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曆史發展的地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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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地理條件與曆史發展
中國史學家的有關撰述一定的曆史活動，總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開。
曆史的發展是離不開地理條件的。
過去中國史學家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有關于這方面的撰述。
物産的地域特點及其對人們的影響，這是中國曆代史學家所一向注意的，并從而産生經濟區域的看法。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夫山西饒材、竹、谷、、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玑、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
銅、鐵則千裡往往山出棋置。
此其大較也。
此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這是把漢朝的統治地方分為四個大的經濟區域。
山西地區，即關中地區；山東地區，即崤山或華山以東直至沿海的廣大地區；江南地區，即長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廣大地區；龍門（在今山西省河津縣西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縣北）以北地區，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線以北直到漢朝北境的廣大地區。
從司馬遷的這段話來看，他的經濟區域的觀念是明确的，他對經濟區域的劃分，主要是從地理條件來考慮的。
司馬遷對一些地區的記載，着重記載地理條件的狀況、生産的狀況以及經濟生活的狀況和社會風俗的表現、不同地區在這些方面的相異或相同之處。
在這些記載中，幾乎所有有關地理條件的因素，如地形、土壤、氣候、森林、礦藏，以及江、河、湖、海之利與水陸交通狀況等等，都涉及到了。
司馬遷以地理條件、生産狀況劃分經濟區域的思想是明确的。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司馬遷首先提出山西、山東、江南、龍門與碣石以北四個經濟區域這一總的觀念之後，接着又重點論述了關中、三河、燕趙、齊魯、越楚等地的自然狀況和社會狀況。
這可見他關于經濟區域的觀念是有全局思想的。
惟其如此，他才能一方面認識到各地之所出“皆中國人民所喜好”，一方面又認識到各經濟區域在發展上的種種差别。
司馬遷的這種思想受到後來許多史學家的重視，對它加以繼承和發展。
班固《漢書·地理志》在詳載全國郡縣建置、戶口多寡後，于其篇末備言各地地理、生産、風俗等狀況，比《史記·貨殖列傳》所記更加豐富。
西晉史學家司馬彪稱贊說：“《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
”①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标《風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條件及其影響下的當地經濟生活和社會習俗。
經濟區域的觀念及其在史書上的體現已成為我國史學上的一個優良傳統。
在人口和地理的關系上，過去中國史學家也有一些認識，這可說是人口地理思想的萌芽。
司馬遷已經注意到地理條件跟人口分布的關系。
他說：三河地區因居“天下之中”，又是曆代君主建都的地方，所以“土地狹小，民人衆”；三河北①《後漢書·郡國志》一。
部的中山，是“地薄人衆”；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齊地，因其優越的地理條件和“寬緩闊達”的社會風俗，而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具五民”；鄒、魯一帶，也是因為“頗有桑麻之業”，故亦“地小人衆”。
他講關中人口和地理的關系比較具體：關中之地占當時全國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超過當時全國十分之三。
他還注意到有的地區人民“好稼穑”，有的地區則“業多賈”①。
這些，涉及到對人口分布的密度和人口部門構成的朦胧認識。
司馬遷還看到，關于人口與它的土地面積比較起來，不算是多的，但創造出來的财富卻很多，以至占了全國财富的十分之六；而中山這個地方，人雖然多，但地理條件不好，社會風氣也不好，沒有創造出多少财富來。
這跟後來以戶口增減來衡量社會經濟是否發展的論點，有很大的不同。
自《漢書·地理志》以後，在《二十四史》中，有地志者計十六家，“正史”或稱《地理志》，或稱《郡國志》、《州郡志》、《地形志》。
它們或記人口的分布，或記人口的遷徙，都是以人口與地理相結合的情況着眼的，這是在封建社會勞動力與土地相結合在史書上的反映，但也可作為我們考察曆史問題的參考。
