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 上海特别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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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自秘書科長以下數百人，市長未嘗推薦一人，一任各局長全權選拔；餘之公用局如此，其他各局亦如此，局長中從先生多年者如此，與先生初識者亦如此。
以上兩點，深感先生處事無私，立法純公，權責嚴明，相從者不緻有越級掣肘之患。
農工商局長（後改稱社會局長）潘公展先生《想到初次會見的膺白先生》文曰： 民國十六年的五六月裡某日下午，膺白先生托友人帶了口信，約我去見他，我遵約于次日午前往谒。
膺白先生說：“果夫兄曾說起先生在上海工作多年，情形熟悉，而對工潮蔓延更有處理的意見，願聞其詳。
”我作如下的答複：“中國民族工業的一些薄弱基礎幾乎全在上海，如果讓勞資沖突的事實，長此推演下去，不加挽回，深恐民族工業摧毀殆盡。
惟如何使勞資雙方互相協助，各得其平，不得不有賴于政府擔負這個責任。
國民政府今方奠都南京，軍事倥偬，尚無餘暇及此，如果市政府成立，實不能不先代中央負起這個責任來。
”膺白先生說：“非設法使勞資間相安無事，則其他一切市政建設都會受到影響，你看市政府應該怎樣辦？”我說：“本來普通所謂市政，大抵指些路政、警政、捐稅和水電等等公用事業而言，關于勞工問題的實際行政，似乎是屬于中央政府機構所職掌的。
不過上海既稱特别市，眼前勞資間形勢又如此險惡，中央又急切間無專職處理的機關，且感有鞭長莫及之苦，則市政府不妨專設工商局處理工商行政。
”膺白先生不等我說完，說道：“我們不但要使工商業安定繁盛，同時要它成功一個田園都市。
一個都市的繁榮，不僅系于它範圍以内工商業的發達，同時還要使它周圍的農村一樣生産發達，才有希望。
我以為不但要有工商局，簡直可以有農工商局。
”我受了他的感動，自告奮勇說：“我願意為先生草拟一個農工商局的組織大綱，同時寫一篇處理勞工行政的計劃。
”卻不料膺白先生後來，竟責成我這個沒有行政經驗，同時與他向無深交的人來擔任農工商局的事務。
膺白不取集權而取分權，不取委員制而取市長制；他對地方行政制度主張“多級總攬制”。
以省為例，他主張：（一）提高縣長地位，加重縣長職權，這是親民之官，人選極為重要。
（二）恢複府制，以縣為地方行政單位，每省至少數十縣，省政府鞭長莫及，顧不到。
他亦贊成舊制的“貧富均籌，互相倚賴”制，例如浙江有金衢嚴之貧乏，有杭嘉湖之富庶，上級兼籌并顧，則可以有餘補不足。
分區的意義如此，省與府之間然，府與縣之間亦然。
後來的行政督察專員制相似而不同，他不盡同意。
（三）省政府簡化，所司僅1.考核，2.調查督察，3.研究改革方案，如是已足。
以上意見，《感憶錄》沈觐宜先生文，紀錄膺白與國聯政制專家晏納克先生談論中國地方行政改革問題都有之。
二人所見很相同，晏納克先生且以歐洲情形相證，以他在德國所治理之叙來西恩州相比。
膺白批評當時制度的紛亂，頭重腳輕，地方官無可負責，則隻有傳遞公文，敷衍了事。
他的“多級總攪制”實系“分層負責制”，頭小腳重，如此以漸進于地方自治之意。
他對上海市之受命雖極勉強，而所拟章制則十分慎重，完全為上海市久遠計。
他見到上海将屬首都屏藩，在民選市長以前，市長的進退要受中央政局影響，所以把重心放在各局。
他對各局局長人選非常重視，延攬以後，惟恐愛護之不足。
把人情上不可卻之冗員，都安置在自己身邊秘書或科以内，絕不以各局為尾闾；有以他身邊人手不夠精彩者，則真不知其用心之苦也。
膺白自己一生，從來沒有像當時上海市任何一個局長的用人自由過。
他所延攬的局長如下： 财政徐鼎年，教育朱經農，土地朱炎，工務沈怡，公用黃伯樵，衛生胡鴻基，農工商潘公展，港務李協，公安沈譜琴，公益黃涵之。
除港務局李協（宜之，亦稱儀祉）先生道遠未到，餘均與他同時就職；李先生是中國有數之水利專家，後在其故鄉陝西極有治水之功。
