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國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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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歲至四七歲，一九二七&mdash一九二八）
陝西預備時期
馮氏既抵西安，總司令部即設于“紅城”内。
“紅城”者，舊名“皇城”，為滿洲防兵駐地，馮前督陝時改建為督署，又名“新城”。
于右任入陝後新城更名為“紅城”，蓋于氏在此時期“左”傾程度甚深也。
馮氏回陝後，複駐節于此，曷勝今昔之感。
部署既定，即趕速預備大舉北伐，因其時南方國民革命軍已克武昌，馮氏與國民政府電報往還，約定同時進兵也。
惟出兵之先，必須布置後方，茲先述馮氏在此預備時期對于政治、财政、軍事之種種措施。
在政治方面，馮氏第一件注重之事即為安撫百姓，蓋甫經兵燹，民不聊生。
他對于治安上先行整頓，使人民能安居樂業。
又派兵士數千，撥馬匹三千，幫助人民開耕。
人民德之。
至到處修橋築路，服務社會，則作風一貫。
其次，對于黨務及民衆運動，馮氏極力提倡。
以文化落後之陝西，一時婦女運動也、農民運動也、工人運動也、青年運動也，與國民黨之各級各種組織，忽然紛紛成立，有如雨後春筍之勃發。
他均以所得之新政治識見及一般的革命的新意識形态親為提倡及指導。
一向閉關自守、饒有古風之陝西，忽來此新潮激蕩，人心振發及開通不少。
其三，對于國民軍所管轄之區城，馮氏則制定軍政時期行政大綱施行之，但交通梗阻，未得直接與南方國民政府聯絡（按：國民政府于十四年七月在廣州成立），故暫以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為各地軍民财政之最高統治機關，即是代行國民政府職權之軍政府，亦因時制宜之舉也。
一俟與國民革命軍溝通聯絡一體，即改弦易轍，奉還其最高統治權矣。
餘到西安後，獻議于馮，即以總司令名義代表國民政府接收陝西郵政局，但仍委其原有之局長英人留任。
馮氏後以劉郁芬任駐甘總司令，于右任任駐陝總司令（于去後以石敬亭代），在馮統轄下，分管兩省軍民兩政。
斯時，經費支绌實為最大的困難問題。
緣陝甘兩省，本是貧瘠之區。
連年用兵，土匪遍地。
西安又經長圍，民力已盡。
加以此時大軍雲集，糧饷所需多，财政拮據之狀可以想見。
馮氏入陝後，特調甘肅省長薛笃弼來陝，籌劃财物。
猶記其就任之後一連數月，全省收入每日僅得千元。
籌措軍饷簡直束手無策，甚至有時軍隊買面錢也不敷用。
當時國民政府經徐謙、劉骥等磋商，雖允接濟饷項，但交通阻隔，彙兌不通，亦等于無。
甘肅稍為豐裕，略有軍饷繳交總部，但仍不過杯水車薪。
餘适于此時抵陝工作，目睹其困難狀況。
市面上不特無現洋，即銅元亦不多見。
當時軍費，隻靠“西北銀行”紙币（系由張垣西退時帶來者），即作現洋不兌換通用。
不久，帶來紙币用完了，沒法續印，乃借陝西省立之“富秦錢局”所存的印就未發之銀紙，加蓋總司令部印通用，是為“加字票”。
及至此項“加字票”亦用完，于是司農仰屋矣。
而北伐大軍陸續出發，勢不能停止，如何措置？當時真是笑話，理财者手裡隻存五百現洋，即以此為“北伐本錢”，臨時拿來購買紙張，印刷一種軍用的“金融流通券”分發各軍，随地應用，共發出千餘萬元。
起初陝豫人民大起反感，後來迫于軍令，隻好折扣通用。
