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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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人，同我的話說不清楚，我就給我手包内蘇家的地址給他看。
他一看就問我，你們為什麼坐洋車去？為什麼不坐火車去？在這兒沒有人坐洋車去的。
我回他我們不知道路，所以叫洋車去。
他說，你們為什麼不到東京驿過後，再坐洋車，又快又便易(其時日本還沒有多少汽車)。
我說從這兒到東京驿隻兩三條街，為什麼還要坐火車？他說怎麼？東京驿還有一點鐘的火車呢，這是橫濱啊！我才恍然大悟這一個鐘頭内大家不懂話的麻煩了。
我就對他們說因為看見“東京驿”大牌子在車站旁邊，就以為已到了東京了就下來的緣故。
那兩個中國人轉告訴掌櫃的，給櫃台裡外的人笑的彎腰馱背的，旅館内的下女七八個人都來了，大家笑的不得了。
林九哥他們下樓來才知道這個錯誤，也笑的不可仰。
我們就坐了那四個洋車再到車站，車票隻存了一張在口袋裡，其餘都扔了，再買車票，再上火車，一點鐘居然到了東京驿，這才是真正的東京驿，不是從橫濱往東京驿的月台了！ 第二十五章 請官費學醫26 東京驿是一個大極了的新車站，站外紮了一個大松枝的牌樓，因為這一天是大正接位後第一個生日（十月二号？)，熱鬧的很。
我們叫了四個東洋車到蘇家。
蘇淑貞的母親一見我們就問，你們不是說昨天到的嗎？為什麼今天才到，又這麼遲？我給鬧笑話的事都說給她聽，她莫名其妙，但是她回過頭去抓着九哥的手就哭起來了。
因為她最愛貫虹的，九哥長的非常像她妹妹，所以從生的想到死的。
給柏家三個人和蘇家的二女女婿看着一哭一笑，不知如何辦法，連林九哥也不知如何是好。
還是我停了哭，大家才起頭談話。
半點鐘後淑貞回來了，就帶我們到她給我們預備的房子那兒去。
看看是一所小矮房子，面裡一間八塊席子，一間六塊，進門一間三塊的，一個小廚房，廚房内有一個火頭的煤氣爐子放在地下(日本都是如此)，一個水龍頭，地下一個木頭做的池子，就算出水道。
屋租是三十五元一個月。
隔了一下子，賣素菜的，賣魚的都來了。
我們就開始做家了。
但是我并不會做菜，也不會管家。
幸虧柏沁芳知道一點。
多半買日本的幹鹹菜吃，他們的醬油好，所以随便煮煮還可以有點中國味。
有一天早上我打雞蛋，兩個蛋打好了，白都到地上去了。
那個時候我們也不在乎吃，大家就急了要學日本話要緊。
用了一個下女，五元一個月，打掃和煮飯。
我們飯吃的少極了，因為日本米粘。
但是米買的多的不得了，我記得第一個月吃了十八元的米，以後才知道大半是下女偷了。
又請了一個教日本語文的先生，每天來教四點鐘，從一點到五點。
蘇淑貞給接洽好，凡是有賣東西的人來都叫他們在那個時候來，先生可以幫，告訴告訴他們，我們要些什麼。
因為日本賣東西的寫的那些字我們不容易認得，不過漢字他們有點認識。
又買了些日本家俱。
我頂喜歡的就是那個灰盆，中間燒一塊炭火，叫ひばち(火缽)，人的身子可以靠在邊上烤火的，上面有一個鐵壺也可以燒開水。
如此過了二十天，林九哥回國了，隻我們四個人住。
因恐錢不足的緣故我就拼命的學日本語文，兩樣并行，可以早點考入女醫學校。
因為中國政府定的凡考上五大學校的，政府一定給官費的，中國政府在那個時候派的中央監督住在東京，隻要入了學，就可以直接去請官費，對中央監督申請到教育部，教部再調查分派各省出錢，歸中央駐日監督發給學生。
我從十月學字母起到第二年四月就正式考入學校了，說話當然不能那麼流利，可是醫學的書半漢字，半日本字母我都可以知道。
又起頭補習德文，因為在日本學醫，名詞都是用德日漢跟拉丁四種，所以就以一身二百多骨頭計算，也一千多名詞了。
我因入學後太忙，又加柏家全家來了，我就另外住到日本人家的一間屋裡頭去了。
連吃帶用二十五元一個月，六張席子的房間，一切都不管，隻念書而已，覺得舒服多了。
可是吃的真壞，常常加點雞蛋吃吃。
有時柏家送點菜來給我加在裡頭吃幾頓。
并且第一年我恐他們記得我是加入第二次革命裡的，不敢去請官費，所以換了自己的首飾緊緊的用。
有時柏文蔚也從南洋寄一二百元來，可是學費很貴的，起初每年三百，以後加到五百。
我的父親在國内又無事，不能接濟我。
過了半年，李貫中(字韻娴)從中國回來了。
她是一個老日本留學生，音樂家的女兒，以前在日本随她父母住過三四年的，以後又在日本上中學，和貫虹是很好的朋友。
她也要學醫的，說的一口好日本話，舉動和日本人一樣(但是我始終不大喜歡她)。
她回國去了兩年，請到了河北省官費，又回來學醫。
她因為我是貫虹的朋友，又常聽見過貫虹說我的為人，所以她一到日本就來找我，并且要我和她同租房子住，又再三對我說她有官費可以和我和起來用省點。
我也正是吃日本飯吃膩了，所以、又租了房子和她同住，用了一個下女。
這次我可上當了，她一點中國菜不會做，她隻說說話，樣樣歸我管。
她中國衣服首飾一點沒有，都用我的。
我那時雖無官費，可是手邊錢還不少。
她知道我不肯穿日本衣(中國學生大半穿日本衣)。
