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續壯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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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散關頭”。
這兩首詩都作于安史亂後，這裡寫的雖說是當年他們在宋中登覽時的所見所感，總免不了攙雜着許多後來的認識和見解。
這就是說，他們當時不大可能那麼明确地意識到這就是“盛衰聚散關頭”。
但是，他們都是關心國事、感覺敏銳的詩人，既已見到因皇帝黩武、邊将邀功造成公私勞費、民疲兵困的嚴重後果，他們不會不有所感觸、有所憂慮、有所議論。
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河北節度副大使張守珪以與契丹作戰有功，拜輔國大将軍兼禦史大夫。
其後部将敗于契丹餘部，他不但不據實上報，反而賄賂派去調查真相的牛仙童，為他掩蓋敗績。
高适《燕歌行序》說：“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禦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适。
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所詠即此事。
張守珪先平東北邊患有功，本當受賞。
但所遇殊隆，顯見上有開邊之意，則滋下邀功之心，以緻發生欺詐、賄賂等不法情事。
詩人不以為然，所以《燕歌行》首段“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将辭家破殘賊。
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顔色”雲雲，貌似贊揚，實含諷意。
接着寫驕兵出征聲勢：“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寫将軍驕奢淫逸、不與士卒同甘共苦而于前方酣戰中作樂：“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莫不為了生動地說明“力盡關山未解圍”、久戰失利的根源在于主帥“身當恩遇恒輕敵”，在于将士離心，在于上“賜顔色”下“重橫行”，挑動與兄弟民族之間的不義戰争。
中唐詩人白居易說：“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黩武(8)；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9)。
”（《新豐折臂翁》）又說：“夫興利除害，應天順人，不為名屍，義然後動，謂之義兵。
相時觀釁，取亂侮亡，不為禍先，敵至而應，謂之應兵。
恃力宣驕，作威逞欲，輕人性命，貪人土地，謂之貪兵。
兵貪者亡，兵應者強，兵義者王；王之兵，無敵于天下也。
”（《策林》四十三）其實，因“欲求恩幸立邊功”而用“貪兵”的現象，不須有待于“天寶宰相楊國忠”，如前所述，在開元年間李林甫執政時早就有了。
此外，據《資治通鑒》卷二一四載：“（開元二十五年，春，二月，己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于青海西(10)。
初，希逸遣使謂吐蕃乞力徐曰：&lsquo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
&rsquo乞力徐曰：&lsquo常侍忠厚，言必不欺。
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奸人交鬥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rsquo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于是吐蕃畜牧被野。
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诏，遂破勃律；上甚怒。
會希逸傔人孫誨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
上命内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
惠琮等至，則矯诏令希逸襲之。
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餘裡，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
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複絕朝貢。
”又載：“（開元二十六年，夏，五月，丙申，）以崔希逸為河南尹。
希逸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懷愧恨，未幾而卒。
”知前一年西北邊境已經發生過上黩武下邀功的不義事件。
由此可見《燕歌行》所諷，既非泛指，又不隻局限于張守珪一事，而具有較深廣的現實内容。
《燕歌行》作于高适偕李、杜漫遊宋中前幾年，高适早已對邊事有所感諷了。
這詩末段“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将軍”，謂戰士願在李廣（或李牧）那樣的名将率領下為安邊而死節，但決不願在不義戰争中為“顧勳”而又無能之輩苦戰。
這足見詩人并未歪曲廣大士卒的愛國熱忱和英雄氣概；對戰争也并非一概加以否定，而有義與不義之分、擁護與反對之别。
