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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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歌行《洛陽女兒行》，标志着詩歌史上的“唐音”已正式開始。
對唐詩研究者來說，研究這一轉變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風尚與文學發展的關系，該是多麼有吸引力。
應該說，這是一片有待于開墾和收獲的肥沃的土地。
盛唐詩歌的另一轉變時期是天寶年間。
這時社會繁榮富庶似乎已達到了它的頂點，上層統治階級、階層的相互勾結、殺戮、争奪權力、掠取财物，以及種種腐朽現象，正以長安為中心，日益發展。
社會矛盾已到達了飽和點，安史之亂正是這種矛盾發展的結果。
這也是杜甫詩歌風格逐步形成的時期。
這時，我們可以看到，高适、岑參正來往于西北的烽火邊塞；王維已滿足于他取得的社會地位和文藝成就，定居在長安郊區的美麗别墅寫他的田園詩；李颀、王昌齡等人忙碌于做他們的地方官，不時發出不平之鳴；大詩人李白正繼續在南北各地遊曆&hellip&hellip杜甫則正在長安這一政治鬥争的中心，錘煉他的詩風。
贻焮同志在《評傳》上卷中，叙述杜甫居住長安時期多方面的生活，仿佛把我們引進了當時紛繁複雜的世界。
我個人覺得，這是上卷的重心，是最引人入勝的地方。
《評傳》的作者沒有把杜甫簡單化，既沒有像封建社會某些士大夫那樣把他看成一飯不忘君的詩聖，也不像以前有一時期把杜甫貶成一錢不值的地主老财。
他隻是如實地根據杜甫本人的作品，把受多種社會條件約束的杜甫介紹給讀者；但正因為如此，使我們感到杜詩之與衆不同的地方，杜甫之所以偉大。
《評傳》的這些叙述，不但使我們認識了杜甫，還使我們具體地感受到這樣龐大的封建帝國是怎樣一步步衰弱下去，幫助我們具體認識那時的唐代社會。
杜甫研究之另一困難，不像有些作家那樣，苦于資料太少，而是苦于資料太多。
從宋朝以來，杜詩注家之多，是别的詩人所難以比拟的。
當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有不少是陳言濫調，或謬論妄說。
今天，我們研究杜甫和他的詩歌，就得沖過這重重的評注家的包圍圈，吸收其合理的一部分，摒棄其無價值的地方。
贻焮同志的這部《評傳》，也是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困難的。
《評傳》主要采集了清代幾個注家的說法，那就是錢謙益的《錢注杜詩》、楊倫的《杜詩鏡铨》、浦起龍的《讀杜心解》以及仇兆鳌的《杜詩詳注》。
這幾部書在許多種杜詩評注本中是有特色的。
《評傳》引用了他們的某些說法，并站在今天的高度，結合杜甫的身世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對這些意見作了剖析。
這裡可以看出《評傳》作者的眼力
對唐詩研究者來說，研究這一轉變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風尚與文學發展的關系，該是多麼有吸引力。
應該說，這是一片有待于開墾和收獲的肥沃的土地。
盛唐詩歌的另一轉變時期是天寶年間。
這時社會繁榮富庶似乎已達到了它的頂點，上層統治階級、階層的相互勾結、殺戮、争奪權力、掠取财物，以及種種腐朽現象，正以長安為中心，日益發展。
社會矛盾已到達了飽和點，安史之亂正是這種矛盾發展的結果。
這也是杜甫詩歌風格逐步形成的時期。
這時，我們可以看到，高适、岑參正來往于西北的烽火邊塞；王維已滿足于他取得的社會地位和文藝成就，定居在長安郊區的美麗别墅寫他的田園詩；李颀、王昌齡等人忙碌于做他們的地方官，不時發出不平之鳴；大詩人李白正繼續在南北各地遊曆&hellip&hellip杜甫則正在長安這一政治鬥争的中心，錘煉他的詩風。
贻焮同志在《評傳》上卷中，叙述杜甫居住長安時期多方面的生活，仿佛把我們引進了當時紛繁複雜的世界。
我個人覺得，這是上卷的重心，是最引人入勝的地方。
《評傳》的作者沒有把杜甫簡單化，既沒有像封建社會某些士大夫那樣把他看成一飯不忘君的詩聖，也不像以前有一時期把杜甫貶成一錢不值的地主老财。
他隻是如實地根據杜甫本人的作品，把受多種社會條件約束的杜甫介紹給讀者；但正因為如此，使我們感到杜詩之與衆不同的地方，杜甫之所以偉大。
《評傳》的這些叙述，不但使我們認識了杜甫，還使我們具體地感受到這樣龐大的封建帝國是怎樣一步步衰弱下去，幫助我們具體認識那時的唐代社會。
杜甫研究之另一困難，不像有些作家那樣，苦于資料太少，而是苦于資料太多。
從宋朝以來，杜詩注家之多，是别的詩人所難以比拟的。
當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有不少是陳言濫調，或謬論妄說。
今天，我們研究杜甫和他的詩歌，就得沖過這重重的評注家的包圍圈，吸收其合理的一部分，摒棄其無價值的地方。
贻焮同志的這部《評傳》，也是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困難的。
《評傳》主要采集了清代幾個注家的說法，那就是錢謙益的《錢注杜詩》、楊倫的《杜詩鏡铨》、浦起龍的《讀杜心解》以及仇兆鳌的《杜詩詳注》。
這幾部書在許多種杜詩評注本中是有特色的。
《評傳》引用了他們的某些說法，并站在今天的高度，結合杜甫的身世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對這些意見作了剖析。
這裡可以看出《評傳》作者的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