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男孩”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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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規矩，笑笑是表示以後再告訴我，免我失望，這樣子把我越慣越沒規矩。
所以我到今天也學不會外國開會式的交際談話，非得等一個人一串話說完了你才能說，等輪到我說時我早把我要說的話忘記了。
并且碰到個貧嘴的人你不打他的岔怎麼止得住他呢？ 可是我的話又說岔了。
我剛才是說問祖父民權是怎麼回事。
祖父就說，來！我告訴你。
就大略說了幾句，說英國雖然是有皇帝的國家，可是有個憲法，什麼叫憲法你現在不懂。
人民有權就是百姓可以選舉代表，代表可以投票，就是國家的行政事，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可以管着政府做不做。
我就問祖父你們現在有沒有權？堂叔和一個表兄在旁邊說快不要說了，回頭要殺頭的。
我也莫名其妙問這些事為什麼要殺頭，就恨恨的回堂叔，你用人權來幹涉我嗎？祖父和父親都不準我們再談了。
到晚上我又問父親，父親大略說一點。
我問是不是我有權定我自己要不要的事？父親說，第一、人有了權不能就定自己要不要，先要看事情對不對才能說要不要。
你現在還小，一切的事的是非還沒有知道清楚不能先問有權對不對的。
等到有了學問知道世界的大事了才能要權和用權呢。
第一要多讀書知道古時事，要進學堂同到外面去每事都注意和細心研究現代事，有了學問和經驗才能用自己的權去斷定事呢。
就是外國人也要到二十一歲以後，才能實行他的權力。
父親說完了歎了一口氣，又說可惜你的情形很難懂。
我還想再問，我母親就很生氣的對父親說你又跟她亂說了，她回頭到處亂說還鬧出大事來呢。
因此以後我總覺得遇烈什麼事我要自己将來可以定的，我都記下來。
退婚的根子大約就是這樣種下來的。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一身的事，不與别人有一點相幹，我總可以作主了吧，沒有想到是中國幾千年來的一個極大的革命。
我一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就是怕鬼。
有一天又和大家争論些什麼。
我二哥也在旁邊，就說三妹妹，你什麼都能幹，為什麼隻怕鬼？因為我一小就怕鬼，在白天我什麼都敢做，一到了晚上，我總要給背靠着人的。
中國那時也沒有電燈和煤氣燈、洋油燈等等，每一間房子裡隻用一盞菜油燈，一根燈草。
我因害怕，我母親總點兩根燈草就亮一點。
所以弟兄姊妹們恨我的時候總拿鬼來吓我。
現在二哥又看見我當面和祖父父親高談闊論的。
在中國規矩，在做小孩時候能和長輩說話，覺得是有面子的不得了了，所以插這句，打擊我一下。
但是我正在起勁的時候，被二哥這樣一激，我就說，你不要以為鬼可以制我，我給我額殼頭上向上抹三下，鬼就不敢惹我了。
(這是三哥告訴我的法子，平日我雖不信，可是這個時候急于要回答二哥，所以就說出來了。
)二哥說好，你敢今天晚上從後層跑到大廳背後，我明天請你吃一個鹵鴨腿(南京的特産)。
