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未墜素業”的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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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阆州筵席酬十一舅》等。
這許多舅舅想必都不是親的，但也可從詩句中看出這一曾與唐王室有親戚關系的世家大族，在安史亂後并未中落。
杜甫外祖母的父親，是太宗第十子紀王李慎的次子義陽王李琮。
武後專政，太宗子孫多遭殺戮。
越王李貞起兵讨伐武後失敗，李慎受牽連下獄，改姓虺氏，流放嶺外，死于途中。
李琮被拘于河南獄，其妻關在司農寺，杜甫的外祖母穿着布衣草鞋，形容憔悴，徒步往來兩處，為父母送飯(12)，人們見了很受感動，說她是“勤孝”。
李琮的兒子行遠、行芳發配在巂州（今四川西昌）。
行遠到了成年，将被殺。
行芳還小，應免死。
但他抱住行遠啼哭不放，請求代替他哥哥去死；不聽，終于同歸于盡。
西南的人同情行芳，稱贊他是“死悌”。
行遠、行芳就是杜甫母親的舅舅。
杜甫外祖父的母親又是高祖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的女兒。
李元名在武後永昌年間為後黨田神陷害，流放利州（今四川廣元），不久被殺。
杜甫晚年在夔州與高祖第十七子道王李元慶的曾孫李義相逢，有《别李義》說：“神堯（指高祖）十八子，十七王其門。
道國（元慶）洎舒國（元名），實維親弟昆。
中外貴賤殊，餘亦忝諸孫。
”杜甫曾與他的姨表兄弟荥陽鄭宏之在洛陽北邙山合祭他們的外祖父母。
他寫的祭文中就沉痛地提到了這些慘劇，一開頭就歎息道：“緬維夙昔，追思艱窭。
當太後（指武後）秉柄，内宗如縷。
紀國則夫人（指外祖母）之門，舒國則府君（指外祖父）之外父（當是&lsquo外祖&rsquo之訛）。
”像這種外婆的娘家、外公的外公的姻親關系，本來很疏遠了，但一與王室沾邊，又出了些“孝”“悌”可風的人和事，這自會受到像杜甫這樣封建意識濃厚的人的重視（李白常自诩是宗室後裔，到處聯宗攀親，也未能免俗）。
由于外公家與唐王室是姻親，這無疑使杜甫産生一種特殊感情，更增強他的忠君思想。
杜甫出身于一個有着“奉儒守官”和詩歌創作傳統的、有着“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特權的舊世家。
這樣的家庭，為他早年“讀書破萬卷”提供了條件，更促使他對功業的追求和對文學的鑽研，同時也養成了他強烈的封建思想感情。
杜甫所受家世的影響有消極的一面，也有積極的一面。
大緻說來，早期消極面大于積極面；随着經曆了時代的苦難，日漸深入社會，接觸到下層人民，消極面有了很大的縮減，但始終在他的人生觀中占據着自己的位置。
*** (1)《唐書》本傳與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均謂杜甫卒年五十九歲，諸家考證是年為大曆五年（七七〇），故推知生于先天元年（七一二）。
《京兆杜氏工部家詩年譜》：“公生于是年正月。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杜甫年譜》更據天寶十載《杜位宅守歲》“四十明朝過”，又大曆三年《元日示宗武》“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觞”，定其生日在元旦。
焮案：常俗謂過年長一歲。
又，不逢生日，亦可稱觞奉壽，如《詩·豳風·七月》：“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武平一《奉和正旦賜宰臣柏葉應制》：“願持柏葉壽，長奉萬年歡。
”（《本草綱目》：“柏性後凋而耐久，禀堅凝之質，乃多壽之木，元旦以之浸酒，辟邪。
”《風土記》：“元旦進柏葉酒。
”杜甫《元日示宗武》：“飄零還柏葉。
”元日賜宰臣柏葉以浸酒。
