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壯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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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太平盛世”和“太平天子”
杜甫出生的那年，唐玄宗即位。
第二年（開元元年，七一三），玄宗除掉了反對他的姑媽太平公主及其黨羽；這時，被尊為太上皇的睿宗才把全部政權交給了他。
他在位四十四年（七一二至七五六），主要用了開元、天寶兩個年号。
大緻說來，開元時期（七一三至七四一），社會安定，經濟、文化都很繁榮。
李白說：“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古風》其四十六）這主要是唐王朝從建國以來，接受了隋末農民大起義的教訓，推行了較多的革新措施，有利于社會正常發展的結果，也與開元時期政治較開明有直接關系。
玄宗即位前，親身經曆了不少政治鬥争，有一定的社會經驗。
即位後，果斷地結束了武後以來經常發生宮廷政變的動亂局面，先後任用了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這樣一些較有遠見、較有作為的人為相，勵精圖治，因而促使了“開元全盛日”的出現。
杜甫是過來人，後來流寓成都，曾在《憶昔》詩中感慨系之地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纨魯缟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作詩難免誇大，且看《新唐書·食貨志》：“是時，海内富實，米鬥之價錢十三，青、齊間鬥才三錢。
絹一匹，錢二百。
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
店有驿驢，行千裡不持尺兵。
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缗，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綿六兩為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
”《食貨志》講得很明白，所有這些豐富的财富，都是通過租庸調，從全國勞苦人民那裡剝削來的。
可見這豐碩的太平果實，主要是給朝野封建統治階級所占有、所享用。
但說這一時期社會比較安定，人民的生活比較好過一些，也不盡是溢美之詞，打個折扣，還是可信的。
皇帝做久了，如果有些成就，難免想尋歡作樂，松快松快。
唐太宗可算得是皇帝中最英明的了。
但一當政局稍定，也很想興土木、耽遊獵。
隻是内有長孫皇後，外有诤臣魏徴，常拿隋炀帝亡國的“不遠”“殷鑒”來勸阻他，又自知警惕，才幸免“驕奢生于富貴，禍亂生于所忽”（太宗語）。
雖說“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往往相提并論，但玄宗終究不能跟太宗相比。
玄宗即位之初，姚崇請抑權幸，愛爵賞，納谏诤，卻貢獻，不與群臣亵狎，他口頭上都表示接受，可是，有的卻根本沒去做，有的做了一陣，久而久之就淡忘了。
太宗哪裡是這樣的？且拿“抑權幸”來說，對待宦官，玄宗不但不抑，反而大揚特揚。
開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廪食，守門傳命而已。
武後雖是女主，又寵愛二張，宦官并不用事。
中宗時嬖幸很多，七品以上的多達千餘人，也很少四五品的。
玄宗在藩邸時很信任高力士，做了太子，奏為内給事，即位後，又因高力士在鏟除太平公主及其黨羽的鬥争中立功，升為右監門将軍、知内侍省事。
此後宦官增加到三千餘人，四五品以上的千餘人。
開元十七年（七二九）遣内侍楊思勖領兵南讨，後兩年又拜楊思勖為輔國大将軍。
這就伏下了安史亂後宦官擅軍政大權的禍根。
這都是開元前十多年以内的事，還不包括開元末年倚重“口蜜腹劍”的李林甫在内。
也有些事是開頭做了做，後來不但虎頭蛇尾，還改弦易轍了。
譬如開元二年，薛王李業的舅舅王仙童，侵暴百姓，禦史彈奏，玄宗聽從了姚崇等人的意見，處理了，由是貴戚束手。
這固然很好，可是後來将兒媳婦壽王妃楊氏奪過來做了貴妃，對待楊氏兄妹又是怎樣的呢？至于生性愛驕奢、好追求享樂，更是玄宗做人、為政的一大緻命傷。
開元元年（七一三）二月，他雖還隻是個小皇帝，大權仍緊握在太上皇手中，太平公主又無時無刻不在威脅着他的地位，可是他居然有心思大酺天下，大合伎樂，并親自陪同太上皇登門樓觀看，夜以繼日，一連狂歡三個多月。
這充分表露了他好奢侈的心性。
玄宗儒、釋、道三家并重（太宗時即如此，不過到他手上搞得更厲害些罷了），親自注過《道德經》《金剛經》等，還主編了《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
他也寫詩，現存六十多首，思想内容都很庸劣，光看藝術，也隻有《唐詩三百首》中所選的那首《經鄒魯祭孔子而歎之》稍微像樣些。
