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的街道
關燈
小
中
大
像是個被醫生建議用拐杖來走路的病人。
“我們的城市是個安甯的地方。
我們已經趕走了搞分裂的恐怖主義分子。
但為了以防萬一。
” “如果卡爾斯是個安甯的地方，那就沒有這個必要了。
”卡說。
他心裡在希望警察局副局長再确認一下這裡的确是安全的，可卡瑟姆先生沒有再重複這句話。
首先他們去了城市北部最貧窮的街區，堡内街區和巴伊拉姆帕夏區。
雪似乎一點都沒有停下的意思。
大雪中塞爾達爾先生敲着夜屋的門，這些夜屋由石塊、煤磚和帶褶的薄闆搭成，他問開門的女人們她們的男人在不在家。
如果女人們認識他，他就用一種讓人放心的語氣介紹他的記者朋友，說他是因為選舉而從伊斯坦布爾來卡爾斯的，但來這兒不單單是為了選舉，他還要寫卡爾斯目前存在的問題，年輕女人們為什麼要自殺。
如果他們能把自己的麻煩告訴他，那對卡爾斯也是有好處的。
一些人把他們當作競選市長的候選人，顯得很高興，以為他們會帶來一罐罐的瓜子油、一箱箱的香皂，或者一袋袋的餅幹和面條什麼的，急切而又熱情地把他倆讓進屋來，還囑咐卡别怕對他們叫喚的狗。
另一些人則把他們的到來當作警察們搞的一種新式突襲和搜查，戰戰兢兢地開了門，當得知來人不是政府派來的便默不作聲了。
自殺年輕女子的家人們（卡在短短的時間内了解到了六起自殺事件）則都說，他們的孩子并沒表現出什麼不滿，他們對事件也感到十分震驚，他們非常傷心。
在這些巴掌大的屋子裡，有的地上什麼都沒鋪，有的鋪着機織地毯，冷得像冰窟窿，屋頂破舊。
他們坐在歪歪斜斜的椅子上，坐在似乎一家比一家多的孩子們中間——孩子們推推搡搡地玩耍着破的塑料玩具（小車、掉了一條胳膊的玩具娃娃）、舊瓶子、空藥盒和空茶葉盒，坐在時不時需要捅捅的火爐前，坐在用偷來的電采暖的電爐邊，坐在沒有聲音但一直都開着的電視機前，聽着卡爾斯說也說不完的傷痛和窮困，聽着失業者和自殺年輕女子們的故事。
母親們因為兒子失業或因為兒子進了監獄而痛哭流涕；搓澡工每天在澡堂忙碌十二個小時，卻仍難以讓自己的八口之家填飽肚子；失業者們經常因為手頭拮據猶豫還去不去茶館。
所有的這些人都抱怨着命運的不公，抱怨政府，他們向卡訴說着自己的痛苦，仿佛是在訴說家鄉和國家的傷痛。
所有的這些故事和憤怒都有一個共同點，盡管有從窗外射進來的白光，但這一共同點卻讓卡覺得進到屋裡後，屋子顯得十分昏暗，看不清屋裡的東西。
這種昏暗迫使他時不時地要把目光移向窗外飄落的雪，這種昏暗如同一層紗帳，以一種雪的沉寂的方式落在了他的腦海中，此時他的頭腦已聽不進這些關于貧困和不幸的故事了。
但他至死也不會忘記那些他所聽到的關于自殺的故事。
使卡感到震驚的不是故事中的貧困、無助和不理解，也不是做父母的如此不通情理，經常毆打自己的女兒，不允許她們出門；不是嫉妒的丈夫對妻子的壓迫，也不是她們身無分文的窘境。
真正讓卡感到震驚和害怕的是這些自殺在日常生活中發生得那麼突然，沒有任何征兆。
比如說，一個女孩被逼着要和一個上了年紀的茶館老闆訂婚，那天傍晚和以往一樣，女孩和她的父母、三個弟弟妹妹和奶奶一起吃完了晚飯，同她的弟弟妹妹們說說笑笑地收拾完餐桌後，和以往一樣去廚房拿甜食，但她從廚房來到花園，翻過窗子進到了父母的卧室，用父親的獵槍打死了自己。