）薛逢《元日田家》說：“相逢但祝新正壽，對舉那愁暮景催。
”更可證唐時元日上自朝廷下至民間有稱觞祝壽之習（猶今為健康而幹杯），故不得遽定杜的生日在元旦，甚至在正月。
(2)詳見聞一多《唐詩雜論·少陵先生年譜會箋》。
(3)《唐詩紀事》謂杜審言以詩、闾丘以字同侍武後。
後代注家以為六朝以有韻者為詩、無韻者為筆，詩中所謂“闾丘筆”指文而言。
據“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這裡的“筆”仍當指“字”，《紀事》不誤。
(4)郭沫若《李白與杜甫》：“（杜甫）《寄劉峽州伯華使君》詩中叙述到劉允濟與杜審言同被見重于武後，謂&lsquo時論以儒稱&rsquo，這也就是&lsquo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rsquo的傳統。
因此，作為著作佐郎的詩人杜審言也應該算為&lsquo儒&rsquo了。
杜甫在大曆初在夔府所作的《偶題》中叙述到他自己作詩文的經曆，有&lsquo法自儒家有&rsquo的詩句。
&lsquo法自儒家有&rsquo等于說&lsquo詩是吾家事&rsquo而已。
所謂&lsquo儒家&rsquo也不過是&lsquo書香之家&rsquo或者&lsquo讀書人家&rsquo而已。
”這樣理解是對的。
(5)洪邁說：“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于檢點者。
此詩&lsquo滿座涕潺湲&rsquo，與&lsquo伏臘涕漣漣&rsquo為重意。
”（《容齋随筆》）張缙說：“&lsquo不敢墜周旋&rsquo，與&lsquo澤國繞回旋&rsquo為重韻。
”（《杜少陵集詳注》引）這雖是些小毛病，但足以說明排律過長技巧上也很難掌握。
(6)關于進士科考試科目的增減情況大緻如下。
《舊唐書·楊绾傳》載：“近隋炀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
至高宗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
”《唐會要》卷七六所載與此稍有不同，但更具體：“調露二年四月，劉思立除考功員外郎。
先時進士但試策而已。
思立以其庸淺，奏請帖經，及試雜文，自後因以為常式。
”“帖經”是指将經文用紙貼住幾字，令考生填寫，猶今之填空。
《唐會要》卷七六又載：“開元二十四年十月，禮部侍郎姚奕請進士帖左氏傳、周禮、儀禮，通五（填對五個字）與及第。
”可見不僅明經，進士亦需填帖，而且指定的經書範圍也不小。
所謂“雜文”，雖未說明是哪一種，既然進士科要求“辭藻宏麗”，光試策還嫌“庸淺”，就很可能包括詩賦在内了。
（因為詩賦最能見出辭藻修養。
）《唐摭言·試雜文》載：“後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立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之高者放入策。
尋以則天革命，事複因循。
至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目于榜中矣。
”據此可肯定：中宗複位之初，終于實行了劉思立關于進士加試雜文的建議；而所謂“雜文”确乎包括“詩賦”在内；進士加試詩賦決非始于天寶十三載。
(7)蘇轼《有美堂暴雨》中名句“天外黑風吹海立”即由此化出。
(8)仇兆鳌說：“公作賦時，正當平世盛年，忽雲&lsquo荊門巫峽&rsquo&lsquo潇湘洞庭&rsquo，厥後奔走蜀楚，暮景窮塗之兆，先見于此語。
詩文各有谶，在作者亦不自知其然也。
”（《杜少陵集詳注》）谶語無稽之談不足信；但指出這一偶合，倒也有趣，可資談助。
(9)長慶三、四年（八二三、八二四），白居易為杭州刺史，元稹為浙東觀察使。
他們置郵筒，唱和始依韻，多至千言，少或數十言，後結集十六卷，收詩千餘首。
他們大量寫作這種“千言律詩”，不過是為了“吟詠情性”，且“意欲定霸取威”“播揚名聲”，這才真正是“文字遊戲”。