就要我做洋服穿，把我些灰鼠衣三件改作兩個小外套等等的事。
又叫我不要正式上課，先在預科讀一年，她包給我弄官費。
這一樣我始終不肯答應她的。
我說我要早學早回國做事。
蘇淑貞常來勸我不要信她的，她就同蘇大鬧，有時暈過去了做出種種行為來。
我就想搬開，不過有時我總想，起初她好意幫助我，不管她幫沒有幫，我總應該感激她的，她也覺得如此。
所以有一天她到中央監督處(監督名言微)領官費就提起我的名字來，問能不能請官費？監督就說可以，她(就是指我)既已入正科了，并且我聽說她是一個很有資格的，楊府上祖老太爺我都知道的，你叫她來請好了，安徽省一定可以批準的，叫她請六年的好了(這是錢學琴和她同去以後告訴我的)。
她回來就和我大吹特吹她如何困難給我請求到官費了。
我真感激她萬分，因為學醫非五六年不可，我自己隻有兩年的錢，以外要靠随時的來又不一定。
所以我當晚就寫了請求書前去。
她叫我不要自己去，寄去好了。
又叫我千萬不要告訴别人，恐有人反對我。
其時我處處覺得她給我設想，我隻有感激，沒有餘地想到别的上面去。
兩個月以後(九月十四号)，官費下來了，并且還補了以前三個月的，每月三十六元，學費歸政府給。
其時我手邊還有七百餘元，首飾在外。
所以貫中就出了一大些主意來。
三個月的費她說已過去了，我們兩個人做了兩套灰哔叽的三節的洋服。
(上身現在還在呢，給小孩做短外套了。
)把我存出的錢拿二百元來定打兩張床，兩張書桌，兩頂書櫃，四把椅子，兩套夏天的洋服，一部新版的解剖書。
我也是向來慷慨和喜歡用錢的。
苦了這一年，現在六年讀書不煩心了，自然就可以大用起來了。
三天工夫給房子裡擺的像一個“西洋間”。
别的學生來看見了非常詫異，不過她們說想我和革命黨的人往來總是有錢的，其實是在胡鬧。
過日子今天要西洋料理，明天去看好電影。
到年終考書她非要我不去考。
我說我第一期考的好好的，為什麼不讓我去考呢？我非去不行，她就裝病，日夜的鬧我。
我不管，還是預備，她才對我實說，她到日本這樣久了，将來和我一年畢業不好看，所以要我遲一年，給我弄到了官費還不能報她這一點恩嗎？我說别的可以，叫我等比你遲一年，我無論如何不能。
我同你到監督處去退還官費。
鬧的同學的都來了，全說沒有這個理。
以後我還是去考了，她反倒是開學前再去補考的。
每次去考我們兩個人坐在一道，她想告訴我抄她的，但是我怕她造謠，我總先快快的交卷子。
以後老同學的告訴我，學校裡兩個日本通，成績都不好，因為她們知道的東西少，中文也不通。
(在日本留學中文關系非常的大。
要是學文學的，可以全用中文寫答案不算錯的，所以好些中國學生在日本讀文科的可以不用上課，就去考考就是了。
)有一個學生第二年就開除了，李貫中也重考過一次，她每次大考總在我下一兩名。
她恨極了，就和我分開住了。
因此我清淨多了，可以好好的讀完前期(就是前兩年的各種理論大綱)。
我讀完了前期就回國一趟。
父親見我喜歡的不得了。
其時我父親在湖北湛家基造紙廠做幫辦。
我到家時不過才讀完生理解剖等等的理論，并還不知醫病。
可是我父親逢人總說醫生來了，要我給弟弟帶到日本上中學。
我回家一個月，什麼都做給我吃，做了一大箱四十多件新衣給我，我也給貫中的尺寸做了六件。
看五叔處四妹出嫁，鮑家非常有錢，下定來了不少首飾。
我父親一點不羨慕，說我的女兒将來做醫生，自已不知可以賺多少錢，何必要人家的東西呢？每大早我父親親自坐小火車到江邊去等買鮮魚給我吃。
晚上總問我将來願學哪一門，在什麼地方開醫院，他好給我預備。
廠内同事請我吃飯，父親總同去，父親總對人說，我有一個女兒勝十個兒子(其時弟弟正不肯讀書)，一面說一面吃酒。
(我寫到這兒我心裡非常傷心。
第一．當時沒料到這一次就是和我父親永别了，以後是奔喪回國的，趕我真成了醫生我父親沒有看見，這真是我終身的遺恨。
第二、我一生并未做出于國家與社會大有用的事，負了我父親的希望，所以我現在不贊成女兒們學醫&mdash&mdash除非不嫁才可以。
)所以我第二個女兒新那想學醫我不贊成花很多時候和錢，不能做什麼，除非不嫁，她說她就不嫁好了。
我說你長的太美了，若是不嫁豈不是暴殄天物嗎？她以後學了化學。
一個月匆匆的過去了。
就帶了弟弟上船到上海，上船後還看見我父母在趸船上招手。
到了上海以後住林家，林九哥在黑龍江做事，有信給他太太叫他帶兩個小的随我到日本治肺病。
我是向來人家托我的事我從不推辭，所以帶了四個人再到日本去。
貫中聽見了又要租一所大房子和我們同住，我是喜歡人多的，我又答應了。
隻給九嫂送到療養院去，其餘的我們五個人又住下來了。
過了一星期柏家全家回上海，給他的妹妹留下給我關照，連一個下女七個人，鬧的我真不能念書，半年下來我幾乎留級。
貫中這半年什麼都沒有鬧，因人多吃玩由她，所以她高興的很。
林家九嫂在千葉不慣，耍到東京來。
我回信說肺病不能同住，她還氣我，所以給小孩帶回國了。
柏沁芳也因她父母給她說了親要回國出嫁。
我給弟弟送到宿舍住了半年，因母親病回國去了，又隻剩了我們兩個人，自然不住大房子了。
我們又分開住在日本人家内，一直到回國。
其時貫中知道是不可欺負也好點。
中飯大家總在學校旁邊一個小店裡一道吃。
