），姓淳于，揚州人。
他在十多年中，經過六次努力，才實現渡海的願望，于天寶十三載（754年）到達日本。
這時他已雙目失明，年近七旬了。
鑒真把戒律傳到日本，同時還把佛寺建築、佛像雕塑的藝術介紹過去。
日本現存的唐招提寺及盧舍那佛，就是鑒真及其弟子在天平寶字三年（759年）創建的。
鑒真精通醫學，尤精本草學，他以鼻嗅辨正日本藥物的真僞，對日本醫藥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唐代中國與南亞各國的文化交往 隋唐時期，中國和尼婆羅（今尼泊爾）、天竺（今印度）、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臘（今柬埔寨）、诃陵（今印度尼西亞的爪哇）、骠國（今緬甸卑謬一帶）、師子國（今斯裡蘭卡）等國建立了聯系。
許多中國僧人到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國求經禮佛，其中玄奘和義淨對中國與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文化的溝通，貢獻最為突出。
玄奘（596&mdash664年）姓陳，河南缑氏（今偃師南）人。
貞觀初年，他從長安出發西行，抱着“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316]的決心，在高昌王麴文泰的幫助下，戰勝了沿途流沙雪山、嚴寒酷暑等種種障礙，經過現在我國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亞地區和阿富汗，終于到達了巴基斯坦和印度。
他在今巴基斯坦、尼泊爾和印度北部遊學了三年，随後來到當時印度的佛教學術中心那爛陀寺（今伽雅城西北），學習《瑜伽師地論》。
在那爛陀寺刻苦學習了五年以後，玄奘繼續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地巡禮求學。
經過五六個年頭，又回到那爛陀寺，在那裡主講《攝大乘論》，發表了重要的論文《會宗論》，并在辯論中駁倒了他的論敵。
642年，戒日王為玄奘在曲女城（今印度卡諾吉城）舉行了一次佛教經學辯論大會，有五印度十八國國王和各派僧人數千人參加。
在大會上玄奘獲得了很高的榮譽。
玄奘從印度取回佛教經典657部，于貞觀十九年（645年）正月回到長安。
他在長安組織專門機構翻譯佛經。
根據他在旅行中的豐富見聞寫成的《大唐西域記》一書，記載了我國新疆以及中亞地區、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和斯裡蘭卡境内的138個古國的山川、物産、風俗、宗教和政治經濟情況，是研究這些地區和國家7世紀中葉曆史的重要文獻。
玄奘啟程返國後不久，戒日王的使臣就來到了長安。
唐太宗與戒日王互通使節。
太宗、高宗時期，唐使王玄策曾三次出使天竺和尼婆羅，訪問了許多地方。
義淨（635&mdash713年）姓張，範陽人。
他于高宗鹹亨二年（671年）從廣州乘船出國，在那爛陀寺學習了十年，又到室利佛誓、末羅瑜（均在今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繼續搜求和抄寫佛經。
證聖元年（695年）義淨回到洛陽，取回的經、律、論約有400部。
義淨寫的《南海寄歸内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介紹了當時南亞一些國家的佛教和生活、文化方面的情況，記載了當時去印度的中國僧人的經曆。
印度來唐參加譯經的僧人，見于記載的先後有二十餘人。
有一些僧人通醫學、善治眼病。
印度的天文學者在長安司天台中擔任職務，參加曆書的制訂工作，并翻譯了印度九執曆。
他們對中印文化交流，也起了促進作用。
印度梵文傳入中國後，促進了漢語音韻的研究。
隋代出現了《切韻》，唐代也有許多研究音韻的書。
僧守溫還仿拟梵文字母的體系，擇定了漢語的30個字母[317]。
德宗貞元十八年（802年），骠國的王子率領樂隊來到長安，《新唐書&bull骠國傳》詳細地記載了骠國樂的曲名和所用的樂器。
唐代中國與中亞、西亞、北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唐與中亞的康國、石國、安國等昭武諸國和西亞的波斯交往頻繁，不斷互通使節。
永徽二年（651年）唐與大食建立了聯系。
拂菻（東羅馬帝國）的使臣也曾幾次來唐。
許多波斯、阿拉伯和中亞的商人在中國定居下來，有的經營珠寶、香藥，買賣絲綢，放高利貸，也有的開店出售胡餅、畢羅和波斯名酒三勒漿。
