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基本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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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志。
另外，還有專志，如山志、水志、湖志、堤志、水利志、鹽井鹽場志、宮殿志、寺觀志、祠宇志、陵墓志、名勝古迹志、風俗志，等等。
官修方志清代的方志，多系官修。
中央設有一統志館，總裁官一般系大學士兼任，第一部《大清一統志》于康熙二十四年開始修纂，至乾隆八年始成，三百四十卷，乾隆四十九年又奉敕修成第二部《大清一統志》，五百卷，道光二十二年再修成第三部《大清一統志》。
省府州縣廳志由地方官府主持，設立志書局，主要官員任總裁，聘請學者文人任總纂和纂修，如乾隆《盛京通志》一百二十卷，大學士阿桂等奉敕修。
乾隆《浙江通志》二百八十卷，大學士兼浙江巡撫稽曾筠、閩浙總督李衛為總裁官。
雍正《河南通志》八十卷，總裁為河東總督田文鏡、王士俊，編修孫灏為撰修，嘉慶《揚州府志》，主修是兩淮鹽政阿克當阿，狀元姚文田為主纂。
一些文人有志于修方志，如乾隆《無錫縣志》比較簡略，縣人秀才黃卬花了十六年，寫出十二卷《錫金識小錄》，作為縣志的補充。
書名“識小錄”，是因為私人寫的不能成為官定的志書，是野史，不能叫“無錫縣志”。
方志的體裁從一統志到縣志、鎮志，各有自己的體裁。
一統志彙載全國各地情況，以省和特别地區立卷，先京師，次直隸，然後分列各省。
各省通志多以府直隸州為單位，分述各項制度和人物傳記，也有以志傳為綱，下面分叙各府州縣之情。
各種方志大都沿用正史體例，采用志、傳、圖、表的表達方式，大都有疆域、建置沿革、形勢、風俗、城池、學校、戶口、田賦、稅課、職官、山川、古迹、橋梁、隄堰、陵墓、祠廟、寺觀、名宦、人物、流寓、烈女、仙釋、土産、公署、水利、鹽法、藝文、物産等等分類。
清代方志的繁富清代方志甚多，内容非常豐富，記載的範圍極廣，有自然現象、地面概貌、地下礦藏，有政權機構、社會組織，有軍政要員、文人學士、釋道隐逸，有賦稅徭役人丁田地，有生産關系社會關系和風土人情，可以說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事，包羅萬象，無所不有，因而為曆史學、地理學、經濟史、科技史、文學藝術史、地方史提供了多門類的詳細的廣泛的資料。
比如，大事記、武功、寇亂、堡塞、祥異、人物等門，保存了大量反封建、反侵略史料，光緒《廣州府志》及其所屬包括《佛山忠義鄉志》在内的州縣、鎮志，記述了廣東人民在鴉片戰争中奮起反抗英國殖民軍的事迹。
方志中有大量經濟史料，如山西等省方志中有煤，《新疆圖志》、《玉門縣志》有石油，四川方志有天然氣史料，十分豐富。
田賦、徭役、鹽法、戶口等門類，是極好的經濟史料。
乾隆《威遠縣志》卷四記錄田契房契至三十二頁之多。
水利門是很有價值的水利史料。
物産、人物門有大量關于中草藥及醫理、醫案、醫方和名醫高尚品德的記載。
方志中的地圖史料甚多，乾隆《浙江通志》有地圖一百五十一頁，光緒《繁峙縣志》有曆代疆圖邊關圖。
風俗門記述了各地時令節氣和人們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社交往來、宗教信仰、文化娛樂等風俗習慣，是其他文獻較少記載的珍貴史料。
第五節 清人邊疆史地書籍 邊疆史地，特别是西北、東北和西南史地，是清代興起的學科，成就很大。
所有著述，既與一般地方志有很多類似之處，也有不少差異，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方志。
由于清政府長期開疆拓地，版圖擴大，邊疆地區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隸屬關系不斷增強，邊疆少數民族同内地民族的聯系空前頻繁，漠西蒙古一度勢力十分強大，對清朝西北、北方地區帶來嚴重影響，俄國沙皇政府又猛烈向中國擴張，不斷蠶食我國北方、西北領土，故清政府非常重視邊疆史地的研究，主持撰修了一批邊疆史地著作。
在此影響下，一些學者從事元史的研究，撰寫了《元史氏族表》等書，也促進了西北史地學的形成。
清人邊疆史地著述清人記述清代曆史的邊疆史地著述，大緻有下列書籍：劉統勳等撰《西域圖志》五十二卷；祁韻士撰《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西陲要略》四卷，《萬裡行程記》四卷，《西域行程記》一卷；張穆《蒙古遊牧記》十六卷；松筠《西陲總統事略》十二卷；七十一《西域聞見錄》，八卷；王文錦《西域南八城紀要》一卷；關鳳樓《新疆大記》六卷；盛繩祖《衛藏圖志》五十卷；佚名《衛藏通志》十六卷；黃沛彪《西藏通考》八卷；佚名《西藏考》一卷；佚名《西藏志》，不分卷；王我師《藏爐述異記》一卷，《藏爐總記》一卷；何秋濤《朔方備乘》八十卷；嚴如煜《洋防輯要》二十四卷；林謙光《台灣紀略》一卷；盧坤等《廣東海防彙覽》四十二卷；圖理琛《異域記》二卷；還有胡建偉《澎湖紀略》十二卷等書。
