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一次歐洲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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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他們又好了,可是張的口氣又不象,我如何稱呼呢?照外國規矩離婚的女的在沒再嫁以前總還用前夫的姓叫某某太太,可是在柏林時他們大家都叫她張小姐,我看她又帶着一個小孩在叫媽媽,可是有點不合式似的。

    這次隻兩個人來,我就直接問他們還是叫徐先生和徐太太嗎!并且也是一面用試探的辦法,可是幼儀趕快就說我還叫張幼儀,這是徐先生,志摩隻是笑笑沒說什麼。

    幼儀就告訴我小彼得去世了,徐家老太爺不放心我,所以叫徐先生來看看我,并且打算接我回國去,所以我們先到巴黎來玩玩,我當時又覺得給他們傷心(因為在柏林我看見那個孩子真好玩,可惜的很),我隻得“張小姐”和“徐先生”的叫着,亂聊了一下。

    志摩就對我說張道藩在巴黎,下午打算請我們一道去吃茶,午時元任回來了,我沒料到他和志摩是早認識的。

    37坐談幾分鐘後就約一道出去吃飯,我提議到中華飯店,元任提議吃法國飯,所以大家就到一個上中的法國飯店去了(名字記不得了)。

    本打算找奚若他們一陣,可是那時我們大家都沒有私人電話;非坐車去找不可,若是不在家就白跑一趟了,所以作罷。

    下午到張道藩處吃茶,雖然無多東西吃,可是桌子中間一大盤水果擺的非常好看,我說真不愧美術家,連水果擺的都比别人好看,張回我這是我寫生的一盤果子,今天無錢買東西就用這個來待客吧。

    那時在歐洲各國的學生我上文已說過都是窮的,無錢都不以為奇,反而為榮的很。

    我以後聽人說張的诨名叫張讨飯(因為西文名片上拼的“Taofan”),如此可見當日留學生刻苦求學的一般情形了。

    那時雖然大多數是官費留學生,總是幾個月才得一次費用,國币多數皆花在内戰上,朝秦暮楚無人負責,而不以海外這些将來國家基本的人才為念,即有少許所得也皆由個人自己刻苦而來。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七日劉半農定了考博士口試。

    (在此加一聲明,我們對有的人連名帶姓的叫到底的,有的人過後隻叫名字,并不是分疏近的緣故,是在對每一個人叫慣了的習慣。

    )通知我們兩個人去,劉分派大阿嫂記點那時的各方面的情形,元任帶照相器去給他照相,因不能叫照相館人去到講堂照象,私人可以偷偷照一下。

    幸虧有此一舉,所以現在留下永久的紀念,真是我來寫這個當日的情形和元任留的照片再發表出來,可惜劉穿博士袍子的一張大照片和副片沒有了,因南京失陷時所有副片都未帶出來,因(舊式的)副片易着火,郵規不能寄,現所有都是再重另做副片的。

    劉半農并和元任商量好博士考完一同回國,可是說明須坐三等艙位,因此全家須花很多川資,所以我們就都定了三等的Porthos,四月二十三日上船從馬賽動身到上海的。

    三月十七日一早我們兩人就去路易利雅堂(SalleLouisLiard)看劉半農考,劉太太沒去,先是六位考員走進講堂圍到上面半圓圈高出二尺多的台上,以後被考的人再進來坐在下面中間,他們的儀式是非常嚴重,考員是六個人,差不多元任都認識,現将人名列寫如下: P.I. 語言學家(?) Pierre 漢學家 Antoine 語言學家 Paul 漢學家 Henri 漢學家 H.O. 語音學家(元任對這個人最不佩服)。

     觀衆坐在對面台上,很不少人大約五六十個吧。

    我因給劉緊張的也沒心想去數人數了。

    考員和被考人都穿着黑袍子,劉還有一個大白皮領圈,須等考過博士學位通過了再套上,是加在袍子外面,我們是得到他們偷偷的允許照相,所以元任就左一張右一張的照了很多,可惜講堂裡面很黑,有好多不清楚,劉半農的儀器也放在一邊。

     一考就考了六小時,當中隻出去吃了一點咖啡什麼的,連我都坐的發急了。

    (我現在寫到這兒想到當日的情形都不願再寫下去了,并想到我自己考醫學畢業時一連四天,最後考眼科,我就不耐煩了,老早給卷子交上去,先生看我寫的太少就說“楊樣再多寫點,我知道你是知道的”。

