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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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前章結束時，我必須暫停一下。
随着這一章，我那重重災難之鍊就以最初的環節開始了。
我曾在巴黎最顯貴的兩個人家生活過，雖然我不怎樣善于處世，也免不了在那裡結識幾個人。
特别是，在杜賓夫人家裡，我認識了薩克森－哥特邦的儲君和他的保傅屯恩男爵。
在拉·波普利尼埃爾先生家裡我又認識了色圭先生，他是屯恩男爵的朋友，由于編印了一部很好的盧梭文集而知名文壇。
男爵曾邀色圭先生和我到豐特親－蘇－波瓦去住一兩天，因為儲君在那裡有所房子。
我們倆都去了。
從範塞納監獄經過的時候，我一見那座城堡，就感到心如刀割，男爵注意到了我臉上的表情。
晚飯時，儲君談起狄德羅被拘禁的事，男爵為了引我說話，就怪那被囚者太不謹慎，我立刻為他辯護起來，其态度之激烈倒顯得我太不謹慎了。
這種過分的熱心本是一個不幸的朋友引起來的，所以大家也都諒解，把話題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當時在座的還有兩個德國人，都是随侍儲君的。
一個是克魯蔔飛爾先生，富有機智，是儲君的私人牧師，後來頂掉了男爵，成了儲君的保傅；另一個是個青年人，叫格裡姆，他暫充儲君的侍讀，等着另找職業，他的服裝寒素就說明他是急需找職業的。
就從那天晚上起，克魯蔔飛爾和我開始結識了，不久就成了朋友。
我跟格裡姆君的結識，發展得就不這樣迅速：他不怎麼肯露頭角，絕沒有後來時運亨通時那種目空一切的神氣。
第二天午餐時，大家談起了音樂，他談得很好。
我聽說他能用鋼琴伴奏，高興極了。
飯後，主人叫拿樂譜來，我們就在儲君的鋼琴上演奏起來，搞了一整天。
就這樣，開始了我們之間的友誼。
這份友誼，對于我，先是那麼甜蜜，後來又是那麼可悲。
在這一點上，将來我要大談特談的。
一回到巴黎，我就聽到喜訊說狄德羅已經從城堡裡出來了，可以在範塞納監獄的房屋和園子裡活動，隻要不出這個範圍，還準許他接見朋友。
我不能立刻奔去看他，心裡多麼難過啊！我因為有些要事，無法擺脫，在杜賓夫人家裡羁留了兩三天，急得和等了三四百年一樣，之後，我就飛奔到我的朋友的懷抱中了。
真是難以形容的時刻啊！他當時不是單獨一人，達朗貝和聖堂的司庫和他關在一起。
可是我一進門，眼裡看到的就隻有他一個人，我一個箭步，一聲大叫，就把臉貼在他的臉上，緊緊把他抱住，隻有眼淚和嗚咽，什麼話也沒有了。
我激動和快樂得氣都喘不過來了。
他掙脫我的臂膊後，第一個動作就是轉頭向那個教士，對他說：&ldquo你看，先生，我的朋友是怎樣愛我。
&rdquo當時我完全沉浸在激動之中，考慮不到這種利用我的激情來作自我表揚的态度，但是從那以後，我有時想到這件事，總覺得如果我處在狄德羅的地位，這絕不會是我能想到的第一個念頭。
我發現他受到坐牢的刺激很大，城堡給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
雖然現在這裡已經相當舒适，還可以在園林裡自由散步，而園林連圍牆都沒有，但是他需要有朋友陪伴，才不至于盡往愁處想。
毫無疑問，我是最同情他的苦惱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也是最能使他得到安慰的人。
因此，不管事務如何忙碌，我至多隔一天就去看他一次，或者一人去，或者和他的妻子一同前去，跟他一起度過一個下午。
一七四九年的夏天特别熱。
從巴黎到範塞納堡足有兩裡約。
我手頭不寬裕，不能雇馬車，所以我一人去時就步行，下午兩點鐘出發，快快地走，好早點到達。
路邊的樹，依當地的風尚，剪得秃秃的，幾乎沒有一點蔭涼。
我常常又熱又累，走不了路，就躺到地上，動彈不得了。
為着走慢一點，我就想了一個辦法，随身帶一本書。
有一天，我帶了一本《法蘭西信使》雜志，邊走邊讀，忽然看到第戎學院公告次年征文的一個題目：《科學與藝術的進步是有助于傷風敗俗還是敦風化俗》。
一看到這個題目，我登時就看到了另一個宇宙，自己變成了另一個人。
雖然我對得到的印象還記得非常真切，但是詳細情形自從我在緻德·馬勒賽爾蔔先生的四封信中之一裡寫出之後，我就完全忘記了。
這是我的記憶力的一個奇特之點，值得說明一下。
當我依賴它的時候，它就為我效勞，而一旦把内容付之筆墨，它就抛棄我了。
所以一件事一經我寫出，就再也想不起來了。
這個特點也體現在音樂裡。
在我學習音樂之前，我會背許多歌曲，而當我學會了讀譜唱歌，就一支曲子也記不得了。
我懷疑在我最愛的曲子之中，今天是否還能有一支記得完整的。
這件事，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我到範塞納堡時神情激動得近乎發狂。
狄德羅看出來了，我就給他說明了原因，并把我在一棵橡樹底下用鉛筆寫出的一段拟法伯利西烏斯的演說詞讀給他聽。
