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壯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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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真個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
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時。
”其二說：“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種已齊生。
從今有雨君須記，來聽蕭蕭打葉聲。
”其五說：“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數瓶。
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
”又白居易《題牛相公歸仁裡宅新成小灘》說：“況此朱門内，君家新引泉。
伊流決一帶，洛石砌千拳。
&hellip&hellip曾作天南客，漂流六七年。
何山不倚杖，何水不停船。
巴峽聲心裡，松江色眼前。
今朝小灘上，能不思悠然？”他自己也在住處布置小灘（見《亭西牆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韻頗有幽趣以詩記之》《南侍禦以石相贈助成水聲因以絕句謝之》《新小灘》）。
可見唐代士大夫們多好培植盆景、盆池，設計假山、假水，聊以小中見大，馳騁想象，寄托對大自然的愛好。
這一趣味，這一風尚，固然僅隻屬于統治階級，僅隻為了享樂的目的，但也多少反映出唐代詩歌和藝術影響之大；詩歌和藝術原本來自生活，哪知如今生活反而詩化了、藝術化了。
天寶三載（七四四），杜甫三十三歲，仍在東都。
五月，繼祖母盧氏卒于陳留郡（即汴州治所，在今開封市）的私第（據此知盧氏居汴州，《假山》詩當是杜甫來汴州探望祖母時所作）。
八月，歸葬偃師，他作墓志。
這兩年他跟顯貴秘書監李令問、驸馬鄭潛曜(10)等都有交往。
他的《重題鄭氏東亭》就是詠洛陽西不遠的新安縣（今河南新安縣）鄭驸馬園亭之作。
說是“重題”，則來此遊賞、作詩決不止一次。
這别業有山有水，亭建山腰，魚躍水面，鷹歸雲樹，景物野曠，規模很大：“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晖。
崩石欹山樹，晴漣曳水衣。
紫鱗沖岸躍，蒼隼護巢歸。
”與作于稍後的《鄭驸馬宅宴洞中》所描繪的豪華的宅第相較，這當是鄭潛曜田産所在的莊園之一。
由此可窺見唐代顯貴奢豪之一斑。
他的《李監宅二首》其一說：“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
屏開金孔雀，褥隐繡芙蓉。
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
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這詩稱美李監得乘龍快婿，兼叙陳設的奢華、筵席的精美。
顧注引《靈怪錄》：“李令問開元中為秘書監，好美服、珍馔，以奢聞；有炙驢、罂鵝之屬，慘毒取味”，謂“今詩中有&lsquo異味重&rsquo之句，豈即令問乎？”。
王嗣奭說：“起語與五、六，俱含諷意。
挾貴好華，此是王孫習氣。
曰&lsquo尚覺&rsquo&lsquo頗濃&rsquo，猶未盡言之也。
下文又申之雲美魚可食，隻此已足，而乃異味重疊，誰複看此耶？蓋以儉樸之意，箴其奢華耳。
”（仇注引，今本《杜臆》無）天寶三載他第一次見到李白時就發牢騷說：“二年客東都，所曆厭機巧。
野人對腥膻，蔬食常不飽。
”他甯肯不飽蔬食，不願為口腹自役。
可見他對這兩年親身接觸到的唐王朝另一政治中心東都的上層社會，還是有所感觸、有所不滿的。
這一時期，由于涉世稍深，有時就難免在詩中流露出人生的感傷、失意的悲歎：“往來時屢改，川陸日悠哉！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回。
”（《龍門》） 《龍門》是他重過龍門時所作。
之前他曾寫過一首五古《遊龍門奉先寺》：“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
陰壑生虛籁，月林散清影。
天阙象緯逼，雲卧衣裳冷。
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編年杜詩多把這詩列為第一首，認為是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自吳越歸東都後所作。
案：龍門石窟在洛陽南二十五裡的伊阙；伊水北流，兩山夾岸對峙，形如門阙，所以叫伊阙。
《兩京新記》載隋炀帝觀伊阙，說：“此龍門也，自古何不建都于此。
”所以又叫龍門。
