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最後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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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察區各地撤退，僅留下“滿洲國”（日本在東三省新設之傀儡國，以廢帝溥儀為執政，年号“大同”）軍隊駐守。
馮氏乘勢揮全軍發動攻勢，驅去孱弱之守軍。
七月中旬，下多倫，由是克複察北。
捷報傳遍全國，人心興奮，馮氏之聲譽大振。
此舉與中央政策益有徑庭。
然在事實上，中央調兵進攻已無可能，而在精神上，尤感困難，蓋對方以“抗日救國”為口号，若公然攻之當有所顧忌，亦頗難自解。
由是，僵局形成。
同時，日本又準備再攻察哈爾。
至于馮氏處境，更為困難，既苦感兵力不足，而所統之雜軍，類似烏合之衆，未必團結一緻、肯聽指揮；即肯矣，無奈戰鬥力薄，亦無濟于事，即方振武、吉鴻昌亦各固執己見，不完全與馮同心同德。
況且經濟支绌，供養不足，軍械尤缺乏，再難久持。
而在軍事上，則前有中央軍之壓迫，後有日軍之進攻，益難支持。
延至七月下旬，馮不得不亟籌脫身下台之善法。
（以上為餘采訪所知之軍政情勢。
） 七月間有一天，薛笃弼在上海忽駕臨寒舍，示餘馮氏緻彼與我一封要緊密電。
電文大意謂“抗日同盟軍”拟告結束，特托我請孫哲生院長幫忙斡旋，務期和平了結雲雲。
時，孫已膺任立法院長，中央各人倚畀甚殷。
（孫于廿二年一月就職，餘任立法委員。
）餘即晉谒，陳說馮氏來電請其調解大意，并力陳北方僵局真相，雙方都很難收場；非其出任調人，鼎力斡旋，不易收拾；此舉造福人民，切請考慮。
孫院長沉吟一會，即答應負責調解，但必要馮氏先答允一個基本的先決的條件，即是：必要完全相信他，依照他與中央商決的辦法而行；他必提出公平的主張，庶于國則忠，于友則義。
薛得餘回音，立刻拍急電至張垣請示。
不移時，馮氏回電應允，完全信靠孫氏，并懇托我們玉成其事。
孫院長再得餘報告，也很高興地去進行。
翌日，乘輪赴江西廬山谒蔣委員長（按：七月廿五日蔣公邀集軍政要員在廬山開會一周），提出和平解決至為簡單的辦法；雙方罷兵，馮氏自動下野，中央不究既往，就算了事。
蔣委員長也贊成。
我一得此消息，即往告薛，由其轉報馮氏。
八月六日，馮果通電，以抗日之舉已完成一段落，即日結束軍事，自動下野。
尋而宋哲元來張垣，就任察省主席。
馮親自率領隊伍到車站去接他，見面第一句話是：“我是特别來歡迎抗日英雄宋将軍的。
”（見秦著頁一六三）随将政權與軍隊全交其接收，複回泰山隐居。
于是，中央與馮氏雙方俱得光榮下場。
此孫院長片言息兵，促成和平而世所鮮知之偉功也。
（方振武、吉鴻昌，二人繼續支撐片時，亦解體離察。
吉蟄居天津法租界，于廿二年十一月十日，為人行刺受傷。
法警将其押送中央機關，後于十二月一日被槍決。
聞其趨向“左”傾，已加入共産黨，其發生關系，系由前與我同在“西北軍”任政治工作之共産黨宣俠父所牽線的。
至方氏則行蹤未詳。
其後于抗戰期間隐居香港，至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日軍陷九龍後，孑身過元朗，拟入大陸，不幸遇難。
）（以上調和經過，向守秘密，人多未知，孫院長之《八十自述》也不提及，蓋不自诩其功也。
