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老虎朝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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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對英國抱怨。
日本于1904年阻止了俄國對英國不利的南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保護了英國的利益，讓英國放下了心。
可是作為回報，日本所得卻無足輕重，隻不過由于一個小小的亞洲國家居然能同一個西方大國結盟，而在初期給它帶來一點名聲罷了。
日本對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改變态度發生自兩個國家官員的優越感。
日本感覺到它被視為古怪的侏儒，而不是平等的人，更讓日本沮喪的是英美兩國始終堅持日本海軍隻能排名第三。
侵占滿洲之後，日本對美國的态度有所改進。
1933年1月，大阪每日新聞，日本兩大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忽然開始“親美”，這個改變肯定來自“九一八事變”之後控制媒體的軍方。
這表示由于與國聯之間的麻煩，日本試圖取悅強大的、不是國聯一員的美國。
曾經有一段時間，日本也同樣較為關心與蘇聯的關系。
在這兩個不是國聯成員的大國中，美國比較重要，因為美國是日本第一個貿易大國，而且美國有在海外投資的資本，日本需要貿易和資本以發展滿洲和準備進一步的侵略。
日本努力與美國修好。
1939年，野村吉三郎海軍大将被任命為外務大臣，他與格魯大使談話，似乎并無結果。
1941年，野村被派為駐美大使。
從1930年代直到珍珠港事變，日本官員和個人花了大量時間，向美國為日本侵略中國和某些民族主義領袖的不當言論提出辯解。
如果有足夠的金錢來達到這個目的，那麼同别人做朋友而使他自己國家的處境有利，是不難做到的。
一個顯著的這類成功的例子，是齋藤博。
他在禁酒時期是日本駐紐約總領事，後來升任駐華盛頓大使，1939年死在那裡。
齋藤能說流利的、地道的美國話，喝威士忌與玩撲克牌好像是與生俱來的本領，同商界和軍界那些頭面人物關系良好。
在紐約時，齋藤一個有份量的資本家都見不到，而如果要他們投資日本企業的話，他必須見到他們。
要做到足以影響資本家的那種應酬，他的應酬費是不夠用的。
于是齋藤向親戚借錢，安排一個宴會。
在那些日子裡，一瓶好酒就能化解種族情結、無聊和勢利眼。
齋藤的内弟告訴我，他花了“好幾千美元”在酒上面。
所有重要的資本家都被邀請出席了。
當賓主盡歡之際，齋藤作了一次友好輕松的講話，呼籲美國金融界對作為亞洲領袖的日本，提出經濟協助，那個晚宴打開了華爾街最具影響力的資本家們的大門。
齋藤以他的聰明才智，對他的國家為準備侵略中國和攻擊珍珠港作出了貢獻。
日本沒有向英國作出有魄力的努力，覺得英國對日本不像美國那麼重要，而歐洲的局勢使英國無暇顧及遠東。
這種感覺顯示在日本對待英國公民上面，而且在英國反攻失利後更形明顯。
英國為了要“拉攏”日本，于1940年1度封閉中國後方唯一的物資運輸線&mdash&mdash緬甸公路。
三十年前，日本首相桂太郎告訴孫逸仙博士，日本想要把英國的影響逐出亞洲。
不過，無論在那時或之後，日本總把美國視為日本壯大計劃的障礙。
日本看到中國人民對美國比對任何國家更為親善；日本判斷中國的反日态度是由于那種友誼，日本看到存在于美國國際正義的理念和他們自己的理念之間的基本沖突。
1937年12月，日本轟炸長江中的美國海軍炮艇“巴納号”，乃是由于日本認為美國是日本擴張的主要障礙的這種情緒所緻。
那次轟炸并非打算要打仗，而是想要證明美國受辱後還不還手。
負責轟炸炮艇和以機槍掃射逃生官兵的軍官以為，為了提高日本人的士氣，即使作出巨大賠償也是值得的。
“統制派”立即警覺，擔心美國将會禁運物資到日本。
美國對巴納号被炸後的平靜反應，無疑影響了1941年日本攻擊美國的決定。
日本人有個喜歡标簽的弱點。
他們的外交政策經常被貼上不同的标簽。
當外務省表現溫和時，它是币原外交、懷柔外交、廣田外交、野村外交、英美外交。
當外務省表現強硬時，它是田中外交、獨立外交、陸軍外交、軸心外交、近衛外交、松岡外交。
百姓覺得最奇特的，也許是“海鷗外交”，那就是，海鷗安靜地浮在水面上時，它的雙腳在水面下忙着劃動。
1930年代過後，日本的政策漸趨強硬，深信它的武力足夠與潛在敵人交鋒，從日本那幾年的許多聲明看得出，他們明顯低估了英國和美國。
