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曆史理論和曆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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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進一步探索。
我國舊史曾在一些部門比較集中地提供了曆史理論的資料，有的已為人所利用，有的還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注意。
《史記》的八書和《漢書》的十志，基本上講的是國家的職能，但我們很少這樣看。
八書的《禮書》、《樂書》，是講教化。
《律》今亡。
據《太史公自序》：“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
作律書第三。
”則《律書》即兵書。
《禮》、《樂》和《兵》，一文一武，是治國的兩種手段。
《曆書》、《天官書》、《封禅書》，有科學知識的内容，但多關于宗教性的記載，跟皇權神化有密切的聯系。
《河渠書》講興修水利，防治水害。
《平準書》是講商品交換和政府在這方面的控制。
這八書對于封建國家的主要職能可以說都講到了。
《漢書》的十志，于續補《史記》八書外，特詳于《刑法》、《地理》和《藝文》，這也都不出于國家職能的範圍。
《續漢書》有《百官志》，是記載封建官署，離國家職能的範圍略遠。
杜佑著《通典》，自序稱：“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将施有政。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
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易》稱：聚人曰财。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管子曰：&lsquo倉廪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rsquo夫子曰：&lsquo既富而教，斯之謂矣。
&rsquo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
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政治之大方也。
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
是以食貨為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
..”這部二百卷的巨著，記載了大量關于國家職能的資料、史事，兼及曆代議論，有助于理論的探索。
後世類書如《太平禦覽》、《冊府元龜》，雖系彙集史文，便于掇拾之作，然善于采擇，也頗有用處。
從中國曆史來看，有兩個應該在已有的成果上繼續探索的重要理論問題。
一個是關于中國曆史發展規律的問題，一個是關于中國史學發展規律的問題。
中國的曆史有自己的特點。
首先是因全國地域遼闊，各民族各地區間在經濟、文化上發展得不平衡。
這不隻是在漢族跟各兄弟民族間發展得不平衡，而且在漢族内部，在某些少數民族内部也不平衡。
從更高的高度把這些不平衡的曆史現象概括起來，既要看到各種社會現象中的差異，又要從差異性中看到它的同一性。
這是一件複雜的工作。
第二，中國曆史的發展有傳習力量的頑固性，社會變革往往不徹底。
血緣組織本來是氏族社會的特點，但氏族社會為奴隸社會取代後，血緣組織又在新的曆史形式下繼續發揮作用。
奴隸制在奴隸社會結束後的兩千多年仍有殘餘存在。
象這一類的曆史的傳習現象，往往混淆人們對社會發展的視線。
第三，社會現象在曆史上往往出現某些重複，如治亂興衰的不斷代替，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不斷以類似形式出現等等，都容易造成曆史循環的假象，遮蓋曆史發展的真實面目，對這一類的曆史特點，都須透過現象發現本質。
曆史理論的探索畢竟離不開曆史本身，對客觀曆史的了解畢竟離不開曆史資料。
由于曆史條件的限制，有的曆史工作者熟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而對曆史資料掌握得不夠豐富；另外一些人熟悉曆史資料，而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掌握得不夠，這就妨礙了對理論探索的順利進行。
這種缺點是應當不斷克服的。
曆史理論的探索，必須在廣大的史學領域内進行，具體的事物考訂和斷代史研究都各有不同的學術價值，但對通史的興趣應是必不可少的。
對世界史一定程度的理解，對有關兄弟學科的一定修養，也都是必要的。
曆史理論的探索，是通古通今的，既要探索曆史發展過程中所體現的規律，也要探索這種規律跟現實的聯系性，用以說明現在，觀察未來。
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曆史發展規律進行探索，已經曆了半個世紀，成績是可觀的，但尚有大量工作等待我們去深入研究。
關于中國史學發展的規律，當前須着重探索的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史學的發展的社會條件，一個是史學的效果。
中國史學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在社會動亂比較激烈的時候，或是在大動亂的前後，我國總有史學的傑作出現。