） 山居生活 在泰山時，馮氏繼續讀書、著作、吟詩、寫字，生活安閑舒适。
對于黨政似乎不大過問。
至廿三年（一九三四），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锴，舊十九路軍等在福州與共産黨一起成立“人民政府”，政府委員名單上列有馮名。
惟馮氏對于是役漠然不理，既不參加亦未派代表前往。
其前在馮軍任教育工作之餘心清則獨自前去參加&mdash&mdash或自稱馮氏代表；至少，李、陳等以其與馮氏之密切關系，任為“經濟部長”。
馮氏在泰山得夫人李德全相偕為伴，不愁孤寂。
不過，門前冷落車馬稀，故舊來訪者不多。
比之從前在豫、陝煊赫一時之日，冠蓋往來，絡繹不絕之狀況，真如隔世了。
有些夙稱為至友的，也避之若浼；這不是由于世态炎涼，當是怕惹是非，故避之則吉了。
有一位素與其交好、從前在國民革命期間，常常仆仆于甯豫間的權貴，一次因事往北平，竟要迂回路程，繞道前去，不經泰安哩。
獨有孫科院長于廿四年（一九三五）一月，北上迎接其在北平養病之陳夫人南下時，專程到泰山訪之。
故友重逢，家眷相叙，歡樂氣氛，彌罩東嶽。
兩人暢談國事多時，孫氏始下山。
馮氏夫婦親到車站歡送。
别時珍重道别，相約在首都再見。
（此次餘夫婦亦陪行，故知其事。
其間，也許另有别人曾上山訪舊，為我所未知者。
） 馮氏在泰山的生活，據其他曾經造訪者的報告，略述如下：他挈眷幽居于山麓之“三賢祠”，仍有衛隊百餘人（另一說，一營）保護着。
他在附近新建了一座“烈士祠”。
其中，除為國犧牲的舊部多人的牌位外，還供奉了許多他所崇敬而未死的人的長生祿位，如上海抗日的蔡廷锴和前江蘇省長王瑚（鐵珊）。
每早晨起，便率領衛士們高唱抗日歌曲。
（上見鄧初民文，載《紀念冊》頁一三四&mdash一三五。
）自黎明至晚上，他照着自定的功課表學習不稍停。
他禮聘了好幾位學者去助他研究，如陳豹隐、李達、範明樞、王谟、薛德育、宣斐如、吳組缃及陶宏（陶知行子，天文學家，年最輕不到廿歲）。
課程有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科學、天文、地理、文學、曆史、《春秋》、《左傳》，以至辯證法唯物論，可謂古今中外，應有盡有的“文理學院”的課程。
此外，每日他還要苦讀英文。
至于個人與家庭生活之簡單與衣食之儉樸，則數十年如一日，無改常态，不必贅述了（上見劉思慕文，載《紀念冊》頁一〇〇&mdash一〇一）。
所以我常說，對于這個苦心學習、矻矻不倦的馮玉祥将軍&mdash&mdash尤其是當失意或下野時，是我所最敬佩的。
故軍事學家金典戎（前在張家口抗日之役追随馮氏，後複同在泰山，一共相處有四年多）評論馮氏自修苦習之學識有言曰：“不知道老馮的人，以為他是當兵出身，是一個十足的&lsquo大老粗&rsquo，殊不知，馮這個人從入伍那天起，就是一個好學不倦的人。
等到後來他的地位逐漸高了，他每天都抽出一段時間來，請國内名流學者為他講學。
他的學問，據筆者所知，起碼要頂兩個大學畢業生。
至于經驗的豐富、人情的透徹，更遠非一個大學教授可比。
”（見同上文廿五期）此可與我屢在上文所述馮氏之學問成績相印證。
至于馮氏在泰山這時期的内心思想與情感，金氏又有心理的分析曰：“老馮在表面上，看似非常淡泊名利；其實，在他内心方面，是非常痛苦的。
”（同上文廿二期）可見他一日未嘗忘救國抗日之志也。
這一針見血的評語，非深知馮氏的金氏不能說出來。
