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康熙帝玄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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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分歧，沒有批準。
專橫的鳌拜根本不考慮康熙帝的意旨，還是假借皇帝的名義，把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三人處死。
①更換旗地一事，鳌拜與蘇克薩哈結怨更深。
索尼對蘇早有厭惡之感，而對鳌拜專權亦有不滿，畢竟同屬兩黃旗，根本利益一緻。
遏必隆與鳌拜同旗，結為一黨，凡事附和。
這就給他專權、排擠打擊蘇克薩哈開了方便之門。
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因病去世。
這年，康熙帝已十四歲，于七月，舉行親政大典。
鳌拜卻不願歸政皇帝，企圖繼續把待朝政，這就使他從②吳晗輯《朝鮮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下編，卷2，頁3911。
①《清史稿》卷249《蘇克薩哈傳》。
②《清史稿》卷249《鳌拜傳》。
③《清聖祖實錄》卷18。
①《清聖祖實錄》卷20。
同輔臣之間的矛盾逐漸發展到同康熙帝的矛盾和沖突。
索尼一死，鳌拜更無所顧忌，竟以首輔大臣自居，“班行章奏，鳌拜皆列首”②。
蘇克薩哈處處予以抵制，主張政務已歸皇帝，輔臣無權總攬一切。
鳌拜專權受阻，懷恨在心，對蘇克薩哈動了殺機。
蘇克薩哈感到難與鳌拜共事，惟怕遭其暗算，遂産生引退之念，向康熙帝乞請辭職，允許他去守護先帝陵寝。
鳌拜乘機誣陷，以其心懷不滿，不願歸政皇上為大逆論，羅織罪狀二十四款，拟處蘇克薩哈及其長子内大臣查克旦磔刑，餘子六人、孫一人、兄弟之子兩人處斬，家産籍沒，還拟處死其族人。
康熙帝以為處分太過，“堅執不允所請”。
鳌拜無臣禮，“攘臂上前，強奏累日”。
帝無奈，僅将蘇克薩哈改判絞刑，餘均從所議①。
剛剛親政，而鳌拜即将蘇克薩哈滅族，其蠻橫專權已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 四輔臣已去其二，剩下遏必隆唯命是聽，鳌拜則為所欲為。
他在朝廷内外廣樹黨羽，安插親信，如内秘書院、兵部、吏部、戶部、工部等首腦，都是他的人，其弟、侄都占據要職，“文武各官盡出伊門下，内外用伊奸黨”，從而完全控制了國家中樞機關②。
這一局面，連出入宮廷的法國傳教士白晉也看得十分清楚，他寫道：在康熙帝十五、六歲時，“四位攝政王中最有勢力的宰相（指鳌拜）把持了議政大臣會議和六部實權，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權威。
因此，任何人都沒有勇氣對他提出疑議”③。
凡朝中大事，鳌拜召集親信，“在家中議定，然後施行”。
即使康熙帝不同意，他也強行貫徹。
如，他頒布“圈地令”，掀起了繼多爾衮之後第二次圈地高潮，“圈地議起，旗民失業者數十萬人”④。
他對逃人的處罰更嚴于前，規定種種嚴刑苛法，“株連窮治，天下嚣然”⑤。
鳌拜自行其是，即便在康熙帝面前，也“施威震衆，高聲喝問”⑥。
鳌拜如此擅權，已威脅到皇帝的絕對權威，因而引起了年輕的康熙帝和隐居宮闱的孝莊太後的警惕。
康熙帝雖年少，但頗有心計，時刻關注朝政，認真學習處理朝政的方法。