伊水兩岸崖壁雕鑿了許多石窟。
現在保留下來的窟龛，據龍門保管所統計，有二千一百三十七個（窟一千三百五十二座，龛七百八十五個）。
這些窟龛，大部分都在伊水西岸，其中大窟有二十八個；東岸多是唐代洞窟，有七個大窟和一些小窟。
根據銘刻，可知龍門石窟的開始鑿造，最遲在北魏太和（四七七&mdash四九九）年間。
北魏晚期龍門石窟鑿造最盛。
以後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都在前代未完成的洞窟中繼續有所雕造，僅有個别新開的洞窟。
到唐代貞觀以後，龍門又逐漸成為貴族、皇室造像活動的中心。
盛唐以後才又沉寂下來。
龍門唐代的造像石窟不少。
在西山的唐窟，按時代先後大體自北而南，主要是初唐時開鑿的。
然後在伊水東岸繼續修造。
唐代龍門造像最繁盛的時期是公元六四〇年以後，特别是李治、武則天時期（六五〇&mdash七〇五）。
顯然這和武則天長期住在東都，而且迷信佛教有關。
奉先寺是龍門最重要的石窟，創建于鹹亨三年（六七二）四月一日，到上元二年（六七五）十二月三十日完工，前後費時不過三年九個月，而規模之大超過了這裡所有的石窟。
在比較短的時間内，完成這樣大的工程，這跟動員人力的衆多和工程設計的靈巧是分不開的。
奉先寺不采取全部開鑿洞壁的方式，而在露天雕造佛像，這就可以利用山勢減少開鑿山崖的工程，從而縮短時間。
奉先寺的設計和雕刻制作的精巧，顯示了我國古代藝術匠師們的傑出才能。
建造者“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師積等人所代表的大批藝術家，應該認為是中國雕塑史上傑出的巨匠。
奉先寺南北約三十六米，東西深約四十一米，本尊是“盧舍那佛”坐像，高十七米有餘。
據開元十年（七二二）銘記載：“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薩七十尺，迦葉、阿難、金剛、神王各高五十尺。
”雕造規模之大實屬罕見。
奉先寺群像的價值還在于形象的塑造，佛、弟子、菩薩、天王、力士和腳下的地神，以及這組群像相互之間所體現的内在聯系，顯示了當時藝術家的高度意匠。
他們通過佛教所規定的形象，創造了各種不同性格和氣質的人物。
盧舍那大佛莊嚴、溫和、睿智而富于同情心，可看作理想化了的封建社會“聖賢”的象征，佛像的身軀以及手的姿态都表達出一種甯靜的心境，這種甯靜心境和慈祥的目光結合在一起，是在力圖摹拟一個具有偉大感情和開闊胸懷的形象，這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佛。
阿難文靜溫順，外形樸素。
菩薩華麗、端莊，表情矜持。
天王碩壯有力，神态嚴肅。
力士性格剛強而暴躁。
那幾個承擔着天王沉重的身軀的地神，神情各異：有的無所畏懼，有的表現出抗拒的力量。
所有這些，都是藝術家們深刻觀察了社會現實，以當時不同階層的人物及其精神面貌作為參考，而進行創造的。
因此，這些宗教雕像就自然而然地突破了類型化的造型，富于生活意味。
這九軀圓雕造像，不僅各具性格特征，而且被組織在以本尊為中心的一組群像裡，形成既有變化又有内在聯系的藝術整體。
奉先寺的鑿造規模、藝術設計，以及雕刻形象的塑造，都标志着唐代藝術已達到了極高的水平（詳龍門石窟保管所編《龍門石窟》，一九六一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三年初冬，我去龍門參觀，特别在奉先寺多看了看，見到的情況，大緻同前面講到的差不多。
杜甫來遊時，奉先寺剛竣工六十年，面貌必然很新。
除了石窟，龍門還有像東岸香山寺（始建于北魏熙平元年，五一六）等一樣宏偉、華麗的佛寺，所以杜甫的《龍門》說：“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
”可見當時龍門的建築是極其壯麗的。
奉先寺九軀造像前地盤很大。
據《龍門石窟》龍門保管所一九六〇年八月寫的《編後記》載：“龍門石窟兩年來又有明顯的變化。
原來在奉先寺堆積達四五米厚的積土瓦礫，已被徹底清理幹淨了，現在看到的是原有的大高台和廣闊的石級。
”顯然，這裡原先是有土木結構的佛寺建築，是有僧人居住的（這與其他洞龛不同）。
所以杜甫遊龍門後得以住宿于此：“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
”關于龍門石窟的記載，以往方志均不詳，諸注家對之不甚了了。
王嗣奭據詩意以為寺當在山頂，實非。
“天阙象緯逼，雲卧衣裳冷”兩句，從來聚訟紛纭，莫衷一是。
有的拘于偶對，竟臆改“天阙”為“天窺”“天開”“天閱”“天闊”“天關”。
其實“天阙”即指伊阙。
仇兆鳌根據前代箋注所引韋述《東都記》：“龍門，号雙阙，與大内對峙，若天阙然”、韋應物《龍門遊眺》：“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阙”等，以為“皆确據也。
況此古體詩，何必拘拘偶對耶”，其說可從。
“陰壑生虛籁”，寫夜深人靜，附近石壁大小洞龛，風激發聲，泠泠可聞；“陰壑”非泛指一般背陰的山溝。
王嗣奭說：“蓋人在塵溷中，則天機不露。
