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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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許多記者都去了巴特曼。
負責調查此類事件的官員們則認為這種關注和報導會刺激一些女子對此進行效仿。
副市長在和卡的交談中說，據統計，卡爾斯的自殺人數遠遠低于巴特曼,“目前”并不反對對自殺者家屬進行采訪，隻是希望在和他們交談時盡量少用“自殺”這個詞，并且在《共和國報》上不要作誇張失實的報導。
目前由心理專家、警察、檢察官和負責宗教事務的官員們組成的一個專業工作組已經開始做準備，他們要從巴特曼到卡爾斯來，宗教事務部印有“人是真主的傑作，自殺是對主的亵渎”這一反對自殺的宣傳标語已經挂了起來，同樣标題的宣傳手冊也已經送至市政府準備發放了。
但副市長并不确信此類措施能制止在卡爾斯剛剛開始蔓延的自殺；他擔心這些“措施”可能起到反作用。
他認為許多女孩子之所以下決心自殺，是因為她們對政府、父親、男人們和宗教人士反對自殺的說教産生了反感。
“當然，毫無疑問自殺的原因就是這些女子生活得不幸福。
”副市長對卡說,“但如果生活的不幸福真是自殺的原因的話，那麼土耳其一半的婦女都會自殺的。
”留着刷子胡、長了一張松鼠臉的副市長說，婦女們已經對那些不停地進行說教、勸她們“别自殺!”的政府、家庭和宗教中的男人感到憤怒了，因此，在派來反對自殺的宣傳工作組中應該安排一位女士。
他驕傲地告訴卡，這個意見他已經向安卡拉作了書面說明。
自打一個女子從巴特曼來卡爾斯自殺後，關于自殺像瘟疫一樣會傳染的說法就出現了。
午後，在阿塔圖爾克街區的一座花園裡，在覆蓋着雪的棗樹下（沒讓卡他們進家門），那女子的舅舅抽着煙對卡講了他侄女的事：侄女兩年前嫁到了巴特曼，從早到晚都在家裡忙家務，但一直沒孩子，因而受到了婆婆的責難；但這些并不是充足的自殺理由，他認為這完全是因為她受到了巴特曼那些自殺女子的影響，尤其是在卡爾斯和家人在一起時，侄女看上去是那麼快樂，所以，在她将返回巴特曼的那天早晨，他們發現她死在了床上，床頭留了一封信，裡面寫她吞下了兩瓶安眠藥，對此他們都感到很吃驚。
把自殺想法從巴特曼帶到卡爾斯的這個女子死了一個月後，第一個進行效仿的就是她姨媽十六歲的姑娘。
卡答應老淚縱橫的姑娘父母，在報紙上詳細報導整個事件。
這次自殺的起因是姑娘的一個老師在班上說她不是處女。
謠言短時間裡傳遍了整個卡爾斯，後來本已和姑娘口頭訂了婚的男方不願意結這門婚事了，原先絡繹不絕的求婚者也不再登門，姑娘的外婆開始對她唠叨“你再也嫁不出去了”。
一天晚上，一家人看到電視上的結婚場面時，喝醉酒的父親開始哭了起來，姑娘把從外婆的藥盒子裡偷來并積攢起來的安眠藥一口吞了下去，永遠地睡着了（看來自殺的方法也和自殺的想法一樣，都會傳染）。
驗屍證明自殺的姑娘是處女，姑娘的父親不但怪罪于散布謠言的老師，也怪罪于從巴特曼來自殺的親戚家的那個女子。
他請求卡在報紙上寫清楚對她的怪罪是毫無根據的，他隻是想揭露這個制造謊言的老師，因此他把女兒自殺的所有細節都講得清清楚楚。
