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禮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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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第三隊。
又四五裡，停第二隊。
又二三裡，将至哨鹿處，停第一隊。
至此皇帝身邊隻有侍衛及扈衛十餘人。
漸聞清角聲揚，遠林呦呦，低聲應和，“倏聽槍聲一發，鹹知聖武神威，命中獲鹿矣。
群皆歡欣引領”。
這是在一個很少數人的範圍内，扈從皇帝射鹿。
然後“聽旨調遣，而三隊以次皆至上前矣”③。
乾隆帝曾在一次木蘭秋狝時，乘騎望見鹿群，命一侍衛舉假鹿頭，作呦呦聲，引牧鹿至，亟發矢射獲，取其血以飲，“不唯益壯，亦以習勞也”④。
戴假鹿頭，模仿鹿鳴，甚至穿鹿皮衣，是當時哨鹿的通常形式。
木蘭秋狝的圍期，大緻從中秋後一日始，經二十天左右。
圍獵未完，或秋雨過多，泥淖艱阻，因而奉令中辍者，謂之“減圍”。
如未獵而止，則謂之“停圍”①。
作為一次木蘭秋狝，除了出哨圍獵以外，還包括每日的宴賞、處理章奏及政務。
特别是禮成的最後一次盛大的宴會和賞賜，設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參加秋狝的蒙古各部落王公台吉、官兵人等和扈從皇帝的各類人員，都要入會并分别給予賞賜，是一次懷柔蒙古等少數民族的重要大會，也是一次論功行賞的大會。
會上要奏樂和演出“布庫”、“詐馬”、“跳駝”等戲。
布庫，亦稱撩腳，就是徒手相搏，勝敗以仆地為定。
詐馬，是在生馬駒中，持長竿，竿頭系繩圈，突入駒群，乘駒驚，而持竿圈住駒首，舍己馬跨駒背以絡絡之。
駒不服，辄跳躍作人立，善騎者夾以兩足始終不下來，過①《清史稿》卷90《禮志九》。
②《清史稿·禮志九》說“恒在白露後”。
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16，謂在“秋分前後”。
③昭梿：《嘯亭雜錄》卷7《木蘭行圍制度》。
④《清史稿》卷90《禮志九》。
①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14；卷16。
一會兒迫使生駒貼伏。
跳駝，則牽駝高八尺以上者立于庭，表演者在駝旁，忽然躍起越駝背而過，到地仍直立不仆。
這些都是蒙古戲，為他們的“絕技”②。
衰落和廢止木蘭秋狝的功能是顯而易見的。
康熙、乾隆所要達到的目的基本上都如願以償。
他們以木蘭秋狝為娛樂，當廣大人民深受貧困和酷暑煎熬的時候，率領皇子王孫及文武官兵，躍馬彎弓奔馳在塞北草原，以追捕野獸盡情玩耍，消愁解悶。
尤其在軍事上習武訓練，繼承和弘揚滿族一貫的英勇善戰傳統，在政治上加強和蒙古各部的關系，使北部邊防得到穩定和保證安全。
同時還使一些文臣武将經受忠誠和能力的考驗，按照他們的标準，提拔或革除其官爵。
乾隆帝因為跟随康熙帝秋狝，臨危不懼而得到賞識，道光帝因跟随乾隆帝秋狝，表現機智勇敢，也被賜黃馬褂、花翎①。
成為他們登上皇帝寶座的一個預兆和條件。
盡管如此，木蘭秋狝并沒有一直堅持下去。
早在乾隆末年，已不像過去那樣年年舉行。
而自乾隆五十七年至嘉慶六年，整整十年沒有舉行一次木蘭秋狝。
嘉慶帝在位二十五年，斷斷續續共舉行過十一次。