從地理條件看政治上的興亡得失，是過去中國一些史學家感到興趣的，也是過去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感興趣的。
漢初，劉邦打算建都洛陽。
婁敬建議都長安。
他的理由是：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
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
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夫與人鬥，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
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①婁敬這段話講得很精采，也很形象，他分析關中的地理條件的優勢，把經濟、軍事、政治幾個方面都考慮到了。
劉邦征求群臣的意見，“群臣皆山東人，争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按：洛陽為東周之都）。
”劉邦疑而不能決，及至張良也說應都長安，他才下了決心，“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司馬遷很生動地記述了這件事，認為婁敬“脫輓辂一說，建萬世之安”，評價是很高的。
所謂“建萬世之安”，當然是誇大之辭。
但直至唐代中葉，杜佑仍然認為，關中的地理條件對于政治上的鞏固和統一是很重要的。
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号稱陸海，四塞為固，秦氏資之，遂平海内。
”這是從曆史上來看。
同時，他針對唐初有關遷都的議論，強調說：夫臨制萬國，尤惜大勢，秦川是天下之上腴，關中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茲，若居之則勢大而威遠，舍之則勢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搖矣，非止于危亂者哉！誠系興衰，何可輕議。
②司馬遷和杜佑的看法，說明在漢唐時期，關中的地理條件對這兩個盛大的皇朝的政治統治是很重要的。
李吉甫也贊同司馬遷和杜佑的看法，他根據《史記》所記認為：“漢祖入關，諸将争走金帛之府，惟蕭何收秦圖書，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戶口虛實。
厥後受命汜水，定都洛陽，留侯演委辂之謀，田肎賀入關之策，事關興替，理切安危，舉斯而言，斷可識矣。
”他申明自己撰寫《元和郡縣圖志》的目的是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
他甚至認為：中唐以來，“成當今之務，①以上均見《史記·貨殖列傳》。
樹将來之勢，則莫若版圖地理之為切也。
”①把地理條件和人們對地理條件的認識和利用看作是“事關興替，理切安危”的問題，是這位政治家和曆史、地理學者的政治經曆和學術研究所達到的一個共同的結論。
都城，是曆代皇朝政治統治的中心；都城的地理條件曆來受到更多的重視，此即所謂“蔔都定鼎，計及萬世，必相天下之勢而厚集之”②。
上文所述地理條件跟政治統治的關系，有些就是和都城相關聯的。
劉知幾主張：“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輿服之上。
”③這說明他對于都城在國史編纂内容上的重視。
不過劉知幾主要還是從政治統治的曆史經驗提出這個問題的，沒有着重于地理條件的考察。
唐末昭宗時國子博士朱樸曾上書言當世事，并從地理條件的得失提出遷都的建議，認為：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随時制事。
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僞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阙，局署帑藏，裡閈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
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裡，其東，漢輿、鳳林為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于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
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财，可使大集。
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勢，就未王而王。
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
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以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嚣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強愎狠戾，不可以都。