他每天按例與輔政大臣一起聽政，提出自己的見解。
後來他回憶說：“昔聽政時，每令讀本，朕與輔政大臣共聽之，或因一時言論，往往忽略，朕謂伊等：此内關系民命者，尤不可不慎，伊等皆經行間效力，不以殺人為意，朕必慎焉。
”①他對鳌拜的錯誤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和反駁。
康熙帝自親政之日起，便有意逐步擺脫鳌拜的控制，天天親臨乾清門聽政理事，遇事直接召見滿漢大臣商讨，使鳌拜的權勢有所下降。
這時，康熙帝開始考慮如何除掉鳌拜集團。
康熙帝憂慮鳌拜勢大難制，不敢貿然行事，否則，将會激變成亂。
于是，他以弈棋為名，召見他的親信侍衛索尼次子索額圖進宮秘密策劃。
計議後，康熙帝下令簡選侍衛、拜唐阿（執事人）身體強健的少年進宮作“布庫之戲”②《清史稿》卷249《鳌拜傳》。
①《清聖祖實錄》卷23。
②《清聖祖實錄》卷29。
③白晉：《康熙皇帝》頁5。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清史稿》卷249《蘇納海傳》。
⑤《清史稿》卷250《吳正治傳》。
⑥《清聖祖實錄》卷29。
①《清聖祖實錄》卷255。
（即撲擊、摔跤），陪他娛樂。
鳌拜對此不為備，而康熙帝卻在等待時機成熟，就捉拿他。
康熙八年（1669）五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召集衆少年，問道：“汝等皆朕股肱耆舊，然則畏朕欤，抑畏（鳌）拜也？”衆少年同聲回答：“獨畏皇上！”康熙帝便公布鳌拜罪惡，授計捉拿。
當宣召鳌拜進宮時，他毫無思想防範，康熙帝指揮衆少年“立命擒之”②。
這一場面，形同兒戲，但畢竟把鳌拜捉住了！ 康熙帝以“擒賊先擒王”的謀略，乘其無備，迅速将鳌拜逮捕，以鳌拜為首的政治集團頃刻瓦解，骨幹分子紛紛束手就擒。
和碩康親王傑書等奉康熙帝之命，審查鳌拜及其黨羽所犯事實，列出大罪三十條，判處其死刑，籍沒其家，其子納穆福也被處死。
康熙帝又親自審問一次，核實犯罪事實。
他指出：鳌拜等以勳舊大臣，受國恩，奉皇考遺诏，輔佐政務，理宜精白乃心，盡忠圖報。
不意鳌拜結黨專權，紊亂國政，紛更成憲，罔上行私，凡用人行政，鳌拜欺藐朕躬，姿意妄為，文武官員令盡出其門，内外要路，俱用伊之奸黨。
班布爾善、穆裡瑪、馬爾賽、塞本得、阿思哈、噶褚哈、濟世、讷莫、泰壁圖等結為黨羽，凡事先于私家商定乃行；與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即行排陷。
種種奸惡，難以枚舉。
①50000053_0151_0康熙帝谕旨，對鳌拜及其黨羽的三十大罪做了高度概括。
鳌拜乞請再見皇上一面。
康熙帝賜恩準見，“他請皇上看了搭救清太宗禦駕時，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傷疤”②。
康熙帝動了恻隐之心，念及他自皇太極以來一直為國家建樹的功勳，不忍加誅，改死刑為革職拘禁，其家産籍沒，子免死，同父一起終身禁锢。
不久，鳌拜死于囚所，康熙帝将其子釋放。
其他要犯也逐一作出處理：遏必隆被列罪十二條，從寬處罰，将死刑改為革職奪爵。
一年後，命以公爵宿衛内廷③。
康熙帝上面谕旨中提到的骨幹人物如班布爾善等人及鳌拜弟、侄數人均處死。
同時，給蘇克薩哈平反昭雪，恢複原官職及世爵④。
康熙帝同鳌拜集團的矛盾，是統治階級上層集團内部的鬥争。
鳌拜在輔政中作了許多有益于國家統一和安定的事情。
但是，由于他個人專權不僅為康熙帝所不容，也與加強中央集權所不許。
