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救亡運動的維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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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告訴我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

    ”維新運動就是這樣一個可歌可泣的運動。

     針對着十九世紀末葉嚴重的民族危機,維新運動是首先作為一個愛國運動而提出的。

    從七八十年代開始,中國就四面受敵,特别從一八八五年我們鄰邦越南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之後,許多人都感到中國如不急速改變,就要有亡國的危險。

    孫中山在當時已經認為清朝不可救藥而抱着推翻它的統治的見解。

    差不多同時,康有為在一八八八年第一次上書就大呼“國勢危蹙,祖陵奇變,請下诏罪己,及時圖治”,已經是主張變法救亡了。

    當然康有為所謂“救亡”,實際上混淆了兩種意義,一個意義是救中國之亡,另一意義是救封建統治之亡。

    從後一個意義說,他每次上書都強調指出當時人民革命形勢的可怕,而主張用改良主義的方法,加以抵制,這顯然是反動的。

    但他的變法主張,主要的還是為了救中國之亡。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這裡應該讨論一下這一時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升降情況及其相互關系。

    中法戰争後,階級矛盾确實是在逐漸上升,從九十年代開始,會黨活動頻繁,革命形勢逐漸發展。

    經過中日戰争,直到義和團運動爆發,階級矛盾才算達到了高峰。

    但與此同時,中法戰争後,列強環伺中國,英國侵略西藏,葡萄牙進一步侵占澳門等等,嚴重的民族危機正在發展。

    總的看來,應該說在這時期民族矛盾比階級矛盾是更重要的。

    特别是把我們國内社會經濟加速半殖民地化和我們鄰邦朝鮮所遭受的嚴重威脅聯系起來看,就會更清楚些。

    在這時期民族危機也影響着革命形勢,國内階級鬥争已經開始以反侵略的口号進行。

    一八九一年震驚資本主義侵略者的長江一帶反教會的鬥争,實際上也就是會黨領導的群衆反對封建統治的鬥争。

    此外,從世界大局看來,一八八四年到一九〇〇年,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猖狂地重新分割全世界的時期。

    因此在階級鬥争和民族矛盾的相互關系上,民族矛盾占着首先重要的地位。

    這樣看來,康有為在一八八八年對于形勢的估計,不是過慮,因而在當時他已經以救亡為目的提出變法的要求也是很自然的。

     救亡是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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