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永遠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
①99900041_0104_0朱樸的建議沒有被唐昭宗采納。
這時的唐皇朝已岌岌可危，非遷都之舉可以挽回頹勢，足見朱樸在政治上是很迂闊的。
但是，他的這些議論透露出，由于地理條件的變化，關中地區已逐漸失去了經濟上的優勢；由于社會的動亂、政治的腐敗，長安已不再具有盛唐氣象。
這跟中唐時期杜佑、李吉甫對長安的看法已有很大的不同。
朱樸建議中的這一點啟示是不應忽視的。
而他的“觀天地興衰，随時制事”的見解，也還包含着辯證的因素，不可完全視為迂闊之見。
鄭樵在《通志·都邑略·序》裡引證了朱樸的遷都議，認為：“其論&lsquo去已衰之勢，就未王而王&rsquo，則前此或未有之及矣。
”這也是贊成他的“随時制事”的主張。
《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認為是從地理條件考察“建邦設都”跟政治統治關系的佳作，他是從全國的地理形勢和以往的曆史經驗出發，對地理條件與“建邦設都”的關系和政治上興亡得失的關系作總的考察。
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在新的曆史條件（包括地理條件和政治條件）下，長安、洛陽、建業所謂“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所在；（二）北宋建都于汴京是一個曆史性的錯誤，這跟“靖康之難”有直接的關系；（三）他在這篇序論的末尾還提出南宋建都臨安是不妥當的，應采唐人朱樸之議，移都南陽。
鄭樵的這些論點和其他一些看法并不是都很中肯的，如他把“靖康之難”都歸結到北宋定都汴京這一點上就是極為片面的。
但他從總的地理條件和曆代“建邦設都”的曆史中，試圖總結一些帶有普遍性的認識的這一意向是很難得的。
他所得到的某些具體結論，如“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辟以來皆河南建都”等，對于我們從地理條件方面探讨曆史上“建邦①《元和郡縣圖志·序》。
②徐元文：《曆代宅京記》序。
③《史通·書志》。
設都”的客觀規律，也是很有啟發性的。
明清之際，顧炎武撰《曆代宅京記》，就曆代建都之制，備載其城郭宮室、都邑寺觀及建置年月等史實，其總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論議，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輯錄都城曆史資料的專書，有相當高的文獻價值。
過去中國史學家一方面認為地理條件跟政治上的興亡得失有密切的關系，另一方面也認為地理條件的作用不是孤立的、絕對的。
賈誼的《過秦論》是一篇著名的史論，它表明了對地理的及其它物質的條件的作用不能作絕對的理解。
他指陳了秦占有各方面的優勢，包括地理條件在内，但曆史發展的結果卻是秦亡漢興。
這是為什麼？他寫道：“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賈誼的論點，在後來的史學家中也多有之。
這可見過去中國史學家對于地區條件作用的看法是有相當辯證的因素的。
過去，中國史學家關于地理條件跟曆史發展的關系的撰述是很豐富的，還有一個傳統的特點，這就是重視它的社會作用。
在這方面，顧炎武所編《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顧祖禹所著《讀史方輿紀要》，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兩部代表作。
《天下郡國利病書》是作者自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年）起。
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編纂而成的。
作者寫這部書時是處在曆史的重大轉折時期，他在序言中講到了他編纂的目的：崇祯己卯，秋闱被擯，退而讀書。
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于是曆覽二十一史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
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
他說的“輿地之記”，是指的《肇域志》。
他說的“利病之書”，即系《天下郡國利病書》。
作者所處的曆史環境和他所堅守的“文須有益于天下”的主張①，使他的“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的心情帶有強烈的時代感。
他窮究于地理而着眼在“利病”，正集中地反映了他為經世緻用而編纂此書的目的。
作為講地理的書，《天下郡國利病書》在編次上反映出作者對地理條件認識的三個層次：一，全書首卷叙“輿地山川總論”。
這是對全國地理條件的概述，是全書的總綱。
它從地脈（山脈分布）、形勝（地形特點）、風土（氣候差别）和百川考（水系源流）等四個方面勾勒出全國地理面貌及其特點，所用文字不多，但輪廓卻很清晰。
二，全書以絕大部分篇幅，分别論述了北直、江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以及東北、北部和西北邊疆的地理情況；論述過程中，先内地而後邊疆，并專立“邊備”、“河套”、“西域”三個卷目，表明作者對邊疆地理的重視。
