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範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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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初顯身手授遊擊
範文程，字憲鬥，号輝嶽，漢軍鑲黃旗人。
其先人在明初自江西谪沈陽，居撫順所。
曾祖範鏓，明正德進士，嘉靖時官至兵部尚書，以伉直忤嚴嵩離任。
祖父範沉為沈陽衛指揮同知。
父範楠，有兩子，名文采、文程。
文程生于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少年好學，聰穎敏捷，十八歲時，與兄同為沈陽縣學生員。
萬曆四十六年（後金天命三年，1618），八旗軍下撫順，範文程與兄歸順後金。
努爾哈赤于天命六年取沈陽、遼陽，七年攻西平入廣甯，範文程皆從征。
據清代有關文獻記載，範文程蒙努爾哈赤善遇，“參與帷幄”，但語焉不詳，具體情形無法知曉。
天聰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極（時稱“天聰汗”）統率滿蒙漢大軍五萬餘人伐明，從喜峰口突入塞内，入薊門，克遵化。
範文程時在汗之文館，被稱為“書房官”、“文臣”或生員、秀才，沒有正式官銜。
他雖系儒生，但相貌堂堂，體格魁偉，倒很像是一員虎将，且臨陣不懼，随軍從征時，奮勇沖殺，又長于用計，能言善辯，因而立下功勞，“招撫潘家口、馬欄峪、山屯營、馬欄關、大安口五城”。
明軍圍攻大安口城，他又“披甲逼陣”，“率槍炮手，殺敵甚衆”。
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極統軍往攻北京，留參将英俄爾岱、遊擊李思忠及文程與八員備禦，領兵八百名，駐守遵化。
明軍來攻，“清軍前鋒被圍，文程突圍力戰，援之以出”。
因戰功顯著，範文程被授予遊擊世職。
①天聰五年八月，皇太極再次進攻明朗，統軍七八萬圍攻大淩河城。
初十日，範文程奉汗命，往城之西山一台勸降。
明兵“據險死守”，他“單騎至台，曉譬詳切”，守兵聽後下台投降，其中有生員一人、男丁七十二名、婦女十七人，還有馬二匹、牛二十四頭、驢二十一頭，汗“即付文程養之”。
②天聰六年四月，皇太極領兵征察哈爾，林丹汗聞悉，率部民逃走。
皇太極欲用兵于明宣府太同，範文程與文館同事甯完我、馬國柱上疏，認為入宣府，不如攻山海關。
五月下旬，皇太極駐歸化城，遣兵分掠黃河一帶蒙漢人家，并命文館官員商議下一步行動計劃。
六月初五日，範文程與甯完我、馬國柱一起上奏，這是天聰九年以前《清實錄》全文載錄範文程的第一份奏疏，是了解此時範文程之見識、才幹、文采的極好材料。
現将順治時撰修的《清太宗實錄》所記的疏文，摘錄如下：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
沙河堡官員查發逃奔人，是頭緊顧頭之意，以向年之插漢兒，彼尚不敢少抗，豈敢抗汗今日之兵耶。
..臣等環觀今日軍情，無大無小，皆以漢人為奇貨，是勢之必欲深入也。
即欲深入，汗當先為籌算，決志無移，切不可草草，以緻臨期躊蹰。
臣等想，汗提兵到此，各相警戒，我兵一入，若得與漢人遇而大創之，是為厚幸，若退守各城，近邊村屯，地薄民窮，凡我兵馬，無益有損。
夫既無所獲，勢必從原路出境，是與蒙古無異，而名利兩失矣。
果欲内入，當直抵北京，訊其和否，蚤為決斷，由山海①《清太宗實錄》卷4；《八旗通志初集》卷172，《範文程傳》。
②《清太宗實錄》卷9；《八旗通志初集》卷172，《範文程傳》。
折毀水門而歸，以壯軍威，以示無敵于天下。
若計所入之關，無如雁門為便，既無沮滞，又居民富庶，可資飽騰。
汗如必欲深入，又恐無隙可乘，徒敗聲名耳，臣等于不得已之中，有兩計焉，一計近于正大光明，一計近于吹毛求疵。
所為正大光明之計者，當谕經過城池，明言插漢兒汗遠遁，百姓盡為我有，因途遙徒步難行，特來與爾主講和，并借爾地方牲畜..。
所謂吹毛求疵之計者，當寫書與近邊官員，令彼轉為講和，勒限日期..（明官必耽延），彼時乘隙而入，惟我所欲為矣。
入則利在深入，不入則就此回兵，庶為上策，勿徒勞兵卒也。
①從這份奏疏，可以看出範文程在兩個方面的弱點。
其一，此時範的文學修養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
這份奏疏是甯完我、範文程、馬國柱三人合奏，甯完我是遼陽人，天命年間被俘為奴，天聰三年以“通文史”被皇太極召入文館辦事，授為參将。