還有許多商人來往于中國和亞洲各國之間，販運商品，進行貿易。
據開元時慧超記載，當時波斯人泛海直至廣州，“取绫絹絲綿之類”[318]。
在兩河流域和埃及的開羅附近，發現了唐代的青白瓷器。
近年在新疆還發現了公元7世紀的商人窖藏，有波斯和阿拉伯銀币947枚，金條13根。
751年怛邏斯戰役中，高仙芝軍為大食所敗，中國的戰俘把造紙法輸入撒馬爾罕。
從那以後，許多地方都造起紙來。
此後，造紙術又由中亞傳入阿拉伯國家。
中國的绫錦紡織技術也傳入阿拉伯國家，大食首都就有中國的紡織工匠[319]。
中國的陶瓷制造技術、煉丹術和硝，也在唐代傳去。
中亞石國和康國的胡騰舞、胡旋舞和柘枝舞傳到長安，中亞的音樂在長安也很流行。
*** [1] 《冊府元龜》卷四八七《賦稅》:“（開皇）二年，頒新令。
” [2] 《北史》卷一一《隋本紀》。
[3] 據唐制，18歲以上的中男，須服雜徭，雜徭有時也成為沉重的負擔。
[4] 《隋書》卷六八〇：“及頒新令，制人五家為保，保有長。
保五為闾，闾四為族，皆有正。
畿外置裡正，比闾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
” [5] 《通典》卷七《丁中》。
[6] 《隋書》卷二《高祖紀》。
[7] 《隋書》卷四二《李德林傳》。
[8]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9]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101頁。
[10] 《大業雜記》，《指海》本，下同。
[11] 《舊唐書》卷六七《李傳》。
[12] 《大業雜記》。
[13] 《隋書》卷三《炀帝紀》。
[14] 到唐朝的時候，台灣和大陸的關系繼續發展，韓愈和柳宗元在列舉海外貿易時，都提到流求。
詩人施肩吾有詩叙述澎湖人民的生活。
台灣還發現了唐宋時代的瓦瓶和古錢等器物。
[15] 《隋書》卷八一《流求傳》。
[16] 《隋書》卷四○《王誼傳》。
[17]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18] 《資治通鑒》卷一八一，大業七年。
[19]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20] 《唐律疏議》卷四《名例四》。
[21] 《唐律疏議》卷一六《擅興律》揀點衛士、征人條。
[22]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阿斯塔那100号墓文書》，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21&mdash227頁。
[23] 《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刑部》。
[24] 根據曆史記載，唐律共500條，此處系根據現存唐律律條計算。
[25] 《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刑部》。
[26] 《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刑部》。
[27] 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中華書局，1989年。
[28] 《貞觀政要》卷二《直谏篇》。
[29] 以今河北、河南，山東三省為準。
據《隋書》及《舊唐書·地理志》有關材料統計。
[30] 唐天寶三年以前的制度，男年16歲為中男，21歲為丁男，60歲為老男。
癡啞、侏儒、腰脊折、一肢廢等為廢疾，癫狂、兩肢廢、兩目盲等為笃疾。
[31] 《通典》卷二《食貨二·田制下》。
[32] 《唐律疏議》卷一三《戶婚律》占田過限條。
[33] 宋家钰《唐朝戶籍法與均田制研究》第八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34] 隋炀帝除婦人、部曲、奴婢之課，大約同時也廢除了他們受田的制度。
在隋炀帝以前，一夫一婦的應受田為140畝，隋炀帝廢除婦人受田的制度，自後改為一丁受田百畝。
[35] 《唐律疏議》卷一三《戶婚律》差科賦役違法條。
[36] 《資治通鑒》卷一九二，武德九年十月。
《貞觀政要》卷一《論君道》、《論政體》，卷四《論教戒太子諸王》等。
[37] 《貞觀政要》卷一《政體》 [38] 《貞觀政要》卷七《崇儒學》。
[39] 《貞觀政要》卷五《公平》。
