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曆史發展的地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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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的結果，即由于地理條件不同所造成的生産分布不同和社會分工不同的結果。
他在批評那種“把交換看作分工的基礎”的論點時，十分詳盡地闡述了這個思想：亞當·斯密把交換看作分工的基礎，但是相反，交換是（但不一定是）分工的結果。
霍吉斯金正确地指出，在一切國家和一切政治制度中都有職業劃分，即社會勞動的分工。
這種分工最初存在于家庭中，它是由于生理差别即性别和年齡的差别而自然産生的。
個人的體質、肉體和精神方面的差别是這種分工的新原因。
後來，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和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别，這種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互相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産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
①99900041_0122_0這一段被馬克思所引證并且也為他所贊成的論述表明：社會勞動的分工，最初是由于勞動者的生理差别而産生的；而在比較發展的階段上，這種分工則①《經濟學手稿》（1857&mdash185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第472頁。
②同上。
③《經濟學手稿》（1857&mdash185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第484頁。
是由于勞動者所處的地理條件的不同而引起的。
從後者來看，地理條件影響着社會生産力的分布狀況是顯而易見的。
再如，在社會生産力進一步發展的階段上，地理條件的差異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自然産品的多樣性，乃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産生的溫床；反之，在地理條件的單調和自然産品的單調的地方，一般地說，生産力發展要緩慢得多，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勢必就步履蹒跚，難得到來。
關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産生和地理條件的關系，馬克思是這樣說的：資本主義生産一旦成為前提，在其他條件不變并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長度的情況下，剩餘勞動量随勞動的自然條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變化。
但絕不能反過來說，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生長。
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
過于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離不開引帶一樣”。
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一種自然必然性。
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
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産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并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公式趨于多樣化。
社會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經濟地加以利用，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馴服自然力，&mdash&mdash這種必要性在産業史上起着最有決定性的作用。
①99900041_0123_0一般地說，肥沃的土壤是有利于生産力的發展的。
但是，最肥沃的土壤未必能産生資本主義生産方式。
因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是需要有相當發展的商品生産作為前提的，而商品生産隻有在地理條件存在着差異性以及由此而來的自然産品的多樣性的情況下，隻有在具備了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的情況下，才可能有充分的發展。
如果在那些不具備這種條件的地方，則可能造成産業史發展的緩慢。
從這個意義上說，地理條件不僅影響着生産力發展的水平，甚至也影響着新的生産方式的産生。
由于不同的地理條件影響着社會生産力的分布狀況和發展水平，因而人類曆史的發展也就具有不平衡性和多樣性的特點。
這個特點，不論就世界範圍來說，還是就一個國家（尤其是那些地域遼闊的國家）來說，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第三，地理條件還影響着一些國家的政權的形式和政權的職能及其曆史特點。
馬克思特别舉出亞洲許多國家的曆史來闡明上述論點，他寫道：在亞洲，從很古的時候起一般說來隻有三個政府部門：财政部門，或對内進行掠奪的部門；軍事部門，或對外進行掠奪的部門；最後是公共工程部門。
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别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地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一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
無論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以及其他國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濫來肥田，利用河流的漲水來充注灌溉渠。
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蘭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業家結成自願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産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幹預。
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
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這就可以說明一件否則無法解釋的事實，即大片先前耕種得很好的地區現在都荒蕪不毛，例如巴爾米拉、彼特拉、也門廢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廣大地區就是這樣。
同時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一次毀滅性的戰争就能夠使一個國家在幾百年内人煙蕭條，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①99900041_0125_0從這一段引文可以看出：馬克思認為，氣候和土地條件引起對水利工程的需要，這種需要又影響到政權的形式和職能，這種政權的形式和職能的存在與否則影響到這一地區的國家的曆史進程。
在這裡，地理條件對國家政權形式及其職能的影響是通過經濟的杠杆而發生作用的。
這是亞洲許多國家的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國曆史上曆代皇朝都重視興修水利工程的事實，同樣證明了馬克思論斷的正确。
第四，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随着社會生産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斷變化。
地理條件隻有在直接地或間接地和生産聯系起來時，才可能顯示出它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如果離開了生産活動，這種影響也就不複存在。