道光帝即位後于第四年宣布停止本年木蘭秋狝，以後二十五年間，既未宣布也未舉行。
鹹豐帝在位十一年也未舉行，隻是第十年，因八國聯軍入侵，來個戲劇性的“木蘭秋狝”，實際是到熱河逃難，和本來意義的木蘭秋狝毫不相幹。
可以說，興隆一時的木蘭秋狝，自乾隆末年開始走向衰落，經嘉慶，至道光已廢止。
關于木蘭秋狝的衰落和廢止原因，看來很複雜，也是多方面的。
皇帝個人不積極，臣下勸阻，天不作美，圍場内獸類減少等等因素均起了作用。
但是主要的是時代的發展，情況的變化，木蘭秋狝在軍事和政治上失掉了重要意義。
乾隆帝自己不積極舉行木蘭秋狝可說是從退位為太上皇前三四年已露端倪，而明确表現出來則在乾隆五十九年，即前一年。
那時他對臣下提出當年停止行圍說：“今歲雨水較多，道路泥濘。
且朕八旬有四，非疇昔馳馬射獵時可比”。
同時宣布來年也不行圍，“明歲六十年，亦不進哨。
仍在熱河舉行慶典。
禮畢進京。
俟丙辰歸政，稱太上皇帝時，朕仍進哨。
不必乘馬射獵，惟安坐看城，以觀嗣皇帝率領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外藩人等行圍。
實千古罕觏之盛事，惟爾臣仆恭遇嘉祥，亦必共相歡忭也。
”①如果乾隆帝因年事過高，暫停行圍，可以理解，那麼嘉慶帝登極一再拖延舉行木蘭秋狝，就顯得皇帝本人已對此不太感興趣了。
加上社會危機日深，嘉慶六年發了一道《特谕》聲稱：鎮壓了連續五年的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稍涉自滿，緻幹天和”，自六月初一，大雨五晝夜，宮門水深數尺，屋宇傾圮者不可以數計，“此猶小害”，而桑乾河決漫口四處，京師西南隅幾成澤國，村落蕩然，轉于溝壑，聞者痛心，見者慘目，除派官員稽查撫恤之外，“因思今秋往木蘭行圍，大營所用車輛，及除道成梁等事，皆需民力。
此次大水所淹，豈止數十州縣，秋禾已無望矣。
若重費民力，予心不忍，況畋獵近于嬉遊，我皇②趙翼：《簷曝雜記》卷1。
①《清史稿》卷10《高宗本紀一》，《清史稿》卷17《宣宗本紀一》。
①《清高宗實錄》卷1437，頁42&mdash43。
考自乾隆六年始行秋狝，今秋雖系六年，尚在皇考三周年内，遠行射獵，終非所宜，朕意今秋停止巡幸。
庶息民勞而省己過”。
他命諸臣速議，結果諸王、大學士等九卿會議一緻贊成②。
這裡明确提出“畋獵近于嬉遊”，十九年嘉慶帝也以“恐勞民力”，停止進哨。
隻是不願秋狝大典廢在他手裡，堅持舉行到最後。
至道光時則完全不同了。
道光四年就此所發上谕說：“今歲秋狝木蘭，允宜遵循成憲，肄武綏藩，然不可不審度時事，量為展綏。
所有今歲熱河亦著停止。
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于安逸也”③。
出自一位多次參加木蘭秋狝的皇帝之口，這是一種耐人尋味的說法，既沒有徹底否定木蘭秋狝的曆史作用，又就當時情形而言，木蘭秋狝已無積極意義，說是停止當年舉行，也是宣告永遠廢止。
臣下勸阻，對廢止木蘭秋狝也是有影響的。
乾隆六年，叢洞以“第恐侍從以狩獵為樂”等為由，企圖阻止木蘭秋狝，沒有被接受，斥為“識見未廣”，反映當時這一活動還有必要舉行。
半個世紀以後，已非當年可比。
乾隆五十七年，蒙古王公等奏請暫停進哨，這位年過八旬的老人也就欣然同意了①。
嘉慶時臣下勸阻最力，嘉慶七年六月，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汪承需被召見，既面奏“順天府屬雇車掣肘。
