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随汪精衛往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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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他，且尊敬他。
汪邀請張參加和平運動。
張來征詢我的意見。
我告訴他：“我在河内曾警告汪先生，日本人的話要打四折。
現在我要打三折。
作為我們這樣擔着極大被騙風險的人，我勸你不要參加和平運動。
” 張把我的話告訴了汪，說：“在你們中間，高與日本人的關系最好，也最了解日本。
可是為什麼你那麼樂觀，而他卻那麼悲觀？” 汪立刻和周、梅來興師問罪。
責怪我不但不勸人加入和平運動，反而把我們這邊的人勸走。
6月1日，我還在勸說汪别去東京；而他似乎真的被我說服。
我于是走訪影佐和犬養，告訴他們汪已經推遲行程，可能放棄行程。
6月2日，汪又改變了主意。
6月3日，他從上海飛去東京。
我除了跟着他去，别無他法。
三、與汪在東京 周佛海、梅思平和我同去東京。
我們的飛機在海軍基地佐世保加油（佐世保于1944年7月首次被美國空軍轟炸），然後在東京灣的海軍基地橫須賀降落。
橫須賀附近的山上有一座紀念碑，紀念1853年打開封建日本面向“西方文明”的裴裡将軍。
⑨我們從橫須賀坐汽車到東京，第一晚宿于一位日本大資本家的家裡。
他的花園之大，在東京無人匹敵。
第二天，周和梅搬進旅館，我則搬到一個名叫大谷的新興工業家的家中。
這意味日本人特别給我僅次于汪的禮遇。
同時看得出他們對我有所懷疑。
汪在飛機上曾告訴我，日本人對我的悲觀甚為關切。
一位有影響力的官員⑩問過他我與蔣委員長的關系是否很密切，以及我是否代表委員長比汪多些。
他認為我的悲觀可能是由于前任首相平沼男爵沒能給我日本對華政策的正确印象所緻。
盡管他們懷疑，我住得很舒服。
我的主人大谷在穿過東京的隅田川岸邊有一片大莊園。
他們夫婦年輕時離開貧窮的鄉下來東京讨生活時，口袋裡隻有五角錢（那時值美金二角五分）。
頭一天他們花了一角錢買了些洋芋。
第二天大谷開始拉人力車。
每天省下一點錢存起來。
每星期有一天從事“社會服務”。
這一天，他站在一座小拱橋上免費幫着其他過橋的人力車推一把。
過了些日子以後，大谷夫婦開了一家酒莊，太太推車子送酒。
三年下來，他們積蓄了二萬日元。
大谷參加柔術比賽也賺了些錢。
1917年，他把積蓄在東京投資一家機器工廠，不久即成為戰時百萬富翁。
不幸，所有他努力工作的成果，均毀于1923年的大地震。
大谷夫婦锲而不舍，把剩下的一點錢再做聰明的投資，買下了幾間工廠，如今他的工廠遍布東京、大阪和滿洲。
通過購買他仿造及改進的某種美國機器，他與陸軍省套上了交情。
用不着說，這種交情讓我住進了大谷的房子。
他們仍然很節儉，感謝我離開房間時記得關燈。
到我的居留快結束時，他們無條件地送我一百萬日元，要幫我回上海開辦自己的事業。
也許那是陸軍省想出的主意，不過我謝謝他們，沒有接受。
汪每天與日本領袖人物談話。
周、梅和我覺得退居幕後比較好，因此沒有陪伴在旁。
汪每次談話?來，都會告訴我們談了些什麼。
他一天比一天沮喪。
日本人有時候很和善，有時候笑裡藏刀。
闆垣的聲調跟過去和我談話時一樣，時而強烈，時而低弱，語氣與談話内容無關。
近衛還是“紳士王子”，優雅、富同情心、有運動員精神。
松岡善辯、活潑，談到白種人時酸味十足。
所有這些領袖人物顯然都說些自己相信、而别人都不相信的話；以及自己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的話。
黑龍會的老頭頭，頭山滿認為汪不應與蔣介石分道揚镳，雖然那正是頭山滿和其他日本領袖們想要達到的目标。
闆垣将軍抱怨世界對日本太不公平，隻批評日本在滿洲的活動，而不批評英國在西藏，以及蘇聯在外蒙的活動。
松岡鼓吹東方的“家庭制度”，當然，日本是老大。
他抱怨西方人不了解為何日本女子會賣身妓院去幫助父母。
他說，如果日本和西方開戰，那将是東方的“家庭制度”和西方的個人主義的戰争。
汪精衛對日本人說，日本應該與蔣介石達成諒解，那是實現和平的最快途徑。
但是，如果日本人真正需要他，汪，而非蔣，他将竭盡所能不過有條件。
汪說，如果他成為日本支持的中國“政府”的領袖，日本應該準許他建立一支50萬人的中國陸軍；中國“政府”成立後，日本應該盡快撤軍；日本不應幹涉中國内政；日本應立刻承認他的“政府”，并盡快取得德國和意大利的承認；日本應給他三億日元的财務資助；汪，在“首都”南京，應有權控制華北。