先從招提遊，已覺耳目清淨；而更宿其境，加以夜景清寂，形神收斂，故當晨鐘初覺，遂發深省。
”又說：“此詩景趣泠然，不用禅語而得禅理，故妙。
”前已指出，杜甫當時曾與和尚有交往，也多少懂得點佛學，且涉世日深，偶有厭世高蹈之想。
因此固不可誇大其詞，說什麼這“簡直像一個和尚在作詩了”，但詩中也确乎流露出一些消極的情緒。
杜甫青壯年時代幾次漫遊南北各地的這一段經曆，同其後流離颠沛的遭遇比較起來，當然說得上“快意八九年”，是很值得珍惜和回憶的。
但若細加分析，自從他從吳越回東都應試失利，尤其是“二年客東都”以後，閱曆深了，感慨多了，有時心頭也掠過了暗淡的人生的陰影，因此就不像以前總是那麼“快意”了。
不能認為青壯年時代的杜甫毫不徘徊、探索，總是一個勁兒地懷着“緻君堯舜上”的儒家理想，在“學而優則仕”的道途上迅跑；也不能因為偶爾從他的詩中聞到了一絲“禅味”，就斷定他是個宗教徒。
誠然，杜甫從青壯年時代以來，就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儒、釋、道三家的影響（唐代三家并重），而且終身未能擺脫其局限。
但是，他之所以成為偉大的詩人，決非簡單地受了這家或那家的影響所緻，而是他堅持在人生的道路上探索、追求，有所突破，有所揚棄，終于随着個人的宦海沉浮和社會的大變動，日漸深入社會，接近人民，并從而獲得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
*** (1)任半塘《教坊記箋訂·弁言》：“太常寺之大樂署、宮庭之内外教坊，及皇帝男女弟子所屬之宮内梨園，乃盛唐同時并存之三種伎藝機構。
此三機構之業務各有特點，但一部分則相同；因之，在後人之認識中，每緻混淆。
太常乃禮樂之司，樂工限于男性（指盛唐内外教坊完備以後而言）。
其與教坊業務之分判，本書已鄭重道之，毋俟引述。
惟教坊與梨園之别，尚非人所通曉，誤會甚多，有一言之必要。
梨園主要業務，乃樂隊之訓練，重在演奏玄宗所特好之法曲，所謂&lsquo法部&rsquo與&lsquo小部音聲&rsquo者皆在焉。
其男伎中之人才間有善歌者，女伎中之人才間有擅舞者，因個人之邀寵而偶作特殊之表現則有之，若歌舞與其他表演，則終非梨園一般之主業也。
&hellip&hellip内外教坊，亦男女伎兼備，而以歌舞與散樂之表演為其主業。
歌舞須色藝兼擅，标準最高；散樂包含百戲與戲劇兩部，各有所司。
自來戲劇史中，誤信梨園為唐戲所自出，實則唐代宮戲全出教坊，與梨園絲毫無涉。
” (2)詳見拙著《唐詩論叢·孟浩然事迹考辨》。
(3)《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四九綜引江甯府縣志有關該寺資料，今摘錄于後，供參考（與正文所引矛盾之處，亦如其舊）：瓦官寺在城西南隅。
按《建康實錄》：晉哀帝興甯二年诏移陶官于淮水北，遂以南岸陶所施僧慧力建寺，故名“瓦官”。
内有晉義熙中獅子國所獻玉佛。
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圖，世号三絕。
《京師寺記》：瓦官寺有瓦官閣，梁時建，高二百四十尺。
南唐升元中改寺曰升元寺，閣曰升元閣。
《江南野史》：唐狄仁傑為溧陽主簿，群公休沐宴升元閣，仁傑即席和詩，有“雲散便凝千裡目，日斜常占半城陰”句，坐客皆驚。
開元九年，江甯縣瓦官寺閣西南久傾，因風自正。
明初寺廢。
嘉靖中杏花村建積慶庵，掘地得升元石像，雲此即瓦官寺故地，遂改為古瓦官寺，建閣曰“青蓮”（焮案：李白自号青蓮居士，其《橫江詞》雲：“白浪高于瓦官閣”，故以其号命名）。
(4)見《唐瓦棺寺維摩诘畫像碑》。
敦煌變文《維摩诘經講經文》載，“緣毗耶城内，有一居士，名号維摩，他緣是東方無垢世界金粟如來，意欲助佛化人，暫住娑婆穢境。
緣國無二王，世無二佛，所以權為長者之身。
示現有妻子男女，在毗耶城内，頭頭接物，處處利生，處城中無不歸依，在皇阙尋常教化。
毗耶國王，禮為國老。
知道我佛世尊，在庵園說法，欲彰利濟之心。
遂入王宮教化得五百太子”，同往庵園聽佛說法，中途患病故留雲雲。
表現佛經中神變故事的說唱叫“變文”、圖畫叫“變相”。
碑文既說所繪為“變相”，當是前引變文所述情節中之一瞥，非僅止一孤立的維摩诘畫像。
段成式《遊長安諸寺聯句》“平康坊菩薩寺”注：“佛殿&hellip&hellip東壁上吳道玄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迹遒勁，如磔鬼神毛發。
次堵畫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即今所謂&lsquo飛天&rsquo）。
佛殿内後壁，吳道子畫《消災經》事。
&hellip&hellip佛殿内槽〔東〕壁維摩變，舍利弗角膝而轉。
”（《全唐詩》卷七九二）可見古代佛殿變相壁畫情狀。
吳道子所畫維摩變是帶情節的。
《苕溪漁隐叢話》引《藝苑雌黃》說：“考之《南史·夷貊傳》：&lsquo師子國（今斯裡蘭卡），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特殊，殊非人工。
