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和伊珮珂在新人生糕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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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中，從法伊克貝依街到新人生糕餅店的路上，盡管剛知道了一些壞消息，但卡的臉上為什麼會隐隐約約有些微笑呢?他的耳邊響起佩皮諾?迪?卡普利的歌曲《羅伯塔》，他覺得自己像屠格涅夫小說中去和夢想多年的女人約會的浪漫而憂郁的主人公。
屠格涅夫厭倦了那些無休無止的問題和原則，離開了被自己鄙視的國家，去了歐洲卻又對她充滿思念和愛戀。
卡喜歡屠格涅夫和他優美的小說，但是，說實話，卡卻并沒有像屠格涅夫小說中那樣，他并不是很多年來都在夢想着伊珂。
他隻是夢想着伊珂那樣的一個女人；也許伊珂偶爾曾在他的腦海中閃現過。
但自從他知道伊珂離開她丈夫後，他就開始想念伊珂了，雖然此前并沒有想念得那麼多，但現在為了和伊珂建立更深更現實的關系，卡就用他感覺到的音樂和屠格涅夫式的浪漫來彌補這一不足。
然而，走進糕餅店和她同坐在一起，他腦子裡屠格涅夫式的浪漫就消失了。
伊珂比剛才在旅館、比大學時顯得更漂亮。
她那真真實實的美麗，她那淡淡塗抹了的紅唇，她那白皙的膚色，她那眼眸中的明亮清澈，以及她那讓人感到親近的真誠，都使卡感到不安。
伊珂突然顯得如此的真誠，使卡擔心自己不是那麼自然。
生活中卡最擔心的是寫出很糟糕的詩，其次就是這種不自然的感覺。
“路上，我看到工人們從邊境卡爾斯電視台向民族劇院拉直播用的電纜，像拉晾衣繩一樣。
”他說，想以此來打開話題，但卻一點兒也沒笑，因為他擔心那樣一來會顯得自己是在嘲笑偏遠地區生活的乏味。
有一陣子，他們就像帶着善意、決定相互諒解的夫妻一樣，尋找着能心平氣和談論的共同話題。
一個話題剛結束，伊珂微笑着很有創造性地又找到了一個新的話題。
下着的雪、卡爾斯的貧困、卡的大衣、他們覺得對方沒多大的變化、煙難戒、卡在伊斯坦布爾見過的那些人……兩人的母親去世後都安葬在伊斯坦布爾的費裡科依墓地，這一點，正如他們所期望的那樣，拉近了他們倆之間的距離。
他們輕松地聊着一些話題，這種輕松就像知道了對方同屬一個星座的一對男女，相互間感到的——即使是裝出來的——那種暫時的輕松。
他們聊了聊兩位母親在他倆生活中的地位（很短），聊了聊卡爾斯的火車站為什麼幾乎成了一片廢墟（稍長），聊了聊他們見面的糕餅店所在的位置1967年前還是一座東正教教堂，教堂的門現在還收藏在博物館裡，聊了聊博物館裡亞美尼亞人大屠殺這一特别部分（一些遊客開始以為這部分是為了紀念被土耳其人殺害的亞美尼亞人，後來才知道剛好相反），聊了聊糕餅店裡僅有的那個半人半鬼、耳朵有點背的侍應生，聊了聊卡爾斯的茶館因為失業的人們喝不起而不賣咖啡，聊了聊引導卡到處采訪的報業人士和其他當地報紙的政治觀點（所有的報紙都支持軍人和現政府），他們還聊了聊卡從口袋裡取出的第二天的《邊境城市報》。
伊珂全神貫注地開始讀起報紙的第一頁，卡突然擔心伊珂是不是也和他在伊斯坦布爾見到的老朋友一樣，對他們來說惟一的現實是土耳其内心的痛苦和可悲的政治生活，她可能根本就不會有到德國去生活的念頭。
卡長時間地看着伊珂纖細的手，看着她那現在還令自己驚奇的秀麗面龐。
“你犯了什麼罪，判了你幾年?”伊珂溫柔地微笑着問。
卡告訴了她。
70年代末，土耳其許多小的政治性報紙什麼都能寫，人人都以因為刑法中的這一條而被判刑為榮，但誰都不會為此而進監獄，因為警察并沒有緊密搜捕那些經常變更住處的編輯、作家和譯者。
後來發生了軍事政變，這些改變住處的人們也漸漸開始被捕了，卡因為發表了一篇政治性的文章而被判了刑，而這篇文章卻是别人寫的，因為匆忙，卡看都沒看就拿去發表了。
被判了刑的卡逃到了德國。
“在德國你日子難過嗎?”伊珂問道。
“我學不會德語，但這卻保護了我。