《皇朝藩部要略》這些書中，以《皇朝藩部要略》等書影響更大。
其作者祁韻士，任翰林院編修，參加了乾隆帝敕令纂修十二卷《蒙古王公功績表傳》的工作。
他翻閱檔案、實錄及蒙古書籍，積累了大量資料，曆時八年，始完成《要略》。
此書十八卷，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喀爾喀部、漠西蒙古厄魯特部、回部、西藏五個要略，另有藩部世系表四卷，對各部與清朝中央政府的關系，如歸附、叛服、封爵等，以及該部的曆史，作了較好的說明，被學者李兆洛贊為：“如讀邃皇之書，睹鴻蒙開辟之規模焉，烏可不令承學之士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了然于天人之故哉。
”①①《養一齋文集》卷5《外藩蒙古要略序》。
《衛藏通志》《衛藏通志》，作者不詳，有人認為是乾隆末年赴藏督運糧草台站烏拉之欽差大臣工部尚書和琳。
卷首為禦制詩文，下分考證、疆域、山川、路程、喇嘛、寺廟、番目、兵制、鎮撫、錢法、貿易、條例、紀略、撫恤、部落、經典十六卷，引用了大量西藏藏文檔案、西藏各種舊志、乾隆時西征廓爾喀及安藏之各種公文、曆代碑文資料，叙述了漢唐以來西藏和中央政府的關系，着重記載了與清朝中央政府的關系，以及西藏社會的各種制度，生産、經濟、風俗，如駐藏大臣職權、駐藏官兵分布、藏中各部落名稱、山川形勢、金奔巴掣簽制度，蒙古人赴藏熬茶制度，達賴、班禅遣使入朝制度，藏民信仰及生活狀況，入藏道路，藏兵，等等，是一部關于西藏史地的重要書籍。
《朔方備乘》《朔方備乘》，作者何秋濤，原系刑部主事，正六品，“以俄羅斯與中國壤地連接，宜有專書資考鏡，始著《北徼彙編》六卷”，繼而擴充到八十卷①。
其中，卷首十二卷，錄上谕及欽定書籍有關文字，自撰六十八卷，為《聖武述略》、《北徼界碑考》、《北徼條約考》、《俄羅斯館考》、《雅克薩城考》、《漢魏北徼諸國傳》、《國朝北徼用兵将帥傳》、《俄羅斯互市始末》、《土爾扈特歸附始末》、《圖說》，等等，詳細記述了秦漢以來特别是清朝對東北、北方、西方邊疆的經營和治理，當地少數民族的情形及其與中央政府的關系，沙俄之情及中俄關系。
鹹豐帝奕詝贊揚何秋濤“通達時務，曉暢戎機”，其書“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勢，考據詳明”，将他升為從五品的員外郎。
《新疆識略》《新疆識略》，作者松筠，久任伊犁将軍，政績卓著。
此書卷首為清帝所寫平定準噶、大小和卓木之亂的詩文，十二卷卷目是新疆總圖、北路輿圖、南路輿圖、伊犁輿圖、官制兵額、屯務、營務、庫儲、财賦、廠務、邊衛、外裔。
道光帝旻甯對此書叙述“山河之襟帶，城郭之控制，兵食财富之儲備，田野畜牧之繁滋”，表示滿意，此書确實提供了詳細的清代新疆地理和社會經濟資料。
這些著作，為研究清代民族史、民族關系史、中央與邊疆少數民族地方政權關系史、邊疆地方史，彙集了豐富材料，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①《清史稿》卷485《何秋濤傳》。
第六節 文集 清人文集，大體上可分為别集和總集兩類，但具體名目不一，或稱集、文集，或稱别集、全集，或稱稿、文稿、剩稿、類稿、未定稿，或叫文存、文鈔，或名遺書、遺集，有的更采用其他書名，如包世臣的《安吳四種》，形式上看不出它的性質，實即文集。
清人文集的題名，或用作者的别号、官名、谥号，或以其故裡命名，或因特點題寫。
别集系個人著述彙編，總集系彙輯多人的文章。
清人文集數量極大，僅《清史稿》的《藝文志》和《清史稿藝文補編》，就著錄了總集書目八百五十七部，别集書目五千四百三十二部；因總集中包括了清人編輯的前人文集，扣除之後，清人文集也在五千部以上。
但此數很不準确，不少文集未收錄入《清史稿》。
據近人柯愈春研究獲悉，清人文集目前存放于各大圖書館的約有一萬三千種。
文集之多，即意味着作者衆多，而且成員也很廣泛，上自天子，以及八旗王公貴族、文武大臣，下及舉人秀才一般文人，多有著述。
康熙帝玄烨有《禦制文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避暑山莊詩》二卷。
雍正帝胤禛有《禦制文集》三十卷、《悅心集》二卷。
以後仁宗、宣宗、文宗、穆宗皆有文集，而以高宗弘曆最多。
乾隆帝弘曆有《禦制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四卷、三集十六卷、《禦制詩初集》四十八卷、二集一百卷、三集一百一十二卷、四集一百一十二卷、五集一百卷、《禦制樂善堂文集》三十卷、《餘集》二十卷、《全史詩》二冊、《全韻詩》二冊、《拟白居易樂府》四冊、《圓明園詩》不分卷。
八旗王公大臣多有著述。
勤郡王蘊端著有《玉池生稿》，安郡王瑪爾渾撰《宸萼集》、《敦和堂集》，果親王允禮有《春和堂集》、《靜遠齋集》，果郡王弘瞻著《鳴盛集》，和親王弘晝有《稽古齋全集》，怡親王允祥撰《明善堂詩集》。