&rsquo此像曆晉、宋，在瓦棺寺。
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像畫圖，世人号之三絕。
” (5)黃生說：“&lsquo新詩誰與傳&rsquo，言不見其（指旻上人）近作也。
俗解以此句為公自道，則&lsquo老去&rsquo與&lsquo頭白&rsquo字重。
且已（己）不能吟，而徒傳人之詩，是一世法俗僧矣，非公所取也。
”所論未免失之穿鑿。
“舊來好事”已包括吟詩、下棋、泛舟之類雅事了，難道隻有“世法俗僧”才可傳人之詩麼？ (6)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說：“（韋莊《菩薩蠻》中的）&lsquo垆邊人似月，皓腕凝雙雪&rsquo，不就是&lsquo越女天下白&rsquo嗎？&lsquo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rsquo，不就是&lsquo欲罷不能忘&rsquo嗎？杜甫所&lsquo思吳&rsquo的&lsquo勝事&rsquo，毫無疑問，就是這些風流逸事。
杜甫也并不經常是那麼道貌岸然的。
”誠然，杜甫也并不經常是那麼道貌岸然的。
如《獨坐二首》其一：“暖老思燕玉”句，舊注引《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顔如玉”，謂“須燕玉，所謂八十非人不暖也”，足證。
可是，說“越女天下白”即指風流逸事未免武斷。
即使真是如此，難道杜甫所“思吳”的“勝事”，就僅隻是這些風流逸事嗎？ (7)《資治通鑒》卷二一四：“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試貢舉人。
有進士李權，陵侮員外李昂，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壬辰，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試貢舉人。
”李昂即孫逖後任。
《唐摭言》載：“開元二十四年，李昂員外性剛急，不容物，以舉人皆飾名求稱，搖蕩主司，談毀失實，竊病之而将革焉。
集貢士與之約曰：&lsquo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托于時，求聲于人者，當首落之。
&rsquo既而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乃舉權于昂。
昂怒，集貢人，召權庭數之。
權謝曰：&lsquo人或猥知，竊聞于左右，非敢求也。
&rsquo昂因曰：&lsquo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雲：瑜不掩瑕，忠也。
其有詞或不典，将與衆評之若何？&rsquo皆曰：&lsquo唯公之命！&rsquo既出，權謂衆曰：&lsquo向之言，其意屬吾也。
吾誠不第決矣，又何藉焉！&rsquo乃陰求昂瑕以待之。
異日會論，昂果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
權拱而前曰：&lsquo夫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
鄙文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昔有雅什，常聞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rsquo昂怒而嬉笑曰：&lsquo有何不可！&rsquo權曰：&lsquo“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
”豈執事之詞乎？&rsquo昂曰：&lsquo然。
&rsquo權曰：&lsquo昔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将禅于許由，由惡聞，故洗耳。
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于足下，而洗耳，何哉？&rsquo是時國家甯谧，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
昂聞惶駭，蹶起，不知所酬。
乃訴于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權吏。
初，昂強愎，不受矚請；及是，有請求者，莫不先從。
由是庭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诏禮部侍郎專之矣。
”李昂意欲杜絕私情，但措置失當，又不能堅持初衷，實無可取。
(8)《燕歌行序》：“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禦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知此詩創作于是年。