他曾經将《尚書》“無頗”錯改為“無陂”，有人說他的學問跟他的那位把“杕杜”讀成“杖杜”的宰相李林甫差不多。
李林甫不大會寫作，全靠人“捉刀代筆”。
說句公道話，玄宗的文化水平肯定比李林甫要高一些。
不過，從現存的詩歌看來，此人的文學修養也很平常。
文學不行，他對音樂倒很在行。
《唐語林》載：“玄宗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
制作諸曲，随意即成，如不加意。
尤愛羯鼓橫笛，雲：&lsquo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為比。
&rsquo嘗遇二月初，诘旦，巾栉方畢，時宿雨始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将拆。
上曰：&lsquo對此景物，豈得不為他判斷乎？&rsquo左右相目，将令備酒。
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原注：上自制也），神氣自得。
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lsquo不喚我作天公可乎？&rsquo嫔嫱侍臣皆稱萬歲。
又嘗制《秋風高》，每至秋空迥徹，纖埃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妙如此。
”小說家言，過于神奇，不可深信，不過他于此道确乎是很精通的。
當時懂得音樂、會打羯鼓的還有宰相宋璟和樂工李龜年。
玄宗曾與宋璟論羯鼓技藝甚細，他擊鼓的本領也遠遠超過李龜年。
汝陽王李琎（此人即杜甫《飲中八仙歌》中的一仙），是玄宗大哥的長子，年輕時羯鼓也打得好：“常戴砑絹帽打曲，上（指玄宗）摘紅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笪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
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
樂家雲：&lsquo定頭項難在不動搖。
&rsquo上大喜，賜金器一廚。
”（《唐語林》）這絕技，也是玄宗訓練出來的。
愛好音樂，本無可厚非，但對于所謂“太平天子”來說，若不自知約束，稍一放縱，其後果就不堪設想。
隋炀帝窮奢極欲以緻亡國的教訓，對唐太宗實在是太深刻了，所以總有所警惕。
玄宗不是這樣，在他剛坐穩皇帝寶座的第二年（七一四），就興緻勃勃、迫不及待地張羅女樂：“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
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骁衛将軍範及為之使。
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園(1)，謂之&lsquo皇帝梨園弟子&rsquo。
又教宮中使習之。
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
”（《資治通鑒》卷二一二）不要聽他說得好聽。
他把俗樂從太常管轄的範圍中劃分出來，好像是怕俗樂亂了雅樂似的，其實他何嘗喜歡雅樂。
一次他聽樂工彈琴，沒等彈完，就把人家轟了出去，接着對太監說：“速令花奴（汝陽王李琎的小名）将羯鼓來，為我解穢！”他嫌傳統的琴聲弄髒他的耳朵。
他把俗樂分出來，是另有打算的：就是要把僵化了的、索然無味的雅樂撇在一旁，單獨成立皇家樂隊，由他這位音樂大師當教授，當指揮，培養“皇帝梨園弟子”，排練他創作的和喜愛的樂曲，有時自己也參加演出。
同時，還成立了皇家歌舞戲劇雜耍團，表演各種豐富多彩的節目。
作為一個即位不久、年輕有為的皇帝，這樣做很不合适。
當時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看不慣，都上疏谏阻，以為“上春秋鼎盛，宜崇經書，迩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
他也“嘉賞”了他們，就是不采納，仍舊照原計劃進行。
除了音樂、歌舞、百戲與戲劇，他還愛好打球、拔河、鬥雞。
據陳鴻《東城老父傳》載，玄宗好鬥雞，建雞坊于宮中，選六軍小兒五百人專管飼養訓練，其中最得寵的是号稱“神雞童”的賈昌。
開元十三年（七二五）玄宗東封泰山，賈昌等帶了三百隻雞随駕。
賈昌的父親賈忠是玄宗的衛士，在外病死，賈昌護送靈柩歸葬長安，葬器、喪車等等都由官府從優承辦。
時人作歌謠諷刺道：“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
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
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随軟輿。
父死長安千裡外，差夫持道挽喪車。
”李白詩中曾經不止一次提到了鬥雞者，如“路逢半雞者，冠蓋何輝赫”（《古風》其二十四）、“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行路難》其二）等，可見這故事不是毫無根據的。