晚上各人回各人的家，并且在後期忙的不得了，大家也沒空閑時候來想到吵了。
我在這清淨讀書的前期内我還要追說一件自己做了一樣怪事。
我喜歡看長片電影，因為我向來最喜歡看長篇小說。
在中國學校時若是一部長篇小說要緊的地方沒有看完，一直到考書時出了題，我還在看呢。
所以對電影也是一樣。
那時正有一個叫《怪手》的電影(又叫拳骨，英文叫“TheClaw”)，主腳是LionelBarrymore做的。
每次隻演兩段，每星期三下午兩點換片子，可是那正是上無機化學的時候，我能不上總不上，就去看那個電影。
結果前期考無機時我兩夜沒有睡，不過考了一個剛及格而已。
在這兩年内和日本人的接觸真是使人可氣可恨。
先說工作的習慣不同，同班方面他們和我們對于上課上有一種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學生不管如何，人人都低下頭來拼命的寫，不管先生說什麼，或是發人的議論，或與功課上無關的，他們都要寫下來，一點不看先生，隻低着頭快寫而已。
在他們也有一個難處，醫書非常貴，不能人人有，又無好圖書館，所以全靠講義才行。
中國學生第一趕不了他們那樣快，第二差不多人人仰着頭望着聽先生說，到要緊處用筆記下來。
我一班内十四個中國學生也有三四個人是照他們的辦法，可是趕不上，下課時有好些同學的，就借給他們補抄起來。
可是日本人的人情非常薄，你這次用他們的趕快就須回他的人情，否則下次你就不要想問他再借了。
考書也是這種辦法，不知寫多少，考卷像一本書似的。
我寫的少也有寫的少的好處。
我考衛生時先生報告出來說有一位中國學生寫的答案又簡單又明了，你們大家應該拿他的做模範。
給我的三張考卷就放在桌上讓大家傳觀。
這個先生以後我在一九二一年結婚後第一次到美國時在西比利亞丸船上還遇見他的。
他就是那個船上的船醫，名字好像叫井上。
我在日本上課時候的辦法是盡做自己所知道的做。
我一個人到日本的日子最淺，來不及讀那樣多，我就給各種近乎先生所用的書買來，第一天先看了，帶着書上課，先生說到要緊的地方，我就用紅鉛筆劃一劃，要是說的不同的地方就加上去，又有工夫又準備。
可是那些書畫的不像樣了。
日本同學的看見就說，楊樣(他們讀“よ&mdash&mdashさん”)你這個書不能再賣了，可惜的很。
因為日本人醫工書可以打折扣拿去換新版，或賣或當都可以，所以有多少醫書和财産一樣。
我也做過一回，一百元的書當了六十五元出去過暑假了，因為我的書劃的紅蘭條子太多他不肯給那麼些，我留了一個條子答應暑假後一定贖，他就照辦了。
有一樣最欺人的地方，就是在解剖派班的時候，一個屍體歸四五個人解剖，找筋肉神經血管等等，歸同班領頭人派，他不給中國人照日本字母派，給中國人全體派到最後。
近暑假了，臭的不得了再給我們來做這種工作。
屍體都是死後兩天的人給解剖，不是像美國有些用藥泡過了過後才給解剖的。
有時還給我們顆粒結核性的屍體用。
我們一班共十四個人中國人分五班，每班三個中國人一個日本人。
怎麼我們知道這種弊病的呢？就是從這個上面得來的理由。
因為每次派到了，那個日本人總吵，為何派他在我們一道？并且危險的很，這種結核性的屍體不應拿來做生理解剖用的。
而且解剖時這個日本人總不動手在旁邊看着，問這個問那個的。
一次兩次我們動起疑心了，想日本人向來對事不讓人的，就是臭味他們也是做的，為何這幾個人如此呢？并且我們把神經血管找到時，他拿一本書用一個鉗子夾着來慢慢和書上對，一下工夫就去洗一次手消毒。
我們就覺得為什麼這樣呢？起初還以為他們派不中用的日本人和我們在一道，等到有一次他們又不按字母派一個高麗姓許的來，事情才鬧穿了。
原來這個姓許的是住在日本人宿舍裡的，和中國一個姓許的認本家，兩個人非常的好，同用書同玩，一同進出。
日本同學都妒忌他們。
那次給他加入了，他大鬧，一直鬧到監學那兒，監學是校長的丈夫，叫吉岡次太郎，他出來說公平話了，給班長叫來罵一頓(他也管學校事的，其實屍體也從他們派來的，實在他知道我也不敢一定斷定)，我們才知道用病體做生理解剖是犯法的。
這個時候全靠李戴兩位的日本話好了。
戴比李會說，辦的也好，所以在第一年裡隻差一分就給他開除了。
怎麼知道日本人不願我們太日本通呢？日本人和其他國不同，中國人到英美的都是以語言通的受歡迎，而日本則反之。
并不是我們中國人瞎疑心，有一大些例子可以舉出的。
戴被開除時，他去要求他們再補考一門，無論如何不肯，再三說也不肯。
其時校長正在學校辦公室說，戴樣他話說的這麼好，為什麼讀書不好呢？監學就在旁邊說，因為他話太好了，愛講理，愛和人辯，所以沒有空工夫讀書了，因此破例不讓他再考，決定開除。
戴也一氣就不再說了。
戴的成績本不大好，可憐的中國人那時也沒有法子去和他們小事上辦交涉，隻人人飲恨而已。
不但如此，凡留日學生開學生會時每次總有幾件不平的事報告出來。
大家在一道，也總是恨恨的罵，希望一天打倒小鬼。
好學生他們妒嫉，壞學生他們看不起。
還有一種就是受他們騙騙玩，上學的功課由他們包辦，到考時背背好了，其餘的時間他們陪着玩，無所不來。
所以日本留學生回國分兩部，一部極恨日本，一部做漢奸賣國，都是從這種因果上得來的。