(9)白居易做校書郎時，遊徐泗間，曾在張建封的招待宴會上見過關盼盼；後作《燕子樓三首并序》，記其始末甚詳。
(10)《重題鄭氏東亭》朱注：“鄭氏無考。
鮑欽止雲：即驸馬鄭潛曜。
”
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時。
”其二說：“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種已齊生。
從今有雨君須記，來聽蕭蕭打葉聲。
”其五說：“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數瓶。
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
”又白居易《題牛相公歸仁裡宅新成小灘》說：“況此朱門内，君家新引泉。
伊流決一帶，洛石砌千拳。
&hellip&hellip曾作天南客，漂流六七年。
何山不倚杖，何水不停船。
巴峽聲心裡，松江色眼前。
今朝小灘上，能不思悠然？”他自己也在住處布置小灘（見《亭西牆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韻頗有幽趣以詩記之》《南侍禦以石相贈助成水聲因以絕句謝之》《新小灘》）。
可見唐代士大夫們多好培植盆景、盆池，設計假山、假水，聊以小中見大，馳騁想象，寄托對大自然的愛好。
這一趣味，這一風尚，固然僅隻屬于統治階級，僅隻為了享樂的目的，但也多少反映出唐代詩歌和藝術影響之大；詩歌和藝術原本來自生活，哪知如今生活反而詩化了、藝術化了。
天寶三載（七四四），杜甫三十三歲，仍在東都。
五月，繼祖母盧氏卒于陳留郡（即汴州治所，在今開封市）的私第（據此知盧氏居汴州，《假山》詩當是杜甫來汴州探望祖母時所作）。
八月，歸葬偃師，他作墓志。
這兩年他跟顯貴秘書監李令問、驸馬鄭潛曜(10)等都有交往。
他的《重題鄭氏東亭》就是詠洛陽西不遠的新安縣（今河南新安縣）鄭驸馬園亭之作。
說是“重題”，則來此遊賞、作詩決不止一次。
這别業有山有水，亭建山腰，魚躍水面，鷹歸雲樹，景物野曠，規模很大：“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晖。
崩石欹山樹，晴漣曳水衣。
紫鱗沖岸躍，蒼隼護巢歸。
”與作于稍後的《鄭驸馬宅宴洞中》所描繪的豪華的宅第相較，這當是鄭潛曜田産所在的莊園之一。
由此可窺見唐代顯貴奢豪之一斑。
他的《李監宅二首》其一說：“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
屏開金孔雀，褥隐繡芙蓉。
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
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這詩稱美李監得乘龍快婿，兼叙陳設的奢華、筵席的精美。
顧注引《靈怪錄》：“李令問開元中為秘書監，好美服、珍馔，以奢聞；有炙驢、罂鵝之屬，慘毒取味”，謂“今詩中有&lsquo異味重&rsquo之句，豈即令問乎？”。
王嗣奭說：“起語與五、六，俱含諷意。
挾貴好華，此是王孫習氣。
曰&lsquo尚覺&rsquo&lsquo頗濃&rsquo，猶未盡言之也。
下文又申之雲美魚可食，隻此已足，而乃異味重疊，誰複看此耶？蓋以儉樸之意，箴其奢華耳。
”（仇注引，今本《杜臆》無）天寶三載他第一次見到李白時就發牢騷說：“二年客東都，所曆厭機巧。
野人對腥膻，蔬食常不飽。
”他甯肯不飽蔬食，不願為口腹自役。
可見他對這兩年親身接觸到的唐王朝另一政治中心東都的上層社會，還是有所感觸、有所不滿的。
這一時期，由于涉世稍深，有時就難免在詩中流露出人生的感傷、失意的悲歎：“往來時屢改，川陸日悠哉！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回。
”（《龍門》） 《龍門》是他重過龍門時所作。
之前他曾寫過一首五古《遊龍門奉先寺》：“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
陰壑生虛籁，月林散清影。
天阙象緯逼，雲卧衣裳冷。
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編年杜詩多把這詩列為第一首，認為是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自吳越歸東都後所作。
案：龍門石窟在洛陽南二十五裡的伊阙；伊水北流，兩山夾岸對峙，形如門阙，所以叫伊阙。
《兩京新記》載隋炀帝觀伊阙，說：“此龍門也，自古何不建都于此。
”所以又叫龍門。
伊水兩岸崖壁雕鑿了許多石窟。
現在保留下來的窟龛，據龍門保管所統計，有二千一百三十七個（窟一千三百五十二座，龛七百八十五個）。
這些窟龛，大部分都在伊水西岸，其中大窟有二十八個；東岸多是唐代洞窟，有七個大窟和一些小窟。
根據銘刻，可知龍門石窟的開始鑿造，最遲在北魏太和（四七七&mdash四九九）年間。