[40] 《資治通鑒》卷一九二。
[41] 《貞觀政要》卷五《公平》。
[42] 《舊唐書》卷一八五上《陳君賓傳》。
[43] 《唐會要》卷一〇〇《雜錄》。
[44] 《資治通鑒》卷一九八，貞觀二十年九月。
[45] 《新唐書》卷九十三《李傳》。
[46] 《新唐書》卷九十五《高儉傳》。
[47] 《資治通鑒》卷二〇〇，顯慶四年；卷二〇一，龍朔三年、麟德元年。
[48] 據《舊唐書》卷四《高宗紀》。
《資治通鑒》誤系于顯慶二年。
[49] 《新唐書》卷七十六《則天武皇後傳》。
[50] 《唐大诏令集》卷三《改元光宅诏》。
[51] 調露元年（679年）唐平定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的反叛後，唐于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以西托克瑪克城附近）築城設鎮，取代焉耆。
[52] 《舊唐書》卷八九《狄仁傑傳》。
[53] 《陳子昂集》卷八《上蜀川安危事》。
[54] 《舊唐書》卷八八《韋嗣立傳》，卷一〇一《辛替否傳》。
[55] 《舊唐書》卷一〇一《辛替否傳》。
[56] 《舊唐書》卷一〇六《王琚傳》。
[57] 《新唐書&bull選舉志下》，《冊府元龜》卷六三五《铨選部&bull考課一》。
[58] 《齊民要術》卷一《耕田》。
[59] 《太平廣記》卷二五〇《鄧玄挺》。
[60] 《元次山集》卷七《問進士第三》。
[61] 同上。
[62] 《通典》卷一二《輕重》。
[63] 《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太府卿條，《通典》卷六《賦稅下》。
[64] 《唐語林》卷四《賢媛篇》明皇柳婕妤條。
[65] 陸羽《茶經》卷中《盌》，《陶說》卷二《古窯考》，《舊唐書》卷一〇五《韋堅傳》。
[66]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100&mdash101頁。
[67]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99頁。
[68] 本段據《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右藏署令條，《舊唐書》卷一〇五《韋堅傳》，《元和郡縣志》相關卷，《通典》卷六《賦稅下》。
[69] 據《通典》卷六《賦稅下》天寶計賬計算。
[70] 《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員外郎》條，《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八《停修大明宮诏》。
[71] 《唐六典》卷六《都官郎中員外郎》條，參《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少府監條。
[72] 《資治通鑒》卷二〇三，光宅元年九月。
[73] 《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員外郎》條。
[74] 《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監》凡諸州匠人長上條，《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少府監》和《将作監》，《鳴沙石室古佚書初編·水部式》。
[75] 《長安志》卷七唐京城條所記“郭中南北十四街”，意思是從南數到北，共有十四條大街。
這些街就是今天說的東西大街。
同條所記“東西十一街”意同，也就是今天說的南北大街。
[76] 《長安志》卷八《東市》。
[77] 《唐律疏議》卷八《衛禁律》越州鎮戍等城垣條，《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兩京諸市署》。
[78] 《周禮注疏》卷一五《肆長》條賈公彥疏：“此肆長謂一肆立一長，使之檢校一肆之事，若今行頭者也。
” [79] 《太平廣記》卷四九五《鄒鳳熾》條。
[80] 《通典》卷七《曆代盛衰戶口》。
[81] 《舊唐書》卷九四《崔融傳》。
[82] 隋開皇中均田，狹鄉每丁隻有20畝；唐貞觀時，靈口每丁有田30畝。
唐儲光羲詩：“種黍三十畝。
”這是當時地狹人稠地區的一般情況。
[83] 據《通典》卷六《天寶計賬》中地稅數，可知當時唐政府所掌握的實際墾田數為620萬頃。
當時唐政府所掌握的戶數為890餘萬，平均每戶約得70畝。
