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手工業技術及有關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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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魏源等“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影響下，當時一些火器研制家如丁拱辰、丁守存、龔振麟、黃冕等對于西洋火炮進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有所創新。
如丁拱辰著的《演炮圖說》和《演炮圖說輯要》，對火藥配方、火炮鑄造、炮台構築、運炮器械以及西方炮台和海岸炮等，作了較詳細的介紹。
龔振麟所著《鑄炮鐵模圖說》是兵器史和鑄造史上的一部重要專著。
他所首創的鐵模鑄炮法新工藝，用鐵模（即鐵範）替代泥型，加快了制炮速度，并可鑄造數百斤至數千斤的大型鑄鐵件，是一項非常出色的技術成就。
他所研制的新式炮架和炮車，改善了火炮的機動性，也是很有實用價值的發明。
但總的說來，清代後期的火器制造技術是難以與迅速興起和發展的西方軍事工業相比的，中國的兵器制造業在嘉慶、道光以後走過了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
②劉堯漢：《彜族的火器&mdash&mdash葫蘆飛雷》，載《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第九節造紙造紙業的分布和主要品種清代造紙業在明代基礎上繼續發展，尤以康熙、乾隆時期最為興盛。
造紙作坊大多分布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廣東和四川次之，北方以陝西、山西、河北等省為主。
當時一些紙廠的工人已達百數十人，具備了相當的規模。
造紙原料有竹、麻、樹皮和稻草、麥稈等。
其中竹紙産量居首位，竹紙中以江西、福建的“連史”、“毛邊”最為普遍，多用于印刷書籍。
皮紙産量居第二位，多作為書畫紙和印刷紙。
麻紙主要産于北方各省，但其産量所占比例逐漸減少。
由稻草、麥稈制造的紙比較粗糙，多作包裝、火紙等雜用①。
造紙技術清代造紙技術集曆代之大成且有所創新，各地工藝雖略有不同但都已達到較完善的地步。
例如，據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所載，道光初年陝南地區的竹紙制造工藝大緻如下：選擇适當時節砍取水竹，經過用水浸漚，蘸石灰漿堆漚，再經過甑蒸，堿水煮，加入黃豆與白米水漿（澱粉溶液）蒸等工序，制成紙料；然後将紙料下踏槽細踏，再下紙槽攪勻，用竹簾抄造，疊壓去水，最後逐張揭起，刷貼在焙牆上焙幹。
如做細白紙，則在紙料入槽後加入适量的白米汁，可制成細緊的白紙。
如做黃表紙，加姜黃末，即成黃色。
清代黃興三在《造紙說》中記載的浙江常山造竹紙技術與此基本相同，但在制紙料時減少一道蒸煮，增加兩次曝曬，紙料用水碓舂搗而非人工踩踏，整個造紙過程要經72道操作手續才能完成。
中國傳統造紙術中，主要用竹簾作為抄紙工具。
康熙年間出現了用銅網抄造的“闊簾羅紋紙”①，紙寬有六尺。
用銅絲編成的銅網，要比竹簾堅牢，使用壽命也較長，并且能造出較薄的紙張，因此它是造紙技術史上的一項重要發明。
但銅網容易起拱走形，制作上也存在一些技術困難，特别是這一發明并未引起重視，以至“無人繼作”。
直到此後一個世紀左右，西方于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發明了長網造紙機和圓網造紙機，才又開始應用了銅網造紙技術。
數量和質量清代前期紙的産量和質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品種增加，用途也更加廣①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①徐康：《前塵夢影錄》。
泛，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道光年間（1821&mdash1850）。
例如安徽泾縣一帶生産的宣紙，用青檀皮摻入适量的楮皮或稻草制造，潔白柔韌，吸墨和韻墨性能良好，宜于書畫、拓印和印刷。