大學士、三等伯鄂爾泰有《文蔚堂詩集》八卷、《西林遺稿》六卷，大學士尹繼善著《尹文端公詩集》十卷，大學士明珠之子納蘭性德著《通志堂集》十八卷，協辦大學士、尚書阿克敦有《德蔭堂集》。
文集體例各有不同。
孫奇逢之十六卷《夏峰集》，卷一、卷二為語錄，卷三是記、論、說、辨、議，卷四、五系序、跋，卷六、七為書，卷八、九、十是傳、志、行述，卷十一雜著，卷十二贊、銘、雜文，卷十三、十四詩，卷十五、十六為補遺。
傅山的四十卷《霜紅龛集》，一至十四卷為賦、詩，十五至二十六卷是傳、叙、題跋、墓銘、碑、記、書劄、家訓、雜文，卷二十七至三十系雜著，卷三十一至三十五為讀經史子，卷三十六為雜記。
魏象樞之十卷《寒松堂集》，前四卷為奏疏，卷五是書序、傳記，卷六、七為書簡，卷八系碑志、表狀、祭文，卷九雜著，卷十庸言。
數逾萬種的文集，各有偏重，體裁不盡相同，有的奏議為主，有的偏于傳記，也有的重在學術研究，但大體上包括了以下十種文體：奏疏、頌賦、論說、序跋、記、書啟、傳記、詩詞、家訓、家傳、雜著。
另外，還有表，謝恩表、朝賀表、策問、策論、拟诏、文告、贊、銘、箴、詳谘、批詳、示檄，等等。
文集因其作者衆多，成員廣泛，題材多樣，數量龐大，包羅萬象，故而史料價值甚大。
歸納起來，文集之作用大概有三個大方面，一是文集提供了清代政治、軍事、經濟等等各方面的大量的、詳細的、珍貴資料，二系今人可以利用文集作者關于前代前人的研究成果，三為便利今人研究清代學術思想史。
以乾隆皇帝弘曆的禦制詩文集為例，雖然不少詩文是逢場作戲或敷衍成篇，但也有許多文章詩詞包含了相當豐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義，或論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見，或臧否人物評論史事，或嘉獎賢臣名士，促進臣僚效忠朝廷，争取漢族名流學者，為了解當時社會及乾隆帝本人，提供了大量珍貴史料。
其乾隆五十八年所寫《禦制喇嘛說》，簡述了佛教傳入西藏之沿革，論證了活佛轉世純系迷信，闡明了清為安蒙古而承認其轉世之舊俗，并非谄敬番僧，講清了興黃教以安蒙古之基本政策，姑引一段如下：“喇嘛又稱黃教，蓋自西番高僧怕克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師、國師者皆有之。
我朝惟康熙年間始封一章嘉國師，相襲至今，其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之号，不過沿元、明之舊，換其襲敕耳。
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以安衆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再看其乾隆五十七年《重華宮茶宴聯句詩》之自注：“戶部總冊奏，上年各省實征歲入銀四千三百五十九萬餘，内俸薪、兵饷、驿站等費出銀三千一百七十七萬餘兩，餘銀一千八十一萬餘兩。
”這為研究清朝财政，提供了極好的具體數字材料，十分有用。
藍鼎元之《鹿州初集》載其于雍正二年所寫的《論邊省苗蠻事宜書》，揭露了土司制度的野蠻，要求将西南土司改土歸流。
其文說：“愚聞黔省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
土民歲輸土徭，較漢民丁糧多加十倍。
土司一日為子娶婦，則土民三載不敢婚姻。
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縛而殺之，其被殺者之族，尚當斂銀以奉土司，六十兩、四十兩不等，最下亦二十四兩，名曰玷刀銀。
種種朘削，無可告訴。
”土民對土司“無官民之禮，而有萬世奴仆之勢，子女财帛總非本人所自有”。
這為了解雍正帝之決心大規模地在雲貴五省改土歸流，提供了很好的資料。
雍正帝于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谕四川、陝西、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各省督撫提鎮：“朕聞各處土司，鮮知法紀，所屬土民，每年科派，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馬，奪其子女，生殺任情，土民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
”①此谕與藍鼎元之書，顯然可以互為印證。
藍之《鹿州全集》，收有其任普甯縣令、兼攝潮陽縣令時判案的文書，名為《鹿州公案》，是了解地①《上谕内閣》，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谕。
方刑政的典型資料。
他還在《鹿州初集》卷三《論江南應分州縣書》，談到江南應多分州縣之事。
他說：蘇、松、常、太三府一州，每年賦稅正額三百五十五萬兩，其中一個縣的正稅額比邊疆一個省還多，賦多事繁，州縣官忙不過來，民便逋賦，官員因而收不足稅，緻遭處罰，應把縣化小，使官員易辦好事。