再度入京共赴國難 一二年來，日本壓迫我國愈甚，華北幾于實際上為其勢力所及。
在全國精誠團結之感召下馮氏再度入京。
先是蔣委員長于廿四年（一九三五）九月十九日電邀請馮氏入京出席中央第六次全體委員會議，措辭謙和誠懇，有“黨國要計亟待商讨”之語。
馮氏即複長電敷陳意見。
關于黨務者四點：（一）“開放黨禁”，（二）“開放言論”，（三）“真正團結”，（四）“大赦政治犯”。
關于政治者五點：（一）要“獲得民心”，（二）“嚴明賞罰”，（三）“設立救災部”，（四）“獎勵抗日精神”，（五）“起用抗日将領”。
關于外交者二點：（一）“确定國際敵友”，（二）“速派大員分赴（友國）蘇、美連絡”。
關于軍事者二點：（一）“立即發動準備抗日軍事”，（二）“急謀充實陸空軍備”。
蔣公複于卅日電複全部接受，有雲：“尊論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
”一再敦促來京。
（上見金典戎著廿二期，全文略。
）彼此仍以兄弟相稱，辭意親切，無以複加，有令馮氏不能不應命下山者。
十一月一日馮氏抵京，充分表示共赴國難的精神，得人敬佩。
廿五年（一九三六）一月六日，就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那時，兩廣問題尚未完全解決，馮氏曾在廬山力谏蔣委員長不要用兵；兩廣的兄弟都是他的幫手。
獲得蔣公答允：“這話很好，我一定不打内戰。
”他言出即行，派居正與程潛往桂。
“兩廣的問題果然得到了和平解決”（見金著《觀察》廿三期）。
對于蔣委員長所提倡之“新生活運動”，以其誡條皆一向所主張，尤熱烈贊助，極力推行。
他時到各處演講，鼓吹全國團結一體，抗日救國的精神和努力，有時不免措辭過于激烈至與中央外交政策稍有徑庭者，然全國熱誠愛國的人士鹹得大鼓舞，足見國魂蘇醒，國事可為。
在這危急期間，馮氏如此主張，在邏輯上必須民族團結，國家統一，而且為抗日救國大計之必然的要求，還須全國擁護抗日的領袖&mdash&mdash蔣委員長。
他非徒托虛言，徒事幻想，且見諸實行。
當其年十二月，蔣公在西安被張學良、楊虎城等軟禁時，他即去電營救，籲請克日釋放蔣公而願前往西安獻身為質，以保張、楊等之安全，這是難得的表現。
經過以前種種滄桑世變，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已大為改善，能與同志們相處共事、合作無間了。
不過，馮氏當時有位而無權。
一次，他很坦白地告訴我：“與蔣委員長共同辦公時，他常将重要的軍事文電或軍情給我知道。
但西安事變後，自己以副委員長資格照常到會辦公，卻一點消息不得而知，連一件電文也不得而看哩。
”制度如此，難怪其忿悶了，但為顧全大局、精誠團結、同仇敵忾的大原因，他卻能容忍下去，按捺脾氣，安之若素。
這豈不是充分證明他入山讀書修養确有了進步了嗎？ 抗戰初期 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随引起中日大戰。
馮氏即通電各方舊部将領務須努力抗戰，矢忠矢勇，擁護國民政府及服從蔣委員長，有“蔣先生成功，就是我們的成功”之沉痛懇切語（劉著頁一三五）。
其在盧溝橋最先奮起抵抗者為馮氏舊将宋哲元所統之團長吉星文。
随而舊将副軍長佟麟閣（先騎馬受傷，不治而死）、師長趙登禹（中彈陣亡）相繼在南苑力戰殉國。
全面大戰既展開，馮氏曾受命任津浦線第六戰區司令長官。
