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阿合馬 桑哥 盧世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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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劾免官的阿合馬子忽辛、阿散等，于是年十一月卻又被複官。
約當至元十七年，禮部尚書南人謝昌元建議設立門下省以封駁制敕。
忽必烈“銳意欲行之”。
圍繞這一議題，皇太子真金、忽必烈潛邸舊臣董文忠、深通儒術的廉希憲等漢法派與阿合馬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較量。
阿合馬覺得于已“不利”，極力阻撓，最後競由他獲勝。
（詳見本書“真金”條）。
至元十七年六月，阿合馬奏遣不魯合答兒等檢覆江淮行省平章阿裡伯，右丞燕鐵木兒錢谷，結果，二人于同年十二月均遭誅。
此事與當年崔斌任江淮行省左丞時厘正阿合馬“前日蠹國漁民不法之政”不無關系；崔斌已被阿合馬誣害而死，與其同列的阿裡伯、燕鐵木兒當然也難逃阿合馬的暗算與報複，惜史無明載。
阿合馬在位日久，益肆貪橫，援引奸黨，驟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蒙蔽，通賦不蠲，衆庶流移，京兆等路歲辦課至五萬四千錠，猶以為未實，如此狂征暴斂，搞得民不聊生，緻使天下怨忿。
他又誣殺異己，“内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莫敢論列”。
洛陽宿衛士秦長卿，曾憤然上書忽必烈，揭露阿合馬為政擅權殺人，并說：“觀其禁絕異議，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趙高，私蓄逾公家資，觊觎非望，其情似漢董卓”，“請及未發誅之為便”。
（《元史·秦長卿傳》）阿合馬知道後，任秦長卿興和宣德同知鐵冶事，然後誣以折閱課額數萬缗，将他逮捕入獄，籍沒其家産償官，并使獄吏殺之獄中。
誣殺異己是阿合馬慣用的手法。
特别是崔斌之死，“天下怨之”。
凡此種種，表明了阿合馬與漢法派之間的鬥争已到了十分尖銳的程度。
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廉希憲卒，其疾笃時，皇太子真金遣侍臣楊吉丁問疾，并問治道。
希憲說：“臣病雖劇，委之于天。
所甚憂者，大奸專柄，群邪蜂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
”并進一步建議：“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藥矣。
”①說出了漢法派欲急除阿合馬的心願。
而當時作為漢法派的代表人物皇太子真金，對阿合馬的所作所為，早已極為不滿，素“惡其奸惡，未嘗少假顔色”（《元史·裕宗傳》）。
阿合馬本人亦知其樹敵和積怨太多，所以他平日“極為小心和警惕，常有衛士随從，其寝處不為人所知”，以防不測，整日裡提心吊膽。
然而，他終究未能逃脫滅亡的命運。
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十七日，益都千戶王著與高和尚等合謀，乘真金随從忽必烈在上都之機，詐稱皇太子還大部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誘殺阿合馬于東宮前，時王著以所袖大銅錘，擊碎阿合馬腦，使之立斃。
阿合馬之同黨郝祯亦被殺。
消息很快奏到忽必烈面前。
當他得報之初，很快派樞密副使孛羅等人馳驿大都，将肇事者王著、高和尚等誅殺。
事先知情的樞密副使張易亦被殺。
但忽必烈也知道，在反阿合馬的一派勢力中，有包括皇太子真金在内的蒙漢官員在内，具有相當強大的力量，加之阿合馬犯有欺君之罪，将商人們為大汗買來的巨大寶石據為己有；益以真金及諸漢官之進言，盡得阿合馬罪惡。
忽必烈乃大怒說：“王著殺之，誠是也。
”并命将阿合馬發墓剖棺，戮屍于通玄門外，縱犬啖其肉。
“百官士庶，聚觀稱快”。
子侄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财産。
其妻引住處死，妻四十、妾四百人分賜他人。
可見，在揭露阿合馬的劣迹中，以皇太子為代表的漢法①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見《元文類》卷六五。
派是起了作用的。
從阿合馬“理财”過程中的所作所為，可以确定其最終被殺實屬必然，隻不過是時間的遲早和處死方式的問題罷了。
縱觀忽必烈朝的三個“理财”之臣，沒一人有好下場便是明證。
就阿合馬個人而言，當他受寵于忽必烈時，忽必烈雖稱道他“才任宰相”，但将其子忽辛僅作“胡賈”看待；當其失寵後，忽必烈罵他為“奴”①。
其所以能顯赫一時，僅是其搜括之法迎合了忽必烈“急于富國、斂财心切”的心理。
他在忽必烈的心目中，猶如一條走狗。
識者有言，走狗不走，就要換狗。
