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勢力之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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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重視者。

    治軍數十年,一是以此為革命軍之最要質素,非徒空談革命而已。

    行之月餘,全營悅服,軍心已得堅固,一緻熱誠擁護此新領袖矣。

    及傳播于他營,其士卒均心焉神往。

    在比較優劣之下,他們且竊議其長官于背後。

    各營長私來勸馮氏,謂不可以己之廉而形人之貪。

    他則答以人各有志,未嘗為之動。

    此志維何?革命是也。

    其次,馮氏于訓練精神,鞏固軍心,以培養革命實力之外,又以革命大事業,非群策群力不能成功,于是留心物色人才,結納同志。

    一時如同鎮之參謀長劉一清、七十九标一營管帶施從雲、第二營管帶王金銘、第八十标第一營管帶王石清、第二營管帶鄭金聲、第三鎮上校參謀孫嶽、兵工營排長戴錫九以及孫建聲、張之江、張樹聲、李鳴鐘、韓複榘諸人,皆富有革命思想,馮氏鹹與之深相結納。

    當時革命空氣已彌布于長江流域。

    北方各軍長官着着先事防患,對于部下集會結社,異常注意,動辄取締。

    馮氏為避免當道耳目及懷疑計,設立一“武學研究會”借以收攬革命同志,為密謀起義之大本營。

    當時加入此團體者,除上列諸人外,并有嶽兆麟(或即嶽瑞洲?)等官兵數十人。

    公餘之暇,他們時常集會,密商一切進行計劃,以期革命運動之早得實現。

    自三月廿九日廣州黃花崗之役發生後,北方當道防範益嚴。

    馮氏密謀亦漸為漢奸發覺,雖未至破壞,而其處境益危。

    然而是時北方革命種子萌芽亦出土,革命風雲已成一觸即發之勢矣。

     附錄:李泰棻《史稿》載馮氏此時一逸事,殊可表現其義俠為人之人格。

    當其初升管帶時,有孟恩遠師部炮兵三營軍需官王者賓,秀才出身,得管帶高某信任。

    年終,王因賭博虧公款三千金,乃遁去。

    高扣留其方任排長之弟,且行文其原籍,籍其家。

    者賓乞援于馮氏,馮氏允焉,宴高營中,告之曰:“王某家産不過薄田三十畝,盡籍之亦不足償所負,且家口三十餘,祖母在堂,君讵忍之乎?”高終以公款難之。

    同席有施從雲、王金銘兩管帶,亦仗義為俠,且屈膝以請。

    卒得減去五百金。

    馮氏則慨然負責盡償其餘。

    先向諸友借四百金付高,約以每月付還一百。

    以後果如約盡償焉。

    數年後,王者賓始谒馮氏言謝,被委任書記、軍需等職,複調甘肅任縣長。

    (見李著頁八、九) 灤州起義 宣統三年歲次辛亥(一九一一)二月,張紹曾繼任二十鎮統制。

    八月,灤州(今灤縣,在山海關西南約二百裡)舉行秋操,協統潘榘楹,标統蕭廣傳、範國璋,将所部開駐山海關。

    施從雲、王金銘兩營開駐灤州,而馮部則留守新民府。

    八月十九日(即陽曆十月十日),革命軍起義于武昌,東南各省紛紛響應。

    馮氏以時機成熟,籌備起義進行更力矣。

    乃清廷忽令統制張紹曾率兵南征。

    張去電質問出師理由,并陳改革政治十九條于北京,要求實行,詞極強硬。

    此即革命主張,意在推翻清朝也。

    當電文到京之日,适山西宣布獨立。

    一時,清廷震動,不知所措,一面複電,承認各條,以緩和革命空氣,而一面則調張南下為“長江宣撫使”,借以削其兵權。

    馮等聞而益憤,主張乘機起義,進攻北京,響應武漢。

    此時,張部軍官分保皇、革命二派。

    保皇派為潘、蕭、範等高、中級将領;革命派則為馮等所組織之“武學研究會”下級軍官同人。

    争執結果,革命派以衆寡不敵失敗。

    劉一清、石星川等乃被排斥。

    幸馮等有實力者數人,仍得留職,力圖繼續奮鬥。

    而張紹曾以大勢已去,憤而離職,避居津門,此即所謂灤州停兵是也。

     張去後,馮等革命派一時雖失敗,而進行益力。

    馮氏則在後方夙夜籌謀,并将進行計劃及南方革命消息每日油印傳單,分送各部,竭力宣傳,從事鼓動。

    但不幸當其取油印機時,派兵由營部送至私寓,途中為某标統所見。

    及傳單發現,标統知其所為,乃急調其全部赴海陽鎮,計劃又遭挫折。

     其時,清廷起用袁世凱任内閣總理,擁有小站所有新軍六鎮,兵精械利,紛紛南下,以武力壓迫革命軍。

    漢陽一役,革命軍大敗,武昌岌岌可危。

    于是,馮氏又與施、王等密議,非急發難以拊清軍之背,則南方革命運動将至功虧一篑。

    會革命黨員白雅雨(亞羽,原名毓崑)奉孫中山先生(中國同盟會)命來北方與同志數輩,在天津法租界秘密組織革命機關,從事運動北方軍隊。

    孫建聲當時已離軍回津,加入活動。

    由其介紹至灤州與王、施等立志革命分子會商進行。

    至于馮氏,則旋由王金銘親往海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