玄宗本性愛奢華，開頭又想勵精圖治，這不能不在言行上表露出嚴重的矛盾來。
前已提到，開元二年春天，他籌建教坊、梨園時，有人出來谏阻，要他尚樸素、放鄭聲，他表示贊賞，卻并不采納。
可是，就在這年秋天，他忽然心血來潮，接連下了兩道命令，一道是對宮廷的：“乘輿服禦、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後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
”一道是對百官的：“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镫，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
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
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
”還解散了長安和東都的織錦坊（見《資治通鑒》卷二一一）。
你看他态度多麼堅決，多麼像過激黨啊！寫到這裡，司馬光不覺議論道：“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雲：&lsquo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rsquo可不慎哉！”其實哪用到晚年，兩年後他就按捺不住，準備派監察禦史楊範臣往獅子國（今斯裡蘭卡）去買珠翠奇寶；好在楊範臣及時提醒他，說：“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複用。
今所求者何以異于所焚者乎！”他自己感到也有點說不過去，才收回成命。
這充分表明：尚樸素的理念和愛奢華的習性經常在他内心深處交戰，有時這個占了上風，有時那個占了上風，就這麼互有勝負地苦鬥着，終于一個徹底擊敗了另一個。
唐太宗曾說：“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
”玄宗前期黾勉勵精圖治，而驕侈之心早萌，禍亂之機已伏。
這不隻是他個人的生性、品質使然，也體現了整個封建統治階級為空前的升平景象所陶醉，日漸腐化的趨勢。
到了開元末年，尤其是天寶年間（七四二至七五五），階級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加上玄宗在位日久，變得越來越昏庸，隻顧縱情聲色，娛樂晚年，李林甫、楊國忠等所代表的腐朽政治勢力，便乘機而起，竊據要位，敗壞朝政，進一步激化了諸般矛盾，終于在天寶十四載（七五五）爆發了安史之亂，宣告唐王朝“太平盛世”美夢的破滅。
這是後話。
但對杜甫說來，值得慶幸的是，在他年華似錦的青年時代，恰好碰上了唐朝最繁榮的開元盛世，而且還多次從事過當時士大夫中最風行也最快意的活動：到祖國各地去做長時期的漫遊。
二 盛唐漫遊之風盛行 自古以來，封建士大夫，為了謀事、做官，在外旅行，也是常事。
還有個别的人，如謝靈運，為了覽勝，如司馬遷、郦道元，為了科學考察，曾經多次專程到各處去旅行。
然而，隻有到了盛唐，漫遊才成為盛極一時的風尚。
盛唐漫遊之風盛行不是沒有原因的。
首先是這一時期經濟繁榮，封建統治階級生活富裕，物價便宜，社會秩序安定，為漫遊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這就是杜甫《憶昔》中所說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其次，水陸交通的發達，驿傳制度的建立，不僅滿足了政令傳達、官員往來和漕運的需要，也有利于常人行旅。
早在隋炀帝時代，南北運河就鑿通了。
洛陽是南北運河的中心。
從洛陽往北一段叫永濟渠，中經今河南的浚縣、内黃，河北的大名，山東的臨清、武城、德州，河北的滄州，天津到北京。
從洛陽往南一段叫通濟渠（唐名廣濟渠），中經今河南開封，于安徽泗縣入淮水。
乘船順淮水東北行至江蘇淮安西南，轉邗溝到揚州，于鎮江對岸渡長江，入江南河，中經鎮江、蘇州、太湖到杭州。
盛唐商業繁榮，南北水路漕運增多，對民間行旅就更加方便了。
當時陸路交通也很方便，各大城市都有道路相連。
初唐鄭世翼《登北邙還望京洛》說：“青槐夾馳道，迢迢修且曠。
”杜甫《送張十二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禦》說：“兩行秦樹直。
”《唐會要》載：“開元二十八年正月，令兩京道路并種果樹。
”杜甫同時人鄭審有《奉使巡檢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秦因詠》詩。
可見秦中，尤其長安和洛陽之間的馳道筆直闊廣，兩旁植青槐、果樹，極其講究，還有大員負責巡檢。
别處的道路當然不能與京洛相比，不過，既由官府經營，想也不會太壞。
而且在水陸主要交通線上都設驿，負責傳遞公文，接待來往官員食宿，并為他們提供車船馬匹等交通工具。