北魏晚期龍門石窟鑿造最盛。
以後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都在前代未完成的洞窟中繼續有所雕造，僅有個别新開的洞窟。
到唐代貞觀以後，龍門又逐漸成為貴族、皇室造像活動的中心。
盛唐以後才又沉寂下來。
龍門唐代的造像石窟不少。
在西山的唐窟，按時代先後大體自北而南，主要是初唐時開鑿的。
然後在伊水東岸繼續修造。
唐代龍門造像最繁盛的時期是公元六四〇年以後，特别是李治、武則天時期（六五〇&mdash七〇五）。
顯然這和武則天長期住在東都，而且迷信佛教有關。
奉先寺是龍門最重要的石窟，創建于鹹亨三年（六七二）四月一日，到上元二年（六七五）十二月三十日完工，前後費時不過三年九個月，而規模之大超過了這裡所有的石窟。
在比較短的時間内，完成這樣大的工程，這跟動員人力的衆多和工程設計的靈巧是分不開的。
奉先寺不采取全部開鑿洞壁的方式，而在露天雕造佛像，這就可以利用山勢減少開鑿山崖的工程，從而縮短時間。
奉先寺的設計和雕刻制作的精巧，顯示了我國古代藝術匠師們的傑出才能。
建造者“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師積等人所代表的大批藝術家，應該認為是中國雕塑史上傑出的巨匠。
奉先寺南北約三十六米，東西深約四十一米，本尊是“盧舍那佛”坐像，高十七米有餘。
據開元十年（七二二）銘記載：“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薩七十尺，迦葉、阿難、金剛、神王各高五十尺。
”雕造規模之大實屬罕見。
奉先寺群像的價值還在于形象的塑造，佛、弟子、菩薩、天王、力士和腳下的地神，以及這組群像相互之間所體現的内在聯系，顯示了當時藝術家的高度意匠。
他們通過佛教所規定的形象，創造了各種不同性格和氣質的人物。
盧舍那大佛莊嚴、溫和、睿智而富于同情心，可看作理想化了的封建社會“聖賢”的象征，佛像的身軀以及手的姿态都表達出一種甯靜的心境，這種甯靜心境和慈祥的目光結合在一起，是在力圖摹拟一個具有偉大感情和開闊胸懷的形象，這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佛。
阿難文靜溫順，外形樸素。
菩薩華麗、端莊，表情矜持。
天王碩壯有力，神态嚴肅。
力士性格剛強而暴躁。
那幾個承擔着天王沉重的身軀的地神，神情各異：有的無所畏懼，有的表現出抗拒的力量。
所有這些，都是藝術家們深刻觀察了社會現實，以當時不同階層的人物及其精神面貌作為參考，而進行創造的。
因此，這些宗教雕像就自然而然地突破了類型化的造型，富于生活意味。
這九軀圓雕造像，不僅各具性格特征，而且被組織在以本尊為中心的一組群像裡，形成既有變化又有内在聯系的藝術整體。
奉先寺的鑿造規模、藝術設計，以及雕刻形象的塑造，都标志着唐代藝術已達到了極高的水平（詳龍門石窟保管所編《龍門石窟》，一九六一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三年初冬，我去龍門參觀，特别在奉先寺多看了看，見到的情況，大緻同前面講到的差不多。
杜甫來遊時，奉先寺剛竣工六十年，面貌必然很新。
除了石窟，龍門還有像東岸香山寺（始建于北魏熙平元年，五一六）等一樣宏偉、華麗的佛寺，所以杜甫的《龍門》說：“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
”可見當時龍門的建築是極其壯麗的。
奉先寺九軀造像前地盤很大。
據《龍門石窟》龍門保管所一九六〇年八月寫的《編後記》載：“龍門石窟兩年來又有明顯的變化。
原來在奉先寺堆積達四五米厚的積土瓦礫，已被徹底清理幹淨了，現在看到的是原有的大高台和廣闊的石級。
”顯然，這裡原先是有土木結構的佛寺建築，是有僧人居住的（這與其他洞龛不同）。
所以杜甫遊龍門後得以住宿于此：“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
”關于龍門石窟的記載，以往方志均不詳，諸注家對之不甚了了。
王嗣奭據詩意以為寺當在山頂，實非。
“天阙象緯逼，雲卧衣裳冷”兩句，從來聚訟紛纭，莫衷一是。
有的拘于偶對，竟臆改“天阙”為“天窺”“天開”“天閱”“天闊”“天關”。
其實“天阙”即指伊阙。
仇兆鳌根據前代箋注所引韋述《東都記》：“龍門，号雙阙，與大内對峙，若天阙然”、韋應物《龍門遊眺》：“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阙”等，以為“皆确據也。
況此古體詩，何必拘拘偶對耶”，其說可從。
“陰壑生虛籁”，寫夜深人靜，附近石壁大小洞龛，風激發聲，泠泠可聞；“陰壑”非泛指一般背陰的山溝。
王嗣奭說：“蓋人在塵溷中，則天機不露。
先從招提遊，已覺耳目清淨；而更宿其境，加以夜景清寂，形神收斂，故當晨鐘初覺，遂發深省。
”又說：“此詩景趣泠然，不用禅語而得禅理，故妙。
”前已指出，杜甫當時曾與和尚有交往，也多少懂得點佛學，且涉世日深，偶有厭世高蹈之想。
因此固不可誇大其詞，說什麼這“簡直像一個和尚在作詩了”，但詩中也确乎流露出一些消極的情緒。