不久，兩江總督查弼納奏請在江南分置州縣，因“額征賦稅，款項繁多，獄訟刑名，案牍紛織，為牧令者，即有肆應之才，亦難治理”②。
可見《鹿州全集》，為了解江南分設州縣，提供了重要材料。
藍鼎元還著有《平台紀略》一卷、《東征集》六卷，詳述康熙六十年清軍鎮壓台灣朱一貴起義及當時台灣情形。
一部文集就可以反映許多方面的重要問題。
曆任安徽巡撫、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的陶澍，對多年以來困擾官民的兩淮鹽法和漕運之弊政，作了大膽的改革，成效很大。
陶澎辦理此事的有關奏疏，分别收在其《陶文毅公全集》的《漕務》、《海運》、《鹽法》卷中，提供了這一改革的大量第一手資料。
文集中有大量的傳記。
任至侍郎的方苞，在其《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八《傳》、卷十、十一《墓志銘》、卷十二《墓表》集外文卷七和集外文補遺中，為張廷玉、楊名時、湯斌、法海、蔡世遠等大學士、尚書、侍郎、總督、巡撫，為梅文鼎等學者，為一般的文人、中下級官員、命婦、仆婦、貞女、僧道仆役等一百餘人寫了傳。
袁枚的《小倉山房文集》中更為王掞、鄂爾泰、張廷玉、史贻直、孫嘉淦、嶽鐘琪等大批文武大臣作傳寫銘。
文集的傳記文，書寫的人物，官民釋道，三教九流，應有盡有，從其生平言行，可以了解社會各個方面的情形，如文官之施政，武将的軍功，學者的著述，地主商人的經營，婦女生活，僧道情趣，名人事迹，等等，很有史料價值。
文集中反映經濟的史料很多。
包世臣之《安吳四種》，詳述農業生産與農民生活問題，還對當時出現的人多地少缺糧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張海珊的《小安樂窩文集》，總結了農業生産的某些經驗，如《講糞》篇講施肥的作用、糞的種類、蓄糞方法、運糞工具、施糞辦法。
《積谷會議》、《甲子救荒私議》兩篇，講備荒救荒。
他談到緻荒之因時說：“今蘇松土狹人稠，一夫耕不能十畝，又大抵分佃豪戶之田，一家八口，除納豪戶租，僅得半，他無所資焉，于是下戶困。
困則不能不抗租，而豪戶下以佃戶抗租無米之田，上供國家之賦，于是上戶亦困。
而諸無田不耕之人，又無慮十人而六七。
荒形甫見，則徒手待哺之民遍郊野。
” 總的來看，上萬種文集，為研究清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學術、民族等等方面，提供了大量詳細、具體、生動、可靠的好材料，必須認真閱讀。
②《清世宗實錄》卷24，頁5。
第七節 筆記 筆記是作者随筆記錄當時見聞，閱讀古今圖書、鑒賞文物的心得，随筆撰寫帶有虛構性的人物故事。
它具有兩大特點，一系内容廣泛，涉及當時和曆史上社會的各個方面，如典章制度、政治事件、重要政策、内外戰争、經濟情形、天文地理、文物典籍、金石書畫、詩詞歌賦、人物轶事、少數民族、社會異聞、風俗民情、他國知識，等等。
二是不拘形式，随筆所記，雜亂無章。
筆記有多種名稱，如筆談、随筆、雜錄、叢談、叢話、随錄、随鈔、雜識、雜記、雜筆、雜著、雜憶、劄記、叢錄、瑣言、瑣談、見聞錄、記聞、舊聞、新語、客話、紀聞、偶談、新語、述聞，等等。
清代是筆記集大成的時代，内容充實，形式多樣，多達數百種。
比較有名質量較好的清人筆記，有《廣東新語》、《浪迹叢談》、《履園叢話》、《嘯亭雜錄》等數十種。
《廣東新語》《廣東新語》，二十八卷，廣東人屈大均著，以所叙的事物性質分類，每卷述事物一類，共分天、地、山、水、石、神、人、女、事、學、文、詩、藝、食、貨、器、官、舟、墳、禽、獸、鱗、介、蟲、木、香、草、怪二十八卷，凡廣東之天文地理、經濟物産、人物風俗，無所不包。
屈大均生于明末，卒于康熙中，明生員，時以反清複明為念，痛百姓遭受戰亂流離失所，故本書着重于經濟效果與民生的關系，如實反映當時社會情況，揭露封建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暴政，記述特産民俗，資料豐富。
如對廣東沙田、洋田、坑田、萍田、旱田、堿田、潮田等各種田土的形成、生産與占有狀況及其主佃關系，對清初遷海之情，皆有詳細記述。
其言遷海：康熙元年首下遷海之令，居民“棄資攜累，倉卒奔脫，野處露栖，死之載道者以數千萬計”。
第二年再遷，三年又遷，民人飄零日久，養生無計，“鬥粟一兒，百錢一女”，“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數十萬計”。
民有誤出界牆而死者，“又不知幾何萬矣”。
實系難得之史料。
《池北偶談》《池北偶談》，作者王士禛，進士出身，康熙時以“詩文皆優”為聖祖玄烨賞識和提拔，擢用至左都禦史、刑部尚書，著述甚多，僅刊行者即有三十六種二百七十卷，其詩詞造詣尤深，“詩格風流，吐辭清雅，倡為神韻之說”，“主持風雅近五十年”。
《池北偶談》分為“談故”等四類二十六卷。
“談故”四卷，記叙清代的典章、科甲制度，以及衣冠勝事，間及古詩；“談獻”六卷，主要記述明中葉以後至清初名臣、畸人、烈女等事；“談藝”九卷，評論詩文，采撷佳句；“談異”七卷，記述神怪傳聞故事。