李白的《戰城南》說：“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蔥河道。
&hellip&hellip士卒塗草莽，将軍空爾為。
乃知兵者是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蕭士赟說：“開元、天寶中，上好邊功，征伐無時，此詩蓋以諷也。
”這詩大概也作于這一時期。
由此可見他們三人在宋中遊覽時，除了登臨懷古、把酒論文，還常為時政、邊事萦懷。
李白《秋獵孟諸夜歸置酒單父東樓觀妓》說：“傾晖速短炬，走海無停川。
冀餐圓丘草，欲以還頹年。
此事不可得，微生若浮煙。
駿發跨名駒，雕弓控鳴弦。
鷹豪魯草白，狐兔多肥鮮。
邀遮相馳逐，遂出城東田。
一掃四野空，喧呼鞍馬前。
歸來獻所獲，炮炙宜霜天。
出舞兩美人，飄飖若雲仙。
留歡不知疲，清曉方來旋。
”“冀餐圓丘草”二句講的就是杜甫《贈李白》“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讨。
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中所提到的來此求仙的事。
這詩當作于這次來梁宋時。
時光易逝，仙實難求。
人生無常，不如及時行樂。
這是李白一生中常發的感歎，這時由于他在政治上遭到了極大的挫折，更帶有發牢騷的意味。
這詩就思想和藝術而論，寫得都不算很好。
值得珍貴的是，它不是回憶，而是當時有關他們遊蹤的較詳細的記錄。
他們一早便結伴攜徒，跨馬控弦，在孟諸澤一帶打圍射獵，郊野禽獸為之一掃而空；日暮歸來，置酒單父東樓，各獻所獲，炮炙佐酒，一邊觀看官妓表演歌舞，通宵達旦，樂不知疲，可見他們縱情遊樂的豪興。
三個漫遊詩人，哪有這麼大的排場？原來是有當地官府做東道主。
高适《宓公琴台詩序》說：“甲申歲，适登子賤琴台，賦詩三首：首章懷宓公之德，千祀不朽；次章美太守李公，能嗣子賤之政，再造琴台；末章多邑宰崔公，能繼子賤之理。
”琴台在單父縣（今山東單縣）。
單父縣屬宋州。
據此可見宋州太守是李某，單父縣令是崔某；而李、杜、高三詩人所參加的遊獵、歡宴活動，都是李太守、崔縣令他們張羅、主持的。
高适集中有《同群公秋登琴台》《同群公出獵海上》《同群公題鄭少府田家》《同群公題中山寺》《同群公宿開善寺贈陳十六所居》等詩，所謂“群公”，指的當是包括李、杜在内的這一大群四出漫遊的州縣長官和他們的賓客。
《同群公出獵海上》說：“畋獵自古昔，況伊心賞俱。
偶與群公遊，曠然出平蕪。
層陰漲溟海，殺氣窮幽都。
鷹隼何翩翩，馳驟相傳呼。
豺狼竄榛莽，麋鹿罹艱虞。
高鳥下骍弓，困獸鬥匹夫。
塵驚大澤晦，火燎深林枯。
失之有餘恨，獲者無全軀。
咄彼工拙間，恨非指蹤徒。
猶懷老氏訓，感歎此歡娛。
”“層陰漲溟海，殺氣窮幽都”，猶如杜甫《昔遊》中所說“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台。
寒蕪際碣石，萬裡風雲來”，寫的是遠景。
他們實際上是在孟諸澤畔深林裡打獵：“塵驚大澤晦，火燎深林枯。
”題中的“海”字，不過極言大澤的浩瀚而已。
知道李、杜他們曾經随同大隊人馬在孟諸澤畔打過獵，再回頭來讀杜甫《昔遊》中“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這兩句詩，就自會懂得這并非一般的寫景，而是當時射獵情狀的片段回憶。
《新唐書·杜甫傳》載：“（甫）嘗從白及高适過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即概述其事。
三 “方期拾瑤草” “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此行既然是為求仙，等到在宋中與李白、高适諸人縱意遊樂之後，杜甫還是渡過黃河到王屋山尋訪道士華蓋君去了。
高适也在此先後離梁宋南遊入楚，李白很可能同杜甫一道去尋訪華蓋君。
杜甫晚年寫的《憶昔行》追述此行說：“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
辛勤不見華蓋君，艮岑青輝慘幺麼。
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
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堕。
弟子誰依白茅屋，盧老獨啟青銅鎖。
巾拂香餘搗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
玄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
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
松風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
”《太平禦覽》引《名山記》說：“王屋山有洞，周回萬裡，名曰小有清虛之天。
”可見華蓋君住持的道觀是在王屋山。
李、杜長途跋涉來到那裡，不料華蓋君已死，弟子大多四散，隻有少數幾人留在白茅蓋的道觀裡。
盧老當是華蓋君的大弟子，見李、杜來了，就出來迎接，還特意開了封鎖已久的華蓋君修行煉丹的靜室，讓他們憑吊緻意。
室内衣物上沾着搗藥的微塵，散發着餘香。
階前煉丹爐早已停火，隻剩下一膛死灰。
黃昏日暮，觀外傳來松風聲、澗水聲的和鳴，還夾雜着青兕、黃熊的啼叫，空山幽谷，更顯得分外凄涼。
這種景象，對于他們這兩位熱烈、虔誠的求仙訪道者來說，該是一瓢降溫的冷水，可是他們一時并未從求仙的狂熱中清醒過來。
杜甫的《昔遊》又說：“昔谒華蓋君，深求洞宮腳。
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