北上過了濟南到桑園時，有舊部數人來見。
在北平時素為宋哲元“智囊”之“九千歲”蕭振瀛（仙閣）一開口便大罵政府這樣不好，那樣不好。
馮氏即對各人說：“政府已決心抗日，什麼話都不要再說了。
我們看準了日本鬼子是我
馮氏乘勢揮全軍發動攻勢，驅去孱弱之守軍。
七月中旬，下多倫，由是克複察北。
捷報傳遍全國，人心興奮，馮氏之聲譽大振。
此舉與中央政策益有徑庭。
然在事實上，中央調兵進攻已無可能，而在精神上，尤感困難，蓋對方以“抗日救國”為口号，若公然攻之當有所顧忌，亦頗難自解。
由是，僵局形成。
同時，日本又準備再攻察哈爾。
至于馮氏處境，更為困難，既苦感兵力不足，而所統之雜軍，類似烏合之衆，未必團結一緻、肯聽指揮；即肯矣，無奈戰鬥力薄，亦無濟于事，即方振武、吉鴻昌亦各固執己見，不完全與馮同心同德。
況且經濟支绌，供養不足，軍械尤缺乏，再難久持。
而在軍事上，則前有中央軍之壓迫，後有日軍之進攻，益難支持。
延至七月下旬，馮不得不亟籌脫身下台之善法。
（以上為餘采訪所知之軍政情勢。
） 七月間有一天，薛笃弼在上海忽駕臨寒舍，示餘馮氏緻彼與我一封要緊密電。
電文大意謂“抗日同盟軍”拟告結束，特托我請孫哲生院長幫忙斡旋，務期和平了結雲雲。
時，孫已膺任立法院長，中央各人倚畀甚殷。
（孫于廿二年一月就職，餘任立法委員。
）餘即晉谒，陳說馮氏來電請其調解大意，并力陳北方僵局真相，雙方都很難收場；非其出任調人，鼎力斡旋，不易收拾；此舉造福人民，切請考慮。
孫院長沉吟一會，即答應負責調解，但必要馮氏先答允一個基本的先決的條件，即是：必要完全相信他，依照他與中央商決的辦法而行；他必提出公平的主張，庶于國則忠，于友則義。
薛得餘回音，立刻拍急電至張垣請示。
不移時，馮氏回電應允，完全信靠孫氏，并懇托我們玉成其事。
孫院長再得餘報告，也很高興地去進行。
翌日，乘輪赴江西廬山谒蔣委員長（按：七月廿五日蔣公邀集軍政要員在廬山開會一周），提出和平解決至為簡單的辦法；雙方罷兵，馮氏自動下野，中央不究既往，就算了事。
蔣委員長也贊成。
我一得此消息，即往告薛，由其轉報馮氏。
八月六日，馮果通電，以抗日之舉已完成一段落，即日結束軍事，自動下野。
尋而宋哲元來張垣，就任察省主席。
馮親自率領隊伍到車站去接他，見面第一句話是：“我是特别來歡迎抗日英雄宋将軍的。
”（見秦著頁一六三）随将政權與軍隊全交其接收，複回泰山隐居。
于是，中央與馮氏雙方俱得光榮下場。
此孫院長片言息兵，促成和平而世所鮮知之偉功也。
（方振武、吉鴻昌，二人繼續支撐片時，亦解體離察。
吉蟄居天津法租界，于廿二年十一月十日，為人行刺受傷。
法警将其押送中央機關，後于十二月一日被槍決。
聞其趨向“左”傾，已加入共産黨，其發生關系，系由前與我同在“西北軍”任政治工作之共産黨宣俠父所牽線的。
至方氏則行蹤未詳。
其後于抗戰期間隐居香港，至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日軍陷九龍後，孑身過元朗，拟入大陸，不幸遇難。
）（以上調和經過，向守秘密，人多未知，孫院長之《八十自述》也不提及，蓋不自诩其功也。
） 山居生活 在泰山時，馮氏繼續讀書、著作、吟詩、寫字，生活安閑舒适。
對于黨政似乎不大過問。
至廿三年（一九三四），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锴，舊十九路軍等在福州與共産黨一起成立“人民政府”，政府委員名單上列有馮名。
