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 上海特别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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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市”的組織，自國民政府始。
上海是國民政府第一個“特别市”，膺白做了第一任上海特别市市長，亦是他第一次接受國民政府任命。
這時中國還沒有過民選的行政官，故市長系由政府任命的。
所謂特别市是直接隸屬于中央政府。
另有普通市則屬于省政府。
上海的繁榮本隻在租界，中國地區等于附庸，後來人口增加，有識之士漸漸注意到吳淞、江灣與黃浦江對岸之浦東的重要。
孫傳芳時代曾設有淞滬市政督辦，丁文江先生擔任過總辦，規模不大，後來上海特别市所接收的“淞滬警察廳”及“滬北工巡捐局”，乃由此而來。
首先注意到上海的重要，要将上海築成東方第一大港，且拟有大上海建設計劃的，是孫中山先生；這計劃載在中山先生所作《建國方略》書内。
蔣先生對上海注意得很早。
我們在南昌，那時上海還在軍閥手中，一日晚間膺白從蔣先生處回來，手裡拿着《建國方略》一冊，說蔣先生叫他看，其中特别折出的一章，是大上海建設計劃，膺白并未十分留心。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的春天我們正回杭州去，在靈隐寺山門口，一個朋友趕來送交蔣先生由南京發往上海吾家的一份電報，要膺白擔任上海特别市市長，膺白立刻複電辭謝。
待我們事畢回滬，政府明令已發表，蔣先生亦又一再來電，并囑膺白草拟《上海特别市組織法》，送中央政治會議通過。
這個時候“甯”“漢”猶未合并，北伐還未開始，政府忙亂如上“南歸”章所述，膺白實在不願為一件地方職務所困，如果擔任，他要認真做，而此時不可能。
他複了一份火氣十足的電報如下： 南京蔣總司令：昨返滬讀筿哿各電，感慨萬狀。
兄南歸五閱月，自問未嘗避艱險，辭勞苦，表面雖未居名受職，實際上苟能力之可及，幾于無職不居，無事不做。
所以然者，無非為遵守“共嘗甘苦”之遺訓，期以慰大兄于地下，并以完吾侪二十五年來純潔精誠之情誼而已，他無所求也。
兄以為今日吾弟之所急，莫過于對國際則運用某國，箝制某國；對國内則緩兵東北，聯合晉陝；對内部則改良組織，搜羅專材；如斯而已矣。
茲數者，兄雖不自量其綿薄，卻無日不竭我智慮，盡我全力以為之。
今若再益以局部事務，則上述種種，欲兼顧而時間精力有所不許，不兼顧而事實曆史有所不容；此中之輕重緩急，切望吾弟一衡量之。
弟若疑兄在滬安居而閑逸者，深願赴甯與弟朝夕同甘苦，較之在多數翁姑下充當媳婦，終日周旋來客，敷衍人事，既不能辦事，又無裨公私，實覺彼善于此。
兄年近五旬，性猶如昔，戆直之處，諸希原諒。
所有上海市長一職，務望代請政府收回成命是幸。
雲漾申。
（十六、四、廿三） 膺白怕居職位，不是鳴高，亦非虛僞。
他不肯入黨就是不預備在政府做事。
他對國家對朋友很熱情，而為自己很冷淡。
他最得意的事，是對來請教他的人，說了很心平氣和的話，或出了很合理的主意；對請教他的事，從各方面觀察，而有個近情的答案。
還像一個學生對一個考題一般，交得出很好的卷，心裡滿足。
我曾經對我的朋友說過，我的朋友大概亦都以為我是個熱情人，我說做朋友先取他。
我逢人有急尋我，先懷疑其人究竟對不對，要先明經過而後有勇氣答複。
曾有他兩個部屬，位均中等以下；一次，一人在南京被拘，太太哭到吾家，訴說去探監看見丈夫坐在地上，罪名不知；又一次，一人被上海巡捕房拘留，太太哭訴丈夫被剃光了頭冷水沖浴。
兩個太太來時實系找我，我還在盤算時，他已經站起來作行動。
在南京的一人平常說話粗心，恐其在清黨時受何嫌疑，他立刻電問原委。
在上海的一人，他立刻出去請律師為之辯護，他請的律師是章行嚴；他自己到行嚴先生律師事務所大概生平隻此一次。
這二人都案情得直而出，經過法律程序而未專靠人情，他的奔走使當事者少吃苦而案早了結。
至于願意為别人而低頭之事，随時皆有，不像他本性之驕傲。
中國政治上最要緊的一件事，他所最怕且最不擅長，是人事。
