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續旅食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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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也。
不言南诏，而言山東，言關西，言隴右，其詞哀怨而不迫如此。
曰&lsquo君不聞&rsquo&lsquo君不見&rsquo，有詩人呼祈父之意焉。
是時國忠方貴盛，未敢斥言之，雜舉河隴之事，錯互其詞，若不為南诏而發者，此作者之深意也。
”(37)錢箋剖析入微，言之成理，當代說詩者多主是說。
寫南征而不點明南征，卻雜舉河隴之事，除了錢箋所作解釋外，光就創作的角度而論，這不僅是容許的，更是藝術概括過程中增強人物、事件典型意義所必需的。
詩人根據生活實感，構思一個“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如今又被驅南征、備受“我皇開邊”之苦的老戰士，設為答問之辭，讓他現身說法，在自述平生經曆的談論之中，自然而然地将多年來海内各地人民，從前方到後方，從役夫到農夫，從兵役、徭役到賦稅，所受窮兵黩武之害，集中而又真實地反映出來，遊刃有餘地解決了有限篇幅和較多内容之間的矛盾，獲得了思想和藝術表現上的極大成就，能說這不是一次别出心裁的、成功的嘗試麼？設置極少人物，截取短暫生活片段，通過對話寫事以表達思想感情，這是漢樂府民歌中常見的表現手法。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即學此表現手法，而其中“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二句又直接借用于秦代民歌：“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
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拄。
”（見楊泉《物理論》）諸注家均以為《兵車行》“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二句與陳琳“生男”二句有關聯，這是對的。
其實不僅止于此，若論表現手法，也是從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從漢樂府民歌繼承發展而來的。
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說：“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複依傍。
予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複拟賦古題。
”可見《悲陳陶》等篇最先開“即事名篇”之風及其對中唐新樂府運動的影響。
但須補充說明的是：（一）元稹将杜甫“即事名篇”之作從《悲陳陶》等篇算起，是因為他概念中的“事”，指的是那些帶有重大社會和政治意義的“時事”。
這一類即“時事”名篇的歌行中，創作得最早的不是《悲陳陶》而是《兵車行》。
《兵車行》的出現，标志着詩人由于多年來的閱曆和體驗，社會思想、文藝思想已日臻成熟，開始着手在為自己，為後人，開拓那條起自國風的現實主義詩歌創作道路，這是很值得珍惜、很值得紀念的。
（二）如果将“事”理解為一般的生活瑣事，那麼，現存杜詩中那些即“瑣事”名篇的歌行出現得還要早。
若按通常的編年先後排列，在《兵車行》以前即有《今夕行》《飲中八仙歌》《高都護骢馬行》《樂遊園歌》等篇。
這些都是歌行，也不能說不是“即事名篇”，但顯然不屬于元稹所指的那一類。
白居易《與元九書》說：“杜詩多，可傳者千餘篇。
&hellip&hellip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lsquo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rsquo之句，亦不過三四十。
”如果根據這一狹隘的、大可商榷的評詩标準衡量，《今夕行》諸篇，必會被斥為有乖六義而落選。
不過從形式上考慮，詩人在天寶十載寫作《兵車行》前五年（天寶五載）寫作《今夕行》時就嘗試“即事名篇”了。
可見藝術形式上任何一個小的突破和改變，也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
（三）文學史家每當論及文人繼承、發展樂府民歌傳統的過程時都說，由漢樂府的“緣事而發”，一變而為曹操諸人的借古題而寫時事，再變為杜甫的“因事立題”，這“因事立題”，經元結、顧況等一脈相承，到白居易更成為一種有意識的寫作準則，即所謂“歌詩合為事而作”，并從而出現了新樂府運動。
這概括無疑是正确的。
寫樂府歌詩“因事立題”在文人中固然最早始于杜甫，不過，這倒并不是他的“發明創造”，他無非是恢複了民歌本來的作法而已。
那些“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國風如《伐檀》《碩鼠》《東山》，那些“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漢樂府民歌如《戰城南》《有所思》《東門行》《婦病行》《孤兒行》等等，又有什麼古題可借，還不都是“因事立題”，也就是元稹所說的“即事名篇”麼？古時反動政客幹反動勾當時，也懂得制造輿論，颠倒黑白，混淆視聽，進行反動宣傳。
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年底，李宓首次出征雲南前夕(38)，朝廷命群臣賦詩送行。
如儲光羲的《同諸公送李雲南伐蠻》說：“昆明濱滇池，蠢爾敢逆常。
天星耀鐵锧，吊彼西南方。
冢宰統元戎，太守齒軍行。
囊括千萬裡，矢谟在廟堂。
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
搜兵自交趾，茇舍出泸陽。
&hellip&hellip斬伐若草木，系缧同犬羊。
餘醜隐弭河，啁啾亂行藏。
&hellip&hellip劍關掉鞅歸，武弁朝建章。
龍樓加命服，獬豸擁秋霜。
邦人頌靈旗，側聽何洋洋。
京觀在《七德》，休哉我神皇！”無非是将唐方非正義的出兵說成是正義的，鼓吹大肆殺戮，預祝凱旋加官晉爵，頌揚“統元戎”的“冢宰”楊國忠廟略的高妙，歸不世之功于“休哉我神皇”。
第二年（十二載）四月李宓奏凱還京(39)，朝廷同樣命群臣賦詩歡迎、慶功。
如高适的《李雲南征蠻詩》說：“聖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
肅穆廟堂上，深沉節制雄。
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
&hellip&hellip泸水夜可渡，交州今始通。
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
”頌揚的内容與前詩接近，所不同的隻是一預祝、一告成而已。
(40)不管是“真心”還是“違心”，儲光羲、高适二位，作為屬官，處在必得“應诏”或“應教”賦詩的場合中，寫作了這樣一兩首政治傾向性很糟的“頌聖”“歌德”之作，情有可原，不須深責；但也無妨借來作為對照，以便更清楚地顯示出李、杜對社會現實認識的深刻，和他們熱愛人民、敢于揭露抨擊昏君奸臣禍國殃民反動決策的勇氣。
這一時期杜甫寫出征、戍邊題材的詩還有《前出塞九首》。
《前出塞九首》寫天寶年間哥舒翰征吐蕃時事。
(41)這組詩，借一征夫的自述，夾叙夾議，反映了從出征到論功十餘年來的征戍生活及其感觸。
其一說：“戚戚去故裡，悠悠赴交河。
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
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這首詩寫役夫被迫出征、辭親離家時的悲憤。
“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是這組詩的主旨，和《兵車行》“邊庭流血成海水，我皇開邊意未已”一樣，都是借被迫出征士卒之口諷玄宗後期的窮兵黩武、恣意開邊。
盧元昌說：“此拈開邊，為諸章眼目。
自開元十五年王君?啟釁，後張忠亮破吐蕃于渴谷，拔其大莫門城；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下。
十七年，張守素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信安）王祎破吐蕃于石堡城。
十八年，烏承玼破奚、契丹于捺祿山。
二十年以後，雖吐蕃又款，至赤嶺之碑仆，釁端又開；與奚、契丹交構不已。
此皆開邊之禍也。
”可參看。
天寶間邊事已概述，此可補前引史料之不足。
從後來杜甫任左拾遺為房琯罷相辯護而遭貶的表現看，他是敢于仗義執言，諷谏時君為政得失，有古诤臣風的。
有人以為這組詩的表現特點是全部用第一人稱來寫，讓這個征夫直接向讀者訴說，由于寓主位于客位，轉能暢所欲言，并避免直接批評時政的罪狀。
設置某一人物以第一人稱來寫，這是樂府詩中常見的做法，并非這組詩的特點，也很難說這是出于遠禍的考慮。
&mdash&mdash欲加以妄議時政之罪，哪管用的是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這不都是你杜某寫的麼？通過設身處地的藝術構思，雜取彼役夫不同時地不同境況下的不同言行表現和心理狀态，若斷若續地順序串聯起來，形成一組各篇之間結構松散（故可單獨成篇）而前後脈絡卻暗暗相通的大型組詩，以樂府詩獨特的叙事抒情方式，展現了人物的性格和遭遇，從而使主題思想得到了完滿的體現。
如果一定要談這組詩在藝術表現上的特點，我看特點就在這學習漢樂府手法而有所創新之處。
浦起龍說：“漢魏以來詩，一題數首，無甚铨次。
少陵出而章法一線。
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轉韻詩讀。
”也多少看到了這一特點。
其二說：“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
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
走馬脫辔頭，手中挑青絲。
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這首詩述上路後輕身自奮情狀。
恣意開邊，師出無名(42)，離鄉别井，本不欲來。
現既已來，豈可受人欺淩，低人一頭？脫缰走馬，俯身搴旗，初試身手，亦不後人。
寫此役夫的骁勇，非隻見其骁勇，亦見其不甘示弱的倔強性格，更見其有感于“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而自暴自棄的憤懑心情。
舉一隅而三隅反，可說極盡藝術之能事了。
如果處理不當，寫役夫途中的表現，過分渲染其一中那“吞聲行負戈”的情緒，就會把他寫成毫無血性、毫無骨氣的膽小鬼，從而減弱詩歌反對不義之戰的力量。
相反，如果把他寫成真的變得很積極，這不僅顯得很突然、很不合情理，而且直接與這一詩篇的主題思想相違背，就更不能容許了。
像現在這樣寫，既能突出人物的個性，又能相反相成地借铤而走險的心理狀态和行動表現，反襯出朝廷倒行逆施的決策，給有頭腦、有正義感的役夫所帶來的巨大的精神痛苦，既寫活了人物，又表現了主題，做到了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結合，這無疑是難能可貴、值得很好學習的。