元稹好作長律，也極力推崇杜甫的長律。
他說：“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
餘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摹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
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曆其藩翰，況堂奧乎？”（《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元白皆抑李揚杜，而着眼點各别：白居易是因為囿于狹隘的“詩教說”而看不到積極浪漫主義的偉大意義；元稹則由于偏愛而錯誤地将長律當作了衡量詩人高低的标準。
其實，無論就思想或藝術而言，杜甫的長律在他各體詩歌中的成就最小。
如果以此為标準來抑李揚杜，結果是不僅抑了李也抑了杜。
在明眼人看來，這于李杜無傷，隻足顯出持論者的荒謬。
對于這種謬論，加以适當的批駁是應該的。
但是，如果不跳出元稹命題的框框，仍在詩歌形式的運用上為李杜争一日之短長，或反過來抑杜揚李，那豈不是五十步笑百步麼？ (10)杜甫《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中“并”誤作“升”，《舊唐書·文苑傳》杜并卒年誤作“十三”，周季童誤作“季重”，此據洛陽出土的《杜并墓志銘》中有關記載一一改正。
(11)《舊唐書·陳子昂傳》在“當時議者鹹以子昂為是”後有“俄授麟台正字”雲雲。
羅庸《陳子昂年譜》說：“案本集卷七載《複仇議狀》辭意與獻書不同，當是授官後作，非初應舉時作也。
”又《議狀》中有“如臣等所見”雲雲，揣知此事曾付廷議。
(12)張說《贈陳州刺史義陽王神道碑》：“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錄司農寺，惟有崔氏女，扉屦布農，往來供饋。
”“錄”是審訊囚徒的意思。
“妃錄司農寺”謂李琮妻被拘于司農寺受審。
“往來供饋”，謂崔氏女往來于河南獄、司農寺兩處為父母送飯。
一些論著僅理解為為父送飯，與原意稍有出入。
這許多舅舅想必都不是親的，但也可從詩句中看出這一曾與唐王室有親戚關系的世家大族，在安史亂後并未中落。
杜甫外祖母的父親，是太宗第十子紀王李慎的次子義陽王李琮。
武後專政，太宗子孫多遭殺戮。
越王李貞起兵讨伐武後失敗，李慎受牽連下獄，改姓虺氏，流放嶺外，死于途中。
李琮被拘于河南獄，其妻關在司農寺，杜甫的外祖母穿着布衣草鞋，形容憔悴，徒步往來兩處，為父母送飯(12)，人們見了很受感動，說她是“勤孝”。
李琮的兒子行遠、行芳發配在巂州（今四川西昌）。
行遠到了成年，将被殺。
行芳還小，應免死。
但他抱住行遠啼哭不放，請求代替他哥哥去死；不聽，終于同歸于盡。
西南的人同情行芳，稱贊他是“死悌”。
行遠、行芳就是杜甫母親的舅舅。
杜甫外祖父的母親又是高祖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的女兒。
李元名在武後永昌年間為後黨田神陷害，流放利州（今四川廣元），不久被殺。
杜甫晚年在夔州與高祖第十七子道王李元慶的曾孫李義相逢，有《别李義》說：“神堯（指高祖）十八子，十七王其門。
道國（元慶）洎舒國（元名），實維親弟昆。
中外貴賤殊，餘亦忝諸孫。
”杜甫曾與他的姨表兄弟荥陽鄭宏之在洛陽北邙山合祭他們的外祖父母。
他寫的祭文中就沉痛地提到了這些慘劇，一開頭就歎息道：“緬維夙昔，追思艱窭。
當太後（指武後）秉柄，内宗如縷。
紀國則夫人（指外祖母）之門，舒國則府君（指外祖父）之外父（當是&lsquo外祖&rsquo之訛）。
”像這種外婆的娘家、外公的外公的姻親關系，本來很疏遠了，但一與王室沾邊，又出了些“孝”“悌”可風的人和事，這自會受到像杜甫這樣封建意識濃厚的人的重視（李白常自诩是宗室後裔，到處聯宗攀親，也未能免俗）。
由于外公家與唐王室是姻親，這無疑使杜甫産生一種特殊感情，更增強他的忠君思想。