他鼓勵我把我的思想放手發揮下去，寫出文章去應征。
我照辦了，而且從這一刹那起，我就陷于萬劫不複的境地。
此後，我的一生，我所有的不幸，都是這一刹那的狂妄産生出來的不可避免的後果。
我的情感也以最不可思議的速度激揚起來，提高到跟我的思想一緻的地步。
我的全部激情都被對真理、對自由、對道德的熱愛窒息掉了；而最足驚人的是這種狂熱在我的心田裡持續達四、五年之久，也許在任何别人的心裡都不曾那樣激烈過。
我寫這篇講演，方式很奇特，後來我在别的著作裡。
也幾乎一直用這種方式。
我把我的失眠之夜全用在寫講稿上面。
我閉着眼睛在床上想，我的文章段落在腦子裡翻來覆去，等到我對這段文章感到滿意的時候，我就把它存到腦海裡，直到能落筆寫到紙上為止。
但是我起床和穿衣所費的時間，使我把這一切都忘得一幹二淨，到拿起筆來寫的時候，我拟好了的文章幾乎一點也想不起來了。
于是我就想出了一個辦法，請勒·瓦瑟太太來權當秘書。
在這以前，我已經把她和她的女兒、她的丈夫都搬到離我較近的地方來住了；就是她，為了讓我節省一個仆人，每天早晨來替我生爐子，做些雜事。
她一到，我就在床上把晚上想出的文章口授給她寫。
這個辦法，我曾繼續了很久，免掉了我很多的遺忘。
這篇講演寫好後，我拿給狄德羅看，他很滿意，并且指出了幾個應該修改的地方。
然而，這篇作品雖然熱情洋溢，氣魄雄偉，卻完全缺乏邏輯與層次。
在出自我的手筆的一切作品之中，要數它最弱于推理，最缺乏勻稱與諧和了。
不過，不論你生來有多大才能，寫作藝術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學到手的。
我把這篇文章寄出去了，我想除了格裡姆以外，沒有跟任何别人說過。
自從他到弗裡森伯爵家以後，我和他來往非常密切。
他有一架鋼琴，這就做了我們聚會的場所，我把所有的空閑時間都跟他圍在鋼琴旁邊度過了，我們從早到晚，或者毋甯說，從晚到早，無休無止地唱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夫曲。
誰要在杜賓家裡找不到我，準能在格裡姆家裡把我找到，或者至少我是跟他在一起，或在散步，或在聽戲。
我本來有意大利劇院的長期入場券，但是他不喜歡這個劇院，我也就不去了，花錢跟他一起到法蘭西劇院去，這個劇院是他愛得入迷的。
最後，有一種如此強烈的吸引力把我跟這個青年人連結起來，使得我跟他難以分離，連那可憐的姨媽我都疏遠了。
所謂疏遠，也就是說跟她相處的時候少了些，因為我對她的依戀心情，這一輩子也沒有一時一刻衰減過。
我的空閑時間不多，不能兩頭兼顧，這就格外加強了我要跟戴萊絲住到一起來的念頭；我本來早就有這個念頭，隻是她家人口衆多，特别是沒有錢置備家具，這就使我把這計劃一直擱了下來。
這次出現了可以做一番努力的機會，我就利用上了。
弗蘭格耶先生和杜賓夫人感到我一年拿八、九百法郎不夠開支，主動把我的年俸提高到五十個金路易，而且杜賓夫人聽說我要自置家具，又幫了我一點忙。
我們把戴萊絲原有的一點家具也放到一起，在格勒内爾·聖奧諾雷路的朗格道克旅館裡租了一套小公寓房子，那裡的住戶都是些正派人。
我們盡力之所能把那裡布置了一下，安靜地、舒适地住了七年，直到我搬到退隐廬為止。
戴萊絲的父親是個老好人，十分溫和，但也十分怕老婆，他給她起了個綽号，叫&ldquo刑事犯檢察官&rdquo。
這個綽号，格裡姆後來又開着玩笑從母親頭上移到女兒頭上了。
勒·瓦瑟太太不是缺乏才情，也就是說不是不機靈；她甚至還以有上流社會的禮儀與風度自豪呢。
但是她那套詭秘的花言巧語叫我受不了；她教給女兒一些壞招，極力叫她在我面前裝假，又分别地奉承我的許多朋友，挑撥他們之間以及他們跟我的關系。
不過，她倒是個相當好的母親，因為這樣做于她自己是有好處的，她又為女兒掩蓋過失，從中得到利益。
這個女人，雖然我對她小心照顧，無微不至，送了她不少小禮物，一心一意隻想使她能疼愛我，但由于我感到自己無能為力，她便成為我的小家庭裡造成不快的唯一因素了。
不過；我還是可以說，我在這六、七年之中，嘗到了脆弱的人心所能載得起的最完美的家庭幸福。
我的戴萊絲的心是一顆天使的心。
我們的感情随着我們的親密而增加，我們一天比一天更覺得彼此是生成的佳偶。
如果我們在一起時的樂趣是可以描寫出來的話，它們會以其簡單樸質而使人發笑的。
我們在城外耳鬓厮磨地散步，遇到小酒店時，就闊氣地花上十個或八個蘇；我們當着那大窗口吃簡單的晚餐，面對面地坐在兩張小椅子上，椅子就放在與窗口同寬的大木箱上。
這時，窗台就是我們的桌子，我們呼吸着新鮮空氣，觀賞四周景物，看着過往行人，雖然在五層樓上，卻能一面吃着，一面恍若置身街道。
這種晚餐，隻有半磅大面包、幾個櫻桃、一小塊奶餅、四品脫葡萄酒，可誰能描寫得出，誰能感覺得到這種晚餐的妙趣呢？友誼啊，信任啊，親密啊，靈魂的溫馨啊！你們所配的作料是多麼美妙呀！有時我們不知不覺地在那兒一直呆到半夜，如果不是那老媽媽提醒我們，真想不到時間已經那麼晚了。
但是這些細節還是撇開不談吧，它們會顯得乏味可笑，我一直就是這樣說、這樣感覺的，真正的享受不是言語所能描寫出來的。
