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範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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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紅、鑲紅二旗系統中的實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壓抑，心懷不滿。
固山額真阿山、譚泰等二十餘名官員，皆是開國有功之戰将。
統治集團中這樣多的人員與皇帝長期不和，将會帶來嚴重惡果。
範文程此時已是久經鍛煉智謀高超蒙帝寵信之大學士，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他于四月初五日偕大學士剛林、學士額色黑奏稱：“國中諸王貝勒大臣，半皆獲罪&rsquo，不許入署，不準晉谒皇上，他們回家日久，又将去錦州更替鄭親王，對明作戰，“各部事務，及攻戰器械，一切機宜俱誤”，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辦事。
皇太極允準，諸王貝勒大臣“遂各赴署辦事&rsquo①。
範文程為協調皇帝與諸王之間的緊張關系，立下一功。
①《清太宗實錄》卷55。
第三節 疏言天下事，定計取中原 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極去世。
十四日，諸王貝勒大巨議定，立皇太極之第九子福臨繼位，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衮“輔理國政”。
二十六日，舉行新皇帝登極大典，頒诏大赦，改次年為順治元年。
福臨被推為新君，是八旗貴族内部各派激烈争鬥的暫時妥協。
福臨繼位以後，這一鬥争仍在進行。
八月十六日，郡王阿達禮、貝子碩讬向鄭親王濟爾哈朗、禮親王代善、睿親王多爾衮遊說，謀立多爾衮為君，代善、多爾衮告諸王貝勒，遂以擾政亂國的叛逆罪，将阿達禮、碩讬處死，籍沒其家。
範文程原是紅旗碩讬的屬下人員，此時被撥入鑲黃旗。
範文程剛剛避免了因主碩讬亂國而險遭不測之禍，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煩。
攝政王多爾衮之親弟豫郡王多铎色膽包天，竟然要搶奪範文程之妻，經過一番周折，才得到解決，諸王貝勒審實後，決定罰多铎銀一千兩，奪其十五個牛錄。
範文程雖然化險為夷，沒有遭受妻室被霸之災禍，但仍不免憂心忡忡。
多铎乃一旗之主，貴為親王、郡王（原系親王，因故降爵，不久複封親王），又系攝政王多爾衮之同母親弟，日後會舍此不究嗎？萬一追念前怨，範文程恐難免滅門之災了。
盡管身遭故主被戮、愛妻險被欺淩之雙重危難，範文程仍以大局為重，在清朝入主中原這一緊急關頭，獻計獻策，立下了殊勳。
順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日，範文程上書攝政王，奏請立即出兵伐明，奪取天下。
此文關系到清帝能否君臨天下，至為重要，摘錄如下：乃者有明，流寇距于西土，水陸諸寇環于南服，兵民煽亂于北陲，我師燮伐其東鄙，四面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
..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
竊惟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贻悔将來者亦此時。
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喪亂，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是則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
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也。
蓋明之勁敵，惟在我國，而流寇複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争天下，實與流寇角也。
為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衆，使近悅遠來..申嚴紀律，秋毫無犯，複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将見密迩者綏輯，逖聽者風聲，自翕然而向順矣。
夫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
..惟攝政諸王察之。
①範文程此書，講清了四個問題。
其一，明國必亡。
盡管此時清國君臣尚不知曉李自成農民軍已打進北京，滅了明皇朝，崇祯帝自盡，但範文程已經看準，曾擁有雄兵百萬、轄地萬裡、臣民上億的大明國，必将迅速滅亡。
他非常透徹地剖析了明朝的内憂外患，四面受敵，人心盡失，業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
認清這一基本形勢，對久懷入主中原雄心的八旗王公的決策，無疑有着重大的影響。
其二，與“流寇”争天下。