尤其是他獨掌朝政時推行某些過時的政策，又阻礙着社會的發展，威脅清政權的鞏固。
因此，鳌拜的覆滅是必然的。
康熙帝為維護皇權的集中統一，欲實行開明政治，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就必須鏟除鳌拜集團，把國家的最高權力重新奪回到自己手中。
這是值得肯定的。
康熙帝解決同鳌拜集團的矛盾，所采取的方針、策略是穩妥而明智的，因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鳌拜等人看輕了康熙帝，低估了他的才能，也是造成他失敗的一個因素。
從這一事件中，已經使年輕的康熙帝嶄露頭角，顯示了一個政治家的風度和胸懷。
②昭槤：《嘯亭雜錄》卷1，頁3。
參見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1，頁1。
②白晉：《康熙皇帝》頁5。
③《碑傳集》卷5《遏必隆傳》。
④《清史稿》卷249《鳌拜傳》、《蘇克薩哈傳》。
第四節 平“三藩” 康熙帝清除了鳌拜集團，開始乾綱獨斷，自主地治理國家。
為時不久，便爆發了以吳三桂為首的大規模武裝叛亂，剛剛安定下來的中國，再次陷入内戰的深淵。
這一事變，遠比同鳌拜集團的鬥争嚴重得多。
它對于才邁入青年時期的康熙帝無疑是一次命運攸關的考驗。
還在順治初年，漢官名将吳三桂以平西王鎮雲、貴，尚可喜以平南王治廣東，耿精忠以靖南王轄福建，當時，并稱“三藩”。
此三藩之設，并非任何個人的主觀願望和要求，而是當時軍事與政治鬥争所需要。
東南沿海及兩廣、雲貴，是當時抗清鬥争的主要活動地區，情況曆來錯綜複雜。
清政府意識到，惟有以吳三桂等威名素著的軍事将領鎮撫這些地區，才能長治久安。
因此當他們中有的欲引退北歸時，順治帝一再挽留。
如定南王孔有德要求解職，“優遊綠野”，順治以“南疆未盡甯谥”，不準辭①。
後在桂林圍城戰中，城破，孔有德舉火自焚死。
尚可喜于順治十年、十二年兩度申請北歸，順治帝也以廣東“初定，地方多事”挽留，要他“悉力料理，以奠岩疆”①。
僅此兩例，足以說明，順治帝一意依賴漢軍守邊，實則是皇太極實行的“以漢攻漢”的政策的具體體現。
順治時建藩的目的，原是使其“世守邊圉，以為藩鎮”②，藉以“屏藩王室”③。
但實際情況正好與清政府的願望相反。
三藩勢力的不斷增長，不僅不能護衛王室，卻形成了一股與它抗衡的強大力量。
首先，三藩兵權在握，各擁兵自重。
耿精忠、尚可喜各有兵員十五佐領、綠旗兵六、七千，丁口二萬人④。
合兵力萬餘人，此系嫡系部隊，“而旗下所畜養甚衆”，其數更超過額兵⑤。
三藩中，以吳三桂的兵力最強，他有五十三佐領，合甲士萬餘人，另有綠旗兵一萬二千人，丁口數萬。
除此，還有收降的農民軍将士一萬二千餘人，分置十營，各以一名總兵統轄。
至順治十七年（1660），吳三桂擁有七萬人的強大武裝力量⑥。
三藩掌握南方數省兵權，自擁重兵，這在事實上已形成了與中央政權相對立的軍事割據狀态。
建藩之初，順治帝為鼓勵他們忠心任事，輔弼皇室，不惜賜與政治上種種特權，他們以此不斷擴充各自的實力。
福建“魚鹽之利為天下最”，耿精忠“橫征鹽課”⑦，又利用海運之便，同荷蘭及東南亞各地走私貿易，毫無顧忌。
尚可喜在廣州私設征收苛捐雜稅的“總店”，從日常菜蔬、雞豚，到銅、鐵等礦植物無不抽稅，每年私收白銀不下十餘萬兩①，總之，一切“利歸王府”②。
人們不禁感歎：“藩府之富幾甲天下”！③①《清史列傳》貳臣傳，《孔有德傳》。
①《尚氏宗譜》《先王實迹》。
②《嘯亭雜錄》，卷1，頁3，《論三逆》。
③《明清史料》丁編第8本，頁702。
④魏源：《聖武記》卷2，頁61，中華書局1984年版。