差不多與此同時，我還有過一次較粗鄙的享樂，也是我應該引以自責的最後一次那樣的享樂。
我曾說，克魯蔔飛爾牧師是很可愛的，我和他交往之密，不亞于與格裡姆，并且後來處得也同樣親密。
他們兩個有時也在我家吃飯。
這些便餐，雖然太簡單一點，卻被克魯蔔飛爾的妙趣橫生、如癫如狂的玩笑和格裡姆的令人忍俊不禁的德語腔調搞得熱熱鬧鬧的&mdash&mdash格裡姆那時還沒有成為法語純正癖者呢。
我們的小飲宴不以口腹之樂為主，但是歡情洋溢足以補償其不足，我們彼此相處甚得，寸步不能相離。
克魯蔔飛爾在他的寓所裡包了一個小姑娘，但是她仍然可以接客，因為他無力獨自養活她。
有一天晚上，我們進咖啡館，遇到他正從咖啡館出來，要去那姑娘家進晚餐。
我們嘲笑他。
他報複得非常雅緻，邀我們一起去姑娘家吃飯，轉而嘲笑我們。
那個小可憐蟲似乎天性相當好，十分溫柔，還不很慣于她那一行，有個老鸨跟她在一起，極力訓練她。
閑談和暢飲使我們樂而忘形。
那位好克魯蔔飛爾請客就要請得徹底，不能半途而廢：我們三人先後同那可憐的小丫頭到隔壁房裡去了。
弄得她哭笑不得。
格裡姆一口咬定說他沒有碰她，說他所以和她呆那麼久，是故意叫我們着急，拿我們尋開心的。
可是，如果他這次當真沒有碰她的話，也頗不象是由于有所顧忌，因為他在搬進弗裡森伯爵家之前就是住在這聖·羅什區的一些妓女家裡的。
我從這個姑娘住的麻雀路出來，羞慚得和聖－普樂從他被人灌醉的那所房子裡出來一樣，我寫他的故事，正是回想到我自己的故事。
戴萊絲根據某種征象。
特别是根據我那種慌慌張張的神色，就看出我做了什麼虧心事，我為了減輕心頭負擔，馬上就一五一十對她明說了。
幸虧我這樣做了，因為第二天格裡姆就得意洋洋地跑來對她述說我的罪過，并且添油加醋。
從那時起，他總是一有機會就不懷好意地向她提起這段往事：關于這一點，他是特别不應該的，因為我既然自覺自願地信任他，我就有權期待他不使我對此後悔。
而對我的戴萊絲的心地的忠厚，我也沒有比這一次感覺更為深切的了。
她嫌惡格裡姆的作風甚于抱怨我的薄幸，我隻挨了她一些纏綿而動人的責備，并沒有發現任何憤恨的痕迹。
這個絕好的女子，心地有多麼忠厚，頭腦就有多麼簡單，這就夠說明一切了。
但是眼前又有一件事，還是值得補寫出來。
我曾告訴她說克魯蔔飛爾是個牧師兼薩克森－哥特儲君的私人牧師。
一個牧師，對她說來，是那麼獨特的一種人物，以至她把最不相幹的許多概念非常滑稽地混淆起來，竟把克魯蔔飛爾當作教皇了。
第一次我回到家來聽她說教皇曾來看我，我以為她瘋了。
我叫她解釋給我聽，然後，我就趕忙跑去把這個故事告訴格裡姆和克魯蔔飛爾。
我們從此就把克魯蔔飛爾稱之為教皇。
我們又把麻雀路的那個姑娘叫作教皇娘娘貞妮。
這樣一來就笑得沒完沒了，笑得氣都喘不過來。
有人硬說我曾在一封信中&mdash&mdash這是借我自己的口說&mdash&mdash說我平生隻笑過兩次，這種人是不曾認識那個時代的我，也不認識少年時代的我的，否則，他們是絕不會想出這種話來的。
次年，即一七五0年，我已經不想我那篇文章了，忽然聽說它在第戎得獎了。
這個消息又喚醒了我寫出那篇文章時的全部觀點，并且對這些觀點賦予了新的力量，終于使我的父親、我的祖國、以及普魯塔克在我童年時代灌輸到我心中的那種英雄主義與道德觀念的原始酵母開始發作起來了。
從此我就覺得做一個自由的有道德的人，無視财富與物議而傲然自得，才是最偉大、最美好的。
雖然那糟糕的羞怯和對别人嗤笑的畏懼，阻止我立即照這些原則行事，阻止我與當時的信條公開決絕，我卻從此下定決心，隻等到種種矛盾刺激我的意志，自信确能勝利的時候，便毫不遲疑地付諸實踐。
當我正對人類的種種義務進行哲學探讨的時候，有一件事又來促使我對自己的義務更深地予以思考。
戴萊絲第三次懷孕了。
由于我對自己太真誠，由于我的内心太高傲，決不願拿我的行動來否定我的原則，我便開始檢讨我的孩子們的前途以及我和他們母親的關系。
我根據的是自然、正義和理性的法則，是宗教的法則&mdash&mdash這個宗教是和它的創造者一樣純粹、神聖和永恒的，而人們卻裝模作樣，說要純化它，實際上把它反而玷污了。
人們用他們自己的公式，把它化為一種說空話的宗教，因為訂立條規而自己卻免除實踐的義務，自然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不可能辦到的事都&mdash一規定出來。
我對自己行為的後果固然是估計錯了，我在這樣做時心靈的甯靜卻是再驚人不過的。
如果我是那種天生的壞人，聽不到大自然的親切呼聲，内心裡從來沒有萌發過任何真正的正義感和人道感，那麼，這種硬心腸倒是極其簡單自然的。
然而，我的心腸是那樣熱烈，感情是那樣銳敏；我是那樣易于鐘情，一鐘情就受到情感的如此強烈的控制，需要舍棄時又感到這麼心碎；我對人類生來就這麼親切，又這麼熱愛偉大、真、美與正義；我這麼痛恨任何類型的邪惡，又這麼不能記仇、害人，甚至連這樣的念頭都沒有過；我看到一切道德的、豪邁的、可愛的東西又這麼心腸發軟，受到這麼強烈而甘美的感動&mdash&mdash所有這一切竟能在同一個靈魂裡，跟那種肆意踐踏最美好的義務的敗壞道德的行為協調起來嗎？不能，我感覺到不能，我大聲疾呼地說不能，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事。