我當時雖然不在乎吃，可是賭氣是不能輸的，所以我就一口答應了。
祖父父親不準，我們也不睬。
到了八點鐘(我還忘了提一樣事，我家有鐘也算是中國人家很早的)，我和二哥三哥三個人站在後進，五叔站在大廳後等着，三哥叫一二三！我就起頭往前跑，并且用兩個手抱着頭。
跑着跑着，背後總覺得有聲音，我想那是心理作用。
一連七進堂屋跑到頭，我一頭一身都是汗，五叔接着我哈哈大笑，說算你赢了！二哥三哥也接着來了，也笑的不得了。
我說我赢了有什麼好笑呢。
三哥到我背後給我的大辮子拿過來給我看。
原來三個人站在後進暗地的時候二哥叫口号時，他用了一塊幹荷葉拴在我的辮繩子上，所以一走起來背後有響聲音。
我因跑累了也沒有氣力和他們吵了，可是以後姨姨母親知道了大罵他們。
我從此以後膽子大的不得了，什麼都不怕了。
(一直到現在若是家裡晚上有響聲我們去查看，我總是跑在元任前頭。
) 甲午之戰以後我們家裡有些革新的思想漸漸具體化了。
我七歲時我父親就到湖南去辦一個時務學校。
這個學校雖然辦的不久，可是辦的人和出的人才，都在中國革命史上占重要的地位的。
校長(那時叫督辦)是熊希齡，後來做民國的國務總理，财政總長；總務長是我父親，并兼測量教員；中文教師是梁啟超，中國大著作家，以後是交通部長，又是進步黨的主腦；英文教授是李一琴，以後漢陽鐵廠總辦，所以我父親以後做大冶礦務局協辦就是從他那兒去的。
學生中，唐才常及十四個在武昌起義前革命殉難的在内。
還有範源廉，後來做教育總長；蔡锷是雲南起義反袁主要人物；蔣百裡，後來做陸軍大學校長，等等。
出了這樣多的人才并且都是民國以來好的官員，可惜都是早死了。
這個學校因革命嫌疑隻開了兩年多就被封了，校長下了獄，其餘解散了，我父親就回家賦閑。
可是不久又出了更大的事情。
在西曆一八九八年，我那時九歲，有一天夏天晚上祖父和叔叔慌慌張張到後進來叫我母親他們給小孩都帶出去，從後門到隔兩家的米店内去躲躲，說要有兵來圍家裡了。
我們不知道怎麼回事，以後才聽他們說因為北京光緒皇帝維新未成，太後出來攝政，把皇帝軟禁在團城，給提議維新的人捕殺了好些。
被害的所謂“六君子”中譚嗣同是跟我祖父學佛的，受職時還有報單貼在我家大門口寫的“受業門生”。
大伯也在北京那兒，是被捕了是被殺了也不知道。
現在南京派兵來搜我家裡有沒有犯嫌疑的宣傳品。
幸祖父久有學佛之名，而地方官多半是有交情的。
其時衛戍總司令是我父親的好朋友，先來通了消息，以後再來搜，所以什麼都沒有搜到就完事了。
以後家中人心惶惶的好久，一直等到後來才知道譚嗣同在第一天晚上就知道有變，叫大伯到天津辦一樣事，并對大伯說若是有什麼事你不要顧一切，回南京侍奉老師去，我們是身受皇恩不得不報，你不必貼在裡面，對老師說西方再見了。
大伯初不肯走，他再三說你死無名，萬一不變你再回來。
所以大伯到天津隻一天譚就被殺了。
大伯又偷回北京叫譚的下人設法收了屍才南下。
這就是所謂戊戌政變。
可是在南京家裡等消息一天一天的越等越心焦，也不知道消息到了是好是壞。
又不能寫信打電報問，就隻好等。
我呢，我那壞脾氣專制的大伯變成了再好沒有的慈父了。
我就隻盼望有個機會告訴他我一向對他多麼不乖！ 半個月過去了。
&hellip&hellip 等到一家子哭哭啼啼的重見了面，等到聲音稍為靜一點下來，聽得清誰說什麼了，祖父就對大伯說，我有件事情交給你做。
我在延齡巷那塊買了二十一畝地，預備造新房子住。
你要不要給我們監工？因為祖父知道大伯在家裡是閑不住的，所以就打算拿他造炮台的本事應用在造房子上。