它是一部很有價值的筆記。
比如，“談故”中“八旗開科”、“台灣開科”、“滿洲鄉試”等
另外，還有專志，如山志、水志、湖志、堤志、水利志、鹽井鹽場志、宮殿志、寺觀志、祠宇志、陵墓志、名勝古迹志、風俗志，等等。
官修方志清代的方志，多系官修。
中央設有一統志館，總裁官一般系大學士兼任，第一部《大清一統志》于康熙二十四年開始修纂，至乾隆八年始成，三百四十卷，乾隆四十九年又奉敕修成第二部《大清一統志》，五百卷，道光二十二年再修成第三部《大清一統志》。
省府州縣廳志由地方官府主持，設立志書局，主要官員任總裁，聘請學者文人任總纂和纂修，如乾隆《盛京通志》一百二十卷，大學士阿桂等奉敕修。
乾隆《浙江通志》二百八十卷，大學士兼浙江巡撫稽曾筠、閩浙總督李衛為總裁官。
雍正《河南通志》八十卷，總裁為河東總督田文鏡、王士俊，編修孫灏為撰修，嘉慶《揚州府志》，主修是兩淮鹽政阿克當阿，狀元姚文田為主纂。
一些文人有志于修方志，如乾隆《無錫縣志》比較簡略，縣人秀才黃卬花了十六年，寫出十二卷《錫金識小錄》，作為縣志的補充。
書名“識小錄”，是因為私人寫的不能成為官定的志書，是野史，不能叫“無錫縣志”。
方志的體裁從一統志到縣志、鎮志，各有自己的體裁。
一統志彙載全國各地情況，以省和特别地區立卷，先京師，次直隸，然後分列各省。
各省通志多以府直隸州為單位，分述各項制度和人物傳記，也有以志傳為綱，下面分叙各府州縣之情。
各種方志大都沿用正史體例，采用志、傳、圖、表的表達方式，大都有疆域、建置沿革、形勢、風俗、城池、學校、戶口、田賦、稅課、職官、山川、古迹、橋梁、隄堰、陵墓、祠廟、寺觀、名宦、人物、流寓、烈女、仙釋、土産、公署、水利、鹽法、藝文、物産等等分類。
清代方志的繁富清代方志甚多，内容非常豐富，記載的範圍極廣，有自然現象、地面概貌、地下礦藏，有政權機構、社會組織，有軍政要員、文人學士、釋道隐逸，有賦稅徭役人丁田地，有生産關系社會關系和風土人情，可以說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事，包羅萬象，無所不有，因而為曆史學、地理學、經濟史、科技史、文學藝術史、地方史提供了多門類的詳細的廣泛的資料。
比如，大事記、武功、寇亂、堡塞、祥異、人物等門，保存了大量反封建、反侵略史料，光緒《廣州府志》及其所屬包括《佛山忠義鄉志》在内的州縣、鎮志，記述了廣東人民在鴉片戰争中奮起反抗英國殖民軍的事迹。
方志中有大量經濟史料，如山西等省方志中有煤，《新疆圖志》、《玉門縣志》有石油，四川方志有天然氣史料，十分豐富。
田賦、徭役、鹽法、戶口等門類，是極好的經濟史料。
乾隆《威遠縣志》卷四記錄田契房契至三十二頁之多。
水利門是很有價值的水利史料。
物産、人物門有大量關于中草藥及醫理、醫案、醫方和名醫高尚品德的記載。
方志中的地圖史料甚多，乾隆《浙江通志》有地圖一百五十一頁，光緒《繁峙縣志》有曆代疆圖邊關圖。
風俗門記述了各地時令節氣和人們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社交往來、宗教信仰、文化娛樂等風俗習慣，是其他文獻較少記載的珍貴史料。
第五節 清人邊疆史地書籍 邊疆史地，特别是西北、東北和西南史地，是清代興起的學科，成就很大。
所有著述，既與一般地方志有很多類似之處，也有不少差異，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方志。
由于清政府長期開疆拓地，版圖擴大，邊疆地區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隸屬關系不斷增強，邊疆少數民族同内地民族的聯系空前頻繁，漠西蒙古一度勢力十分強大，對清朝西北、北方地區帶來嚴重影響，俄國沙皇政府又猛烈向中國擴張，不斷蠶食我國北方、西北領土，故清政府非常重視邊疆史地的研究，主持撰修了一批邊疆史地著作。
在此影響下，一些學者從事元史的研究，撰寫了《元史氏族表》等書，也促進了西北史地學的形成。
清人邊疆史地著述清人記述清代曆史的邊疆史地著述，大緻有下列書籍：劉統勳等撰《西域圖志》五十二卷；祁韻士撰《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西陲要略》四卷，《萬裡行程記》四卷，《西域行程記》一卷；張穆《蒙古遊牧記》十六卷；松筠《西陲總統事略》十二卷；七十一《西域聞見錄》，八卷；王文錦《西域南八城紀要》一卷；關鳳樓《新疆大記》六卷；盛繩祖《衛藏圖志》五十卷；佚名《衛藏通志》十六卷；黃沛彪《西藏通考》八卷；佚名《西藏考》一卷；佚名《西藏志》，不分卷；王我師《藏爐述異記》一卷，《藏爐總記》一卷；何秋濤《朔方備乘》八十卷；嚴如煜《洋防輯要》二十四卷；林謙光《台灣紀略》一卷；盧坤等《廣東海防彙覽》四十二卷；圖理琛《異域記》二卷；還有胡建偉《澎湖紀略》十二卷等書。
《皇朝藩部要略》這些書中，以《皇朝藩部要略》等書影響更大。
其作者祁韻士，任翰林院編修，參加了乾隆帝敕令纂修十二卷《蒙古王公功績表傳》的工作。