王嗣奭評論這一章說：“死既無時，而後作壯語，所謂&lsquo知其不可如何而安之若命&rsquo者也，愈壯愈悲。
”頗得作者用心。
其三說：“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
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
丈夫誓許國，憤惋複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這首詩通過途中一個生活細節的描寫，反映這一役夫内心劇烈的矛盾和無比的痛苦。
《隴頭歌辭》：“隴頭流水，鳴聲幽咽。
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磨刀”四句顯然是從這首古代民歌中點化出來的。
不過，同一般用典有所不同，必須考慮到那個不一定知道這古歌的抒情主人公&mdash&mdash役夫，處在隴頭“嗚咽水”發出“斷腸聲”的境地，無須想到典故，就有可能見景生情，直接産生那種情緒上的波動。
在“嗚咽水”旁磨刀，隻是想借此以轉移注意力，擺脫因“斷腸聲”而勾引起的愁思。
“水赤”才知“刃傷手”，豈不是磨刀割破了手一點也不覺得痛？可見注意力并未因此而轉移，愁思并未因此而擺脫。
“心緒亂已久”，真是沒法使自己這顆亂糟糟的心安定下來啊！舉重若輕，細微處見大手筆。
“丈夫”四句是自我寬解的話。
既已誓死報國，還有什麼可憤惋的？可見憤惋太甚，終難釋然；倒不是自己胸懷窄狹，許多問題實在令人想不通。
橫下一條心豁出命來幹一場吧！要麼成功，要麼戰死，倒也幹脆。
“圖麒麟”談何容易！“戰骨當速朽”，死了朽了也就萬事大吉了。
“當”字下得沉痛。
越寬解越憤惋，欲擒故縱，正意反出，用多變的手法寫多變的情緒，絕妙。
其四說：“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
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
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
哀哉兩決絕，不複同苦辛！”這首詩寫在途中被徒長欺壓和驅逼的情形。
前已充分寫出了這一役夫的有血性、有頭腦，這樣的人卻受到愚蠢而蠻橫的徒長的無理對待，就更覺難堪。
不管是用積極還是消極的想法，他似乎多少已解決了一些思想問題，減輕了一些精神負擔，如今面對這“被驅不異犬與雞”的殘酷現實，他又重新掉進了痛苦的深淵，更加思念起故鄉的親人(43)來了。
其五說：“迢迢萬裡餘，領我赴三軍。
軍中異苦樂，主将甯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群。
我始為奴仆，幾時樹功勳！”這首詩寫跋涉萬裡、初到軍中的感歎。
細細玩味，“軍中”二句與高适《燕歌行》“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二句的意思還是有所不同。
後者指主将與士卒苦樂迥異，而前者則指下面部屬、士卒之間存在着待遇不公、苦樂各别的種種不合理現象而主将很難了解。
言外之意是說所受之苦并非一般。
《杜臆》說：“不曰為軍士，而曰&lsquo為奴仆&rsquo，蓋軍人以強弱相役，此正其所苦，而無從往訴于主将者，何時得樹功勳而得舒其積憤也？胡騎之多如此，則樹功正未易耳。
此後皆到軍苦境。
”講得極透徹。
前思“圖麒麟”，為排遣愁思，此盼“樹功勳”，為擺脫苦境，處于不堪忍受的境地，聊作非分的妄想，表面上說的是役夫想邀功，實際上揭露的卻是那權臣邊将為邀功而發動的不義戰争帶給役夫和人民的莫大苦難，文思如清溪，萦回轉折，最後總流往主旨所趨的方向，可見詩人駕馭藝術本領的高強。
其六說：“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這首詩很著名，“擒賊”句已成為成語。
詩人對戰争的看法和态度很正确。
前四句酷似民間謠諺，是樂府本色，亦合抒情主人公口吻。
在人物性格、赴邊經過得到充分展開以後，插入這一段議論，點醒主旨，就顯得比較自然了。
其七說：“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
徑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
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這首詩寫築城戍守的艱苦和無時或釋的思歸之情。
“徑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
”寫苦寒奇警，讀之感同身受，不寒而栗。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霜嚴衣帶斷，指直不能結”，亦寫嚴寒，程度有别，稍有誇大，不違常情。
(44)從中可悟現實主義細節描寫分寸的掌握。
開元末以來，屢築軍城防邊。
如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杜希望将鄯州之衆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于河左，置鎮西軍于鹽泉。
又同年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于吐蕃所據安戎城側，頓軍蒲婆嶺下。
天寶七載（七四八）哥舒翰築神威軍（城）于青海上，又築城于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
八載（七四九）朔方節度等使張齊丘于中受降城西北五百餘裡木剌山築橫塞軍（本名可敦城）。
王忠嗣更重視邊防，從天寶四載（七四五）以朔方節度使兼河東節度使以來，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裡，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
築城往往會導緻邊境短暫的安定，所以役夫每當愁苦之極時，往往會渴望有朝一日結束戰争築城而還。
《資治通鑒》載開元十六年十二月丙寅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
”連皇帝也公開承認征兵制度的不合理和戍邊士卒永無還期的悲苦，可見問題的嚴重。
初唐以來寫征夫思婦題材的詩歌特盛，絕非偶然。
皇帝偶發善心，頒布“德音”，規定得很具體很理想。
一年一換，輪番還家洗沐，但真要實行，談何容易！這不過是故作姿态，廉價收買人心而已。
從以後窮兵黩武、征募頻繁的情況看，這道敕書中的許諾恐怕從未兌現過，而征兵制度之糟、戍邊士卒之苦，就變本加厲、有過之無不及了。
那麼，役夫遠戍，還家無期，隻好仰望浮雲，神馳故裡，靠遠望來排遣憂傷了。
其八說：“單于寇我壘，百裡風塵昏。
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
虜其名王歸，系頸授轅門。
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這首詩寫役夫一戰告捷，且虜其名王而歸。
末謂潛身行伍，僅獲一勝，仍難出人頭地。
關于這兩句的言外之意各家體會有所不同。
王嗣奭說：“虜名王，授轅門，不以一勝為功；蓋其立志遠大，必空漠南之庭而後快也。
”此說與組詩“擒賊先擒王”“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的主旨抵牾，不足取。
楊倫以為“聊作妄想快意，亦正見當時主将無能如衛、霍輩者，不過徒殘民命而已”，尤非。
其九說：“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中原有鬥争，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這首詩以慨歎軍中賞罰不明、衆人争功而結束全篇。
擒王之功不可謂不大了，有功者不言功，無功者競邀賞，人心澆薄，公道何存？遇此等處，常人為之必大發議論，而老杜卻輕輕帶過，隻寫役夫不憂自身的不榮顯而憂四方的多故、中原的将亂(45)，從而圓滿地完成了人物性格的表現，深刻地揭示了窮兵黩武必會給國家帶來緻命危機的這一極富政治遠見的主題思想。
通過叙事、抒情，采用了樂府詩特有的表現手法，詩人确乎成功地塑造了役夫這一藝術形象，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所謂“開天盛世”的黑暗面，具有進步的政治傾向性和較高的藝術性。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家對于役夫這一藝術形象的看法，也存在着一些分歧：有的認為杜甫一定接觸到這類人物，否則不能寫得如此具體深刻；有的“詫雲行伍中安得有此人”（見《讀杜心解》所引）。
誠然，老杜很可能接觸過這類人物，因此，他雖然從未有過出塞、戍邊的生活體驗，卻能根據親曆其境者的述說寫得很真實很細緻。
即使如此，也不能簡單地認為行伍中一定有此人。
浦起龍罵那個說“行伍中安得有此人”的評點家“直癡人說夢耳”，也未免性急了一點。
我講這話的意思不僅隻是說凡是成功的藝術形象必然超出了真人真事的範疇而帶典型性，而是說這一藝術形象更多地反映出老杜本人的影子，也可以說，這是詩人在借别人的酒卮澆自己的壘塊。
王嗣奭說：“《出塞》九首，是公借以自抒其所蘊。
讀其詩而思親之孝，敵忾之勇，恤士之心，制勝之略，不尚武，不矜功，不諱窮，豪傑聖賢兼而有之。
勿以詩人目之也。
”吹捧太過，便覺冬烘；但看出這組詩中有夫子自道之意，這一點卻是不錯的。
六 “楊花雪落覆白” 這一時期還寫了一首最著名的政治諷刺詩《麗人行》：“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态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
頭上何所有？翠為?葉垂鬓唇。
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46)。
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
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
犀箸厭饫久未下，鸾刀縷切空紛綸。
黃門飛鞚不動塵，禦廚絡繹送八珍。
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
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
楊花雪落覆白，青鳥飛去銜紅巾。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舊唐書·楊貴妃傳》載：“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
每家為一隊，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
而遺钿墜舄，瑟瑟珠翠，璨芳馥于路。
而國忠私于虢國，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聯镳方駕，不施帷幔。
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靓妝盈巷，蠟炬如晝。
”又楊國忠于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十一月為右相。
這首詩當作于十二載春，諷刺了楊家兄妹驕縱荒淫的生活，曲折地反映了時君的昏庸和時政的腐敗。
