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到天津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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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本人亦無意遠行。
隻有我,年紀相差太遠,要去而不能,望報興歎。
投考結果,去的三人全被錄取,而八姨則高居榜首,為四十人中第一名,回家準備行裝,外祖父将親送到滬登船。
這時最失望而且彷徨的人隻有我,平時我因年小得意,這次因年小吃虧。
同學走了一半,私塾已經解體,我将何往?母親平常管我很嚴,更不在我們身上浪費分文,這次她對我同情,叫我自己打聽杭州有個學校,如果好,讓我去;又拿出白洋一包,請外祖父帶我到滬送行,參觀大輪船。
嚴母無論如何藏不住她的慈愛,而且用“大輪船”哄我,還真當我是小孩子。
傅沅叔先生和錄取的新生及送行的家長,分住上海三洋泾橋泰安棧、全安棧、長發棧,候船動身。
外祖父帶着姨母去登記報到時,我跟着站在旁邊,我還剃發男裝,穿件白洋紗長衫。
沾了姨母先聲奪人的光,傅沅叔先生與外祖父殷勤問答,看見一旁侍立的我,甚為注意,問起我的程度,為何不考等等,外祖父據實以告。
沅叔先生立即帶我到桌邊,提筆給我,叫我寫履曆報名;寫到年紀時,我曾仰頭自語:“填十七歲好不好?”再多實在不可能了。
他懂我意思說:“不用虛報,填真實的年齡好了。
”寫名字時,我為曾被同學譏諷“性真”是僧尼法号,想到我一輩弟兄是“景”字排行,我的弟弟君怡譜名“景清”,便臨時自名曰“景英”;這個名字實很俗氣,大不如父親所給的原名。
到我在女師畢業時,沅叔先生送每人一副他自書的對聯,題款知我還沒有号,他用景慕沈雲英之意,給我取“亦雲”二字。
抗戰時起,我以字行不再用名了。
沅叔先生看我在他面前寫詳細的三代履曆,我雖然沒有準備,而且是第一次寫履曆,我記得我父親所寫格式。
父親以我嗣祖父母為父母,而稱祖父母為本生父母,故我的履曆裡亦寫有祖父母和本生祖父母二項,一切我照着所見過的規矩。
沅叔先生看了我的報名單,叫我準備同船到天津,他說在天津還要招生四十名,并向外祖父說,考得好将不拘年紀,否則送我到“高等”;天津另外有個叫高等學堂的,亦是他所主持,若是保送,亦可免費。
我就是如此意外的随衆登程,來不及再回家,外祖父打電報給我母親預備行李;我的行李三件&mdash&mdash一隻箱子,一隻網籃,一個鋪蓋&mdash&mdash是由戴生昌輪船送出。
動身之前,同學見我穿着長衫,笑問是否招有男生,我急自将長衫剪去半截,過膝短褂,勉強符合當時的女學生裝。
我們浩浩蕩蕩員生四十餘人,在光緒卅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夏末秋初,分乘招商局新裕、新濟兩輪先後出發。
所住俱是房艙,每二人同一室,有上下兩層闆床,各用自帶鋪蓋。
我和姨母同室,她睡下層,我睡上層,二人都暈船嘔吐不已。
在上層甚不便,我搬睡地闆,鋪一席已無隙地,旁置面盆一備吐,茶壺一供止渴。
開着艙門,略通空氣,姨母時刻叫小心茶壺面盆,怕我倒翻。
我素有暈船暈轎之病,坐海船此系初次,房艙頗不潔淨,更為不慣。
離家時一股勇氣,中途已想起家來,暗自流淚,惟不肯告人示弱。
舟抵煙台,始能起身,小販上來兜售水果,均價廉物美,蘋果、葡萄、梨,鮮美為家鄉所少有。