乾隆時期宣紙生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
當時皖南一些山區幾乎家家從事造紙，宣紙的品種已近百種，其中有長達丈二的大幅宣紙，也有五色、界欄、山水、花鳥等精緻小箋；有單宣、夾貢、羅紋、玉版等生宣，也有虎皮、珊瑚、冰琅、雲母、泥金、蟬翼等熟宣，品種齊全，名目繁多，可謂一時之盛。
康熙乾隆時在加工紙方面的又一項成就是仿制出曆代的名紙。
如仿五代南唐澄心堂紙，仿宋代金粟山藏經紙，仿元代明仁殿紙，仿薛濤箋等，都很著名。
此外還研制出一些新的品種，如梅花玉版箋，金花箋（灑金彩蠟箋）等。
這些加工紙大多制作精美，造價高昂，至今尚可在故宮博物院等處見到。
雖然十八世紀下半葉以後西方發明了各種造紙機械，生産效率遠遠超過了中國的手工紙，但中國手工紙的許多優點是機制紙所難以達到的，因此西方和其他國家的專家學者（如18世紀50年代的法國經濟學家杜爾果等），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已對中國傳統的尤其是一些特殊的造紙技術感到興趣，并設法進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第十節印刷印刷業的發展清代印刷業相當發達，官府、私家都很重視刻印書籍，書坊幾乎遍及全國各地。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曆代著作約有25萬種，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清代出版的①。
在質量方面以清代前期内府本和私家精刻本為最好，有些坊刻本也屬上乘，不僅注重校勘，而且刻寫、紙墨、裝幀等都很考究。
清代後期官刻私刻的書籍雖然數量不少，但往往印制粗劣，錯訛較多，質量已大不如前。
雕版印刷清代的印刷仍以傳統的雕版印刷術為主，武英殿修書處、揚州詩局以及一些學者和藏書家刊刻了大量很有價值并且精雅悅目的書籍。
同時，雕印技術如饾版、套版技術也有所進步。
例如，康熙時内府刻本五色套印的《禦制唐宋文醇》，精刻饾版彩色套印的《芥子園畫傳》，道光年間廣東雲葉庵五色套印的《杜詩》，涿州盧紳所刻六色套印的《杜工部集》等等，都是色彩斑斓，異常精美，顯示了高超的雕版套色印刷水平。
活字印刷清代的活字印刷術有較大的發展。
活字有銅活字、木活字、泥活字等，在官私坊肆間以木活字最為通用。
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為選印世所罕見的一批書籍，四庫館副總裁金簡建議仿照元代王祯創造的木活字印書，經乾隆批準刻造，于次年刻成棗木活字25萬多個，并先後排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共138種，2300多卷。
這是我國曆史上用木活字印刷的規模最大的一次。
在“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出版過程中，選料造字，工藝完善，排印時，分工明确，程序嚴密，并總結出《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可以遵循，反映了木活字印刷技術的進步。
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五十七年，為滿足社會需要，由程偉元主持兩次以活字排印《紅樓夢》，世稱“程甲本”和“程乙本”。
這兩個木活字印本都很著名，是研究《紅樓夢》的寶貴資料。
木活字印刷延續了很長時間，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後，蘇州校經山房等還在以木活字出版書籍。
金屬活字的應用是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
元、明兩朝已有一些人試用錫、銅、鉛等金屬材料制成活字印書。
現存較早的清代銅活字印本是康熙二①楊家駱：《中國古今著作名數之統計》，載《新中華》（上海）1946年第4期。
十五年（1686）錢陸燦編選吹藜閣排印的《文苑英華律賦選》。
雍正四年至六年（1726&mdash1728），清内府用銅活字排印的著名的《古今圖書集成》，全書一萬卷，另目錄40卷，分裝525函，共5020冊，是曆史上用銅活字排印的最大的一部類書。