暮升艮岑頂，巾幾猶未卻。
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
餘時遊名山，發轫在遠壑。
良觌違夙願，含凄向寥廓。
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
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聞一多按雲：此言夢寐恍惚，如見道士跨鶴降于天壇也。
舊注非是）。
晨溪響虛，歸徑行已昨。
豈辭青鞋胝，怅望金匕藥。
東蒙赴舊隐，尚憶同志樂。
伏事董先生，于今獨蕭索。
”可見他們當時求仙之心确乎十分迫切，曾通宵匍匐在石閣之下，希冀出現奇迹，能有神仙跨鶴下降，授以金丹妙訣。
這不過是幻想，他們最後還是失望地離此而去。
朱鶴齡說：“華蓋君既不得見，于是含凄天壇，怅望匕藥，而複為東蒙之遊焉。
&lsquo東蒙舊隐&rsquo，即（杜甫）《玄都壇歌（寄元逸人）》&lsquo故人昔隐東蒙峰&rsquo者也。
公客東蒙，與太白諸人同遊好，所謂&lsquo同志樂&rsquo也。
其時之伏事者，則董先生，即衡陽董煉師也。
”《輿地紀勝》載，董奉先，天寶中修九華丹法于衡陽，栖朱陵後洞。
董煉師修九華丹法于衡陽是其後幾年的事(11)，當時他大概是在東魯，所以杜甫他們不久就往東魯去尋訪他。
李陽冰《草堂集序》載：“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
遂就從祖陳留采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箓于齊州紫極宮。
”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訂李白受道箓事在這年（天寶三載）。
如果李白确曾偕杜甫同往王屋山訪華蓋君，則此事當在這年秋冬之際自王屋來齊州（今山東濟南市）之後。
李白的《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箓畢歸北海》即記此事。
據李白《訪道安陵遇蓋寰為予造道箓臨别留贈》，得知他是先去安陵（今河南鄢陵縣）請道士蓋寰代他造好道箓，然後到濟南由道士高如貴在紫極宮（天寶三載三月改稱諸郡玄元廟為紫極宮）正式授予。
這樣，李白就成了一名真正的道士了。
所以他在《草創大還》詩中就鄭重其事地宣稱：“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關于道教徒受道箓的繁文缛節，《隋書·經籍志》記述甚詳：“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
箓皆素書（用朱寫在白絹上），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
又有諸符錯在其間。
文章詭怪，世所不識。
受者必先潔齋，然後赍金環一，并諸贽币，以見于師。
師受其贽，以箓授之。
仍剖金環，各持其半，雲以為約。
弟子得箓，緘而佩之。
其潔齋之法，有黃箓、玉箓、金箓、塗炭等齋。
為壇三成，每成皆置綿（以繩束茅為之）以為限域。
旁各開門，皆有法象。
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于綿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
或一、二七日而止（或一周或兩周）。
其齋數之外有人者，并在綿之外，謂之齋客。
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
”像李白這樣狂放不羁的人居然受得了這一番煞有介事的作弄，真是不可思議！ 為什麼能這樣，主要原因當然是出自一種虔誠的宗教熱情和迷信。
(12)但考慮到這事所發生的時期，不能不說這多少與李白當時的政治遭遇和心情有關。
這正如範傳正《李公新墓碑序》所說：“公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橦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效碌碌者蘇而複上哉！脫屣軒冕，釋羁缰鎖，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
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作詩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
”創造條件，利用條件，李白居然以布衣身份為皇帝禮聘入宮，待诏翰林，“問以國政，潛草诏诰，人無知者”，際遇之盛，可說是無以複加了。
豈料不久即遭讒見放，滿懷希望，頓化泡影。
這就是範傳正所說的“千鈞之弩，一發不中”。
“騎虎不敢下，攀龍忽堕天”（《留别廣陵諸公》）。
經過政治上這樣的大起大落，李白所受到的打擊無疑是極其沉重的。
這就更加促使他借飲酒吟詩，借求仙學道以排遣他内心巨大的孤忿和苦悶，以求得精神上的平衡。
李白也确乎迷信道教，妄想服食靈丹而羽化飛升，如說：“安得生羽翼，千春卧蓬瀛？”（《天台曉望》）“安得不死藥，高飛向蓬瀛？”（《遊泰山》其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凫忽去定何依？”（《題雍丘崔明府丹竈》）而且他還真的去煉過丹：“閉劍琉璃匣，煉丹紫翠房。
身佩豁落圖(13)，腰垂虎鞶囊。
仙人駕彩鳳，志在窮遐荒”（《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棄劍學丹砂，臨爐雙玉童。
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克服之美書懷示息秀才》）。