出門至此,已是北地風光,傳說中北方生活之苦,存有戒心,不想天産之佳,氣為之振。
江浙同學均不能國語,僅周道如曾客他鄉,胡佩芝(永瑞)是安徽人能說官話,大家恃為護符;官話即普通國語。
當時我們旅行最苦的
隻有我,年紀相差太遠,要去而不能,望報興歎。
投考結果,去的三人全被錄取,而八姨則高居榜首,為四十人中第一名,回家準備行裝,外祖父将親送到滬登船。
這時最失望而且彷徨的人隻有我,平時我因年小得意,這次因年小吃虧。
同學走了一半,私塾已經解體,我将何往?母親平常管我很嚴,更不在我們身上浪費分文,這次她對我同情,叫我自己打聽杭州有個學校,如果好,讓我去;又拿出白洋一包,請外祖父帶我到滬送行,參觀大輪船。
嚴母無論如何藏不住她的慈愛,而且用“大輪船”哄我,還真當我是小孩子。
傅沅叔先生和錄取的新生及送行的家長,分住上海三洋泾橋泰安棧、全安棧、長發棧,候船動身。
外祖父帶着姨母去登記報到時,我跟着站在旁邊,我還剃發男裝,穿件白洋紗長衫。
沾了姨母先聲奪人的光,傅沅叔先生與外祖父殷勤問答,看見一旁侍立的我,甚為注意,問起我的程度,為何不考等等,外祖父據實以告。
沅叔先生立即帶我到桌邊,提筆給我,叫我寫履曆報名;寫到年紀時,我曾仰頭自語:“填十七歲好不好?”再多實在不可能了。
他懂我意思說:“不用虛報,填真實的年齡好了。
”寫名字時,我為曾被同學譏諷“性真”是僧尼法号,想到我一輩弟兄是“景”字排行,我的弟弟君怡譜名“景清”,便臨時自名曰“景英”;這個名字實很俗氣,大不如父親所給的原名。
到我在女師畢業時,沅叔先生送每人一副他自書的對聯,題款知我還沒有号,他用景慕沈雲英之意,給我取“亦雲”二字。
抗戰時起,我以字行不再用名了。
沅叔先生看我在他面前寫詳細的三代履曆,我雖然沒有準備,而且是第一次寫履曆,我記得我父親所寫格式。
父親以我嗣祖父母為父母,而稱祖父母為本生父母,故我的履曆裡亦寫有祖父母和本生祖父母二項,一切我照着所見過的規矩。
沅叔先生看了我的報名單,叫我準備同船到天津,他說在天津還要招生四十名,并向外祖父說,考得好将不拘年紀,否則送我到“高等”;天津另外有個叫高等學堂的,亦是他所主持,若是保送,亦可免費。
我就是如此意外的随衆登程,來不及再回家,外祖父打電報給我母親預備行李;我的行李三件&mdash&mdash一隻箱子,一隻網籃,一個鋪蓋&mdash&mdash是由戴生昌輪船送出。
動身之前,同學見我穿着長衫,笑問是否招有男生,我急自将長衫剪去半截,過膝短褂,勉強符合當時的女學生裝。
我們浩浩蕩蕩員生四十餘人,在光緒卅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夏末秋初,分乘招商局新裕、新濟兩輪先後出發。
所住俱是房艙,每二人同一室,有上下兩層闆床,各用自帶鋪蓋。
我和姨母同室,她睡下層,我睡上層,二人都暈船嘔吐不已。
在上層甚不便,我搬睡地闆,鋪一席已無隙地,旁置面盆一備吐,茶壺一供止渴。
開着艙門,略通空氣,姨母時刻叫小心茶壺面盆,怕我倒翻。
我素有暈船暈轎之病,坐海船此系初次,房艙頗不潔淨,更為不慣。
離家時一股勇氣,中途已想起家來,暗自流淚,惟不肯告人示弱。
舟抵煙台,始能起身,小販上來兜售水果,均價廉物美,蘋果、葡萄、梨,鮮美為家鄉所少有。
出門至此,已是北地風光,傳說中北方生活之苦,存有戒心,不想天産之佳,氣為之振。
江浙同學均不能國語,僅周道如曾客他鄉,胡佩芝(永瑞)是安徽人能說官話,大家恃為護符;官話即普通國語。
當時我們旅行最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