恩格斯曾經說過：“我認為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别把它指點出來；同時我認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寫的社會沖突的曆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
”（《緻敏·考茨基》）又說：“作者的見解愈隐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
”（《緻瑪·哈克奈斯》）有意思的是，遠在千多年以前，杜甫的《麗人行》早就很好地滿足了恩格斯所提出的這些值得重視的要求了。
這篇歌行的主題思想和傾向倒并不隐晦難懂，但确乎不是“指點出來”而是“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的。
從頭到尾，詩人描寫那些簡短的場面和情節，都采取像《陌上桑》那樣一些樂府民歌中所慣常用的正面詠歎方式，态度嚴肅認真，筆觸精工細膩，着色鮮豔富麗、金碧輝煌，絲毫不露油滑語調，也不做漫畫式的刻畫。
但令人驚歎不置的是，詩人在這一本正經的詠歎中，出色地完成了詩歌揭露腐朽、鞭撻邪惡的神聖使命，獲得了比一般輕松的諷刺更為強烈的藝術批判力量。
詩中首先泛寫上巳曲江水邊踏青麗人之衆多，以及她們意态之娴雅、體态之優美、衣着之華麗。
辛延年《羽林郎》：“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垆。
長裙連理帶，廣袖合歡襦。
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
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
”《陌上桑》：“頭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
缃绮為下裙，紫绮為上襦。
”《焦仲卿妻》：“着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
足下蹑絲履，頭上玳瑁光。
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
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
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
”回環反複，詠歎生情，“态濃”八句就是從這種民歌表現手法中變化出來的。
《杜臆》：“鐘雲：&lsquo本是諷刺，而詩中直叙富麗，若深不容口，妙妙。
&rsquo又雲：&lsquo如此富麗，而一片清明之氣行乎其中。
&rsquo&hellip&hellip&lsquo态濃意遠&rsquo&lsquo骨肉勻&rsquo，畫出一個國色。
狀姿色曰&lsquo骨肉勻&rsquo，狀服飾曰&lsquo穩稱身&rsquo，可謂善于形容。
”前人已看到了這詩用工筆彩繪仕女圖畫法作諷刺畫的這一特色。
胡夏客說：“唐宣宗嘗語大臣曰：&lsquo玄宗時内府錦襖二，飾以金雀，一自禦，一與貴妃；今則卿等家家有之矣。
&rsquo此詩所雲，蓋楊氏服拟于宮禁也。
”總之，見麗人服飾的豪華，見麗人非等閑之輩。
寫到熱鬧處，筆鋒急轉，點出“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則虢國、秦國（當然還有韓國）三夫人在衆麗人之内了。
着力描繪衆麗人，着眼卻在三夫人；三夫人見，衆麗人見，整個上層貴族驕奢淫逸之頹風見，不諷而諷意見。
肴馔講究色、香、味和器皿的襯托。
“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舉出一二品名，配以适當顔色，便寫出器皿的雅緻，肴馔的精美豐盛以及其香、其味來。
這麼名貴的山珍海味，縷切紛綸而厭饫久未下箸，不須明說，三夫人的驕貴暴殄，已刻畫無遺了。
“黃門飛鞚不動塵，禦廚絡繹送八珍”，内廷太監鞚馬飛馳而來，卻路不動塵，這是何等的規矩，何等的排場！皇家氣派，畢竟不同尋常。
寫得真好看煞人，也驚恐煞人。
如此煞有介事地派遣太監前來，絡繹不絕于途，到底所為何事？原來是奉旨從禦廚房裡送來珍馐美馔為諸姨上巳曲江修禊盛筵添菜助興，頭白阿瞞不可謂不體貼入微，不可謂不多情，也不可謂不昏庸了。
樂史《楊太真外傳》載：“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
上與妃子鐘念，因而受焉。
就按于清元小殿，甯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觱篥，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
自旦至午，歡洽異常。
時惟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
曲罷，上戲曰：&lsquo阿瞞（上在禁中，多自稱也。
）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
請一纏頭！&rsquo秦國曰：&lsquo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rsquo遂出三百萬為一局焉。
”黃門進馔是時人目睹，曲罷請賞是宋人傳奇，真真假假，事出有因，兩相對照，風流天子精神面貌的猥瑣可以想見了。
“箫鼓哀吟”“賓從雜遝”，承上啟下，為“後來”者的出場造聲勢烘托氣氛。
彼“後來”者鞍馬逡巡，無須通報，竟然當軒下馬，徑入錦茵與三夫人歡會：此情此景，純從旁觀冷眼中顯出，當目擊者和讀者目瞪口呆驚詫之餘，稍加思索，便知其人，便知其事了。
北魏胡太後曾威逼楊白花私通，楊白花懼禍，降梁，改名楊華。
胡太後思念他，作《楊白花歌》，有“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裡”之句。
“青鳥”是神話傳說中西王後的使者，唐詩中多用來指“紅娘”一類角色。
章碣《曲江》詩有“落絮卻籠他樹白”之句，可見曲江沿岸盛植楊柳。
又隋唐時期，關中地域氣溫較高，上巳（陰曆三月三日）飄楊花，當是實情。
“楊花”二句似賦而實比興，暗喻楊國忠與虢國夫人的淫亂。
樂史《楊太真外傳》載：“虢國又與國忠亂焉。
略無儀檢，每入朝谒，國忠與韓、虢連辔，揮鞭驟馬，以為諧谑。
從官妪百餘騎。
秉燭如晝，鮮裝袨服而行，亦無蒙蔽。
”他們倒挺開通，竟敢招搖過市，攜衆遨遊，公開表演種種醜态。
既然如此，為什麼“先時丞相未至，觀者猶得近前，及其既至，則呵禁赫然”（黃生語），不許遊人圍觀了呢？為了顯示其“炙手可熱”權勢之煊赫，這固然是個原因，但觥籌交錯、酒後耳熱、放浪形骸之外，雖是開通人，也有不想讓旁人窺見的隐私。
“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青鳥銜去的一方紅手帕，便于有意無意中洩露了一點春光。
七絕《虢國夫人》：“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
卻嫌脂粉涴顔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見杜甫《草堂逸詩》，一作張祜詩）這詩寫出了虢國夫人的狐媚相，可與《麗人行》參讀。
浦起龍評《麗人行》說：“無一刺譏語，描摹處，語語刺譏。
無一慨歎聲，點逗處，聲聲慨歎。
”這不是說，這詩的傾向不是“指點出來”而是“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的麼？對于當時“他所描寫的社會沖突”到底有什麼“解決辦法”呢？詩人即使多少意識到了，恐怕也不敢認真去想，更談不上把它“硬塞給讀者”。
但讀者讀後卻不能不想：最高統治集團既然這樣腐敗，天下不亂才怪！這不是抽象的說教，這是讀者被激動起來的心靈直感地從藝術中所獲得的邏輯。
七 “憂端齊終南” 老杜的叙事抒情長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恰好可借來作為詩人旅食京華十年中遭遇、思想以及創作活動的全面總結。
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十月，杜甫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
十一月離京赴奉先縣探家。
當時安祿山已反于範陽(47)，但消息尚未傳到長安，玄宗正帶着楊貴妃在骊山華清宮避寒，縱情享樂。
杜甫途經山下，憂憤交集，到家後便寫成了這首詩。
這首詩可分三大段。
第一大段自述生平大志、出處去就之節和對皇帝的忠誠，總之是在表明赍志去國之情：“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
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觊豁。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
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
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
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
當今廊廟具，構廈豈雲缺。
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
顧惟蝼蟻輩，但自求其穴。
胡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幹谒。
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
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
沉飲聊自适，放歌破愁絕。
”整篇是詠懷，這一大段又是最集中最純粹的詠懷。
楊倫說：“首從詠懷叙起，每四句一轉，層層跌出。
自許稷、契本懷，寫仕既不成，隐又不遂，百折千回，仍複一氣流轉，極反複排蕩之緻。
”的确如此。
從表面看，這一大段文字很像是在向人們彙報自己的思想，其實不盡如此。
這是緬懷往事百感交集時内心深處痛苦的獨白。
詩人一上來就亮出自己有“竊比稷與契”的大志，隻因這大志不僅關系着一生的命運，也是這篇長詩所由産生的根源。
這是提綱挈領的寫法，找到了這個頭，就會像缫絲一樣源源不絕地将紛亂的愁思理出個頭緒來。
稷和契是傳說中輔佐虞舜的兩個賢臣。
跟這樣的人物看齊，勢必意味着要做大臣做宰相，這談何容易！終于落得個一事無成、窮愁潦倒，讓同學老先生們取笑，自己卻執迷不悟，這豈不是“愚”豈不是“拙”麼？轉思稷教民種植谷物，契推行文化教育。
孟子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也，是以若是其急也。
”“稷、契元無他奇，隻是己溺己饑之念而已。
”（王嗣奭語）那麼，學習這種精神，又有什麼不可以的？正因為死不了這條心，他始終甘于貧賤，不怕讪笑，堅持素志，總希望有朝一日如願以償。
正因為死不了這條心，就免不了一年到頭為天下的黎民百姓擔憂，内心激動，感慨萬端，日子過得很不松快，就連這次離京往奉先探家，途中所聞所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發而為詩，便寫出了這篇憂國憂民、心情沉重的長篇來。
