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元任又回到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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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而老家裡的人還很多在那兒，金陵刻經處也還蒸蒸日上，所以我比别人更覺興奮多了。
有人到新住宅區去買地，有的在左近打主意，因為大家都想蓋房子，但左近地自然不夠，因為多數已給教育部、考試院和中央大學的人早買了。
我們從肖友梅手上分了兩畝，因為他們的音樂院規定在上海他不須要有那一大地在南京，所以賣了三分之一給我們，地名藍家莊，我家是二十四号。
蔣夢麟等人也買了些地也在路對面。
那時南京真是一時之盛。
我們回南京臨時就給我家(金陵刻經處)内的那兩間兇屋修理起來暫住(在我的《一個女人的自傳》一書中提過那兩間屋内死人和停棺材很久沒人敢住了)，我給房頂整個修理，加了水道裝了澡盆和抽水馬桶，住了九個多月平安無事。
隻大女兒忽發扁桃腺炎而二女又得白喉症。
家中哥嫂們急死了，要我們搬出去，說因為這屋子不利的緣故，我極端反對說，二女白喉症乃是由學校傳染來的，與房子有何關系？(小孩由學校傳染各種病症，不要說中國，連美國現在還是如此呢。
)請王素宇醫生來打了血清針幾天就好了。
但打針時王醫生問我他當日得肺炎的時候打的是馬血清還是牛血清？我說忘了，因為打過那一種以後不能再打重複同樣的。
那麼王醫生無法隻得打了馬血清再說，并囑我守着看三小時内有無變化和反應起來，他再來想辦法。
但是我對看着病人幾小時幹着急有何用處呢？書又看不下去，叫别人來看着又不放心，我就給早買好了的幾斤螃蟹煮熟了來剝肉子。
家裡人非常希奇我不知是何用意。
等一下王大夫又來了一看見對我頓腳說，連我都不到三小時就來再看一下，趙太太！你那來的閑心剝螃蟹？我說不找事安心下來對看着，我幹着急而對病人有何用處呢？這是一種安慰人的心理作用。
以後在南京他們傳出去說趙太太用剝螃蟹當心理療法，那是以錯傳錯了。
我的意思是遇到最急的事幹急是無用的，必須找一樣不關緊要的事來安定你自己的精神，然後可以想其它對付的辦法，亂急沒有用的，所以我常常遇到緊急事的時候，總用一個不相幹的事來打岔給精神松緩一點。
說到蓋房子的事，我們不應該讨了公家一點小便宜，和李方桂兩家從上海買了兩個洗澡盆和兩個抽水馬桶，就是不該讨了公家一點小便宜把買來的東西交給所裡，和所裡的東西一同運到南京，所以人家就以此藉口說我們連蓋房子的東西都由公家運送。
以後在南京撤退到後方去的時候也以此為借口連元任的重要文件都不讓帶，并且聲明不帶私人的東西，可是有權者連洗衣闆子都帶全了，天知道。
在南京住定下來後各家就忙了蓋房子，有在藍家莊的，有在新住宅區山西路的，紛紛的動手，但是蓋房子第一是要錢。
我們這些窮讀書匠很少人有現錢在手上的。
聽說上海新華和金城等銀行在南京大投資開了分行，可是我們不認識行裡的任何人怎麼去接頭呢？新華南京的分行經理徐振東指示上海總行的總經理王某(清華學生)和元任認識的到上海去一趟接好頭，在南京分行撥多少都可以的，元任就到上海去了。
