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首都革命
關燈
小
中
大
海關失守，旅長馮玉榮死之，即親至前方督戰。
直軍雖屢次猛攻，俱不得利。
援軍如張治功等開赴前方參戰，亦為奉軍擊退。
至吳之十五、廿三、廿四等師，苦戰不肯輕退，故損失尤大。
計開戰一月，雙方死者以萬計，而鄂、豫、直、京兆各區征調之繁難、拉夫之擾民，與戰地之損失、人民之苦痛，尚有不堪言者。
（謠傳馮氏之“首都革命”暗中得日人之助，不确。
見下章附錄。
） 置之死地 馮氏對于曹、吳之主戰，自始即極不贊成，曾面谏曹數次，均無效。
又曾親書一長函與吳，勸其勿因逞意氣而以國家人民為犧牲。
不料吳将原函退回，于封套上大書“少說話”三大字，馮氏之氣悶可想。
及戰事爆發，吳強委其為第三軍總司令，迫令開赴熱河。
在表面看來，此一路道遠地險，防守不易，非勁旅不足應付，委馮氏前去，表面上是極端借重。
而其實骨子裡，則此正是吳“借刀殺人”之陰謀也。
蓋此處既無舟車運輸之利，大軍愈前進愈危險。
而吳于軍饷、糧秣、子彈、服裝（塞外禦寒，皮衣尤要）之供給，一無所備。
馮氏屢次請發經費，均無所得。
吳且批示“就地征取，戰後償還”等空洞語。
一次，親往面見吳，言籌軍費事，吳答以：“我要為您開一銀行嗎？我們都是要就地征取的。
”其時，秋盡冬來，塞外天氣已是嚴凍之候，馮軍全部冬衣未備（奉軍則每人皆穿數寸厚的老羊皮軍服），又無子彈補充，驅此無食無衣之大軍以赴荒漠奇冷之區域，何異送死？但此正是吳之深意&mdash&mdash能勝奉軍固佳；不能勝而為奉軍消滅亦“正合孤意”。
（章著《吳傳》下冊頁五六三載吳佩孚言，馮出發前曾給予十五萬元，實無其事。
） 不特此也，吳更有毒計準備害馮氏。
在出發之前，早已留下錦囊，預囑孫嶽、胡景翼二人暗行監視馮軍，謂如其一有越軌行動，即許二人便宜行事，就地解決雲雲。
吳又以鞏縣兵工廠所制之機關槍五十架撥給胡，囑曰：“您拿這五十挺去打張作霖。
打完了，留起來，還有用處。
”“醉翁之意”固明明在馮軍。
不知胡、孫與馮氏早結生死之交；此時，三人久已訂立“首都革命”之密約，吳氏消滅馮軍之用意及露骨的說話，孫、胡俱一五一十地告訴馮氏。
三人惟有相視大笑而已。
馮氏既深知吳平日疑忌之心，又洞悉此次欲“置之死地”之意，曾向曹辭軍職。
經曹極力慰留，不得已勉強為籌備出發。
他以勸和不聽，辭職又不許，後有壓力，前惟死路，如何打出生路？計惟有借此機會實行其“首都革命”之計劃而已。
故其籌備出發，即是籌備革命軍事運動也。
馮氏此次革命之全局布置第一重要點，乃在委派留京主持後方之重要人物。
智勇沉毅之蔣鴻遇至足勝任，乃奉命為留守司令，兼兵站總監，辦理後方一切事宜。
如此，明則全軍出發，而暗則留下精兵一營歸蔣指揮以作内應。
此營隻有一連留駐旃檀寺，其餘則秘密分駐京外各處，用時始行集合。
出發時，由京兆尹劉夢庚代征大車千餘輛，又同綏遠都統馬福祥借用駱駝三千，以資平地及山路之運輸。
此外，又分派劉治洲、鄧萃英、劉之龍、張樹聲等分任秘密使命，聯絡各方，或偵察軍政情形。
籌劃既成熟，馮軍即于九月廿一日開始出發。
其先後次序：第一，張之江部；第二，宋哲元部；第三，劉郁芬部；第四，馮氏自率李鳴鐘部；第五，鹿鐘麟部。
廿四日開拔完畢，馮氏進駐密雲。
是時，朝陽已為奉軍所占，王懷慶急調米振标全部及中央第四混成旅至淩源禦之。
至開魯方面，奉軍亦進至赤峰，馮氏派譚慶林馳往，即行恢複。
時，張之江部已至承德，探悉奉軍謀以别動隊襲承德，立行停止東進，而派兵數路迎擊。
在黑城一帶激戰一日，奉軍敗退，即停兵于此。
馮氏督同全軍出發，前鋒至灤平時，他已到了密雲了。
從懷柔過張家口時，段祺瑞忽派賈德耀（焜亭，原為馮氏之舊袍澤）送來親筆函，大意表示不贊成内戰，對賄選政府尤希望其有所自處。