不像從英美回國的學生都願談和那國親善(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
歸根一句話，日本人做事和行為上都是小器“促掐”，而也專在小事上招人恨。
做化學試驗組織學标本等等時候，也是一到分派到我們中國人上頭，種種材料不是這樣分量缺乏，就是那樣材料沒有了。
但是收我們中國人的實習費則不少，隻有多。
這些大大小小的刺激，我們在日本是天天的家常飯菜。
有時也碰到同學同你談中日親善的，可是談談總提醒你甲午之戰中國敗的那麼樣。
他們講親善還有一種講法，就是勸你們為什麼不嫁日本人&mdash&mdash這當然都是男學生問的了。
像這樣子，日本人還常常不明白為什麼中國到歐美的留學生回來了總說他們好，而留日的多半是回來了比去以前說的壞。
說句公道話我得承認到日本去的中國人各色人等也都有。
因為那時生活便宜，路程又近，所以有好些人并不是為留學而留學去的。
我其實根本不相信大批大批的人一回到那一國去，對于所謂文化交換或在國交上，一定會有好處。
看十九世紀華工到美洲就留了那種“Chin&mdash&mdashaman”的印象。
在二次大戰美國的兵士在中國西南留的印象也不太好。
如果是真正學生和其他知識階級人來往，隻須那些百分之一的人數，那結果好多了。
我們在日本那時從中國來“上釉子”留學漸漸的多了，日本人有時就特别組織容易畢業得文憑的學校給中國人入學。
他們說你們好多學生不在乎認真念書嘛，所以他們就此籍辭不讓中國學生進這個，不讓他們進那個了。
這樣過下去留日學生在中國漸漸的成了次等留學生的名氣了。
所有有好些日本回來的學生都要到歐美去上一層第二道的“釉子”。
我還更進一步。
我嫁了一個留美學生跟他又一同到美國去。
不過這是後話。
第二十六章 二十一條和中日親善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趁歐美顧不到遠東，就來了所謂“二十一條”的要求。
等到五月七号最後通牒送出以後(中國是五月九号答複的，所以現在定那一天為國恥紀念日)，我們中國學生全體罷課(其時留日學生隻東京就有七千多人)回國，并組織鐵血團誰要不遵守就暗殺他。
我那時反對如此辦法，我說我們出來留學是為的回國後給國家服務，現在我們政府無準備，革命不久，一般人民對于愛國的熱情還未徹底，對外就宣戰恐無大利。
我們現在廢學回國也恐無補于國家，我并不是給我們少數要畢業的人争。
其時實在因為我和貫中兩個人在大考已完了，過後正在三井醫院(現在叫泉橋醫院)實習治療病人，和給各科病人試驗手術正得法時，若回中國一時絕對沒有那麼些病人來給我們做試驗品。
我何不用日本人來給我們當試驗呢？所以我們宣布不到斷絕國交時我總打算忍辱含羞暫且不走，多得着一點總是我們的益處。
每日大批的學生回國，和給恐吓我們的信，我總等着不動。
結果我們一班裡走了十一個人，隻存了四個，李貫中、我、和馮啟亞(就是我丈夫的姨母，我以後認識我丈夫就是從她來的)，還有朱徵，她是比我們高兩班，因為常回國的緣故，所以同我們一班畢業。
醫學校門前都有人把着門，一見我們就演說愛國的熱忱、我總笑笑的回他們我的熱心也不後你們的，将來可以看見的。
我們一早就到醫院，同學們見了我們也冷笑，問我們為什麼不回國、不愛國？我當時忍無可忍，我就反過來說我想嫁日本人，所以不回國了，真有人信呢。
晚上回家，就不到學校去，因為那時學校的功課也完了，臨床診斷雖然每日有，可是我們在三井醫院更多更好，所以我們也不用去了，如此下去，隻一個月的工夫，政府方面的交涉也算忍辱保留，學生也陸續的回到日本，等到我們畢業時我們四個人發文憑了，其餘再回來的四個人學校不給文憑，非留她們一年級不可，其實她們的理論課都完了，實習的分數和臨床照例可花十元補考的，可是學校例外的不準，說你們要愛國就應該犧牲，所以使人更恨他們。
(我對于國際上的關系，是這樣想，一個人對他本國的愛國舉動，就是仇國也應該敬重他的，你可以定他的死罪，你不能說他不好。
)因為學校對我們那樣。
我們恨極了。
畢業日沒有去拿文憑參加典禮，都是以後他們寄到監督處的。
(我的總平均分數九十一，留日監督處的證書沒料到我丈夫夾在日記裡帶出來了、)從此就再沒有到過學校了，隻到各處去實習。
一年半内到過北裡研究所講習會三個月。
這種講習會都是三個月就完了，每年開一次，完了給特别證書。
北裡是日本最好的細菌學和傳染病學家，特設細菌研究所演講和指導的都是日本在世界上有名的發明家，例如北裡、北島、秦博士等。
秦就是和Erlich發明六〇六等藥的。
他們這些人比較是有世界眼光的，并且以前沒有過中國女學生去過，所以對我們非常的好，可是他們非常排英美，親德的不得了。
我和李兩個人那年中央監督說有機會給我們調到美國來的，我們因受他們的影響也覺得德國遠比美國好，事實也是的，所以不願接受，二則我們兩個人都不能說英文，在那時是天天用德文名詞的，所以還都知道一點，因此還另請過德國官費。
未等成功，又發生了别的事故(以後再講)。
歐戰開始不久，日本人就大提倡黃種連絡，中日實行親善。
除政治上頭人以外還特派外交委員會之一名大久保真太郎的來聯絡。