第九章 搬家到延齡巷 提起延齡巷這地名來我現在還覺得是很親切的呢。
房子到現在還在那兒。
在日本占領南京時候曾經一部分失過火，後來都修理好了。
房子和花牌樓的差不多一樣多，可是地皮大多了，所以寬敞多了。
靠南的圍牆長的了街名都由“楊公井”走走變成了“龔家橋”了。
近西南角有個池塘，裡頭的魚大的說了你都不相信，我們常常捉了來做晚飯菜。
祖父總照“網解三面”的規矩，隻許釣不許網。
正房院子一進一進的從中間往後頭排。
大門向東開，從前還沒有所謂門牌幾号，後來是延齡巷四十九号，就在花牌樓西邊隔一條街。
我們那條街已經是進城出城的一條大馬路，從我們家經過鼓樓到下關差不多有十二裡路的樣子。
我們大門右上邊有“池州楊寓”四個字，我們原籍是安徽池州石埭人煞。
門框上頭寫的是“金陵刻經處”，因為搬家的時候，祖父把正在整理刻印的大藏經和其他佛學書的印刷所都搬去了。
光是經闆貯藏在架子上的就滿滿占了西邊的一進房子。
江南那些大房子總是鬧“狐仙”，夜裡怕做夢就是狐仙軋在你胸口了。
我是半信半疑的，有時候夜裡在院子看見黑漆漆的動物忽隐忽現，我就相信一定是看見了狐仙了。
那是後來房子舊了一點時候的話，據說房子舊了狐仙才喜歡來呢。
可是我們第二年六月裡搬進去的是簇嶄新的一百三十間的新房子，還沒有油漆我們就等不及的搬了進去，因為曾祖母等不及了。
那時曾祖母病重了，她一定要死在自己造的房子裡，所以房子沒有全部完工我們在一個大熱的六日初四搬進去了。
用藤椅子給曾祖母半趟半坐的擡着看了一轉，她就沒有機會再看第二遍。
六月十四就死了。
她死了以後家中一點不像辦喪事的樣子。
照例老喪要停在家裡七七四十九天，第三天成服，就是全家換麻或白衣，親戚用人也都照一定的制度換。
每七天有和尚日夜的念經和客人來吊孝。
在客人來的時候靈柩兩面一定有媳婦女兒或孫媳等舉哀(就是哭)。
可是曾祖母已經九十八歲了，也沒有人哭了，并且媳婦先死了，我母親他們忙的不得了，一共六個孫媳婦分三班輪流值班。
有一次五嬸正在吃飯，我們進去叫，有客人來了！我們孩子們幫着招待，因為除了成服，開吊，家奠的日子特有招待的人之外，平日就是家裡的師爺和用人和我們小孩照應。
我們這一叫，五嬸從别的院子裡一直哭進來，嘴裡還含着一大口飯，我在旁邊說，給飯吃下去再哭煞！五嬸一聽就大笑起來了(真是所謂“噴飯”)！在棺材旁邊的其實并不是客人，都是哥哥表兄和我們大家小孩裝的，大伯知道了，氣的給我們分在三間房子裡關了一天，不給飯吃。
我還記得，餓還好點，就是那個大熱天渴的不得了。
這一夏天我們全家小孩們都沒有念書，就給這個大喪事混過去了。
棺材還沒有出時，在六月二十四日，五嬸就生了第五胎小孩子，是祖父下來三房内的第六個孫子。
其時我父母還沒有兒子，又照中國的老規矩就過繼這孩子到二房來做兒子了，所以這(大排行的)六弟弟就算是我的親兄弟了。
因在喪中沒有大慶祝舉動，一直到下半年十一月初三我過十歲生日時，才一同大請客的。
中國老風俗女子嫁的早，多數不能在家裡過二十歲的，所以一到十歲的整生日時候一定要大請客。
我最初不知道這個道理，等到我母親給我預備新衣時，我問為什麼我每年過生日不這樣請客和做特别的好新衣服，為什麼今年特别的并且請的客人多數是大人，不淨是小孩子？是不是為的和六弟弟的慶祝在一塊，所以大忙起來了？并且姑母家怎麼又特别送了八樣首飾來？我母親才告訴我女孩子十歲一定要大做的理由。
我就非常反對，說為什麼不要我在家裡過二十歲呢？也許我不嫁呢？也許我不是女人呢？因為那時我自己不太清楚我是男子還是女人，我還穿男裝，所以自己莫名其妙，新女衣我一點不想要。