杜甫出身于一個有着“奉儒守官”和詩歌創作傳統的、有着“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特權的舊世家。
這樣的家庭，為他早年“讀書破萬卷”提供了條件，更促使他對功業的追求和對文學的鑽研，同時也養成了他強烈的封建思想感情。
杜甫所受家世的影響有消極的一面，也有積極的一面。
大緻說來，早期消極面大于積極面；随着經曆了時代的苦難，日漸深入社會，接觸到下層人民，消極面有了很大的縮減，但始終在他的人生觀中占據着自己的位置。
*** (1)《唐書》本傳與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均謂杜甫卒年五十九歲，諸家考證是年為大曆五年（七七〇），故推知生于先天元年（七一二）。
《京兆杜氏工部家詩年譜》：“公生于是年正月。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杜甫年譜》更據天寶十載《杜位宅守歲》“四十明朝過”，又大曆三年《元日示宗武》“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觞”，定其生日在元旦。
焮案：常俗謂過年長一歲。
又，不逢生日，亦可稱觞奉壽，如《詩·豳風·七月》：“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武平一《奉和正旦賜宰臣柏葉應制》：“願持柏葉壽，長奉萬年歡。
”（《本草綱目》：“柏性後凋而耐久，禀堅凝之質，乃多壽之木，元旦以之浸酒，辟邪。
”《風土記》：“元旦進柏葉酒。
”杜甫《元日示宗武》：“飄零還柏葉。
”元日賜宰臣柏葉以浸酒。
）薛逢《元日田家》說：“相逢但祝新正壽，對舉那愁暮景催。
”更可證唐時元日上自朝廷下至民間有稱觞祝壽之習（猶今為健康而幹杯），故不得遽定杜的生日在元旦，甚至在正月。
(2)詳見聞一多《唐詩雜論·少陵先生年譜會箋》。
(3)《唐詩紀事》謂杜審言以詩、闾丘以字同侍武後。
後代注家以為六朝以有韻者為詩、無韻者為筆，詩中所謂“闾丘筆”指文而言。
據“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這裡的“筆”仍當指“字”，《紀事》不誤。
(4)郭沫若《李白與杜甫》：“（杜甫）《寄劉峽州伯華使君》詩中叙述到劉允濟與杜審言同被見重于武後，謂&lsquo時論以儒稱&rsquo，這也就是&lsquo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rsquo的傳統。
因此，作為著作佐郎的詩人杜審言也應該算為&lsquo儒&rsquo了。
杜甫在大曆初在夔府所作的《偶題》中叙述到他自己作詩文的經曆，有&lsquo法自儒家有&rsquo的詩句。
&lsquo法自儒家有&rsquo等于說&lsquo詩是吾家事&rsquo而已。
所謂&lsquo儒家&rsquo也不過是&lsquo書香之家&rsquo或者&lsquo讀書人家&rsquo而已。
”這樣理解是對的。
(5)洪邁說：“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于檢點者。
此詩&lsquo滿座涕潺湲&rsquo，與&lsquo伏臘涕漣漣&rsquo為重意。
”（《容齋随筆》）張缙說：“&lsquo不敢墜周旋&rsquo，與&lsquo澤國繞回旋&rsquo為重韻。
”（《杜少陵集詳注》引）這雖是些小毛病，但足以說明排律過長技巧上也很難掌握。
(6)關于進士科考試科目的增減情況大緻如下。
《舊唐書·楊绾傳》載：“近隋炀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
至高宗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
”《唐會要》卷七六所載與此稍有不同，但更具體：“調露二年四月，劉思立除考功員外郎。
先時進士但試策而已。
思立以其庸淺，奏請帖經，及試雜文，自後因以為常式。