⑤許旭：《閩中紀略》。
⑥[美]奧克斯納：《馬上治天下》頁142，芝加哥1975年版。
轉引自戴逸：《簡明清史》。
⑦《清聖祖實錄》卷94。
①郝玉麟：《廣東通志》卷62《藝文志四》。
②劉嗣衍：《廣州府志》卷28《金光祖傳》。
尚、耿兩藩的勢力雖迅速發展，但與吳三桂無法比拟。
三桂享有比他們更多的特權。
順治十六年，皇帝命他總管雲南軍民一切事宜，特谕吏、兵兩部：凡雲南文武官員舉黜，皆聽三桂裁定。
康熙元年，索尼四輔臣又命三桂兼轄貴州，應允三桂所請，“貴州一切文武官員兵民事務，俱照雲南例，著平西王管理”④。
于是，雲、貴兩省真正成了吳三桂的獨立王國，“所轄将吏，選用自擅”，各省員缺，也以其部屬推選除授，謂之“西選”，“西選之官遍天下”⑤。
不僅如此，他以各種手段聚斂财富，征收重稅，壟斷鹽、銅之利，經營名貴藥材的采買售賣，牟取暴利。
三桂把大量的金錢一方面用于“收召人才，樹立黨羽”；一方面放高利貸給富商，稱為“藩本”。
三桂的實力比耿、尚兩藩更為雄厚。
三藩的存在，已成為國家經濟上的巨大負擔。
他們在其藩鎮所得，都竊為己有，還從朝廷索取大量饷額和經費，用于養兵和行政開支。
以順治十七年為例，雲南一省歲需俸饷九百餘萬兩，加上福建、廣東兩省的饷銀，共需二千餘萬兩。
而本年度全國軍饷也不過一千七百餘萬兩。
康熙五年，左都禦史王熙指出：“直省錢糧，半為雲、貴、湖廣兵饷所耗。
就雲貴言，藩下官兵歲需俸饷三百餘萬，本省賦稅不足供什一，勢難經久。
”①因此，“天下财賦，半耗于三藩”②，實非虛語。
三藩需求之巨，不僅使各省為難，也使負責此項差使的戶部疲于應付，整個财政為此時常陷入措手不及的困難境地③。
在康熙帝即位之初，三藩已成割據之勢。
索尼四輔臣執政時期，對三藩采取籠絡、包容之策，希圖利用他們的力量對付南明、農民軍餘部，及土司的叛服無常和海上鄭氏的抗清力量，因而聽任三藩所為，更助長其勢力的急速膨脹。
三藩橫行南疆，影響及于全國，這不能不與日益加強的中央集權和國家的統一産生尖銳的矛盾。
康熙帝親政後，就“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書之宮中柱上”④。
他以敏銳的目光已看出“三藩勢焰日熾”⑤，已構成國家的心腹之患，把它列為自己親政所必須解決的三件大事的第一件大事，時刻思慮裁撤的時機與辦法。
康熙帝早有撤藩之意，但又慮及“三藩俱握兵柄”，不敢貿然采取行動。
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已洞悉朝廷意圖的尚可喜首先提出撤藩，要求“歸老遼東”。
這就給康熙帝提供了解決三藩問題的一個難得良機。
康熙帝趁勢順水推舟，立即批準，對他這一主動行動給予高度評價⑥。
三桂與精忠得此消息，心不自安。
吳三桂之子吳應熊在京師“希探上意，馳書于桂，令亦如尚、耿之請，從中畫謀，彌縫可獨留”①。
吳三桂依計而行，于同年七月也向朝廷③《觚剩》卷8《粵觚》下。
④蔣良骐：《東華錄》卷8，頁139。
⑤《聖武記》卷2《康熙戡定三藩記上》。
①《清史稿》卷250《王熙傳》。
②《聖武記》卷2《康熙戡定三藩記上》。
③《明清史料》丁編第8本，《平西王吳三桂密奏本》。
④《清聖祖實錄》卷154。
⑤《清聖祖實錄》卷99。
⑥《平定三逆方略》卷1。
①《平滇始末》，載《辛巳叢編》。
請求撤藩，與此同時，精忠也提出同樣的請求。
康熙帝當機立斷，一概批準。
但對吳三桂是否也撤卻産生了不同意見。
除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等極少數人贊成康熙帝的決策外，大多數廷臣持反對意見。