每三十裡建一驿舍（亦稱傳舍或郵舍），由驿丞掌管；為驿傳服役的稱為驿夫。
全國共一千六百三十九驿。
其中水驿二百六十所，設驿船；陸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設驿馬；水陸相兼者八十六所。
這都是公家所設。
私營旅店則備有驿驢，供旅客租用。
《新唐書·食貨志》說：“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
店有驿驢，行千裡不持尺兵。
”私人旅行也是很方便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則與當時的社會風習有關。
《新唐書·選舉志》載：“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
然其大要有三。
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
&hellip&hellip其天子自诏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又《雲麓漫鈔》載：“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
”可見憑交遊以揚聲譽，藉幹谒以求提拔，對于準備應試的士子來說，是多麼重要了。
要交遊、幹谒就須旅行。
初盛唐時期求仙訪道、雲遊五嶽名山之風盛行：有野心的，可藉此沽名釣譽，步盧藏用的後塵，走“終南捷徑”，漁獵富貴；仕途失意的，則全仗宗教“鴉片”的麻醉、山川勝景的陶醉，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脫（當然也有單為排遣仕途失意的苦悶而漫遊的）。
再從積極方面看，這一時期，由于要相對地澄清吏治，加強國防，就通過科舉與征辟，吸收了不少有作為的人參加文武統治機構，這就使得當時的士大夫們極為活躍。
他們大都懷着出将入相的幻想，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或應舉入幕，或交遊幹谒，或寄旅京華，或馳驅朔漠；加上南北統一，版圖遼闊，大好河山，引人入勝，又有上述生活和交通方面的種種有利條件，于是漫遊之風便盛極一時了。
孟浩然是盛唐前期的詩人，比杜甫大二十三歲。
他于開元十六年（七二八）赴京應舉。
在此以前，曾幾次出遊，到過洛陽，到過揚州，到過今湖南的長沙、常德，到過今江西的南昌、贛州、石城。
最北到過北京，最南到過廣西。
應舉不第以後，為了排遣失意的苦悶，便“自洛之越”，在今浙江的杭州、紹興、溫州、樂清等地住了兩三年，遊覽了天台、剡溪、鏡湖、雲門寺、若耶溪、孤嶼等名勝。
晚年在張九齡荊州幕，曾陪同張九齡出巡，到過今湖北的當陽、松滋等地，登過當陽樓，遊覽過紫蓋山和玉泉。
此外還有過入蜀之行。
孟浩然可算得是當時的大旅行家了。
據我的考據，孟浩然“自洛之越”約在開元十八年（七三〇）夏秋之際，自吳越還鄉約在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五月。
(2)開元十九年到二十一年，杜甫也在吳越（主要是越）遊曆。
杜甫晚年在夔州閉居，曾作《解悶十二首》，回憶故人舊事，其六說：“複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
即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頸鳊。
”一往情深，語氣親切，看樣子，他與孟浩然這位前輩詩人是有過交往的。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他們同在越中的這一段時期，見面的可能性就比較大。
李白大半生過的是漫遊生活，出蜀後先後遊曆了湘楚、吳越、齊魯&hellip&hellip去過很多地方。
王維、李颀、高适、岑參，也都是些“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知識面與眼界都很寬闊，寫過不少讴歌祖國壯麗河山、抒發豪情壯志的詩篇的大詩人。
由此可見當時漫遊風氣之盛，以及這種風氣對盛唐詩歌創作的影響。
三 首遊郇瑕和吳越之行 同當時大多數青年士子一樣，為了開闊眼界、增長閱曆，杜甫很早就開始了漫遊。
他第一次出遠門去郇瑕（今山西臨猗縣），是在十九歲那年（開元十八年，七三〇）。
此行詳情不明，隻知道他當時在郇瑕結識了韋之晉、寇錫。
後來杜甫在湖南又見到了他們。
這時韋之晉已經做了刺史，不久就死了；寇錫也做了禦史。
他的《哭韋大夫之晉》說：“凄怆郇瑕地，差池弱冠年。
丈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
”《奉酬寇十侍禦錫見寄四韻複寄寇》說：“往别郇瑕地，于今四十年。
”都簡單地提到了這段往事。
馮至先生認為，那年洛水、瀍水泛濫成災，沖毀了洛陽的天津橋、永濟橋，沉溺許多揚州等地開來的租船，千餘戶居民的住房也都倒塌了，杜甫一度到郇瑕，可能是躲避水災。
要是到“郇瑕地”真的是為了躲避水災，這就難怪他感到那裡有點“凄怆”了。
開元十九年（七三一）杜甫二十歲，開始往吳越遊曆。