“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所以說這大志不僅關系着他一生的命運，也是這篇長詩所由産生的根源。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大志固佳，惜難實現，那為什麼不走古今明達之士都曾走過或正在走着的那條高蹈出世、獨善其身的歸隐之路？說真的，浪迹江海，優遊歲月，這念頭不是沒起過；隻是生逢像堯舜一樣的明君在位，不忍心就這樣永遠離開罷了。
當今棟梁之材有的是，朝廷哪裡缺不了你老杜這塊料？這不過是葵藿傾葉向太陽，物性難改啊！藿是豆葉，葵是胡葵，亦名戎葵、衛足葵、一丈紅，系錦葵科而宿根草木。
《花鏡》雲：“葵，陽草也，一名衛足葵，言其傾葉向陽，不令照其根也。
”曹植《求通親親表》說：“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終向之者，誠也。
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
”“葵藿”句出此，也含有企望皇帝“垂三光之明”的意思。
俞平伯先生說：“他是否真把唐明皇當做堯舜之君看呢？在此不得詳論。
我們很不必歪曲事實，杜甫當然忠君；&hellip&hellip明皇之去堯舜不但事實上遠甚，即以杜甫的詩來看，恐亦複甚遠（堯舜究竟怎樣好法，是另一問題，所指乃是儒家傳統的看法裡的堯舜），所以這句話至少不宜十分認真的。
”（《說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載《杜甫研究論文集》二輯）接着他又不勝感慨地表白說，看看那般蝼蟻之輩，蠅營狗苟，隻顧理家生财，正如《屍子》所說“蝼蟻之穴，無不滿焉”，不是過得蠻寫意麼，那為什麼又偏要去效法海洋裡力挽狂瀾的大鲸？有偌大的志向，又羞于幹谒，因此耽誤了生計，直到今日還辛辛苦苦，眼看就要埋沒在塵埃之中了，不過我倒也甘心情願。
就是堯、舜之世，也容許巢父、許由這樣的高尚君子避世，我若歸隐，本無不可，隻是節操不易改變，終究愧對巢、由了。
前面已曾兩次談到，老杜也确乎有過歸隐山林或放浪江海的打算，無奈思想搞不通，總不忘懷建功立業的大志，又苦無買山肥遁之資，所以這隻不過說說而已，哪能真下決心去當身世兩相棄的高人雅士。
進退維谷，左右為難，隻好飲酒賦詩。
痛飲聊以自遣，放歌可破憂愁；别看我似乎很風雅，心裡實在是太苦悶了。
訴說了離京首途時一觸即發的不遇之悲和身世之感，接着便夾叙夾議地記述了路過骊山時的所見所感，慨歎君臣耽樂之失：“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
天衢陰峥嵘，客子中夜發。
霜嚴衣帶斷，指直不能結。
淩晨過骊山，禦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48)，蹴踏崖谷滑。
瑤池氣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
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阙。
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
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栗。
況聞内金盤，盡在衛霍室。
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
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榮枯咫尺異，惆怅難再述。
”骊山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南，離長安六十裡。
詩人半夜出發，清早可經過骊山。
《雍錄》載：“溫泉在骊山。
秦漢隋唐皆常遊幸，惟玄宗特侈。
蓋即山建立百司，庶府皆行，各有寓止。
自十月往，至歲盡乃還宮。
又緣楊妃之故，其奢蕩益著。
大抵宮殿包裹骊山一山，而缭牆周遍其外。
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
”晚清慈禧太後每年四月來萬壽山頤和園避暑，十月回宮，百司随行，官邸、别墅遍及海澱。
二者情況極其類似，所不同者華清宮是冬宮，頤和園是夏宮而已。
唐太宗即位以來，幾次大興土木，營造宮室，魏徵等多以隋炀帝窮奢極欲、勞民傷财以緻國亡身喪為戒進谏，終有所節制。
相形之下，李隆基可算得是不肖子孫了。
慈禧頑媪，更不足道。
且說老杜路過骊山時，玄宗、貴妃正在華清宮。
這時已是歲暮，百草凋零，大風呼嘯，天色陰沉，天氣寒冷，天空大霧彌漫。
俞平伯先生說：“霧重故地滑。
溫泉蒸氣郁勃，羽林軍校往來如織。
寫骊宮冬曉，氣象萬千，化工手也。
”體會真切，剖析入微。
嘗怪“霜嚴”何至于凍斷“衣帶”。
細思之，始知：霜嚴風大，欲束緊衣帶以禦寒，不覺用力太過而折；手指凍僵，很難結好。
描寫一瑣屑細節，便令人猶如身曆其境似的感受到行旅風霜之苦。
詩人走在牆外，皇帝就在牆那邊，甚至連保衛皇帝的羽林軍校兵器偶爾相碰所發出的細微聲響也能隔牆聽到；處在這種相去天淵卻近在眉睫的特殊境地，對于一個戀阙情濃、憂時心切的去國志士來說，他必然會浮想聯翩、感慨萬千了。
《明皇雜錄》載玄宗曾在華清宮中置長湯數十，賜從臣浴。
錢箋引晚唐鄭嵎《津陽門詩注》等記述更詳：“宮内除供奉兩湯池，内外更有湯十六所。
長湯每賜諸嫔禦，其修廣與諸湯不侔。
甃以文瑤寶石，中央有玉蓮華捧湯泉，噴以成池。
又縫綴錦繡為凫雁，置于水中。
上時于其間泛钑镂小舟，以嬉遊焉。
次西曰太子湯，又次西少陽湯，又次西尚食湯，又次西宜春湯，又次西長湯十六所。
”又《安祿山事迹》載：“祿山将及戲水（表演遊泳），楊國忠兄弟、虢國姊妹并至新豐，所止之處，皆賜禦膳，至溫泉賜浴。
将士并賜浴賜食賜錢。
玄宗計日幸望春宮以待。
”玄宗的恣意妄為簡直到了瘋狂的程度了。
如今親耳聽到華清宮内傳來響徹雲霄的音樂聲，詩人心想：君臣們大概正在尋歡作樂，長夜之飲到天亮了這許久原來還沒結束。
李白的《烏栖曲》寫吳宮從暮到曉的狂歡爛醉：“姑蘇台上烏栖時，吳王宮裡醉西施。
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
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荒淫誤國，古今同慨！“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這話說得新鮮，皇帝請客，當然滿座朱紫，哪裡會有着“短褐”的老百姓的份兒？這道理老杜當然是懂得的。
“短褐”猶布衣，指平民，後來也用來指沒有做官的讀書人。
《老子》：“被褐懷玉。
”我們讀詩時如果意識到詩人嘴裡說的是“被褐”或“短褐”，而心裡指的卻是“懷玉”，那麼就不覺得這話說得有點古怪，反而覺得語含激憤、諷意深刻。
孔子說：“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淫，佞人殆。
”（《論語·衛靈公》）看看當今的所作所為，恰恰相反：迷戀的是鄭聲，近的是佞人，遠的是“懷玉”的“被褐”之士。
即使拿儒家“為邦”的準則來衡量，老杜還是能看出問題的嚴重性而有所腹非的。
他的《醉時歌》說：“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絲。
”本詩開篇就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
”可見老杜用“被褐”“布衣”這類字眼不盡是寫實況，也暗含左思所說“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塵埃；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詠史》）的對抗情緒。
林庚先生說：“杜甫《赴奉先詠懷》：&lsquo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rsquo，杜甫當時已初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卻仍無妨自稱布衣，而杜甫之所驕傲于布衣的，則正是在那&lsquo竊比稷與契&rsquo的政治抱負上。
”（《詩人李白》）這話極有見地。
布衣而有大志，這豈不是“被褐懷玉”麼？這種憤世的情緒，在其他盛唐詩人的作品中也時有流露。
王維就曾感歎過“豈乏中林士，無人獻至尊”“奈何軒冕貴，不與布衣言”“鄙哉匹夫節，布褐将白頭”。
李白此感尤其強烈，如說“白，野人也”“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投箸解鹔鹴，換酒醉北堂。
丹徒布衣者，慨慨未可量”，等等。
唐代開始建立政權及之前争奪天下急需文臣武将之秋，固然有不少人“皆起闾閻布衣”（太宗語）而終于建功立業“自取富貴”（來護兒論秦叔寶語），就是到開元後期玄宗日漸昏聩、治亂轉關之際，還用了“嶺海孤賤”的張九齡為相，這就是當時像李、杜這樣一些出身下層、“被褐懷玉”之士的大志所由産生的曆史和現實根源。
從太宗以來，唐王朝曆代最高統治者，為了虛應武丁、文王搜賢訪隐故事，都喜歡“臨幸”或禮聘、嘉獎、封賞幾個“名揚宇宙”的逸人高士，以示“天下歸心”，坐收點綴升平、籠絡人心、鞏固統治的奇效，這無疑也會使人們産生一些錯覺和幻想。
高宗、武後、玄宗都喜歡征聘隐者道士，而以玄宗為最：計自在東宮時至天寶初，約共征隐者道士達七人（包括李白在内）九次之多。
李陽冰《草堂集序》記述诏征李白入朝的盛況說：“天寶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馬，降辇步迎，如見绮皓；以七寶床賜食，禦手調羹以飯之；謂曰：&lsquo卿是布衣，名為朕知。
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rsquo”雖說這隻是一種故作姿态、有名無實的政治表演，可見前一時期到底确曾有過“與宴有短褐”的新鮮事兒。
如今皇帝幹脆抹開臉子不再搬演盛世明君崇德求賢的陳年故事，公然帶領着一群男女寵幸胡帝胡天地吃喝玩樂起來，這怎教那些惑于假象曾一度對皇帝存過幻想的人們不大失所望，不感慨系之呢？“賜浴賜食賜錢”，這是皇帝尋歡作樂的三部曲。
詩人想象賜浴賜食已畢，踵接而來的必是賜錢，就不覺發起議論來。
“彤庭”四句講得很沉痛，指出彤庭上分賞文武百官的這許多绫羅綢緞，都是民間貧寒婦女辛辛苦苦地制作出來的，是下層官吏鞭撻、壓迫人民，剝削、搜刮來進貢朝廷的。
唐初沿用隋代租調力役制度，加以發展而成為租庸調法(49)，一直實行到安史亂後才為兩稅法所替代。
《唐六典》卷三《尚書戶部》載：“凡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役，四曰雜徭。
課戶每丁租粟二石。
其調随鄉土所産绫絹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绫絹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皆書印焉。
凡丁歲役二旬（有閏之年加二日），無事則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
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并不得過五十日）。
”此法允許全部力役用交絹或布來代替，騰出勞動力，多少有利于提高生産積極性和發展農業，加上還定出按災情輕重減免賦役等條例，這在初唐恢複經濟的時期，是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的。
武則天統治以後，由于統治階級的生活日趨奢侈，又經常用兵，這就使得人民所受到的剝削和壓迫越來越嚴重了。