至入豫後數月，馮氏下令收回此項“流通券”改換公債票，而以某種實業作抵押。
他聲言大軍實行國民革命而借人民血汗之資，将來有生之日必一一清還。
其後北伐成功，彼确屢次請求國民政府代發公債以還此舊債，惟因大局屢變，其素願與應許，多年以後仍未得盡償也。
又憶起大軍入陝後，沒收煙土一大批。
各軍出發時，除“流通券”外，則搭發煙土若幹，亦異聞欤！在陝豫期間，士兵每月隻借夥食費五元，官長則無分上、中、下級，每月一律借十元。
旋更減為三元、六元。
全軍生活之困苦萬狀，可以概見。
（餘當時每月所得均不敷用，幸去時多帶自備的現金，囊有餘款，足以自給。
） 關于軍事上之布置，馮氏自然至為着力。
是時，奉軍勢力已沿京漢路達許昌、郾城。
長江方面，吳佩孚雖垮台，而直魯軍及孫傳芳軍與南方北伐軍激戰于蘇皖。
吳之殘部于學忠（猶有兵五萬，聯合其他灰色軍隊亦有二三萬）經吳放為湖北督辦。
吳又勾結楊森，放為四川督辦，聯合鄂北駐軍張聯升等共數萬人，希圖乘虛直撲武漢。
隴海路方面，吳佩孚先駐鞏縣，後移鄭州。
（餘于三月北上過鄭，幸有吳部師長孫某竭誠照拂，故得安然通過西行，蓋其已暗與武漢方面王法勤等通款矣。
）另有張治公部駐洛陽（原屬劉鎮華“鎮嵩軍”）；豫西則有劉鎮華數萬人駐防，西至阌鄉，與國民軍潼關最先頭部隊接近。
劉之态度未有明确表示，而馮氏亦不為已甚，對其留有餘地，不作驟攻之計。
至晉閻方面，亦未明顯表示态度。
此則中原之軍事形勢也。
馮氏計劃：第一，令全軍陸續入陝。
其次，則實施援鄂攻豫，會師中原之策略。
當時軍隊之配置，分為五路：（一）中央軍由其自行統率，以孫良誠為總指揮，約八萬人，集中豫西，沿隴海路向東進展。
（二）右路軍以孫連仲為總司令，率其本部二萬人，續派馮治安、韓德元兩師與張耀樞一旅共約四萬人，由陝南出荊紫關，向鄂豫邊境進發，沿途修理電線，剿辦土匪；此右路軍之特别任務在于打通陝鄂之交通線，保護武漢接濟國民軍之物資，兼以防禦盤據鄂北、豫西一帶之逆軍。
此路軍後來屢建大功，有利于北伐軍事不少。
（三）左路軍以徐永昌任總司令，率其全部（原國民軍三軍），由陝西過河，假道山西，直趨石家莊。
（四）南路軍，以新由晉脫險歸來之嶽維峻為總司令，率原有之國民軍二軍各部五萬人，如楊虎臣、李虎臣、鄧寶珊等，集中于漢中，東向入豫西。
（按：嶽前被晉軍俘獲，但閻錫山殊機巧，拘禁而厚待之，根本不承認其為嶽維峻，以免惹起馮等惡感，并為自己留後路。
馮回陝後，得無條件釋放。
及歸，奮勇請纓，馮準之，乃委任如上言。
）（五）北路軍以宋哲元為總司令，集中後防各部隊于甯夏，東聯綏遠南部待命出發，東趨察哈爾、熱河。
以上五路大軍合共約卅餘萬人（連吳新田部在内）。
因左路軍徐部須假道山西，行軍困難，而南路陝軍又眷戀家鄉，均未能依時行動。
所能直接作戰，指揮如意者，惟馮之本部中央軍與右路軍而已。
時在十六年（一九二七）四月，河南軍事形勢，略有變化。
（上月中，餘抵西安報到，以後戰事，多為目擊或身曆者。
）直系舊部靳雲鹗既叛吳而與國民政府秘密聯絡，但又不正式加入革命陣線，屯兵于郾城一帶。
（餘北上時路過其地，因代表國民政府與其參謀長密商合作北伐事，靳仍含糊不作露骨表示，但不阻擾餘之北行，且派火車送餘北上鄭州。
）及奉軍南下節節進攻，以浙軍阻路，先圖解決之。
靳不得不起而單獨抗戰。
武漢革命軍未能赴援，遂大敗于鄭州之南。
靳由是一蹶不振，退守原地。
此其态度暧昧、不肯切實聯絡革命軍之結果也。
會奉方探悉國民軍與南軍聯合北伐，行将東出，深懼後防受威脅，不敢以孤軍南下深入，轉分派三旅，由萬福麟統率，沿隴海路西進，協同張治公扼守洛陽、新安，以禦國民軍。