日本領導人物們都很高興。
他們說，隻有汪能夠實現和平，将盡可能滿足他的“要求”。
但他們
汪邀請張參加和平運動。
張來征詢我的意見。
我告訴他：“我在河内曾警告汪先生，日本人的話要打四折。
現在我要打三折。
作為我們這樣擔着極大被騙風險的人，我勸你不要參加和平運動。
” 張把我的話告訴了汪，說：“在你們中間，高與日本人的關系最好，也最了解日本。
可是為什麼你那麼樂觀，而他卻那麼悲觀？” 汪立刻和周、梅來興師問罪。
責怪我不但不勸人加入和平運動，反而把我們這邊的人勸走。
6月1日，我還在勸說汪别去東京；而他似乎真的被我說服。
我于是走訪影佐和犬養，告訴他們汪已經推遲行程，可能放棄行程。
6月2日，汪又改變了主意。
6月3日，他從上海飛去東京。
我除了跟着他去，别無他法。
三、與汪在東京 周佛海、梅思平和我同去東京。
我們的飛機在海軍基地佐世保加油（佐世保于1944年7月首次被美國空軍轟炸），然後在東京灣的海軍基地橫須賀降落。
橫須賀附近的山上有一座紀念碑，紀念1853年打開封建日本面向“西方文明”的裴裡将軍。
⑨我們從橫須賀坐汽車到東京，第一晚宿于一位日本大資本家的家裡。
他的花園之大，在東京無人匹敵。
第二天，周和梅搬進旅館，我則搬到一個名叫大谷的新興工業家的家中。
這意味日本人特别給我僅次于汪的禮遇。
同時看得出他們對我有所懷疑。
汪在飛機上曾告訴我，日本人對我的悲觀甚為關切。
一位有影響力的官員⑩問過他我與蔣委員長的關系是否很密切，以及我是否代表委員長比汪多些。
他認為我的悲觀可能是由于前任首相平沼男爵沒能給我日本對華政策的正确印象所緻。
盡管他們懷疑，我住得很舒服。
我的主人大谷在穿過東京的隅田川岸邊有一片大莊園。
他們夫婦年輕時離開貧窮的鄉下來東京讨生活時，口袋裡隻有五角錢（那時值美金二角五分）。
頭一天他們花了一角錢買了些洋芋。
第二天大谷開始拉人力車。
每天省下一點錢存起來。
每星期有一天從事“社會服務”。
這一天，他站在一座小拱橋上免費幫着其他過橋的人力車推一把。
過了些日子以後，大谷夫婦開了一家酒莊，太太推車子送酒。
三年下來，他們積蓄了二萬日元。
大谷參加柔術比賽也賺了些錢。
1917年，他把積蓄在東京投資一家機器工廠，不久即成為戰時百萬富翁。
不幸，所有他努力工作的成果，均毀于1923年的大地震。
大谷夫婦锲而不舍，把剩下的一點錢再做聰明的投資，買下了幾間工廠，如今他的工廠遍布東京、大阪和滿洲。
通過購買他仿造及改進的某種美國機器，他與陸軍省套上了交情。
用不着說，這種交情讓我住進了大谷的房子。
他們仍然很節儉，感謝我離開房間時記得關燈。
到我的居留快結束時，他們無條件地送我一百萬日元，要幫我回上海開辦自己的事業。
也許那是陸軍省想出的主意，不過我謝謝他們，沒有接受。
汪每天與日本領袖人物談話。
周、梅和我覺得退居幕後比較好，因此沒有陪伴在旁。
汪每次談話?來，都會告訴我們談了些什麼。
他一天比一天沮喪。
日本人有時候很和善，有時候笑裡藏刀。
闆垣的聲調跟過去和我談話時一樣，時而強烈，時而低弱，語氣與談話内容無關。
近衛還是“紳士王子”，優雅、富同情心、有運動員精神。
松岡善辯、活潑，談到白種人時酸味十足。
所有這些領袖人物顯然都說些自己相信、而别人都不相信的話；以及自己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的話。
黑龍會的老頭頭，頭山滿認為汪不應與蔣介石分道揚镳，雖然那正是頭山滿和其他日本領袖們想要達到的目标。
闆垣将軍抱怨世界對日本太不公平，隻批評日本在滿洲的活動，而不批評英國在西藏，以及蘇聯在外蒙的活動。
松岡鼓吹東方的“家庭制度”，當然，日本是老大。
他抱怨西方人不了解為何日本女子會賣身妓院去幫助父母。
他說，如果日本和西方開戰，那将是東方的“家庭制度”和西方的個人主義的戰争。
汪精衛對日本人說，日本應該與蔣介石達成諒解，那是實現和平的最快途徑。
但是，如果日本人真正需要他，汪，而非蔣，他将竭盡所能不過有條件。
汪說，如果他成為日本支持的中國“政府”的領袖，日本應該準許他建立一支50萬人的中國陸軍；中國“政府”成立後，日本應該盡快撤軍；日本不應幹涉中國内政；日本應立刻承認他的“政府”，并盡快取得德國和意大利的承認；日本應給他三億日元的财務資助；汪，在“首都”南京，應有權控制華北。
日本領導人物們都很高興。
他們說，隻有汪能夠實現和平，将盡可能滿足他的“要求”。
但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