（按：此函大緻與下章所錄黃郛函同其語調，且似同時發出，當然未知馮等革命大計。
）接着張樹聲、劉砥泉（大概即劉之龍，字子雲，想誤記字音）又介紹一位奉張代表馬某前來，說張作霖殊不願與馮氏為敵，隻要推翻了曹、吳，他們的目的便已達到，決不再向關内進兵。
馮氏當即告以革命大計雲：“我已經和北京方面幾位将領有所接洽，隻要你們的隊伍不進關，我們的計劃必能順利進行。
”當下，他拿着孫先生的《建國大綱》，說了幾條重要的主張，并言：“這是我們中國唯一革命領袖的辦法，您以為如何？将來我們事成，拟請中山先生北來主持大計。
這一條你們是不是贊成？”馬答道：“這完全不成問題。
一切悉聽你們的主張，我們無有不贊成的。
”馮氏又鄭重其事，重複申說：“一是請中山先生北來，二是你們隊伍不得進關。
隻此兩條就成，别的卻不必細說了。
希望你快回去轉達，切勿食言。
現在是怎樣商定的，将來就怎樣實行。
我這兒已經布置妥當，不久即有主和息争的通電發出。
”當晚，他們回去。
（上見《我的生活》卅章頁五〇二）張、馮盟約，至是成立，此無異正式加入倒直陣線，成為粵、奉、皖、馮之“四角同盟”。
一直擁護孫中山先生為主持國事之領袖，是則馮氏“首都革命”最初定立之宗旨也。
（奉張先擁護孫先生後迎其北上，見上文孫科《八十述略》，與此印證可知确實。
） 塞外早寒，而馮軍兵尚衣單，叫苦之聲遍全軍。
加以沿途人煙已稀少，大軍所過，百姓逃避一空，糧秣難籌。
吳曾派一籌糧專員随軍令地方官就地征發。
馮氏見所得米、面、雞蛋，皆強取諸窮苦民間者，不忍卒食，謂帶兵廿年，未嘗妄取人民一草一木；今強奪民食，甯餓不為，乃令軍需官照價發給，而軍食問題愈為困難，愈進一步則死路愈近一步矣。
會吳在榆關數戰不利，即電催二、三兩軍向奉方猛攻，以圖牽制。
複派王承斌以“督戰司令”名義率憲兵兩連，乘汽車直抵灤平，借以監視馮氏行動。
又派車慶雲、陳德修等，為“前敵執法官”赴灤督師。
然而王承斌雖屬直系，但因吳專橫太甚，曾受其壓迫，早表不滿，而孫嶽亦曾向其運動加入同盟，已表同意。
王又言吳曾許以戰勝後任為“東三省巡閱使”。
其後，王與馮晤談乃知吳亦照樣許馮氏以為攻奉之餌。
吳之權術戳穿了，彼此相笑（劉著頁五二）。
即在開戰之前，吳明升王為副司令，又予以直隸省長，而實則并其二十三師兵權亦為剝奪，王尤為不怿，是故早已對馮、孫表示同情，班師之舉，一切進行，無不默契于心，此時奉吳命到灤平，亦不過敷衍一下而已。
但坦白聲明，願守中立，不向吳告密，亦不肯背吳為助（見馮氏《自述》）。
此則“士各有志”，不能相強者。
然即此态度，已于“首都革命”之役有消極的貢獻矣。
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時，馮氏已由古北口到熱河之灤平，距承德不遠。
其饑寒交迫之大軍，陷于前後受壓迫之死亡谷中，真是困難萬分，危險萬分，軍心憤激，達至極點，可稱為“哀兵”。
馮氏知士氣可用，即召集張之江、李鳴鐘、劉骥、鹿鐘麟、宋哲元等全體高級軍官，以及各處的代表（如胡景翼、孫嶽的，甚至兼有奉張留下的，見《我的生活》頁五〇三），開決戰大會議。
他宣布本軍所處之艱難地位與危險情勢，及吳佩孚借此同時消滅奉軍與本軍之毒計。
繼而發問：“以十餘年之精神能力，建成為救國救民之軍隊（即指本軍），今肯為吳一人及曹之腐敗政府作犧牲嗎？這是你們生死關頭的大問題。
”他們決議，如此死法，死得不值；務要從九死中打出一條生路，于是乎班師回京之議，全體一緻決定。
“首都革命”之舉，本由馮氏個人主動及策劃，秘密運動已久，惟部下軍官，向來服從命令，至是時始由全體議決，一緻行動焉。
此十三年十月十九日事也。
（前派往聯絡段氏之代表劉之龍适于是日回到馮處，見馮氏《日記》。
據《我的生活》，此會議已先決，全部革命軍為“國民軍”，以示擁護“三民主義”及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并與“國民黨