在經過春秋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到了漢武帝時，統一的局面才鞏固下來，就在這個時候，司馬遷寫出了他的《史記》。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長期變亂、分裂，通過了隋唐時期的穩定，到了唐中葉以後，封建社會内部的矛盾比較突出，就在這個時期，杜佑寫出了《通典》。
兩宋，是一個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交織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司馬光寫了《資治通鑒》，鄭樵寫了《通志》。
明末清初，封建社會的險象環生，正所謂“天崩地裂”的時代，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讀通鑒論》、顧炎武的《日知錄》、唐甄的《潛書》，雖然份量不大，但代表了時代的脈搏，鞭撻了封建統治的腐朽。
象這樣的著作，都有豐富的曆史觀點，都應該進行深入的研究。
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在舊的史學著作中，是一部在史學理論上比較豐富的書。
以上這些著作的産生，各有其曆史原因，把這些原因加以分析概括，是探索史學發展規律的一項重要工作。
古代的史學家、思想家，不可能高度地理解曆史知識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但從曆史中吸取經驗教訓，這是中國的一個古老的傳統。
《詩經》說：“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就是說，要從夏殷衰亡的曆史中吸取經驗教訓。
我們所謂借鑒，就是從這句話來的。
《易》：“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禮記·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這說的都是對曆史知識的運用。
商鞅變法的時候，當時有兩派，一派主張變法，一派反對變法，兩派的說法，都有曆史的根據。
當然，其中總有一派根據是不正确的。
秦漢之際，是朝代變換最迅速的時期，漢初時有些人注意到一個問題：秦經營了那麼長的時期，很不容易，為什麼亡得那樣快？漢從起兵到建立皇朝才不過五年，這是為什麼？這好象隻是一個曆史問題，實際上在我們今天看來是要求對現實的解答，對漢朝曆史的前途的解答。
唐在隋朝暫短的統一之後，建立了新的皇朝。
唐初的君臣，也很重視從隋朝的興亡曆史中吸取經驗教訓。
到了宋代，司馬光寫了那麼一大部書，書名索性就叫作《資治通鑒》。
學曆史有什麼用，這是我們曆史學者經常碰到的問題。
有時，我們回答了，有時，我們回答不上來；有時我們雖然回答了，但從心裡缺乏自信。
其實，在中國史學史上，這是個老問題，不少古人曾經用言論或實踐回答了這個問題，但在我們研究史學史時，很少注意這個問題，甚至有時還覺得這是一個狹隘的、實用的問題，不願理睬。
我們認為，應該把這個問題重視起來，給它以應有的地位。
第二節 曆史文獻和曆史文獻學 曆史文獻的特點 在史學工作中，理論的指導和探索固然是十分重要的，曆史文獻的掌握和運用也是很必要的。
曆史理論是對曆史現象的概括，曆史文獻是對曆史
我國舊史曾在一些部門比較集中地提供了曆史理論的資料，有的已為人所利用，有的還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注意。
《史記》的八書和《漢書》的十志，基本上講的是國家的職能，但我們很少這樣看。
八書的《禮書》、《樂書》，是講教化。
《律》今亡。
據《太史公自序》：“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
作律書第三。
”則《律書》即兵書。
《禮》、《樂》和《兵》，一文一武，是治國的兩種手段。
《曆書》、《天官書》、《封禅書》，有科學知識的内容，但多關于宗教性的記載，跟皇權神化有密切的聯系。
《河渠書》講興修水利，防治水害。
《平準書》是講商品交換和政府在這方面的控制。
這八書對于封建國家的主要職能可以說都講到了。
《漢書》的十志，于續補《史記》八書外，特詳于《刑法》、《地理》和《藝文》，這也都不出于國家職能的範圍。
《續漢書》有《百官志》，是記載封建官署，離國家職能的範圍略遠。
杜佑著《通典》，自序稱：“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将施有政。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
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易》稱：聚人曰财。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管子曰：&lsquo倉廪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rsquo夫子曰：&lsquo既富而教，斯之謂矣。
&rsquo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
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政治之大方也。
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
是以食貨為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
..”這部二百卷的巨著，記載了大量關于國家職能的資料、史事，兼及曆代議論，有助于理論的探索。
後世類書如《太平禦覽》、《冊府元龜》，雖系彙集史文，便于掇拾之作，然善于采擇，也頗有用處。
從中國曆史來看，有兩個應該在已有的成果上繼續探索的重要理論問題。
一個是關于中國曆史發展規律的問題，一個是關于中國史學發展規律的問題。
中國的曆史有自己的特點。