王還請吃飯，沒料到同桌上遇到一個元任中學同學的瞿季剛先生(瞿現在還住在美京呢)。
他是國華銀行的總經理，他聽見元任要借錢蓋房子，他們也願借。
元任覺得已經和新華接過頭了還是歸南京分行辦便當一點。
徐振東以後都是和我接頭的，說趙太太要多少都可以(現在的加州柏克萊的美國銀行經理對我也是一樣的)。
我就找了一個包工的，自己畫好一部分藍圖外，再找人斟酌斟酌，到銀行把圖給徐一看，一點問題沒有，就借了二萬，每月還三百元，簽字時叫元任去，元任也不看多少就簽了字。
徐說了笑，你知不知道你太太借了多少？(因元任薪水在中央研究院也是最高的，和所長們一樣，這也是使人不憤氣的之一，但是這是蔡孑民先生親自批的，并且蔡先生每到南京來，夫婦兩人總親到我們家來拜望一次，這位續弦的蔡太太是周子競的妹妹，周乃元任康奈爾同班之一，所以并不是孟真私心。
)等我們房子一動手而好多人都紛紛到新華去借錢買地蓋房子了。
有的是我擔保，有的就由介紹而去的，因此新華銀行好象我的銀行似的。
凡是我擔保的徐一點不問就簽合同，這樣所以我的程家表妹已動念頭了。
她是我一個出家的二姑母的承繼人，除庵房以外還有些空地想蓋一所房子，可以收租錢以維持庵中開支。
因為此庵向不用化緣，當日都是由先祖每月津貼開支，現表妹此舉當然我贊成。
這個房子蓋好了李濟之家就租了去住。
庵後還有一塊地，二姑母死後，鄰居欺表妹年輕，給地占了去。
我又找了一個表親的律師給弄清楚了。
律師費和庵中還有點欠賬我就和六弟兩人照時價給買了。
我們蓋了兩所房子。
但是這所房子蓋好隻八個月，日本人就占領了南京。
可是這個房子現在聽說還在，表妹給我租出去了，但是我想租錢一定不夠付稅的，也許被沒收了，現在已久無消息。
中山陵也開放給公務人員領買，我們和月涵由我三哥名下領買了兩塊，每塊三畝，地段在汪精衛的地對面。
月涵凡來南京辦公時，我們總一道到那兒去砍樹和在地上野餐一下，他打算将來蓋點房子叫梅村，我們的打算叫杏花村。
有人到新住宅區去買地，有的在左近打主意，因為大家都想蓋房子，但左近地自然不夠，因為多數已給教育部、考試院和中央大學的人早買了。
我們從肖友梅手上分了兩畝，因為他們的音樂院規定在上海他不須要有那一大地在南京，所以賣了三分之一給我們，地名藍家莊，我家是二十四号。
蔣夢麟等人也買了些地也在路對面。
那時南京真是一時之盛。
我們回南京臨時就給我家(金陵刻經處)内的那兩間兇屋修理起來暫住(在我的《一個女人的自傳》一書中提過那兩間屋内死人和停棺材很久沒人敢住了)，我給房頂整個修理，加了水道裝了澡盆和抽水馬桶，住了九個多月平安無事。
隻大女兒忽發扁桃腺炎而二女又得白喉症。
家中哥嫂們急死了，要我們搬出去，說因為這屋子不利的緣故，我極端反對說，二女白喉症乃是由學校傳染來的，與房子有何關系？(小孩由學校傳染各種病症，不要說中國，連美國現在還是如此呢。
)請王素宇醫生來打了血清針幾天就好了。
但打針時王醫生問我他當日得肺炎的時候打的是馬血清還是牛血清？我說忘了，因為打過那一種以後不能再打重複同樣的。
那麼王醫生無法隻得打了馬血清再說，并囑我守着看三小時内有無變化和反應起來，他再來想辦法。
但是我對看着病人幾小時幹着急有何用處呢？書又看不下去，叫别人來看着又不放心，我就給早買好了的幾斤螃蟹煮熟了來剝肉子。
家裡人非常希奇我不知是何用意。