[84] 《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通典》卷七《曆代盛衰戶口》，李翺《李文公集》卷三《平賦書》。
[85] 《唐大诏令集》卷八二《申理冤屈制》。
[86] 《舊唐書》卷一〇〇《畢構傳》。
[87] 《唐大诏令集》卷八二《申理冤屈制》。
[88] 《陳子昂集》卷八《上軍國利害事·人機》，參《資治通鑒》卷二〇三，垂拱元年。
[89] 《陳子昂集》卷八《上蜀川安危事》。
[90] 《唐會要》卷四十九《像》。
[91]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〇《誡勵風俗敕》。
[92]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置勸農使安撫戶口诏》。
[93]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四《處分朝集使敕之五》，《冊府元龜》卷一〇五《惠民》開元二十年二月辛卯制。
[94] 《冊府元龜》卷四九五《田制》天寶十一載诏。
[95] 《通典》卷二《田制下》原注。
[96] 據杜佑估計。
見《通典》卷七《丁中》及原注。
[97] 《舊唐書》卷一八五上《王方翼傳》，《陳子昂集》卷五《梓州射洪縣武東山故居士陳君碑》。
[98] 《通典》卷七《曆代盛衰戶口》。
[99] 《唐六典》卷三《尚書戶部》凡天下諸州稅錢各有準常條。
[100] 《通典》卷六《賦稅下》，《全唐文》卷二五玄宗《安養百姓及諸改革制》。
[101] 據《通典》卷六《賦稅下》天寶計賬計算。
[102] 《舊唐書》卷八四《劉仁軌傳》，《新唐書》卷一二三《李峤傳》，《玉海》卷一三八引《邺侯家傳》。
[103] 《舊唐書》卷一〇一《辛替否傳》。
[104] 《唐會要》卷七二《府兵》，《新唐書》卷五〇《兵志》。
[105] 《通典》卷三二《都督》原注：“初，節度與采訪各置一人，天寶中，始一人兼領之。
” [106] 《資治通鑒》卷二一六，天寶八年二月。
[107] 《通典》卷六《賦稅下》。
[108] 《唐會要》卷七二《軍雜錄》。
[109] 《舊唐書》卷一〇六《楊國忠傳》。
[110] 《資治通鑒》卷二一六，天寶十年。
[111] 《南诏德化碑》。
[112] 《唐會要》卷九四《吐谷渾》。
[113] 突厥文《阙特勤碑》，見《突厥集史》卷一六，第880頁。
[114] 《舊唐書》卷六八《張公謹傳》。
[115] 《通典》卷一九八《突厥中》。
[116] 《張曲江文集》卷一一《敕突厥苾伽可汗書》、《敕突厥可汗書》。
[117] 《冊府元龜》卷九七九《外臣部和親門》。
[118] 《資治通鑒》卷二一三，開元十五年。
[119] 回鹘即回纥，貞元五年(789年)更名回鹘。
回鹘盛時轄地甚廣，有一部分在我國境内。
回鹘人又是後來我國天山以南地區的維吾爾族的主要祖源。
[120] 《舊唐書》卷一九五《回纥傳》。
[121] 《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鹘傳》，參《唐會要》卷九八《回纥》。
[122] 《舊唐書》卷一九五《回纥傳》。
[123] 《舊唐書》卷一九四下《西突厥傳》。
[124] 唐在西突厥舊境設置的府州，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境内的有匐延都督府（以處木昆部置，在塔城一帶）、鹽泊州都督府（以胡祿屋阙部置，在烏蘇一帶）、雙河都督府（以攝舍提暾部置，在博爾塔拉河流域）、鷹娑都督府（以鼠尼施處半部置，在裕勒都斯河流域）、輪台州都督府（烏魯木齊一帶）、金滿州都督府（以處月部置，在吉木薩爾一帶）、憑洛州都督府（烏魯木齊東北）、沙陀州都督府（巴裡坤一帶）以及金附、陰山、大漠、玄池四州都督府（俱以葛邏祿部置，在額爾齊斯河、烏倫古河流域）等。
[125]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103頁。
[126] 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第36頁，第45&mdash46頁。
[127] 參考《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102頁。
[128] 《隋書》卷一五《音樂志》。
[129] 《新唐書》卷二一、二二《禮樂志》。
[130] 《新唐書》卷二一六上《吐蕃傳》。
[131] 王忠《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第18頁。