此外，廣東佛山唐氏書商曾用泥型鑄銅活字三副，共20餘萬字，于鹹豐年間（1851或1852年）印成《文獻通考》348卷①。
關于泥活字的使用情況北宋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以後泥活字的使用情況，現在還不十分清楚。
但直至清代還有人在研究和使用泥活字印刷，則是确定無疑的。
康熙五十八年（1719）山東泰安徐志定磁版印行張爾岐撰《周易說略》和《蒿庵閑話》，自稱“偶創磁刊，堅緻勝木”②。
有人認為所謂“磁版”使用的是泥活字上瓷釉後燒成的瓷活字，也可能是泥活字拼版後再上瓷釉燒成磁版，有人則認為磁版并非活字版，但無論如何，這是對印刷技術進行革新的一種嘗試。
道光十二年（1832），蘇州李瑤用膠泥活字排印了其所校補的《金石例四種》和溫睿臨《南疆繹史勘本》。
此外，在江蘇常州、無錫和江西宜黃也都有人從事過泥活字印刷。
安徽泾縣的翟金生，按照畢昇的方法花費30年時間，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制成泥活字十萬多個，分大、中、小、次小和最小五号，并試印成功自己的詩集，名為《泥闆試印初編》。
他把這套泥活字印本書稱為“泥鬥闆”、“澄泥闆”或“泥聚珍闆”。
此後他又用這套泥活字排印了《仙屏書屋初集》、《修業堂集》、《水東翟氏宗譜》等。
1814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馬來西亞開辦印刷所，聘請中國人蔡高、梁發等鑄造漢字鉛字，并印成《漢英字典》和《新約聖經》①，這是最早的鉛印中文書籍。
而中國本土鉛印書籍的出現，則是鴉片戰争以後的事情了。
①張秀民：《我國最早的金屬活字》，載1961年10月14日《光明日報》。
②泰安磁版張爾岐《周易說略》徐志定序。
<①錢存訓：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一分冊《紙和印刷》第170頁，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劉國鈞：《中國的印刷》第5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十一節瓷器生産規模和主要成就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國制瓷史上的黃金時代。
瓷都景德鎮成為全國制瓷業中心，窯戶達數千家，工匠有十萬多人，制瓷區域蜿蜒十餘裡，其規模是空前的。
制瓷業的成就也遠遠超過了明代。
康熙青花瓷為曆代青花瓷器之冠。
其制作技術
如丁拱辰著的《演炮圖說》和《演炮圖說輯要》，對火藥配方、火炮鑄造、炮台構築、運炮器械以及西方炮台和海岸炮等，作了較詳細的介紹。
龔振麟所著《鑄炮鐵模圖說》是兵器史和鑄造史上的一部重要專著。
他所首創的鐵模鑄炮法新工藝，用鐵模（即鐵範）替代泥型，加快了制炮速度，并可鑄造數百斤至數千斤的大型鑄鐵件，是一項非常出色的技術成就。
他所研制的新式炮架和炮車，改善了火炮的機動性，也是很有實用價值的發明。
但總的說來，清代後期的火器制造技術是難以與迅速興起和發展的西方軍事工業相比的，中國的兵器制造業在嘉慶、道光以後走過了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
②劉堯漢：《彜族的火器&mdash&mdash葫蘆飛雷》，載《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第九節造紙造紙業的分布和主要品種清代造紙業在明代基礎上繼續發展，尤以康熙、乾隆時期最為興盛。
造紙作坊大多分布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廣東和四川次之，北方以陝西、山西、河北等省為主。
當時一些紙廠的工人已達百數十人，具備了相當的規模。
造紙原料有竹、麻、樹皮和稻草、麥稈等。
其中竹紙産量居首位，竹紙中以江西、福建的“連史”、“毛邊”最為普遍，多用于印刷書籍。
皮紙産量居第二位，多作為書畫紙和印刷紙。
麻紙主要産于北方各省，但其産量所占比例逐漸減少。
由稻草、麥稈制造的紙比較粗糙，多作包裝、火紙等雜用①。
造紙技術清代造紙技術集曆代之大成且有所創新，各地工藝雖略有不同但都已達到較完善的地步。