馬國柱原系明朝生員，進入文館後于天聰八年考中舉人。
此疏雖未注明由誰執筆撰寫，但既系三人“公疏”同奏，把它作為反映文程之水平的材料，還是不會錯的。
此疏的文字相當粗糙，毫無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難解其意，把它與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實錄》所記的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
比如，原疏一開始稱：“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
”“思想”兩字，恐非當時高人雅士習用之詞，既愚又魯，還加“管見”兩字，也太累贅羅嗦。
乾隆修之實錄将其潤色為：“皇上昨命臣等籌度目前事宜，臣等雖愚，敢不竭所知以聞。
”①兩相比較，乾隆修實錄的史官，将原疏之“思想”改為“籌度”，去一魯字，再把“具管見”變為“竭所知”，雖僅小小變動，顯然使其比較文雅略有文采了。
再舉一例，原疏有“沙河堡官員查發逃奔人，是頭緊顧頭之意”。
什麼叫“查發逃奔人”？表述太不通順了。
乾隆版改為“查發逃去人民，以還我者”，一下子就使人們明了其意，知道是明朝官員将從後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還。
至于所謂“頭緊顧頭”，顯系地方性的通俗口語，不易為他省人知曉，乾隆版改為“是不過暫救目前之急”，使其文字表達水平大為提高。
全文類似之弊，俯拾即是，不再贅引。
其二，此時範文程在軍政大事上還相當幼稚，見識不高，議不精辟，對後金與明之形勢，了解不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所上之計實為下策。
範文程、甯完我與大多數降金漢官一樣，竭力主張對明用兵，大舉深入，直搗京師。
揆諸當時形勢，此議未免太偏太急太險，如若照此行事，後果難以設想。
先就後金本身條件而論，此則，女真男丁不過六萬左右，加上漢軍一旗、蒙古一旗，共十旗，丁數不會超過八萬，而且貝勒、大臣之中，有的已開始享樂腐化，士氣較前有所削弱。
遼東漢民因受先汗努爾哈赤晚年的虐待，被屠殺、遷徙、抄沒為奴，滿腔怨憤，紛欲棄金投明。
經濟危機也相當嚴重，四年以前，“國中大饑”，鬥米價銀八兩，牛一頭賣銀一百兩，良馬一匹值銀三百兩，布一
其先人在明初自江西谪沈陽，居撫順所。
曾祖範鏓，明正德進士，嘉靖時官至兵部尚書，以伉直忤嚴嵩離任。
祖父範沉為沈陽衛指揮同知。
父範楠，有兩子，名文采、文程。
文程生于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少年好學，聰穎敏捷，十八歲時，與兄同為沈陽縣學生員。
萬曆四十六年（後金天命三年，1618），八旗軍下撫順，範文程與兄歸順後金。
努爾哈赤于天命六年取沈陽、遼陽，七年攻西平入廣甯，範文程皆從征。
據清代有關文獻記載，範文程蒙努爾哈赤善遇，“參與帷幄”，但語焉不詳，具體情形無法知曉。
天聰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極（時稱“天聰汗”）統率滿蒙漢大軍五萬餘人伐明，從喜峰口突入塞内，入薊門，克遵化。
範文程時在汗之文館，被稱為“書房官”、“文臣”或生員、秀才，沒有正式官銜。
他雖系儒生，但相貌堂堂，體格魁偉，倒很像是一員虎将，且臨陣不懼，随軍從征時，奮勇沖殺，又長于用計，能言善辯，因而立下功勞，“招撫潘家口、馬欄峪、山屯營、馬欄關、大安口五城”。
明軍圍攻大安口城，他又“披甲逼陣”，“率槍炮手，殺敵甚衆”。
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極統軍往攻北京，留參将英俄爾岱、遊擊李思忠及文程與八員備禦，領兵八百名，駐守遵化。
明軍來攻，“清軍前鋒被圍，文程突圍力戰，援之以出”。
因戰功顯著，範文程被授予遊擊世職。
①天聰五年八月，皇太極再次進攻明朗，統軍七八萬圍攻大淩河城。
初十日，範文程奉汗命，往城之西山一台勸降。
明兵“據險死守”，他“單騎至台，曉譬詳切”，守兵聽後下台投降，其中有生員一人、男丁七十二名、婦女十七人，還有馬二匹、牛二十四頭、驢二十一頭，汗“即付文程養之”。
②天聰六年四月，皇太極領兵征察哈爾，林丹汗聞悉，率部民逃走。
皇太極欲用兵于明宣府太同，範文程與文館同事甯完我、馬國柱上疏，認為入宣府，不如攻山海關。