如果說在此之前已有人議論明國将亡，範文程不過是闡述得更清楚、更全面、更深刻的話，那麼，與明末農民軍争奪明①《清世祖實錄》卷4。
皇朝的天下的論點，則是範文程最先提出來的。
此時，清朝将領和謀士對大順、大西農民軍所知甚少，僅把其當作活動于西北一隅的“流寇”。
順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蒙古鄂爾多斯部之人向多爾衮報告李自成取陝西、攻三邊的消息時，多爾衮還于當日給農民軍寫信，欲圖與其建立聯系，協同攻明。
信中明确講到：“茲者緻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
”①範文程高瞻遠矚，敏銳地察覺到農民軍才是清帝主入中原的大敵，強調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争天下，實與流寇角矣。
”這一論斷十分精辟，至關緊要，為清軍入關及其與大順軍決戰，奠定了思想基礎。
其三，良機難得，稍縱即逝。
範文程剖析了明朝必亡、“流寇”勢強之後，着重點明，中原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恐将落入農民軍之手。
如果處理不當，不争取人心，則有可能以己之力驅逐人民投往“流寇”，那時大勢就無可挽回了。
因此他大聲疾呼：“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贻悔将來者亦此時”。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成敗與否，在此一舉。
範文程此論，确系高見，此時李自成已入據北京半月有餘，河北、山東傳檄而定，設若清軍晚個一年半載才出兵，大順農民政權有可能統一黃河、長江流域，全部接管除遼東以外的明朝舊有轄地，那時大局已定，清軍要想問鼎中原，就難上加難了。
其四，變方針，創“大業”，禁殺掠，收人心。
早年努爾哈赤大殺遼民，二大貝勒阿敏貝勒棄遵化屠永平，清軍四次深入，搶掠而返，使明國臣民以為清朝并無大志，不過是搶掠子女玉帛而已，“縱來歸附”于清，亦“未必撫恤”，因此他們疑惑不定。
範文程剖析了漢民“因懷攜貳”的緣故，提出應當宣布此次“進取中原之意”，申嚴紀律，“秋毫無犯”，并綱要性地提出四條原則：“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
這樣一來，漢民必然紛紛歸順，“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
範文程的建議，對清奪取中原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制定，對促使清軍出發，起了巨大的作用。
四月初九日，即範文程啟奏攝政王之後的第五日，攝政王多爾衮帶領郡王多铎、阿濟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統領滿蒙漢官兵十餘萬，祭師出發
固山額真阿山、譚泰等二十餘名官員，皆是開國有功之戰将。
統治集團中這樣多的人員與皇帝長期不和，将會帶來嚴重惡果。
範文程此時已是久經鍛煉智謀高超蒙帝寵信之大學士，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他于四月初五日偕大學士剛林、學士額色黑奏稱：“國中諸王貝勒大臣，半皆獲罪&rsquo，不許入署，不準晉谒皇上，他們回家日久，又将去錦州更替鄭親王，對明作戰，“各部事務，及攻戰器械，一切機宜俱誤”，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辦事。
皇太極允準，諸王貝勒大臣“遂各赴署辦事&rsquo①。
範文程為協調皇帝與諸王之間的緊張關系，立下一功。
①《清太宗實錄》卷55。
第三節 疏言天下事，定計取中原 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極去世。
十四日，諸王貝勒大巨議定，立皇太極之第九子福臨繼位，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衮“輔理國政”。
二十六日，舉行新皇帝登極大典，頒诏大赦，改次年為順治元年。
福臨被推為新君，是八旗貴族内部各派激烈争鬥的暫時妥協。
福臨繼位以後，這一鬥争仍在進行。
八月十六日，郡王阿達禮、貝子碩讬向鄭親王濟爾哈朗、禮親王代善、睿親王多爾衮遊說，謀立多爾衮為君，代善、多爾衮告諸王貝勒，遂以擾政亂國的叛逆罪，将阿達禮、碩讬處死，籍沒其家。
範文程原是紅旗碩讬的屬下人員，此時被撥入鑲黃旗。
範文程剛剛避免了因主碩讬亂國而險遭不測之禍，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煩。
攝政王多爾衮之親弟豫郡王多铎色膽包天，竟然要搶奪範文程之妻，經過一番周折，才得到解決，諸王貝勒審實後，決定罰多铎銀一千兩，奪其十五個牛錄。
範文程雖然化險為夷，沒有遭受妻室被霸之災禍，但仍不免憂心忡忡。
多铎乃一旗之主，貴為親王、郡王（原系親王，因故降爵，不久複封親王），又系攝政王多爾衮之同母親弟，日後會舍此不究嗎？萬一追念前怨，範文程恐難免滅門之災了。
盡管身遭故主被戮、愛妻險被欺淩之雙重危難，範文程仍以大局為重，在清朝入主中原這一緊急關頭，獻計獻策，立下了殊勳。
順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日，範文程上書攝政王，奏請立即出兵伐明，奪取天下。