等一下王大夫又來了一看見對我頓腳說，連我都不到三小時就來再看一下，趙太太！你那來的閑心剝螃蟹？我說不找事安心下來對看着，我幹着急而對病人有何用處呢？這是一種安慰人的心理作用。
以後在南京他們傳出去說趙太太用剝螃蟹當心理療法，那是以錯傳錯了。
我的意思是遇到最急的事幹急是無用的，必須找一樣不關緊要的事來安定你自己的精神，然後可以想其它對付的辦法，亂急沒有用的，所以我常常遇到緊急事的時候，總用一個不相幹的事來打岔給精神松緩一點。
說到蓋房子的事，我們不應該讨了公家一點小便宜，和李方桂兩家從上海買了兩個洗澡盆和兩個抽水馬桶，就是不該讨了公家一點小便宜把買來的東西交給所裡，和所裡的東西一同運到南京，所以人家就以此藉口說我們連蓋房子的東西都由公家運送。
以後在南京撤退到後方去的時候也以此為借口連元任的重要文件都不讓帶，并且聲明不帶私人的東西，可是有權者連洗衣闆子都帶全了，天知道。
在南京住定下來後各家就忙了蓋房子，有在藍家莊的，有在新住宅區山西路的，紛紛的動手，但是蓋房子第一是要錢。
我們這些窮讀書匠很少人有現錢在手上的。
聽說上海新華和金城等銀行在南京大投資開了分行，可是我們不認識行裡的任何人怎麼去接頭呢？新華南京的分行經理徐振東指示上海總行的總經理王某(清華學生)和元任認識的到上海去一趟接好頭，在南京分行撥多少都可以的，元任就到上海去了。
王還請吃飯，沒料到同桌上遇到一個元任中學同學的瞿季剛先生(瞿現在還住在美京呢)。
他是國華銀行的總經理，他聽見元任要借錢蓋房子，他們也願借。
元任覺得已經和新華接過頭了還是歸南京分行辦便當一點。
徐振東以後都是和我接頭的，說趙太太要多少都可以(現在的加州柏克萊的美國銀行經理對我也是一樣的)。
我就找了一個包工的，自己畫好一部分藍圖外，再找人斟酌斟酌，到銀行把圖給徐一看，一點問題沒有，就借了二萬，每月還三百元，簽字時叫元任去，元任也不看多少就簽了字。
徐說了笑，你知不知道你太太借了多少？(因元任薪水在中央研究院也是最高的，和所長們一樣，這也是使人不憤氣的之一，但是這是蔡孑民先生親自批的，并且蔡先生每到南京來，夫婦兩人總親到我們家來拜望一次，這位續弦的蔡太太是周子競的妹妹，周乃元任康奈爾同班之一，所以并不是孟真私心。
)等我們房子一動手而好多人都紛紛到新華去借錢買地蓋房子了。
有的是我擔保，有的就由介紹而去的，因此新華銀行好象我的銀行似的。
凡是我擔保的徐一點不問就簽合同，這樣所以我的程家表妹已動念頭了。
她是我一個出家的二姑母的承繼人，除庵房以外還有些空地想蓋一所房子，可以收租錢以維持庵中開支。
因為此庵向不用化緣，當日都是由先祖每月津貼開支，現表妹此舉當然我贊成。
這個房子蓋好了李濟之家就租了去住。
庵後還有一塊地，二姑母死後，鄰居欺表妹年輕，給地占了去。
我又找了一個表親的律師給弄清楚了。
律師費和庵中還有點欠賬我就和六弟兩人照時價給買了。
我們蓋了兩所房子。
但是這所房子蓋好隻八個月，日本人就占領了南京。
可是這個房子現在聽說還在，表妹給我租出去了，但是我想租錢一定不夠付稅的，也許被沒收了，現在已久無消息。
中山陵也開放給公務人員領買，我們和月涵由我三哥名下領買了兩塊，每塊三畝，地段在汪精衛的地對面。
月涵凡來南京辦公時，我們總一道到那兒去砍樹和在地上野餐一下，他打算将來蓋點房子叫梅村，我們的打算叫杏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