三，書末扼要論述了中國跟有關國家的地理關系、貿易關系以及一些國家的地理狀況，反映了作者所具有的開闊的視野。
這三個層次，反映了作者在認識地理條件的問題上，注意到全局和部分、内地和邊疆、中國和外國這幾個方面的關系。
這是他在見識上超過前人的地方。
《天下郡國利病書》記各地的自然環境、政區劃分、經濟狀況和戍守形勢等，而以記述各地經濟狀況為主，因而在地理書中獨具特色。
它記述經濟狀況的方面很寬廣，包含漕渠、倉廒、糧額、馬政、草場、鹽政、屯田、水①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文須有益于天下》條：“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隐也，樂道人之善也。
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來。
” 利、賦稅、徭役、戶口、方物等等，其中又以記述土地、賦役、水利最多。
關于土地，它涉及到土地的分配制度、占有和使用情況，土地兼并的發展，以及因自然條件的變化而引起的土地變化和農田建設等等。
全書除對各地屯田興廢得失有較多的論述外，還記述了不同地區在區田、丈地、清田方面的種種情況①，記述江南地區沙田、洲田的情況以及荒田、勳田、僧田等情況②。
關于賦役，作者一方面注意于全國各地的賦役情況，另一方面則尤矚目于江南的賦役之重。
他重視《大學衍義補》的說法：“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
”③又引證王象恒《東南賦役獨重疏》之說：“人止知江南錢糧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與宇内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及六、五分，已與他處完輕者相等矣。
”①顧炎武在《日知錄》裡提出“蘇松二府田賦之重”②的論點，當是他研究了明代全國賦役情況特别是江南賦役情況後得到的結論。
此外，作者引證各方面材料披露：明代一條鞭法在有的地區“屢行屢止，緻使忠實良民田鬻大半，戶口尚高，經年累歲，獨當各樣重差，無息肩之日，苦累不可勝言”③；在另一些地區，已經到了“祖宗劃一之規、易簡之政，果終不可複哉，果終不可複哉”的地步了④。
關于水利，作者征引大量曆史文獻及前人的有關言論，對全國各地水利事業均有記載，有的着重胪列曆代水利，有的着重分析一方水利現狀，還有關于這方面的奏議、調查、記事。
值得注意的是，跟作者重視江南的賦役狀況一樣，他也十分重視江南的水利狀況，故于江南水利論述尤多。
這反映了明朝時期，江南在地理條件上的特點和社會經濟上的地位。
《天下郡國利病書》在篇幅上，以江南、北直、山東、陝西為最多，浙江、廣東、四川、湖廣次之，福建、雲南、山西、河南、江西又次之，廣西、貴州最少。
這固然有作者在材料纂輯上的原因，但也大緻反映了明代各地區在全國經濟、政治中的地位的不同。
這跟唐中葉以前人們講地理、論食貨必首推關中的情況相比，已不可同年而語。
《天下郡國利病書》雖以輯錄前人論述成編，但于選材、标目、編次之中，亦足以窺見作者開闊的視野、深刻的政治見解和經世緻用的編纂目的；它雖是一部地理書，但卻蘊含着編纂者的豐富的經濟、政治思想。
比《天下郡國利病書》稍晚的《讀史方輿紀要》，是顧祖禹以二十年功夫撰成的一部地理名著。
全書一百三十卷，附《輿圖要覽》四卷，文字浩繁，結構嚴謹。
《讀史方輿紀要》的正文主要包含三個部分：一是“曆代州域形勢”。
這是有關自上古直至元、明的行政區劃及其沿革，是曆史地理部分。
二是分叙全國各地方輿。
這是以明代行政建置為次第，論述兩京及十三布政使司所轄範圍的地理形勢：含序論，概述，分論各府、州、縣、長官司的山川形勢和城、鎮、營、寨、堡、關、隘、橋、驿等軍事設施。
這是政治、軍①參見《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一一、河南三、湖廣五。
②參見《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一三。
③《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三。
①《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六。
②《日知錄》卷一○。
③《天下郡國利病書》山東五。
④《天下郡國利病書》河南四。
事地理部分。
三是總叙全國山川分布。
這是輯錄前人著作中有關文獻資料編纂而成，是自然地理部分。
附錄《輿圖要覽》有地圖數十幅，圖前有序，圖後有表；其中“九邊圖”和《黃河圖說》、《海運圖說》、《漕運圖說》等，也反映出作者對于軍事的重視。
《讀史方輿紀要》是一部以地理為基礎、以闡明軍事上的成敗為主要内容、以總結政治興亡為目的的巨著。
作者為各地方輿所撰的序論，最能反映出作者在這方面的造詣和旨趣。
顧祖禹論江南方輿說：“以東南之形勢，而能與天下相權衡者，江南而已。
”①論河南方輿說：“河南，古所稱四戰二地也。
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
”②論浙江方輿說：“浙江之形勢，盡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
”①這是用幾句話就概括了不同地區的地理形勢的輕重、得失，從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功力和見解之深。