    我回他隻要及格就好了,給卷子丢在先生桌上往講堂外就跑,先生追到樓梯口不讓我走,兩個人站了一分鐘我還是不回去,先生隻得算了。

    他說我就不給你及格,我回他好,我有别門及格就可以了。

    結果還得了七十五分算各科最壞的,因我當日的總平均九十分,昔日留日總監督江庸發的證書沒想到夾在元任日記裡帶出來了,所以還在呢。

    安徽省分監督是姚薦楠。

    因為寫到這些情形不由的想到我自己的考試來了。

    )劉半農考完後兩手撐着頭靠在桌上,考員們就進入室内約十分鐘出來就對劉道喜說通過了,我們兩廂的觀衆也大家鼓掌。

    考員中因有些是我們的熟人,所以也請我們到裡面和他們一道握手慶祝,劉回家時都要人架着走了,我問他當晚要不要我們請他全家吃飯祝賀他,他很願意,可是說休息一下再說吧。

    但是當晚他雖精疲力倦的,還是願意去吃。

    第二天一早又叫我們去給他照帶白皮博士的照相。

    (可惜那張放大了送給他後,現在找不到第二張了。

    ) 我們在巴黎倫敦玩來玩去的快到回國日期了,但是劉半農說他們很多手續未完還是不能走,我們在一個星期以前就給小孩接回來,在半路上新那忽然說起一口法國話,我們覺得怪的不得了,因為她向來什麼話都不肯說的,我們隻知道她不是啞巴就是了。

    半路火車一停,她站起來問Qu&rsquoest-chequech&rsquoestquecha?(怎麼回事?)(沒料到長大以後她的話最多。

    )在旅館住了兩天,鬧的不得了,隻要往外面跑,我們又忙,隻得又給那個法國老太婆找來帶了他們五天。

    我們走的時候劉半農一家送我們上到馬賽的火車,非常依依不舍的說,不出半年一定在北京見(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後才改稱北平的,再注)。

    到馬賽住了兩夜就上船,三等裡有幾位中國人,船名“S.S.Porthos”排水蘭萬多噸(這船在二次大戰時打沉了)。

    在一九二五年的四月二十三天亮四點鐘我們就動身回中國了。

    Porthos這船的房間飯廳等等都不錯,隻第一夜我和如蘭兩個人一夜不能睡,發現一床的臭蟲,叫了侍候房間的人來指給他看,可是他們真有辦法,用些藥水藥粉一灑第二天居然一點沒有了。

    船過地中海幾天有點風浪,二十八到PortSaid,我在PortSaid買了一小盒紅寶石,那時隻二十美元,四粒大的四粒小的,隻一半四粒在二十年前價值已經三千了,可惜那一半在南京家書内桌抽屜内和房子一同被燒了。

    快進紅海的時候,船上招呼人大家都拿夏衣出來穿,二十九走進蘇彜士運河看非洲一片大黑的地好看極了。

    我說怎麼陸地行舟了,後來走到船邊才看見運河的水,因為那麼窄。

    五天在紅海内又熱又無大意思,中國同船人就大聊天,他們空下就打麻将。

    到了五月十号到錫蘭京城哥侖波,停了三天,很多人到印度去玩,我們雖然買了一個推小孩的雙車,可是因為新那還不會走路,太不便了,所以沒去,隻日裡在碼頭左近玩玩,晚上回船住。

    五月十六日到新加波,大家全上岸了,他們有特大的洋車兩個大人和兩個小孩可以坐在一個車上,同船大家約好在一個中國飯館内吃飯,也沒玩多少地方。

    十八号到了西貢,可是須停四天,第一天大家全出去玩,也是坐洋車,下午回船後就聽見有人報告丢東西,我們因有小孩的緣故更不便走遠,總是每天一早下船下午回船,天又熱蚊子又多又大,差不多和蒼蠅一樣大,每晚很難睡覺。

    二十五号到了香港可好點了,本想多玩玩,可是隻得大半天,一早到,我們就快快下船到大街看看,元任看見一家拔佳鞋鋪說進去買雙白皮鞋吧,穿了很合式,說再來一雙同樣的,賣鞋人不大懂,希奇的很為什麼要兩雙一樣的(我們兩個人都有這個脾氣,遇見有合式的衣鞋或衣料等等,往往同樣的買兩雙或做兩件同樣的)。

    他不肯去拿,元任再三解說給他聽,他的國語說的不大好,懂不清楚,反過來說元任的國語不夠好,何不買套國語留聲片多學學,元任問他誰的國語留聲片最好?他回說用趙元任的好了。

    我一聽就大笑起來了,我指了指對他說這就是趙元任嘛!他一點不相信的樣子,所以我們以後常拿這一回事當笑話說。

    二十八日到了上海,四年的離國給地球轉了一大圈,這就是我們結婚前所定的鑽石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