所以範傳正說他“好神仙非慕其輕舉”，是與實際不符的。
但是，反過來以為這隻是煞費苦心的辯護，以為李白的飲酒、作詩、好神仙，隻不過是他生性認真的表現：他想做官，很認真；飲酒，很認真；作詩，很認真；好神仙，也很認真（見《李白與杜甫》）。
這豈是知人之言？要是說到認真，列夫·托爾斯泰《戰争與和平》中的彼埃爾該是最認真的了。
但是，假若彼埃爾當時不是正處于懷疑妻子不貞、在決鬥中打死情敵的巨大心靈震動和情緒風暴中，能設想他會愚蠢地去忍受宗教團體共濟會那酷似受道箓的、可怖可笑的入會儀式的作弄嗎？托氏所描寫的儀式，是根據他在莫斯科盧密安采夫博物館所看到的書籍與手稿。
一八六六年秋，他寫信給他的妻子說：“喝過咖啡，我到盧密安采夫博物館，坐到三點鐘，閱讀很有趣的共濟會的手稿。
我不能告訴你為什麼這個閱讀使我喪氣，整天不能釋然。
使我痛心的是，所有的那些共濟會員都是傻瓜。
”(14)何止那些共濟會員，所有的宗教迷信家全是些傻瓜，這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托氏為什麼偏要把他心愛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典型人物彼埃爾寫成這樣的一個傻瓜。
我看，他之所以這樣寫，恐怕主要是服從人物性格和情節發展的需要。
也就是說，隻有這樣，才比較符合以生活真實的邏輯為依據的藝術真實的邏輯。
李白和彼埃爾，既有古今中外之别，又有曆史人物和藝術典型之分，将二者相提并論，未免不倫不類，但也多少有助于理解李白當時何以甘受那種極愚蠢可笑的宗教儀式的作弄。
如果認為這還不足以說明問題，不妨再作這樣的假設：李白固然是百事“認真”的了；要是當時他已“認真”地做起官來，即使他依然迷信神仙，彼時彼地他還會“認真”地去受道箓麼？ 四 “坡陀青州血” 天寶三載年底或四載初，當李白在齊州（今濟南）紫極宮受道箓前後，杜甫也來到了齊州。
當時李之芳正在做齊州司馬。
天寶四載夏天，正在做北海（即青州，治所在今山東益都縣）太守的李邕從北海來齊州。
杜甫常跟他們在一起遊賞宴會，寫了《陪李北海宴曆下亭》《同李太守登曆下古城員外新亭》等詩篇。
這都是些酒筵之上的應酬詩，寫得也平常，隻前首“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一聯較為人所傳誦。
曆下亭今名客亭，在濟南大明湖，因曆山得名。
亭上有清人何紹基寫此一聯，惟“海右”二字改為“曆下”。
李之芳開元末為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為範陽司馬；安祿山反，他自拔歸西京。
《同李太守登曆下古城員外新亭》原注說：“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制此亭。
”駕部員外郎為兵部尚書屬官，故稱“尚書郎”。
李邕《登曆下古城員外孫新亭》說：“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
”稱李之芳為“孫”為“吾宗”，知李之芳是李邕的族孫。
李邕來齊，新亭初建，乃歡會于此。
李邕是廣陵江都（今江蘇揚州）人(15)，《昭明文選》注家李善的兒子。
武後長安年間，李峤、張廷珪舉薦他詞高行直，拜左拾遺。
宋璟奏武後的内寵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武後初不應，李邕便在階下抗言贊助，武後隻得接受了宋璟的請求。
事後别人問他：“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将不測，何為造次如是？”他說：“不願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這話最能見出他的思想、性格。
他是個敢講話、不怕死的勇敢分子！杜甫《八哀詩·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說：“往者武後朝，引用多寵嬖。
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
”即指此。
中宗昏庸，即位後以妖人鄭普思為秘書監。
李邕上書力谏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緻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鸠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
若以普思可緻仙方，則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
若以普思可緻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
”這話說得很尖銳、很透徹、很幽默，也很大膽。
李邕敢于講話，不光壞人嫉恨他，就是一些較好的執政也很讨厭他。
開元三年，他任戶部郎中，中書令姚崇嫉邕險躁，因事構成其罪，左遷括州司馬。
後征為陳州刺史。
開元十三年，玄宗車駕東封回，他汴州谒見，累獻詞賦，很中皇帝的意，于是頗自矜衒，自吹當居相位。
張說為中書令，很厭惡他；不久陳州贓污事發，減死貶為欽州遵化縣尉。
後在嶺南從中官楊思勖作戰有功，又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
李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人們都稱道他能文、善養士，是賈誼、信陵君一流人物；卻為執政所忌，剝落在外。
他的名聲很大，後進不識，每聚于京洛道路上觀看，以為古人；或傳他眉目有異，士大夫都争相尋訪。