我母親說你已定親了，就不能說這些話了，我回她定了難道一定要照做嗎？我嫁人為什麼要别人給我定呢？母親歎口氣的說，我們做
所以我到今天也學不會外國開會式的交際談話，非得等一個人一串話說完了你才能說，等輪到我說時我早把我要說的話忘記了。
并且碰到個貧嘴的人你不打他的岔怎麼止得住他呢？ 可是我的話又說岔了。
我剛才是說問祖父民權是怎麼回事。
祖父就說，來！我告訴你。
就大略說了幾句，說英國雖然是有皇帝的國家，可是有個憲法，什麼叫憲法你現在不懂。
人民有權就是百姓可以選舉代表，代表可以投票，就是國家的行政事，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可以管着政府做不做。
我就問祖父你們現在有沒有權？堂叔和一個表兄在旁邊說快不要說了，回頭要殺頭的。
我也莫名其妙問這些事為什麼要殺頭，就恨恨的回堂叔，你用人權來幹涉我嗎？祖父和父親都不準我們再談了。
到晚上我又問父親，父親大略說一點。
我問是不是我有權定我自己要不要的事？父親說，第一、人有了權不能就定自己要不要，先要看事情對不對才能說要不要。
你現在還小，一切的事的是非還沒有知道清楚不能先問有權對不對的。
等到有了學問知道世界的大事了才能要權和用權呢。
第一要多讀書知道古時事，要進學堂同到外面去每事都注意和細心研究現代事，有了學問和經驗才能用自己的權去斷定事呢。
就是外國人也要到二十一歲以後，才能實行他的權力。
父親說完了歎了一口氣，又說可惜你的情形很難懂。
我還想再問，我母親就很生氣的對父親說你又跟她亂說了，她回頭到處亂說還鬧出大事來呢。
因此以後我總覺得遇烈什麼事我要自己将來可以定的，我都記下來。
退婚的根子大約就是這樣種下來的。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一身的事，不與别人有一點相幹，我總可以作主了吧，沒有想到是中國幾千年來的一個極大的革命。
我一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就是怕鬼。
有一天又和大家争論些什麼。
我二哥也在旁邊，就說三妹妹，你什麼都能幹，為什麼隻怕鬼？因為我一小就怕鬼，在白天我什麼都敢做，一到了晚上，我總要給背靠着人的。
中國那時也沒有電燈和煤氣燈、洋油燈等等，每一間房子裡隻用一盞菜油燈，一根燈草。
我因害怕，我母親總點兩根燈草就亮一點。
所以弟兄姊妹們恨我的時候總拿鬼來吓我。
現在二哥又看見我當面和祖父父親高談闊論的。
在中國規矩，在做小孩時候能和長輩說話，覺得是有面子的不得了了，所以插這句，打擊我一下。
但是我正在起勁的時候，被二哥這樣一激，我就說，你不要以為鬼可以制我，我給我額殼頭上向上抹三下，鬼就不敢惹我了。
(這是三哥告訴我的法子，平日我雖不信，可是這個時候急于要回答二哥，所以就說出來了。
)二哥說好，你敢今天晚上從後層跑到大廳背後，我明天請你吃一個鹵鴨腿(南京的特産)。
我當時雖然不在乎吃，可是賭氣是不能輸的，所以我就一口答應了。
祖父父親不準，我們也不睬。
到了八點鐘(我還忘了提一樣事，我家有鐘也算是中國人家很早的)，我和二哥三哥三個人站在後進，五叔站在大廳後等着，三哥叫一二三！我就起頭往前跑，并且用兩個手抱着頭。
跑着跑着，背後總覺得有聲音，我想那是心理作用。