(50)到了開元、天寶之際，社會經濟空前繁榮，而剝削則尤為苛重，“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為一匹者”（《通典》卷六《食貨典·賦稅下》）。
比如宇文融、楊慎矜、王等，挖空心思，巧
不言南诏，而言山東，言關西，言隴右，其詞哀怨而不迫如此。
曰&lsquo君不聞&rsquo&lsquo君不見&rsquo，有詩人呼祈父之意焉。
是時國忠方貴盛，未敢斥言之，雜舉河隴之事，錯互其詞，若不為南诏而發者，此作者之深意也。
”(37)錢箋剖析入微，言之成理，當代說詩者多主是說。
寫南征而不點明南征，卻雜舉河隴之事，除了錢箋所作解釋外，光就創作的角度而論，這不僅是容許的，更是藝術概括過程中增強人物、事件典型意義所必需的。
詩人根據生活實感，構思一個“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如今又被驅南征、備受“我皇開邊”之苦的老戰士，設為答問之辭，讓他現身說法，在自述平生經曆的談論之中，自然而然地将多年來海内各地人民，從前方到後方，從役夫到農夫，從兵役、徭役到賦稅，所受窮兵黩武之害，集中而又真實地反映出來，遊刃有餘地解決了有限篇幅和較多内容之間的矛盾，獲得了思想和藝術表現上的極大成就，能說這不是一次别出心裁的、成功的嘗試麼？設置極少人物，截取短暫生活片段，通過對話寫事以表達思想感情，這是漢樂府民歌中常見的表現手法。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即學此表現手法，而其中“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二句又直接借用于秦代民歌：“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
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拄。
”（見楊泉《物理論》）諸注家均以為《兵車行》“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二句與陳琳“生男”二句有關聯，這是對的。
其實不僅止于此，若論表現手法，也是從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從漢樂府民歌繼承發展而來的。
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說：“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複依傍。
予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複拟賦古題。
”可見《悲陳陶》等篇最先開“即事名篇”之風及其對中唐新樂府運動的影響。
但須補充說明的是：（一）元稹将杜甫“即事名篇”之作從《悲陳陶》等篇算起，是因為他概念中的“事”，指的是那些帶有重大社會和政治意義的“時事”。
這一類即“時事”名篇的歌行中，創作得最早的不是《悲陳陶》而是《兵車行》。
《兵車行》的出現，标志着詩人由于多年來的閱曆和體驗，社會思想、文藝思想已日臻成熟，開始着手在為自己，為後人，開拓那條起自國風的現實主義詩歌創作道路，這是很值得珍惜、很值得紀念的。
（二）如果将“事”理解為一般的生活瑣事，那麼，現存杜詩中那些即“瑣事”名篇的歌行出現得還要早。
若按通常的編年先後排列，在《兵車行》以前即有《今夕行》《飲中八仙歌》《高都護骢馬行》《樂遊園歌》等篇。
這些都是歌行，也不能說不是“即事名篇”，但顯然不屬于元稹所指的那一類。
白居易《與元九書》說：“杜詩多，可傳者千餘篇。
&hellip&hellip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lsquo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rsquo之句，亦不過三四十。
”如果根據這一狹隘的、大可商榷的評詩标準衡量，《今夕行》諸篇，必會被斥為有乖六義而落選。
不過從形式上考慮，詩人在天寶十載寫作《兵車行》前五年（天寶五載）寫作《今夕行》時就嘗試“即事名篇”了。
可見藝術形式上任何一個小的突破和改變，也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
（三）文學史家每當論及文人繼承、發展樂府民歌傳統的過程時都說，由漢樂府的“緣事而發”，一變而為曹操諸人的借古題而寫時事，再變為杜甫的“因事立題”，這“因事立題”，經元結、顧況等一脈相承，到白居易更成為一種有意識的寫作準則，即所謂“歌詩合為事而作”，并從而出現了新樂府運動。
這概括無疑是正确的。
寫樂府歌詩“因事立題”在文人中固然最早始于杜甫，不過，這倒并不是他的“發明創造”，他無非是恢複了民歌本來的作法而已。
那些“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國風如《伐檀》《碩鼠》《東山》，那些“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漢樂府民歌如《戰城南》《有所思》《東門行》《婦病行》《孤兒行》等等，又有什麼古題可借，還不都是“因事立題”，也就是元稹所說的“即事名篇”麼？古時反動政客幹反動勾當時，也懂得制造輿論，颠倒黑白，混淆視聽，進行反動宣傳。
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年底，李宓首次出征雲南前夕(38)，朝廷命群臣賦詩送行。
如儲光羲的《同諸公送李雲南伐蠻》說：“昆明濱滇池，蠢爾敢逆常。
天星耀鐵锧，吊彼西南方。
冢宰統元戎，太守齒軍行。
囊括千萬裡，矢谟在廟堂。
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
搜兵自交趾，茇舍出泸陽。
&hellip&hellip斬伐若草木，系缧同犬羊。
餘醜隐弭河，啁啾亂行藏。
&hellip&hellip劍關掉鞅歸，武弁朝建章。
龍樓加命服，獬豸擁秋霜。
邦人頌靈旗，側聽何洋洋。
京觀在《七德》，休哉我神皇！”無非是将唐方非正義的出兵說成是正義的，鼓吹大肆殺戮，預祝凱旋加官晉爵，頌揚“統元戎”的“冢宰”楊國忠廟略的高妙，歸不世之功于“休哉我神皇”。
第二年（十二載）四月李宓奏凱還京(39)，朝廷同樣命群臣賦詩歡迎、慶功。
如高适的《李雲南征蠻詩》說：“聖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
肅穆廟堂上，深沉節制雄。
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
&hellip&hellip泸水夜可渡，交州今始通。
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
”頌揚的内容與前詩接近，所不同的隻是一預祝、一告成而已。
(40)不管是“真心”還是“違心”，儲光羲、高适二位，作為屬官，處在必得“應诏”或“應教”賦詩的場合中，寫作了這樣一兩首政治傾向性很糟的“頌聖”“歌德”之作，情有可原，不須深責；但也無妨借來作為對照，以便更清楚地顯示出李、杜對社會現實認識的深刻，和他們熱愛人民、敢于揭露抨擊昏君奸臣禍國殃民反動決策的勇氣。
這一時期杜甫寫出征、戍邊題材的詩還有《前出塞九首》。
《前出塞九首》寫天寶年間哥舒翰征吐蕃時事。
(41)這組詩，借一征夫的自述，夾叙夾議，反映了從出征到論功十餘年來的征戍生活及其感觸。
其一說：“戚戚去故裡，悠悠赴交河。
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
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這首詩寫役夫被迫出征、辭親離家時的悲憤。
“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是這組詩的主旨，和《兵車行》“邊庭流血成海水，我皇開邊意未已”一樣，都是借被迫出征士卒之口諷玄宗後期的窮兵黩武、恣意開邊。
盧元昌說：“此拈開邊，為諸章眼目。
自開元十五年王君?啟釁，後張忠亮破吐蕃于渴谷，拔其大莫門城；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下。
十七年，張守素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信安）王祎破吐蕃于石堡城。
十八年，烏承玼破奚、契丹于捺祿山。
二十年以後，雖吐蕃又款，至赤嶺之碑仆，釁端又開；與奚、契丹交構不已。
此皆開邊之禍也。
”可參看。
天寶間邊事已概述，此可補前引史料之不足。
從後來杜甫任左拾遺為房琯罷相辯護而遭貶的表現看，他是敢于仗義執言，諷谏時君為政得失，有古诤臣風的。
有人以為這組詩的表現特點是全部用第一人稱來寫，讓這個征夫直接向讀者訴說，由于寓主位于客位，轉能暢所欲言，并避免直接批評時政的罪狀。
設置某一人物以第一人稱來寫，這是樂府詩中常見的做法，并非這組詩的特點，也很難說這是出于遠禍的考慮。
&mdash&mdash欲加以妄議時政之罪，哪管用的是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這不都是你杜某寫的麼？通過設身處地的藝術構思，雜取彼役夫不同時地不同境況下的不同言行表現和心理狀态，若斷若續地順序串聯起來，形成一組各篇之間結構松散（故可單獨成篇）而前後脈絡卻暗暗相通的大型組詩，以樂府詩獨特的叙事抒情方式，展現了人物的性格和遭遇，從而使主題思想得到了完滿的體現。
如果一定要談這組詩在藝術表現上的特點，我看特點就在這學習漢樂府手法而有所創新之處。
浦起龍說：“漢魏以來詩，一題數首，無甚铨次。
少陵出而章法一線。
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轉韻詩讀。
”也多少看到了這一特點。
其二說：“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
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
走馬脫辔頭，手中挑青絲。
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這首詩述上路後輕身自奮情狀。
恣意開邊，師出無名(42)，離鄉别井，本不欲來。
現既已來，豈可受人欺淩，低人一頭？脫缰走馬，俯身搴旗，初試身手，亦不後人。
寫此役夫的骁勇，非隻見其骁勇，亦見其不甘示弱的倔強性格，更見其有感于“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而自暴自棄的憤懑心情。
舉一隅而三隅反，可說極盡藝術之能事了。
如果處理不當，寫役夫途中的表現，過分渲染其一中那“吞聲行負戈”的情緒，就會把他寫成毫無血性、毫無骨氣的膽小鬼，從而減弱詩歌反對不義之戰的力量。
相反，如果把他寫成真的變得很積極，這不僅顯得很突然、很不合情理，而且直接與這一詩篇的主題思想相違背，就更不能容許了。
像現在這樣寫，既能突出人物的個性，又能相反相成地借铤而走險的心理狀态和行動表現，反襯出朝廷倒行逆施的決策，給有頭腦、有正義感的役夫所帶來的巨大的精神痛苦，既寫活了人物，又表現了主題，做到了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結合，這無疑是難能可貴、值得很好學習的。
王嗣奭評論這一章說：“死既無時，而後作壯語，所謂&lsquo知其不可如何而安之若命&rsquo者也，愈壯愈悲。
”頗得作者用心。
其三說：“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
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