讓－雅克這一輩子也不曾有一時一刻是一個無情的、無心腸的人，一個失掉天性的父親。
我可能是做錯了，卻不可能有這樣硬的心腸。
如果我要陳述理由的話，那就說來話長。
既然這些理由曾經能誘惑我，它們也就能誘惑很多别的人，我不願意讓将來可能讀到我這本書的青年人再去讓自己受到同樣錯誤的蒙蔽。
我隻想說明一點，那就是我的錯誤在于當我因為無力撫養我的幾個孩子而把他們交出去由國家教育的時候，當我準備讓他們成為工人、農民而不讓他們變成冒險家和财富追求者的時候，我還以為是做了一個公民和慈父所應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成是柏拉圖共和國的一分子了。
從那時起，我内心的悔恨曾不止一次地告訴我過去是想錯了；但是，我的理智卻從沒有給予我同樣的警告，我還時常感謝上蒼保佑了他們，使他們由于這樣的處理而免于遭到他們父親的命運，也免于遭到我萬一被迫遺棄他們時便會威脅他們的那種命運。
如果我把他們撇給了埃皮奈夫人或盧森堡夫人&mdash&mdash她們後來或出于友誼，或出于慷慨，或出于其他動機，都曾表示願意撫養他們，他們會不會就幸福些呢？至少，會不會被撫養成為正派人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斷定，人家會使他們怨恨他們的父母，也許還會出賣他們的父母：這就萬萬不如讓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為好。
因此我的第三個孩子又跟頭兩個一樣，被送到育嬰堂去了，後來的兩個仍然作了同樣的處理：我一共有過五個孩子。
這種處理，當時在我看來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而我之所以沒有公開地誇耀自己，完全是為着顧全母親的面子。
但是，凡是知道我們倆之間的關系的人，我都告訴了，我告訴過狄德羅，告訴過格裡姆，後來我又告訴過埃皮奈夫人，再往後，我還告訴過盧森堡夫人。
而我在告訴他們的時候，都是毫不免強、坦白直率的，并不是出于無奈。
我若想瞞過大家也是很容易的，因為古安小姐為人笃實，嘴很緊，我完全信得過她。
在我的朋友之中，我唯一因利害關系而告知實情的是蒂埃裡醫生，我那可憐的&ldquo姨媽&rdquo有一次難産，他曾來為她診治。
總之，我對我的行為不保守任何秘密，不但因為我從來就不知道有什麼事要瞞過我的朋友，也因為實際上我對這件事看不出一點不對的地方。
權衡全部利害得失，我覺得我為我的孩子們選擇了最好的前途，或者說，我所認為的最好的前途。
我過去恨不得，現在還是恨不得自己小時候也受到和他們一樣的教養。
當我這樣吐露衷腸的時候，勒·瓦瑟太太也在吐露衷腸，但不是抱着同樣無私的目的。
我曾把她們&mdash&mdash她和她的女兒&mdash&mdash介紹給杜賓夫人，杜賓夫人看我的情面，愛護她們無微不至。
母親就把女兒的秘密全都告訴了杜賓夫人。
杜賓夫人是仁慈而慷慨的，而她又沒有告訴杜賓夫人我已經如何不顧自己收入微薄而盡力供養她們，所以杜賓夫人又另外予以供應。
這種隆情厚誼，女兒受着母親的指使，在我住巴黎期間一直瞞着我。
隻是到了退隐廬，在好幾砍傾談别的事情之後，她才把實情吐露出來。
我那時并不知道杜賓夫人對我們的事了解得這麼一清二楚，因為她從來沒有向我作過絲毫透露；就是現在，我也還不曉得她的媳婦舍農索夫人是不是也同樣知道我們的事，但是她的前房兒媳弗蘭格耶夫人是清楚知道的，并且肚子裡留不住話。
她第二年就跟我談起了這件事，那時我已經離開她家了，這就迫使我不得不為這個問題給她寫了一封信，稿存函劄集。
我在這封信裡所陳述的理由，都是我能說出而不至累及勒·瓦瑟太太和她家庭的那一部分，而最有決定性的理由倒是來自這一方面的，我卻沒有說。
杜賓夫人的謹慎和舍農索夫人的友誼，我都是信得過的，我同樣也信得過弗蘭格耶夫人的交情，而且弗蘭格耶夫人在我的秘密被哄傳出去之前早就去世了。
我這個秘密從來隻能被我私下告訴過的那些人洩漏出去，而且事實上也隻是我跟他們決裂之後才被洩漏出去的。
單憑這一事實，人們就可以對他們作出評價：我不想推卸我所應受的譴責，我願意接受這種譴責，但是不願接受由于他們的邪惡而發出的譴責。
我的罪過是大的，但隻是一種錯誤：我忽視了我的義務，然而害人的念頭卻不曾鑽進我的心頭；我對于根本不曾見過的孩子的父愛自然不會強烈。
但是，出賣朋友的信任，違背最神聖的許諾，把我們胸中的秘密公開出去，恣意敗壞一個受過我們欺騙而在離開我們的時候依然尊重我們的朋友的名譽，這一切就不是過失，而是靈魂的卑污和醜惡了。
我曾許願寫我的忏悔錄，而不是寫我的辯護書；因此，關于這一點，我就說到這裡為止吧。
說真話在我，說公道話在讀者。
我向讀者永遠不提出任何更多的要求。
舍農索先生的結婚使我覺得他母親的家庭更加令人愉快了，因為新娘既有德又有才，是個十分可愛的少婦，而在為杜賓先生辦理公文函件的人們之中，她對我似乎另眼看待。