所有這些事件中，自殺的女子們都能找到合适的時間和地點來自殺，這使卡陷入了一種奇怪的絕望。
那些吞安眠藥的女子悄悄自殺的時候實際上是和别人同住一屋的。
讀着西方文學，在伊斯坦布爾尼尚坦石街長大的卡，每次想到自殺，總是認為這需要充足的時間，合适的地點，需要一個好幾天都無人來敲門的房間。
一想到這樣自在地吞了安眠藥片後喝着威士忌酒慢慢自殺，卡對那種時刻的無邊無際的孤獨是如此的恐懼。
他甚至沒有認真地考慮過自殺。
隻有一位“戴包頭巾的女孩”的自盡讓卡又感受到了這種孤獨感。
一個月零一周前，這個女孩上吊了。
這是師範學院的一名學生，先是因為戴包頭巾而不讓進教室上課，後來根據安卡拉方面的指令，她不準進校園。
女孩的家境在卡所采訪的家庭中算是最不貧困的。
傷心的父親從他開的小店的冰箱裡拿了瓶可口可樂請卡喝，卡了解到，女孩在自盡前，曾向家人和朋友們透露過要自殺的想法。
女孩可能是看到她母親和家裡其他一些成員戴包頭巾才跟着戴的，但把戴包頭巾作為伊斯蘭政治立場的一種标志是從學院禁止這麼做的領導和反抗的學生那裡知道的。
盡管女孩的父母給她壓力，她還是拒絕摘去頭巾，每次去學院總是被門口的警察擋回來。
由于缺課太多，學院準備開除她。
當她看到有些同學放棄了反抗，摘掉了頭巾，還有些同學戴上了假發，她開始對父親和朋友們說:“活着真沒意思”,“真不想活了”。
那些天裡，不管是政府的宗教部門，還是伊斯蘭教徒們，都在卡爾斯不斷通過手冊、标語宣傳自殺是最大的罪過，誰也想不到這個笃信宗教的女孩會自殺。
這個名叫苔絲麗梅的女孩，最後一個晚上，靜靜地看完連續劇《瑪麗安娜》，煮好茶給父母端去，回到自己屋内，小淨後做了禮拜，發了一會兒呆，做了祈禱，戴好頭巾，在燈鈎上懸梁自盡了。
負責調查此類事件的官員們則認為這種關注和報導會刺激一些女子對此進行效仿。
副市長在和卡的交談中說，據統計，卡爾斯的自殺人數遠遠低于巴特曼,“目前”并不反對對自殺者家屬進行采訪，隻是希望在和他們交談時盡量少用“自殺”這個詞，并且在《共和國報》上不要作誇張失實的報導。
目前由心理專家、警察、檢察官和負責宗教事務的官員們組成的一個專業工作組已經開始做準備，他們要從巴特曼到卡爾斯來，宗教事務部印有“人是真主的傑作，自殺是對主的亵渎”這一反對自殺的宣傳标語已經挂了起來，同樣标題的宣傳手冊也已經送至市政府準備發放了。
但副市長并不确信此類措施能制止在卡爾斯剛剛開始蔓延的自殺；他擔心這些“措施”可能起到反作用。
他認為許多女孩子之所以下決心自殺，是因為她們對政府、父親、男人們和宗教人士反對自殺的說教産生了反感。
“當然，毫無疑問自殺的原因就是這些女子生活得不幸福。
”副市長對卡說,“但如果生活的不幸福真是自殺的原因的話，那麼土耳其一半的婦女都會自殺的。
”留着刷子胡、長了一張松鼠臉的副市長說，婦女們已經對那些不停地進行說教、勸她們“别自殺!”的政府、家庭和宗教中的男人感到憤怒了，因此，在派來反對自殺的宣傳工作組中應該安排一位女士。
他驕傲地告訴卡，這個意見他已經向安卡拉作了書面說明。
自打一個女子從巴特曼來卡爾斯自殺後，關于自殺像瘟疫一樣會傳染的說法就出現了。