他翻閱檔案、實錄及蒙古書籍，積累了大量資料，曆時八年，始完成《要略》。
此書十八卷，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喀爾喀部、漠西蒙古厄魯特部、回部、西藏五個要略，另有藩部世系表四卷，對各部與清朝中央政府的關系，如歸附、叛服、封爵等，以及該部的曆史，作了較好的說明，被學者李兆洛贊為：“如讀邃皇之書，睹鴻蒙開辟之規模焉，烏可不令承學之士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了然于天人之故哉。
”①①《養一齋文集》卷5《外藩蒙古要略序》。
《衛藏通志》《衛藏通志》，作者不詳，有人認為是乾隆末年赴藏督運糧草台站烏拉之欽差大臣工部尚書和琳。
卷首為禦制詩文，下分考證、疆域、山川、路程、喇嘛、寺廟、番目、兵制、鎮撫、錢法、貿易、條例、紀略、撫恤、部落、經典十六卷，引用了大量西藏藏文檔案、西藏各種舊志、乾隆時西征廓爾喀及安藏之各種公文、曆代碑文資料，叙述了漢唐以來西藏和中央政府的關系，着重記載了與清朝中央政府的關系，以及西藏社會的各種制度，生産、經濟、風俗，如駐藏大臣職權、駐藏官兵分布、藏中各部落名稱、山川形勢、金奔巴掣簽制度，蒙古人赴藏熬茶制度，達賴、班禅遣使入朝制度，藏民信仰及生活狀況，入藏道路，藏兵，等等，是一部關于西藏史地的重要書籍。
《朔方備乘》《朔方備乘》，作者何秋濤，原系刑部主事，正六品，“以俄羅斯與中國壤地連接，宜有專書資考鏡，始著《北徼彙編》六卷”，繼而擴充到八十卷①。
其中，卷首十二卷，錄上谕及欽定書籍有關文字，自撰六十八卷，為《聖武述略》、《北徼界碑考》、《北徼條約考》、《俄羅斯館考》、《雅克薩城考》、《漢魏北徼諸國傳》、《國朝北徼用兵将帥傳》、《俄羅斯互市始末》、《土爾扈特歸附始末》、《圖說》，等等，詳細記述了秦漢以來特别是清朝對東北、北方、西方邊疆的經營和治理，當地少數民族的情形及其與中央政府的關系，沙俄之情及中俄關系。
鹹豐帝奕詝贊揚何秋濤“通達時務，曉暢戎機”，其書“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勢，考據詳明”，将他升為從五品的員外郎。
《新疆識略》《新疆識略》，作者松筠，久任伊犁将軍，政績卓著。
此書卷首為清帝所寫平定準噶、大小和卓木之亂的詩文，十二卷卷目是新疆總圖、北路輿圖、南路輿圖、伊犁輿圖、官制兵額、屯務、營務、庫儲、财賦、廠務、邊衛、外裔。
道光帝旻甯對此書叙述“山河之襟帶，城郭之控制，兵食财富之儲備，田野畜牧之繁滋”，表示滿意，此書确實提供了詳細的清代新疆地理和社會經濟資料。
這些著作，為研究清代民族史、民族關系史、中央與邊疆少數民族地方政權關系史、邊疆地方史，彙集了豐富材料，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①《清史稿》卷485《何秋濤傳》。
第六節 文集 清人文集，大體上可分為别集和總集兩類，但具體名目不一，或稱集、文集，或稱别集、全集，或稱稿、文稿、剩稿、類稿、未定稿，或叫文存、文鈔，或名遺書、遺集，有的更采用其他書名，如包世臣的《安吳四種》，形式上看不出它的性質，實即文集。
清人文集的題名，或用作者的别号、官名、谥号，或以其故裡命名，或因特點題寫。
别集系個人著述彙編，總集系彙輯多人的文章。
清人文集數量極大，僅《清史稿》的《藝文志》和《清史稿藝文補編》，就著錄了總集書目八百五十七部，别集書目五千四百三十二部；因總集中包括了清人編輯的前人文集，扣除之後，清人文集也在五千部以上。
但此數很不準确，不少文集未收錄入《清史稿》。
據近人柯愈春研究獲悉，清人文集目前存放于各大圖書館的約有一萬三千種。
文集之多，即意味着作者衆多，而且成員也很廣泛，上自天子，以及八旗王公貴族、文武大臣，下及舉人秀才一般文人，多有著述。
康熙帝玄烨有《禦制文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避暑山莊詩》二卷。
雍正帝胤禛有《禦制文集》三十卷、《悅心集》二卷。
以後仁宗、宣宗、文宗、穆宗皆有文集，而以高宗弘曆最多。
乾隆帝弘曆有《禦制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四卷、三集十六卷、《禦制詩初集》四十八卷、二集一百卷、三集一百一十二卷、四集一百一十二卷、五集一百卷、《禦制樂善堂文集》三十卷、《餘集》二十卷、《全史詩》二冊、《全韻詩》二冊、《拟白居易樂府》四冊、《圓明園詩》不分卷。
八旗王公大臣多有著述。
勤郡王蘊端著有《玉池生稿》，安郡王瑪爾渾撰《宸萼集》、《敦和堂集》，果親王允禮有《春和堂集》、《靜遠齋集》，果郡王弘瞻著《鳴盛集》，和親王弘晝有《稽古齋全集》，怡親王允祥撰《明善堂詩集》。
大學士、三等伯鄂爾泰有《文蔚堂詩集》八卷、《西林遺稿》六卷，大學士尹繼善著《尹文端公詩集》十卷，大學士明珠之子納蘭性德著《通志堂集》十八卷，協辦大學士、尚書阿克敦有《德蔭堂集》。
文集體例各有不同。