一位軍事教官于1930年代告訴我：“日本人擔心美國的财富而不敢宣戰，不過他們應該了解，美國人雖然有錢，可他們奢侈。
日本人花一日元買一樣東西，美國人
日本于1904年阻止了俄國對英國不利的南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保護了英國的利益，讓英國放下了心。
可是作為回報，日本所得卻無足輕重，隻不過由于一個小小的亞洲國家居然能同一個西方大國結盟，而在初期給它帶來一點名聲罷了。
日本對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改變态度發生自兩個國家官員的優越感。
日本感覺到它被視為古怪的侏儒，而不是平等的人，更讓日本沮喪的是英美兩國始終堅持日本海軍隻能排名第三。
侵占滿洲之後，日本對美國的态度有所改進。
1933年1月，大阪每日新聞，日本兩大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忽然開始“親美”，這個改變肯定來自“九一八事變”之後控制媒體的軍方。
這表示由于與國聯之間的麻煩，日本試圖取悅強大的、不是國聯一員的美國。
曾經有一段時間，日本也同樣較為關心與蘇聯的關系。
在這兩個不是國聯成員的大國中，美國比較重要，因為美國是日本第一個貿易大國，而且美國有在海外投資的資本，日本需要貿易和資本以發展滿洲和準備進一步的侵略。
日本努力與美國修好。
1939年，野村吉三郎海軍大将被任命為外務大臣，他與格魯大使談話，似乎并無結果。
1941年，野村被派為駐美大使。
從1930年代直到珍珠港事變，日本官員和個人花了大量時間，向美國為日本侵略中國和某些民族主義領袖的不當言論提出辯解。
如果有足夠的金錢來達到這個目的，那麼同别人做朋友而使他自己國家的處境有利，是不難做到的。
一個顯著的這類成功的例子，是齋藤博。
他在禁酒時期是日本駐紐約總領事，後來升任駐華盛頓大使，1939年死在那裡。
齋藤能說流利的、地道的美國話，喝威士忌與玩撲克牌好像是與生俱來的本領，同商界和軍界那些頭面人物關系良好。
在紐約時，齋藤一個有份量的資本家都見不到，而如果要他們投資日本企業的話，他必須見到他們。
要做到足以影響資本家的那種應酬，他的應酬費是不夠用的。
于是齋藤向親戚借錢，安排一個宴會。
在那些日子裡，一瓶好酒就能化解種族情結、無聊和勢利眼。
齋藤的内弟告訴我，他花了“好幾千美元”在酒上面。
所有重要的資本家都被邀請出席了。
當賓主盡歡之際，齋藤作了一次友好輕松的講話，呼籲美國金融界對作為亞洲領袖的日本，提出經濟協助，那個晚宴打開了華爾街最具影響力的資本家們的大門。
齋藤以他的聰明才智，對他的國家為準備侵略中國和攻擊珍珠港作出了貢獻。
日本沒有向英國作出有魄力的努力，覺得英國對日本不像美國那麼重要，而歐洲的局勢使英國無暇顧及遠東。
這種感覺顯示在日本對待英國公民上面，而且在英國反攻失利後更形明顯。
英國為了要“拉攏”日本，于1940年1度封閉中國後方唯一的物資運輸線&mdash&mdash緬甸公路。
三十年前，日本首相桂太郎告訴孫逸仙博士，日本想要把英國的影響逐出亞洲。
不過，無論在那時或之後，日本總把美國視為日本壯大計劃的障礙。
日本看到中國人民對美國比對任何國家更為親善；日本判斷中國的反日态度是由于那種友誼，日本看到存在于美國國際正義的理念和他們自己的理念之間的基本沖突。
1937年12月，日本轟炸長江中的美國海軍炮艇“巴納号”，乃是由于日本認為美國是日本擴張的主要障礙的這種情緒所緻。
那次轟炸并非打算要打仗，而是想要證明美國受辱後還不還手。
負責轟炸炮艇和以機槍掃射逃生官兵的軍官以為，為了提高日本人的士氣，即使作出巨大賠償也是值得的。
“統制派”立即警覺，擔心美國将會禁運物資到日本。
美國對巴納号被炸後的平靜反應，無疑影響了1941年日本攻擊美國的決定。
日本人有個喜歡标簽的弱點。
他們的外交政策經常被貼上不同的标簽。
當外務省表現溫和時，它是币原外交、懷柔外交、廣田外交、野村外交、英美外交。
當外務省表現強硬時，它是田中外交、獨立外交、陸軍外交、軸心外交、近衛外交、松岡外交。
百姓覺得最奇特的，也許是“海鷗外交”，那就是，海鷗安靜地浮在水面上時，它的雙腳在水面下忙着劃動。
1930年代過後，日本的政策漸趨強硬，深信它的武力足夠與潛在敵人交鋒，從日本那幾年的許多聲明看得出，他們明顯低估了英國和美國。
一位軍事教官于1930年代告訴我：“日本人擔心美國的财富而不敢宣戰，不過他們應該了解，美國人雖然有錢，可他們奢侈。
日本人花一日元買一樣東西，美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