[132] 同上書，第4頁。
[133] 同上書，第7&mdash8頁。
[134] 《通典》卷一九〇《大羊同》。
[135] 《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第10、19&mdash20頁。
[136] 《文物》1960年第六期，王毅《西藏文物見聞記》。
[137] 《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第55、59頁，《資治通鑒》卷二○五，萬歲通天元年。
[138] 安史之亂後，吐蕃貴族攻下了安樂州，吐谷渾的殘部再度遷徙到朔方、河東一帶。
[139] 樊綽《蠻書》卷四《名類》。
[140] 《蠻書》卷四《名類》，卷五《六臉》。
[141] 《遼史》卷二《太祖紀贊》。
[142]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契丹傳》。
[143] 《遼史》卷二《太祖紀贊》。
[144] 《遼史》卷七三《蕭敵魯傳》。
自蕭敵魯五世祖胡母裡起，世為決獄官，其時約當八九世紀之交。
決獄官即阻午可汗或略後所置。
[145] 《遼史》卷三二《營衛志上》，卷三四《兵衛志》。
[146] 《通典》卷七《曆代盛衰戶口》，按《通典》原文有誤，此處是核算後改正的數字。
[147] 《新唐書》卷一四五《楊炎傳》。
[148] 《通典》卷七《食貨七&bull丁中》。
[149] 《唐會要》卷八三《租稅上》大曆四年敕。
[150] 《舊唐書》卷一一八，《新唐書》卷一四五《楊炎傳》。
[151] 《新唐書》卷一四九《劉晏傳》。
[152] 同上。
[153] 《唐會要》卷八五《逃戶》寶應元年敕。
[154] 《新唐書》卷一四五及《舊唐書》卷一一八《楊炎傳》，《唐會要》卷八三《租稅上》建中元年正月赦文，參《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每至定戶之際”下數語。
[155] 李翺《李文公集》卷三《進士策問第一道》。
[156] 《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
[157] 《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
[158] 《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稅法》。
[159] 《唐會要》卷八四，元和十五年。
[160] 《舊唐書》卷一二〇《郭子儀傳》，卷一二三《劉晏傳》。
[161] 《元次山集》卷十《請省官狀》。
[162] 《全唐文》卷四三〇李翰《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
[163] 《全唐文》卷六八九符載《鄧州刺史廳壁記》。
[164] 《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
[165] 《韓昌黎集》卷二五《韋公墓志銘》。
[166] 《白香山集》卷六一《河南元公墓志銘》。
[167] 《全唐文》卷三一四李華《潤州丹陽縣複練塘頌》，李翺《李文公集》卷十二《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168] 《權載之文集》卷四七《論江淮水災上疏》。
[169] 《唐大诏令集》卷七二《乾符二年南郊赦》。
[170] 《元和郡縣志》卷二八《饒州浮梁縣》：“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餘萬貫。
”七百萬馱，其數過大，疑有訛誤。
浮梁茶業最盛，參白居易《琵琶行》及李肇《唐國史補》。
[171] 《全唐文》卷八〇二張途《祁門縣新修阊門溪記》。
[172] 《元和郡縣志》卷二五《湖州長城縣》。
[173] 《元和郡縣志》卷三二《雅州嚴道縣》，《唐國史補》下。
[174] 《呂和叔文集》卷六《京兆韋府君神道碑》。
[175] 《全唐文》卷五三〇顧況《韓公行狀》。
亳州治谯。
[176] 《元和郡縣志》卷二六《越州》，參白居易《新樂府&bull缭绫》。
[177] 《元和郡縣志》卷二八《宣州》，參白居易《新樂府&bull紅線毯》。
[178] 《劉夢得文集》卷一四《答饒州元使君》。
[179] 《唐國史補》下。
[180]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100頁。