直軍雖屢次猛攻，俱不得利。
援軍如張治功等開赴前方參戰，亦為奉軍擊退。
至吳之十五、廿三、廿四等師，苦戰不肯輕退，故損失尤大。
計開戰一月，雙方死者以萬計，而鄂、豫、直、京兆各區征調之繁難、拉夫之擾民，與戰地之損失、人民之苦痛，尚有不堪言者。
（謠傳馮氏之“首都革命”暗中得日人之助，不确。
見下章附錄。
） 置之死地 馮氏對于曹、吳之主戰，自始即極不贊成，曾面谏曹數次，均無效。
又曾親書一長函與吳，勸其勿因逞意氣而以國家人民為犧牲。
不料吳将原函退回，于封套上大書“少說話”三大字，馮氏之氣悶可想。
及戰事爆發，吳強委其為第三軍總司令，迫令開赴熱河。
在表面看來，此一路道遠地險，防守不易，非勁旅不足應付，委馮氏前去，表面上是極端借重。
而其實骨子裡，則此正是吳“借刀殺人”之陰謀也。
蓋此處既無舟車運輸之利，大軍愈前進愈危險。
而吳于軍饷、糧秣、子彈、服裝（塞外禦寒，皮衣尤要）之供給，一無所備。
馮氏屢次請發經費，均無所得。
吳且批示“就地征取，戰後償還”等空洞語。
一次，親往面見吳，言籌軍費事，吳答以：“我要為您開一銀行嗎？我們都是要就地征取的。
”其時，秋盡冬來，塞外天氣已是嚴凍之候，馮軍全部冬衣未備（奉軍則每人皆穿數寸厚的老羊皮軍服），又無子彈補充，驅此無食無衣之大軍以赴荒漠奇冷之區域，何異送死？但此正是吳之深意&mdash&mdash能勝奉軍固佳；不能勝而為奉軍消滅亦“正合孤意”。
（章著《吳傳》下冊頁五六三載吳佩孚言，馮出發前曾給予十五萬元，實無其事。
） 不特此也，吳更有毒計準備害馮氏。
在出發之前，早已留下錦囊，預囑孫嶽、胡景翼二人暗行監視馮軍，謂如其一有越軌行動，即許二人便宜行事，就地解決雲雲。
吳又以鞏縣兵工廠所制之機關槍五十架撥給胡，囑曰：“您拿這五十挺去打張作霖。
打完了，留起來，還有用處。
”“醉翁之意”固明明在馮軍。
不知胡、孫與馮氏早結生死之交；此時，三人久已訂立“首都革命”之密約，吳氏消滅馮軍之用意及露骨的說話，孫、胡俱一五一十地告訴馮氏。
三人惟有相視大笑而已。
馮氏既深知吳平日疑忌之心，又洞悉此次欲“置之死地”之意，曾向曹辭軍職。
經曹極力慰留，不得已勉強為籌備出發。
他以勸和不聽，辭職又不許，後有壓力，前惟死路，如何打出生路？計惟有借此機會實行其“首都革命”之計劃而已。
故其籌備出發，即是籌備革命軍事運動也。
馮氏此次革命之全局布置第一重要點，乃在委派留京主持後方之重要人物。
智勇沉毅之蔣鴻遇至足勝任，乃奉命為留守司令，兼兵站總監，辦理後方一切事宜。
如此，明則全軍出發，而暗則留下精兵一營歸蔣指揮以作内應。
此營隻有一連留駐旃檀寺，其餘則秘密分駐京外各處，用時始行集合。
出發時，由京兆尹劉夢庚代征大車千餘輛，又同綏遠都統馬福祥借用駱駝三千，以資平地及山路之運輸。
此外，又分派劉治洲、鄧萃英、劉之龍、張樹聲等分任秘密使命，聯絡各方，或偵察軍政情形。
籌劃既成熟，馮軍即于九月廿一日開始出發。
其先後次序：第一，張之江部；第二，宋哲元部；第三，劉郁芬部；第四，馮氏自率李鳴鐘部；第五，鹿鐘麟部。
廿四日開拔完畢，馮氏進駐密雲。
是時，朝陽已為奉軍所占，王懷慶急調米振标全部及中央第四混成旅至淩源禦之。
至開魯方面，奉軍亦進至赤峰，馮氏派譚慶林馳往，即行恢複。
時，張之江部已至承德，探悉奉軍謀以别動隊襲承德，立行停止東進，而派兵數路迎擊。
在黑城一帶激戰一日，奉軍敗退，即停兵于此。
馮氏督同全軍出發，前鋒至灤平時，他已到了密雲了。
從懷柔過張家口時，段祺瑞忽派賈德耀（焜亭，原為馮氏之舊袍澤）送來親筆函，大意表示不贊成内戰，對賄選政府尤希望其有所自處。
（按：此函大緻與下章所錄黃郛函同其語調，且似同時發出，當然未知馮等革命大計。
）接着張樹聲、劉砥泉（大概即劉之龍，字子雲，想誤記字音）又介紹一位奉張代表馬某前來，說張作霖殊不願與馮氏為敵，隻要推翻了曹、吳，他們的目的便已達到，決不再向關内進兵。