他的《進三大禮賦表》說：“浪迹于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
”指的就是這事。
這次漫遊是從洛陽出發，乘船經廣濟渠、淮水、邗溝
第二年（開元元年，七一三），玄宗除掉了反對他的姑媽太平公主及其黨羽；這時，被尊為太上皇的睿宗才把全部政權交給了他。
他在位四十四年（七一二至七五六），主要用了開元、天寶兩個年号。
大緻說來，開元時期（七一三至七四一），社會安定，經濟、文化都很繁榮。
李白說：“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古風》其四十六）這主要是唐王朝從建國以來，接受了隋末農民大起義的教訓，推行了較多的革新措施，有利于社會正常發展的結果，也與開元時期政治較開明有直接關系。
玄宗即位前，親身經曆了不少政治鬥争，有一定的社會經驗。
即位後，果斷地結束了武後以來經常發生宮廷政變的動亂局面，先後任用了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這樣一些較有遠見、較有作為的人為相，勵精圖治，因而促使了“開元全盛日”的出現。
杜甫是過來人，後來流寓成都，曾在《憶昔》詩中感慨系之地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纨魯缟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作詩難免誇大，且看《新唐書·食貨志》：“是時，海内富實，米鬥之價錢十三，青、齊間鬥才三錢。
絹一匹，錢二百。
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
店有驿驢，行千裡不持尺兵。
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缗，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綿六兩為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
”《食貨志》講得很明白，所有這些豐富的财富，都是通過租庸調，從全國勞苦人民那裡剝削來的。
可見這豐碩的太平果實，主要是給朝野封建統治階級所占有、所享用。
但說這一時期社會比較安定，人民的生活比較好過一些，也不盡是溢美之詞，打個折扣，還是可信的。
皇帝做久了，如果有些成就，難免想尋歡作樂，松快松快。
唐太宗可算得是皇帝中最英明的了。
但一當政局稍定，也很想興土木、耽遊獵。
隻是内有長孫皇後，外有诤臣魏徴，常拿隋炀帝亡國的“不遠”“殷鑒”來勸阻他，又自知警惕，才幸免“驕奢生于富貴，禍亂生于所忽”（太宗語）。
雖說“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往往相提并論，但玄宗終究不能跟太宗相比。
玄宗即位之初，姚崇請抑權幸，愛爵賞，納谏诤，卻貢獻，不與群臣亵狎，他口頭上都表示接受，可是，有的卻根本沒去做，有的做了一陣，久而久之就淡忘了。
太宗哪裡是這樣的？且拿“抑權幸”來說，對待宦官，玄宗不但不抑，反而大揚特揚。
開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廪食，守門傳命而已。
武後雖是女主，又寵愛二張，宦官并不用事。
中宗時嬖幸很多，七品以上的多達千餘人，也很少四五品的。
玄宗在藩邸時很信任高力士，做了太子，奏為内給事，即位後，又因高力士在鏟除太平公主及其黨羽的鬥争中立功，升為右監門将軍、知内侍省事。
此後宦官增加到三千餘人，四五品以上的千餘人。
開元十七年（七二九）遣内侍楊思勖領兵南讨，後兩年又拜楊思勖為輔國大将軍。
這就伏下了安史亂後宦官擅軍政大權的禍根。
這都是開元前十多年以内的事，還不包括開元末年倚重“口蜜腹劍”的李林甫在内。
也有些事是開頭做了做，後來不但虎頭蛇尾，還改弦易轍了。
譬如開元二年，薛王李業的舅舅王仙童，侵暴百姓，禦史彈奏，玄宗聽從了姚崇等人的意見，處理了，由是貴戚束手。
這固然很好，可是後來将兒媳婦壽王妃楊氏奪過來做了貴妃，對待楊氏兄妹又是怎樣的呢？至于生性愛驕奢、好追求享樂，更是玄宗做人、為政的一大緻命傷。
開元元年（七一三）二月，他雖還隻是個小皇帝，大權仍緊握在太上皇手中，太平公主又無時無刻不在威脅着他的地位，可是他居然有心思大酺天下，大合伎樂，并親自陪同太上皇登門樓觀看，夜以繼日，一連狂歡三個多月。
這充分表露了他好奢侈的心性。
玄宗儒、釋、道三家并重（太宗時即如此，不過到他手上搞得更厲害些罷了），親自注過《道德經》《金剛經》等，還主編了《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
他也寫詩，現存六十多首，思想内容都很庸劣，光看藝術，也隻有《唐詩三百首》中所選的那首《經鄒魯祭孔子而歎之》稍微像樣些。
他曾經将《尚書》“無頗”錯改為“無陂”，有人說他的學問跟他的那位把“杕杜”讀成“杖杜”的宰相李林甫差不多。
李林甫不大會寫作，全靠人“捉刀代筆”。
說句公道話，玄宗的文化水平肯定比李林甫要高一些。
不過，從現存的詩歌看來，此人的文學修養也很平常。
文學不行，他對音樂倒很在行。