惟馮氏對于是役漠然不理，既不參加亦未派代表前往。
其前在馮軍任教育工作之餘心清則獨自前去參加&mdash&mdash或自稱馮氏代表；至少，李、陳等以其與馮氏之密切關系，任為“經濟部長”。
馮氏在泰山得夫人李德全相偕為伴，不愁孤寂。
不過，門前冷落車馬稀，故舊來訪者不多。
比之從前在豫、陝煊赫一時之日，冠蓋往來，絡繹不絕之狀況，真如隔世了。
有些夙稱為至友的，也避之若浼；這不是由于世态炎涼，當是怕惹是非，故避之則吉了。
有一位素與其交好、從前在國民革命期間，常常仆仆于甯豫間的權貴，一次因事往北平，竟要迂回路程，繞道前去，不經泰安哩。
獨有孫科院長于廿四年（一九三五）一月，北上迎接其在北平養病之陳夫人南下時，專程到泰山訪之。
故友重逢，家眷相叙，歡樂氣氛，彌罩東嶽。
兩人暢談國事多時，孫氏始下山。
馮氏夫婦親到車站歡送。
别時珍重道别，相約在首都再見。
（此次餘夫婦亦陪行，故知其事。
其間，也許另有别人曾上山訪舊，為我所未知者。
） 馮氏在泰山的生活，據其他曾經造訪者的報告，略述如下：他挈眷幽居于山麓之“三賢祠”，仍有衛隊百餘人（另一說，一營）保護着。
他在附近新建了一座“烈士祠”。
其中，除為國犧牲的舊部多人的牌位外，還供奉了許多他所崇敬而未死的人的長生祿位，如上海抗日的蔡廷锴和前江蘇省長王瑚（鐵珊）。
每早晨起，便率領衛士們高唱抗日歌曲。
（上見鄧初民文，載《紀念冊》頁一三四&mdash一三五。
）自黎明至晚上，他照着自定的功課表學習不稍停。
他禮聘了好幾位學者去助他研究，如陳豹隐、李達、範明樞、王谟、薛德育、宣斐如、吳組缃及陶宏（陶知行子，天文學家，年最輕不到廿歲）。
課程有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科學、天文、地理、文學、曆史、《春秋》、《左傳》，以至辯證法唯物論，可謂古今中外，應有盡有的“文理學院”的課程。
此外，每日他還要苦讀英文。
至于個人與家庭生活之簡單與衣食之儉樸，則數十年如一日，無改常态，不必贅述了（上見劉思慕文，載《紀念冊》頁一〇〇&mdash一〇一）。
所以我常說，對于這個苦心學習、矻矻不倦的馮玉祥将軍&mdash&mdash尤其是當失意或下野時，是我所最敬佩的。
故軍事學家金典戎（前在張家口抗日之役追随馮氏，後複同在泰山，一共相處有四年多）評論馮氏自修苦習之學識有言曰：“不知道老馮的人，以為他是當兵出身，是一個十足的&lsquo大老粗&rsquo，殊不知，馮這個人從入伍那天起，就是一個好學不倦的人。
等到後來他的地位逐漸高了，他每天都抽出一段時間來，請國内名流學者為他講學。
他的學問，據筆者所知，起碼要頂兩個大學畢業生。
至于經驗的豐富、人情的透徹，更遠非一個大學教授可比。
”（見同上文廿五期）此可與我屢在上文所述馮氏之學問成績相印證。
至于馮氏在泰山這時期的内心思想與情感，金氏又有心理的分析曰：“老馮在表面上，看似非常淡泊名利；其實，在他内心方面，是非常痛苦的。
”（同上文廿二期）可見他一日未嘗忘救國抗日之志也。
這一針見血的評語，非深知馮氏的金氏不能說出來。
再度入京共赴國難 一二年來，日本壓迫我國愈甚，華北幾于實際上為其勢力所及。
在全國精誠團結之感召下馮氏再度入京。
先是蔣委員長于廿四年（一九三五）九月十九日電邀請馮氏入京出席中央第六次全體委員會議，措辭謙和誠懇，有“黨國要計亟待商讨”之語。
馮氏即複長電敷陳意見。