顧祖禹在論述各地方輿時，注意到結合社會曆史的多種因素來評價它們的地位，尤其顯示出作者傑出的政治見解和軍事思想。
例如，他論山東方輿說：山東之于京師，犬牙相錯也。
語其形勝，則不及雍、梁之險阻；語其封域，則不及荊
曆史的發展是離不開地理條件的。
過去中國史學家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有關于這方面的撰述。
物産的地域特點及其對人們的影響，這是中國曆代史學家所一向注意的，并從而産生經濟區域的看法。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夫山西饒材、竹、谷、、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玑、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
銅、鐵則千裡往往山出棋置。
此其大較也。
此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這是把漢朝的統治地方分為四個大的經濟區域。
山西地區，即關中地區；山東地區，即崤山或華山以東直至沿海的廣大地區；江南地區，即長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廣大地區；龍門（在今山西省河津縣西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縣北）以北地區，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線以北直到漢朝北境的廣大地區。
從司馬遷的這段話來看，他的經濟區域的觀念是明确的，他對經濟區域的劃分，主要是從地理條件來考慮的。
司馬遷對一些地區的記載，着重記載地理條件的狀況、生産的狀況以及經濟生活的狀況和社會風俗的表現、不同地區在這些方面的相異或相同之處。
在這些記載中，幾乎所有有關地理條件的因素，如地形、土壤、氣候、森林、礦藏，以及江、河、湖、海之利與水陸交通狀況等等，都涉及到了。
司馬遷以地理條件、生産狀況劃分經濟區域的思想是明确的。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司馬遷首先提出山西、山東、江南、龍門與碣石以北四個經濟區域這一總的觀念之後，接着又重點論述了關中、三河、燕趙、齊魯、越楚等地的自然狀況和社會狀況。
這可見他關于經濟區域的觀念是有全局思想的。
惟其如此，他才能一方面認識到各地之所出“皆中國人民所喜好”，一方面又認識到各經濟區域在發展上的種種差别。
司馬遷的這種思想受到後來許多史學家的重視，對它加以繼承和發展。
班固《漢書·地理志》在詳載全國郡縣建置、戶口多寡後，于其篇末備言各地地理、生産、風俗等狀況，比《史記·貨殖列傳》所記更加豐富。
西晉史學家司馬彪稱贊說：“《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
”①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标《風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條件及其影響下的當地經濟生活和社會習俗。
經濟區域的觀念及其在史書上的體現已成為我國史學上的一個優良傳統。
在人口和地理的關系上，過去中國史學家也有一些認識，這可說是人口地理思想的萌芽。
司馬遷已經注意到地理條件跟人口分布的關系。
他說：三河地區因居“天下之中”，又是曆代君主建都的地方，所以“土地狹小，民人衆”；三河北①《後漢書·郡國志》一。
部的中山，是“地薄人衆”；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齊地，因其優越的地理條件和“寬緩闊達”的社會風俗，而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具五民”；鄒、魯一帶，也是因為“頗有桑麻之業”，故亦“地小人衆”。
他講關中人口和地理的關系比較具體：關中之地占當時全國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超過當時全國十分之三。
他還注意到有的地區人民“好稼穑”，有的地區則“業多賈”①。
這些，涉及到對人口分布的密度和人口部門構成的朦胧認識。
司馬遷還看到，關于人口與它的土地面積比較起來，不算是多的，但創造出來的财富卻很多，以至占了全國财富的十分之六；而中山這個地方，人雖然多，但地理條件不好，社會風氣也不好，沒有創造出多少财富來。
這跟後來以戶口增減來衡量社會經濟是否發展的論點，有很大的不同。
自《漢書·地理志》以後，在《二十四史》中，有地志者計十六家，“正史”或稱《地理志》，或稱《郡國志》、《州郡志》、《地形志》。
它們或記人口的分布，或記人口的遷徙，都是以人口與地理相結合的情況着眼的，這是在封建社會勞動力與土地相結合在史書上的反映，但也可作為我們考察曆史問題的參考。
從地理條件看政治上的興亡得失，是過去中國一些史學家感到興趣的，也是過去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感興趣的。
漢初，劉邦打算建都洛陽。
婁敬建議都長安。
他的理由是：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