人事弄得好，其他馬虎些亦可圓轉如意，否則會無端荊棘橫生。
每次發表一個職務，介紹書雪片飛來；不安插則得罪本人，失歡介紹者；安插則冗員浮于事，慷國家之慨。
進了衙門的人亦永遠圈子兜不出來，患得患失，前程老去。
尤其不安插舊人，一般人視為人情最薄。
政治飯如滾雪球，愈滾愈大，如繞葛藤，難得解開。
每次做事，想延攬的人無機會請到，而推不開者必須安排；從政第一關要經過此。
在北方時，膺白常臨時吃情，事後向我發牢騷。
一次，一個預約說有公事建議，在極忙時消耗他一個多鐘頭而結果是謀差使，他回家将一卷說帖履曆向我丢，我立正對他說，“小的無職，請與貴部下讨論”，始一笑而罷。
有胃病以後，他這脾氣更厲害，故我亦不望他擔任用人行政的事。
上海特别市市長之職畢竟明令已頒，未收回成命，而且先令膺白草拟《特别市組織法》，送京通過照行；這亦是稀有之事。
不僅蔣先生對朋友的信用，還信用他所拟的“章則”能合情理，更可證幾個月來膺白随時提到之“法制”“制度”等問題，蔣先生很是有意。
可惜其時軍事既擾攘，政府亦紛紛，沒有許多人想到“法”和“制”是建國第一步，有了法和制始可納一切“人”和“事”入軌範之中。
一個市的組織法不過局部又局部而已。
膺白所拟上海特别市組織法，在當時有特點二：其一是市長制，不是委員制；其二是分權制，不是集權制。
這兩點初看似乎矛盾，且與當時一般情形相反；當時一般組織無有不是許多委員，而實際則一人或幾人集權做主。
為解說膺白所以既主張分權制而又不取委員制之理由和經過，我先節錄當時上海特别市兩個局長在《感憶錄》裡的文章，再述膺白對地方行政制度“多級總攬制”的主張。
公用局長黃伯樵先生（寫文時為京滬、滬杭兩路局長）《懷黃膺白先生》文曰： 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
（膺白）先生任上海特别市第一任市長，餘承邀與籌備，旋被任為公用局局長，是為餘第二次在先生屬下工作。
在職中有特别感想兩點：（一）國民政府下特别市之成立以上海市為始，其組織法未有先例。
方拟組織條例時，有主張市長集權制者，以所屬各局如中央各部之各司，但守承啟之責；有主張各局分權制者，以所屬各局如院之各部，有各就範圍議政處事之權；先生獨主後說，使專家可充量設計執行各專門性之事業，無與于市長之進退。
（二）上海特别市各局皆系新創，所屬
上海是國民政府第一個“特别市”，膺白做了第一任上海特别市市長，亦是他第一次接受國民政府任命。
這時中國還沒有過民選的行政官，故市長系由政府任命的。
所謂特别市是直接隸屬于中央政府。
另有普通市則屬于省政府。
上海的繁榮本隻在租界，中國地區等于附庸，後來人口增加，有識之士漸漸注意到吳淞、江灣與黃浦江對岸之浦東的重要。
孫傳芳時代曾設有淞滬市政督辦，丁文江先生擔任過總辦，規模不大，後來上海特别市所接收的“淞滬警察廳”及“滬北工巡捐局”，乃由此而來。
首先注意到上海的重要，要将上海築成東方第一大港，且拟有大上海建設計劃的，是孫中山先生；這計劃載在中山先生所作《建國方略》書内。
蔣先生對上海注意得很早。
我們在南昌，那時上海還在軍閥手中，一日晚間膺白從蔣先生處回來，手裡拿着《建國方略》一冊，說蔣先生叫他看，其中特别折出的一章，是大上海建設計劃，膺白并未十分留心。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的春天我們正回杭州去，在靈隐寺山門口，一個朋友趕來送交蔣先生由南京發往上海吾家的一份電報，要膺白擔任上海特别市市長，膺白立刻複電辭謝。
待我們事畢回滬，政府明令已發表，蔣先生亦又一再來電，并囑膺白草拟《上海特别市組織法》，送中央政治會議通過。
這個時候“甯”“漢”猶未合并，北伐還未開始，政府忙亂如上“南歸”章所述，膺白實在不願為一件地方職務所困，如果擔任，他要認真做，而此時不可能。
他複了一份火氣十足的電報如下： 南京蔣總司令：昨返滬讀筿哿各電，感慨萬狀。
兄南歸五閱月，自問未嘗避艱險，辭勞苦，表面雖未居名受職，實際上苟能力之可及，幾于無職不居，無事不做。
所以然者，無非為遵守“共嘗甘苦”之遺訓，期以慰大兄于地下，并以完吾侪二十五年來純潔精誠之情誼而已，他無所求也。
兄以為今日吾弟之所急，莫過于對國際則運用某國，箝制某國；對國内則緩兵東北，聯合晉陝；對内部則改良組織，搜羅專材；如斯而已矣。