孫奇逢之十六卷《夏峰集》，卷一、卷二為語錄，卷三是記、論、說、辨、議，卷四、五系序、跋，卷六、七為書，卷八、九、十是傳、志、行述，卷十一雜著，卷十二贊、銘、雜文，卷十三、十四詩，卷十五、十六為補遺。
傅山的四十卷《霜紅龛集》，一至十四卷為賦、詩，十五至二十六卷是傳、叙、題跋、墓銘、碑、記、書劄、家訓、雜文，卷二十七至三十系雜著，卷三十一至三十五為讀經史子，卷三十六為雜記。
魏象樞之十卷《寒松堂集》，前四卷為奏疏，卷五是書序、傳記，卷六、七為書簡，卷八系碑志、表狀、祭文，卷九雜著，卷十庸言。
數逾萬種的文集，各有偏重，體裁不盡相同，有的奏議為主，有的偏于傳記，也有的重在學術研究，但大體上包括了以下十種文體：奏疏、頌賦、論說、序跋、記、書啟、傳記、詩詞、家訓、家傳、雜著。
另外，還有表，謝恩表、朝賀表、策問、策論、拟诏、文告、贊、銘、箴、詳谘、批詳、示檄，等等。
文集因其作者衆多，成員廣泛，題材多樣，數量龐大，包羅萬象，故而史料價值甚大。
歸納起來，文集之作用大概有三個大方面，一是文集提供了清代政治、軍事、經濟等等各方面的大量的、詳細的、珍貴資料，二系今人可以利用文集作者關于前代前人的研究成果，三為便利今人研究清代學術思想史。
以乾隆皇帝弘曆的禦制詩文集為例，雖然不少詩文是逢場作戲或敷衍成篇，但也有許多文章詩詞包含了相當豐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義，或論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見，或臧否人物評論史事，或嘉獎賢臣名士，促進臣僚效忠朝廷，争取漢族名流學者，為了解當時社會及乾隆帝本人，提供了大量珍貴史料。
其乾隆五十八年所寫《禦制喇嘛說》，簡述了佛教傳入西藏之沿革，論證了活佛轉世純系迷信，闡明了清為安蒙古而承認其轉世之舊俗，并非谄敬番僧，講清了興黃教以安蒙古之基本政策，姑引一段如下：“喇嘛又稱黃教，蓋自西番高僧怕克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師、國師者皆有之。
我朝惟康熙年間始封一章嘉國師，相襲至今，其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之号，不過沿元、明之舊，換其襲敕耳。
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以安衆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再看其乾隆五十七年《重華宮茶宴聯句詩》之自注：“戶部總冊奏，上年各省實征歲入銀四千三百五十九萬餘，内俸薪、兵饷、驿站等費出銀三千一百七十七萬餘兩，餘銀一千八十一萬餘兩。
”這為研究清朝财政，提供了極好的具體數字材料，十分有用。
藍鼎元之《鹿州初集》載其于雍正二年所寫的《論邊省苗蠻事宜書》，揭露了土司制度的野蠻，要求将西南土司改土歸流。
其文說：“愚聞黔省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
土民歲輸土徭，較漢民丁糧多加十倍。
土司一日為子娶婦，則土民三載不敢婚姻。
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縛而殺之，其被殺者之族，尚當斂銀以奉土司，六十兩、四十兩不等，最下亦二十四兩，名曰玷刀銀。
種種朘削，無可告訴。
”土民對土司“無官民之禮，而有萬世奴仆之勢，子女财帛總非本人所自有”。
這為了解雍正帝之決心大規模地在雲貴五省改土歸流，提供了很好的資料。
雍正帝于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谕四川、陝西、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各省督撫提鎮：“朕聞各處土司，鮮知法紀，所屬土民，每年科派，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馬，奪其子女，生殺任情，土民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
”①此谕與藍鼎元之書，顯然可以互為印證。
藍之《鹿州全集》，收有其任普甯縣令、兼攝潮陽縣令時判案的文書，名為《鹿州公案》，是了解地①《上谕内閣》，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谕。
方刑政的典型資料。
他還在《鹿州初集》卷三《論江南應分州縣書》，談到江南應多分州縣之事。
他說：蘇、松、常、太三府一州，每年賦稅正額三百五十五萬兩，其中一個縣的正稅額比邊疆一個省還多，賦多事繁，州縣官忙不過來，民便逋賦，官員因而收不足稅，緻遭處罰，應把縣化小，使官員易辦好事。
不久，兩江總督查弼納奏請在江南分置州縣，因“額征賦稅，款項繁多，獄訟刑名，案牍紛織，為牧令者，即有肆應之才，亦難治理”②。
可見《鹿州全集》，為了解江南分設州縣，提供了重要材料。