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
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夫與人鬥，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
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①婁敬這段話講得很精采，也很形象，他分析關中的地理條件的優勢，把經濟、軍事、政治幾個方面都考慮到了。
劉邦征求群臣的意見，“群臣皆山東人，争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按：洛陽為東周之都）。
”劉邦疑而不能決，及至張良也說應都長安，他才下了決心，“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司馬遷很生動地記述了這件事，認為婁敬“脫輓辂一說，建萬世之安”，評價是很高的。
所謂“建萬世之安”，當然是誇大之辭。
但直至唐代中葉，杜佑仍然認為，關中的地理條件對于政治上的鞏固和統一是很重要的。
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号稱陸海，四塞為固，秦氏資之，遂平海内。
”這是從曆史上來看。
同時，他針對唐初有關遷都的議論，強調說：夫臨制萬國，尤惜大勢，秦川是天下之上腴，關中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茲，若居之則勢大而威遠，舍之則勢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搖矣，非止于危亂者哉！誠系興衰，何可輕議。
②司馬遷和杜佑的看法，說明在漢唐時期，關中的地理條件對這兩個盛大的皇朝的政治統治是很重要的。
李吉甫也贊同司馬遷和杜佑的看法，他根據《史記》所記認為：“漢祖入關，諸将争走金帛之府，惟蕭何收秦圖書，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戶口虛實。
厥後受命汜水，定都洛陽，留侯演委辂之謀，田肎賀入關之策，事關興替，理切安危，舉斯而言，斷可識矣。
”他申明自己撰寫《元和郡縣圖志》的目的是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
他甚至認為：中唐以來，“成當今之務，①以上均見《史記·貨殖列傳》。
樹将來之勢，則莫若版圖地理之為切也。
”①把地理條件和人們對地理條件的認識和利用看作是“事關興替，理切安危”的問題，是這位政治家和曆史、地理學者的政治經曆和學術研究所達到的一個共同的結論。
都城，是曆代皇朝政治統治的中心；都城的地理條件曆來受到更多的重視，此即所謂“蔔都定鼎，計及萬世，必相天下之勢而厚集之”②。
上文所述地理條件跟政治統治的關系，有些就是和都城相關聯的。
劉知幾主張：“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輿服之上。
”③這說明他對于都城在國史編纂内容上的重視。
不過劉知幾主要還是從政治統治的曆史經驗提出這個問題的，沒有着重于地理條件的考察。
唐末昭宗時國子博士朱樸曾上書言當世事，并從地理條件的得失提出遷都的建議，認為：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随時制事。
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僞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阙，局署帑藏，裡閈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
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裡，其東，漢輿、鳳林為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于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
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财，可使大集。
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勢，就未王而王。
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
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以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嚣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強愎狠戾，不可以都。
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永遠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
①99900041_0104_0朱樸的建議沒有被唐昭宗采納。
這時的唐皇朝已岌岌可危，非遷都之舉可以挽回頹勢，足見朱樸在政治上是很迂闊的。
但是，他的這些議論透露出，由于地理條件的變化，關中地區已逐漸失去了經濟上的優勢；由于社會的動亂、政治的腐敗，長安已不再具有盛唐氣象。