五月下旬，皇太極駐歸化城，遣兵分掠黃河一帶蒙漢人家，并命文館官員商議下一步行動計劃。
六月初五日，範文程與甯完我、馬國柱一起上奏，這是天聰九年以前《清實錄》全文載錄範文程的第一份奏疏，是了解此時範文程之見識、才幹、文采的極好材料。
現将順治時撰修的《清太宗實錄》所記的疏文，摘錄如下：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
沙河堡官員查發逃奔人，是頭緊顧頭之意，以向年之插漢兒，彼尚不敢少抗，豈敢抗汗今日之兵耶。
..臣等環觀今日軍情，無大無小，皆以漢人為奇貨，是勢之必欲深入也。
即欲深入，汗當先為籌算，決志無移，切不可草草，以緻臨期躊蹰。
臣等想，汗提兵到此，各相警戒，我兵一入，若得與漢人遇而大創之，是為厚幸，若退守各城，近邊村屯，地薄民窮，凡我兵馬，無益有損。
夫既無所獲，勢必從原路出境，是與蒙古無異，而名利兩失矣。
果欲内入，當直抵北京，訊其和否，蚤為決斷，由山海①《清太宗實錄》卷4；《八旗通志初集》卷172，《範文程傳》。
②《清太宗實錄》卷9；《八旗通志初集》卷172，《範文程傳》。
折毀水門而歸，以壯軍威，以示無敵于天下。
若計所入之關，無如雁門為便，既無沮滞，又居民富庶，可資飽騰。
汗如必欲深入，又恐無隙可乘，徒敗聲名耳，臣等于不得已之中，有兩計焉，一計近于正大光明，一計近于吹毛求疵。
所為正大光明之計者，當谕經過城池，明言插漢兒汗遠遁，百姓盡為我有，因途遙徒步難行，特來與爾主講和，并借爾地方牲畜..。
所謂吹毛求疵之計者，當寫書與近邊官員，令彼轉為講和，勒限日期..（明官必耽延），彼時乘隙而入，惟我所欲為矣。
入則利在深入，不入則就此回兵，庶為上策，勿徒勞兵卒也。
①從這份奏疏，可以看出範文程在兩個方面的弱點。
其一，此時範的文學修養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
這份奏疏是甯完我、範文程、馬國柱三人合奏，甯完我是遼陽人，天命年間被俘為奴，天聰三年以“通文史”被皇太極召入文館辦事，授為參将。
馬國柱原系明朝生員，進入文館後于天聰八年考中舉人。
此疏雖未注明由誰執筆撰寫，但既系三人“公疏”同奏，把它作為反映文程之水平的材料，還是不會錯的。
此疏的文字相當粗糙，毫無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難解其意，把它與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實錄》所記的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
比如，原疏一開始稱：“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
”“思想”兩字，恐非當時高人雅士習用之詞，既愚又魯，還加“管見”兩字，也太累贅羅嗦。
乾隆修之實錄将其潤色為：“皇上昨命臣等籌度目前事宜，臣等雖愚，敢不竭所知以聞。
”①兩相比較，乾隆修實錄的史官，将原疏之“思想”改為“籌度”，去一魯字，再把“具管見”變為“竭所知”，雖僅小小變動，顯然使其比較文雅略有文采了。
再舉一例，原疏有“沙河堡官員查發逃奔人，是頭緊顧頭之意”。
什麼叫“查發逃奔人”？表述太不通順了。
乾隆版改為“查發逃去人民，以還我者”，一下子就使人們明了其意，知道是明朝官員将從後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還。
至于所謂“頭緊顧頭”，顯系地方性的通俗口語，不易為他省人知曉，乾隆版改為“是不過暫救目前之急”，使其文字表達水平大為提高。
全文類似之弊，俯拾即是，不再贅引。
其二，此時範文程在軍政大事上還相當幼稚，見識不高，議不精辟，對後金與明之形勢，了解不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所上之計實為下策。
範文程、甯完我與大多數降金漢官一樣，竭力主張對明用兵，大舉深入，直搗京師。
揆諸當時形勢，此議未免太偏太急太險，如若照此行事，後果難以設想。
先就後金本身條件而論，此則，女真男丁不過六萬左右，加上漢軍一旗、蒙古一旗，共十旗，丁數不會超過八萬，而且貝勒、大臣之中，有的已開始享樂腐化，士氣較前有所削弱。
遼東漢民因受先汗努爾哈赤晚年的虐待，被屠殺、遷徙、抄沒為奴，滿腔怨憤，紛欲棄金投明。
經濟危機也相當嚴重，四年以前，“國中大饑”，鬥米價銀八兩，牛一頭賣銀一百兩，良馬一匹值銀三百兩，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