首先是因全國地域遼闊，各民族各地區間在經濟、文化上發展得不平衡。
這不隻是在漢族跟各兄弟民族間發展得不平衡，而且在漢族内部，在某些少數民族内部也不平衡。
從更高的高度把這些不平衡的曆史現象概括起來，既要看到各種社會現象中的差異，又要從差異性中看到它的同一性。
這是一件複雜的工作。
第二，中國曆史的發展有傳習力量的頑固性，社會變革往往不徹底。
血緣組織本來是氏族社會的特點，但氏族社會為奴隸社會取代後，血緣組織又在新的曆史形式下繼續發揮作用。
奴隸制在奴隸社會結束後的兩千多年仍有殘餘存在。
象這一類的曆史的傳習現象，往往混淆人們對社會發展的視線。
第三，社會現象在曆史上往往出現某些重複，如治亂興衰的不斷代替，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不斷以類似形式出現等等，都容易造成曆史循環的假象，遮蓋曆史發展的真實面目，對這一類的曆史特點，都須透過現象發現本質。
曆史理論的探索畢竟離不開曆史本身，對客觀曆史的了解畢竟離不開曆史資料。
由于曆史條件的限制，有的曆史工作者熟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而對曆史資料掌握得不夠豐富；另外一些人熟悉曆史資料，而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掌握得不夠，這就妨礙了對理論探索的順利進行。
這種缺點是應當不斷克服的。
曆史理論的探索，必須在廣大的史學領域内進行，具體的事物考訂和斷代史研究都各有不同的學術價值，但對通史的興趣應是必不可少的。
對世界史一定程度的理解，對有關兄弟學科的一定修養，也都是必要的。
曆史理論的探索，是通古通今的，既要探索曆史發展過程中所體現的規律，也要探索這種規律跟現實的聯系性，用以說明現在，觀察未來。
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曆史發展規律進行探索，已經曆了半個世紀，成績是可觀的，但尚有大量工作等待我們去深入研究。
關于中國史學發展的規律，當前須着重探索的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史學的發展的社會條件，一個是史學的效果。
中國史學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在社會動亂比較激烈的時候，或是在大動亂的前後，我國總有史學的傑作出現。
在經過春秋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到了漢武帝時，統一的局面才鞏固下來，就在這個時候，司馬遷寫出了他的《史記》。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長期變亂、分裂，通過了隋唐時期的穩定，到了唐中葉以後，封建社會内部的矛盾比較突出，就在這個時期，杜佑寫出了《通典》。
兩宋，是一個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交織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司馬光寫了《資治通鑒》，鄭樵寫了《通志》。
明末清初，封建社會的險象環生，正所謂“天崩地裂”的時代，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讀通鑒論》、顧炎武的《日知錄》、唐甄的《潛書》，雖然份量不大，但代表了時代的脈搏，鞭撻了封建統治的腐朽。
象這樣的著作，都有豐富的曆史觀點，都應該進行深入的研究。
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在舊的史學著作中，是一部在史學理論上比較豐富的書。
以上這些著作的産生，各有其曆史原因，把這些原因加以分析概括，是探索史學發展規律的一項重要工作。
古代的史學家、思想家，不可能高度地理解曆史知識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但從曆史中吸取經驗教訓，這是中國的一個古老的傳統。
《詩經》說：“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就是說，要從夏殷衰亡的曆史中吸取經驗教訓。
我們所謂借鑒，就是從這句話來的。
《易》：“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禮記·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這說的都是對曆史知識的運用。
商鞅變法的時候，當時有兩派，一派主張變法，一派反對變法，兩派的說法，都有曆史的根據。
當然，其中總有一派根據是不正确的。
秦漢之際，是朝代變換最迅速的時期，漢初時有些人注意到一個問題：秦經營了那麼長的時期，很不容易，為什麼亡得那樣快？漢從起兵到建立皇朝才不過五年，這是為什麼？這好象隻是一個曆史問題，實際上在我們今天看來是要求對現實的解答，對漢朝曆史的前途的解答。
唐在隋朝暫短的統一之後，建立了新的皇朝。
唐初的君臣，也很重視從隋朝的興亡曆史中吸取經驗教訓。
到了宋代，司馬光寫了那麼一大部書，書名索性就叫作《資治通鑒》。
學曆史有什麼用，這是我們曆史學者經常碰到的問題。
有時，我們回答了，有時，我們回答不上來；有時我們雖然回答了，但從心裡缺乏自信。
其實，在中國史學史上，這是個老問題，不少古人曾經用言論或實踐回答了這個問題，但在我們研究史學史時，很少注意這個問題，甚至有時還覺得這是一個狹隘的、實用的問題，不願理睬。
我們認為，應該把這個問題重視起來，給它以應有的地位。
第二節 曆史文獻和曆史文獻學 曆史文獻的特點 在史學工作中，理論的指導和探索固然是十分重要的，曆史文獻的掌握和運用也是很必要的。
曆史理論是對曆史現象的概括，曆史文獻是對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