[181] 《唐國史補》下。
[182]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101頁。
[183] 《容齋随筆》卷九《唐揚州之盛》，參《全唐文》卷七四四盧求《成都記序》。
[184] 《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
[185] 《元和郡縣志》，《全唐文》卷五一九梁肅《吳縣令廳壁記》。
[186] 杜牧《樊川文集》卷十《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187] 《全唐文》卷三一六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
[188] 《舊唐書》卷一四六《杜亞傳》。
[189] 《全唐詩》王建四《寄汴州令狐相公》，五《夜看揚州市》；《唐會要》卷八六《市》開成五年。
[190] 《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191] 《唐會要》卷七一《州縣改置下&bull河北道德州歸化縣》。
開元乃貞元之誤。
[192] 《劉夢得文集》卷二。
[193] 白居易《新樂府&bull鹽商婦》；《劉夢得文集》卷二《賈客詞》，《外集》卷八《夜聞船中筝》。
[194] 《太平廣記》卷四九九《郭使君》。
[195] 《樊川文集》卷五《戰論》。
[196] 牙兵即衙兵，是節度使的親兵，初，河北各鎮節度使選軍中強健者，豐給厚賜，以自衛；後來，他們父子相襲，親黨磐結，便形成為一個特殊的軍人集團，節度使的廢立，往往由他們決定。
[197] 《通典》卷六《賦稅下》。
[198] 《舊唐書》卷一七一《李渤傳》。
[199] 《唐會要》卷八八《鹽鐵》元和十五年九月條，長慶元年三月敕條；《唐大诏令集》卷七〇《長慶元年正月南郊改元赦》。
[200] 《舊唐書》卷一八四《李輔國傳》。
唐宮中習稱皇帝為大家。
[201] 《舊唐書》卷一七六《李宗闵傳》。
[202] 《舊唐書》卷一七六《楊虞卿傳》。
[203] 《舊唐書》卷一八《武宗紀》。
[204] 《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205] 《元氏長慶集》卷三八《同州奏均田》。
[206] 《全唐文》卷七八武宗《加尊号赦文》、《加尊号後郊天赦文》。
兩稅法原定“戶無主客，以現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
但不久寄住衣冠戶就又可以享收輸稅全輕和免除差役的權利。
[207] 《全唐文》卷八六六楊夔《複宮阙後上執政書》。
[208] 《全唐文》卷八〇四劉允章《直谏書》。
[209] 《全唐文》卷八二宣宗《受尊号赦文》。
[210] 《舊唐書》卷一六七《宋申錫傳》。
[211] 《舊唐書》卷十八下《宣宗紀》大中五年。
《全唐文》卷八三懿宗《勾并年終賦租委禦史郎官論奏制》。
[212] 《全唐文》卷七一五韋處厚《駁張平叔粜鹽法議》。
[213] 《舊唐書》卷一九〇下《劉傳》。
[214] 《舊唐書》卷十八下《宣宗紀》會昌六年；《唐孫樵集》卷三《書何易于》。
[215] 《全唐文》卷七八武宗《加尊号後郊天赦文》。
[216] 《全唐文》卷七八武宗《加尊号赦文》，卷八一宣宗《禁加徵熟田敕》。
[217] 《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
[218] 《全唐文》卷六六穆宗《南郊改元德音》，《唐大诏令集》卷七〇《寶曆元年正月南郊赦》。
[219] 《唐會要》卷八四《租稅下》大中四年正月制，《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
[220] 《全唐文》卷七八武宗《加尊号後郊天赦文》，《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221] 《新唐書》卷二二五《黃巢傳》。
[222] 《資治通鑒》卷二五四，廣明元年十二月。
[223] 《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第88頁、第116頁。
[224] 《唐國史補》下。
[225] 《文物》1959年第七期《跋唐蕃會盟碑》。
[226] 《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第146&mdash149頁。