當時上海市各局長中，除農工商與公安二局長外，多數尚非黨員，黃伯樵則系辛亥老同志，雖都經他慎重考慮而定，半數非所素識。
其中公安局系蔣先生推薦，膺白先請淞滬警察廳長吳禮卿（忠信）先生轉任，曾數度親往征求屈就，未能答允。
沈譜琴先生已決定後，蔣先生又來電保楊虎；膺白于楊、沈個人均無關系，惟上海人正有養虎成群（楊虎陳群）之謠，談虎色變，相與莫可奈何。
膺白自草的複電火氣甚重，有請蔣先生作最後決定俾定去留之語；這去留是他自己的去留。
君怡适見此電，力勸修改，始改成後列之陷電。
其實為處理當時由黨部自發之擾攘，楊比沈更相宜亦未可知。
沈譜琴雖屬老革命黨，且為國民黨員，後與教育局朱經農最為黨部所攻擊。
膺白這時還未想到清黨以後之國民黨，亦是向各學校插手，而必須出于同一系統的。
教育界受或明或暗之麻煩，言之傷心，在抗戰時之上海倒反覺無人管，可以純為教育而教育。
上海市有兩個局長是我親戚：土地局長朱炎，上海人，留比理學博士，在此以前為上海中法學校校長，由北京教育部而來。
膺白從天津到滬，又從南昌受命先到上海，秘密工作時期都住朱家，朱家即在中法學校校舍。
國民革命軍到滬，中國文化界的法國系統，亦即主持法國庚子賠款的一派，自然注意到中法學校，派了褚民誼為校長。
膺白始以經過說出，上章《南歸》中蔣先生一函所言“朱君事緩接”雲雲即指此。
工務局長沈怡是我的弟弟，留德工學博士，歸國甫及年，伯樵任漢口市工務局時邀為科長，他未成家亦未訂婚，不急謀事，南京杭州兩處都有人約他。
他自己和我不但未向膺白求差，而且請求不要用他。
我的話曰：我弟倘有用，不在乎一時，如不中用，不可累他。
君怡的話曰：未有家累，不拟即離姊丈而他去，盡另求賢，不必位置。
他知道膺白非常喜歡他，珍愛之無異于我。
在柏林時，我們與他同住，我與膺白對問題看法有不同時，我說話甚急甚直，膺白常說：同樣的話，倘以君怡的婉轉态度出之，就使他受得下，反而易于接受。
上海市成立時，君怡很想彼此避嫌不參加，不便離膺白，願留左右；我甚至說，還到伯樵處幫忙則仍在近處。
伯樵甚冤枉，他說他無法不姓黃，他跟過三個人共事都姓黃，人都以為是一家。
克強先生湖南人，任之（炎培）先生上海人，膺白杭州人，而他自己是太倉人。
杭州市曾邀伯樵為工務局長，另一個不知是哪一局的科長亦為杭州所邀而留在
以上兩點，深感先生處事無私，立法純公，權責嚴明，相從者不緻有越級掣肘之患。
農工商局長（後改稱社會局長）潘公展先生《想到初次會見的膺白先生》文曰： 民國十六年的五六月裡某日下午，膺白先生托友人帶了口信，約我去見他，我遵約于次日午前往谒。
膺白先生說：“果夫兄曾說起先生在上海工作多年，情形熟悉，而對工潮蔓延更有處理的意見，願聞其詳。
”我作如下的答複：“中國民族工業的一些薄弱基礎幾乎全在上海，如果讓勞資沖突的事實，長此推演下去，不加挽回，深恐民族工業摧毀殆盡。
惟如何使勞資雙方互相協助，各得其平，不得不有賴于政府擔負這個責任。
國民政府今方奠都南京，軍事倥偬，尚無餘暇及此，如果市政府成立，實不能不先代中央負起這個責任來。
”膺白先生說：“非設法使勞資間相安無事，則其他一切市政建設都會受到影響，你看市政府應該怎樣辦？”我說：“本來普通所謂市政，大抵指些路政、警政、捐稅和水電等等公用事業而言，關于勞工問題的實際行政，似乎是屬于中央政府機構所職掌的。
不過上海既稱特别市，眼前勞資間形勢又如此險惡，中央又急切間無專職處理的機關，且感有鞭長莫及之苦，則市政府不妨專設工商局處理工商行政。
”膺白先生不等我說完，說道：“我們不但要使工商業安定繁盛，同時要它成功一個田園都市。
一個都市的繁榮，不僅系于它範圍以内工商業的發達，同時還要使它周圍的農村一樣生産發達，才有希望。
我以為不但要有工商局，簡直可以有農工商局。
”我受了他的感動，自告奮勇說：“我願意為先生草拟一個農工商局的組織大綱，同時寫一篇處理勞工行政的計劃。
”卻不料膺白先生後來，竟責成我這個沒有行政經驗，同時與他向無深交的人來擔任農工商局的事務。
膺白不取集權而取分權，不取委員制而取市長制；他對地方行政制度主張“多級總攬制”。