還到中央學生監督處去，要中國政府官費生男女學生加入他們運動和往來。
其時男學生很多是政府的官費生，而女學生中雖有十幾個人是的，可是留
他一看就問我，你們為什麼坐洋車去？為什麼不坐火車去？在這兒沒有人坐洋車去的。
我回他我們不知道路，所以叫洋車去。
他說，你們為什麼不到東京驿過後，再坐洋車，又快又便易(其時日本還沒有多少汽車)。
我說從這兒到東京驿隻兩三條街，為什麼還要坐火車？他說怎麼？東京驿還有一點鐘的火車呢，這是橫濱啊！我才恍然大悟這一個鐘頭内大家不懂話的麻煩了。
我就對他們說因為看見“東京驿”大牌子在車站旁邊，就以為已到了東京了就下來的緣故。
那兩個中國人轉告訴掌櫃的，給櫃台裡外的人笑的彎腰馱背的，旅館内的下女七八個人都來了，大家笑的不得了。
林九哥他們下樓來才知道這個錯誤，也笑的不可仰。
我們就坐了那四個洋車再到車站，車票隻存了一張在口袋裡，其餘都扔了，再買車票，再上火車，一點鐘居然到了東京驿，這才是真正的東京驿，不是從橫濱往東京驿的月台了！ 第二十五章 請官費學醫26 東京驿是一個大極了的新車站，站外紮了一個大松枝的牌樓，因為這一天是大正接位後第一個生日（十月二号？)，熱鬧的很。
我們叫了四個東洋車到蘇家。
蘇淑貞的母親一見我們就問，你們不是說昨天到的嗎？為什麼今天才到，又這麼遲？我給鬧笑話的事都說給她聽，她莫名其妙，但是她回過頭去抓着九哥的手就哭起來了。
因為她最愛貫虹的，九哥長的非常像她妹妹，所以從生的想到死的。
給柏家三個人和蘇家的二女女婿看着一哭一笑，不知如何辦法，連林九哥也不知如何是好。
還是我停了哭，大家才起頭談話。
半點鐘後淑貞回來了，就帶我們到她給我們預備的房子那兒去。
看看是一所小矮房子，面裡一間八塊席子，一間六塊，進門一間三塊的，一個小廚房，廚房内有一個火頭的煤氣爐子放在地下(日本都是如此)，一個水龍頭，地下一個木頭做的池子，就算出水道。
屋租是三十五元一個月。
隔了一下子，賣素菜的，賣魚的都來了。
我們就開始做家了。
但是我并不會做菜，也不會管家。
幸虧柏沁芳知道一點。
多半買日本的幹鹹菜吃，他們的醬油好，所以随便煮煮還可以有點中國味。
有一天早上我打雞蛋，兩個蛋打好了，白都到地上去了。
那個時候我們也不在乎吃，大家就急了要學日本話要緊。
用了一個下女，五元一個月，打掃和煮飯。
我們飯吃的少極了，因為日本米粘。
但是米買的多的不得了，我記得第一個月吃了十八元的米，以後才知道大半是下女偷了。
又請了一個教日本語文的先生，每天來教四點鐘，從一點到五點。
蘇淑貞給接洽好，凡是有賣東西的人來都叫他們在那個時候來，先生可以幫，告訴告訴他們，我們要些什麼。
因為日本賣東西的寫的那些字我們不容易認得，不過漢字他們有點認識。
又買了些日本家俱。
我頂喜歡的就是那個灰盆，中間燒一塊炭火，叫ひばち(火缽)，人的身子可以靠在邊上烤火的，上面有一個鐵壺也可以燒開水。
如此過了二十天，林九哥回國了，隻我們四個人住。
因恐錢不足的緣故我就拼命的學日本語文，兩樣并行，可以早點考入女醫學校。
因為中國政府定的凡考上五大學校的，政府一定給官費的，中國政府在那個時候派的中央監督住在東京，隻要入了學，就可以直接去請官費，對中央監督申請到教育部，教部再調查分派各省出錢，歸中央駐日監督發給學生。
我從十月學字母起到第二年四月就正式考入學校了，說話當然不能那麼流利，可是醫學的書半漢字，半日本字母我都可以知道。
又起頭補習德文，因為在日本學醫，名詞都是用德日漢跟拉丁四種，所以就以一身二百多骨頭計算，也一千多名詞了。
我因入學後太忙，又加柏家全家來了，我就另外住到日本人家的一間屋裡頭去了。
連吃帶用二十五元一個月，六張席子的房間，一切都不管，隻念書而已，覺得舒服多了。
可是吃的真壞，常常加點雞蛋吃吃。
有時柏家送點菜來給我加在裡頭吃幾頓。
并且第一年我恐他們記得我是加入第二次革命裡的，不敢去請官費，所以換了自己的首飾緊緊的用。
有時柏文蔚也從南洋寄一二百元來，可是學費很貴的，起初每年三百，以後加到五百。
我的父親在國内又無事，不能接濟我。
過了半年，李貫中(字韻娴)從中國回來了。
她是一個老日本留學生，音樂家的女兒，以前在日本随她父母住過三四年的，以後又在日本上中學，和貫虹是很好的朋友。
她也要學醫的，說的一口好日本話，舉動和日本人一樣(但是我始終不大喜歡她)。
她回國去了兩年，請到了河北省官費，又回來學醫。
她因為我是貫虹的朋友，又常聽見過貫虹說我的為人，所以她一到日本就來找我，并且要我和她同租房子住，又再三對我說她有官費可以和我和起來用省點。
我也正是吃日本飯吃膩了，所以、又租了房子和她同住，用了一個下女。
這次我可上當了，她一點中國菜不會做，她隻說說話，樣樣歸我管。
她中國衣服首飾一點沒有，都用我的。
我那時雖無官費，可是手邊錢還不少。
她知道我不肯穿日本衣(中國學生大半穿日本衣)。
就要我做洋服穿，把我些灰鼠衣三件改作兩個小外套等等的事。
又叫我不要正式上課，先在預科讀一年，她包給我弄官費。
這一樣我始終不肯答應她的。
我說我要早學早回國做事。
蘇淑貞常來勸我不要信她的，她就同蘇大鬧，有時暈過去了做出種種行為來。