[227] 《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第157頁。
[228] 《蠻書》卷五《六》，卷六《城鎮》。
[229] 《蠻書》卷五《六》。
[230] 《蠻書》卷九《南蠻條教》。
[231] 《新唐書》卷二二二上《南诏傳》。
[232] 《蠻書》卷六《城鎮》，卷七《雲南管内物産》。
新傳“人歲輸米二鬥”系六即六诏本部征稅之制；《蠻書》所載“其餘悉輸官”，明言“悉被城鎮蠻将差蠻官遍令監守催促”，乃城鎮即節度使管下對被征服民族剝削之制。
[233] 《蠻書》卷六《城鎮》雲南城條，參卷五《六》陽苴城條，白崖城條。
[234] 《資治通鑒》卷二五三，廣明元年。
[235]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奚傳》。
[236] 《遼史》卷二《太祖紀贊》，卷五九《食貨志》。
[237] 參看《曆史研究》1964年第5&mdash6期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組織和國家的産生》。
[238] 《新唐書》卷二一九《渤海傳》。
唐人習稱渤海國為渤海靺鞨，《冊府元龜·外臣部》各卷均以渤海靺鞨為稱，《舊唐書》卷一九九下亦以渤海靺鞨為傳題。
[239]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102頁。
[240] 《冊府元龜》卷九九九《外臣部互市門》，《冊府元龜》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貢門》。
[241] 《杜陽雜編》下。
[242] 《遼史》卷六〇《食貨志》下有“太祖始并室韋，其地産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的記載，但史學工作者多認為室韋指室韋山，即今鞍山之千山，實不在室韋諸部境内，詳陳述《契丹社會經濟史稿》第42頁。
[243] 《隋書》卷八四《室韋傳》。
[244]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室韋傳》。
[245] 《魏書》卷一百《室韋傳》。
[246] 《全唐文》卷九〇七玄奘《謝高昌王送沙彌及國書绫絹等啟》。
[247]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釋教在道教之上制》，《全唐文》卷九七《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248]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四。
[249] 湛然《金剛錍》。
[250] 宗密《原人論》。
[251] 《舊唐書》卷一八三《薛懷義傳》；陳寅恪《武曌與佛教》，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252] 道綽《安樂集》卷上。
[253] 善導集記《觀念阿彌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門》。
[254] 《資治通鑒》卷一七五，太建十三年。
[255] 《舊唐書》卷一〇一《辛替否傳》，參《新唐書》卷一二三《李峤傳》。
[256] 《資治通鑒》卷二二四，大曆二年六月丁卯條。
[257]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拆寺制》。
唐朝寺院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
[258] 《全唐文》卷七八八李節《餞潭州疏言禅師詣太原求藏經詩序》。
[259]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
[260] 《唐會要》卷四九《僧道立位》。
[261]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作文中子，誤。
[262] 《舊唐書》卷七九《傅奕傳》。
[263] 《舊唐書》卷七九《呂才傳》。
[264] 《隋書》卷七十五《儒林傳序》。
[265] 陳寅恪《論韓愈》，見《金明稿叢稿初編》。
[266] 《韓昌黎集》卷十一《原性》。
[267] 《韓昌黎集》卷十一《原道》。
[268] 《柳河東集》卷十四《天對》。
[269] 《柳河東集》卷一《貞符》。
[270] 《柳河東集》卷三《封建論》。