以省為例，他主張：（一）提高縣長地位，加重縣長職權，這是親民之官，人選極為重要。
（二）恢複府制，以縣為地方行政單位，每省至少數十縣，省政府鞭長莫及，顧不到。
他亦贊成舊制的“貧富均籌，互相倚賴”制，例如浙江有金衢嚴之貧乏，有杭嘉湖之富庶，上級兼籌并顧，則可以有餘補不足。
分區的意義如此，省與府之間然，府與縣之間亦然。
後來的行政督察專員制相似而不同，他不盡同意。
（三）省政府簡化，所司僅1.考核，2.調查督察，3.研究改革方案，如是已足。
以上意見，《感憶錄》沈觐宜先生文，紀錄膺白與國聯政制專家晏納克先生談論中國地方行政改革問題都有之。
二人所見很相同，晏納克先生且以歐洲情形相證，以他在德國所治理之叙來西恩州相比。
膺白批評當時制度的紛亂，頭重腳輕，地方官無可負責，則隻有傳遞公文，敷衍了事。
他的“多級總攪制”實系“分層負責制”，頭小腳重，如此以漸進于地方自治之意。
他對上海市之受命雖極勉強，而所拟章制則十分慎重，完全為上海市久遠計。
他見到上海将屬首都屏藩，在民選市長以前，市長的進退要受中央政局影響，所以把重心放在各局。
他對各局局長人選非常重視，延攬以後，惟恐愛護之不足。
把人情上不可卻之冗員，都安置在自己身邊秘書或科以内，絕不以各局為尾闾；有以他身邊人手不夠精彩者，則真不知其用心之苦也。
膺白自己一生，從來沒有像當時上海市任何一個局長的用人自由過。
他所延攬的局長如下： 财政徐鼎年，教育朱經農，土地朱炎，工務沈怡，公用黃伯樵，衛生胡鴻基，農工商潘公展，港務李協，公安沈譜琴，公益黃涵之。
除港務局李協（宜之，亦稱儀祉）先生道遠未到，餘均與他同時就職；李先生是中國有數之水利專家，後在其故鄉陝西極有治水之功。
當時上海市各局長中，除農工商與公安二局長外，多數尚非黨員，黃伯樵則系辛亥老同志，雖都經他慎重考慮而定，半數非所素識。
其中公安局系蔣先生推薦，膺白先請淞滬警察廳長吳禮卿（忠信）先生轉任，曾數度親往征求屈就，未能答允。
沈譜琴先生已決定後，蔣先生又來電保楊虎；膺白于楊、沈個人均無關系，惟上海人正有養虎成群（楊虎陳群）之謠，談虎色變，相與莫可奈何。
膺白自草的複電火氣甚重，有請蔣先生作最後決定俾定去留之語；這去留是他自己的去留。
君怡适見此電，力勸修改，始改成後列之陷電。
其實為處理當時由黨部自發之擾攘，楊比沈更相宜亦未可知。
沈譜琴雖屬老革命黨，且為國民黨員，後與教育局朱經農最為黨部所攻擊。
膺白這時還未想到清黨以後之國民黨，亦是向各學校插手，而必須出于同一系統的。
教育界受或明或暗之麻煩，言之傷心，在抗戰時之上海倒反覺無人管，可以純為教育而教育。
上海市有兩個局長是我親戚：土地局長朱炎，上海人，留比理學博士，在此以前為上海中法學校校長，由北京教育部而來。
膺白從天津到滬，又從南昌受命先到上海，秘密工作時期都住朱家，朱家即在中法學校校舍。
國民革命軍到滬，中國文化界的法國系統，亦即主持法國庚子賠款的一派，自然注意到中法學校，派了褚民誼為校長。
膺白始以經過說出，上章《南歸》中蔣先生一函所言“朱君事緩接”雲雲即指此。
工務局長沈怡是我的弟弟，留德工學博士，歸國甫及年，伯樵任漢口市工務局時邀為科長，他未成家亦未訂婚，不急謀事，南京杭州兩處都有人約他。
他自己和我不但未向膺白求差，而且請求不要用他。
我的話曰：我弟倘有用，不在乎一時，如不中用，不可累他。
君怡的話曰：未有家累，不拟即離姊丈而他去，盡另求賢，不必位置。
他知道膺白非常喜歡他，珍愛之無異于我。
在柏林時，我們與他同住，我與膺白對問題看法有不同時，我說話甚急甚直，膺白常說：同樣的話，倘以君怡的婉轉态度出之，就使他受得下，反而易于接受。
上海市成立時，君怡很想彼此避嫌不參加，不便離膺白，願留左右；我甚至說，還到伯樵處幫忙則仍在近處。
伯樵甚冤枉，他說他無法不姓黃，他跟過三個人共事都姓黃，人都以為是一家。
克強先生湖南人，任之（炎培）先生上海人，膺白杭州人，而他自己是太倉人。
杭州市曾邀伯樵為工務局長，另一個不知是哪一局的科長亦為杭州所邀而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