例如，據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所載，道光初年陝南地區的竹紙制造工藝大緻如下：選擇适當時節砍取水竹，經過用水浸漚，蘸石灰漿堆漚，再經過甑蒸，堿水煮，加入黃豆與白米水漿（澱粉溶液）蒸等工序，制成紙料；然後将紙料下踏槽細踏，再下紙槽攪勻，用竹簾抄造，疊壓去水，最後逐張揭起，刷貼在焙牆上焙幹。
如做細白紙，則在紙料入槽後加入适量的白米汁，可制成細緊的白紙。
如做黃表紙，加姜黃末，即成黃色。
清代黃興三在《造紙說》中記載的浙江常山造竹紙技術與此基本相同，但在制紙料時減少一道蒸煮，增加兩次曝曬，紙料用水碓舂搗而非人工踩踏，整個造紙過程要經72道操作手續才能完成。
中國傳統造紙術中，主要用竹簾作為抄紙工具。
康熙年間出現了用銅網抄造的“闊簾羅紋紙”①，紙寬有六尺。
用銅絲編成的銅網，要比竹簾堅牢，使用壽命也較長，并且能造出較薄的紙張，因此它是造紙技術史上的一項重要發明。
但銅網容易起拱走形，制作上也存在一些技術困難，特别是這一發明并未引起重視，以至“無人繼作”。
直到此後一個世紀左右，西方于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發明了長網造紙機和圓網造紙機，才又開始應用了銅網造紙技術。
數量和質量清代前期紙的産量和質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品種增加，用途也更加廣①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①徐康：《前塵夢影錄》。
泛，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道光年間（1821&mdash1850）。
例如安徽泾縣一帶生産的宣紙，用青檀皮摻入适量的楮皮或稻草制造，潔白柔韌，吸墨和韻墨性能良好，宜于書畫、拓印和印刷。
乾隆時期宣紙生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
當時皖南一些山區幾乎家家從事造紙，宣紙的品種已近百種，其中有長達丈二的大幅宣紙，也有五色、界欄、山水、花鳥等精緻小箋；有單宣、夾貢、羅紋、玉版等生宣，也有虎皮、珊瑚、冰琅、雲母、泥金、蟬翼等熟宣，品種齊全，名目繁多，可謂一時之盛。
康熙乾隆時在加工紙方面的又一項成就是仿制出曆代的名紙。
如仿五代南唐澄心堂紙，仿宋代金粟山藏經紙，仿元代明仁殿紙，仿薛濤箋等，都很著名。
此外還研制出一些新的品種，如梅花玉版箋，金花箋（灑金彩蠟箋）等。
這些加工紙大多制作精美，造價高昂，至今尚可在故宮博物院等處見到。
雖然十八世紀下半葉以後西方發明了各種造紙機械，生産效率遠遠超過了中國的手工紙，但中國手工紙的許多優點是機制紙所難以達到的，因此西方和其他國家的專家學者（如18世紀50年代的法國經濟學家杜爾果等），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已對中國傳統的尤其是一些特殊的造紙技術感到興趣，并設法進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第十節印刷印刷業的發展清代印刷業相當發達，官府、私家都很重視刻印書籍，書坊幾乎遍及全國各地。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曆代著作約有25萬種，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清代出版的①。
在質量方面以清代前期内府本和私家精刻本為最好，有些坊刻本也屬上乘，不僅注重校勘，而且刻寫、紙墨、裝幀等都很考究。
清代後期官刻私刻的書籍雖然數量不少，但往往印制粗劣，錯訛較多，質量已大不如前。
雕版印刷清代的印刷仍以傳統的雕版印刷術為主，武英殿修書處、揚州詩局以及一些學者和藏書家刊刻了大量很有價值并且精雅悅目的書籍。
同時，雕印技術如饾版、套版技術也有所進步。
例如，康熙時内府刻本五色套印的《禦制唐宋文醇》，精刻饾版彩色套印的《芥子園畫傳》，道光年間廣東雲葉庵五色套印的《杜詩》，涿州盧紳所刻六色套印的《杜工部集》等等，都是色彩斑斓，異常精美，顯示了高超的雕版套色印刷水平。
活字印刷清代的活字印刷術有較大的發展。
活字有銅活字、木活字、泥活字等，在官私坊肆間以木活字最為通用。
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為選印世所罕見的一批書籍，四庫館副總裁金簡建議仿照元代王祯創造的木活字印書，經乾隆批準刻造，于次年刻成棗木活字25萬多個，并先後排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共138種，2300多卷。