此文關系到清帝能否君臨天下，至為重要，摘錄如下：乃者有明，流寇距于西土，水陸諸寇環于南服，兵民煽亂于北陲，我師燮伐其東鄙，四面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
..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
竊惟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贻悔将來者亦此時。
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喪亂，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是則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
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也。
蓋明之勁敵，惟在我國，而流寇複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争天下，實與流寇角也。
為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衆，使近悅遠來..申嚴紀律，秋毫無犯，複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将見密迩者綏輯，逖聽者風聲，自翕然而向順矣。
夫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
..惟攝政諸王察之。
①範文程此書，講清了四個問題。
其一，明國必亡。
盡管此時清國君臣尚不知曉李自成農民軍已打進北京，滅了明皇朝，崇祯帝自盡，但範文程已經看準，曾擁有雄兵百萬、轄地萬裡、臣民上億的大明國，必将迅速滅亡。
他非常透徹地剖析了明朝的内憂外患，四面受敵，人心盡失，業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
認清這一基本形勢，對久懷入主中原雄心的八旗王公的決策，無疑有着重大的影響。
其二，與“流寇”争天下。
如果說在此之前已有人議論明國将亡，範文程不過是闡述得更清楚、更全面、更深刻的話，那麼，與明末農民軍争奪明①《清世祖實錄》卷4。
皇朝的天下的論點，則是範文程最先提出來的。
此時，清朝将領和謀士對大順、大西農民軍所知甚少，僅把其當作活動于西北一隅的“流寇”。
順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蒙古鄂爾多斯部之人向多爾衮報告李自成取陝西、攻三邊的消息時，多爾衮還于當日給農民軍寫信，欲圖與其建立聯系，協同攻明。
信中明确講到：“茲者緻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
”①範文程高瞻遠矚，敏銳地察覺到農民軍才是清帝主入中原的大敵，強調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争天下，實與流寇角矣。
”這一論斷十分精辟，至關緊要，為清軍入關及其與大順軍決戰，奠定了思想基礎。
其三，良機難得，稍縱即逝。
範文程剖析了明朝必亡、“流寇”勢強之後，着重點明，中原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恐将落入農民軍之手。
如果處理不當，不争取人心，則有可能以己之力驅逐人民投往“流寇”，那時大勢就無可挽回了。
因此他大聲疾呼：“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贻悔将來者亦此時”。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成敗與否，在此一舉。
範文程此論，确系高見，此時李自成已入據北京半月有餘，河北、山東傳檄而定，設若清軍晚個一年半載才出兵，大順農民政權有可能統一黃河、長江流域，全部接管除遼東以外的明朝舊有轄地，那時大局已定，清軍要想問鼎中原，就難上加難了。
其四，變方針，創“大業”，禁殺掠，收人心。
早年努爾哈赤大殺遼民，二大貝勒阿敏貝勒棄遵化屠永平，清軍四次深入，搶掠而返，使明國臣民以為清朝并無大志，不過是搶掠子女玉帛而已，“縱來歸附”于清，亦“未必撫恤”，因此他們疑惑不定。
範文程剖析了漢民“因懷攜貳”的緣故，提出應當宣布此次“進取中原之意”，申嚴紀律，“秋毫無犯”，并綱要性地提出四條原則：“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
這樣一來，漢民必然紛紛歸順，“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
範文程的建議，對清奪取中原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制定，對促使清軍出發，起了巨大的作用。
四月初九日，即範文程啟奏攝政王之後的第五日，攝政王多爾衮帶領郡王多铎、阿濟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統領滿蒙漢官兵十餘萬，祭師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