她是羅什舒阿爾子爵夫人的獨生女，而羅什舒阿爾夫人則是弗裡森伯爵的至友，因此通過他也就成了格裡姆的至友。
然而，格裡姆之所以能進女兒的家門
随着這一章，我那重重災難之鍊就以最初的環節開始了。
我曾在巴黎最顯貴的兩個人家生活過，雖然我不怎樣善于處世，也免不了在那裡結識幾個人。
特别是，在杜賓夫人家裡，我認識了薩克森－哥特邦的儲君和他的保傅屯恩男爵。
在拉·波普利尼埃爾先生家裡我又認識了色圭先生，他是屯恩男爵的朋友，由于編印了一部很好的盧梭文集而知名文壇。
男爵曾邀色圭先生和我到豐特親－蘇－波瓦去住一兩天，因為儲君在那裡有所房子。
我們倆都去了。
從範塞納監獄經過的時候，我一見那座城堡，就感到心如刀割，男爵注意到了我臉上的表情。
晚飯時，儲君談起狄德羅被拘禁的事，男爵為了引我說話，就怪那被囚者太不謹慎，我立刻為他辯護起來，其态度之激烈倒顯得我太不謹慎了。
這種過分的熱心本是一個不幸的朋友引起來的，所以大家也都諒解，把話題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當時在座的還有兩個德國人，都是随侍儲君的。
一個是克魯蔔飛爾先生，富有機智，是儲君的私人牧師，後來頂掉了男爵，成了儲君的保傅；另一個是個青年人，叫格裡姆，他暫充儲君的侍讀，等着另找職業，他的服裝寒素就說明他是急需找職業的。
就從那天晚上起，克魯蔔飛爾和我開始結識了，不久就成了朋友。
我跟格裡姆君的結識，發展得就不這樣迅速：他不怎麼肯露頭角，絕沒有後來時運亨通時那種目空一切的神氣。
第二天午餐時，大家談起了音樂，他談得很好。
我聽說他能用鋼琴伴奏，高興極了。
飯後，主人叫拿樂譜來，我們就在儲君的鋼琴上演奏起來，搞了一整天。
就這樣，開始了我們之間的友誼。
這份友誼，對于我，先是那麼甜蜜，後來又是那麼可悲。
在這一點上，将來我要大談特談的。
一回到巴黎，我就聽到喜訊說狄德羅已經從城堡裡出來了，可以在範塞納監獄的房屋和園子裡活動，隻要不出這個範圍，還準許他接見朋友。
我不能立刻奔去看他，心裡多麼難過啊！我因為有些要事，無法擺脫，在杜賓夫人家裡羁留了兩三天，急得和等了三四百年一樣，之後，我就飛奔到我的朋友的懷抱中了。
真是難以形容的時刻啊！他當時不是單獨一人，達朗貝和聖堂的司庫和他關在一起。
可是我一進門，眼裡看到的就隻有他一個人，我一個箭步，一聲大叫，就把臉貼在他的臉上，緊緊把他抱住，隻有眼淚和嗚咽，什麼話也沒有了。
我激動和快樂得氣都喘不過來了。
他掙脫我的臂膊後，第一個動作就是轉頭向那個教士，對他說：&ldquo你看，先生，我的朋友是怎樣愛我。
&rdquo當時我完全沉浸在激動之中，考慮不到這種利用我的激情來作自我表揚的态度，但是從那以後，我有時想到這件事，總覺得如果我處在狄德羅的地位，這絕不會是我能想到的第一個念頭。
我發現他受到坐牢的刺激很大，城堡給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
雖然現在這裡已經相當舒适，還可以在園林裡自由散步，而園林連圍牆都沒有，但是他需要有朋友陪伴，才不至于盡往愁處想。
毫無疑問，我是最同情他的苦惱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也是最能使他得到安慰的人。
因此，不管事務如何忙碌，我至多隔一天就去看他一次，或者一人去，或者和他的妻子一同前去，跟他一起度過一個下午。
一七四九年的夏天特别熱。
從巴黎到範塞納堡足有兩裡約。
我手頭不寬裕，不能雇馬車，所以我一人去時就步行，下午兩點鐘出發，快快地走，好早點到達。
路邊的樹，依當地的風尚，剪得秃秃的，幾乎沒有一點蔭涼。
我常常又熱又累，走不了路，就躺到地上，動彈不得了。
為着走慢一點，我就想了一個辦法，随身帶一本書。
有一天，我帶了一本《法蘭西信使》雜志，邊走邊讀，忽然看到第戎學院公告次年征文的一個題目：《科學與藝術的進步是有助于傷風敗俗還是敦風化俗》。
一看到這個題目，我登時就看到了另一個宇宙，自己變成了另一個人。
雖然我對得到的印象還記得非常真切，但是詳細情形自從我在緻德·馬勒賽爾蔔先生的四封信中之一裡寫出之後，我就完全忘記了。
這是我的記憶力的一個奇特之點，值得說明一下。
當我依賴它的時候，它就為我效勞，而一旦把内容付之筆墨，它就抛棄我了。
所以一件事一經我寫出，就再也想不起來了。
這個特點也體現在音樂裡。
在我學習音樂之前，我會背許多歌曲，而當我學會了讀譜唱歌，就一支曲子也記不得了。
我懷疑在我最愛的曲子之中，今天是否還能有一支記得完整的。
這件事，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我到範塞納堡時神情激動得近乎發狂。
狄德羅看出來了，我就給他說明了原因，并把我在一棵橡樹底下用鉛筆寫出的一段拟法伯利西烏斯的演說詞讀給他聽。
他鼓勵我把我的思想放手發揮下去，寫出文章去應征。
我照辦了，而且從這一刹那起，我就陷于萬劫不複的境地。
此後，我的一生，我所有的不幸，都是這一刹那的狂妄産生出來的不可避免的後果。
我的情感也以最不可思議的速度激揚起來，提高到跟我的思想一緻的地步。