如今阿合馬被殺而無法再“走”，忽必烈當要尋找新的能充當這一角色的人物，于是，盧世榮、桑哥之流乃相繼登場，此是後話。
①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頁293。
第二節 桑哥 桑哥（Sengge，源于梵文的藏語名，意為獅子，？&mdash1291），《史集》記載為畏兀兒人②，藏文《漢藏史集》稱他“出身于噶瑪洛（bKa-ma-log）部落”③，也就是吐蕃贊普赤松德贊時代（755&mdash797）派駐脫思麻地區（mDo-smad，今青海東部、甘肅東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後來一直留居當地的吐蕃軍隊的後裔①。
《元史》本傳說他是膽巴國師的弟子，“能通諸國語言，故嘗為西番譯史”（即藏語譯員）；據元人虞集記載，他“本大浮圖師之譯者”②。
《漢藏史集》的記載更詳，說他通蒙古、漢、畏兀兒、藏等多種語言，在脫思麻地區漢藏交界之地拜見了帝師八思巴，願為上師效力，八思巴将他收為譯史。
漢、藏文史料相印證，說明他出身于藏族噶瑪洛部落的記載是可信的。
桑哥谒見八思巴的時間可能是1253至1255年八思巴在脫思麻、朵甘思一帶活動期間，但更可能是至元初（1264）從上都回薩斯迦途經脫思麻時。
《漢藏史集》記載說：“以後，當他任速古兒赤之職時，因其見識廣博，得上師喜愛，多次遣往皇帝駕前奏事。
皇帝也因此人之學識和功德，将他從上師處取來。
”速古兒赤（Sugurchi）是怯薛執事中“掌内府上供衣服者”，但從上文分析，他并非世祖的怯薛，而是八思巴的侍從。
八思巴回到薩斯迦後，大概是仿照蒙古的怯薛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刺讓”（bla-brang，上師私邸）機構，設置了13種侍從官，其中就有掌内室和服飾之官（gzim-dpon）。
很可能八思巴把他帶到了薩斯迦，成立“刺讓”時讓他擔任了這個職務（同書又載八思巴的司茶侍從是桑哥好友，亦可作為他曾任上師侍從的佐證）。
其時膽巴當也在烏思藏。
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偕同膽巴和13侍從官回京師，進呈所制“國字”（即八思巴字）；八年，離京赴臨洮居住，而“以教門之事屬之于”膽巴①。
桑哥大概也是随八思巴來京，并被世祖召用，更可能是由八思巴推薦而擔任了總制院的官員。
《漢藏史集》記載他當官後在大都帝師居處梅朵熱哇（me-tog-ra-ba，意為花苑）旁建了一座向上師求法的佛堂，因此被禦史台按治下獄，後世祖邀請八思巴同觀歌舞，八思巴乘機奏明桑哥被下獄事，遂得釋放。
此事發生在八思巴最後一次來京時，即至元十一年，可見桑哥在此之前已任總制院官。
漢文史料記載桑哥
約當至元十七年，禮部尚書南人謝昌元建議設立門下省以封駁制敕。
忽必烈“銳意欲行之”。
圍繞這一議題，皇太子真金、忽必烈潛邸舊臣董文忠、深通儒術的廉希憲等漢法派與阿合馬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較量。
阿合馬覺得于已“不利”，極力阻撓，最後競由他獲勝。
（詳見本書“真金”條）。
至元十七年六月，阿合馬奏遣不魯合答兒等檢覆江淮行省平章阿裡伯，右丞燕鐵木兒錢谷，結果，二人于同年十二月均遭誅。
此事與當年崔斌任江淮行省左丞時厘正阿合馬“前日蠹國漁民不法之政”不無關系；崔斌已被阿合馬誣害而死，與其同列的阿裡伯、燕鐵木兒當然也難逃阿合馬的暗算與報複，惜史無明載。
阿合馬在位日久，益肆貪橫，援引奸黨，驟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蒙蔽，通賦不蠲，衆庶流移，京兆等路歲辦課至五萬四千錠，猶以為未實，如此狂征暴斂，搞得民不聊生，緻使天下怨忿。
他又誣殺異己，“内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莫敢論列”。
洛陽宿衛士秦長卿，曾憤然上書忽必烈，揭露阿合馬為政擅權殺人，并說：“觀其禁絕異議，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趙高，私蓄逾公家資，觊觎非望，其情似漢董卓”，“請及未發誅之為便”。
（《元史·秦長卿傳》）阿合馬知道後，任秦長卿興和宣德同知鐵冶事，然後誣以折閱課額數萬缗，将他逮捕入獄，籍沒其家産償官，并使獄吏殺之獄中。
誣殺異己是阿合馬慣用的手法。
特别是崔斌之死，“天下怨之”。
凡此種種，表明了阿合馬與漢法派之間的鬥争已到了十分尖銳的程度。
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廉希憲卒，其疾笃時，皇太子真金遣侍臣楊吉丁問疾，并問治道。
希憲說：“臣病雖劇，委之于天。
所甚憂者，大奸專柄，群邪蜂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
”并進一步建議：“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藥矣。