[271] 《劉夢得文集》卷十二《天論》。
[272] 《隋書》卷二《高祖紀》開皇十三年。
[273] 《舊唐書》卷一〇二《劉子玄傳》。
[274] 《史通》卷十八《雜說下》。
[275] 《史通》卷七《直書》。
[276] 《史通》卷五《采撰》，卷十《雜述》，卷十八《雜說下》。
《史通》卷七《鑒識》，參《探赜》。
[277] 《舊唐書》卷二十六《禮儀志六》大和六年太常博士顧德章議中所引《定開元六典敕》。
[278] 杜佑《通典》卷一。
[279] 《舊唐書》卷一三八《賈耽傳》。
[280] 《全唐詩》陳子昂《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
[281] 《全唐詩》高适《苦雨寄房四昆季》，《自淇涉黃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東平路中遇大水》等。
[282] 《全唐詩》杜甫十二《戲為六絕句》。
[283] 《元氏長慶集》五六《杜子美墓志銘》。
[284] 《全唐詩》杜甫七《寫懷二首》之一。
[285] 《全唐詩》白居易《傷唐衢二首》之二。
[286] 《韓昌黎集》卷十六《答陳生書》。
[287] 《柳河東集》卷三四《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288] 《韓昌黎集》卷十六《答李翊書》，《韓昌黎集》卷三四《南陽樊紹述墓志銘》，《韓昌黎集》卷十五《上襄陽于相公書》。
[289] 《新建設》1961年第六期湯用彤《康複劄記》四則之三《何謂俗講》。
[290] 段安節《樂府雜錄》文叙子條。
文叙，據《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開成六年正月九日作文淑。
[291] 趙璘《因話錄》四。
[292] 《才調集》八。
[293] 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
[294] 《曆代名畫記》卷二《論顧陸張吳用筆》。
[295] 段成式《寺塔記》卷上常樂坊趙景公寺條。
[296]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
[297] 《宣和畫譜》卷五《人物》張萱條，卷六《人物》周昉條。
[298] 《曆代名畫記》卷九李思訓子昭道條。
[299] 《曆代名畫記》卷一《論畫山水樹石》。
[300] 《東坡題跋》卷五《書摩诘藍田煙雨圖》。
[301] 《曆代名畫記》卷九曹霸條，韓幹條；卷十邊鸾條，韓混條，戴嵩條。
參朱景玄《唐朝名畫錄》。
[302] 《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
[303] 《張氏法書要錄》卷八張懷瑾《書斷》。
[304] 《舊唐書》卷三十《音樂志》。
[305] 參見王克芬《中國舞蹈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306] 《千金要方序》。
[307] 《外台秘要序》。
[308]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95頁。
[309]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第97頁，《唐長安大明宮》三（一）。
[310] 《新唐書》卷一二四《宋璟傳》，卷一六一《王仲舒傳》，《韓昌黎集》二五《韋公墓志銘》。
[311] 《舊唐書》卷一八二《高骈傳》，《新唐書》卷一七四《牛僧孺傳》。
[312] 《全唐文》卷六二四。
參《舊唐書》卷十七下《文宗紀》及卷一六八《馮宿傳》。
[313] 《愛日齋叢鈔》卷一。
[314] 《唐大和尚東征傳》。
這裡的波斯，一般認為是蘇門答臘島北岸的Pasé。
[315]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卷二。
[316]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317] 守溫制定30字母，其後經宋人修訂為36字母。
參《東方雜志》第三十一卷第十四期，羅常培《中國音韻學的外來影響》。
[318]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
[319] 《通典》卷一九三《大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