丈夫誓許國，憤惋複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這首詩通過途中一個生活細節的描寫，反映這一役夫内心劇烈的矛盾和無比的痛苦。
《隴頭歌辭》：“隴頭流水，鳴聲幽咽。
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磨刀”四句顯然是從這首古代民歌中點化出來的。
不過，同一般用典有所不同，必須考慮到那個不一定知道這古歌的抒情主人公&mdash&mdash役夫，處在隴頭“嗚咽水”發出“斷腸聲”的境地，無須想到典故，就有可能見景生情，直接産生那種情緒上的波動。
在“嗚咽水”旁磨刀，隻是想借此以轉移注意力，擺脫因“斷腸聲”而勾引起的愁思。
“水赤”才知“刃傷手”，豈不是磨刀割破了手一點也不覺得痛？可見注意力并未因此而轉移，愁思并未因此而擺脫。
“心緒亂已久”，真是沒法使自己這顆亂糟糟的心安定下來啊！舉重若輕，細微處見大手筆。
“丈夫”四句是自我寬解的話。
既已誓死報國，還有什麼可憤惋的？可見憤惋太甚，終難釋然；倒不是自己胸懷窄狹，許多問題實在令人想不通。
橫下一條心豁出命來幹一場吧！要麼成功，要麼戰死，倒也幹脆。
“圖麒麟”談何容易！“戰骨當速朽”，死了朽了也就萬事大吉了。
“當”字下得沉痛。
越寬解越憤惋，欲擒故縱，正意反出，用多變的手法寫多變的情緒，絕妙。
其四說：“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
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
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
哀哉兩決絕，不複同苦辛！”這首詩寫在途中被徒長欺壓和驅逼的情形。
前已充分寫出了這一役夫的有血性、有頭腦，這樣的人卻受到愚蠢而蠻橫的徒長的無理對待，就更覺難堪。
不管是用積極還是消極的想法，他似乎多少已解決了一些思想問題，減輕了一些精神負擔，如今面對這“被驅不異犬與雞”的殘酷現實，他又重新掉進了痛苦的深淵，更加思念起故鄉的親人(43)來了。
其五說：“迢迢萬裡餘，領我赴三軍。
軍中異苦樂，主将甯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群。
我始為奴仆，幾時樹功勳！”這首詩寫跋涉萬裡、初到軍中的感歎。
細細玩味，“軍中”二句與高适《燕歌行》“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二句的意思還是有所不同。
後者指主将與士卒苦樂迥異，而前者則指下面部屬、士卒之間存在着待遇不公、苦樂各别的種種不合理現象而主将很難了解。
言外之意是說所受之苦并非一般。
《杜臆》說：“不曰為軍士，而曰&lsquo為奴仆&rsquo，蓋軍人以強弱相役，此正其所苦，而無從往訴于主将者，何時得樹功勳而得舒其積憤也？胡騎之多如此，則樹功正未易耳。
此後皆到軍苦境。
”講得極透徹。
前思“圖麒麟”，為排遣愁思，此盼“樹功勳”，為擺脫苦境，處于不堪忍受的境地，聊作非分的妄想，表面上說的是役夫想邀功，實際上揭露的卻是那權臣邊将為邀功而發動的不義戰争帶給役夫和人民的莫大苦難，文思如清溪，萦回轉折，最後總流往主旨所趨的方向，可見詩人駕馭藝術本領的高強。
其六說：“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這首詩很著名，“擒賊”句已成為成語。
詩人對戰争的看法和态度很正确。
前四句酷似民間謠諺，是樂府本色，亦合抒情主人公口吻。
在人物性格、赴邊經過得到充分展開以後，插入這一段議論，點醒主旨，就顯得比較自然了。
其七說：“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
徑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
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這首詩寫築城戍守的艱苦和無時或釋的思歸之情。
“徑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
”寫苦寒奇警，讀之感同身受，不寒而栗。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霜嚴衣帶斷，指直不能結”，亦寫嚴寒，程度有别，稍有誇大，不違常情。
(44)從中可悟現實主義細節描寫分寸的掌握。
開元末以來，屢築軍城防邊。
如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杜希望将鄯州之衆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于河左，置鎮西軍于鹽泉。
又同年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于吐蕃所據安戎城側，頓軍蒲婆嶺下。
天寶七載（七四八）哥舒翰築神威軍（城）于青海上，又築城于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
八載（七四九）朔方節度等使張齊丘于中受降城西北五百餘裡木剌山築橫塞軍（本名可敦城）。
王忠嗣更重視邊防，從天寶四載（七四五）以朔方節度使兼河東節度使以來，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裡，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
築城往往會導緻邊境短暫的安定，所以役夫每當愁苦之極時，往往會渴望有朝一日結束戰争築城而還。
《資治通鑒》載開元十六年十二月丙寅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
”連皇帝也公開承認征兵制度的不合理和戍邊士卒永無還期的悲苦，可見問題的嚴重。
初唐以來寫征夫思婦題材的詩歌特盛，絕非偶然。
皇帝偶發善心，頒布“德音”，規定得很具體很理想。
一年一換，輪番還家洗沐，但真要實行，談何容易！這不過是故作姿态，廉價收買人心而已。
從以後窮兵黩武、征募頻繁的情況看，這道敕書中的許諾恐怕從未兌現過，而征兵制度之糟、戍邊士卒之苦，就變本加厲、有過之無不及了。
那麼，役夫遠戍，還家無期，隻好仰望浮雲，神馳故裡，靠遠望來排遣憂傷了。
其八說：“單于寇我壘，百裡風塵昏。
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
虜其名王歸，系頸授轅門。
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這首詩寫役夫一戰告捷，且虜其名王而歸。
末謂潛身行伍，僅獲一勝，仍難出人頭地。
關于這兩句的言外之意各家體會有所不同。
王嗣奭說：“虜名王，授轅門，不以一勝為功；蓋其立志遠大，必空漠南之庭而後快也。
”此說與組詩“擒賊先擒王”“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的主旨抵牾，不足取。
楊倫以為“聊作妄想快意，亦正見當時主将無能如衛、霍輩者，不過徒殘民命而已”，尤非。
其九說：“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中原有鬥争，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這首詩以慨歎軍中賞罰不明、衆人争功而結束全篇。
擒王之功不可謂不大了，有功者不言功，無功者競邀賞，人心澆薄，公道何存？遇此等處，常人為之必大發議論，而老杜卻輕輕帶過，隻寫役夫不憂自身的不榮顯而憂四方的多故、中原的将亂(45)，從而圓滿地完成了人物性格的表現，深刻地揭示了窮兵黩武必會給國家帶來緻命危機的這一極富政治遠見的主題思想。
通過叙事、抒情，采用了樂府詩特有的表現手法，詩人确乎成功地塑造了役夫這一藝術形象，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所謂“開天盛世”的黑暗面，具有進步的政治傾向性和較高的藝術性。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家對于役夫這一藝術形象的看法，也存在着一些分歧：有的認為杜甫一定接觸到這類人物，否則不能寫得如此具體深刻；有的“詫雲行伍中安得有此人”（見《讀杜心解》所引）。
誠然，老杜很可能接觸過這類人物，因此，他雖然從未有過出塞、戍邊的生活體驗，卻能根據親曆其境者的述說寫得很真實很細緻。
即使如此，也不能簡單地認為行伍中一定有此人。
浦起龍罵那個說“行伍中安得有此人”的評點家“直癡人說夢耳”，也未免性急了一點。
我講這話的意思不僅隻是說凡是成功的藝術形象必然超出了真人真事的範疇而帶典型性，而是說這一藝術形象更多地反映出老杜本人的影子，也可以說，這是詩人在借别人的酒卮澆自己的壘塊。
王嗣奭說：“《出塞》九首，是公借以自抒其所蘊。
讀其詩而思親之孝，敵忾之勇，恤士之心，制勝之略，不尚武，不矜功，不諱窮，豪傑聖賢兼而有之。
勿以詩人目之也。
”吹捧太過，便覺冬烘；但看出這組詩中有夫子自道之意，這一點卻是不錯的。
六 “楊花雪落覆白” 這一時期還寫了一首最著名的政治諷刺詩《麗人行》：“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态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
頭上何所有？翠為?葉垂鬓唇。
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46)。
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
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
犀箸厭饫久未下，鸾刀縷切空紛綸。
黃門飛鞚不動塵，禦廚絡繹送八珍。
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
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
楊花雪落覆白，青鳥飛去銜紅巾。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舊唐書·楊貴妃傳》載：“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
每家為一隊，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
而遺钿墜舄，瑟瑟珠翠，璨芳馥于路。
而國忠私于虢國，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聯镳方駕，不施帷幔。
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靓妝盈巷，蠟炬如晝。
”又楊國忠于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十一月為右相。
這首詩當作于十二載春，諷刺了楊家兄妹驕縱荒淫的生活，曲折地反映了時君的昏庸和時政的腐敗。
恩格斯曾經說過：“我認為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别把它指點出來；同時我認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寫的社會沖突的曆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