在形勢緊張之下，吳佩孚迫得離鄭南行，經南陽而至鄂邊，倚于學忠為護符。
在豫西劉鎮華方面，因馮疊派員前往聯絡，亦允就國民軍聯軍東路軍總司令職，一緻讨奉，然仍無明确之表示。
（至少亦未易幟。
餘過陝州時，向其明白表露身份及使命，劉極表歡迎，堅留餘在其軍任政治部長，并向國民政府緻電請命。
餘以原有重要使命必須到馮軍總部，故力辭。
然所可慰者，劉果加入革命戰線矣。
劉之部将出身土匪之姜明玉，早已單獨秘密向武漢輸誠，原拟對劉倒戈，我政府給以某軍名義，将印信交餘帶去。
餘離陝州，過靈寶，乃面交之。
）至于山西方面，則閻亦經馮氏派員聯絡，得其允于國民軍出動後，至相當時期，出兵石家莊，以斷奉軍歸路。
有此協定，故前奉命假道之徐永昌左路軍遂得通過東出，且改隸晉軍，受閻指揮，殆為軍事便利計也。
會師中原 斯時，國民政府電令馮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
（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為蔣公中正，時方由江西進攻華東。
）馮派劉骥駐漢為全權代表。
雙方電商結果，決聯合北伐，分路出兵。
漢方于四月十九日誓師，翌日出發，以唐生智全部及張發奎全部沿京漢路北上，而馮氏則以所部之中央軍沿隴海路東出，夾擊入豫之奉軍，共謀會師于鄭州及開封。
軍事計劃既定，種種布置亦經就緒，兩年來含辛茹苦，艱難奮鬥始得複興之國民軍，如今回頭來打倒奉軍之大機會臨頭了。
十六年（一九二七）五月一日，馮氏在西安“紅城”集合軍民數萬人，宣誓就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職，其誓詞申明革命出師之大宗旨，有雲： 以為大多數被壓迫民衆謀最大幸福之決心，聯合革命民衆，将全力貢獻于黨，擁護黨之主義及政策，與國際帝國主義及國内一切反革命勢力作最後決鬥，完成國民革命，生死赴之。
宣誓畢，馮複高站台上，對軍民全體作長篇的演講，申明
“紅城”者，舊名“皇城”，為滿洲防兵駐地，馮前督陝時改建為督署，又名“新城”。
于右任入陝後新城更名為“紅城”，蓋于氏在此時期“左”傾程度甚深也。
馮氏回陝後，複駐節于此，曷勝今昔之感。
部署既定，即趕速預備大舉北伐，因其時南方國民革命軍已克武昌，馮氏與國民政府電報往還，約定同時進兵也。
惟出兵之先，必須布置後方，茲先述馮氏在此預備時期對于政治、财政、軍事之種種措施。
在政治方面，馮氏第一件注重之事即為安撫百姓，蓋甫經兵燹，民不聊生。
他對于治安上先行整頓，使人民能安居樂業。
又派兵士數千，撥馬匹三千，幫助人民開耕。
人民德之。
至到處修橋築路，服務社會，則作風一貫。
其次，對于黨務及民衆運動，馮氏極力提倡。
以文化落後之陝西，一時婦女運動也、農民運動也、工人運動也、青年運動也，與國民黨之各級各種組織，忽然紛紛成立，有如雨後春筍之勃發。
他均以所得之新政治識見及一般的革命的新意識形态親為提倡及指導。
一向閉關自守、饒有古風之陝西，忽來此新潮激蕩，人心振發及開通不少。
其三，對于國民軍所管轄之區城，馮氏則制定軍政時期行政大綱施行之，但交通梗阻，未得直接與南方國民政府聯絡（按：國民政府于十四年七月在廣州成立），故暫以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為各地軍民财政之最高統治機關，即是代行國民政府職權之軍政府，亦因時制宜之舉也。
一俟與國民革命軍溝通聯絡一體，即改弦易轍，奉還其最高統治權矣。