咨商直隸總督協濟車輛，已露為難之意”，後又折奏請停止行圍，“據稱本年麥收分數稍減，民力不無拮據，并稱高宗純皇帝臨禦六年，始舉秋狝，今親政甫及四年，即再緩一二年舉行，亦不為遲”。
在皇帝堅持之下，認為這些說法“殊不成話”，那年還是舉行了②。
第二年，嘉慶帝已經到了承德，正欲繼續舉行木蘭秋狝，總管圍場的副都統韋陀保呈報“今年圍内天氣較寒，水涸草枯”。
嘉慶帝以為是牲畜減少，借水草為詞，派人前往調查，豈料派去的人和蒙古王公等共同懇請停止行圍。
嘉慶帝仍不相信，又派監牧馬匹的王大臣綿循等再往詳查，情況屬實，終于停止了本年行圍③。
有時也因天氣不好而停止木蘭秋狝。
嘉慶元年、二、三年，均“以雨停秋狝”④。
六年又“以水災停本年秋狝”⑤。
十四年“以哨内春夏雨多停止秋狝”⑥。
十八年九月初一，“以陰雨減圍”⑦。
當然最為掃興的是圍場遭到破壞，獸類和樹木日趨漸少。
追溯其時間，大約也在乾隆末年已有征兆。
嘉慶帝說，乾隆五十七年以後因皇上年歲增高兼以連年雨水過大，屢次停圍，“自應生息蕃滋，倍加充牣”，而實際恰恰相反。
這是清朝由盛到衰的轉變時期，影響到木蘭圍場也是一派衰敗景象。
嘉慶七年他自己舉行第一次木蘭秋狝，親眼看到“鹿隻已屬無多”。
第二次派人查看“竟至查閱十數圍，絕不見有麋鹿之迹”。
這一年也就沒有行圍。
②《清仁宗實錄》卷84，頁4&mdash5。
③《清宣宗實錄》卷64，道光四年正月壬申。
①《清高宗實錄》卷1410，頁11。
②《清仁宗實錄》卷99，頁6&mdash7。
③《清仁宗實錄》卷118，頁37&mdash40。
④元年、三年見載于《清史稿》卷16，《仁宗本紀》二年隻見載于《清仁宗實錄》卷20。
⑤《清史稿》卷16《仁宗本紀》。
⑥《清仁宗實錄》卷216。
⑦《清史稿》卷16《仁宗本紀》。
九年，本想照常舉行，還是得到信息，“以牲獸稀少，停止本年秋狝”①。
圍場的樹木和野獸繼續減少是個不可阻擋的趨勢。
嘉慶八年發現早有人偷打野獸，因此被拿獲的犯人就有二百餘名，估計漏網的會更多。
後來幾乎連民帶兵等把圍場視為獵取的對象。
嘉慶帝說：“聞近日該處兵民潛入圍場，私取茸角盜賣，希獲厚利，又有砍伐官木人等，在彼聚集，以緻（指麋鹿）驚竄遠飏，而夫匠等從中偷打，亦所不免，是以鹿隻日見其少。
此皆由管理圍場大臣平時不能實力稽查”。
為此把乾隆五十七年以後曆任管圍的大臣及官員皆分别給予處分，同時完善和修改圍場一切章程②。
九年，嘉慶帝對特設圍場副都統，嚴立章程，專職稽查，仍然不見成效，非常憤怒，指斥說：“因近年來砍伐官用木植之外，多有私砍者，并任令奸徒私入捕捉牲畜，以緻鹿隻遠逸，實屬不成事體”③。
然而往後更有甚于此者，山岡上下多有人馬行迹，并有車行軌轍，山巅林木也較前稀少④。
有人竟取便從圍場走來走去了。
十八年，嘉慶谕内閣：“近年哨内牲獸稀少。
此皆由于偷砍樹木及往來取便行走之人，驚逸獸群，緻乏牲獸。
”于是派靠近圍場的喀喇沁王滿珠巴咱爾，每年不拘時日，進哨三次，盡行稽查，除把偷砍樹木，及偷盜牲獸者拿交圍場總管會同辦理之外，傥有往來行走之人，亦即查明拿究①。
總之，由于嘉慶帝的堅持與努力，原來的基礎尚未完全破壞，木蘭秋狝勉強舉行，直到他本人逝世。
而後來就不再舉行這一大典了。
圍場也在同治元年（1862）開圍放墾，光緒二年（1876）設圍場廳，1913年建圍場縣，和地方行政體制一樣了。
①《清仁宗實錄》卷118，頁89；卷132，頁13&mdash14。