質而言之，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是通過它與生産相聯系而實現的。
因此，随着社會生産力水平的提高，它跟地理條件相聯系的狀況會不斷發生變化，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也會不斷發生變化。
馬克思指出：撇開社會生産的不同發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産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系的。
這些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等）和人的周圍的自然。
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魚産豐富的水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
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①99900041_0126_0馬克思的這段話告訴我們：人類越是進步，社會越是向前發展，作為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将日益失去它對社會發展所具有的決定性的意義，而作為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将日益增強它對社會發展所具有的決定性的意義。
這是因為，隻有在社會生産發展較高的階段上，作為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才能更多地、更廣泛地和生産相聯系，它們對生産的作用才能愈來愈多地被釋放出來；反之，在社會生産發展較低的階段上，盡管作為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是早已存在的，但由于生産水平的低下，人們還不能夠大量地、廣泛地把生産跟這一部分自然富源結合起來，而隻能較多地利用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
這說明，不同的自然富源在相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其影響于社會發展的作用是不同的；而相同的自然富源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其影響于社會發展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因此，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之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以及這種影響所發揮的作用，是随着生産力水平的提高而越來越顯著、越來越增強的。
馬克思在講到近代勞動生産力和自然條件的關系時是這樣說的：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們的生産技能上的區别撇開不談，那末勞動生産力主要應取決于：（1）勞動的自然條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礦山的豐富程度等等；（2）勞動的社會力量的日益改進，這種改進是由以下各種因素引起的，即大規模的生産，資本的集中，勞動的聯合，分工，機器，生産方法的改良，化學及其他自然因素的應用，靠利用交通和運輸工具而達到的時間和空間的縮短，以及其他各種發明，科學就是靠這些發明來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并且勞動的社會性質或協作性質也是由于這些發明而得發展起來。
①99900041_0127_0這裡所說的（1），指的是自然條件本身；所說的（2），指的是生産的規模、分工的發展、機器的發明、生産方法的改進和對于種種自然因素的應用及各種科學發明等等。
可見，勞動生産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一方面要取決于自然條件，一方面也取決于人們對“自然因素的應用”即“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的能力和水平。
換言之，人們應用自然因素的能力愈強、水平愈高，則地理條件對勞動生産力發展所發揮的作用就愈大。
本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在生産上的應用所帶來的生産力的空前發展，證明馬克思的論斷是完全正确的。
第五，人類在利用地理條件中也不斷改變着地理條件，并獲得對于地理條件的新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确認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但并不認為作為社會的人在地理條件面前是被動的和消極的，因而并不認為自然主義的曆史觀是正确的。
恩格斯在批評自然主義的曆史觀時寫道：自然主義的曆史觀..是片面的，它認為隻是自然界作用于人，隻是自然條件到處在決定人的曆史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
日爾曼民族移入時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現在隻剩下很少很少了。
地球的表面、氣候、植物界、動物界以及人類本身都不斷地變化，而且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動，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這個時期中沒有人的幹預而發生的變化，實在是微乎其微的。
①99900041_0128_0恩格斯的上述論點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他指出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這個事實，從而說明人在自然界面前并不是消極的和被動的。
同時，他又指出了曆史時期人類活動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要比未經人的幹預而發生的自然界的變化大得多，從而說明人反作用于自然界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我們認為，隻有既承認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又承認社會的人也反作用于地理條件、可以改變地理條件，才是堅持了地理條件與社會發展之間關系的辯證法則，才能夠同自然主義的曆史觀劃清界限。
如上文所述，馬克思一方面指出地理條件的差異性和自然産品的多樣性對于産生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重要意義，一方面又指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是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是堅持這種辯證法則的典範。
應當特别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強調“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這個論點，并不隻是着眼于這種反作用所帶來的客觀環境的變化，而且十分重視這種反作用及其後果在人們的認識上的意義。
恩格斯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
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複了我們。
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确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
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
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細心地保護的松林，他們沒有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他們區域裡的高山畜牧業的基礎給摧毀了；他們更沒有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
在歐洲傳播栽種馬鈴薯的人，并不知道他們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塊根一起傳播過來了。