《唐語林》載：“玄宗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
制作諸曲，随意即成，如不加意。
尤愛羯鼓橫笛，雲：&lsquo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為比。
&rsquo嘗遇二月初，诘旦，巾栉方畢，時宿雨始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将拆。
上曰：&lsquo對此景物，豈得不為他判斷乎？&rsquo左右相目，将令備酒。
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原注：上自制也），神氣自得。
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lsquo不喚我作天公可乎？&rsquo嫔嫱侍臣皆稱萬歲。
又嘗制《秋風高》，每至秋空迥徹，纖埃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妙如此。
”小說家言，過于神奇，不可深信，不過他于此道确乎是很精通的。
當時懂得音樂、會打羯鼓的還有宰相宋璟和樂工李龜年。
玄宗曾與宋璟論羯鼓技藝甚細，他擊鼓的本領也遠遠超過李龜年。
汝陽王李琎（此人即杜甫《飲中八仙歌》中的一仙），是玄宗大哥的長子，年輕時羯鼓也打得好：“常戴砑絹帽打曲，上（指玄宗）摘紅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笪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
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
樂家雲：&lsquo定頭項難在不動搖。
&rsquo上大喜，賜金器一廚。
”（《唐語林》）這絕技，也是玄宗訓練出來的。
愛好音樂，本無可厚非，但對于所謂“太平天子”來說，若不自知約束，稍一放縱，其後果就不堪設想。
隋炀帝窮奢極欲以緻亡國的教訓，對唐太宗實在是太深刻了，所以總有所警惕。
玄宗不是這樣，在他剛坐穩皇帝寶座的第二年（七一四），就興緻勃勃、迫不及待地張羅女樂：“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
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骁衛将軍範及為之使。
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園(1)，謂之&lsquo皇帝梨園弟子&rsquo。
又教宮中使習之。
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
”（《資治通鑒》卷二一二）不要聽他說得好聽。
他把俗樂從太常管轄的範圍中劃分出來，好像是怕俗樂亂了雅樂似的，其實他何嘗喜歡雅樂。
一次他聽樂工彈琴，沒等彈完，就把人家轟了出去，接着對太監說：“速令花奴（汝陽王李琎的小名）将羯鼓來，為我解穢！”他嫌傳統的琴聲弄髒他的耳朵。
他把俗樂分出來，是另有打算的：就是要把僵化了的、索然無味的雅樂撇在一旁，單獨成立皇家樂隊，由他這位音樂大師當教授，當指揮，培養“皇帝梨園弟子”，排練他創作的和喜愛的樂曲，有時自己也參加演出。
同時，還成立了皇家歌舞戲劇雜耍團，表演各種豐富多彩的節目。
作為一個即位不久、年輕有為的皇帝，這樣做很不合适。
當時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看不慣，都上疏谏阻，以為“上春秋鼎盛，宜崇經書，迩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
他也“嘉賞”了他們，就是不采納，仍舊照原計劃進行。
除了音樂、歌舞、百戲與戲劇，他還愛好打球、拔河、鬥雞。
據陳鴻《東城老父傳》載，玄宗好鬥雞，建雞坊于宮中，選六軍小兒五百人專管飼養訓練，其中最得寵的是号稱“神雞童”的賈昌。
開元十三年（七二五）玄宗東封泰山，賈昌等帶了三百隻雞随駕。
賈昌的父親賈忠是玄宗的衛士，在外病死，賈昌護送靈柩歸葬長安，葬器、喪車等等都由官府從優承辦。
時人作歌謠諷刺道：“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
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
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随軟輿。
父死長安千裡外，差夫持道挽喪車。
”李白詩中曾經不止一次提到了鬥雞者，如“路逢半雞者，冠蓋何輝赫”（《古風》其二十四）、“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行路難》其二）等，可見這故事不是毫無根據的。
玄宗本性愛奢華，開頭又想勵精圖治，這不能不在言行上表露出嚴重的矛盾來。
前已提到，開元二年春天，他籌建教坊、梨園時，有人出來谏阻，要他尚樸素、放鄭聲，他表示贊賞，卻并不采納。