②《清仁宗實錄》卷118，頁39&mdash40。
③《清仁宗實錄》卷132，頁14。
④《清仁宗實錄》卷233，頁20&mdash21。
①《清仁宗實錄》卷272，頁36。
又四五裡，停第二隊。
又二三裡，将至哨鹿處，停第一隊。
至此皇帝身邊隻有侍衛及扈衛十餘人。
漸聞清角聲揚，遠林呦呦，低聲應和，“倏聽槍聲一發，鹹知聖武神威，命中獲鹿矣。
群皆歡欣引領”。
這是在一個很少數人的範圍内，扈從皇帝射鹿。
然後“聽旨調遣，而三隊以次皆至上前矣”③。
乾隆帝曾在一次木蘭秋狝時，乘騎望見鹿群，命一侍衛舉假鹿頭，作呦呦聲，引牧鹿至，亟發矢射獲，取其血以飲，“不唯益壯，亦以習勞也”④。
戴假鹿頭，模仿鹿鳴，甚至穿鹿皮衣，是當時哨鹿的通常形式。
木蘭秋狝的圍期，大緻從中秋後一日始，經二十天左右。
圍獵未完，或秋雨過多，泥淖艱阻，因而奉令中辍者，謂之“減圍”。
如未獵而止，則謂之“停圍”①。
作為一次木蘭秋狝，除了出哨圍獵以外，還包括每日的宴賞、處理章奏及政務。
特别是禮成的最後一次盛大的宴會和賞賜，設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參加秋狝的蒙古各部落王公台吉、官兵人等和扈從皇帝的各類人員，都要入會并分别給予賞賜，是一次懷柔蒙古等少數民族的重要大會，也是一次論功行賞的大會。
會上要奏樂和演出“布庫”、“詐馬”、“跳駝”等戲。
布庫，亦稱撩腳，就是徒手相搏，勝敗以仆地為定。
詐馬，是在生馬駒中，持長竿，竿頭系繩圈，突入駒群，乘駒驚，而持竿圈住駒首，舍己馬跨駒背以絡絡之。
駒不服，辄跳躍作人立，善騎者夾以兩足始終不下來，過①《清史稿》卷90《禮志九》。
②《清史稿·禮志九》說“恒在白露後”。
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16，謂在“秋分前後”。
③昭梿：《嘯亭雜錄》卷7《木蘭行圍制度》。
④《清史稿》卷90《禮志九》。
①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14；卷16。
一會兒迫使生駒貼伏。
跳駝，則牽駝高八尺以上者立于庭，表演者在駝旁，忽然躍起越駝背而過，到地仍直立不仆。
這些都是蒙古戲，為他們的“絕技”②。
衰落和廢止木蘭秋狝的功能是顯而易見的。
康熙、乾隆所要達到的目的基本上都如願以償。
他們以木蘭秋狝為娛樂，當廣大人民深受貧困和酷暑煎熬的時候，率領皇子王孫及文武官兵，躍馬彎弓奔馳在塞北草原，以追捕野獸盡情玩耍，消愁解悶。
尤其在軍事上習武訓練，繼承和弘揚滿族一貫的英勇善戰傳統，在政治上加強和蒙古各部的關系，使北部邊防得到穩定和保證安全。
同時還使一些文臣武将經受忠誠和能力的考驗，按照他們的标準，提拔或革除其官爵。
乾隆帝因為跟随康熙帝秋狝，臨危不懼而得到賞識，道光帝因跟随乾隆帝秋狝，表現機智勇敢，也被賜黃馬褂、花翎①。
成為他們登上皇帝寶座的一個預兆和條件。
盡管如此，木蘭秋狝并沒有一直堅持下去。
早在乾隆末年，已不像過去那樣年年舉行。
而自乾隆五十七年至嘉慶六年，整整十年沒有舉行一次木蘭秋狝。
嘉慶帝在位二十五年，斷斷續續共舉行過十一次。
道光帝即位後于第四年宣布停止本年木蘭秋狝，以後二十五年間，既未宣布也未舉行。
鹹豐帝在位十一年也未舉行，隻是第十年，因八國聯軍入侵，來個戲劇性的“木蘭秋狝”，實際是到熱河逃難，和本來意義的木蘭秋狝毫不相幹。
可以說，興隆一時的木蘭秋狝，自乾隆末年開始走向衰落，經嘉慶，至道光已廢止。