後又為人中傷，始終不得進用于朝。
天寶初，前後做過汲郡、北海太守。
李邕性豪侈，不拘細行，所在縱求财貨，馳獵自恣。
五載（七四六），奸贓事發
這兩首詩都作于安史亂後，這裡寫的雖說是當年他們在宋中登覽時的所見所感，總免不了攙雜着許多後來的認識和見解。
這就是說，他們當時不大可能那麼明确地意識到這就是“盛衰聚散關頭”。
但是，他們都是關心國事、感覺敏銳的詩人，既已見到因皇帝黩武、邊将邀功造成公私勞費、民疲兵困的嚴重後果，他們不會不有所感觸、有所憂慮、有所議論。
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河北節度副大使張守珪以與契丹作戰有功，拜輔國大将軍兼禦史大夫。
其後部将敗于契丹餘部，他不但不據實上報，反而賄賂派去調查真相的牛仙童，為他掩蓋敗績。
高适《燕歌行序》說：“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禦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适。
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所詠即此事。
張守珪先平東北邊患有功，本當受賞。
但所遇殊隆，顯見上有開邊之意，則滋下邀功之心，以緻發生欺詐、賄賂等不法情事。
詩人不以為然，所以《燕歌行》首段“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将辭家破殘賊。
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顔色”雲雲，貌似贊揚，實含諷意。
接着寫驕兵出征聲勢：“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寫将軍驕奢淫逸、不與士卒同甘共苦而于前方酣戰中作樂：“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莫不為了生動地說明“力盡關山未解圍”、久戰失利的根源在于主帥“身當恩遇恒輕敵”，在于将士離心，在于上“賜顔色”下“重橫行”，挑動與兄弟民族之間的不義戰争。
中唐詩人白居易說：“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黩武(8)；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9)。
”（《新豐折臂翁》）又說：“夫興利除害，應天順人，不為名屍，義然後動，謂之義兵。
相時觀釁，取亂侮亡，不為禍先，敵至而應，謂之應兵。
恃力宣驕，作威逞欲，輕人性命，貪人土地，謂之貪兵。
兵貪者亡，兵應者強，兵義者王；王之兵，無敵于天下也。
”（《策林》四十三）其實，因“欲求恩幸立邊功”而用“貪兵”的現象，不須有待于“天寶宰相楊國忠”，如前所述，在開元年間李林甫執政時早就有了。
此外，據《資治通鑒》卷二一四載：“（開元二十五年，春，二月，己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于青海西(10)。
初，希逸遣使謂吐蕃乞力徐曰：&lsquo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
&rsquo乞力徐曰：&lsquo常侍忠厚，言必不欺。
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奸人交鬥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rsquo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于是吐蕃畜牧被野。
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诏，遂破勃律；上甚怒。
會希逸傔人孫誨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
上命内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
惠琮等至，則矯诏令希逸襲之。
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餘裡，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
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複絕朝貢。
”又載：“（開元二十六年，夏，五月，丙申，）以崔希逸為河南尹。
希逸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懷愧恨，未幾而卒。
”知前一年西北邊境已經發生過上黩武下邀功的不義事件。
由此可見《燕歌行》所諷，既非泛指，又不隻局限于張守珪一事，而具有較深廣的現實内容。
《燕歌行》作于高适偕李、杜漫遊宋中前幾年，高适早已對邊事有所感諷了。
這詩末段“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将軍”，謂戰士願在李廣（或李牧）那樣的名将率領下為安邊而死節，但決不願在不義戰争中為“顧勳”而又無能之輩苦戰。
這足見詩人并未歪曲廣大士卒的愛國熱忱和英雄氣概；對戰争也并非一概加以否定，而有義與不義之分、擁護與反對之别。
李白的《戰城南》說：“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蔥河道。
&hellip&hellip士卒塗草莽，将軍空爾為。