”（《緻敏·考茨基》）又說：“作者的見解愈隐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
”（《緻瑪·哈克奈斯》）有意思的是，遠在千多年以前，杜甫的《麗人行》早就很好地滿足了恩格斯所提出的這些值得重視的要求了。
這篇歌行的主題思想和傾向倒并不隐晦難懂，但确乎不是“指點出來”而是“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的。
從頭到尾，詩人描寫那些簡短的場面和情節，都采取像《陌上桑》那樣一些樂府民歌中所慣常用的正面詠歎方式，态度嚴肅認真，筆觸精工細膩，着色鮮豔富麗、金碧輝煌，絲毫不露油滑語調，也不做漫畫式的刻畫。
但令人驚歎不置的是，詩人在這一本正經的詠歎中，出色地完成了詩歌揭露腐朽、鞭撻邪惡的神聖使命，獲得了比一般輕松的諷刺更為強烈的藝術批判力量。
詩中首先泛寫上巳曲江水邊踏青麗人之衆多，以及她們意态之娴雅、體态之優美、衣着之華麗。
辛延年《羽林郎》：“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垆。
長裙連理帶，廣袖合歡襦。
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
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
”《陌上桑》：“頭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
缃绮為下裙，紫绮為上襦。
”《焦仲卿妻》：“着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
足下蹑絲履，頭上玳瑁光。
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
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
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
”回環反複，詠歎生情，“态濃”八句就是從這種民歌表現手法中變化出來的。
《杜臆》：“鐘雲：&lsquo本是諷刺，而詩中直叙富麗，若深不容口，妙妙。
&rsquo又雲：&lsquo如此富麗，而一片清明之氣行乎其中。
&rsquo&hellip&hellip&lsquo态濃意遠&rsquo&lsquo骨肉勻&rsquo，畫出一個國色。
狀姿色曰&lsquo骨肉勻&rsquo，狀服飾曰&lsquo穩稱身&rsquo，可謂善于形容。
”前人已看到了這詩用工筆彩繪仕女圖畫法作諷刺畫的這一特色。
胡夏客說：“唐宣宗嘗語大臣曰：&lsquo玄宗時内府錦襖二，飾以金雀，一自禦，一與貴妃；今則卿等家家有之矣。
&rsquo此詩所雲，蓋楊氏服拟于宮禁也。
”總之，見麗人服飾的豪華，見麗人非等閑之輩。
寫到熱鬧處，筆鋒急轉，點出“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則虢國、秦國（當然還有韓國）三夫人在衆麗人之内了。
着力描繪衆麗人，着眼卻在三夫人；三夫人見，衆麗人見，整個上層貴族驕奢淫逸之頹風見，不諷而諷意見。
肴馔講究色、香、味和器皿的襯托。
“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舉出一二品名，配以适當顔色，便寫出器皿的雅緻，肴馔的精美豐盛以及其香、其味來。
這麼名貴的山珍海味，縷切紛綸而厭饫久未下箸，不須明說，三夫人的驕貴暴殄，已刻畫無遺了。
“黃門飛鞚不動塵，禦廚絡繹送八珍”，内廷太監鞚馬飛馳而來，卻路不動塵，這是何等的規矩，何等的排場！皇家氣派，畢竟不同尋常。
寫得真好看煞人，也驚恐煞人。
如此煞有介事地派遣太監前來，絡繹不絕于途，到底所為何事？原來是奉旨從禦廚房裡送來珍馐美馔為諸姨上巳曲江修禊盛筵添菜助興，頭白阿瞞不可謂不體貼入微，不可謂不多情，也不可謂不昏庸了。
樂史《楊太真外傳》載：“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
上與妃子鐘念，因而受焉。
就按于清元小殿，甯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觱篥，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
自旦至午，歡洽異常。
時惟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
曲罷，上戲曰：&lsquo阿瞞（上在禁中，多自稱也。
）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
請一纏頭！&rsquo秦國曰：&lsquo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rsquo遂出三百萬為一局焉。
”黃門進馔是時人目睹，曲罷請賞是宋人傳奇，真真假假，事出有因，兩相對照，風流天子精神面貌的猥瑣可以想見了。
“箫鼓哀吟”“賓從雜遝”，承上啟下，為“後來”者的出場造聲勢烘托氣氛。
彼“後來”者鞍馬逡巡，無須通報，竟然當軒下馬，徑入錦茵與三夫人歡會：此情此景，純從旁觀冷眼中顯出，當目擊者和讀者目瞪口呆驚詫之餘，稍加思索，便知其人，便知其事了。
北魏胡太後曾威逼楊白花私通，楊白花懼禍，降梁，改名楊華。
胡太後思念他，作《楊白花歌》，有“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裡”之句。
“青鳥”是神話傳說中西王後的使者，唐詩中多用來指“紅娘”一類角色。
章碣《曲江》詩有“落絮卻籠他樹白”之句，可見曲江沿岸盛植楊柳。
又隋唐時期，關中地域氣溫較高，上巳（陰曆三月三日）飄楊花，當是實情。
“楊花”二句似賦而實比興，暗喻楊國忠與虢國夫人的淫亂。
樂史《楊太真外傳》載：“虢國又與國忠亂焉。
略無儀檢，每入朝谒，國忠與韓、虢連辔，揮鞭驟馬，以為諧谑。
從官妪百餘騎。
秉燭如晝，鮮裝袨服而行，亦無蒙蔽。
”他們倒挺開通，竟敢招搖過市，攜衆遨遊，公開表演種種醜态。
既然如此，為什麼“先時丞相未至，觀者猶得近前，及其既至，則呵禁赫然”（黃生語），不許遊人圍觀了呢？為了顯示其“炙手可熱”權勢之煊赫，這固然是個原因，但觥籌交錯、酒後耳熱、放浪形骸之外，雖是開通人，也有不想讓旁人窺見的隐私。
“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青鳥銜去的一方紅手帕，便于有意無意中洩露了一點春光。
七絕《虢國夫人》：“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
卻嫌脂粉涴顔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見杜甫《草堂逸詩》，一作張祜詩）這詩寫出了虢國夫人的狐媚相，可與《麗人行》參讀。
浦起龍評《麗人行》說：“無一刺譏語，描摹處，語語刺譏。
無一慨歎聲，點逗處，聲聲慨歎。
”這不是說，這詩的傾向不是“指點出來”而是“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的麼？對于當時“他所描寫的社會沖突”到底有什麼“解決辦法”呢？詩人即使多少意識到了，恐怕也不敢認真去想，更談不上把它“硬塞給讀者”。
但讀者讀後卻不能不想：最高統治集團既然這樣腐敗，天下不亂才怪！這不是抽象的說教，這是讀者被激動起來的心靈直感地從藝術中所獲得的邏輯。
七 “憂端齊終南” 老杜的叙事抒情長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恰好可借來作為詩人旅食京華十年中遭遇、思想以及創作活動的全面總結。
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十月，杜甫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
十一月離京赴奉先縣探家。
當時安祿山已反于範陽(47)，但消息尚未傳到長安，玄宗正帶着楊貴妃在骊山華清宮避寒，縱情享樂。
杜甫途經山下，憂憤交集，到家後便寫成了這首詩。
這首詩可分三大段。
第一大段自述生平大志、出處去就之節和對皇帝的忠誠，總之是在表明赍志去國之情：“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
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觊豁。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
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
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
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
當今廊廟具，構廈豈雲缺。
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
顧惟蝼蟻輩，但自求其穴。
胡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幹谒。
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
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
沉飲聊自适，放歌破愁絕。
”整篇是詠懷，這一大段又是最集中最純粹的詠懷。
楊倫說：“首從詠懷叙起，每四句一轉，層層跌出。
自許稷、契本懷，寫仕既不成，隐又不遂，百折千回，仍複一氣流轉，極反複排蕩之緻。
”的确如此。
從表面看，這一大段文字很像是在向人們彙報自己的思想，其實不盡如此。
這是緬懷往事百感交集時内心深處痛苦的獨白。
詩人一上來就亮出自己有“竊比稷與契”的大志，隻因這大志不僅關系着一生的命運，也是這篇長詩所由産生的根源。
這是提綱挈領的寫法，找到了這個頭，就會像缫絲一樣源源不絕地将紛亂的愁思理出個頭緒來。
稷和契是傳說中輔佐虞舜的兩個賢臣。
跟這樣的人物看齊，勢必意味着要做大臣做宰相，這談何容易！終于落得個一事無成、窮愁潦倒，讓同學老先生們取笑，自己卻執迷不悟，這豈不是“愚”豈不是“拙”麼？轉思稷教民種植谷物，契推行文化教育。
孟子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也，是以若是其急也。
”“稷、契元無他奇，隻是己溺己饑之念而已。
”（王嗣奭語）那麼，學習這種精神，又有什麼不可以的？正因為死不了這條心，他始終甘于貧賤，不怕讪笑，堅持素志，總希望有朝一日如願以償。
正因為死不了這條心，就免不了一年到頭為天下的黎民百姓擔憂，内心激動，感慨萬端，日子過得很不松快，就連這次離京往奉先探家，途中所聞所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發而為詩，便寫出了這篇憂國憂民、心情沉重的長篇來。
“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所以說這大志不僅關系着他一生的命運，也是這篇長詩所由産生的根源。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大志固佳，惜難實現，那為什麼不走古今明達之士都曾走過或正在走着的那條高蹈出世、獨善其身的歸隐之路？說真的，浪迹江海，優遊歲月，這念頭不是沒起過；隻是生逢像堯舜一樣的明君在位，不忍心就這樣永遠離開罷了。