可是，就在這年秋天，他忽然心血來潮，接連下了兩道命令，一道是對宮廷的：“乘輿服禦、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後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
”一道是對百官的：“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镫，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
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
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
”還解散了長安和東都的織錦坊（見《資治通鑒》卷二一一）。
你看他态度多麼堅決，多麼像過激黨啊！寫到這裡，司馬光不覺議論道：“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雲：&lsquo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rsquo可不慎哉！”其實哪用到晚年，兩年後他就按捺不住，準備派監察禦史楊範臣往獅子國（今斯裡蘭卡）去買珠翠奇寶；好在楊範臣及時提醒他，說：“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複用。
今所求者何以異于所焚者乎！”他自己感到也有點說不過去，才收回成命。
這充分表明：尚樸素的理念和愛奢華的習性經常在他内心深處交戰，有時這個占了上風，有時那個占了上風，就這麼互有勝負地苦鬥着，終于一個徹底擊敗了另一個。
唐太宗曾說：“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
”玄宗前期黾勉勵精圖治，而驕侈之心早萌，禍亂之機已伏。
這不隻是他個人的生性、品質使然，也體現了整個封建統治階級為空前的升平景象所陶醉，日漸腐化的趨勢。
到了開元末年，尤其是天寶年間（七四二至七五五），階級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加上玄宗在位日久，變得越來越昏庸，隻顧縱情聲色，娛樂晚年，李林甫、楊國忠等所代表的腐朽政治勢力，便乘機而起，竊據要位，敗壞朝政，進一步激化了諸般矛盾，終于在天寶十四載（七五五）爆發了安史之亂，宣告唐王朝“太平盛世”美夢的破滅。
這是後話。
但對杜甫說來，值得慶幸的是，在他年華似錦的青年時代，恰好碰上了唐朝最繁榮的開元盛世，而且還多次從事過當時士大夫中最風行也最快意的活動：到祖國各地去做長時期的漫遊。
二 盛唐漫遊之風盛行 自古以來，封建士大夫，為了謀事、做官，在外旅行，也是常事。
還有個别的人，如謝靈運，為了覽勝，如司馬遷、郦道元，為了科學考察，曾經多次專程到各處去旅行。
然而，隻有到了盛唐，漫遊才成為盛極一時的風尚。
盛唐漫遊之風盛行不是沒有原因的。
首先是這一時期經濟繁榮，封建統治階級生活富裕，物價便宜，社會秩序安定，為漫遊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這就是杜甫《憶昔》中所說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其次，水陸交通的發達，驿傳制度的建立，不僅滿足了政令傳達、官員往來和漕運的需要，也有利于常人行旅。
早在隋炀帝時代，南北運河就鑿通了。
洛陽是南北運河的中心。
從洛陽往北一段叫永濟渠，中經今河南的浚縣、内黃，河北的大名，山東的臨清、武城、德州，河北的滄州，天津到北京。
從洛陽往南一段叫通濟渠（唐名廣濟渠），中經今河南開封，于安徽泗縣入淮水。
乘船順淮水東北行至江蘇淮安西南，轉邗溝到揚州，于鎮江對岸渡長江，入江南河，中經鎮江、蘇州、太湖到杭州。
盛唐商業繁榮，南北水路漕運增多，對民間行旅就更加方便了。
當時陸路交通也很方便，各大城市都有道路相連。
初唐鄭世翼《登北邙還望京洛》說：“青槐夾馳道，迢迢修且曠。
”杜甫《送張十二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禦》說：“兩行秦樹直。
”《唐會要》載：“開元二十八年正月，令兩京道路并種果樹。
”杜甫同時人鄭審有《奉使巡檢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秦因詠》詩。
可見秦中，尤其長安和洛陽之間的馳道筆直闊廣，兩旁植青槐、果樹，極其講究，還有大員負責巡檢。
别處的道路當然不能與京洛相比，不過，既由官府經營，想也不會太壞。
而且在水陸主要交通線上都設驿，負責傳遞公文，接待來往官員食宿，并為他們提供車船馬匹等交通工具。
每三十裡建一驿舍（亦稱傳舍或郵舍），由驿丞掌管；為驿傳服役的稱為驿夫。
全國共一千六百三十九驿。
其中水驿二百六十所，設驿船；陸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設驿馬；水陸相兼者八十六所。
這都是公家所設。
私營旅店則備有驿驢，供旅客租用。