午後，在阿塔圖爾克街區的一座花園裡，在覆蓋着雪的棗樹下（沒讓卡他們進家門），那女子的舅舅抽着煙對卡講了他侄女的事：侄女兩年前嫁到了巴特曼，從早到晚都在家裡忙家務，但一直沒孩子，因而受到了婆婆的責難；但這些并不是充足的自殺理由，他認為這完全是因為她受到了巴特曼那些自殺女子的影響，尤其是在卡爾斯和家人在一起時，侄女看上去是那麼快樂，所以，在她将返回巴特曼的那天早晨，他們發現她死在了床上，床頭留了一封信，裡面寫她吞下了兩瓶安眠藥，對此他們都感到很吃驚。
把自殺想法從巴特曼帶到卡爾斯的這個女子死了一個月後，第一個進行效仿的就是她姨媽十六歲的姑娘。
卡答應老淚縱橫的姑娘父母，在報紙上詳細報導整個事件。
這次自殺的起因是姑娘的一個老師在班上說她不是處女。
謠言短時間裡傳遍了整個卡爾斯，後來本已和姑娘口頭訂了婚的男方不願意結這門婚事了，原先絡繹不絕的求婚者也不再登門，姑娘的外婆開始對她唠叨“你再也嫁不出去了”。
一天晚上，一家人看到電視上的結婚場面時，喝醉酒的父親開始哭了起來，姑娘把從外婆的藥盒子裡偷來并積攢起來的安眠藥一口吞了下去，永遠地睡着了（看來自殺的方法也和自殺的想法一樣，都會傳染）。
驗屍證明自殺的姑娘是處女，姑娘的父親不但怪罪于散布謠言的老師，也怪罪于從巴特曼來自殺的親戚家的那個女子。
他請求卡在報紙上寫清楚對她的怪罪是毫無根據的，他隻是想揭露這個制造謊言的老師，因此他把女兒自殺的所有細節都講得清清楚楚。
所有這些事件中，自殺的女子們都能找到合适的時間和地點來自殺，這使卡陷入了一種奇怪的絕望。
那些吞安眠藥的女子悄悄自殺的時候實際上是和别人同住一屋的。
讀着西方文學，在伊斯坦布爾尼尚坦石街長大的卡，每次想到自殺，總是認為這需要充足的時間，合适的地點，需要一個好幾天都無人來敲門的房間。
一想到這樣自在地吞了安眠藥片後喝着威士忌酒慢慢自殺，卡對那種時刻的無邊無際的孤獨是如此的恐懼。
他甚至沒有認真地考慮過自殺。
隻有一位“戴包頭巾的女孩”的自盡讓卡又感受到了這種孤獨感。
一個月零一周前，這個女孩上吊了。
這是師範學院的一名學生，先是因為戴包頭巾而不讓進教室上課，後來根據安卡拉方面的指令，她不準進校園。
女孩的家境在卡所采訪的家庭中算是最不貧困的。
傷心的父親從他開的小店的冰箱裡拿了瓶可口可樂請卡喝，卡了解到，女孩在自盡前，曾向家人和朋友們透露過要自殺的想法。
女孩可能是看到她母親和家裡其他一些成員戴包頭巾才跟着戴的，但把戴包頭巾作為伊斯蘭政治立場的一種标志是從學院禁止這麼做的領導和反抗的學生那裡知道的。
盡管女孩的父母給她壓力，她還是拒絕摘去頭巾，每次去學院總是被門口的警察擋回來。
由于缺課太多，學院準備開除她。
當她看到有些同學放棄了反抗，摘掉了頭巾，還有些同學戴上了假發，她開始對父親和朋友們說:“活着真沒意思”,“真不想活了”。
那些天裡，不管是政府的宗教部門，還是伊斯蘭教徒們，都在卡爾斯不斷通過手冊、标語宣傳自殺是最大的罪過，誰也想不到這個笃信宗教的女孩會自殺。
這個名叫苔絲麗梅的女孩，最後一個晚上，靜靜地看完連續劇《瑪麗安娜》，煮好茶給父母端去，回到自己屋内，小淨後做了禮拜，發了一會兒呆，做了祈禱，戴好頭巾，在燈鈎上懸梁自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