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象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mdash&mdash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确運用自然規律。
“事實上，我們一天天地學會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幹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
特别從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就愈來愈能夠認識到，因而也學會支配至少是我們最普通的生産行為所引起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
但是這種事情發生愈多，人們愈會重新地不僅感覺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緻，而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這種觀點是從古典古代崩潰以後在歐洲發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發展的。
”①人類對于因自身活動而改變自然界所帶來的積極結果與消極結果的自覺認識，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這不僅是因為“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稍微學會估計我們生産行動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②，更重要的是因為這種認識的獲得對于人類重新審查、調整自身活動與自然界的關系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即正确運用自然規律。
恩格斯所說的“自然界都報複了我們”的現象，在中國曆史上是大量地存在着的。
恩格斯的這些話寫于一百年前，然而一個世紀以來，不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各地，人們都還沒有能夠免除自然界的這種“報複”，可見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個需要人們不斷探索、不斷實踐、不斷提出新的認識的問題。
總之，馬克思主義認為，地理條件是經濟關系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社會曆史的決定性基礎之一。
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緻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講到“社會曆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系”時，明确指出：“..包括在經濟關系中的還有這些關系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和事實上由過去沿襲下來的先前各經濟發展階段的殘餘（這些殘餘往往隻是由于傳統或惰力才繼續保存下來），當然還有圍繞着這一社會形式的外部環境。
”①恩格斯把經濟關系“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也作為經濟關系的一部分看待，這就把地理條件與生産的關系以及由此産生的它和生産關系的關系都全面概括了。
後來，斯大林也指出：“&lsquo社會物質生活條件&rsquo這一概念所包括的首先是社會所處的自然環境，即地理環境，因為地理環境是社會物質生活必要的和經常的條件之一，它當然影響到社會的發展。
”①斯大林說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跟上文所引恩格斯說的“社會曆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系”是一緻的。
他們把地理條件作為“經濟關系”體系或“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體系的一環來看待的論點，對于我們認識地理條件和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關系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最後，我們認為有必要指出普列漢諾夫在關于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關系之認識上的錯誤。
普列漢諾夫的早期著作在闡釋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
關于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和意義，他也作過一些精采的論述，這主要見于他撰的《論一元論曆史觀之發展》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兩書。
但是，普列漢諾夫的有關論述卻導緻了下列一些錯誤的結論，如：“總之，地理環境的特性決定着生産力的發展，而生産力的發展則決定着經濟的、以及随着經濟之後的其他一切社會關系的發展。
”“現在我們知道，生産力的發展歸根到底決定着一切社會關系的發展，而決定生産力的發展的則是地理環境的性質。
”②“歸根結底，這個制度（指社會制度&mdash①《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517&mdash518頁。
②《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518頁。
①《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斯大林文選》（1934&mdash1952）上冊第193頁，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版。
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第28、29頁，張仲實譯，三聯書店1961年7月第1版。
引文中的着重号是&mdash引者）是由地理環境的屬性決定的”③。
這樣的結論，無疑是把地理環境看作是決定社會發展的最終的決定因素了，這顯然是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相違背的。
誠如斯大林所說：地理環境影響到社會的發展，表現在它能夠“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進程”，但是這種影響“并不是決定的影響”；“地理環境不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的原因，決定的原因，因為在幾萬年間幾乎保持不變的現象，決不能成為在幾百年間就發生根本變化的現象發展的主要原因。
”①斯大林的論點，概括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見解，應當受到足夠的重視。
馬克思主義關于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關系的理論，是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同于任何唯心主義曆史觀和自然主義曆史觀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第一次科學地闡明了人類曆史發展的地理基礎這個古老的、同時又具有現實意義的重大課題。
這個理論，是我們正确認識世界曆史進程的指導方針之一，也是我們正确認識中國曆史進程的指導方針之一。
第二節 中國地理條件的特點及其與中國曆史發展的關系 中國地理條件的概貌和特點中國幅員遼闊。
國境北起漠河附近的黑龍江心，南至南沙群島的曾母暗沙，西起帕米爾高原，東至黑龍江和烏蘇裡江彙合的地方。
總面積約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裡，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之一。
陸地邊界長達二萬餘公裡，東鄰朝鮮，北鄰蒙古人民共和國，東北和西北鄰蘇聯，西和西南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錫金和不丹，南鄰緬甸、老撾和越南。
大陸海岸線長達一萬八千餘公裡，隔海與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及文萊等國家和地區遙遙相望。