他們認為，吳三桂鎮守雲南以來，“地方安定，總無亂萌”，如将吳三桂遷移，還得派兵去鎮守，耗費大，不免騷擾地方，不如令三桂繼續留鎮②
專橫的鳌拜根本不考慮康熙帝的意旨，還是假借皇帝的名義，把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三人處死。
①更換旗地一事，鳌拜與蘇克薩哈結怨更深。
索尼對蘇早有厭惡之感，而對鳌拜專權亦有不滿，畢竟同屬兩黃旗，根本利益一緻。
遏必隆與鳌拜同旗，結為一黨，凡事附和。
這就給他專權、排擠打擊蘇克薩哈開了方便之門。
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因病去世。
這年，康熙帝已十四歲，于七月，舉行親政大典。
鳌拜卻不願歸政皇帝，企圖繼續把待朝政，這就使他從②吳晗輯《朝鮮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下編，卷2，頁3911。
①《清史稿》卷249《蘇克薩哈傳》。
②《清史稿》卷249《鳌拜傳》。
③《清聖祖實錄》卷18。
①《清聖祖實錄》卷20。
同輔臣之間的矛盾逐漸發展到同康熙帝的矛盾和沖突。
索尼一死，鳌拜更無所顧忌，竟以首輔大臣自居，“班行章奏，鳌拜皆列首”②。
蘇克薩哈處處予以抵制，主張政務已歸皇帝，輔臣無權總攬一切。
鳌拜專權受阻，懷恨在心，對蘇克薩哈動了殺機。
蘇克薩哈感到難與鳌拜共事，惟怕遭其暗算，遂産生引退之念，向康熙帝乞請辭職，允許他去守護先帝陵寝。
鳌拜乘機誣陷，以其心懷不滿，不願歸政皇上為大逆論，羅織罪狀二十四款，拟處蘇克薩哈及其長子内大臣查克旦磔刑，餘子六人、孫一人、兄弟之子兩人處斬，家産籍沒，還拟處死其族人。
康熙帝以為處分太過，“堅執不允所請”。
鳌拜無臣禮，“攘臂上前，強奏累日”。
帝無奈，僅将蘇克薩哈改判絞刑，餘均從所議①。
剛剛親政，而鳌拜即将蘇克薩哈滅族，其蠻橫專權已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 四輔臣已去其二，剩下遏必隆唯命是聽，鳌拜則為所欲為。
他在朝廷内外廣樹黨羽，安插親信，如内秘書院、兵部、吏部、戶部、工部等首腦，都是他的人，其弟、侄都占據要職，“文武各官盡出伊門下，内外用伊奸黨”，從而完全控制了國家中樞機關②。
這一局面，連出入宮廷的法國傳教士白晉也看得十分清楚，他寫道：在康熙帝十五、六歲時，“四位攝政王中最有勢力的宰相（指鳌拜）把持了議政大臣會議和六部實權，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權威。
因此，任何人都沒有勇氣對他提出疑議”③。
凡朝中大事，鳌拜召集親信，“在家中議定，然後施行”。
即使康熙帝不同意，他也強行貫徹。
如，他頒布“圈地令”，掀起了繼多爾衮之後第二次圈地高潮，“圈地議起，旗民失業者數十萬人”④。
他對逃人的處罰更嚴于前，規定種種嚴刑苛法，“株連窮治，天下嚣然”⑤。
鳌拜自行其是，即便在康熙帝面前，也“施威震衆，高聲喝問”⑥。
鳌拜如此擅權，已威脅到皇帝的絕對權威，因而引起了年輕的康熙帝和隐居宮闱的孝莊太後的警惕。
康熙帝雖年少，但頗有心計，時刻關注朝政，認真學習處理朝政的方法。
他每天按例與輔政大臣一起聽政，提出自己的見解。
後來他回憶說：“昔聽政時，每令讀本，朕與輔政大臣共聽之，或因一時言論，往往忽略，朕謂伊等：此内關系民命者，尤不可不慎，伊等皆經行間效力，不以殺人為意，朕必慎焉。