當今棟梁之材有的是，朝廷哪裡缺不了你老杜這塊料？這不過是葵藿傾葉向太陽，物性難改啊！藿是豆葉，葵是胡葵，亦名戎葵、衛足葵、一丈紅，系錦葵科而宿根草木。
《花鏡》雲：“葵，陽草也，一名衛足葵，言其傾葉向陽，不令照其根也。
”曹植《求通親親表》說：“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終向之者，誠也。
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
”“葵藿”句出此，也含有企望皇帝“垂三光之明”的意思。
俞平伯先生說：“他是否真把唐明皇當做堯舜之君看呢？在此不得詳論。
我們很不必歪曲事實，杜甫當然忠君；&hellip&hellip明皇之去堯舜不但事實上遠甚，即以杜甫的詩來看，恐亦複甚遠（堯舜究竟怎樣好法，是另一問題，所指乃是儒家傳統的看法裡的堯舜），所以這句話至少不宜十分認真的。
”（《說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載《杜甫研究論文集》二輯）接着他又不勝感慨地表白說，看看那般蝼蟻之輩，蠅營狗苟，隻顧理家生财，正如《屍子》所說“蝼蟻之穴，無不滿焉”，不是過得蠻寫意麼，那為什麼又偏要去效法海洋裡力挽狂瀾的大鲸？有偌大的志向，又羞于幹谒，因此耽誤了生計，直到今日還辛辛苦苦，眼看就要埋沒在塵埃之中了，不過我倒也甘心情願。
就是堯、舜之世，也容許巢父、許由這樣的高尚君子避世，我若歸隐，本無不可，隻是節操不易改變，終究愧對巢、由了。
前面已曾兩次談到，老杜也确乎有過歸隐山林或放浪江海的打算，無奈思想搞不通，總不忘懷建功立業的大志，又苦無買山肥遁之資，所以這隻不過說說而已，哪能真下決心去當身世兩相棄的高人雅士。
進退維谷，左右為難，隻好飲酒賦詩。
痛飲聊以自遣，放歌可破憂愁；别看我似乎很風雅，心裡實在是太苦悶了。
訴說了離京首途時一觸即發的不遇之悲和身世之感，接着便夾叙夾議地記述了路過骊山時的所見所感，慨歎君臣耽樂之失：“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
天衢陰峥嵘，客子中夜發。
霜嚴衣帶斷，指直不能結。
淩晨過骊山，禦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48)，蹴踏崖谷滑。
瑤池氣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
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阙。
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
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栗。
況聞内金盤，盡在衛霍室。
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
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榮枯咫尺異，惆怅難再述。
”骊山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南，離長安六十裡。
詩人半夜出發，清早可經過骊山。
《雍錄》載：“溫泉在骊山。
秦漢隋唐皆常遊幸，惟玄宗特侈。
蓋即山建立百司，庶府皆行，各有寓止。
自十月往，至歲盡乃還宮。
又緣楊妃之故，其奢蕩益著。
大抵宮殿包裹骊山一山，而缭牆周遍其外。
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
”晚清慈禧太後每年四月來萬壽山頤和園避暑，十月回宮，百司随行，官邸、别墅遍及海澱。
二者情況極其類似，所不同者華清宮是冬宮，頤和園是夏宮而已。
唐太宗即位以來，幾次大興土木，營造宮室，魏徵等多以隋炀帝窮奢極欲、勞民傷财以緻國亡身喪為戒進谏，終有所節制。
相形之下，李隆基可算得是不肖子孫了。
慈禧頑媪，更不足道。
且說老杜路過骊山時，玄宗、貴妃正在華清宮。
這時已是歲暮，百草凋零，大風呼嘯，天色陰沉，天氣寒冷，天空大霧彌漫。
俞平伯先生說：“霧重故地滑。
溫泉蒸氣郁勃，羽林軍校往來如織。
寫骊宮冬曉，氣象萬千，化工手也。
”體會真切，剖析入微。
嘗怪“霜嚴”何至于凍斷“衣帶”。
細思之，始知：霜嚴風大，欲束緊衣帶以禦寒，不覺用力太過而折；手指凍僵，很難結好。
描寫一瑣屑細節，便令人猶如身曆其境似的感受到行旅風霜之苦。
詩人走在牆外，皇帝就在牆那邊，甚至連保衛皇帝的羽林軍校兵器偶爾相碰所發出的細微聲響也能隔牆聽到；處在這種相去天淵卻近在眉睫的特殊境地，對于一個戀阙情濃、憂時心切的去國志士來說，他必然會浮想聯翩、感慨萬千了。
《明皇雜錄》載玄宗曾在華清宮中置長湯數十，賜從臣浴。
錢箋引晚唐鄭嵎《津陽門詩注》等記述更詳：“宮内除供奉兩湯池，内外更有湯十六所。
長湯每賜諸嫔禦，其修廣與諸湯不侔。
甃以文瑤寶石，中央有玉蓮華捧湯泉，噴以成池。
又縫綴錦繡為凫雁，置于水中。
上時于其間泛钑镂小舟，以嬉遊焉。
次西曰太子湯，又次西少陽湯，又次西尚食湯，又次西宜春湯，又次西長湯十六所。
”又《安祿山事迹》載：“祿山将及戲水（表演遊泳），楊國忠兄弟、虢國姊妹并至新豐，所止之處，皆賜禦膳，至溫泉賜浴。
将士并賜浴賜食賜錢。
玄宗計日幸望春宮以待。
”玄宗的恣意妄為簡直到了瘋狂的程度了。
如今親耳聽到華清宮内傳來響徹雲霄的音樂聲，詩人心想：君臣們大概正在尋歡作樂，長夜之飲到天亮了這許久原來還沒結束。
李白的《烏栖曲》寫吳宮從暮到曉的狂歡爛醉：“姑蘇台上烏栖時，吳王宮裡醉西施。
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
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荒淫誤國，古今同慨！“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這話說得新鮮，皇帝請客，當然滿座朱紫，哪裡會有着“短褐”的老百姓的份兒？這道理老杜當然是懂得的。
“短褐”猶布衣，指平民，後來也用來指沒有做官的讀書人。
《老子》：“被褐懷玉。
”我們讀詩時如果意識到詩人嘴裡說的是“被褐”或“短褐”，而心裡指的卻是“懷玉”，那麼就不覺得這話說得有點古怪，反而覺得語含激憤、諷意深刻。
孔子說：“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淫，佞人殆。
”（《論語·衛靈公》）看看當今的所作所為，恰恰相反：迷戀的是鄭聲，近的是佞人，遠的是“懷玉”的“被褐”之士。
即使拿儒家“為邦”的準則來衡量，老杜還是能看出問題的嚴重性而有所腹非的。
他的《醉時歌》說：“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絲。
”本詩開篇就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
”可見老杜用“被褐”“布衣”這類字眼不盡是寫實況，也暗含左思所說“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塵埃；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詠史》）的對抗情緒。
林庚先生說：“杜甫《赴奉先詠懷》：&lsquo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rsquo，杜甫當時已初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卻仍無妨自稱布衣，而杜甫之所驕傲于布衣的，則正是在那&lsquo竊比稷與契&rsquo的政治抱負上。
”（《詩人李白》）這話極有見地。
布衣而有大志，這豈不是“被褐懷玉”麼？這種憤世的情緒，在其他盛唐詩人的作品中也時有流露。
王維就曾感歎過“豈乏中林士，無人獻至尊”“奈何軒冕貴，不與布衣言”“鄙哉匹夫節，布褐将白頭”。
李白此感尤其強烈，如說“白，野人也”“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投箸解鹔鹴，換酒醉北堂。
丹徒布衣者，慨慨未可量”，等等。
唐代開始建立政權及之前争奪天下急需文臣武将之秋，固然有不少人“皆起闾閻布衣”（太宗語）而終于建功立業“自取富貴”（來護兒論秦叔寶語），就是到開元後期玄宗日漸昏聩、治亂轉關之際，還用了“嶺海孤賤”的張九齡為相，這就是當時像李、杜這樣一些出身下層、“被褐懷玉”之士的大志所由産生的曆史和現實根源。
從太宗以來，唐王朝曆代最高統治者，為了虛應武丁、文王搜賢訪隐故事，都喜歡“臨幸”或禮聘、嘉獎、封賞幾個“名揚宇宙”的逸人高士，以示“天下歸心”，坐收點綴升平、籠絡人心、鞏固統治的奇效，這無疑也會使人們産生一些錯覺和幻想。
高宗、武後、玄宗都喜歡征聘隐者道士，而以玄宗為最：計自在東宮時至天寶初，約共征隐者道士達七人（包括李白在内）九次之多。
李陽冰《草堂集序》記述诏征李白入朝的盛況說：“天寶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馬，降辇步迎，如見绮皓；以七寶床賜食，禦手調羹以飯之；謂曰：&lsquo卿是布衣，名為朕知。
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rsquo”雖說這隻是一種故作姿态、有名無實的政治表演，可見前一時期到底确曾有過“與宴有短褐”的新鮮事兒。
如今皇帝幹脆抹開臉子不再搬演盛世明君崇德求賢的陳年故事，公然帶領着一群男女寵幸胡帝胡天地吃喝玩樂起來，這怎教那些惑于假象曾一度對皇帝存過幻想的人們不大失所望，不感慨系之呢？“賜浴賜食賜錢”，這是皇帝尋歡作樂的三部曲。
詩人想象賜浴賜食已畢，踵接而來的必是賜錢，就不覺發起議論來。
“彤庭”四句講得很沉痛，指出彤庭上分賞文武百官的這許多绫羅綢緞，都是民間貧寒婦女辛辛苦苦地制作出來的，是下層官吏鞭撻、壓迫人民，剝削、搜刮來進貢朝廷的。
唐初沿用隋代租調力役制度，加以發展而成為租庸調法(49)，一直實行到安史亂後才為兩稅法所替代。
《唐六典》卷三《尚書戶部》載：“凡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役，四曰雜徭。
課戶每丁租粟二石。
其調随鄉土所産绫絹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绫絹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皆書印焉。
凡丁歲役二旬（有閏之年加二日），無事則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
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并不得過五十日）。
”此法允許全部力役用交絹或布來代替，騰出勞動力，多少有利于提高生産積極性和發展農業，加上還定出按災情輕重減免賦役等條例，這在初唐恢複經濟的時期，是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的。
武則天統治以後，由于統治階級的生活日趨奢侈，又經常用兵，這就使得人民所受到的剝削和壓迫越來越嚴重了。
(50)到了開元、天寶之際，社會經濟空前繁榮，而剝削則尤為苛重，“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為一匹者”（《通典》卷六《食貨典·賦稅下》）。
比如宇文融、楊慎矜、王等，挖空心思，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