這是我國曆史上用木活字印刷的規模最大的一次。
在“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出版過程中，選料造字，工藝完善，排印時，分工明确，程序嚴密，并總結出《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可以遵循，反映了木活字印刷技術的進步。
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五十七年，為滿足社會需要，由程偉元主持兩次以活字排印《紅樓夢》，世稱“程甲本”和“程乙本”。
這兩個木活字印本都很著名，是研究《紅樓夢》的寶貴資料。
木活字印刷延續了很長時間，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後，蘇州校經山房等還在以木活字出版書籍。
金屬活字的應用是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
元、明兩朝已有一些人試用錫、銅、鉛等金屬材料制成活字印書。
現存較早的清代銅活字印本是康熙二①楊家駱：《中國古今著作名數之統計》，載《新中華》（上海）1946年第4期。
十五年（1686）錢陸燦編選吹藜閣排印的《文苑英華律賦選》。
雍正四年至六年（1726&mdash1728），清内府用銅活字排印的著名的《古今圖書集成》，全書一萬卷，另目錄40卷，分裝525函，共5020冊，是曆史上用銅活字排印的最大的一部類書。
此外，廣東佛山唐氏書商曾用泥型鑄銅活字三副，共20餘萬字，于鹹豐年間（1851或1852年）印成《文獻通考》348卷①。
關于泥活字的使用情況北宋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以後泥活字的使用情況，現在還不十分清楚。
但直至清代還有人在研究和使用泥活字印刷，則是确定無疑的。
康熙五十八年（1719）山東泰安徐志定磁版印行張爾岐撰《周易說略》和《蒿庵閑話》，自稱“偶創磁刊，堅緻勝木”②。
有人認為所謂“磁版”使用的是泥活字上瓷釉後燒成的瓷活字，也可能是泥活字拼版後再上瓷釉燒成磁版，有人則認為磁版并非活字版，但無論如何，這是對印刷技術進行革新的一種嘗試。
道光十二年（1832），蘇州李瑤用膠泥活字排印了其所校補的《金石例四種》和溫睿臨《南疆繹史勘本》。
此外，在江蘇常州、無錫和江西宜黃也都有人從事過泥活字印刷。
安徽泾縣的翟金生，按照畢昇的方法花費30年時間，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制成泥活字十萬多個，分大、中、小、次小和最小五号，并試印成功自己的詩集，名為《泥闆試印初編》。
他把這套泥活字印本書稱為“泥鬥闆”、“澄泥闆”或“泥聚珍闆”。
此後他又用這套泥活字排印了《仙屏書屋初集》、《修業堂集》、《水東翟氏宗譜》等。
1814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馬來西亞開辦印刷所，聘請中國人蔡高、梁發等鑄造漢字鉛字，并印成《漢英字典》和《新約聖經》①，這是最早的鉛印中文書籍。
而中國本土鉛印書籍的出現，則是鴉片戰争以後的事情了。
①張秀民：《我國最早的金屬活字》，載1961年10月14日《光明日報》。
②泰安磁版張爾岐《周易說略》徐志定序。
<①錢存訓：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一分冊《紙和印刷》第170頁，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劉國鈞：《中國的印刷》第5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十一節瓷器生産規模和主要成就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國制瓷史上的黃金時代。
瓷都景德鎮成為全國制瓷業中心，窯戶達數千家，工匠有十萬多人，制瓷區域蜿蜒十餘裡，其規模是空前的。
制瓷業的成就也遠遠超過了明代。
康熙青花瓷為曆代青花瓷器之冠。
其制作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