乃知兵者是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蕭士赟說：“開元、天寶中，上好邊功，征伐無時，此詩蓋以諷也。
”這詩大概也作于這一時期。
由此可見他們三人在宋中遊覽時，除了登臨懷古、把酒論文，還常為時政、邊事萦懷。
李白《秋獵孟諸夜歸置酒單父東樓觀妓》說：“傾晖速短炬，走海無停川。
冀餐圓丘草，欲以還頹年。
此事不可得，微生若浮煙。
駿發跨名駒，雕弓控鳴弦。
鷹豪魯草白，狐兔多肥鮮。
邀遮相馳逐，遂出城東田。
一掃四野空，喧呼鞍馬前。
歸來獻所獲，炮炙宜霜天。
出舞兩美人，飄飖若雲仙。
留歡不知疲，清曉方來旋。
”“冀餐圓丘草”二句講的就是杜甫《贈李白》“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讨。
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中所提到的來此求仙的事。
這詩當作于這次來梁宋時。
時光易逝，仙實難求。
人生無常，不如及時行樂。
這是李白一生中常發的感歎，這時由于他在政治上遭到了極大的挫折，更帶有發牢騷的意味。
這詩就思想和藝術而論，寫得都不算很好。
值得珍貴的是，它不是回憶，而是當時有關他們遊蹤的較詳細的記錄。
他們一早便結伴攜徒，跨馬控弦，在孟諸澤一帶打圍射獵，郊野禽獸為之一掃而空；日暮歸來，置酒單父東樓，各獻所獲，炮炙佐酒，一邊觀看官妓表演歌舞，通宵達旦，樂不知疲，可見他們縱情遊樂的豪興。
三個漫遊詩人，哪有這麼大的排場？原來是有當地官府做東道主。
高适《宓公琴台詩序》說：“甲申歲，适登子賤琴台，賦詩三首：首章懷宓公之德，千祀不朽；次章美太守李公，能嗣子賤之政，再造琴台；末章多邑宰崔公，能繼子賤之理。
”琴台在單父縣（今山東單縣）。
單父縣屬宋州。
據此可見宋州太守是李某，單父縣令是崔某；而李、杜、高三詩人所參加的遊獵、歡宴活動，都是李太守、崔縣令他們張羅、主持的。
高适集中有《同群公秋登琴台》《同群公出獵海上》《同群公題鄭少府田家》《同群公題中山寺》《同群公宿開善寺贈陳十六所居》等詩，所謂“群公”，指的當是包括李、杜在内的這一大群四出漫遊的州縣長官和他們的賓客。
《同群公出獵海上》說：“畋獵自古昔，況伊心賞俱。
偶與群公遊，曠然出平蕪。
層陰漲溟海，殺氣窮幽都。
鷹隼何翩翩，馳驟相傳呼。
豺狼竄榛莽，麋鹿罹艱虞。
高鳥下骍弓，困獸鬥匹夫。
塵驚大澤晦，火燎深林枯。
失之有餘恨，獲者無全軀。
咄彼工拙間，恨非指蹤徒。
猶懷老氏訓，感歎此歡娛。
”“層陰漲溟海，殺氣窮幽都”，猶如杜甫《昔遊》中所說“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台。
寒蕪際碣石，萬裡風雲來”，寫的是遠景。
他們實際上是在孟諸澤畔深林裡打獵：“塵驚大澤晦，火燎深林枯。
”題中的“海”字，不過極言大澤的浩瀚而已。
知道李、杜他們曾經随同大隊人馬在孟諸澤畔打過獵，再回頭來讀杜甫《昔遊》中“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這兩句詩，就自會懂得這并非一般的寫景，而是當時射獵情狀的片段回憶。
《新唐書·杜甫傳》載：“（甫）嘗從白及高适過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即概述其事。
三 “方期拾瑤草” “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此行既然是為求仙，等到在宋中與李白、高适諸人縱意遊樂之後，杜甫還是渡過黃河到王屋山尋訪道士華蓋君去了。
高适也在此先後離梁宋南遊入楚，李白很可能同杜甫一道去尋訪華蓋君。
杜甫晚年寫的《憶昔行》追述此行說：“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
辛勤不見華蓋君，艮岑青輝慘幺麼。
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
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堕。
弟子誰依白茅屋，盧老獨啟青銅鎖。
巾拂香餘搗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
玄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
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
松風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
”《太平禦覽》引《名山記》說：“王屋山有洞，周回萬裡，名曰小有清虛之天。
”可見華蓋君住持的道觀是在王屋山。
李、杜長途跋涉來到那裡，不料華蓋君已死，弟子大多四散，隻有少數幾人留在白茅蓋的道觀裡。
盧老當是華蓋君的大弟子，見李、杜來了，就出來迎接，還特意開了封鎖已久的華蓋君修行煉丹的靜室，讓他們憑吊緻意。
室内衣物上沾着搗藥的微塵，散發着餘香。
階前煉丹爐早已停火，隻剩下一膛死灰。
黃昏日暮，觀外傳來松風聲、澗水聲的和鳴，還夾雜着青兕、黃熊的啼叫，空山幽谷，更顯得分外凄涼。
這種景象，對于他們這兩位熱烈、虔誠的求仙訪道者來說，該是一瓢降溫的冷水，可是他們一時并未從求仙的狂熱中清醒過來。
杜甫的《昔遊》又說：“昔谒華蓋君，深求洞宮腳。
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
暮升艮岑頂，巾幾猶未卻。
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
餘時遊名山，發轫在遠壑。
良觌違夙願，含凄向寥廓。
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