全國有很多山脈，主要是在西部。
其中，由西向東延伸的山脈，有阿爾泰山脈、天山山脈、昆侖山脈、祁連山脈、喀喇昆侖山脈、岡底斯山脈、喜馬拉雅山脈、陰山
他在批評那種“把交換看作分工的基礎”的論點時，十分詳盡地闡述了這個思想：亞當·斯密把交換看作分工的基礎，但是相反，交換是（但不一定是）分工的結果。
霍吉斯金正确地指出，在一切國家和一切政治制度中都有職業劃分，即社會勞動的分工。
這種分工最初存在于家庭中，它是由于生理差别即性别和年齡的差别而自然産生的。
個人的體質、肉體和精神方面的差别是這種分工的新原因。
後來，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和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别，這種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互相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産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
①99900041_0122_0這一段被馬克思所引證并且也為他所贊成的論述表明：社會勞動的分工，最初是由于勞動者的生理差别而産生的；而在比較發展的階段上，這種分工則①《經濟學手稿》（1857&mdash185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第472頁。
②同上。
③《經濟學手稿》（1857&mdash185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第484頁。
是由于勞動者所處的地理條件的不同而引起的。
從後者來看，地理條件影響着社會生産力的分布狀況是顯而易見的。
再如，在社會生産力進一步發展的階段上，地理條件的差異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自然産品的多樣性，乃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産生的溫床；反之，在地理條件的單調和自然産品的單調的地方，一般地說，生産力發展要緩慢得多，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勢必就步履蹒跚，難得到來。
關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産生和地理條件的關系，馬克思是這樣說的：資本主義生産一旦成為前提，在其他條件不變并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長度的情況下，剩餘勞動量随勞動的自然條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變化。
但絕不能反過來說，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生長。
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
過于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離不開引帶一樣”。
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一種自然必然性。
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
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産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并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公式趨于多樣化。
社會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經濟地加以利用，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馴服自然力，&mdash&mdash這種必要性在産業史上起着最有決定性的作用。
①99900041_0123_0一般地說，肥沃的土壤是有利于生産力的發展的。
但是，最肥沃的土壤未必能産生資本主義生産方式。
因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是需要有相當發展的商品生産作為前提的，而商品生産隻有在地理條件存在着差異性以及由此而來的自然産品的多樣性的情況下，隻有在具備了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的情況下，才可能有充分的發展。
如果在那些不具備這種條件的地方，則可能造成産業史發展的緩慢。
從這個意義上說，地理條件不僅影響着生産力發展的水平，甚至也影響着新的生産方式的産生。
由于不同的地理條件影響着社會生産力的分布狀況和發展水平，因而人類曆史的發展也就具有不平衡性和多樣性的特點。
這個特點，不論就世界範圍來說，還是就一個國家（尤其是那些地域遼闊的國家）來說，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第三，地理條件還影響着一些國家的政權的形式和政權的職能及其曆史特點。
馬克思特别舉出亞洲許多國家的曆史來闡明上述論點，他寫道：在亞洲，從很古的時候起一般說來隻有三個政府部門：财政部門，或對内進行掠奪的部門；軍事部門，或對外進行掠奪的部門；最後是公共工程部門。
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别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地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一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
無論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以及其他國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濫來肥田，利用河流的漲水來充注灌溉渠。
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蘭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業家結成自願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産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幹預。
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
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這就可以說明一件否則無法解釋的事實，即大片先前耕種得很好的地區現在都荒蕪不毛，例如巴爾米拉、彼特拉、也門廢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廣大地區就是這樣。
同時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一次毀滅性的戰争就能夠使一個國家在幾百年内人煙蕭條，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①99900041_0125_0從這一段引文可以看出：馬克思認為，氣候和土地條件引起對水利工程的需要，這種需要又影響到政權的形式和職能，這種政權的形式和職能的存在與否則影響到這一地區的國家的曆史進程。
在這裡，地理條件對國家政權形式及其職能的影響是通過經濟的杠杆而發生作用的。
這是亞洲許多國家的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國曆史上曆代皇朝都重視興修水利工程的事實，同樣證明了馬克思論斷的正确。
第四，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随着社會生産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斷變化。
地理條件隻有在直接地或間接地和生産聯系起來時，才可能顯示出它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如果離開了生産活動，這種影響也就不複存在。
質而言之，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是通過它與生産相聯系而實現的。
因此，随着社會生産力水平的提高，它跟地理條件相聯系的狀況會不斷發生變化，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也會不斷發生變化。