關于黨務者四點：（一）“開放黨禁”，（二）“開放言論”，（三）“真正團結”，（四）“大赦政治犯”。
關于政治者五點：（一）要“獲得民心”，（二）“嚴明賞罰”，（三）“設立救災部”，（四）“獎勵抗日精神”，（五）“起用抗日将領”。
關于外交者二點：（一）“确定國際敵友”，（二）“速派大員分赴（友國）蘇、美連絡”。
關于軍事者二點：（一）“立即發動準備抗日軍事”，（二）“急謀充實陸空軍備”。
蔣公複于卅日電複全部接受，有雲：“尊論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
”一再敦促來京。
（上見金典戎著廿二期，全文略。
）彼此仍以兄弟相稱，辭意親切，無以複加，有令馮氏不能不應命下山者。
十一月一日馮氏抵京，充分表示共赴國難的精神，得人敬佩。
廿五年（一九三六）一月六日，就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那時，兩廣問題尚未完全解決，馮氏曾在廬山力谏蔣委員長不要用兵；兩廣的兄弟都是他的幫手。
獲得蔣公答允：“這話很好，我一定不打内戰。
”他言出即行，派居正與程潛往桂。
“兩廣的問題果然得到了和平解決”（見金著《觀察》廿三期）。
對于蔣委員長所提倡之“新生活運動”，以其誡條皆一向所主張，尤熱烈贊助，極力推行。
他時到各處演講，鼓吹全國團結一體，抗日救國的精神和努力，有時不免措辭過于激烈至與中央外交政策稍有徑庭者，然全國熱誠愛國的人士鹹得大鼓舞，足見國魂蘇醒，國事可為。
在這危急期間，馮氏如此主張，在邏輯上必須民族團結，國家統一，而且為抗日救國大計之必然的要求，還須全國擁護抗日的領袖&mdash&mdash蔣委員長。
他非徒托虛言，徒事幻想，且見諸實行。
當其年十二月，蔣公在西安被張學良、楊虎城等軟禁時，他即去電營救，籲請克日釋放蔣公而願前往西安獻身為質，以保張、楊等之安全，這是難得的表現。
經過以前種種滄桑世變，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已大為改善，能與同志們相處共事、合作無間了。
不過，馮氏當時有位而無權。
一次，他很坦白地告訴我：“與蔣委員長共同辦公時，他常将重要的軍事文電或軍情給我知道。
但西安事變後，自己以副委員長資格照常到會辦公，卻一點消息不得而知，連一件電文也不得而看哩。
”制度如此，難怪其忿悶了，但為顧全大局、精誠團結、同仇敵忾的大原因，他卻能容忍下去，按捺脾氣，安之若素。
這豈不是充分證明他入山讀書修養确有了進步了嗎？ 抗戰初期 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随引起中日大戰。
馮氏即通電各方舊部将領務須努力抗戰，矢忠矢勇，擁護國民政府及服從蔣委員長，有“蔣先生成功，就是我們的成功”之沉痛懇切語（劉著頁一三五）。
其在盧溝橋最先奮起抵抗者為馮氏舊将宋哲元所統之團長吉星文。
随而舊将副軍長佟麟閣（先騎馬受傷，不治而死）、師長趙登禹（中彈陣亡）相繼在南苑力戰殉國。
全面大戰既展開，馮氏曾受命任津浦線第六戰區司令長官。
北上過了濟南到桑園時，有舊部數人來見。
在北平時素為宋哲元“智囊”之“九千歲”蕭振瀛（仙閣）一開口便大罵政府這樣不好，那樣不好。
馮氏即對各人說：“政府已決心抗日，什麼話都不要再說了。
我們看準了日本鬼子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