藍鼎元還著有《平台紀略》一卷、《東征集》六卷，詳述康熙六十年清軍鎮壓台灣朱一貴起義及當時台灣情形。
一部文集就可以反映許多方面的重要問題。
曆任安徽巡撫、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的陶澍，對多年以來困擾官民的兩淮鹽法和漕運之弊政，作了大膽的改革，成效很大。
陶澎辦理此事的有關奏疏，分别收在其《陶文毅公全集》的《漕務》、《海運》、《鹽法》卷中，提供了這一改革的大量第一手資料。
文集中有大量的傳記。
任至侍郎的方苞，在其《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八《傳》、卷十、十一《墓志銘》、卷十二《墓表》集外文卷七和集外文補遺中，為張廷玉、楊名時、湯斌、法海、蔡世遠等大學士、尚書、侍郎、總督、巡撫，為梅文鼎等學者，為一般的文人、中下級官員、命婦、仆婦、貞女、僧道仆役等一百餘人寫了傳。
袁枚的《小倉山房文集》中更為王掞、鄂爾泰、張廷玉、史贻直、孫嘉淦、嶽鐘琪等大批文武大臣作傳寫銘。
文集的傳記文，書寫的人物，官民釋道，三教九流，應有盡有，從其生平言行，可以了解社會各個方面的情形，如文官之施政，武将的軍功，學者的著述，地主商人的經營，婦女生活，僧道情趣，名人事迹，等等，很有史料價值。
文集中反映經濟的史料很多。
包世臣之《安吳四種》，詳述農業生産與農民生活問題，還對當時出現的人多地少缺糧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張海珊的《小安樂窩文集》，總結了農業生産的某些經驗，如《講糞》篇講施肥的作用、糞的種類、蓄糞方法、運糞工具、施糞辦法。
《積谷會議》、《甲子救荒私議》兩篇，講備荒救荒。
他談到緻荒之因時說：“今蘇松土狹人稠，一夫耕不能十畝，又大抵分佃豪戶之田，一家八口，除納豪戶租，僅得半，他無所資焉，于是下戶困。
困則不能不抗租，而豪戶下以佃戶抗租無米之田，上供國家之賦，于是上戶亦困。
而諸無田不耕之人，又無慮十人而六七。
荒形甫見，則徒手待哺之民遍郊野。
” 總的來看，上萬種文集，為研究清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學術、民族等等方面，提供了大量詳細、具體、生動、可靠的好材料，必須認真閱讀。
②《清世宗實錄》卷24，頁5。
第七節 筆記 筆記是作者随筆記錄當時見聞，閱讀古今圖書、鑒賞文物的心得，随筆撰寫帶有虛構性的人物故事。
它具有兩大特點，一系内容廣泛，涉及當時和曆史上社會的各個方面，如典章制度、政治事件、重要政策、内外戰争、經濟情形、天文地理、文物典籍、金石書畫、詩詞歌賦、人物轶事、少數民族、社會異聞、風俗民情、他國知識，等等。
二是不拘形式，随筆所記，雜亂無章。
筆記有多種名稱，如筆談、随筆、雜錄、叢談、叢話、随錄、随鈔、雜識、雜記、雜筆、雜著、雜憶、劄記、叢錄、瑣言、瑣談、見聞錄、記聞、舊聞、新語、客話、紀聞、偶談、新語、述聞，等等。
清代是筆記集大成的時代，内容充實，形式多樣，多達數百種。
比較有名質量較好的清人筆記，有《廣東新語》、《浪迹叢談》、《履園叢話》、《嘯亭雜錄》等數十種。
《廣東新語》《廣東新語》，二十八卷，廣東人屈大均著，以所叙的事物性質分類，每卷述事物一類，共分天、地、山、水、石、神、人、女、事、學、文、詩、藝、食、貨、器、官、舟、墳、禽、獸、鱗、介、蟲、木、香、草、怪二十八卷，凡廣東之天文地理、經濟物産、人物風俗，無所不包。
屈大均生于明末，卒于康熙中，明生員，時以反清複明為念，痛百姓遭受戰亂流離失所，故本書着重于經濟效果與民生的關系，如實反映當時社會情況，揭露封建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暴政，記述特産民俗，資料豐富。
如對廣東沙田、洋田、坑田、萍田、旱田、堿田、潮田等各種田土的形成、生産與占有狀況及其主佃關系，對清初遷海之情，皆有詳細記述。
其言遷海：康熙元年首下遷海之令，居民“棄資攜累，倉卒奔脫，野處露栖，死之載道者以數千萬計”。
第二年再遷，三年又遷，民人飄零日久，養生無計，“鬥粟一兒，百錢一女”，“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數十萬計”。
民有誤出界牆而死者，“又不知幾何萬矣”。
實系難得之史料。
《池北偶談》《池北偶談》，作者王士禛，進士出身，康熙時以“詩文皆優”為聖祖玄烨賞識和提拔，擢用至左都禦史、刑部尚書，著述甚多，僅刊行者即有三十六種二百七十卷，其詩詞造詣尤深，“詩格風流，吐辭清雅，倡為神韻之說”，“主持風雅近五十年”。
《池北偶談》分為“談故”等四類二十六卷。
“談故”四卷，記叙清代的典章、科甲制度，以及衣冠勝事，間及古詩；“談獻”六卷，主要記述明中葉以後至清初名臣、畸人、烈女等事；“談藝”九卷，評論詩文，采撷佳句；“談異”七卷，記述神怪傳聞故事。
它是一部很有價值的筆記。
比如，“談故”中“八旗開科”、“台灣開科”、“滿洲鄉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