我的全部激情都被對真理、對自由、對道德的熱愛窒息掉了；而最足驚人的是這種狂熱在我的心田裡持續達四、五年之久，也許在任何别人的心裡都不曾那樣激烈過。
我寫這篇講演，方式很奇特，後來我在别的著作裡。
也幾乎一直用這種方式。
我把我的失眠之夜全用在寫講稿上面。
我閉着眼睛在床上想，我的文章段落在腦子裡翻來覆去，等到我對這段文章感到滿意的時候，我就把它存到腦海裡，直到能落筆寫到紙上為止。
但是我起床和穿衣所費的時間，使我把這一切都忘得一幹二淨，到拿起筆來寫的時候，我拟好了的文章幾乎一點也想不起來了。
于是我就想出了一個辦法，請勒·瓦瑟太太來權當秘書。
在這以前，我已經把她和她的女兒、她的丈夫都搬到離我較近的地方來住了；就是她，為了讓我節省一個仆人，每天早晨來替我生爐子，做些雜事。
她一到，我就在床上把晚上想出的文章口授給她寫。
這個辦法，我曾繼續了很久，免掉了我很多的遺忘。
這篇講演寫好後，我拿給狄德羅看，他很滿意，并且指出了幾個應該修改的地方。
然而，這篇作品雖然熱情洋溢，氣魄雄偉，卻完全缺乏邏輯與層次。
在出自我的手筆的一切作品之中，要數它最弱于推理，最缺乏勻稱與諧和了。
不過，不論你生來有多大才能，寫作藝術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學到手的。
我把這篇文章寄出去了，我想除了格裡姆以外，沒有跟任何别人說過。
自從他到弗裡森伯爵家以後，我和他來往非常密切。
他有一架鋼琴，這就做了我們聚會的場所，我把所有的空閑時間都跟他圍在鋼琴旁邊度過了，我們從早到晚，或者毋甯說，從晚到早，無休無止地唱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夫曲。
誰要在杜賓家裡找不到我，準能在格裡姆家裡把我找到，或者至少我是跟他在一起，或在散步，或在聽戲。
我本來有意大利劇院的長期入場券，但是他不喜歡這個劇院，我也就不去了，花錢跟他一起到法蘭西劇院去，這個劇院是他愛得入迷的。
最後，有一種如此強烈的吸引力把我跟這個青年人連結起來，使得我跟他難以分離，連那可憐的姨媽我都疏遠了。
所謂疏遠，也就是說跟她相處的時候少了些，因為我對她的依戀心情，這一輩子也沒有一時一刻衰減過。
我的空閑時間不多，不能兩頭兼顧，這就格外加強了我要跟戴萊絲住到一起來的念頭；我本來早就有這個念頭，隻是她家人口衆多，特别是沒有錢置備家具，這就使我把這計劃一直擱了下來。
這次出現了可以做一番努力的機會，我就利用上了。
弗蘭格耶先生和杜賓夫人感到我一年拿八、九百法郎不夠開支，主動把我的年俸提高到五十個金路易，而且杜賓夫人聽說我要自置家具，又幫了我一點忙。
我們把戴萊絲原有的一點家具也放到一起，在格勒内爾·聖奧諾雷路的朗格道克旅館裡租了一套小公寓房子，那裡的住戶都是些正派人。
我們盡力之所能把那裡布置了一下，安靜地、舒适地住了七年，直到我搬到退隐廬為止。
戴萊絲的父親是個老好人，十分溫和，但也十分怕老婆，他給她起了個綽号，叫&ldquo刑事犯檢察官&rdquo。
這個綽号，格裡姆後來又開着玩笑從母親頭上移到女兒頭上了。
勒·瓦瑟太太不是缺乏才情，也就是說不是不機靈；她甚至還以有上流社會的禮儀與風度自豪呢。
但是她那套詭秘的花言巧語叫我受不了；她教給女兒一些壞招，極力叫她在我面前裝假，又分别地奉承我的許多朋友，挑撥他們之間以及他們跟我的關系。
不過，她倒是個相當好的母親，因為這樣做于她自己是有好處的，她又為女兒掩蓋過失，從中得到利益。
這個女人，雖然我對她小心照顧，無微不至，送了她不少小禮物，一心一意隻想使她能疼愛我，但由于我感到自己無能為力，她便成為我的小家庭裡造成不快的唯一因素了。
不過；我還是可以說，我在這六、七年之中，嘗到了脆弱的人心所能載得起的最完美的家庭幸福。
我的戴萊絲的心是一顆天使的心。
我們的感情随着我們的親密而增加，我們一天比一天更覺得彼此是生成的佳偶。
如果我們在一起時的樂趣是可以描寫出來的話，它們會以其簡單樸質而使人發笑的。
我們在城外耳鬓厮磨地散步，遇到小酒店時，就闊氣地花上十個或八個蘇；我們當着那大窗口吃簡單的晚餐，面對面地坐在兩張小椅子上，椅子就放在與窗口同寬的大木箱上。
這時，窗台就是我們的桌子，我們呼吸着新鮮空氣，觀賞四周景物，看着過往行人，雖然在五層樓上，卻能一面吃着，一面恍若置身街道。
這種晚餐，隻有半磅大面包、幾個櫻桃、一小塊奶餅、四品脫葡萄酒，可誰能描寫得出，誰能感覺得到這種晚餐的妙趣呢？友誼啊，信任啊，親密啊，靈魂的溫馨啊！你們所配的作料是多麼美妙呀！有時我們不知不覺地在那兒一直呆到半夜，如果不是那老媽媽提醒我們，真想不到時間已經那麼晚了。
但是這些細節還是撇開不談吧，它們會顯得乏味可笑，我一直就是這樣說、這樣感覺的，真正的享受不是言語所能描寫出來的。
差不多與此同時，我還有過一次較粗鄙的享樂，也是我應該引以自責的最後一次那樣的享樂。
我曾說，克魯蔔飛爾牧師是很可愛的，我和他交往之密，不亞于與格裡姆，并且後來處得也同樣親密。
他們兩個有時也在我家吃飯。