杜甫青壯年時代幾次漫遊南北各地的這一段經曆，同其後流離颠沛的遭遇比較起來，當然說得上“快意八九年”，是很值得珍惜和回憶的。
但若細加分析，自從他從吳越回東都應試失利，尤其是“二年客東都”以後，閱曆深了，感慨多了，有時心頭也掠過了暗淡的人生的陰影，因此就不像以前總是那麼“快意”了。
不能認為青壯年時代的杜甫毫不徘徊、探索，總是一個勁兒地懷着“緻君堯舜上”的儒家理想，在“學而優則仕”的道途上迅跑；也不能因為偶爾從他的詩中聞到了一絲“禅味”，就斷定他是個宗教徒。
誠然，杜甫從青壯年時代以來，就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儒、釋、道三家的影響（唐代三家并重），而且終身未能擺脫其局限。
但是，他之所以成為偉大的詩人，決非簡單地受了這家或那家的影響所緻，而是他堅持在人生的道路上探索、追求，有所突破，有所揚棄，終于随着個人的宦海沉浮和社會的大變動，日漸深入社會，接近人民，并從而獲得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
*** (1)任半塘《教坊記箋訂·弁言》：“太常寺之大樂署、宮庭之内外教坊，及皇帝男女弟子所屬之宮内梨園，乃盛唐同時并存之三種伎藝機構。
此三機構之業務各有特點，但一部分則相同；因之，在後人之認識中，每緻混淆。
太常乃禮樂之司，樂工限于男性（指盛唐内外教坊完備以後而言）。
其與教坊業務之分判，本書已鄭重道之，毋俟引述。
惟教坊與梨園之别，尚非人所通曉，誤會甚多，有一言之必要。
梨園主要業務，乃樂隊之訓練，重在演奏玄宗所特好之法曲，所謂&lsquo法部&rsquo與&lsquo小部音聲&rsquo者皆在焉。
其男伎中之人才間有善歌者，女伎中之人才間有擅舞者，因個人之邀寵而偶作特殊之表現則有之，若歌舞與其他表演，則終非梨園一般之主業也。
&hellip&hellip内外教坊，亦男女伎兼備，而以歌舞與散樂之表演為其主業。
歌舞須色藝兼擅，标準最高；散樂包含百戲與戲劇兩部，各有所司。
自來戲劇史中，誤信梨園為唐戲所自出，實則唐代宮戲全出教坊，與梨園絲毫無涉。
” (2)詳見拙著《唐詩論叢·孟浩然事迹考辨》。
(3)《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四九綜引江甯府縣志有關該寺資料，今摘錄于後，供參考（與正文所引矛盾之處，亦如其舊）：瓦官寺在城西南隅。
按《建康實錄》：晉哀帝興甯二年诏移陶官于淮水北，遂以南岸陶所施僧慧力建寺，故名“瓦官”。
内有晉義熙中獅子國所獻玉佛。
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圖，世号三絕。
《京師寺記》：瓦官寺有瓦官閣，梁時建，高二百四十尺。
南唐升元中改寺曰升元寺，閣曰升元閣。
《江南野史》：唐狄仁傑為溧陽主簿，群公休沐宴升元閣，仁傑即席和詩，有“雲散便凝千裡目，日斜常占半城陰”句，坐客皆驚。
開元九年，江甯縣瓦官寺閣西南久傾，因風自正。
明初寺廢。
嘉靖中杏花村建積慶庵，掘地得升元石像，雲此即瓦官寺故地，遂改為古瓦官寺，建閣曰“青蓮”（焮案：李白自号青蓮居士，其《橫江詞》雲：“白浪高于瓦官閣”，故以其号命名）。
(4)見《唐瓦棺寺維摩诘畫像碑》。
敦煌變文《維摩诘經講經文》載，“緣毗耶城内，有一居士，名号維摩，他緣是東方無垢世界金粟如來，意欲助佛化人，暫住娑婆穢境。
緣國無二王，世無二佛，所以權為長者之身。
示現有妻子男女，在毗耶城内，頭頭接物，處處利生，處城中無不歸依，在皇阙尋常教化。
毗耶國王，禮為國老。
知道我佛世尊，在庵園說法，欲彰利濟之心。
遂入王宮教化得五百太子”，同往庵園聽佛說法，中途患病故留雲雲。
表現佛經中神變故事的說唱叫“變文”、圖畫叫“變相”。
碑文既說所繪為“變相”，當是前引變文所述情節中之一瞥，非僅止一孤立的維摩诘畫像。
段成式《遊長安諸寺聯句》“平康坊菩薩寺”注：“佛殿&hellip&hellip東壁上吳道玄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迹遒勁，如磔鬼神毛發。
次堵畫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即今所謂&lsquo飛天&rsquo）。
佛殿内後壁，吳道子畫《消災經》事。
&hellip&hellip佛殿内槽〔東〕壁維摩變，舍利弗角膝而轉。
”（《全唐詩》卷七九二）可見古代佛殿變相壁畫情狀。
吳道子所畫維摩變是帶情節的。
《苕溪漁隐叢話》引《藝苑雌黃》說：“考之《南史·夷貊傳》：&lsquo師子國（今斯裡蘭卡），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特殊，殊非人工。
&rsquo此像曆晉、宋，在瓦棺寺。
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像畫圖，世人号之三絕。
” (5)黃生說：“&lsquo新詩誰與傳&rsquo，言不見其（指旻上人）近作也。
俗解以此句為公自道，則&lsquo老去&rsquo與&lsquo頭白&rsquo字重。