一連七進堂屋跑到頭，我一頭一身都是汗，五叔接着我哈哈大笑，說算你赢了！二哥三哥也接着來了，也笑的不得了。
我說我赢了有什麼好笑呢。
三哥到我背後給我的大辮子拿過來給我看。
原來三個人站在後進暗地的時候二哥叫口号時，他用了一塊幹荷葉拴在我的辮繩子上，所以一走起來背後有響聲音。
我因跑累了也沒有氣力和他們吵了，可是以後姨姨母親知道了大罵他們。
我從此以後膽子大的不得了，什麼都不怕了。
(一直到現在若是家裡晚上有響聲我們去查看，我總是跑在元任前頭。
) 甲午之戰以後我們家裡有些革新的思想漸漸具體化了。
我七歲時我父親就到湖南去辦一個時務學校。
這個學校雖然辦的不久，可是辦的人和出的人才，都在中國革命史上占重要的地位的。
校長(那時叫督辦)是熊希齡，後來做民國的國務總理，财政總長；總務長是我父親，并兼測量教員；中文教師是梁啟超，中國大著作家，以後是交通部長，又是進步黨的主腦；英文教授是李一琴，以後漢陽鐵廠總辦，所以我父親以後做大冶礦務局協辦就是從他那兒去的。
學生中，唐才常及十四個在武昌起義前革命殉難的在内。
還有範源廉，後來做教育總長；蔡锷是雲南起義反袁主要人物；蔣百裡，後來做陸軍大學校長，等等。
出了這樣多的人才并且都是民國以來好的官員，可惜都是早死了。
這個學校因革命嫌疑隻開了兩年多就被封了，校長下了獄，其餘解散了，我父親就回家賦閑。
可是不久又出了更大的事情。
在西曆一八九八年，我那時九歲，有一天夏天晚上祖父和叔叔慌慌張張到後進來叫我母親他們給小孩都帶出去，從後門到隔兩家的米店内去躲躲，說要有兵來圍家裡了。
我們不知道怎麼回事，以後才聽他們說因為北京光緒皇帝維新未成，太後出來攝政，把皇帝軟禁在團城，給提議維新的人捕殺了好些。
被害的所謂“六君子”中譚嗣同是跟我祖父學佛的，受職時還有報單貼在我家大門口寫的“受業門生”。
大伯也在北京那兒，是被捕了是被殺了也不知道。
現在南京派兵來搜我家裡有沒有犯嫌疑的宣傳品。
幸祖父久有學佛之名，而地方官多半是有交情的。
其時衛戍總司令是我父親的好朋友，先來通了消息，以後再來搜，所以什麼都沒有搜到就完事了。
以後家中人心惶惶的好久，一直等到後來才知道譚嗣同在第一天晚上就知道有變，叫大伯到天津辦一樣事，并對大伯說若是有什麼事你不要顧一切，回南京侍奉老師去，我們是身受皇恩不得不報，你不必貼在裡面，對老師說西方再見了。
大伯初不肯走，他再三說你死無名，萬一不變你再回來。
所以大伯到天津隻一天譚就被殺了。
大伯又偷回北京叫譚的下人設法收了屍才南下。
這就是所謂戊戌政變。
可是在南京家裡等消息一天一天的越等越心焦，也不知道消息到了是好是壞。
又不能寫信打電報問，就隻好等。
我呢，我那壞脾氣專制的大伯變成了再好沒有的慈父了。
我就隻盼望有個機會告訴他我一向對他多麼不乖！ 半個月過去了。
&hellip&hellip 等到一家子哭哭啼啼的重見了面，等到聲音稍為靜一點下來，聽得清誰說什麼了，祖父就對大伯說，我有件事情交給你做。
我在延齡巷那塊買了二十一畝地，預備造新房子住。
你要不要給我們監工？因為祖父知道大伯在家裡是閑不住的，所以就打算拿他造炮台的本事應用在造房子上。
第九章 搬家到延齡巷 提起延齡巷這地名來我現在還覺得是很親切的呢。
房子到現在還在那兒。
在日本占領南京時候曾經一部分失過火，後來都修理好了。
房子和花牌樓的差不多一樣多，可是地皮大多了，所以寬敞多了。
靠南的圍牆長的了街名都由“楊公井”走走變成了“龔家橋”了。
近西南角有個池塘，裡頭的魚大的說了你都不相信，我們常常捉了來做晚飯菜。