我就想搬開，不過有時我總想，起初她好意幫助我，不管她幫沒有幫，我總應該感激她的，她也覺得如此。
所以有一天她到中央監督處(監督名言微)領官費就提起我的名字來，問能不能請官費？監督就說可以，她(就是指我)既已入正科了，并且我聽說她是一個很有資格的，楊府上祖老太爺我都知道的，你叫她來請好了，安徽省一定可以批準的，叫她請六年的好了(這是錢學琴和她同去以後告訴我的)。
她回來就和我大吹特吹她如何困難給我請求到官費了。
我真感激她萬分，因為學醫非五六年不可，我自己隻有兩年的錢，以外要靠随時的來又不一定。
所以我當晚就寫了請求書前去。
她叫我不要自己去，寄去好了。
又叫我千萬不要告訴别人，恐有人反對我。
其時我處處覺得她給我設想，我隻有感激，沒有餘地想到别的上面去。
兩個月以後(九月十四号)，官費下來了，并且還補了以前三個月的，每月三十六元，學費歸政府給。
其時我手邊還有七百餘元，首飾在外。
所以貫中就出了一大些主意來。
三個月的費她說已過去了，我們兩個人做了兩套灰哔叽的三節的洋服。
(上身現在還在呢，給小孩做短外套了。
)把我存出的錢拿二百元來定打兩張床，兩張書桌，兩頂書櫃，四把椅子，兩套夏天的洋服，一部新版的解剖書。
我也是向來慷慨和喜歡用錢的。
苦了這一年，現在六年讀書不煩心了，自然就可以大用起來了。
三天工夫給房子裡擺的像一個“西洋間”。
别的學生來看見了非常詫異，不過她們說想我和革命黨的人往來總是有錢的，其實是在胡鬧。
過日子今天要西洋料理，明天去看好電影。
到年終考書她非要我不去考。
我說我第一期考的好好的，為什麼不讓我去考呢？我非去不行，她就裝病，日夜的鬧我。
我不管，還是預備，她才對我實說，她到日本這樣久了，将來和我一年畢業不好看，所以要我遲一年，給我弄到了官費還不能報她這一點恩嗎？我說别的可以，叫我等比你遲一年，我無論如何不能。
我同你到監督處去退還官費。
鬧的同學的都來了，全說沒有這個理。
以後我還是去考了，她反倒是開學前再去補考的。
每次去考我們兩個人坐在一道，她想告訴我抄她的，但是我怕她造謠，我總先快快的交卷子。
以後老同學的告訴我，學校裡兩個日本通，成績都不好，因為她們知道的東西少，中文也不通。
(在日本留學中文關系非常的大。
要是學文學的，可以全用中文寫答案不算錯的，所以好些中國學生在日本讀文科的可以不用上課，就去考考就是了。
)有一個學生第二年就開除了，李貫中也重考過一次，她每次大考總在我下一兩名。
她恨極了，就和我分開住了。
因此我清淨多了，可以好好的讀完前期(就是前兩年的各種理論大綱)。
我讀完了前期就回國一趟。
父親見我喜歡的不得了。
其時我父親在湖北湛家基造紙廠做幫辦。
我到家時不過才讀完生理解剖等等的理論，并還不知醫病。
可是我父親逢人總說醫生來了，要我給弟弟帶到日本上中學。
我回家一個月，什麼都做給我吃，做了一大箱四十多件新衣給我，我也給貫中的尺寸做了六件。
看五叔處四妹出嫁，鮑家非常有錢，下定來了不少首飾。
我父親一點不羨慕，說我的女兒将來做醫生，自已不知可以賺多少錢，何必要人家的東西呢？每大早我父親親自坐小火車到江邊去等買鮮魚給我吃。
晚上總問我将來願學哪一門，在什麼地方開醫院，他好給我預備。
廠内同事請我吃飯，父親總同去，父親總對人說，我有一個女兒勝十個兒子(其時弟弟正不肯讀書)，一面說一面吃酒。
(我寫到這兒我心裡非常傷心。
第一．當時沒料到這一次就是和我父親永别了，以後是奔喪回國的，趕我真成了醫生我父親沒有看見，這真是我終身的遺恨。
第二、我一生并未做出于國家與社會大有用的事，負了我父親的希望，所以我現在不贊成女兒們學醫&mdash&mdash除非不嫁才可以。
)所以我第二個女兒新那想學醫我不贊成花很多時候和錢，不能做什麼，除非不嫁，她說她就不嫁好了。
我說你長的太美了，若是不嫁豈不是暴殄天物嗎？她以後學了化學。
一個月匆匆的過去了。
就帶了弟弟上船到上海，上船後還看見我父母在趸船上招手。
到了上海以後住林家，林九哥在黑龍江做事，有信給他太太叫他帶兩個小的随我到日本治肺病。
我是向來人家托我的事我從不推辭，所以帶了四個人再到日本去。
貫中聽見了又要租一所大房子和我們同住，我是喜歡人多的，我又答應了。
隻給九嫂送到療養院去，其餘的我們五個人又住下來了。
過了一星期柏家全家回上海，給他的妹妹留下給我關照，連一個下女七個人，鬧的我真不能念書，半年下來我幾乎留級。
貫中這半年什麼都沒有鬧，因人多吃玩由她，所以她高興的很。
林家九嫂在千葉不慣，耍到東京來。
我回信說肺病不能同住，她還氣我，所以給小孩帶回國了。
柏沁芳也因她父母給她說了親要回國出嫁。
我給弟弟送到宿舍住了半年，因母親病回國去了，又隻剩了我們兩個人，自然不住大房子了。
我們又分開住在日本人家内，一直到回國。
其時貫中知道是不可欺負也好點。
中飯大家總在學校旁邊一個小店裡一道吃。
晚上各人回各人的家，并且在後期忙的不得了，大家也沒空閑時候來想到吵了。
我在這清淨讀書的前期内我還要追說一件自己做了一樣怪事。
我喜歡看長片電影，因為我向來最喜歡看長篇小說。
在中國學校時若是一部長篇小說要緊的地方沒有看完，一直到考書時出了題，我還在看呢。