關于木蘭秋狝的衰落和廢止原因，看來很複雜，也是多方面的。
皇帝個人不積極，臣下勸阻，天不作美，圍場内獸類減少等等因素均起了作用。
但是主要的是時代的發展，情況的變化，木蘭秋狝在軍事和政治上失掉了重要意義。
乾隆帝自己不積極舉行木蘭秋狝可說是從退位為太上皇前三四年已露端倪，而明确表現出來則在乾隆五十九年，即前一年。
那時他對臣下提出當年停止行圍說：“今歲雨水較多，道路泥濘。
且朕八旬有四，非疇昔馳馬射獵時可比”。
同時宣布來年也不行圍，“明歲六十年，亦不進哨。
仍在熱河舉行慶典。
禮畢進京。
俟丙辰歸政，稱太上皇帝時，朕仍進哨。
不必乘馬射獵，惟安坐看城，以觀嗣皇帝率領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外藩人等行圍。
實千古罕觏之盛事，惟爾臣仆恭遇嘉祥，亦必共相歡忭也。
”①如果乾隆帝因年事過高，暫停行圍，可以理解，那麼嘉慶帝登極一再拖延舉行木蘭秋狝，就顯得皇帝本人已對此不太感興趣了。
加上社會危機日深，嘉慶六年發了一道《特谕》聲稱：鎮壓了連續五年的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稍涉自滿，緻幹天和”，自六月初一，大雨五晝夜，宮門水深數尺，屋宇傾圮者不可以數計，“此猶小害”，而桑乾河決漫口四處，京師西南隅幾成澤國，村落蕩然，轉于溝壑，聞者痛心，見者慘目，除派官員稽查撫恤之外，“因思今秋往木蘭行圍，大營所用車輛，及除道成梁等事，皆需民力。
此次大水所淹，豈止數十州縣，秋禾已無望矣。
若重費民力，予心不忍，況畋獵近于嬉遊，我皇②趙翼：《簷曝雜記》卷1。
①《清史稿》卷10《高宗本紀一》，《清史稿》卷17《宣宗本紀一》。
①《清高宗實錄》卷1437，頁42&mdash43。
考自乾隆六年始行秋狝，今秋雖系六年，尚在皇考三周年内，遠行射獵，終非所宜，朕意今秋停止巡幸。
庶息民勞而省己過”。
他命諸臣速議，結果諸王、大學士等九卿會議一緻贊成②。
這裡明确提出“畋獵近于嬉遊”，十九年嘉慶帝也以“恐勞民力”，停止進哨。
隻是不願秋狝大典廢在他手裡，堅持舉行到最後。
至道光時則完全不同了。
道光四年就此所發上谕說：“今歲秋狝木蘭，允宜遵循成憲，肄武綏藩，然不可不審度時事，量為展綏。
所有今歲熱河亦著停止。
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于安逸也”③。
出自一位多次參加木蘭秋狝的皇帝之口，這是一種耐人尋味的說法，既沒有徹底否定木蘭秋狝的曆史作用，又就當時情形而言，木蘭秋狝已無積極意義，說是停止當年舉行，也是宣告永遠廢止。
臣下勸阻，對廢止木蘭秋狝也是有影響的。
乾隆六年，叢洞以“第恐侍從以狩獵為樂”等為由，企圖阻止木蘭秋狝，沒有被接受，斥為“識見未廣”，反映當時這一活動還有必要舉行。
半個世紀以後，已非當年可比。
乾隆五十七年，蒙古王公等奏請暫停進哨，這位年過八旬的老人也就欣然同意了①。
嘉慶時臣下勸阻最力，嘉慶七年六月，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汪承需被召見，既面奏“順天府屬雇車掣肘。
咨商直隸總督協濟車輛，已露為難之意”，後又折奏請停止行圍，“據稱本年麥收分數稍減，民力不無拮據，并稱高宗純皇帝臨禦六年，始舉秋狝，今親政甫及四年，即再緩一二年舉行，亦不為遲”。
在皇帝堅持之下，認為這些說法“殊不成話”，那年還是舉行了②。