馬克思指出：撇開社會生産的不同發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産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系的。
這些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等）和人的周圍的自然。
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魚産豐富的水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
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①99900041_0126_0馬克思的這段話告訴我們：人類越是進步，社會越是向前發展，作為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将日益失去它對社會發展所具有的決定性的意義，而作為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将日益增強它對社會發展所具有的決定性的意義。
這是因為，隻有在社會生産發展較高的階段上，作為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才能更多地、更廣泛地和生産相聯系，它們對生産的作用才能愈來愈多地被釋放出來；反之，在社會生産發展較低的階段上，盡管作為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是早已存在的，但由于生産水平的低下，人們還不能夠大量地、廣泛地把生産跟這一部分自然富源結合起來，而隻能較多地利用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
這說明，不同的自然富源在相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其影響于社會發展的作用是不同的；而相同的自然富源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其影響于社會發展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因此，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之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以及這種影響所發揮的作用，是随着生産力水平的提高而越來越顯著、越來越增強的。
馬克思在講到近代勞動生産力和自然條件的關系時是這樣說的：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們的生産技能上的區别撇開不談，那末勞動生産力主要應取決于：（1）勞動的自然條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礦山的豐富程度等等；（2）勞動的社會力量的日益改進，這種改進是由以下各種因素引起的，即大規模的生産，資本的集中，勞動的聯合，分工，機器，生産方法的改良，化學及其他自然因素的應用，靠利用交通和運輸工具而達到的時間和空間的縮短，以及其他各種發明，科學就是靠這些發明來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并且勞動的社會性質或協作性質也是由于這些發明而得發展起來。
①99900041_0127_0這裡所說的（1），指的是自然條件本身；所說的（2），指的是生産的規模、分工的發展、機器的發明、生産方法的改進和對于種種自然因素的應用及各種科學發明等等。
可見，勞動生産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一方面要取決于自然條件，一方面也取決于人們對“自然因素的應用”即“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的能力和水平。
換言之，人們應用自然因素的能力愈強、水平愈高，則地理條件對勞動生産力發展所發揮的作用就愈大。
本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在生産上的應用所帶來的生産力的空前發展，證明馬克思的論斷是完全正确的。
第五，人類在利用地理條件中也不斷改變着地理條件，并獲得對于地理條件的新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确認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但并不認為作為社會的人在地理條件面前是被動的和消極的，因而并不認為自然主義的曆史觀是正确的。
恩格斯在批評自然主義的曆史觀時寫道：自然主義的曆史觀..是片面的，它認為隻是自然界作用于人，隻是自然條件到處在決定人的曆史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
日爾曼民族移入時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現在隻剩下很少很少了。
地球的表面、氣候、植物界、動物界以及人類本身都不斷地變化，而且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動，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這個時期中沒有人的幹預而發生的變化，實在是微乎其微的。
①99900041_0128_0恩格斯的上述論點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他指出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這個事實，從而說明人在自然界面前并不是消極的和被動的。
同時，他又指出了曆史時期人類活動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要比未經人的幹預而發生的自然界的變化大得多，從而說明人反作用于自然界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我們認為，隻有既承認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又承認社會的人也反作用于地理條件、可以改變地理條件，才是堅持了地理條件與社會發展之間關系的辯證法則，才能夠同自然主義的曆史觀劃清界限。
如上文所述，馬克思一方面指出地理條件的差異性和自然産品的多樣性對于産生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重要意義，一方面又指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是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是堅持這種辯證法則的典範。
應當特别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強調“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這個論點，并不隻是着眼于這種反作用所帶來的客觀環境的變化，而且十分重視這種反作用及其後果在人們的認識上的意義。
恩格斯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
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複了我們。
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确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
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
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細心地保護的松林，他們沒有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他們區域裡的高山畜牧業的基礎給摧毀了；他們更沒有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
在歐洲傳播栽種馬鈴薯的人，并不知道他們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塊根一起傳播過來了。
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象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mdash&mdash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确運用自然規律。