所以對電影也是一樣。
那時正有一個叫《怪手》的電影(又叫拳骨，英文叫“TheClaw”)，主腳是LionelBarrymore做的。
每次隻演兩段，每星期三下午兩點換片子，可是那正是上無機化學的時候，我能不上總不上，就去看那個電影。
結果前期考無機時我兩夜沒有睡，不過考了一個剛及格而已。
在這兩年内和日本人的接觸真是使人可氣可恨。
先說工作的習慣不同，同班方面他們和我們對于上課上有一種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學生不管如何，人人都低下頭來拼命的寫，不管先生說什麼，或是發人的議論，或與功課上無關的，他們都要寫下來，一點不看先生，隻低着頭快寫而已。
在他們也有一個難處，醫書非常貴，不能人人有，又無好圖書館，所以全靠講義才行。
中國學生第一趕不了他們那樣快，第二差不多人人仰着頭望着聽先生說，到要緊處用筆記下來。
我一班内十四個中國學生也有三四個人是照他們的辦法，可是趕不上，下課時有好些同學的，就借給他們補抄起來。
可是日本人的人情非常薄，你這次用他們的趕快就須回他的人情，否則下次你就不要想問他再借了。
考書也是這種辦法，不知寫多少，考卷像一本書似的。
我寫的少也有寫的少的好處。
我考衛生時先生報告出來說有一位中國學生寫的答案又簡單又明了，你們大家應該拿他的做模範。
給我的三張考卷就放在桌上讓大家傳觀。
這個先生以後我在一九二一年結婚後第一次到美國時在西比利亞丸船上還遇見他的。
他就是那個船上的船醫，名字好像叫井上。
我在日本上課時候的辦法是盡做自己所知道的做。
我一個人到日本的日子最淺，來不及讀那樣多，我就給各種近乎先生所用的書買來，第一天先看了，帶着書上課，先生說到要緊的地方，我就用紅鉛筆劃一劃，要是說的不同的地方就加上去，又有工夫又準備。
可是那些書畫的不像樣了。
日本同學的看見就說，楊樣(他們讀“よ&mdash&mdashさん”)你這個書不能再賣了，可惜的很。
因為日本人醫工書可以打折扣拿去換新版，或賣或當都可以，所以有多少醫書和财産一樣。
我也做過一回，一百元的書當了六十五元出去過暑假了，因為我的書劃的紅蘭條子太多他不肯給那麼些，我留了一個條子答應暑假後一定贖，他就照辦了。
有一樣最欺人的地方，就是在解剖派班的時候，一個屍體歸四五個人解剖，找筋肉神經血管等等，歸同班領頭人派，他不給中國人照日本字母派，給中國人全體派到最後。
近暑假了，臭的不得了再給我們來做這種工作。
屍體都是死後兩天的人給解剖，不是像美國有些用藥泡過了過後才給解剖的。
有時還給我們顆粒結核性的屍體用。
我們一班共十四個人中國人分五班，每班三個中國人一個日本人。
怎麼我們知道這種弊病的呢？就是從這個上面得來的理由。
因為每次派到了，那個日本人總吵，為何派他在我們一道？并且危險的很，這種結核性的屍體不應拿來做生理解剖用的。
而且解剖時這個日本人總不動手在旁邊看着，問這個問那個的。
一次兩次我們動起疑心了，想日本人向來對事不讓人的，就是臭味他們也是做的，為何這幾個人如此呢？并且我們把神經血管找到時，他拿一本書用一個鉗子夾着來慢慢和書上對，一下工夫就去洗一次手消毒。
我們就覺得為什麼這樣呢？起初還以為他們派不中用的日本人和我們在一道，等到有一次他們又不按字母派一個高麗姓許的來，事情才鬧穿了。
原來這個姓許的是住在日本人宿舍裡的，和中國一個姓許的認本家，兩個人非常的好，同用書同玩，一同進出。
日本同學都妒忌他們。
那次給他加入了，他大鬧，一直鬧到監學那兒，監學是校長的丈夫，叫吉岡次太郎，他出來說公平話了，給班長叫來罵一頓(他也管學校事的，其實屍體也從他們派來的，實在他知道我也不敢一定斷定)，我們才知道用病體做生理解剖是犯法的。
這個時候全靠李戴兩位的日本話好了。
戴比李會說，辦的也好，所以在第一年裡隻差一分就給他開除了。
怎麼知道日本人不願我們太日本通呢？日本人和其他國不同，中國人到英美的都是以語言通的受歡迎，而日本則反之。
并不是我們中國人瞎疑心，有一大些例子可以舉出的。
戴被開除時，他去要求他們再補考一門，無論如何不肯，再三說也不肯。
其時校長正在學校辦公室說，戴樣他話說的這麼好，為什麼讀書不好呢？監學就在旁邊說，因為他話太好了，愛講理，愛和人辯，所以沒有空工夫讀書了，因此破例不讓他再考，決定開除。
戴也一氣就不再說了。
戴的成績本不大好，可憐的中國人那時也沒有法子去和他們小事上辦交涉，隻人人飲恨而已。
不但如此，凡留日學生開學生會時每次總有幾件不平的事報告出來。
大家在一道，也總是恨恨的罵，希望一天打倒小鬼。
好學生他們妒嫉，壞學生他們看不起。
還有一種就是受他們騙騙玩，上學的功課由他們包辦，到考時背背好了，其餘的時間他們陪着玩，無所不來。
所以日本留學生回國分兩部，一部極恨日本，一部做漢奸賣國，都是從這種因果上得來的。
不像從英美回國的學生都願談和那國親善(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
歸根一句話，日本人做事和行為上都是小器“促掐”，而也專在小事上招人恨。