”①他對鳌拜的錯誤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和反駁。
康熙帝自親政之日起，便有意逐步擺脫鳌拜的控制，天天親臨乾清門聽政理事，遇事直接召見滿漢大臣商讨，使鳌拜的權勢有所下降。
這時，康熙帝開始考慮如何除掉鳌拜集團。
康熙帝憂慮鳌拜勢大難制，不敢貿然行事，否則，将會激變成亂。
于是，他以弈棋為名，召見他的親信侍衛索尼次子索額圖進宮秘密策劃。
計議後，康熙帝下令簡選侍衛、拜唐阿（執事人）身體強健的少年進宮作“布庫之戲”②《清史稿》卷249《鳌拜傳》。
①《清聖祖實錄》卷23。
②《清聖祖實錄》卷29。
③白晉：《康熙皇帝》頁5。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清史稿》卷249《蘇納海傳》。
⑤《清史稿》卷250《吳正治傳》。
⑥《清聖祖實錄》卷29。
①《清聖祖實錄》卷255。
（即撲擊、摔跤），陪他娛樂。
鳌拜對此不為備，而康熙帝卻在等待時機成熟，就捉拿他。
康熙八年（1669）五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召集衆少年，問道：“汝等皆朕股肱耆舊，然則畏朕欤，抑畏（鳌）拜也？”衆少年同聲回答：“獨畏皇上！”康熙帝便公布鳌拜罪惡，授計捉拿。
當宣召鳌拜進宮時，他毫無思想防範，康熙帝指揮衆少年“立命擒之”②。
這一場面，形同兒戲，但畢竟把鳌拜捉住了！ 康熙帝以“擒賊先擒王”的謀略，乘其無備，迅速将鳌拜逮捕，以鳌拜為首的政治集團頃刻瓦解，骨幹分子紛紛束手就擒。
和碩康親王傑書等奉康熙帝之命，審查鳌拜及其黨羽所犯事實，列出大罪三十條，判處其死刑，籍沒其家，其子納穆福也被處死。
康熙帝又親自審問一次，核實犯罪事實。
他指出：鳌拜等以勳舊大臣，受國恩，奉皇考遺诏，輔佐政務，理宜精白乃心，盡忠圖報。
不意鳌拜結黨專權，紊亂國政，紛更成憲，罔上行私，凡用人行政，鳌拜欺藐朕躬，姿意妄為，文武官員令盡出其門，内外要路，俱用伊之奸黨。
班布爾善、穆裡瑪、馬爾賽、塞本得、阿思哈、噶褚哈、濟世、讷莫、泰壁圖等結為黨羽，凡事先于私家商定乃行；與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即行排陷。
種種奸惡，難以枚舉。
①50000053_0151_0康熙帝谕旨，對鳌拜及其黨羽的三十大罪做了高度概括。
鳌拜乞請再見皇上一面。
康熙帝賜恩準見，“他請皇上看了搭救清太宗禦駕時，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傷疤”②。
康熙帝動了恻隐之心，念及他自皇太極以來一直為國家建樹的功勳，不忍加誅，改死刑為革職拘禁，其家産籍沒，子免死，同父一起終身禁锢。
不久，鳌拜死于囚所，康熙帝将其子釋放。
其他要犯也逐一作出處理：遏必隆被列罪十二條，從寬處罰，将死刑改為革職奪爵。
一年後，命以公爵宿衛内廷③。
康熙帝上面谕旨中提到的骨幹人物如班布爾善等人及鳌拜弟、侄數人均處死。
同時，給蘇克薩哈平反昭雪，恢複原官職及世爵④。
康熙帝同鳌拜集團的矛盾，是統治階級上層集團内部的鬥争。
鳌拜在輔政中作了許多有益于國家統一和安定的事情。
但是，由于他個人專權不僅為康熙帝所不容，也與加強中央集權所不許。
尤其是他獨掌朝政時推行某些過時的政策，又阻礙着社會的發展，威脅清政權的鞏固。
因此，鳌拜的覆滅是必然的。
康熙帝為維護皇權的集中統一，欲實行開明政治，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就必須鏟除鳌拜集團，把國家的最高權力重新奪回到自己手中。