馮氏當即告以革命大計雲：“我已經和北京方面幾位将領有所接洽，隻要你們的隊伍不進關，我們的計劃必能順利進行。
”當下，他拿着孫先生的《建國大綱》，說了幾條重要的主張，并言：“這是我們中國唯一革命領袖的辦法，您以為如何？将來我們事成，拟請中山先生北來主持大計。
這一條你們是不是贊成？”馬答道：“這完全不成問題。
一切悉聽你們的主張，我們無有不贊成的。
”馮氏又鄭重其事，重複申說：“一是請中山先生北來，二是你們隊伍不得進關。
隻此兩條就成，别的卻不必細說了。
希望你快回去轉達，切勿食言。
現在是怎樣商定的，将來就怎樣實行。
我這兒已經布置妥當，不久即有主和息争的通電發出。
”當晚，他們回去。
（上見《我的生活》卅章頁五〇二）張、馮盟約，至是成立，此無異正式加入倒直陣線，成為粵、奉、皖、馮之“四角同盟”。
一直擁護孫中山先生為主持國事之領袖，是則馮氏“首都革命”最初定立之宗旨也。
（奉張先擁護孫先生後迎其北上，見上文孫科《八十述略》，與此印證可知确實。
） 塞外早寒，而馮軍兵尚衣單，叫苦之聲遍全軍。
加以沿途人煙已稀少，大軍所過，百姓逃避一空，糧秣難籌。
吳曾派一籌糧專員随軍令地方官就地征發。
馮氏見所得米、面、雞蛋，皆強取諸窮苦民間者，不忍卒食，謂帶兵廿年，未嘗妄取人民一草一木；今強奪民食，甯餓不為，乃令軍需官照價發給，而軍食問題愈為困難，愈進一步則死路愈近一步矣。
會吳在榆關數戰不利，即電催二、三兩軍向奉方猛攻，以圖牽制。
複派王承斌以“督戰司令”名義率憲兵兩連，乘汽車直抵灤平，借以監視馮氏行動。
又派車慶雲、陳德修等，為“前敵執法官”赴灤督師。
然而王承斌雖屬直系，但因吳專橫太甚，曾受其壓迫，早表不滿，而孫嶽亦曾向其運動加入同盟，已表同意。
王又言吳曾許以戰勝後任為“東三省巡閱使”。
其後，王與馮晤談乃知吳亦照樣許馮氏以為攻奉之餌。
吳之權術戳穿了，彼此相笑（劉著頁五二）。
即在開戰之前，吳明升王為副司令，又予以直隸省長，而實則并其二十三師兵權亦為剝奪，王尤為不怿，是故早已對馮、孫表示同情，班師之舉，一切進行，無不默契于心，此時奉吳命到灤平，亦不過敷衍一下而已。
但坦白聲明，願守中立，不向吳告密，亦不肯背吳為助（見馮氏《自述》）。
此則“士各有志”，不能相強者。
然即此态度，已于“首都革命”之役有消極的貢獻矣。
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時，馮氏已由古北口到熱河之灤平，距承德不遠。
其饑寒交迫之大軍，陷于前後受壓迫之死亡谷中，真是困難萬分，危險萬分，軍心憤激，達至極點，可稱為“哀兵”。
馮氏知士氣可用，即召集張之江、李鳴鐘、劉骥、鹿鐘麟、宋哲元等全體高級軍官，以及各處的代表（如胡景翼、孫嶽的，甚至兼有奉張留下的，見《我的生活》頁五〇三），開決戰大會議。
他宣布本軍所處之艱難地位與危險情勢，及吳佩孚借此同時消滅奉軍與本軍之毒計。
繼而發問：“以十餘年之精神能力，建成為救國救民之軍隊（即指本軍），今肯為吳一人及曹之腐敗政府作犧牲嗎？這是你們生死關頭的大問題。
”他們決議，如此死法，死得不值；務要從九死中打出一條生路，于是乎班師回京之議，全體一緻決定。
“首都革命”之舉，本由馮氏個人主動及策劃，秘密運動已久，惟部下軍官，向來服從命令，至是時始由全體議決，一緻行動焉。
此十三年十月十九日事也。
（前派往聯絡段氏之代表劉之龍适于是日回到馮處，見馮氏《日記》。
據《我的生活》，此會議已先決，全部革命軍為“國民軍”，以示擁護“三民主義”及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并與“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