這些便餐，雖然太簡單一點，卻被克魯蔔飛爾的妙趣橫生、如癫如狂的玩笑和格裡姆的令人忍俊不禁的德語腔調搞得熱熱鬧鬧的&mdash&mdash格裡姆那時還沒有成為法語純正癖者呢。
我們的小飲宴不以口腹之樂為主，但是歡情洋溢足以補償其不足，我們彼此相處甚得，寸步不能相離。
克魯蔔飛爾在他的寓所裡包了一個小姑娘，但是她仍然可以接客，因為他無力獨自養活她。
有一天晚上，我們進咖啡館，遇到他正從咖啡館出來，要去那姑娘家進晚餐。
我們嘲笑他。
他報複得非常雅緻，邀我們一起去姑娘家吃飯，轉而嘲笑我們。
那個小可憐蟲似乎天性相當好，十分溫柔，還不很慣于她那一行，有個老鸨跟她在一起，極力訓練她。
閑談和暢飲使我們樂而忘形。
那位好克魯蔔飛爾請客就要請得徹底，不能半途而廢：我們三人先後同那可憐的小丫頭到隔壁房裡去了。
弄得她哭笑不得。
格裡姆一口咬定說他沒有碰她，說他所以和她呆那麼久，是故意叫我們着急，拿我們尋開心的。
可是，如果他這次當真沒有碰她的話，也頗不象是由于有所顧忌，因為他在搬進弗裡森伯爵家之前就是住在這聖·羅什區的一些妓女家裡的。
我從這個姑娘住的麻雀路出來，羞慚得和聖－普樂從他被人灌醉的那所房子裡出來一樣，我寫他的故事，正是回想到我自己的故事。
戴萊絲根據某種征象。
特别是根據我那種慌慌張張的神色，就看出我做了什麼虧心事，我為了減輕心頭負擔，馬上就一五一十對她明說了。
幸虧我這樣做了，因為第二天格裡姆就得意洋洋地跑來對她述說我的罪過，并且添油加醋。
從那時起，他總是一有機會就不懷好意地向她提起這段往事：關于這一點，他是特别不應該的，因為我既然自覺自願地信任他，我就有權期待他不使我對此後悔。
而對我的戴萊絲的心地的忠厚，我也沒有比這一次感覺更為深切的了。
她嫌惡格裡姆的作風甚于抱怨我的薄幸，我隻挨了她一些纏綿而動人的責備，并沒有發現任何憤恨的痕迹。
這個絕好的女子，心地有多麼忠厚，頭腦就有多麼簡單，這就夠說明一切了。
但是眼前又有一件事，還是值得補寫出來。
我曾告訴她說克魯蔔飛爾是個牧師兼薩克森－哥特儲君的私人牧師。
一個牧師，對她說來，是那麼獨特的一種人物，以至她把最不相幹的許多概念非常滑稽地混淆起來，竟把克魯蔔飛爾當作教皇了。
第一次我回到家來聽她說教皇曾來看我，我以為她瘋了。
我叫她解釋給我聽，然後，我就趕忙跑去把這個故事告訴格裡姆和克魯蔔飛爾。
我們從此就把克魯蔔飛爾稱之為教皇。
我們又把麻雀路的那個姑娘叫作教皇娘娘貞妮。
這樣一來就笑得沒完沒了，笑得氣都喘不過來。
有人硬說我曾在一封信中&mdash&mdash這是借我自己的口說&mdash&mdash說我平生隻笑過兩次，這種人是不曾認識那個時代的我，也不認識少年時代的我的，否則，他們是絕不會想出這種話來的。
次年，即一七五0年，我已經不想我那篇文章了，忽然聽說它在第戎得獎了。
這個消息又喚醒了我寫出那篇文章時的全部觀點，并且對這些觀點賦予了新的力量，終于使我的父親、我的祖國、以及普魯塔克在我童年時代灌輸到我心中的那種英雄主義與道德觀念的原始酵母開始發作起來了。
從此我就覺得做一個自由的有道德的人，無視财富與物議而傲然自得，才是最偉大、最美好的。
雖然那糟糕的羞怯和對别人嗤笑的畏懼，阻止我立即照這些原則行事，阻止我與當時的信條公開決絕，我卻從此下定決心，隻等到種種矛盾刺激我的意志，自信确能勝利的時候，便毫不遲疑地付諸實踐。
當我正對人類的種種義務進行哲學探讨的時候，有一件事又來促使我對自己的義務更深地予以思考。
戴萊絲第三次懷孕了。
由于我對自己太真誠，由于我的内心太高傲，決不願拿我的行動來否定我的原則，我便開始檢讨我的孩子們的前途以及我和他們母親的關系。
我根據的是自然、正義和理性的法則，是宗教的法則&mdash&mdash這個宗教是和它的創造者一樣純粹、神聖和永恒的，而人們卻裝模作樣，說要純化它，實際上把它反而玷污了。
人們用他們自己的公式，把它化為一種說空話的宗教，因為訂立條規而自己卻免除實踐的義務，自然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不可能辦到的事都&mdash一規定出來。
我對自己行為的後果固然是估計錯了，我在這樣做時心靈的甯靜卻是再驚人不過的。
如果我是那種天生的壞人，聽不到大自然的親切呼聲，内心裡從來沒有萌發過任何真正的正義感和人道感，那麼，這種硬心腸倒是極其簡單自然的。
然而，我的心腸是那樣熱烈，感情是那樣銳敏；我是那樣易于鐘情，一鐘情就受到情感的如此強烈的控制，需要舍棄時又感到這麼心碎；我對人類生來就這麼親切，又這麼熱愛偉大、真、美與正義；我這麼痛恨任何類型的邪惡，又這麼不能記仇、害人，甚至連這樣的念頭都沒有過；我看到一切道德的、豪邁的、可愛的東西又這麼心腸發軟，受到這麼強烈而甘美的感動&mdash&mdash所有這一切竟能在同一個靈魂裡，跟那種肆意踐踏最美好的義務的敗壞道德的行為協調起來嗎？不能，我感覺到不能，我大聲疾呼地說不能，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事。
讓－雅克這一輩子也不曾有一時一刻是一個無情的、無心腸的人，一個失掉天性的父親。
我可能是做錯了，卻不可能有這樣硬的心腸。