這是值得肯定的。
康熙帝解決同鳌拜集團的矛盾，所采取的方針、策略是穩妥而明智的，因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鳌拜等人看輕了康熙帝，低估了他的才能，也是造成他失敗的一個因素。
從這一事件中，已經使年輕的康熙帝嶄露頭角，顯示了一個政治家的風度和胸懷。
②昭槤：《嘯亭雜錄》卷1，頁3。
參見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1，頁1。
②白晉：《康熙皇帝》頁5。
③《碑傳集》卷5《遏必隆傳》。
④《清史稿》卷249《鳌拜傳》、《蘇克薩哈傳》。
第四節 平“三藩” 康熙帝清除了鳌拜集團，開始乾綱獨斷，自主地治理國家。
為時不久，便爆發了以吳三桂為首的大規模武裝叛亂，剛剛安定下來的中國，再次陷入内戰的深淵。
這一事變，遠比同鳌拜集團的鬥争嚴重得多。
它對于才邁入青年時期的康熙帝無疑是一次命運攸關的考驗。
還在順治初年，漢官名将吳三桂以平西王鎮雲、貴，尚可喜以平南王治廣東，耿精忠以靖南王轄福建，當時，并稱“三藩”。
此三藩之設，并非任何個人的主觀願望和要求，而是當時軍事與政治鬥争所需要。
東南沿海及兩廣、雲貴，是當時抗清鬥争的主要活動地區，情況曆來錯綜複雜。
清政府意識到，惟有以吳三桂等威名素著的軍事将領鎮撫這些地區，才能長治久安。
因此當他們中有的欲引退北歸時，順治帝一再挽留。
如定南王孔有德要求解職，“優遊綠野”，順治以“南疆未盡甯谥”，不準辭①。
後在桂林圍城戰中，城破，孔有德舉火自焚死。
尚可喜于順治十年、十二年兩度申請北歸，順治帝也以廣東“初定，地方多事”挽留，要他“悉力料理，以奠岩疆”①。
僅此兩例，足以說明，順治帝一意依賴漢軍守邊，實則是皇太極實行的“以漢攻漢”的政策的具體體現。
順治時建藩的目的，原是使其“世守邊圉，以為藩鎮”②，藉以“屏藩王室”③。
但實際情況正好與清政府的願望相反。
三藩勢力的不斷增長，不僅不能護衛王室，卻形成了一股與它抗衡的強大力量。
首先，三藩兵權在握，各擁兵自重。
耿精忠、尚可喜各有兵員十五佐領、綠旗兵六、七千，丁口二萬人④。
合兵力萬餘人，此系嫡系部隊，“而旗下所畜養甚衆”，其數更超過額兵⑤。
三藩中，以吳三桂的兵力最強，他有五十三佐領，合甲士萬餘人，另有綠旗兵一萬二千人，丁口數萬。
除此，還有收降的農民軍将士一萬二千餘人，分置十營，各以一名總兵統轄。
至順治十七年（1660），吳三桂擁有七萬人的強大武裝力量⑥。
三藩掌握南方數省兵權，自擁重兵，這在事實上已形成了與中央政權相對立的軍事割據狀态。
建藩之初，順治帝為鼓勵他們忠心任事，輔弼皇室，不惜賜與政治上種種特權，他們以此不斷擴充各自的實力。
福建“魚鹽之利為天下最”，耿精忠“橫征鹽課”⑦，又利用海運之便，同荷蘭及東南亞各地走私貿易，毫無顧忌。
尚可喜在廣州私設征收苛捐雜稅的“總店”，從日常菜蔬、雞豚，到銅、鐵等礦植物無不抽稅，每年私收白銀不下十餘萬兩①，總之，一切“利歸王府”②。
人們不禁感歎：“藩府之富幾甲天下”！③①《清史列傳》貳臣傳，《孔有德傳》。
①《尚氏宗譜》《先王實迹》。
②《嘯亭雜錄》，卷1，頁3，《論三逆》。
③《明清史料》丁編第8本，頁702。
④魏源：《聖武記》卷2，頁61，中華書局1984年版。
⑤許旭：《閩中紀略》。
⑥[美]奧克斯納：《馬上治天下》頁142，芝加哥1975年版。
轉引自戴逸：《簡明清史》。
⑦《清聖祖實錄》卷94。
①郝玉麟：《廣東通志》卷62《藝文志四》。
②劉嗣衍：《廣州府志》卷28《金光祖傳》。