”①說出了漢法派欲急除阿合馬的心願。
而當時作為漢法派的代表人物皇太子真金，對阿合馬的所作所為，早已極為不滿，素“惡其奸惡，未嘗少假顔色”（《元史·裕宗傳》）。
阿合馬本人亦知其樹敵和積怨太多，所以他平日“極為小心和警惕，常有衛士随從，其寝處不為人所知”，以防不測，整日裡提心吊膽。
然而，他終究未能逃脫滅亡的命運。
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十七日，益都千戶王著與高和尚等合謀，乘真金随從忽必烈在上都之機，詐稱皇太子還大部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誘殺阿合馬于東宮前，時王著以所袖大銅錘，擊碎阿合馬腦，使之立斃。
阿合馬之同黨郝祯亦被殺。
消息很快奏到忽必烈面前。
當他得報之初，很快派樞密副使孛羅等人馳驿大都，将肇事者王著、高和尚等誅殺。
事先知情的樞密副使張易亦被殺。
但忽必烈也知道，在反阿合馬的一派勢力中，有包括皇太子真金在内的蒙漢官員在内，具有相當強大的力量，加之阿合馬犯有欺君之罪，将商人們為大汗買來的巨大寶石據為己有；益以真金及諸漢官之進言，盡得阿合馬罪惡。
忽必烈乃大怒說：“王著殺之，誠是也。
”并命将阿合馬發墓剖棺，戮屍于通玄門外，縱犬啖其肉。
“百官士庶，聚觀稱快”。
子侄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财産。
其妻引住處死，妻四十、妾四百人分賜他人。
可見，在揭露阿合馬的劣迹中，以皇太子為代表的漢法①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見《元文類》卷六五。
派是起了作用的。
從阿合馬“理财”過程中的所作所為，可以确定其最終被殺實屬必然，隻不過是時間的遲早和處死方式的問題罷了。
縱觀忽必烈朝的三個“理财”之臣，沒一人有好下場便是明證。
就阿合馬個人而言，當他受寵于忽必烈時，忽必烈雖稱道他“才任宰相”，但将其子忽辛僅作“胡賈”看待；當其失寵後，忽必烈罵他為“奴”①。
其所以能顯赫一時，僅是其搜括之法迎合了忽必烈“急于富國、斂财心切”的心理。
他在忽必烈的心目中，猶如一條走狗。
識者有言，走狗不走，就要換狗。
如今阿合馬被殺而無法再“走”，忽必烈當要尋找新的能充當這一角色的人物，于是，盧世榮、桑哥之流乃相繼登場，此是後話。
①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頁293。
第二節 桑哥 桑哥（Sengge，源于梵文的藏語名，意為獅子，？&mdash1291），《史集》記載為畏兀兒人②，藏文《漢藏史集》稱他“出身于噶瑪洛（bKa-ma-log）部落”③，也就是吐蕃贊普赤松德贊時代（755&mdash797）派駐脫思麻地區（mDo-smad，今青海東部、甘肅東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後來一直留居當地的吐蕃軍隊的後裔①。
《元史》本傳說他是膽巴國師的弟子，“能通諸國語言，故嘗為西番譯史”（即藏語譯員）；據元人虞集記載，他“本大浮圖師之譯者”②。
《漢藏史集》的記載更詳，說他通蒙古、漢、畏兀兒、藏等多種語言，在脫思麻地區漢藏交界之地拜見了帝師八思巴，願為上師效力，八思巴将他收為譯史。
漢、藏文史料相印證，說明他出身于藏族噶瑪洛部落的記載是可信的。
桑哥谒見八思巴的時間可能是1253至1255年八思巴在脫思麻、朵甘思一帶活動期間，但更可能是至元初（1264）從上都回薩斯迦途經脫思麻時。
《漢藏史集》記載說：“以後，當他任速古兒赤之職時，因其見識廣博，得上師喜愛，多次遣往皇帝駕前奏事。
皇帝也因此人之學識和功德，将他從上師處取來。
”速古兒赤（Sugurchi）是怯薛執事中“掌内府上供衣服者”，但從上文分析，他并非世祖的怯薛，而是八思巴的侍從。
八思巴回到薩斯迦後，大概是仿照蒙古的怯薛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刺讓”（bla-brang，上師私邸）機構，設置了13種侍從官，其中就有掌内室和服飾之官（gzim-dpon）。
很可能八思巴把他帶到了薩斯迦，成立“刺讓”時讓他擔任了這個職務（同書又載八思巴的司茶侍從是桑哥好友，亦可作為他曾任上師侍從的佐證）。
其時膽巴當也在烏思藏。
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偕同膽巴和13侍從官回京師，進呈所制“國字”（即八思巴字）；八年，離京赴臨洮居住，而“以教門之事屬之于”膽巴①。
桑哥大概也是随八思巴來京，并被世祖召用，更可能是由八思巴推薦而擔任了總制院的官員。
《漢藏史集》記載他當官後在大都帝師居處梅朵熱哇（me-tog-ra-ba，意為花苑）旁建了一座向上師求法的佛堂，因此被禦史台按治下獄，後世祖邀請八思巴同觀歌舞，八思巴乘機奏明桑哥被下獄事，遂得釋放。
此事發生在八思巴最後一次來京時，即至元十一年，可見桑哥在此之前已任總制院官。
漢文史料記載桑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