茲數者，兄雖不自量其綿薄，卻無日不竭我智慮，盡我全力以為之。
今若再益以局部事務，則上述種種，欲兼顧而時間精力有所不許，不兼顧而事實曆史有所不容；此中之輕重緩急，切望吾弟一衡量之。
弟若疑兄在滬安居而閑逸者，深願赴甯與弟朝夕同甘苦，較之在多數翁姑下充當媳婦，終日周旋來客，敷衍人事，既不能辦事，又無裨公私，實覺彼善于此。
兄年近五旬，性猶如昔，戆直之處，諸希原諒。
所有上海市長一職，務望代請政府收回成命是幸。
雲漾申。
（十六、四、廿三） 膺白怕居職位，不是鳴高，亦非虛僞。
他不肯入黨就是不預備在政府做事。
他對國家對朋友很熱情，而為自己很冷淡。
他最得意的事，是對來請教他的人，說了很心平氣和的話，或出了很合理的主意；對請教他的事，從各方面觀察，而有個近情的答案。
還像一個學生對一個考題一般，交得出很好的卷，心裡滿足。
我曾經對我的朋友說過，我的朋友大概亦都以為我是個熱情人，我說做朋友先取他。
我逢人有急尋我，先懷疑其人究竟對不對，要先明經過而後有勇氣答複。
曾有他兩個部屬，位均中等以下；一次，一人在南京被拘，太太哭到吾家，訴說去探監看見丈夫坐在地上，罪名不知；又一次，一人被上海巡捕房拘留，太太哭訴丈夫被剃光了頭冷水沖浴。
兩個太太來時實系找我，我還在盤算時，他已經站起來作行動。
在南京的一人平常說話粗心，恐其在清黨時受何嫌疑，他立刻電問原委。
在上海的一人，他立刻出去請律師為之辯護，他請的律師是章行嚴；他自己到行嚴先生律師事務所大概生平隻此一次。
這二人都案情得直而出，經過法律程序而未專靠人情，他的奔走使當事者少吃苦而案早了結。
至于願意為别人而低頭之事，随時皆有，不像他本性之驕傲。
中國政治上最要緊的一件事，他所最怕且最不擅長，是人事。
人事弄得好，其他馬虎些亦可圓轉如意，否則會無端荊棘橫生。
每次發表一個職務，介紹書雪片飛來；不安插則得罪本人，失歡介紹者；安插則冗員浮于事，慷國家之慨。
進了衙門的人亦永遠圈子兜不出來，患得患失，前程老去。
尤其不安插舊人，一般人視為人情最薄。
政治飯如滾雪球，愈滾愈大，如繞葛藤，難得解開。
每次做事，想延攬的人無機會請到，而推不開者必須安排；從政第一關要經過此。
在北方時，膺白常臨時吃情，事後向我發牢騷。
一次，一個預約說有公事建議，在極忙時消耗他一個多鐘頭而結果是謀差使，他回家将一卷說帖履曆向我丢，我立正對他說，“小的無職，請與貴部下讨論”，始一笑而罷。
有胃病以後，他這脾氣更厲害，故我亦不望他擔任用人行政的事。
上海特别市市長之職畢竟明令已頒，未收回成命，而且先令膺白草拟《特别市組織法》，送京通過照行；這亦是稀有之事。
不僅蔣先生對朋友的信用，還信用他所拟的“章則”能合情理，更可證幾個月來膺白随時提到之“法制”“制度”等問題，蔣先生很是有意。
可惜其時軍事既擾攘，政府亦紛紛，沒有許多人想到“法”和“制”是建國第一步，有了法和制始可納一切“人”和“事”入軌範之中。
一個市的組織法不過局部又局部而已。
膺白所拟上海特别市組織法，在當時有特點二：其一是市長制，不是委員制；其二是分權制，不是集權制。
這兩點初看似乎矛盾，且與當時一般情形相反；當時一般組織無有不是許多委員，而實際則一人或幾人集權做主。
為解說膺白所以既主張分權制而又不取委員制之理由和經過，我先節錄當時上海特别市兩個局長在《感憶錄》裡的文章，再述膺白對地方行政制度“多級總攬制”的主張。
公用局長黃伯樵先生（寫文時為京滬、滬杭兩路局長）《懷黃膺白先生》文曰： 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
（膺白）先生任上海特别市第一任市長，餘承邀與籌備，旋被任為公用局局長，是為餘第二次在先生屬下工作。
在職中有特别感想兩點：（一）國民政府下特别市之成立以上海市為始，其組織法未有先例。
方拟組織條例時，有主張市長集權制者，以所屬各局如中央各部之各司，但守承啟之責；有主張各局分權制者，以所屬各局如院之各部，有各就範圍議政處事之權；先生獨主後說，使專家可充量設計執行各專門性之事業，無與于市長之進退。
（二）上海特别市各局皆系新創，所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