這跟中唐時期杜佑、李吉甫對長安的看法已有很大的不同。
朱樸建議中的這一點啟示是不應忽視的。
而他的“觀天地興衰，随時制事”的見解，也還包含着辯證的因素，不可完全視為迂闊之見。
鄭樵在《通志·都邑略·序》裡引證了朱樸的遷都議，認為：“其論&lsquo去已衰之勢，就未王而王&rsquo，則前此或未有之及矣。
”這也是贊成他的“随時制事”的主張。
《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認為是從地理條件考察“建邦設都”跟政治統治關系的佳作，他是從全國的地理形勢和以往的曆史經驗出發，對地理條件與“建邦設都”的關系和政治上興亡得失的關系作總的考察。
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在新的曆史條件（包括地理條件和政治條件）下，長安、洛陽、建業所謂“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所在；（二）北宋建都于汴京是一個曆史性的錯誤，這跟“靖康之難”有直接的關系；（三）他在這篇序論的末尾還提出南宋建都臨安是不妥當的，應采唐人朱樸之議，移都南陽。
鄭樵的這些論點和其他一些看法并不是都很中肯的，如他把“靖康之難”都歸結到北宋定都汴京這一點上就是極為片面的。
但他從總的地理條件和曆代“建邦設都”的曆史中，試圖總結一些帶有普遍性的認識的這一意向是很難得的。
他所得到的某些具體結論，如“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辟以來皆河南建都”等，對于我們從地理條件方面探讨曆史上“建邦①《元和郡縣圖志·序》。
②徐元文：《曆代宅京記》序。
③《史通·書志》。
設都”的客觀規律，也是很有啟發性的。
明清之際，顧炎武撰《曆代宅京記》，就曆代建都之制，備載其城郭宮室、都邑寺觀及建置年月等史實，其總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論議，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輯錄都城曆史資料的專書，有相當高的文獻價值。
過去中國史學家一方面認為地理條件跟政治上的興亡得失有密切的關系，另一方面也認為地理條件的作用不是孤立的、絕對的。
賈誼的《過秦論》是一篇著名的史論，它表明了對地理的及其它物質的條件的作用不能作絕對的理解。
他指陳了秦占有各方面的優勢，包括地理條件在内，但曆史發展的結果卻是秦亡漢興。
這是為什麼？他寫道：“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賈誼的論點，在後來的史學家中也多有之。
這可見過去中國史學家對于地區條件作用的看法是有相當辯證的因素的。
過去，中國史學家關于地理條件跟曆史發展的關系的撰述是很豐富的，還有一個傳統的特點，這就是重視它的社會作用。
在這方面，顧炎武所編《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顧祖禹所著《讀史方輿紀要》，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兩部代表作。
《天下郡國利病書》是作者自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年）起。
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編纂而成的。
作者寫這部書時是處在曆史的重大轉折時期，他在序言中講到了他編纂的目的：崇祯己卯，秋闱被擯，退而讀書。
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于是曆覽二十一史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
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
他說的“輿地之記”，是指的《肇域志》。
他說的“利病之書”，即系《天下郡國利病書》。
作者所處的曆史環境和他所堅守的“文須有益于天下”的主張①，使他的“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的心情帶有強烈的時代感。
他窮究于地理而着眼在“利病”，正集中地反映了他為經世緻用而編纂此書的目的。
作為講地理的書，《天下郡國利病書》在編次上反映出作者對地理條件認識的三個層次：一，全書首卷叙“輿地山川總論”。
這是對全國地理條件的概述，是全書的總綱。
它從地脈（山脈分布）、形勝（地形特點）、風土（氣候差别）和百川考（水系源流）等四個方面勾勒出全國地理面貌及其特點，所用文字不多，但輪廓卻很清晰。
二，全書以絕大部分篇幅，分别論述了北直、江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以及東北、北部和西北邊疆的地理情況；論述過程中，先内地而後邊疆，并專立“邊備”、“河套”、“西域”三個卷目，表明作者對邊疆地理的重視。
三，書末扼要論述了中國跟有關國家的地理關系、貿易關系以及一些國家的地理狀況，反映了作者所具有的開闊的視野。
這三個層次，反映了作者在認識地理條件的問題上，注意到全局和部分、内地和邊疆、中國和外國這幾個方面的關系。
這是他在見識上超過前人的地方。
《天下郡國利病書》記各地的自然環境、政區劃分、經濟狀況和戍守形勢等，而以記述各地經濟狀況為主，因而在地理書中獨具特色。