”“帖經”是指将經文用紙貼住幾字，令考生填寫，猶今之填空。
《唐會要》卷七六又載：“開元二十四年十月，禮部侍郎姚奕請進士帖左氏傳、周禮、儀禮，通五（填對五個字）與及第。
”可見不僅明經，進士亦需填帖，而且指定的經書範圍也不小。
所謂“雜文”，雖未說明是哪一種，既然進士科要求“辭藻宏麗”，光試策還嫌“庸淺”，就很可能包括詩賦在内了。
（因為詩賦最能見出辭藻修養。
）《唐摭言·試雜文》載：“後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立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之高者放入策。
尋以則天革命，事複因循。
至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目于榜中矣。
”據此可肯定：中宗複位之初，終于實行了劉思立關于進士加試雜文的建議；而所謂“雜文”确乎包括“詩賦”在内；進士加試詩賦決非始于天寶十三載。
(7)蘇轼《有美堂暴雨》中名句“天外黑風吹海立”即由此化出。
(8)仇兆鳌說：“公作賦時，正當平世盛年，忽雲&lsquo荊門巫峽&rsquo&lsquo潇湘洞庭&rsquo，厥後奔走蜀楚，暮景窮塗之兆，先見于此語。
詩文各有谶，在作者亦不自知其然也。
”（《杜少陵集詳注》）谶語無稽之談不足信；但指出這一偶合，倒也有趣，可資談助。
(9)長慶三、四年（八二三、八二四），白居易為杭州刺史，元稹為浙東觀察使。
他們置郵筒，唱和始依韻，多至千言，少或數十言，後結集十六卷，收詩千餘首。
他們大量寫作這種“千言律詩”，不過是為了“吟詠情性”，且“意欲定霸取威”“播揚名聲”，這才真正是“文字遊戲”。
元稹好作長律，也極力推崇杜甫的長律。
他說：“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
餘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摹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
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曆其藩翰，況堂奧乎？”（《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元白皆抑李揚杜，而着眼點各别：白居易是因為囿于狹隘的“詩教說”而看不到積極浪漫主義的偉大意義；元稹則由于偏愛而錯誤地将長律當作了衡量詩人高低的标準。
其實，無論就思想或藝術而言，杜甫的長律在他各體詩歌中的成就最小。
如果以此為标準來抑李揚杜，結果是不僅抑了李也抑了杜。
在明眼人看來，這于李杜無傷，隻足顯出持論者的荒謬。
對于這種謬論，加以适當的批駁是應該的。
但是，如果不跳出元稹命題的框框，仍在詩歌形式的運用上為李杜争一日之短長，或反過來抑杜揚李，那豈不是五十步笑百步麼？ (10)杜甫《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中“并”誤作“升”，《舊唐書·文苑傳》杜并卒年誤作“十三”，周季童誤作“季重”，此據洛陽出土的《杜并墓志銘》中有關記載一一改正。
(11)《舊唐書·陳子昂傳》在“當時議者鹹以子昂為是”後有“俄授麟台正字”雲雲。
羅庸《陳子昂年譜》說：“案本集卷七載《複仇議狀》辭意與獻書不同，當是授官後作，非初應舉時作也。
”又《議狀》中有“如臣等所見”雲雲，揣知此事曾付廷議。
(12)張說《贈陳州刺史義陽王神道碑》：“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錄司農寺，惟有崔氏女，扉屦布農，往來供饋。
”“錄”是審訊囚徒的意思。
“妃錄司農寺”謂李琮妻被拘于司農寺受審。
“往來供饋”，謂崔氏女往來于河南獄、司農寺兩處為父母送飯。
一些論著僅理解為為父送飯，與原意稍有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