“事實上，我們一天天地學會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幹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
特别從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就愈來愈能夠認識到，因而也學會支配至少是我們最普通的生産行為所引起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
但是這種事情發生愈多，人們愈會重新地不僅感覺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緻，而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這種觀點是從古典古代崩潰以後在歐洲發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發展的。
”①人類對于因自身活動而改變自然界所帶來的積極結果與消極結果的自覺認識，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這不僅是因為“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稍微學會估計我們生産行動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②，更重要的是因為這種認識的獲得對于人類重新審查、調整自身活動與自然界的關系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即正确運用自然規律。
恩格斯所說的“自然界都報複了我們”的現象，在中國曆史上是大量地存在着的。
恩格斯的這些話寫于一百年前，然而一個世紀以來，不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各地，人們都還沒有能夠免除自然界的這種“報複”，可見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個需要人們不斷探索、不斷實踐、不斷提出新的認識的問題。
總之，馬克思主義認為，地理條件是經濟關系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社會曆史的決定性基礎之一。
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緻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講到“社會曆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系”時，明确指出：“..包括在經濟關系中的還有這些關系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和事實上由過去沿襲下來的先前各經濟發展階段的殘餘（這些殘餘往往隻是由于傳統或惰力才繼續保存下來），當然還有圍繞着這一社會形式的外部環境。
”①恩格斯把經濟關系“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也作為經濟關系的一部分看待，這就把地理條件與生産的關系以及由此産生的它和生産關系的關系都全面概括了。
後來，斯大林也指出：“&lsquo社會物質生活條件&rsquo這一概念所包括的首先是社會所處的自然環境，即地理環境，因為地理環境是社會物質生活必要的和經常的條件之一，它當然影響到社會的發展。
”①斯大林說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跟上文所引恩格斯說的“社會曆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系”是一緻的。
他們把地理條件作為“經濟關系”體系或“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體系的一環來看待的論點，對于我們認識地理條件和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關系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最後，我們認為有必要指出普列漢諾夫在關于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關系之認識上的錯誤。
普列漢諾夫的早期著作在闡釋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
關于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和意義，他也作過一些精采的論述，這主要見于他撰的《論一元論曆史觀之發展》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兩書。
但是，普列漢諾夫的有關論述卻導緻了下列一些錯誤的結論，如：“總之，地理環境的特性決定着生産力的發展，而生産力的發展則決定着經濟的、以及随着經濟之後的其他一切社會關系的發展。
”“現在我們知道，生産力的發展歸根到底決定着一切社會關系的發展，而決定生産力的發展的則是地理環境的性質。
”②“歸根結底，這個制度（指社會制度&mdash①《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517&mdash518頁。
②《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518頁。
①《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斯大林文選》（1934&mdash1952）上冊第193頁，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版。
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第28、29頁，張仲實譯，三聯書店1961年7月第1版。
引文中的着重号是&mdash引者）是由地理環境的屬性決定的”③。
這樣的結論，無疑是把地理環境看作是決定社會發展的最終的決定因素了，這顯然是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相違背的。
誠如斯大林所說：地理環境影響到社會的發展，表現在它能夠“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進程”，但是這種影響“并不是決定的影響”；“地理環境不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的原因，決定的原因，因為在幾萬年間幾乎保持不變的現象，決不能成為在幾百年間就發生根本變化的現象發展的主要原因。
”①斯大林的論點，概括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見解，應當受到足夠的重視。
馬克思主義關于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關系的理論，是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同于任何唯心主義曆史觀和自然主義曆史觀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第一次科學地闡明了人類曆史發展的地理基礎這個古老的、同時又具有現實意義的重大課題。
這個理論，是我們正确認識世界曆史進程的指導方針之一，也是我們正确認識中國曆史進程的指導方針之一。
第二節 中國地理條件的特點及其與中國曆史發展的關系 中國地理條件的概貌和特點中國幅員遼闊。
國境北起漠河附近的黑龍江心，南至南沙群島的曾母暗沙，西起帕米爾高原，東至黑龍江和烏蘇裡江彙合的地方。
總面積約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裡，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之一。
陸地邊界長達二萬餘公裡，東鄰朝鮮，北鄰蒙古人民共和國，東北和西北鄰蘇聯，西和西南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錫金和不丹，南鄰緬甸、老撾和越南。
大陸海岸線長達一萬八千餘公裡，隔海與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及文萊等國家和地區遙遙相望。
全國有很多山脈，主要是在西部。
其中，由西向東延伸的山脈，有阿爾泰山脈、天山山脈、昆侖山脈、祁連山脈、喀喇昆侖山脈、岡底斯山脈、喜馬拉雅山脈、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