且已（己）不能吟，而徒傳人之詩，是一世法俗僧矣，非公所取也。
”所論未免失之穿鑿。
“舊來好事”已包括吟詩、下棋、泛舟之類雅事了，難道隻有“世法俗僧”才可傳人之詩麼？ (6)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說：“（韋莊《菩薩蠻》中的）&lsquo垆邊人似月，皓腕凝雙雪&rsquo，不就是&lsquo越女天下白&rsquo嗎？&lsquo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rsquo，不就是&lsquo欲罷不能忘&rsquo嗎？杜甫所&lsquo思吳&rsquo的&lsquo勝事&rsquo，毫無疑問，就是這些風流逸事。
杜甫也并不經常是那麼道貌岸然的。
”誠然，杜甫也并不經常是那麼道貌岸然的。
如《獨坐二首》其一：“暖老思燕玉”句，舊注引《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顔如玉”，謂“須燕玉，所謂八十非人不暖也”，足證。
可是，說“越女天下白”即指風流逸事未免武斷。
即使真是如此，難道杜甫所“思吳”的“勝事”，就僅隻是這些風流逸事嗎？ (7)《資治通鑒》卷二一四：“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試貢舉人。
有進士李權，陵侮員外李昂，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壬辰，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試貢舉人。
”李昂即孫逖後任。
《唐摭言》載：“開元二十四年，李昂員外性剛急，不容物，以舉人皆飾名求稱，搖蕩主司，談毀失實，竊病之而将革焉。
集貢士與之約曰：&lsquo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托于時，求聲于人者，當首落之。
&rsquo既而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乃舉權于昂。
昂怒，集貢人，召權庭數之。
權謝曰：&lsquo人或猥知，竊聞于左右，非敢求也。
&rsquo昂因曰：&lsquo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雲：瑜不掩瑕，忠也。
其有詞或不典，将與衆評之若何？&rsquo皆曰：&lsquo唯公之命！&rsquo既出，權謂衆曰：&lsquo向之言，其意屬吾也。
吾誠不第決矣，又何藉焉！&rsquo乃陰求昂瑕以待之。
異日會論，昂果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
權拱而前曰：&lsquo夫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
鄙文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昔有雅什，常聞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rsquo昂怒而嬉笑曰：&lsquo有何不可！&rsquo權曰：&lsquo“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
”豈執事之詞乎？&rsquo昂曰：&lsquo然。
&rsquo權曰：&lsquo昔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将禅于許由，由惡聞，故洗耳。
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于足下，而洗耳，何哉？&rsquo是時國家甯谧，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
昂聞惶駭，蹶起，不知所酬。
乃訴于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權吏。
初，昂強愎，不受矚請；及是，有請求者，莫不先從。
由是庭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诏禮部侍郎專之矣。
”李昂意欲杜絕私情，但措置失當，又不能堅持初衷，實無可取。
(8)《燕歌行序》：“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禦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知此詩創作于是年。
(9)白居易做校書郎時，遊徐泗間，曾在張建封的招待宴會上見過關盼盼；後作《燕子樓三首并序》，記其始末甚詳。
(10)《重題鄭氏東亭》朱注：“鄭氏無考。
鮑欽止雲：即驸馬鄭潛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