餘到西安後，獻議于馮，即以總司令名義代表國民政府接收陝西郵政局，但仍委其原有之局長英人留任。
馮氏後以劉郁芬任駐甘總司令，于右任任駐陝總司令（于去後以石敬亭代），在馮統轄下，分管兩省軍民兩政。
斯時，經費支绌實為最大的困難問題。
緣陝甘兩省，本是貧瘠之區。
連年用兵，土匪遍地。
西安又經長圍，民力已盡。
加以此時大軍雲集，糧饷所需多，财政拮據之狀可以想見。
馮氏入陝後，特調甘肅省長薛笃弼來陝，籌劃财物。
猶記其就任之後一連數月，全省收入每日僅得千元。
籌措軍饷簡直束手無策，甚至有時軍隊買面錢也不敷用。
當時國民政府經徐謙、劉骥等磋商，雖允接濟饷項，但交通阻隔，彙兌不通，亦等于無。
甘肅稍為豐裕，略有軍饷繳交總部，但仍不過杯水車薪。
餘适于此時抵陝工作，目睹其困難狀況。
市面上不特無現洋，即銅元亦不多見。
當時軍費，隻靠“西北銀行”紙币（系由張垣西退時帶來者），即作現洋不兌換通用。
不久，帶來紙币用完了，沒法續印，乃借陝西省立之“富秦錢局”所存的印就未發之銀紙，加蓋總司令部印通用，是為“加字票”。
及至此項“加字票”亦用完，于是司農仰屋矣。
而北伐大軍陸續出發，勢不能停止，如何措置？當時真是笑話，理财者手裡隻存五百現洋，即以此為“北伐本錢”，臨時拿來購買紙張，印刷一種軍用的“金融流通券”分發各軍，随地應用，共發出千餘萬元。
起初陝豫人民大起反感，後來迫于軍令，隻好折扣通用。
至入豫後數月，馮氏下令收回此項“流通券”改換公債票，而以某種實業作抵押。
他聲言大軍實行國民革命而借人民血汗之資，将來有生之日必一一清還。
其後北伐成功，彼确屢次請求國民政府代發公債以還此舊債，惟因大局屢變，其素願與應許，多年以後仍未得盡償也。
又憶起大軍入陝後，沒收煙土一大批。
各軍出發時，除“流通券”外，則搭發煙土若幹，亦異聞欤！在陝豫期間，士兵每月隻借夥食費五元，官長則無分上、中、下級，每月一律借十元。
旋更減為三元、六元。
全軍生活之困苦萬狀，可以概見。
（餘當時每月所得均不敷用，幸去時多帶自備的現金，囊有餘款，足以自給。
） 關于軍事上之布置，馮氏自然至為着力。
是時，奉軍勢力已沿京漢路達許昌、郾城。
長江方面，吳佩孚雖垮台，而直魯軍及孫傳芳軍與南方北伐軍激戰于蘇皖。
吳之殘部于學忠（猶有兵五萬，聯合其他灰色軍隊亦有二三萬）經吳放為湖北督辦。
吳又勾結楊森，放為四川督辦，聯合鄂北駐軍張聯升等共數萬人，希圖乘虛直撲武漢。
隴海路方面，吳佩孚先駐鞏縣，後移鄭州。
（餘于三月北上過鄭，幸有吳部師長孫某竭誠照拂，故得安然通過西行，蓋其已暗與武漢方面王法勤等通款矣。
）另有張治公部駐洛陽（原屬劉鎮華“鎮嵩軍”）；豫西則有劉鎮華數萬人駐防，西至阌鄉，與國民軍潼關最先頭部隊接近。
劉之态度未有明确表示，而馮氏亦不為已甚，對其留有餘地，不作驟攻之計。
至晉閻方面，亦未明顯表示态度。
此則中原之軍事形勢也。
馮氏計劃：第一，令全軍陸續入陝。
其次，則實施援鄂攻豫，會師中原之策略。
當時軍隊之配置，分為五路：（一）中央軍由其自行統率，以孫良誠為總指揮，約八萬人，集中豫西，沿隴海路向東進展。
（二）右路軍以孫連仲為總司令，率其本部二萬人，續派馮治安、韓德元兩師與張耀樞一旅共約四萬人，由陝南出荊紫關，向鄂豫邊境進發，沿途修理電線，剿辦土匪；此右路軍之特别任務在于打通陝鄂之交通線，保護武漢接濟國民軍之物資，兼以防禦盤據鄂北、豫西一帶之逆軍。
此路軍後來屢建大功，有利于北伐軍事不少。
（三）左路軍以徐永昌任總司令，率其全部（原國民軍三軍），由陝西過河，假道山西，直趨石家莊。