祖父總照“網解三面”的規矩，隻許釣不許網。
正房院子一進一進的從中間往後頭排。
大門向東開，從前還沒有所謂門牌幾号，後來是延齡巷四十九号，就在花牌樓西邊隔一條街。
我們那條街已經是進城出城的一條大馬路，從我們家經過鼓樓到下關差不多有十二裡路的樣子。
我們大門右上邊有“池州楊寓”四個字，我們原籍是安徽池州石埭人煞。
門框上頭寫的是“金陵刻經處”，因為搬家的時候，祖父把正在整理刻印的大藏經和其他佛學書的印刷所都搬去了。
光是經闆貯藏在架子上的就滿滿占了西邊的一進房子。
江南那些大房子總是鬧“狐仙”，夜裡怕做夢就是狐仙軋在你胸口了。
我是半信半疑的，有時候夜裡在院子看見黑漆漆的動物忽隐忽現，我就相信一定是看見了狐仙了。
那是後來房子舊了一點時候的話，據說房子舊了狐仙才喜歡來呢。
可是我們第二年六月裡搬進去的是簇嶄新的一百三十間的新房子，還沒有油漆我們就等不及的搬了進去，因為曾祖母等不及了。
那時曾祖母病重了，她一定要死在自己造的房子裡，所以房子沒有全部完工我們在一個大熱的六日初四搬進去了。
用藤椅子給曾祖母半趟半坐的擡着看了一轉，她就沒有機會再看第二遍。
六月十四就死了。
她死了以後家中一點不像辦喪事的樣子。
照例老喪要停在家裡七七四十九天，第三天成服，就是全家換麻或白衣，親戚用人也都照一定的制度換。
每七天有和尚日夜的念經和客人來吊孝。
在客人來的時候靈柩兩面一定有媳婦女兒或孫媳等舉哀(就是哭)。
可是曾祖母已經九十八歲了，也沒有人哭了，并且媳婦先死了，我母親他們忙的不得了，一共六個孫媳婦分三班輪流值班。
有一次五嬸正在吃飯，我們進去叫，有客人來了！我們孩子們幫着招待，因為除了成服，開吊，家奠的日子特有招待的人之外，平日就是家裡的師爺和用人和我們小孩照應。
我們這一叫，五嬸從别的院子裡一直哭進來，嘴裡還含着一大口飯，我在旁邊說，給飯吃下去再哭煞！五嬸一聽就大笑起來了(真是所謂“噴飯”)！在棺材旁邊的其實并不是客人，都是哥哥表兄和我們大家小孩裝的，大伯知道了，氣的給我們分在三間房子裡關了一天，不給飯吃。
我還記得，餓還好點，就是那個大熱天渴的不得了。
這一夏天我們全家小孩們都沒有念書，就給這個大喪事混過去了。
棺材還沒有出時，在六月二十四日，五嬸就生了第五胎小孩子，是祖父下來三房内的第六個孫子。
其時我父母還沒有兒子，又照中國的老規矩就過繼這孩子到二房來做兒子了，所以這(大排行的)六弟弟就算是我的親兄弟了。
因在喪中沒有大慶祝舉動，一直到下半年十一月初三我過十歲生日時，才一同大請客的。
中國老風俗女子嫁的早，多數不能在家裡過二十歲的，所以一到十歲的整生日時候一定要大請客。
我最初不知道這個道理，等到我母親給我預備新衣時，我問為什麼我每年過生日不這樣請客和做特别的好新衣服，為什麼今年特别的并且請的客人多數是大人，不淨是小孩子？是不是為的和六弟弟的慶祝在一塊，所以大忙起來了？并且姑母家怎麼又特别送了八樣首飾來？我母親才告訴我女孩子十歲一定要大做的理由。
我就非常反對，說為什麼不要我在家裡過二十歲呢？也許我不嫁呢？也許我不是女人呢？因為那時我自己不太清楚我是男子還是女人，我還穿男裝，所以自己莫名其妙，新女衣我一點不想要。
我母親說你已定親了，就不能說這些話了，我回她定了難道一定要照做嗎？我嫁人為什麼要别人給我定呢？母親歎口氣的說，我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