它記述經濟狀況的方面很寬廣，包含漕渠、倉廒、糧額、馬政、草場、鹽政、屯田、水①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文須有益于天下》條：“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隐也，樂道人之善也。
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來。
” 利、賦稅、徭役、戶口、方物等等，其中又以記述土地、賦役、水利最多。
關于土地，它涉及到土地的分配制度、占有和使用情況，土地兼并的發展，以及因自然條件的變化而引起的土地變化和農田建設等等。
全書除對各地屯田興廢得失有較多的論述外，還記述了不同地區在區田、丈地、清田方面的種種情況①，記述江南地區沙田、洲田的情況以及荒田、勳田、僧田等情況②。
關于賦役，作者一方面注意于全國各地的賦役情況，另一方面則尤矚目于江南的賦役之重。
他重視《大學衍義補》的說法：“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
”③又引證王象恒《東南賦役獨重疏》之說：“人止知江南錢糧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與宇内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及六、五分，已與他處完輕者相等矣。
”①顧炎武在《日知錄》裡提出“蘇松二府田賦之重”②的論點，當是他研究了明代全國賦役情況特别是江南賦役情況後得到的結論。
此外，作者引證各方面材料披露：明代一條鞭法在有的地區“屢行屢止，緻使忠實良民田鬻大半，戶口尚高，經年累歲，獨當各樣重差，無息肩之日，苦累不可勝言”③；在另一些地區，已經到了“祖宗劃一之規、易簡之政，果終不可複哉，果終不可複哉”的地步了④。
關于水利，作者征引大量曆史文獻及前人的有關言論，對全國各地水利事業均有記載，有的着重胪列曆代水利，有的着重分析一方水利現狀，還有關于這方面的奏議、調查、記事。
值得注意的是，跟作者重視江南的賦役狀況一樣，他也十分重視江南的水利狀況，故于江南水利論述尤多。
這反映了明朝時期，江南在地理條件上的特點和社會經濟上的地位。
《天下郡國利病書》在篇幅上，以江南、北直、山東、陝西為最多，浙江、廣東、四川、湖廣次之，福建、雲南、山西、河南、江西又次之，廣西、貴州最少。
這固然有作者在材料纂輯上的原因，但也大緻反映了明代各地區在全國經濟、政治中的地位的不同。
這跟唐中葉以前人們講地理、論食貨必首推關中的情況相比，已不可同年而語。
《天下郡國利病書》雖以輯錄前人論述成編，但于選材、标目、編次之中，亦足以窺見作者開闊的視野、深刻的政治見解和經世緻用的編纂目的；它雖是一部地理書，但卻蘊含着編纂者的豐富的經濟、政治思想。
比《天下郡國利病書》稍晚的《讀史方輿紀要》，是顧祖禹以二十年功夫撰成的一部地理名著。
全書一百三十卷，附《輿圖要覽》四卷，文字浩繁，結構嚴謹。
《讀史方輿紀要》的正文主要包含三個部分：一是“曆代州域形勢”。
這是有關自上古直至元、明的行政區劃及其沿革，是曆史地理部分。
二是分叙全國各地方輿。
這是以明代行政建置為次第，論述兩京及十三布政使司所轄範圍的地理形勢：含序論，概述，分論各府、州、縣、長官司的山川形勢和城、鎮、營、寨、堡、關、隘、橋、驿等軍事設施。
這是政治、軍①參見《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一一、河南三、湖廣五。
②參見《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一三。
③《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三。
①《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六。
②《日知錄》卷一○。
③《天下郡國利病書》山東五。
④《天下郡國利病書》河南四。
事地理部分。
三是總叙全國山川分布。
這是輯錄前人著作中有關文獻資料編纂而成，是自然地理部分。
附錄《輿圖要覽》有地圖數十幅，圖前有序，圖後有表；其中“九邊圖”和《黃河圖說》、《海運圖說》、《漕運圖說》等，也反映出作者對于軍事的重視。
《讀史方輿紀要》是一部以地理為基礎、以闡明軍事上的成敗為主要内容、以總結政治興亡為目的的巨著。
作者為各地方輿所撰的序論，最能反映出作者在這方面的造詣和旨趣。
顧祖禹論江南方輿說：“以東南之形勢，而能與天下相權衡者，江南而已。
”①論河南方輿說：“河南，古所稱四戰二地也。
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
”②論浙江方輿說：“浙江之形勢，盡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
”①這是用幾句話就概括了不同地區的地理形勢的輕重、得失，從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功力和見解之深。
顧祖禹在論述各地方輿時，注意到結合社會曆史的多種因素來評價它們的地位，尤其顯示出作者傑出的政治見解和軍事思想。
例如，他論山東方輿說：山東之于京師，犬牙相錯也。
語其形勝，則不及雍、梁之險阻；語其封域，則不及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