如果我要陳述理由的話，那就說來話長。
既然這些理由曾經能誘惑我，它們也就能誘惑很多别的人，我不願意讓将來可能讀到我這本書的青年人再去讓自己受到同樣錯誤的蒙蔽。
我隻想說明一點，那就是我的錯誤在于當我因為無力撫養我的幾個孩子而把他們交出去由國家教育的時候，當我準備讓他們成為工人、農民而不讓他們變成冒險家和财富追求者的時候，我還以為是做了一個公民和慈父所應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成是柏拉圖共和國的一分子了。
從那時起，我内心的悔恨曾不止一次地告訴我過去是想錯了；但是，我的理智卻從沒有給予我同樣的警告，我還時常感謝上蒼保佑了他們，使他們由于這樣的處理而免于遭到他們父親的命運，也免于遭到我萬一被迫遺棄他們時便會威脅他們的那種命運。
如果我把他們撇給了埃皮奈夫人或盧森堡夫人&mdash&mdash她們後來或出于友誼，或出于慷慨，或出于其他動機，都曾表示願意撫養他們，他們會不會就幸福些呢？至少，會不會被撫養成為正派人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斷定，人家會使他們怨恨他們的父母，也許還會出賣他們的父母：這就萬萬不如讓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為好。
因此我的第三個孩子又跟頭兩個一樣，被送到育嬰堂去了，後來的兩個仍然作了同樣的處理：我一共有過五個孩子。
這種處理，當時在我看來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而我之所以沒有公開地誇耀自己，完全是為着顧全母親的面子。
但是，凡是知道我們倆之間的關系的人，我都告訴了，我告訴過狄德羅，告訴過格裡姆，後來我又告訴過埃皮奈夫人，再往後，我還告訴過盧森堡夫人。
而我在告訴他們的時候，都是毫不免強、坦白直率的，并不是出于無奈。
我若想瞞過大家也是很容易的，因為古安小姐為人笃實，嘴很緊，我完全信得過她。
在我的朋友之中，我唯一因利害關系而告知實情的是蒂埃裡醫生，我那可憐的&ldquo姨媽&rdquo有一次難産，他曾來為她診治。
總之，我對我的行為不保守任何秘密，不但因為我從來就不知道有什麼事要瞞過我的朋友，也因為實際上我對這件事看不出一點不對的地方。
權衡全部利害得失，我覺得我為我的孩子們選擇了最好的前途，或者說，我所認為的最好的前途。
我過去恨不得，現在還是恨不得自己小時候也受到和他們一樣的教養。
當我這樣吐露衷腸的時候，勒·瓦瑟太太也在吐露衷腸，但不是抱着同樣無私的目的。
我曾把她們&mdash&mdash她和她的女兒&mdash&mdash介紹給杜賓夫人，杜賓夫人看我的情面，愛護她們無微不至。
母親就把女兒的秘密全都告訴了杜賓夫人。
杜賓夫人是仁慈而慷慨的，而她又沒有告訴杜賓夫人我已經如何不顧自己收入微薄而盡力供養她們，所以杜賓夫人又另外予以供應。
這種隆情厚誼，女兒受着母親的指使，在我住巴黎期間一直瞞着我。
隻是到了退隐廬，在好幾砍傾談别的事情之後，她才把實情吐露出來。
我那時并不知道杜賓夫人對我們的事了解得這麼一清二楚，因為她從來沒有向我作過絲毫透露；就是現在，我也還不曉得她的媳婦舍農索夫人是不是也同樣知道我們的事，但是她的前房兒媳弗蘭格耶夫人是清楚知道的，并且肚子裡留不住話。
她第二年就跟我談起了這件事，那時我已經離開她家了，這就迫使我不得不為這個問題給她寫了一封信，稿存函劄集。
我在這封信裡所陳述的理由，都是我能說出而不至累及勒·瓦瑟太太和她家庭的那一部分，而最有決定性的理由倒是來自這一方面的，我卻沒有說。
杜賓夫人的謹慎和舍農索夫人的友誼，我都是信得過的，我同樣也信得過弗蘭格耶夫人的交情，而且弗蘭格耶夫人在我的秘密被哄傳出去之前早就去世了。
我這個秘密從來隻能被我私下告訴過的那些人洩漏出去，而且事實上也隻是我跟他們決裂之後才被洩漏出去的。
單憑這一事實，人們就可以對他們作出評價：我不想推卸我所應受的譴責，我願意接受這種譴責，但是不願接受由于他們的邪惡而發出的譴責。
我的罪過是大的，但隻是一種錯誤：我忽視了我的義務，然而害人的念頭卻不曾鑽進我的心頭；我對于根本不曾見過的孩子的父愛自然不會強烈。
但是，出賣朋友的信任，違背最神聖的許諾，把我們胸中的秘密公開出去，恣意敗壞一個受過我們欺騙而在離開我們的時候依然尊重我們的朋友的名譽，這一切就不是過失，而是靈魂的卑污和醜惡了。
我曾許願寫我的忏悔錄，而不是寫我的辯護書；因此，關于這一點，我就說到這裡為止吧。
說真話在我，說公道話在讀者。
我向讀者永遠不提出任何更多的要求。
舍農索先生的結婚使我覺得他母親的家庭更加令人愉快了，因為新娘既有德又有才，是個十分可愛的少婦，而在為杜賓先生辦理公文函件的人們之中，她對我似乎另眼看待。
她是羅什舒阿爾子爵夫人的獨生女，而羅什舒阿爾夫人則是弗裡森伯爵的至友，因此通過他也就成了格裡姆的至友。
然而，格裡姆之所以能進女兒的家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