聽到槍聲後，女孩的父母以為她還在廚房，卻在卧室發現她躺在血泊中，他們想不明白她為什麼要自殺，也想不明白她怎麼從廚房到了卧室。
另外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和每天傍晚一樣，和兩個兄弟搶遙控器，争電視看，孩子們吵了起來，她父親過來狠揍了她兩個耳光，她回到自己屋裡像喝汽水一樣一口氣喝下了一大瓶農藥摩爾塔林，死了。
另外一個是十五歲就戀愛結了婚的女子，六個月前剛生完孩子，丈夫失了業，郁郁寡歡，常常打她，她再也忍受不了，和丈夫大吵一架後，走進廚房，把門鎖上了，丈夫意識到她在裡面要做什麼，大喊大叫着想把門砸開，那女子卻用事先早就準備好的吊鈎和繩子上了吊。
在所有這些事件中，由生到死的這種轉變以一種讓卡感到迷惑的令人絕望的速度發生。
釘在天花闆上的鈎子，之前就裝好子彈的武器，從旁邊屋子拿到卧室裡的農藥瓶子，所有這些都證明這些年輕女子早就有了自殺的念頭。
姑娘、少婦們突然開始自殺，這最初是在距離卡爾斯幾百公裡外的巴特曼發生的。
世界上男人的自殺人數是婦女自殺人數的三四倍，而在巴特曼，婦女自殺人數是男人的三倍多，并且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數的四倍，這些現象最初引起了安卡拉國家統計局的一位年輕而又勤奮的工作人員的注意，他的一位記者朋友在《共和國報》登了一則短新聞，但在土耳其誰也沒有對此表示關注。
德國和法國駐土耳其的記者讀了這則新聞後去巴特曼作了采訪，并在他們本國進行了報導，這才引起土耳其報紙對自殺問題的關注，國
“我們的城市是個安甯的地方。
我們已經趕走了搞分裂的恐怖主義分子。
但為了以防萬一。
” “如果卡爾斯是個安甯的地方，那就沒有這個必要了。
”卡說。
他心裡在希望警察局副局長再确認一下這裡的确是安全的，可卡瑟姆先生沒有再重複這句話。
首先他們去了城市北部最貧窮的街區，堡内街區和巴伊拉姆帕夏區。
雪似乎一點都沒有停下的意思。
大雪中塞爾達爾先生敲着夜屋的門，這些夜屋由石塊、煤磚和帶褶的薄闆搭成，他問開門的女人們她們的男人在不在家。
如果女人們認識他，他就用一種讓人放心的語氣介紹他的記者朋友，說他是因為選舉而從伊斯坦布爾來卡爾斯的，但來這兒不單單是為了選舉，他還要寫卡爾斯目前存在的問題，年輕女人們為什麼要自殺。
如果他們能把自己的麻煩告訴他，那對卡爾斯也是有好處的。
一些人把他們當作競選市長的候選人，顯得很高興，以為他們會帶來一罐罐的瓜子油、一箱箱的香皂，或者一袋袋的餅幹和面條什麼的，急切而又熱情地把他倆讓進屋來，還囑咐卡别怕對他們叫喚的狗。
另一些人則把他們的到來當作警察們搞的一種新式突襲和搜查，戰戰兢兢地開了門，當得知來人不是政府派來的便默不作聲了。
自殺年輕女子的家人們（卡在短短的時間内了解到了六起自殺事件）則都說，他們的孩子并沒表現出什麼不滿，他們對事件也感到十分震驚，他們非常傷心。
在這些巴掌大的屋子裡，有的地上什麼都沒鋪，有的鋪着機織地毯，冷得像冰窟窿，屋頂破舊。