”卡說。
“我的身體抵制德語，這卻使我保持了純潔，也保護了我的靈魂。
” 卡擔心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說出來會顯得可笑，但又因為伊珂那麼認真地聽着自己說話而感到幸福，因此他講述了自己的一些不為人
屠格涅夫厭倦了那些無休無止的問題和原則，離開了被自己鄙視的國家，去了歐洲卻又對她充滿思念和愛戀。
卡喜歡屠格涅夫和他優美的小說，但是，說實話，卡卻并沒有像屠格涅夫小說中那樣，他并不是很多年來都在夢想着伊珂。
他隻是夢想着伊珂那樣的一個女人；也許伊珂偶爾曾在他的腦海中閃現過。
但自從他知道伊珂離開她丈夫後，他就開始想念伊珂了，雖然此前并沒有想念得那麼多，但現在為了和伊珂建立更深更現實的關系，卡就用他感覺到的音樂和屠格涅夫式的浪漫來彌補這一不足。
然而，走進糕餅店和她同坐在一起，他腦子裡屠格涅夫式的浪漫就消失了。
伊珂比剛才在旅館、比大學時顯得更漂亮。
她那真真實實的美麗，她那淡淡塗抹了的紅唇，她那白皙的膚色，她那眼眸中的明亮清澈，以及她那讓人感到親近的真誠，都使卡感到不安。
伊珂突然顯得如此的真誠，使卡擔心自己不是那麼自然。
生活中卡最擔心的是寫出很糟糕的詩，其次就是這種不自然的感覺。
“路上，我看到工人們從邊境卡爾斯電視台向民族劇院拉直播用的電纜，像拉晾衣繩一樣。
”他說，想以此來打開話題，但卻一點兒也沒笑，因為他擔心那樣一來會顯得自己是在嘲笑偏遠地區生活的乏味。
有一陣子，他們就像帶着善意、決定相互諒解的夫妻一樣，尋找着能心平氣和談論的共同話題。
一個話題剛結束，伊珂微笑着很有創造性地又找到了一個新的話題。
下着的雪、卡爾斯的貧困、卡的大衣、他們覺得對方沒多大的變化、煙難戒、卡在伊斯坦布爾見過的那些人……兩人的母親去世後都安葬在伊斯坦布爾的費裡科依墓地，這一點，正如他們所期望的那樣，拉近了他們倆之間的距離。
他們輕松地聊着一些話題，這種輕松就像知道了對方同屬一個星座的一對男女，相互間感到的——即使是裝出來的——那種暫時的輕松。
他們聊了聊兩位母親在他倆生活中的地位（很短），聊了聊卡爾斯的火車站為什麼幾乎成了一片廢墟（稍長），聊了聊他們見面的糕餅店所在的位置1967年前還是一座東正教教堂，教堂的門現在還收藏在博物館裡，聊了聊博物館裡亞美尼亞人大屠殺這一特别部分（一些遊客開始以為這部分是為了紀念被土耳其人殺害的亞美尼亞人，後來才知道剛好相反），聊了聊糕餅店裡僅有的那個半人半鬼、耳朵有點背的侍應生，聊了聊卡爾斯的茶館因為失業的人們喝不起而不賣咖啡，聊了聊引導卡到處采訪的報業人士和其他當地報紙的政治觀點（所有的報紙都支持軍人和現政府），他們還聊了聊卡從口袋裡取出的第二天的《邊境城市報》。
伊珂全神貫注地開始讀起報紙的第一頁，卡突然擔心伊珂是不是也和他在伊斯坦布爾見到的老朋友一樣，對他們來說惟一的現實是土耳其内心的痛苦和可悲的政治生活，她可能根本就不會有到德國去生活的念頭。
卡長時間地看着伊珂纖細的手，看着她那現在還令自己驚奇的秀麗面龐。
“你犯了什麼罪，判了你幾年?”伊珂溫柔地微笑着問。
卡告訴了她。
70年代末，土耳其許多小的政治性報紙什麼都能寫，人人都以因為刑法中的這一條而被判刑為榮，但誰都不會為此而進監獄，因為警察并沒有緊密搜捕那些經常變更住處的編輯、作家和譯者。
後來發生了軍事政變，這些改變住處的人們也漸漸開始被捕了，卡因為發表了一篇政治性的文章而被判了刑，而這篇文章卻是别人寫的，因為匆忙，卡看都沒看就拿去發表了。
被判了刑的卡逃到了德國。
“在德國你日子難過嗎?”伊珂問道。
“我學不會德語，但這卻保護了我。
”卡說。
“我的身體抵制德語，這卻使我保持了純潔，也保護了我的靈魂。
” 卡擔心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說出來會顯得可笑，但又因為伊珂那麼認真地聽着自己說話而感到幸福，因此他講述了自己的一些不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