第二年，嘉慶帝已經到了承德，正欲繼續舉行木蘭秋狝，總管圍場的副都統韋陀保呈報“今年圍内天氣較寒，水涸草枯”。
嘉慶帝以為是牲畜減少，借水草為詞，派人前往調查，豈料派去的人和蒙古王公等共同懇請停止行圍。
嘉慶帝仍不相信，又派監牧馬匹的王大臣綿循等再往詳查，情況屬實，終于停止了本年行圍③。
有時也因天氣不好而停止木蘭秋狝。
嘉慶元年、二、三年，均“以雨停秋狝”④。
六年又“以水災停本年秋狝”⑤。
十四年“以哨内春夏雨多停止秋狝”⑥。
十八年九月初一，“以陰雨減圍”⑦。
當然最為掃興的是圍場遭到破壞，獸類和樹木日趨漸少。
追溯其時間，大約也在乾隆末年已有征兆。
嘉慶帝說，乾隆五十七年以後因皇上年歲增高兼以連年雨水過大，屢次停圍，“自應生息蕃滋，倍加充牣”，而實際恰恰相反。
這是清朝由盛到衰的轉變時期，影響到木蘭圍場也是一派衰敗景象。
嘉慶七年他自己舉行第一次木蘭秋狝，親眼看到“鹿隻已屬無多”。
第二次派人查看“竟至查閱十數圍，絕不見有麋鹿之迹”。
這一年也就沒有行圍。
②《清仁宗實錄》卷84，頁4&mdash5。
③《清宣宗實錄》卷64，道光四年正月壬申。
①《清高宗實錄》卷1410，頁11。
②《清仁宗實錄》卷99，頁6&mdash7。
③《清仁宗實錄》卷118，頁37&mdash40。
④元年、三年見載于《清史稿》卷16，《仁宗本紀》二年隻見載于《清仁宗實錄》卷20。
⑤《清史稿》卷16《仁宗本紀》。
⑥《清仁宗實錄》卷216。
⑦《清史稿》卷16《仁宗本紀》。
九年，本想照常舉行，還是得到信息，“以牲獸稀少，停止本年秋狝”①。
圍場的樹木和野獸繼續減少是個不可阻擋的趨勢。
嘉慶八年發現早有人偷打野獸，因此被拿獲的犯人就有二百餘名，估計漏網的會更多。
後來幾乎連民帶兵等把圍場視為獵取的對象。
嘉慶帝說：“聞近日該處兵民潛入圍場，私取茸角盜賣，希獲厚利，又有砍伐官木人等，在彼聚集，以緻（指麋鹿）驚竄遠飏，而夫匠等從中偷打，亦所不免，是以鹿隻日見其少。
此皆由管理圍場大臣平時不能實力稽查”。
為此把乾隆五十七年以後曆任管圍的大臣及官員皆分别給予處分，同時完善和修改圍場一切章程②。
九年，嘉慶帝對特設圍場副都統，嚴立章程，專職稽查，仍然不見成效，非常憤怒，指斥說：“因近年來砍伐官用木植之外，多有私砍者，并任令奸徒私入捕捉牲畜，以緻鹿隻遠逸，實屬不成事體”③。
然而往後更有甚于此者，山岡上下多有人馬行迹，并有車行軌轍，山巅林木也較前稀少④。
有人竟取便從圍場走來走去了。
十八年，嘉慶谕内閣：“近年哨内牲獸稀少。
此皆由于偷砍樹木及往來取便行走之人，驚逸獸群，緻乏牲獸。
”于是派靠近圍場的喀喇沁王滿珠巴咱爾，每年不拘時日，進哨三次，盡行稽查，除把偷砍樹木，及偷盜牲獸者拿交圍場總管會同辦理之外，傥有往來行走之人，亦即查明拿究①。
總之，由于嘉慶帝的堅持與努力，原來的基礎尚未完全破壞，木蘭秋狝勉強舉行，直到他本人逝世。
而後來就不再舉行這一大典了。
圍場也在同治元年（1862）開圍放墾，光緒二年（1876）設圍場廳，1913年建圍場縣，和地方行政體制一樣了。
①《清仁宗實錄》卷118，頁89；卷132，頁13&mdash14。
②《清仁宗實錄》卷118，頁39&mdash40。
③《清仁宗實錄》卷132，頁14。
④《清仁宗實錄》卷233，頁20&mdash21。
①《清仁宗實錄》卷272，頁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