尚、耿兩藩的勢力雖迅速發展，但與吳三桂無法比拟。
三桂享有比他們更多的特權。
順治十六年，皇帝命他總管雲南軍民一切事宜，特谕吏、兵兩部：凡雲南文武官員舉黜，皆聽三桂裁定。
康熙元年，索尼四輔臣又命三桂兼轄貴州，應允三桂所請，“貴州一切文武官員兵民事務，俱照雲南例，著平西王管理”④。
于是，雲、貴兩省真正成了吳三桂的獨立王國，“所轄将吏，選用自擅”，各省員缺，也以其部屬推選除授，謂之“西選”，“西選之官遍天下”⑤。
不僅如此，他以各種手段聚斂财富，征收重稅，壟斷鹽、銅之利，經營名貴藥材的采買售賣，牟取暴利。
三桂把大量的金錢一方面用于“收召人才，樹立黨羽”；一方面放高利貸給富商，稱為“藩本”。
三桂的實力比耿、尚兩藩更為雄厚。
三藩的存在，已成為國家經濟上的巨大負擔。
他們在其藩鎮所得，都竊為己有，還從朝廷索取大量饷額和經費，用于養兵和行政開支。
以順治十七年為例，雲南一省歲需俸饷九百餘萬兩，加上福建、廣東兩省的饷銀，共需二千餘萬兩。
而本年度全國軍饷也不過一千七百餘萬兩。
康熙五年，左都禦史王熙指出：“直省錢糧，半為雲、貴、湖廣兵饷所耗。
就雲貴言，藩下官兵歲需俸饷三百餘萬，本省賦稅不足供什一，勢難經久。
”①因此，“天下财賦，半耗于三藩”②，實非虛語。
三藩需求之巨，不僅使各省為難，也使負責此項差使的戶部疲于應付，整個财政為此時常陷入措手不及的困難境地③。
在康熙帝即位之初，三藩已成割據之勢。
索尼四輔臣執政時期，對三藩采取籠絡、包容之策，希圖利用他們的力量對付南明、農民軍餘部，及土司的叛服無常和海上鄭氏的抗清力量，因而聽任三藩所為，更助長其勢力的急速膨脹。
三藩橫行南疆，影響及于全國，這不能不與日益加強的中央集權和國家的統一産生尖銳的矛盾。
康熙帝親政後，就“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書之宮中柱上”④。
他以敏銳的目光已看出“三藩勢焰日熾”⑤，已構成國家的心腹之患，把它列為自己親政所必須解決的三件大事的第一件大事，時刻思慮裁撤的時機與辦法。
康熙帝早有撤藩之意，但又慮及“三藩俱握兵柄”，不敢貿然采取行動。
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已洞悉朝廷意圖的尚可喜首先提出撤藩，要求“歸老遼東”。
這就給康熙帝提供了解決三藩問題的一個難得良機。
康熙帝趁勢順水推舟，立即批準，對他這一主動行動給予高度評價⑥。
三桂與精忠得此消息，心不自安。
吳三桂之子吳應熊在京師“希探上意，馳書于桂，令亦如尚、耿之請，從中畫謀，彌縫可獨留”①。
吳三桂依計而行，于同年七月也向朝廷③《觚剩》卷8《粵觚》下。
④蔣良骐：《東華錄》卷8，頁139。
⑤《聖武記》卷2《康熙戡定三藩記上》。
①《清史稿》卷250《王熙傳》。
②《聖武記》卷2《康熙戡定三藩記上》。
③《明清史料》丁編第8本，《平西王吳三桂密奏本》。
④《清聖祖實錄》卷154。
⑤《清聖祖實錄》卷99。
⑥《平定三逆方略》卷1。
①《平滇始末》，載《辛巳叢編》。
請求撤藩，與此同時，精忠也提出同樣的請求。
康熙帝當機立斷，一概批準。
但對吳三桂是否也撤卻産生了不同意見。
除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等極少數人贊成康熙帝的決策外，大多數廷臣持反對意見。
他們認為，吳三桂鎮守雲南以來，“地方安定，總無亂萌”，如将吳三桂遷移，還得派兵去鎮守，耗費大，不免騷擾地方，不如令三桂繼續留鎮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