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聞一多按雲：此言夢寐恍惚，如見道士跨鶴降于天壇也。
舊注非是）。
晨溪響虛，歸徑行已昨。
豈辭青鞋胝，怅望金匕藥。
東蒙赴舊隐，尚憶同志樂。
伏事董先生，于今獨蕭索。
”可見他們當時求仙之心确乎十分迫切，曾通宵匍匐在石閣之下，希冀出現奇迹，能有神仙跨鶴下降，授以金丹妙訣。
這不過是幻想，他們最後還是失望地離此而去。
朱鶴齡說：“華蓋君既不得見，于是含凄天壇，怅望匕藥，而複為東蒙之遊焉。
&lsquo東蒙舊隐&rsquo，即（杜甫）《玄都壇歌（寄元逸人）》&lsquo故人昔隐東蒙峰&rsquo者也。
公客東蒙，與太白諸人同遊好，所謂&lsquo同志樂&rsquo也。
其時之伏事者，則董先生，即衡陽董煉師也。
”《輿地紀勝》載，董奉先，天寶中修九華丹法于衡陽，栖朱陵後洞。
董煉師修九華丹法于衡陽是其後幾年的事(11)，當時他大概是在東魯，所以杜甫他們不久就往東魯去尋訪他。
李陽冰《草堂集序》載：“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
遂就從祖陳留采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箓于齊州紫極宮。
”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訂李白受道箓事在這年（天寶三載）。
如果李白确曾偕杜甫同往王屋山訪華蓋君，則此事當在這年秋冬之際自王屋來齊州（今山東濟南市）之後。
李白的《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箓畢歸北海》即記此事。
據李白《訪道安陵遇蓋寰為予造道箓臨别留贈》，得知他是先去安陵（今河南鄢陵縣）請道士蓋寰代他造好道箓，然後到濟南由道士高如貴在紫極宮（天寶三載三月改稱諸郡玄元廟為紫極宮）正式授予。
這樣，李白就成了一名真正的道士了。
所以他在《草創大還》詩中就鄭重其事地宣稱：“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關于道教徒受道箓的繁文缛節，《隋書·經籍志》記述甚詳：“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
箓皆素書（用朱寫在白絹上），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
又有諸符錯在其間。
文章詭怪，世所不識。
受者必先潔齋，然後赍金環一，并諸贽币，以見于師。
師受其贽，以箓授之。
仍剖金環，各持其半，雲以為約。
弟子得箓，緘而佩之。
其潔齋之法，有黃箓、玉箓、金箓、塗炭等齋。
為壇三成，每成皆置綿（以繩束茅為之）以為限域。
旁各開門，皆有法象。
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于綿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
或一、二七日而止（或一周或兩周）。
其齋數之外有人者，并在綿之外，謂之齋客。
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
”像李白這樣狂放不羁的人居然受得了這一番煞有介事的作弄，真是不可思議！ 為什麼能這樣，主要原因當然是出自一種虔誠的宗教熱情和迷信。
(12)但考慮到這事所發生的時期，不能不說這多少與李白當時的政治遭遇和心情有關。
這正如範傳正《李公新墓碑序》所說：“公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橦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效碌碌者蘇而複上哉！脫屣軒冕，釋羁缰鎖，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
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作詩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
”創造條件，利用條件，李白居然以布衣身份為皇帝禮聘入宮，待诏翰林，“問以國政，潛草诏诰，人無知者”，際遇之盛，可說是無以複加了。
豈料不久即遭讒見放，滿懷希望，頓化泡影。
這就是範傳正所說的“千鈞之弩，一發不中”。
“騎虎不敢下，攀龍忽堕天”（《留别廣陵諸公》）。
經過政治上這樣的大起大落，李白所受到的打擊無疑是極其沉重的。
這就更加促使他借飲酒吟詩，借求仙學道以排遣他内心巨大的孤忿和苦悶，以求得精神上的平衡。
李白也确乎迷信道教，妄想服食靈丹而羽化飛升，如說：“安得生羽翼，千春卧蓬瀛？”（《天台曉望》）“安得不死藥，高飛向蓬瀛？”（《遊泰山》其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凫忽去定何依？”（《題雍丘崔明府丹竈》）而且他還真的去煉過丹：“閉劍琉璃匣，煉丹紫翠房。
身佩豁落圖(13)，腰垂虎鞶囊。
仙人駕彩鳳，志在窮遐荒”（《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棄劍學丹砂，臨爐雙玉童。
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克服之美書懷示息秀才》）。
所以範傳正說他“好神仙非慕其輕舉”，是與實際不符的。
但是，反過來以為這隻是煞費苦心的辯護，以為李白的飲酒、作詩、好神仙，隻不過是他生性認真的表現：他想做官，很認真；飲酒，很認真；作詩，很認真；好神仙，也很認真（見《李白與杜甫》）。