（四）南路軍，以新由晉脫險歸來之嶽維峻為總司令，率原有之國民軍二軍各部五萬人，如楊虎臣、李虎臣、鄧寶珊等，集中于漢中，東向入豫西。
（按：嶽前被晉軍俘獲，但閻錫山殊機巧，拘禁而厚待之，根本不承認其為嶽維峻，以免惹起馮等惡感，并為自己留後路。
馮回陝後，得無條件釋放。
及歸，奮勇請纓，馮準之，乃委任如上言。
）（五）北路軍以宋哲元為總司令，集中後防各部隊于甯夏，東聯綏遠南部待命出發，東趨察哈爾、熱河。
以上五路大軍合共約卅餘萬人（連吳新田部在内）。
因左路軍徐部須假道山西，行軍困難，而南路陝軍又眷戀家鄉，均未能依時行動。
所能直接作戰，指揮如意者，惟馮之本部中央軍與右路軍而已。
時在十六年（一九二七）四月，河南軍事形勢，略有變化。
（上月中，餘抵西安報到，以後戰事，多為目擊或身曆者。
）直系舊部靳雲鹗既叛吳而與國民政府秘密聯絡，但又不正式加入革命陣線，屯兵于郾城一帶。
（餘北上時路過其地，因代表國民政府與其參謀長密商合作北伐事，靳仍含糊不作露骨表示，但不阻擾餘之北行，且派火車送餘北上鄭州。
）及奉軍南下節節進攻，以浙軍阻路，先圖解決之。
靳不得不起而單獨抗戰。
武漢革命軍未能赴援，遂大敗于鄭州之南。
靳由是一蹶不振，退守原地。
此其态度暧昧、不肯切實聯絡革命軍之結果也。
會奉方探悉國民軍與南軍聯合北伐，行将東出，深懼後防受威脅，不敢以孤軍南下深入，轉分派三旅，由萬福麟統率，沿隴海路西進，協同張治公扼守洛陽、新安，以禦國民軍。
在形勢緊張之下，吳佩孚迫得離鄭南行，經南陽而至鄂邊，倚于學忠為護符。
在豫西劉鎮華方面，因馮疊派員前往聯絡，亦允就國民軍聯軍東路軍總司令職，一緻讨奉，然仍無明确之表示。
（至少亦未易幟。
餘過陝州時，向其明白表露身份及使命，劉極表歡迎，堅留餘在其軍任政治部長，并向國民政府緻電請命。
餘以原有重要使命必須到馮軍總部，故力辭。
然所可慰者，劉果加入革命戰線矣。
劉之部将出身土匪之姜明玉，早已單獨秘密向武漢輸誠，原拟對劉倒戈，我政府給以某軍名義，将印信交餘帶去。
餘離陝州，過靈寶，乃面交之。
）至于山西方面，則閻亦經馮氏派員聯絡，得其允于國民軍出動後，至相當時期，出兵石家莊，以斷奉軍歸路。
有此協定，故前奉命假道之徐永昌左路軍遂得通過東出，且改隸晉軍，受閻指揮，殆為軍事便利計也。
會師中原 斯時，國民政府電令馮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
（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為蔣公中正，時方由江西進攻華東。
）馮派劉骥駐漢為全權代表。
雙方電商結果，決聯合北伐，分路出兵。
漢方于四月十九日誓師，翌日出發，以唐生智全部及張發奎全部沿京漢路北上，而馮氏則以所部之中央軍沿隴海路東出，夾擊入豫之奉軍，共謀會師于鄭州及開封。
軍事計劃既定，種種布置亦經就緒，兩年來含辛茹苦，艱難奮鬥始得複興之國民軍，如今回頭來打倒奉軍之大機會臨頭了。
十六年（一九二七）五月一日，馮氏在西安“紅城”集合軍民數萬人，宣誓就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職，其誓詞申明革命出師之大宗旨，有雲： 以為大多數被壓迫民衆謀最大幸福之決心，聯合革命民衆，将全力貢獻于黨，擁護黨之主義及政策，與國際帝國主義及國内一切反革命勢力作最後決鬥，完成國民革命，生死赴之。
宣誓畢，馮複高站台上，對軍民全體作長篇的演講，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