《新唐書·食貨志》說：“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
店有驿驢，行千裡不持尺兵。
”私人旅行也是很方便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則與當時的社會風習有關。
《新唐書·選舉志》載：“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
然其大要有三。
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
&hellip&hellip其天子自诏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又《雲麓漫鈔》載：“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
”可見憑交遊以揚聲譽，藉幹谒以求提拔，對于準備應試的士子來說，是多麼重要了。
要交遊、幹谒就須旅行。
初盛唐時期求仙訪道、雲遊五嶽名山之風盛行：有野心的，可藉此沽名釣譽，步盧藏用的後塵，走“終南捷徑”，漁獵富貴；仕途失意的，則全仗宗教“鴉片”的麻醉、山川勝景的陶醉，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脫（當然也有單為排遣仕途失意的苦悶而漫遊的）。
再從積極方面看，這一時期，由于要相對地澄清吏治，加強國防，就通過科舉與征辟，吸收了不少有作為的人參加文武統治機構，這就使得當時的士大夫們極為活躍。
他們大都懷着出将入相的幻想，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或應舉入幕，或交遊幹谒，或寄旅京華，或馳驅朔漠；加上南北統一，版圖遼闊，大好河山，引人入勝，又有上述生活和交通方面的種種有利條件，于是漫遊之風便盛極一時了。
孟浩然是盛唐前期的詩人，比杜甫大二十三歲。
他于開元十六年（七二八）赴京應舉。
在此以前，曾幾次出遊，到過洛陽，到過揚州，到過今湖南的長沙、常德，到過今江西的南昌、贛州、石城。
最北到過北京，最南到過廣西。
應舉不第以後，為了排遣失意的苦悶，便“自洛之越”，在今浙江的杭州、紹興、溫州、樂清等地住了兩三年，遊覽了天台、剡溪、鏡湖、雲門寺、若耶溪、孤嶼等名勝。
晚年在張九齡荊州幕，曾陪同張九齡出巡，到過今湖北的當陽、松滋等地，登過當陽樓，遊覽過紫蓋山和玉泉。
此外還有過入蜀之行。
孟浩然可算得是當時的大旅行家了。
據我的考據，孟浩然“自洛之越”約在開元十八年（七三〇）夏秋之際，自吳越還鄉約在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五月。
(2)開元十九年到二十一年，杜甫也在吳越（主要是越）遊曆。
杜甫晚年在夔州閉居，曾作《解悶十二首》，回憶故人舊事，其六說：“複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
即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頸鳊。
”一往情深，語氣親切，看樣子，他與孟浩然這位前輩詩人是有過交往的。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他們同在越中的這一段時期，見面的可能性就比較大。
李白大半生過的是漫遊生活，出蜀後先後遊曆了湘楚、吳越、齊魯&hellip&hellip去過很多地方。
王維、李颀、高适、岑參，也都是些“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知識面與眼界都很寬闊，寫過不少讴歌祖國壯麗河山、抒發豪情壯志的詩篇的大詩人。
由此可見當時漫遊風氣之盛，以及這種風氣對盛唐詩歌創作的影響。
三 首遊郇瑕和吳越之行 同當時大多數青年士子一樣，為了開闊眼界、增長閱曆，杜甫很早就開始了漫遊。
他第一次出遠門去郇瑕（今山西臨猗縣），是在十九歲那年（開元十八年，七三〇）。
此行詳情不明，隻知道他當時在郇瑕結識了韋之晉、寇錫。
後來杜甫在湖南又見到了他們。
這時韋之晉已經做了刺史，不久就死了；寇錫也做了禦史。
他的《哭韋大夫之晉》說：“凄怆郇瑕地，差池弱冠年。
丈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
”《奉酬寇十侍禦錫見寄四韻複寄寇》說：“往别郇瑕地，于今四十年。
”都簡單地提到了這段往事。
馮至先生認為，那年洛水、瀍水泛濫成災，沖毀了洛陽的天津橋、永濟橋，沉溺許多揚州等地開來的租船，千餘戶居民的住房也都倒塌了，杜甫一度到郇瑕，可能是躲避水災。
要是到“郇瑕地”真的是為了躲避水災，這就難怪他感到那裡有點“凄怆”了。
開元十九年（七三一）杜甫二十歲，開始往吳越遊曆。
他的《進三大禮賦表》說：“浪迹于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
”指的就是這事。
這次漫遊是從洛陽出發，乘船經廣濟渠、淮水、邗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