這豈是知人之言？要是說到認真，列夫·托爾斯泰《戰争與和平》中的彼埃爾該是最認真的了。
但是，假若彼埃爾當時不是正處于懷疑妻子不貞、在決鬥中打死情敵的巨大心靈震動和情緒風暴中，能設想他會愚蠢地去忍受宗教團體共濟會那酷似受道箓的、可怖可笑的入會儀式的作弄嗎？托氏所描寫的儀式，是根據他在莫斯科盧密安采夫博物館所看到的書籍與手稿。
一八六六年秋，他寫信給他的妻子說：“喝過咖啡，我到盧密安采夫博物館，坐到三點鐘，閱讀很有趣的共濟會的手稿。
我不能告訴你為什麼這個閱讀使我喪氣，整天不能釋然。
使我痛心的是，所有的那些共濟會員都是傻瓜。
”(14)何止那些共濟會員，所有的宗教迷信家全是些傻瓜，這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托氏為什麼偏要把他心愛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典型人物彼埃爾寫成這樣的一個傻瓜。
我看，他之所以這樣寫，恐怕主要是服從人物性格和情節發展的需要。
也就是說，隻有這樣，才比較符合以生活真實的邏輯為依據的藝術真實的邏輯。
李白和彼埃爾，既有古今中外之别，又有曆史人物和藝術典型之分，将二者相提并論，未免不倫不類，但也多少有助于理解李白當時何以甘受那種極愚蠢可笑的宗教儀式的作弄。
如果認為這還不足以說明問題，不妨再作這樣的假設：李白固然是百事“認真”的了；要是當時他已“認真”地做起官來，即使他依然迷信神仙，彼時彼地他還會“認真”地去受道箓麼？ 四 “坡陀青州血” 天寶三載年底或四載初，當李白在齊州（今濟南）紫極宮受道箓前後，杜甫也來到了齊州。
當時李之芳正在做齊州司馬。
天寶四載夏天，正在做北海（即青州，治所在今山東益都縣）太守的李邕從北海來齊州。
杜甫常跟他們在一起遊賞宴會，寫了《陪李北海宴曆下亭》《同李太守登曆下古城員外新亭》等詩篇。
這都是些酒筵之上的應酬詩，寫得也平常，隻前首“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一聯較為人所傳誦。
曆下亭今名客亭，在濟南大明湖，因曆山得名。
亭上有清人何紹基寫此一聯，惟“海右”二字改為“曆下”。
李之芳開元末為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為範陽司馬；安祿山反，他自拔歸西京。
《同李太守登曆下古城員外新亭》原注說：“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制此亭。
”駕部員外郎為兵部尚書屬官，故稱“尚書郎”。
李邕《登曆下古城員外孫新亭》說：“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
”稱李之芳為“孫”為“吾宗”，知李之芳是李邕的族孫。
李邕來齊，新亭初建，乃歡會于此。
李邕是廣陵江都（今江蘇揚州）人(15)，《昭明文選》注家李善的兒子。
武後長安年間，李峤、張廷珪舉薦他詞高行直，拜左拾遺。
宋璟奏武後的内寵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武後初不應，李邕便在階下抗言贊助，武後隻得接受了宋璟的請求。
事後别人問他：“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将不測，何為造次如是？”他說：“不願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這話最能見出他的思想、性格。
他是個敢講話、不怕死的勇敢分子！杜甫《八哀詩·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說：“往者武後朝，引用多寵嬖。
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
”即指此。
中宗昏庸，即位後以妖人鄭普思為秘書監。
李邕上書力谏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緻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鸠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
若以普思可緻仙方，則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
若以普思可緻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
”這話說得很尖銳、很透徹、很幽默，也很大膽。
李邕敢于講話，不光壞人嫉恨他，就是一些較好的執政也很讨厭他。
開元三年，他任戶部郎中，中書令姚崇嫉邕險躁，因事構成其罪，左遷括州司馬。
後征為陳州刺史。
開元十三年，玄宗車駕東封回，他汴州谒見，累獻詞賦，很中皇帝的意，于是頗自矜衒，自吹當居相位。
張說為中書令，很厭惡他；不久陳州贓污事發，減死貶為欽州遵化縣尉。
後在嶺南從中官楊思勖作戰有功，又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
李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人們都稱道他能文、善養士，是賈誼、信陵君一流人物；卻為執政所忌，剝落在外。
他的名聲很大，後進不識，每聚于京洛道路上觀看，以為古人；或傳他眉目有異，士大夫都争相尋訪。
後又為人中傷，始終不得進用于朝。
天寶初，前後做過汲郡、北海太守。
李邕性豪侈，不拘細行，所在縱求财貨，馳獵自恣。
五載（七四六），奸贓事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