他們坐在歪歪斜斜的椅子上，坐在似乎一家比一家多的孩子們中間——孩子們推推搡搡地玩耍着破的塑料玩具（小車、掉了一條胳膊的玩具娃娃）、舊瓶子、空藥盒和空茶葉盒，坐在時不時需要捅捅的火爐前，坐在用偷來的電采暖的電爐邊，坐在沒有聲音但一直都開着的電視機前，聽着卡爾斯說也說不完的傷痛和窮困，聽着失業者和自殺年輕女子們的故事。
母親們因為兒子失業或因為兒子進了監獄而痛哭流涕；搓澡工每天在澡堂忙碌十二個小時，卻仍難以讓自己的八口之家填飽肚子；失業者們經常因為手頭拮據猶豫還去不去茶館。
所有的這些人都抱怨着命運的不公，抱怨政府，他們向卡訴說着自己的痛苦，仿佛是在訴說家鄉和國家的傷痛。
所有的這些故事和憤怒都有一個共同點，盡管有從窗外射進來的白光，但這一共同點卻讓卡覺得進到屋裡後，屋子顯得十分昏暗，看不清屋裡的東西。
這種昏暗迫使他時不時地要把目光移向窗外飄落的雪，這種昏暗如同一層紗帳，以一種雪的沉寂的方式落在了他的腦海中，此時他的頭腦已聽不進這些關于貧困和不幸的故事了。
但他至死也不會忘記那些他所聽到的關于自殺的故事。
使卡感到震驚的不是故事中的貧困、無助和不理解，也不是做父母的如此不通情理，經常毆打自己的女兒，不允許她們出門；不是嫉妒的丈夫對妻子的壓迫，也不是她們身無分文的窘境。
真正讓卡感到震驚和害怕的是這些自殺在日常生活中發生得那麼突然，沒有任何征兆。
比如說，一個女孩被逼着要和一個上了年紀的茶館老闆訂婚，那天傍晚和以往一樣，女孩和她的父母、三個弟弟妹妹和奶奶一起吃完了晚飯，同她的弟弟妹妹們說說笑笑地收拾完餐桌後，和以往一樣去廚房拿甜食，但她從廚房來到花園，翻過窗子進到了父母的卧室，用父親的獵槍打死了自己。
聽到槍聲後，女孩的父母以為她還在廚房，卻在卧室發現她躺在血泊中，他們想不明白她為什麼要自殺，也想不明白她怎麼從廚房到了卧室。
另外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和每天傍晚一樣，和兩個兄弟搶遙控器，争電視看，孩子們吵了起來，她父親過來狠揍了她兩個耳光，她回到自己屋裡像喝汽水一樣一口氣喝下了一大瓶農藥摩爾塔林，死了。
另外一個是十五歲就戀愛結了婚的女子，六個月前剛生完孩子，丈夫失了業，郁郁寡歡，常常打她，她再也忍受不了，和丈夫大吵一架後，走進廚房，把門鎖上了，丈夫意識到她在裡面要做什麼，大喊大叫着想把門砸開，那女子卻用事先早就準備好的吊鈎和繩子上了吊。
在所有這些事件中，由生到死的這種轉變以一種讓卡感到迷惑的令人絕望的速度發生。
釘在天花闆上的鈎子，之前就裝好子彈的武器，從旁邊屋子拿到卧室裡的農藥瓶子，所有這些都證明這些年輕女子早就有了自殺的念頭。
姑娘、少婦們突然開始自殺，這最初是在距離卡爾斯幾百公裡外的巴特曼發生的。
世界上男人的自殺人數是婦女自殺人數的三四倍，而在巴特曼，婦女自殺人數是男人的三倍多，并且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數的四倍，這些現象最初引起了安卡拉國家統計局的一位年輕而又勤奮的工作人員的注意，他的一位記者朋友在《共和國報》登了一則短新聞，但在土耳其誰也沒有對此表示關注。
德國和法國駐土耳其的記者讀了這則新聞後去巴特曼作了采訪，并在他們本國進行了報導，這才引起土耳其報紙對自殺問題的關注，國