做化學試驗組織學标本等等時候，也是一到分派到我們中國人上頭，種種材料不是這樣分量缺乏，就是那樣材料沒有了。
但是收我們中國人的實習費則不少，隻有多。
這些大大小小的刺激，我們在日本是天天的家常飯菜。
有時也碰到同學同你談中日親善的，可是談談總提醒你甲午之戰中國敗的那麼樣。
他們講親善還有一種講法，就是勸你們為什麼不嫁日本人&mdash&mdash這當然都是男學生問的了。
像這樣子，日本人還常常不明白為什麼中國到歐美的留學生回來了總說他們好，而留日的多半是回來了比去以前說的壞。
說句公道話我得承認到日本去的中國人各色人等也都有。
因為那時生活便宜，路程又近，所以有好些人并不是為留學而留學去的。
我其實根本不相信大批大批的人一回到那一國去，對于所謂文化交換或在國交上，一定會有好處。
看十九世紀華工到美洲就留了那種“Chin&mdash&mdashaman”的印象。
在二次大戰美國的兵士在中國西南留的印象也不太好。
如果是真正學生和其他知識階級人來往，隻須那些百分之一的人數，那結果好多了。
我們在日本那時從中國來“上釉子”留學漸漸的多了，日本人有時就特别組織容易畢業得文憑的學校給中國人入學。
他們說你們好多學生不在乎認真念書嘛，所以他們就此籍辭不讓中國學生進這個，不讓他們進那個了。
這樣過下去留日學生在中國漸漸的成了次等留學生的名氣了。
所有有好些日本回來的學生都要到歐美去上一層第二道的“釉子”。
我還更進一步。
我嫁了一個留美學生跟他又一同到美國去。
不過這是後話。
第二十六章 二十一條和中日親善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趁歐美顧不到遠東，就來了所謂“二十一條”的要求。
等到五月七号最後通牒送出以後(中國是五月九号答複的，所以現在定那一天為國恥紀念日)，我們中國學生全體罷課(其時留日學生隻東京就有七千多人)回國，并組織鐵血團誰要不遵守就暗殺他。
我那時反對如此辦法，我說我們出來留學是為的回國後給國家服務，現在我們政府無準備，革命不久，一般人民對于愛國的熱情還未徹底，對外就宣戰恐無大利。
我們現在廢學回國也恐無補于國家，我并不是給我們少數要畢業的人争。
其時實在因為我和貫中兩個人在大考已完了，過後正在三井醫院(現在叫泉橋醫院)實習治療病人，和給各科病人試驗手術正得法時，若回中國一時絕對沒有那麼些病人來給我們做試驗品。
我何不用日本人來給我們當試驗呢？所以我們宣布不到斷絕國交時我總打算忍辱含羞暫且不走，多得着一點總是我們的益處。
每日大批的學生回國，和給恐吓我們的信，我總等着不動。
結果我們一班裡走了十一個人，隻存了四個，李貫中、我、和馮啟亞(就是我丈夫的姨母，我以後認識我丈夫就是從她來的)，還有朱徵，她是比我們高兩班，因為常回國的緣故，所以同我們一班畢業。
醫學校門前都有人把着門，一見我們就演說愛國的熱忱、我總笑笑的回他們我的熱心也不後你們的，将來可以看見的。
我們一早就到醫院，同學們見了我們也冷笑，問我們為什麼不回國、不愛國？我當時忍無可忍，我就反過來說我想嫁日本人，所以不回國了，真有人信呢。
晚上回家，就不到學校去，因為那時學校的功課也完了，臨床診斷雖然每日有，可是我們在三井醫院更多更好，所以我們也不用去了，如此下去，隻一個月的工夫，政府方面的交涉也算忍辱保留，學生也陸續的回到日本，等到我們畢業時我們四個人發文憑了，其餘再回來的四個人學校不給文憑，非留她們一年級不可，其實她們的理論課都完了，實習的分數和臨床照例可花十元補考的，可是學校例外的不準，說你們要愛國就應該犧牲，所以使人更恨他們。
(我對于國際上的關系，是這樣想，一個人對他本國的愛國舉動，就是仇國也應該敬重他的，你可以定他的死罪，你不能說他不好。
)因為學校對我們那樣。
我們恨極了。
畢業日沒有去拿文憑參加典禮，都是以後他們寄到監督處的。
(我的總平均分數九十一，留日監督處的證書沒料到我丈夫夾在日記裡帶出來了、)從此就再沒有到過學校了，隻到各處去實習。
一年半内到過北裡研究所講習會三個月。
這種講習會都是三個月就完了，每年開一次，完了給特别證書。
北裡是日本最好的細菌學和傳染病學家，特設細菌研究所演講和指導的都是日本在世界上有名的發明家，例如北裡、北島、秦博士等。
秦就是和Erlich發明六〇六等藥的。
他們這些人比較是有世界眼光的，并且以前沒有過中國女學生去過，所以對我們非常的好，可是他們非常排英美，親德的不得了。
我和李兩個人那年中央監督說有機會給我們調到美國來的，我們因受他們的影響也覺得德國遠比美國好，事實也是的，所以不願接受，二則我們兩個人都不能說英文，在那時是天天用德文名詞的，所以還都知道一點，因此還另請過德國官費。
未等成功，又發生了别的事故(以後再講)。
歐戰開始不久，日本人就大提倡黃種連絡，中日實行親善。
除政治上頭人以外還特派外交委員會之一名大久保真太郎的來聯絡。
還到中央學生監督處去，要中國政府官費生男女學生加入他們運動和往來。
其時男學生很多是政府的官費生，而女學生中雖有十幾個人是的，可是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